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蜜蜂
步履蹣跚地爬出
牡丹花
——松尾芭蕉
1
為什麼萬物之始總有光？多里戈·埃文斯最早的記憶是陽光湧入一間教堂大廳，他和母親、外祖母坐在那兒。大廳是木結構的，有極其耀眼的光。他蹣跚著在光的籠罩中前後走動，投入兩個女人的臂彎。深愛他的女人。就像投身大海又回到沙灘。一次又一次。
“保佑你。”媽媽說著，抱住他，又放開，“保佑你，孩子。”
那肯定是一九一五年或一九一六年，他一兩歲的時候。後來，影子來了，給它賦形的是一隻舉起的前臂，它黑色的輪廓在一個煤油燈油膩膩的燈光中跳動。傑基·馬圭爾坐在埃文斯家黑暗的小廚房裡哭泣。那個時代除了嬰兒沒人哭。傑基·馬圭爾是個老男人，四十歲左右，或者更老。他在用手背擦掉他麻子臉上的眼淚。也許用的是手指？
只有他的哭泣固定在埃文斯的記憶裡。那聲音就像什麼東西在破碎。它慢下來的節奏讓埃文斯想到兔子的脖子被圈套扼住時，它用後腿蹬地發出的悶響，這是他聽過的聲音裡唯一與之相似的。他當時九歲，進屋是為了給媽媽看拇指上的一個血泡，他幾乎想不出來有什麼聲音可以跟馬奎爾的哭聲相比。以前，他只見過一次男人哭。那是一個令人震驚的場面。他哥哥從世界大戰的法國戰場回來，下了火車。他把軍用挎包甩在側軌滾燙的塵土上，突然淚如泉湧。
看著哥哥，多里戈·埃文斯納悶一個成年男人怎麼會哭。後來，哭泣變成只是感受的強化，感受變成生活唯一的指南針。感受變成人們追逐的潮流，而情感變成劇場，人們在台上演戲，下台後不知自己是誰。有生之年，多里戈·埃文斯將會看到所有這些變化。他會緬懷一個人們恥於哭泣的時代，那時候，人們害怕哭泣暴露弱點，招致麻煩。他會看到人們為不值得稱道的事受到讚揚，只因為他們認為真相會破壞他們的感受。
湯姆到家的那個晚上，他們把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相片投進篝火。至於戰爭、德國人，還有他們聽說過的毒氣彈、坦克、戰壕，湯姆什麼也沒說。他一言不發。一個人的感受並不總是等於生活的全部。有時候它說明不了什麼。他只是直勾勾地盯著篝火。
2
快樂的人沒有過去，不快樂的人除了過去一無所有。多里戈·埃文斯到晚年時總也弄不清這話是他在哪兒讀來的，還是他自己編出來的。編造，打亂，拆散。拆得粉碎。從石頭到沙礫到灰塵到泥巴到石頭，世界就這麼運轉，正如他刨根問底要求媽媽解釋世界為什麼是這樣或那樣時，媽媽總是說：“世界是怎樣就怎樣。”“世界就這樣，孩子。”遊戲時為了搭起一個堡壘，他用力想把一塊石頭從巖堆裡抽出來，一塊更大的石頭掉下來砸在他的拇指上，指甲下起了一個大血泡，陣陣發疼。
媽媽抱起多里戈，胳膊一揚，把他放到廚房的桌上，那兒燈光最亮，她避開傑基·馬圭爾古怪的眼神，把兒子的拇指舉到燈光下。傑基·馬圭爾抽泣著說了一些什麼。他妻子上星期帶著他們最小的孩子坐火車去了朗塞斯頓，沒有回來。
多里戈的媽媽拿起切肉刀，在刀鋒上抹了油乎乎的一溜凝固的羊脂。她把刀尖放進爐灶的煤堆上。一股細煙升騰而起，廚房裡瀰漫著羊肉烤焦的味道。她抽出刀，紅彤彤的刀尖閃爍著一點點白熾的火星，這景象立刻令多里戈覺得既神奇又可怕。
“別動。”她說著，抓住他的手，用力之大把他嚇了一跳。
傑基·馬圭爾在說他怎麼坐郵車到朗塞斯頓找他妻子，但是怎麼也找不到。而多里戈·埃文斯眼睜睜地看著火紅的刀尖觸到他的指甲，血泡開始冒煙並被燒出一個洞來，他聽到傑基·馬圭爾說——
“她從地表消失了，埃文斯太太。”
煙氣消散，一小股黑血從拇指上流下來，血泡的疼痛和對熱切肉刀的恐懼都消失了。
“走吧。”多里戈的媽媽說著，用手肘推他下桌。“快去吧，孩子。”
“消失了！”傑基·馬圭爾說。
這都發生在當世界遼闊而塔斯馬尼亞島還是整個世界的時候。在它眾多偏僻的、被人遺忘的村落中，幾乎沒有比克利夫蘭村更偏僻、更被人遺忘的。這個小村子住著大約四十個人，多里戈·埃文斯就住在這裡。這個過去流放犯人時建為驛站的小村，隨著時世艱難而衰落，被人遺忘，現在作為鐵路側線站而倖存下來，有十來幢搖搖欲墜的喬治時代風格的建築，還零星散落著一些帶走廊的小木樓，蔭庇著一百年來經受流放與失落之苦的人。
村子後面的林地長著虯曲的杏仁香桉樹和在熱浪中起伏搖擺的銀合歡樹，小村的夏天酷熱難熬，冬天同樣難熬。電和廣播還沒有傳到這裡。那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但是跟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沒有什麼兩樣。許多年後，湯姆說它就像一個垂死的世界中漫長的秋天，這個男人本來是不喜歡比喻的，但也許是因為他自己死期漸近，對死亡的恐懼令他作此比喻，反正多里戈當時是這樣想的。
