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盛大的影展「人類一家」的籌備期間（1947），主辦人愛德華·史泰欽（1879—1973）在挑選照片時，曾被英國攝影家比爾·勃蘭特的影像大大觸怒了。這位人道思想濃厚的攝影長輩是紐約現代美術館的攝影部主任，主宰著全世界的攝影走向，然而他對當時已頗有名氣的勃蘭特卻頗不以為然，認為在那些刻意加工處理的高反差相片裡有著極為強烈的主觀偏見，不能平實反映對像本貌，與「人類一家」所要呈現的世界大同理想有著距離。
最後勃蘭特以一張倫敦街頭嬉戲的孩童的作品被選入展覽裡，但這張實在非「勃蘭特式」的照片，等於不承認他對人性特殊的詮釋方式。勃蘭特就像是「當代影像大家族」的外來客，只歇個腳就走出門檻繼續流浪下去。
這個事件最能代表勃蘭特的影像工作在那個年代裡所受到的待遇。他從1929年就開始拍照，由於一向都不理會時尚的潮流，獨自走著一條孤獨的小徑，以至於到了20世紀50年代還只受到「極有限的支持與認可」——尤其在自己的祖國。可是勃蘭特從來不理會在那一座影像殿堂裡才能尋得的庇護，他只想拍令自己感興趣的主題。很早以前他就這麼說過：
攝影到現在還是個非常新的媒體，一切都必須敢於嘗試。攝影沒有法則，不是運動，不必為著什麼使命，不管如何達到目的地，結果才是該重視的。
這種論調從近來的攝影潮流和趨向來看，倒是件稀鬆平常的事，但在那個年代裡，可是近乎異端邪說了。不過這位「人類一家」的過客，在今天總算被廣泛地接受了。他不但是公認的英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攝影家，同時還是影像能被立即認出，卻又不陷入個人模式的少數大師級人物。勃蘭特使攝影變成「影像的實驗」工作，替無數後進壯了膽，使大家敢於把自己內心古里古怪的念頭借照相機來試驗其可行性。底片就像藍紅石蕊紙一樣，測出每人的取向，並且在暗房作業中，用顯影、定影證實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