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堅寫給家屬至親
1935年3月20日
劉伯堅（1895—1935），革命家，紅軍烈士。1921年與周恩來等發起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被派往蘇聯學習軍事。到中央蘇區後，任蘇區工農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中央紅軍長征後，留在蘇區堅持鬥爭。1935年3月率部隊突圍時不幸負傷被捕。敵人為炫耀勝利，押著負傷戴鐐的劉伯堅在大余縣（今大余縣）遊街示眾。劉伯堅寫下了慷慨激昂的《帶鐐行》：「帶鐐長街行，蹣跚復蹣跚，市人爭矚目，我心無愧怍。」
王叔振（1906—1935），紅軍烈士，曾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科科長。劉伯堅夫人，與劉伯堅育有三子。1934年秋，紅軍長征後留在江西，1935年3月成功突圍到達福建，卻先於劉伯堅被殺害。
1935年3月20日，劉伯堅在給親人留下最後一封信之後壯烈犧牲。這一天，他並不知道妻子已經離世，中央紅軍正在第四次渡過赤水河。他也不知道，收養了他小兒子熊生的黃蔭胡，後來為保護熊生犧牲了生命。為了讓熊生能夠上學讀書，黃家賣掉了自己的親生骨肉。知道了這一切的熊生，長大後再也沒有離開這片紅土地。
劉伯堅寫給兄嫂
鳳笙大嫂並轉五六諸兄嫂：
本月初在唐村寫寄給你們的信，絕命詞及給虎、豹、熊諸幼兒的遺囑，由大余縣郵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
弟不意現在尚留人間，被押在大余粵軍第一軍軍部，以後結果怎樣，尚不可知，弟準備犧牲，生是為中國，死是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
現有兩事須要告訴你們，請注意！
一、你們接我前信後必然要悲慟失常，必然要想方法來營救我。這對於我都不須要，你們千萬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鄧寶珊兄來營救我。於、鄧雖然同我個人感情雖好，我在國外，叔振在滬時還承他們殷殷照顧，並關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險，但我為中國民族爭生存、爭解放，與他們走的道路不同。在滬晤面時鄧對我表同情，於說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為救中國而犯危險，遭損害，不須要找他們來營救我、幫助我，使他們為難。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須要把我這件小事秘密起來，不要在北方張揚……這對於我絲毫沒有好處，而只是對我增加無限的侮辱，喪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囑（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兒生後一月，即寄養福建新泉芷溪黃蔭胡家，豹兒今年寄養在往來瑞金、會昌、於都、贛州這一條河的一隻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羅高廿餘歲，裁縫出身，攜帶豹兒。船老闆是瑞金武陽圍的人，叫賴宏達。有五十多歲，撐了幾十年的船，人很老實，贛州的商人多半認識他。他的老闆娘叫郭賤姑，他的兒子叫賴連章（記不清楚了），媳婦叫做梁照娣。他們一家人都很愛豹兒，故我寄交他們撫育。因我無錢，只給了幾個月的生活費，你們今年以內派人去找著，還不致於餓死。
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我四川的家聽說久已破產，又被抄沒過，人口死亡殆盡，我已八年不通信了。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諸兄嫂明達當能瞭解，不致說弟這一生窮苦，是沒有用處。
劉伯堅寫給妻子王叔振
叔振同志：
我的絕命書及遺囑你必能見著，我直寄陝西鳳笙及五六諸兄嫂。
你不要傷心，望你無論如何要為中國革命努力，不要脫離革命戰線，並要用盡一切的力量教養虎、豹、熊三幼兒成人，繼續我的光榮的革命事業。
我葬在大余梅關附近。
十二時快到了，就要上殺場，不能再寫了，致以最後革命的敬禮。
劉伯堅
三月二十日於大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