他們的父親是養路工人，全家住在塔斯馬尼亞政府鐵路蓋在鐵道邊的一棟封簷板小屋裡。夏天沒水時，他們就提著桶到給火車頭供水的大水箱裡打水。他們睡覺蓋的是從抓來的負鼠身上剝下的皮，吃的是用陷阱夾住的兔子，用槍獵殺的沙袋鼠，以及地裡種的土豆和烘烤的麵包。父親熬過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大蕭條，親眼見過有人在霍巴特的街上餓死，所以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有幸在這樣一個工人天堂裡度過餘生。不過在不那麼樂觀的時候，他又會說：“你像狗一樣活著，就會像狗一樣死掉。”
多里戈·埃文斯放假有時是跟湯姆一起過的，因此認識了傑基·馬圭爾。他會搭喬依·派克的運貨馬車去湯姆那兒，他坐在車後，從克裡夫蘭出發到芬葛谷的岔路口。喬依管拉車的老馬叫格蕾西，格蕾西歡快地小步走時，多里戈會前後搖擺，想像自己成了那些枝幹彎曲得非常誇張的杏仁香桉樹上的一根樹枝，觸摸著頭頂廣袤的藍天飛馳而過。他會聞到濕樹皮和枯樹葉的味道，看到一群群紅綠斑駁的紅耳綠鸚鵡在遠處的空中歡快地叫。他著迷地傾聽鷦鷯和吸蜜鳥的歌聲，灰鶲抽鞭子一樣的叫聲，間雜以馬車的皮挽繩、木車軸和鐵的鉸鏈嘎吱作響的聲音，一切都刺激著他的感官，令他恍如回到夢中。
他們沿著過去的馬車道走，經過馬車旅館，通鐵路以後馬車旅館就沒生意了，現在頹敗得幾乎成了廢墟，裡面住著幾戶窮人，其中有傑基·馬圭爾家。每隔幾天，一大團飛揚的塵土會宣告一輛汽車的到來，孩子們會從灌木叢和房子裡鑽出來，追趕這團喧囂的塵土，一直追到肺裡像火燒，兩腿重得像鉛塊。
在芬葛谷的岔路口，多里戈·埃文斯滑下馬車，向喬依和格蕾西揮手告別，起步向盧埃林走。盧埃林這個小鎮唯一奇特之處是它比克利夫蘭還要小。到了盧埃林，他會大踏步朝東北方向走，穿過一些柵欄圍起的土地，參照本·洛蒙德山白雪皚皚的宏偉山巒確定方位，再穿過一片灌木叢生的荒地走向山背後被雪覆蓋的鄉野。在那兒，湯姆的工作是下活套捕負鼠，干兩周休一周。多里戈會在下午三點左右到達湯姆的住處，那是一個窩在山脊下凹進去的拐彎處的山洞。山洞比他們家那個屋頂低矮傾斜的廚房還小一點，在洞裡最高的地方，湯姆才能低頭站直。整個山洞就像雞蛋一樣中間寬兩頭窄，入口上方的岩石像屋簷似的伸出去，這意味著那兒可以整夜生火，使山洞暖和。
湯姆有時會讓傑基·馬圭爾和他一起幹。他目前二十出頭，有一副好嗓子，常常在夜裡唱一兩支歌。之後，多里戈會湊著火光給傑基·馬圭爾和湯姆朗讀一些從過期的《簡報》和《史密斯週報》上挑出的內容，這些過期報紙是兩個負鼠捕手全部的文字收藏。傑基·馬圭爾不識字，湯姆則自稱識字。他們喜歡聽多里戈念“羅絲阿姨建議”專欄裡的文章，或者他們認為“機靈”甚至“非常機靈”的民間詩歌。過了一段時候，多里戈開始給他們背誦一些別的詩歌，是他學校的一本名叫《英語美文》的書裡的。他們最喜歡丁尼生的《尤利西斯》。
傑基·馬圭爾的麻子臉在火光中微笑，亮閃閃的，像剛出爐的梅子布丁，他會說：“啊，他們這些老傢伙！他們把詞兒串起來，緊得比卡住兔脖子的銅套子還厲害！”
多里戈沒有告訴湯姆在馬圭爾太太失蹤前一周他自己看到了什麼：哥哥的一隻手在她裙子裡向上摸，她的身子緊靠在馬車旅館後的雞捨上。這是一個身材矮小、感情熾烈的女人，生著當地人中少見的黑皮膚。湯姆的臉轉向一邊貼在她的脖子上。他知道哥哥在吻她。
後來的許多年裡，多里戈經常想起傑基·馬圭爾太太，他始終不知道她的名字，就像他在戰俘營裡天天做夢想吃的食物——在那兒又不在那兒，向上擠壓進到他的顱骨，總在他向它伸手去夠的那一刻消失。過了一段時間，他不再那麼經常想她了；漸漸地，他再也想不起她了。
3
多里戈是家裡唯一在十二歲基礎教育結束時通過能力測試的孩子，他也因而獲得獎學金上朗塞斯頓中學。他比同年的孩子成熟。上學第一天，午飯時間，他到處轉悠，最後到了一片被稱作超級操場的平地，那裡到處是枯草塵土和樹皮樹葉，一邊有好幾棵高大的桉樹。他觀察一些三四年級的大男孩已經有成年人的肌肉，有的鬢角已經不短了。他們大致排成兩排，推搡、碰撞、移動身體，像在跳某種部落舞蹈一般。接著開始神奇的“對踢”。一個男孩把球從他自己的一排踢向場子另一頭的那一排。那一排的男孩全都跑去接球，如果球從高處來，他們就跳到空中伸手去夠。誰接到球誰就贏得踢球的機會。爭奪非常激烈，相應的，勝者轉眼被奉為神。對勝者來說，同樣神聖的是他的獎賞，就是把球踢回到對方那裡，開始新一輪“對踢”。
整個午飯時間就這樣過去了。高年級的孩子肯定佔上風，他們接住大部分球，贏了大部分踢球機會。有幾個低年級孩子也能接住幾次球踢幾腳，但許多人只能接到一次或者一次都沒有。
第一天的整個午飯時間多里戈都在看。另一個初一男孩告訴他，至少要等到初二才有機會參加“對踢”——那些大男孩身體太壯、速度太快；為了擺脫對手，他們根本不在乎用胳膊肘撞頭，用拳頭打臉，用膝蓋頂背。多里戈注意到幾個個頭小點兒的男孩跟在隊伍後面，離幾步遠，隨時準備撿漏，去接偶爾被踢得太高、從混亂的人群上空飛過來的球。
