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特·桑德選了威斯特沃這個鄉村作為研究的對象。他曾如此回憶：
從小我就熟悉這些人的生活……因此，一開始我就從個別類型的村民當中，看到一種相同的典型。那是人類品質的記號。
No.1 年輕的莊稼漢，1914
No.2 奪取錦標歸，1927
這種以一個特定的地方作為自己記錄一個時代特質基地的方式，很是有效。人們同在一塊土地上，說同一種方言，有著同樣的習俗、信仰，自然就形成一種精神化的類型。
桑德盡量在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當中，抓住同一血緣的內涵。他在不同的臉孔、異樣的眼神、各種各樣的姿勢和互異的裁切構圖當中，都表現出日耳曼民族的驕傲、倔強、嚴肅、不輕易放鬆自己的同一品性。他們都背負著同樣的傳統包袱，在壓力下有著同樣深沉的憂鬱。
他的工作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中斷。被召回軍隊的桑德也嘗到了戰敗的苦果。戰後，他的攝影棚被急需身份證的人們所擠滿，最後他乾脆叫一大堆人排在一塊兒，拍成團體照，再一個人頭一個人頭剪下來成為個人照。這種方式養成他日後很喜歡表現群體人物的習慣。
眾所周知，兩個人以上的照片最難拍，因為很難從不同個性的對象中，組合出新的意義來。然而桑德的多人照片裡，卻傳達出「族群」的新含義。
桑德所拍的個人照片幾乎都有一種「我是民族的一分子，不只是個人而已」的意味，而他的多人照片更是強化這種「人類族譜」的特質，明確表達著「我們是這時代的一分子，而非只是哥兒倆」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