弗蘭克不只在視覺影像上掀起革命，他之所以重要，更在於他對美國20世紀50年代的文化做了最深刻的批判，而與「垮掉的一代」等地下文學的精神互相應和。
No.1 倫敦，1950
No.2 巴黎，1950
No.3 倫敦，1951
No.4 巴士，1955—1956
在轉向報道攝影之前的弗蘭克，曾受當代最重要的藝術指導阿列克謝·布魯多維奇的指導而替Harper's Bazaar雜誌拍照。很快他就厭倦於名雜誌和經紀人的僵化要求，而於二十九歲那年，與愛德華·斯泰肯前往歐洲，為「戰後歐洲攝影家」的大展覽挑選照片。回美後，他申請了古根海姆基金會9的獎助，由於得到伊文斯的幫助，他成為第一個獲得此獎助金的歐洲人。有了財物的資助他便開始旅行整個美國，並且以空前的手法記錄了絕望時代的孤立形象。
在弗蘭克的照片裡，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都是他表現的題材，如自動點唱機、空房裡的電視、電梯門口一瞥、馬路汽車……美國對他來說是由孤立的個人所組成的，人們對週遭的一切感到焦慮不安，遺失在個人的世界裡——所謂的工業奇跡——並深為所苦。
他反對布列松的「決定性時刻」哲學，認為「攝影不該記錄無所謂的剎那，攝影不必要攫取情緒最高漲的瞬間」，而採用十分不經意的手法去拍照，開創了即興攝影的新領域。
有人批評弗蘭克醜化美國人，無情地拆穿了「美國夢」。不過肯定他的人卻這麼認為：
弗蘭克表現了社會的分裂、人類的孤立，但在絕望的臉孔中，人人有他的尊嚴與高貴，他的照片是對生活的肯定，出自愛，而不是恨和幻滅。
無可否認，弗蘭克的即興技巧完美地構成了自身獨特的風格。從他的照片上，我們可以隱約感覺到伊文斯的影響——對世俗對像意義的瞭解和構圖的平實感，以及勃蘭特的啟示——超寫實、詩意和記錄性的手法。這兩種極端的風格，在弗蘭克身上有很巧妙的匯合。他曾這麼為自己的作品下過莫測高深的註腳：
黑與白是希望與絕望的影像。
什麼是黑？什麼是好？上帝在哪裡？這些問號在弗蘭克的照片中一一被提出，最後希望與絕望結合在一起，成為和諧的黑白影像，令人從無可寄望的宿命中覺醒，勇敢地接受現實，並向命運挑戰。弗蘭克的東山再起，就是明證。
No.5 新澤西，1955—1956
No.6 酒吧，1955—1956
No.7 日安大師，1974
No.8 馬裡布，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