第二天他也參加了。第三天，從隊員肩膀上方望去，他看見一隻球晃晃悠悠地從空中飛來，他意識到自己就站在人群後面。一瞬間，球彷彿靜止在陽光裡，他知道這球注定得由他來接。他拔腿衝進人群，他能聞見桉樹上螞蟻的味道，感覺那些枝幹像粗繩索似的影子變得淺淡。時間變慢了，他發現最壯最快的男孩子們正向他想好的位置跑去。沒關係，他知道那個從太陽方向飛來的球是他的，他只要伸手去夠就行了。他緊緊盯著球，覺得按他現在的速度來不及的時候，他就跳了起來，雙腳踩在一個男孩背上，膝蓋靠在另一個男孩肩膀上，就這樣高過所有男孩，正面迎著刺眼的陽光而上。在爭奪最激烈的當口，他奮力向上伸長胳膊，感覺球到手中了，現在可以落地了。
他的雙手緊緊地把球抱在懷裡，背部重重地著地，摔得他幾乎停止了呼吸。他大口大口喘著粗氣站起來，站在陽光裡，手握橢圓形的球，準備進入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他步履蹣跚地走回來，躁亂的人群敬畏地在他周圍讓出一片空地。
“你他媽是誰？”一個大男孩問。
“多里戈·埃文斯。”
“這球你接得真絕，多里戈。該你踢了。”
桉樹皮的氣味和塔斯馬尼亞正午直剌剌的藍色光照都強烈得令他睜不開眼，他得瞇起眼睛避免刺眼的強光，灼熱的陽光照在他緊繃的皮膚上，其他男孩短短的、輪廓分明的影子，站在一個臨界點上的感覺——滿懷喜悅進入新世界而舊世界依然可以感知，可以進入，尚未消失——所有這些他都感受到了，正如他感受到了滾燙的塵土，其他男孩的汗水和笑聲，還有和他們在一起的那種奇異又純粹的歡樂。
“踢呀！”他聽到有人大叫，“給這東西來一腳，鈴一響就全結束了。”
在他意識的最深處，多里戈·埃文斯知道他過往的生命全是為了到達這個時刻的旅行，在他迎著太陽躍上去的那一刻，以後他只會離這一刻越走越遠。生命永遠不會再像那一刻這樣充滿意義，無比真實。
4
“我們兩個真是聰明啊，對吧？”艾米說。她正和他躺在旅館房間的床上，一根手指撥弄著他蓬亂的卷髮，聽他背誦《尤利西斯》，此時離他看見傑基·馬圭爾在他媽媽面前哭泣，已經過去十八年了。這個房間位於一家破敗的旅館三樓，門外長長的遊廊遮蔽了樓下的馬路和對面的沙灘，給他們彷彿坐在南冰洋上的幻覺，聽得見下面的海水毫不停歇地撞擊、奔騰。
“這是障眼法，”多里戈說，“就像從你耳朵後面掏出一枚硬幣來。”
“不，這不是。”
“是的，”多里戈說，“這不是。”
“那是什麼呢？”
多里戈拿不準。
“還有，那些希臘人和特洛伊人，他們幹什麼呢？那麼干有什麼區別？”
“特洛伊人像一家人那樣團結，但他們輸了。”
“那希臘人呢？”
“希臘人？”
“不是希臘人，難道是阿德萊德港口隊的‘喜鵲’1？當然是希臘人。他們怎麼回事呢？”
“武力征服。可希臘人是我們的英雄，他們總打勝仗。”
“為什麼？”
他不知道究竟為什麼。
“他們當然有障眼法，”他說，“特洛伊木馬是給諸神的祭獻，肚子裡卻藏著帶給很多人的死亡。一樣東西掩護另一樣東西。”
“那我們為什麼不恨他們呢？恨希臘人？”
他也不知道究竟為什麼。他越想越說不出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團結的特洛伊人會滅亡。他隱約感到，諸神祇是時間的另一個稱謂；可是他覺得把這說出來很傻，就跟說我們永遠無法戰勝諸神一樣傻。雖然他快二十八歲，可他已經接近宿命論者了，至少對自己的命運是如此。就像生命可能被呈現，但永遠無法解釋，而詞句，一切沒有直接解釋事物的詞句，對他來說都真實不過。
他的目光越過艾米的裸體，越過她胸臀之間纖毛泛著光暈的新月形曲線，越過那飽經風雨、白漆剝落的法式房門；月光在海面照映出一條窄路，慢慢離開他的視線最後融入像鷹翅般伸展的雲朵。它好像在等他。
因為我決心，
要駛過日落的地方和西天眾星
沉落到水裡的地方，要到死方休。2
“為什麼你這麼愛這些句子？”他聽見艾米問。
他十九歲時母親死於肺結核。他沒在她身邊。他甚至沒在塔斯馬尼亞島而是在澳洲大陸，因為獲得一項獎學金而在墨爾本大學學醫。事實上，把他和母親分開的不僅僅是大海。在墨爾本大學奧蒙德學院，他遇到很多世家子弟。讓他們引以為傲的家族的成就和血統，可以追溯到澳大利亞建國前英國的名門望族。他們可以一口氣列出自己的家族世系、政治地位、家族產業、王室聯姻，乃至豪宅、牧羊場。直到暮年之後，多里戈才意識到其中大部分都是虛構的，其離譜程度連特羅洛普3都寫不出來。
這些聽聞是味同嚼蠟，還是令人神往，取決於從什麼角度看。他從前從未遇見如此有把握的人。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略遜一籌，愛爾蘭人長相醜陋。對這樣的事情他們不加思考，他們確信。他們用石頭造的大房子，他們沉甸甸的銀餐具，他們對其他人生活的無知，還有他們對自然之美的漠視，種種離奇之處都讓他驚歎。他愛自己的家人，但他不為他們自豪。他們的首要成就是活下來。他將付出整個一生去理解活下來是一項多麼偉大的成就。可是在那時——當他第一次面對榮譽、財富、地產名望的反差時——活下來簡直就是失敗。與其顯露羞恥感，他寧可遠離他們，直到母親去世。在母親葬禮上他沒哭。
“喂，多瑞，”艾米說，“為什麼？”她的一根手指在向他大腿根部劃去。
那之後，他變得害怕封閉的空間、人群、有軌電車、火車和舞會，害怕所有把他向內心擠壓並把光屏蔽在外的地方。他呼吸困難。他在夢裡聽見她呼喚他。
“孩子，”她會說，“到這兒來，孩子。”
但他不想去。他差點兒考試不及格。他一遍一遍地讀《尤利西斯》。他又一次去踢球，為了尋找光，那個他在教堂大廳瞥見的世界，向著太陽上升再上升，直到他成為隊長，成為醫生，成為外科大夫，直到他和艾米一起躺在那個旅館的床上，看著月亮在她小腹凹陷處上方升起。他一遍一遍地讀《尤利西斯》。
長晝將近月徐升；大海的嗚咽裡，
有種種的召喚。來吧，我的朋友，
去找個新世界，現在還為時不晚。
他想要緊抓住在萬物之始的光。
他一遍一遍地讀《尤利西斯》。
他把目光移到艾米臉上。
“因為那是我人生最初見識到的美好。”多里戈·埃文斯說。
5
一小時後他醒來的時候，她已經搽上了櫻桃色的口紅，睫毛塗成了藍青色，頭髮向上紮起，露出的臉像一顆心。
“艾米？”
“我得走了。”
“艾米——”
“還有——”
“別走。”
“為了什麼？”
“我——”
“為了什麼？我聽你說過——”
“我需要你，和你在一起的每一秒我都想擁有你。”
“——你說過多少遍了。你會離開艾拉嗎？”
“那你會離開基思？”
“真得走了，”艾米說，“跟他說過會一小時內到那兒。打一晚上牌。你能相信嗎？”
“我會回來。”
“你會？”
“我會。”
“然後呢？”
“這是個秘密。”
“我不能知道？”
“不。是。不是，是打仗的事，軍事機密。”
“什麼？”
“我們要坐船走。星期三。”
“什麼？”
“三天之後——”
“我知道哪天是星期三。去哪兒？”
“去打仗。”
“去哪兒？”
“我們怎麼會知道？”
“你要去哪兒？”
“去打仗。哪兒都在打仗，對不對？”
“我還能見到你嗎？”
“我——”
“我們？那我們呢？”
“艾米——”
“多瑞，我還能見到你嗎？”
6
在某處製冷裝置發著哮喘似嘶嘶聲的震顫中，多里戈·埃文斯感覺五十年過去了。治療心絞痛的藥片開始起效，胸口的窒悶感在消退，胳膊上針扎似的感覺沒有了，所以雖然無藥可救的、劇烈的內心紊亂還駐留在他顫抖的靈魂裡，他還能從旅館的衛生間走回到臥室。
回到床前，他看著她裸露的肩膀，柔軟的肌膚和曲線仍然會令他心跳加快。
她睡眼惺忪地半抬起頭問：
“你剛才在說什麼？”
他回到床上，面朝她的背貼身躺著，他意識到她指的是她睡著之前他們的對話。在遠處，一輛轎車猛然加速，好像是故意要破壞凌晨在他們這個城市旅館房間內外漂浮的愁緒。
“土人。”他對著她後背輕聲說，好像她理所當然知道他說的是誰。然後，意識到並非如此，他又說：“伽迪納。”說時他的下唇碰到她皮膚。“我想不起他的臉了。”他說。
“反正跟你的臉不一樣。”她說。
一點兒意義也沒有，多里戈·埃文斯想，土人伽迪納死了，說這個一點兒意義也沒有。他心想為什麼他不能把這麼明顯簡單的事寫下來，為什麼他記不起土人伽迪納的臉。
“該死的這躲不過。”她說。
他笑了。他永遠無法完全習慣她用“該死的”這種詞，儘管他知道她骨子裡粗俗，她的教養決定了她會用這種奇怪的詞彙。他把衰老、乾燥的嘴唇重重地貼在她的肩膀上。女人身上到底有什麼，會使他到現在還會像脫水的魚一樣發抖？
“打開電視機、翻開一本雜誌，要是看不到你的鼻子伸出來，那真是不可能的。”她繼續說，對自己的笑話頗為自得。
對多里戈·埃文斯來說，他自己的這張臉好像的確無處不在，雖然他從沒怎麼想過自己的臉。自從二十年前他因為一檔電視節目介紹了他的經歷而引起公眾關注，他的臉開始無所不在地回視他，從募捐信紙的信頭到紀念幣。一隻大鷹鉤鼻，迷茫的神態，有點不修邊幅，原來黑色的鬈發現在變成薄薄一層銀浪。在他這個被多數人被稱為“走下坡路”的年紀，他再一次升到光亮中。
令他難以理解的是，近些年他成了一個戰爭英雄、一個聲譽卓著的外科醫生、代表一個時代和悲劇的縮影，也成了眾多傳記、戲劇和紀錄片的主題人物。同樣，他也成為崇拜、造神、吹捧的對象。他知道自己跟這個戰爭英雄共享某些特徵、習慣和經歷，但他們不是一個人。只不過相比於死亡，他更擅長生存而已。而且現在還活著能夠代表戰俘營的人已所剩無幾。所以拒絕他人的尊崇似乎是對已逝者記憶的褻瀆。何況他已無力拒絕。
無論他們怎麼稱呼他——英雄、懦夫還是騙子——現在好像跟他越來越無關了。那對他來說屬於一個越來越遙遠、越來越模糊的世界。他知道自己被舉國敬仰，即使那些不得不和他這個日益衰老的外科醫生共事的人對他絕望，即使在其他戰俘營跟他有過相似經歷的醫生有點討厭他，或許嫉妒他，但他們心有不甘地感覺到他的性格中有某種他們所不具備的品質，使他超越他們，受到全國愛戴。
“那個該死的紀錄片。”他說。
可是在當時，他並不在意被公眾關注。也許還有點兒竊喜。但現在不了。他對他的批評者並非一無所知。多數情況下他發現他還同意他們的意見。他的名聲對他來說恰恰證明了別人對他的誤解。他一直避免涉足他視為人生重大失誤的領域，比如政治和高爾夫球，但他嘗試發展一種切除結腸腫瘤的外科新技術也失敗了，更糟的是，可能已經間接導致了好幾個患者的死亡。他偶然聽到梅森背地裡叫他屠夫。回想起來，他的確可能太魯莽。但他知道一旦成功，他們就會讚揚他的勇氣和遠見。他放縱的偷情和相應的欺騙都只是私下流傳的醜聞，公眾對此視而不見。直到現在，只要想起他撒謊欺騙時的若無其事和“出口成章”，他都會感到不可思議，難怪他對自己的真實評價很低：他不僅是虛榮，更是愚蠢。
即使在他的年紀——上周他剛七十七歲——他仍然困惑於自己的天性對人生造成了什麼影響。畢竟，驅使他在戰俘營中幫助他人和驅使他投入麗奈特·梅森和不止一兩個有夫之婦懷抱的，是同樣的品質：無所畏懼，拒絕墨守成規，玩世不恭，喜歡把事情推向極限。麗奈特·梅森的丈夫裡克·梅森是他的重要同事，同樣是醫師學會理事，一個醫術高超但極其乏味的人。在那天正在寫的東西的前言裡，多里戈說他希望在避免不必要的暴露隱私的情況下，他最終能夠用謙卑的誠實態度把這些事情說清楚，恢復他真正的身份：一個醫生，僅此而已；同時把回憶的焦點放在那些已經被他遺忘的人，而不是他自己身上，從而找回對他們的記憶。有時候他覺得這是矯正和奉獻的必要做法，但考慮再深一些，他又害怕這樣的自貶自謙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又導致美化他的形象。他進退維谷。他的臉無處不在而他再也看不見他們的臉。
“我快變成一個名字了。”他說。
“誰？”
“丁尼生。”
“我沒聽說過。”
“《尤利西斯》。”
“現在沒人讀了。”
“人們什麼都不讀了。他們認為勃朗寧就是槍4。”
“我以前以為你只喜歡勞森5。”
“我現在還喜歡。僅次於吉卜林和白朗寧。”
“或者丁尼生。”
“我是我全部經歷的一部分。”
“這是你自己編出來的話吧。”她說。
“不是。這是非常——什麼詞來著？”
“貼切的？”
“對。”
“你能全背出來，”麗奈特·梅森說，一隻手順著他枯槁的大腿往下滑。“還能背好多別的。可是你記不住一個男人的臉。”
“記不住。”
想到死亡，他就想起雪萊，想起莎士比亞。他們不請自來，進入他的生命，現在成了他的生命。彷彿人的一生，一本書、一句話或者寥寥幾個詞就足以容納。只要簡單幾個詞。“你現在是來參加一席死亡的盛筵。”6“像一個蒼白、冰冷、朦朧的笑。”7“啊，他們這些老傢伙。”
“死亡是我們的內科醫生。”他說。他覺得她的乳頭很奇妙。那天的晚宴上，有一個記者質疑他對轟炸廣島、長崎的看法。
“也許，一次就夠了，”記者說，“可兩次？為什麼要兩次？”
“他們是惡魔，”多里戈·埃文斯說，“你不懂。”
記者問，他們的女人孩子也是惡魔嗎？還有他們沒出生的孩子？
“輻射，”多里戈·埃文斯說，“不影響後代。”
可是，問題不在這兒，他知道問題不在這兒，再說，他也不知道輻射會不會影響下一代。很久以前有人告訴他不會。或者會。很難記住這個。這些日子他所堅持的，就是這些日益顯得站不住腳的假設：他說的都是正確的，正確的事情他都說過。
記者說他做過一篇關於倖存者的報道，採訪了他們，還錄了像。他說他們遭受的痛苦實在太可怕，一輩子都擺脫不了。
“看來你對於戰爭並不是一無所知，年輕人。”多里戈·埃文斯說，“可你只知道了一部分，戰爭遠不止這些。”
說完他轉過身去，旋即又回過頭來。
“對了，你喜歡唱歌嗎？”
此刻，多里戈一如既往地希望自己忘記這段令他難過、汗顏而又坦率的尷尬對話，它宛如就在眼前，而他的手正握住她的乳房，指間夾著乳頭。但他的思緒不在這裡。不用說，那個記者後來在外面吃飯的時候，肯定會反覆說這件事，說那個戰爭英雄其實是個愛好核武器的好戰老混蛋，沒話說了最後居然問他唱不唱歌！
但是那個記者身上的某個特徵讓他想起土人伽迪納，他說不上來是什麼。不是臉，也不是神態舉止。他的微笑？他的臉頰？他的大膽？多里戈當時對他很惱火，但佩服他面對多里戈盛名之下的權威敢於挑戰。某種一致的內在氣質——正直，你可以這麼說。或者是對真相的堅持？說不準。在他的動作和習慣中找不出任何相似的蹤跡。這讓他莫名地感到羞恥，可能是他太傻了，而且他錯了。現在他對什麼事都不再確信了。或許，從土人被打那天起，他對任何事情都沒有把握了。女人身上這個柔軟的、螺紋漩渦一般的器官，令他有說不出的感動，在他眼中總像是冒險的邀約。他非常輕柔地吻她的耳垂。
“你應該把你的想法用自己的話說出來。”麗奈特·梅森說，“用多里戈·埃文斯的話。”
她五十二歲，比孩子還孩子氣，但她不傻，她痛恨自己被這個老頭吸引住了。她知道他不僅有妻子，還有另外一個女人。而且，她懷疑除了她們，還有一兩個。她連當他唯一的情婦這種風騷的榮耀都沒有。她不明白自己怎麼了。他有老年人身上那種發酵麵團似的酸臭味。乳頭萎縮得只剩乾癟的兩點，他做愛也不太靠得住。但那種偷嘗禁果的感覺令她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服。和他在一起，她感到有一種被愛著的、堅不可摧的安全感。但她知道，一部分的他——她最想瞭解的那部分，他內心有光的那部分——依然隱隱約約不可知。在她的夢裡，多里戈·埃文斯總是漂浮在她上方幾英吋的地方。白天和他在一起的時候，她常常會變得憤怒，指責他，威脅他，冷落他。但是到了深夜，當她躺在他身邊，她就只想要他一個人。
“外面的天真髒。”她說著，感覺到他又要起身了。“它永遠都在漂移，”他接著說，“彷彿它也忍受不下去了。”
7
一九四三年初，他們到達暹羅，那時情況不同。一方面，天空清澈廣袤。一個不陌生的天空，或者他只是這麼覺得。正值旱季，樹上沒葉子，叢林敞開，地面滿是塵土。還有就是，他們有吃的。食物不多，也不夠，但食物缺乏引起痛苦和死亡還沒成為慣例，飢餓還沒有像某種發瘋的東西住在他們肚子和腦子裡。為日本人幹活也還沒變成一種瘋狂——後來殺死他們像殺死成群的蒼蠅一樣。日子很難，但開始並不瘋狂。
目光下移，多里戈·埃文斯看見勘察員用的一長列筆直的木樁，被大日本帝國陸軍工程兵砸進地面，用來標示一條鐵路線，從他站的位置開始延伸，他身後是一群沉默的戰俘。他們從日本工程師那兒得知，這些木樁延伸成一條長達四百一十五公里的線，從曼谷北部直到緬甸。
它們勾勒了一條宏偉的鐵路線，目前還只是一系列有待完善的計劃、看似無稽的指令和華而不實的敦促——來自日軍最高統帥層。它是一條虛擬的鐵路，源自絕望促成的魯莽和盲從導致的狂熱，由神話和幻象組成，像在未來一年的建造中由木材、鐵料和死去的無數生命組成一樣。但有什麼現實是現實主義者締造的？
遞到他們手裡的是鈍斧頭和爛麻繩，第一項工作隨之而來——砍倒一公里內長在預定鐵路線上高大出奇的柚樹，挖出樹根，把斷樹和樹根搬走。
“我爸常說你們年輕人從不各盡所能，”吉米·比奇洛說，一邊用食指輕叩凹下去的鈍斧刃。“我但願這老傢伙這會兒在這兒。”
8
沒有人以後會真的記住它。像最極端的罪惡，它會像從未發生過似的。受難、死亡、悲傷，那麼多人經受如此巨大的苦難，可悲又可憐且毫無意義，也許它全都僅存於這些書頁和其他幾本書的書頁裡。恐怖能被一本書容納，在其中被賦予形式和意義。但在生活中，恐怖沒有意義，更遑論形式。恐怖不過是怎樣就怎樣。當它成為主宰時，宇宙間彷彿無處沒有它的身形。
這本書的故事始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這一天，一個帝國隨著新加坡失守而終結，另一個帝國興起了。然而，到了一九四三年，由於戰線拉得過長，以及軍需供應短缺，日本屢屢戰敗，對這條鐵路的需求變得毋庸置疑。盟軍在通過緬甸給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提供軍火，美國人掌控了海洋。為了切斷這條通向與他們敵對的中國人的重要供給線，為了從緬甸出擊佔領印度——日軍統帥們瘋狂地夢想著——日本必須通過陸路向駐緬日軍輸送兵力物資。但它既沒有資金，也沒有機械設備來建造這條不可或缺的鐵路。也沒有時間。
然而，戰爭有它自身的說服力。大日本帝國有必勝的信念——有大日本帝國為之命名、並理解為天皇意志的大和魂，大日本帝國相信，正是這種魂將所向披靡，直到日本最後勝利。而且，帝國擁有奴隸供其役使，這樣的好運氣支持不可戰勝的大和魂，強化日本必勝的信念。大量的奴隸，亞洲人和歐洲人，其中有兩萬兩千名澳大利亞戰俘，大部分是在新加坡陷落時投降——投降被看作是一種戰略性的必然，那時交戰甚至還沒有全面開始。他們中有九千名將被送去修鐵路。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蒸汽火車頭C5631拉著三個車廂的日本和泰國的政府高官駛完竣工的“死亡鐵路”全程——第一輛這麼做的火車，在此進程中，那無盡的骸骨眠息之所將不會被它留意，其中包括那些澳大利亞戰俘，他們中每三個人就有一個長眠於此。
現在，蒸汽火車頭C5631被驕傲地陳列在一個展覽館內，這個展覽館是日本非官方國家戰爭紀念館，即位於東京的靖國神社的一部分。除了蒸汽火車頭C5631，靖國神社還收藏著《靈璽薄》，其中列有兩百多萬個人名，這些人在自一八六七年至一九五一年的眾多戰事中為效忠天皇而死。在這麼多人名中，有一千零六十八個是“二戰”後被判犯有戰爭罪行而被處決的人。這一千零六十八個被處決的戰犯中包括曾經為“死亡鐵路”工作、被判犯下虐待戰俘罪的人。
蒸汽火車頭C5631前面豎著的牌子沒有提到這個事實。修造這條鐵路的恐怖也沒有被提及。修造鐵路時大批死去的人的名字無處可尋。但話說回來，所有死在“死亡鐵路”上的人連一個多方認可的統計數字都沒有。在為這個暴虐工程做苦力的人當中，盟軍戰俘只是一小部分——大約六萬人。跟他們一起的有二十五萬泰米爾人、中國人、爪哇人、馬來人、泰國人和緬甸人。或者更多。有些歷史學家說被奴役的苦力死了五萬人，有的說十萬，有的說二十萬。沒有人知道準確數字。
永遠沒有人會知道。他們名字已經被遺忘。沒有書冊為他們招魂。讓他們擁有這殘篇斷簡吧。
那天早些時候，多里戈·埃文斯這樣結束了為居伊·亨德裡克斯描寫戰俘營的圖集寫的前言——為了能完成這個數月以來都不能完成的任務，一個拖了很久的任務，他讓秘書安排了一個三小時的空當，使他不受打擾。即便寫完了，他也感覺這前言是他自己為了理解它的全部含義所做的又一次失敗的努力，它被掩飾成一篇針對讀者的簡介，或許能賦予“死亡鐵路”淺顯的含義。
他感覺他的語氣太直白又太私密，這使他想起他終此一生沒能解決的那些問題。他腦子裡充滿數不清的事，不知怎麼，他沒能在寫作中使其中哪怕一件事變得真實具體。數不清的事，數不清的名字，數不清的死者，然而，有一個名字他不能寫出來。在前言的開頭，他大致描寫了居伊·亨德裡克斯，也提綱挈領講述了他死去那天發生的事，包括土人伽迪納的事。
但關於那天一個最重要的細節，他什麼也沒寫。看著用他一直慣用的綠墨水寫的前言，他懷著一個簡單的希望——即便這希望也是充滿了負疚感的——他希望在他的夢想和失敗之間展開的深淵裡，也許有些什麼值得閱讀，從中真實能被情感捕捉到。
9
戰俘們有充分理由把接下來向瘋狂深淵的緩慢下落只用一個詞來指認：“線”。對他們來說，從今往後，世界上只有兩類人：在“線”上的人和除此之外的人類——那些不在“線”上的人。或者也許只有一類人：在“線”上活下來的人。或者，也許到最後連這個界定也不充分：多里戈·埃文斯越來越被一個想法困擾，那就是只會有死在“線”上這唯一的一類人。他害怕只有在他們身上才會實現苦難和智慧令人恐懼的完美結合，使人成為充分的人。
回頭向下看著鐵道木樁，多里戈·埃文斯看到在它們週遭有這麼多事無法理解、無法交流、不可理喻、無法預測、無法描述。簡單的事實說明這些木樁為什麼在那兒，但它們什麼也沒傳達。一條線是什麼？他想，這條“線”是什麼？一條線是從一點通到另一點的什麼東西——從現實到非現實，從生存到煉獄——“沒有寬度的長度”，他記起中學幾何中歐幾里德這樣描寫一條線。一個沒有寬度的長度，一個毫無意義的生命，一個從生到死的進程，一個通向地獄的行旅。
半個世紀過去了，在帕拉馬塔鎮的旅館房間裡，多里戈·埃文斯睡著了，他翻來覆去，夢見卡戎8——那個齷齪的擺渡人，以留在死人口中的一枚銀幣為代價，把他們擺渡過冥河，送到地獄去。在夢裡，他嘟囔著維吉爾9對卡戎的可怕的描寫：猙獰邪惡，臉上蓋著蓬亂的花白頭髮，凶殘的眼睛被火焰點亮，骯髒的斗篷從肩上打的一個結掛落下來。
那天晚上，和麗奈特·梅森躺在那兒，他在床邊放了一本書——他中年時恢復了從前閱讀的習慣，無論在哪兒，總在床邊放一本書。他說，一本好書讓你讀完想再讀。一本偉大的書驅迫你重讀自己的靈魂。對他來說，這樣的書很少，隨著他變老，越來越少。他仍然在用心找，尋找又一個讓他永遠系念的伊薩卡島10。下午，他讀到很晚，因為書作為護身符或者吉祥物而存在——某個與他親善、照護他的神祇，使他安全渡越夢的世界。
那天晚上放在床邊的書是一個前來為日本戰爭罪行致歉的日本婦女代表團送的禮物。她們儀禮周到，帶著攝像機。她們帶來的禮物裡，有一件很出奇：一本日本辭世詩的英譯集，來自日本詩人臨終寫詩的傳統。他把它放在枕頭旁邊的黑木床頭桌上，小心放得與頭齊平。他相信書有一種靈氛衛護他，他相信身邊沒有書他會死。沒有女人，他欣然入睡。他從來沒在身邊沒有書的情況下睡過。
10
白天早些時候翻看這本書，多里戈·埃文斯被一首詩吸引了。臨終前，十八世紀俳句詩人紫水終於回應了讓他寫辭世詩的請求——他抓起毛筆，畫下他的詩，然後等著死去。紫水受驚的門徒看到他在紙上畫了一個圓。
紫水的詩回轉過多里戈·埃文斯的潛意識，一個被收納的空無，一個無終結的謎團，沒有長度的寬度，宏偉的輪軸，永恆的回歸：圓——“線”的對立面。
留在死人口中的銀幣，用來付給冥河擺渡人。
11
在到達“線”上之前，多里戈·埃文斯在一個位於爪哇高地的戰俘營裡待過，作為一名陸軍上校，他成了負責一千名被俘士兵的二把手，這些戰俘大多是澳大利亞人。他們消磨永不終止的時間，感覺著生命在運動項目、教育活動和音樂會中流逝，吟唱對家鄉的記憶，開始他們潤飾中東傳說的畢生事業——黃昏時滿載砂岩的駱駝隊，羅馬廢墟和十字軍城堡，切爾卡西亞僱傭兵穿著帶銀鑲邊的長大氅，戴著高高的黑色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帽，塞內加爾士兵——威武高大的男人，靴子掛在脖子上從他們面前走過。他們滿懷傷情地回想大馬士革的法國姑娘；在巴勒斯坦，卡車從阿拉伯人身邊開過，他們從後車廂裡大叫“猶太雜種！”，直到遇到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年輕女工；卡車從猶太人身邊開過，他們從後車廂裡大叫“阿拉伯雜種！”，直到看見屯墾園區的猶太姑娘——穿著白衣衫、藍短褲，把一袋袋橘子硬塞給他們。他們又為澳洲小龍蝦布羅斯的故事發笑：頭髮像從針鼴那兒借來，花了二十四小時逛開羅妓院，回來後狠撓胯襠，得了澳洲小龍蝦這個外號是因為他當時看著下體問：“這些中東人的澳洲小龍蝦是什麼？一定是從該死的吉卜賽人的馬桶座上帶下來的，是不？”
“可憐的老夥計澳洲小龍蝦，”他們會說，“可憐、該死的雜種。”
很長時間沒什麼事發生。在被灑掉的阿拉克燒酒弄得黏糊糊的咖啡桌上，多里戈替朋友寫情書，永生不死的矜誇滲出凡人的慾火，一成不變的開頭是這樣的：“我在炮火的照明下給你寫信——”
接下來是敘利亞戰役的岩石、干山羊糞球、干橄欖葉，背負沉重的行囊，滑溜著從塞內加爾人因時間因地點而腫脹的屍體旁經過，他們的想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同時傳來遠方別處戰鬥和小衝突的槍聲、爆破聲、爆裂聲。死人和死人的槍支彈藥及行裝像那地方的石頭一樣散佈著——無所不在，無可逃避，他們沒有躲著走，而是在死人腫脹的身形上踩踏而過——任何評論或思想都無法觸及的身形。三個拉騾子的塞浦路斯人中有一個問多里戈·埃文斯，他們到底在被領往哪個方向。他完全不知道，但早在那時他就懂得必須說些什麼使他們抱成團兒。
附近一頭騾子叫了，他從眼角抹掉一個沙土結成的球，四下望望他們所在的高粱地，再轉回頭看兩張地圖：一張他的和一張拉騾人的，在重要細節上，兩張地圖沒有任何共同處。終於，他看指南針確定了方位，結果跟兩張地圖都不吻合，但他做出過那麼多決定，靠的是一種多數情況證明為正確的本能，如果沒被證明為正確，他至少採取行動了——經驗使他認識到行動往往更重要。他是澳大利亞帝國部隊第2/7傷亡人員中轉站的第二負責人，靠近前線，他們接到命令要在一個戰術性撤退的混亂中轉移戰地醫院——第二天，戰術性撤退的混亂將變成戰略性進軍的混亂。
傷亡人員中轉站的其餘部分用卡車撤離到遠離前線的後方，他和最重要的物資設備留下來等最後一輛卡車。來跟他會合的不是卡車，而是由二十頭壯騾組成的騾隊、三個塞浦路斯搬運工和幾個新指令，憑靠這些，他要攜帶物資設備前進到新開闢前線上的一個村子——按照他們的地圖，村子在二十英里以南；按照他的地圖，村子在二十六英里以西。小個子、喋喋不休的男人，這些塞浦路斯人給盟軍在敘利亞對抗維希法國軍隊的旅行馬戲表演錦上添花，在一個規模大得多的戰爭中的小規模戰爭，沒有人過後還記得它。
12
兩天的行程，他們走了差不多一個星期。第二天，在一條通向山裡的很陡的坡路上，多里戈和三個拉騾人遇到一個由來自塔斯馬尼亞的七個機關鎗手組成的野戰隊，他們的卡車壞了。在一個名叫土人伽迪納的年輕中士帶領下，他們正向同一目的地前進。他們把維克斯式步槍、三腳架、金屬彈藥箱搬到備用騾子上，一起繼續前進，土人伽迪納有時輕聲唱歌——當他們爬上又翻過佈滿岩石的斜坡陡坡，穿越溝壑、被毀的村落，走過正腐爛的屍體、搖晃的半立半倒的石牆時。一次又一次，潑灑的橄欖油散發著臭氣，死馬散發著臭氣，散亂的椅子、破桌子、破床散發著臭氣，破房子坍塌的屋頂散發著臭氣，敵人的七五式加農炮前後不停地搗擊。
從山上下來回到低地，他們經過乾燥的石牆——在二五式加農炮的轟擊下，這些石牆沒給現在平靜地躺在四散的，破爛行裝、破武器、破法國錫帽中的人提供保護。他們繼續前進，越過死人：死人在由無謂堆積起來抵禦死亡的岩石築成的半月形齊胸掩體裡，死人在高粱地裡腫脹起來——被炮彈毀壞的古代石建水道流出水，把高粱地變成了充滿腐殖物的可怕濕地——試圖逃生而躲進一個七戶人家的村子裡的十五個死人，躺在毀壞的清真寺叫拜塔前的死女人，她的一小捆東西裹在破布裡，散落街塵，牙齒在一個南瓜頂上，一輛燒燬的卡車裡，被炸的死人碎片散發著惡臭。
之後，多里戈·埃文斯記得那塊破布褪色的紅白花圖案多麼漂亮，他沒記住多少其他別的，為此他覺得有種奇怪的愧疚感。他忘了瀰散在村裡破房子周圍的石屑被吸到嘴裡的嗆味，那瘦骨嶙峋的死驢子和那幾隻死去的可憐山羊的氣味，殘破的屋頂平台的氣味，炸毀的橄欖園的氣味，強力炸藥酸澀的臭氣，潑出的橄欖油濃重的氣味，這些氣味融在一起，他把這氣味跟人類處於困境連在了一起。為了把死人屏蔽在鼻孔外面，他們抽煙；為了不讓死人獵食他們的頭腦，他們說笑話；為了提醒他們自己他們還活著，他們吃東西。土人伽迪納對自己是否可能會被殺死長篇大論了一番，但是他確信他的運氣總是在變好。
半夜通過粟米地，他們看見綠色信號燈照亮了一個被毀的村子——法國人通過激戰從澳大利亞人手中奪取了村子，又莫名其妙地放棄了。法國人進攻時用高射炮，把守衛村子的澳大利亞人變成了非人的物體：正在乾燥的深紅的肉和被蒼蠅腐蝕的內臟，被燒著、被粉碎的骨頭和反咬裸露牙齒的臉，那些恐怖的死亡的牙齒裸露著，多里戈·埃文斯開始在每個笑容中看到它們。
終於，他們到達了指定的村子，發現它還被法國人佔著，正遭受英國皇家海軍的猛烈轟擊。遠遠的海上，戰艦發出威嚇聲，英國的大炮有條不紊地摧毀著村子，一座房屋接一座房屋，從穀倉到隔壁石頭房子，再到房後建築。在安全距離以外，多里戈·埃文斯、拉騾人和機槍手看著村鎮在眼前變成了碎石和塵土。
儘管難以想像還存留著任何活著的生物，炮彈還是像雨點般落下。中午時候，法國人出人意料地撤退了。這些澳大利亞人前行在被炸彈的爆裂燒焦的黃色路面上，穿過倒塌陽台殘餘的牆面，踏過遍地瓦礫，繞過斷樹依然完好的根株、扭曲變形的槍支和榴彈的殘片，經過火炮射手：他們已經腫脹起來，遍體鱗傷，有的看上去像在正午陽光下睡著了——要不是從他們凸出的眼珠那兒流出一種果醬似的東西在長滿髭鬚的臉頰上跟灰土混成一堆髒兮兮的膏狀物。除了飢餓和疲勞，他們沒有其他感覺。一隻山羊悄無聲息地踉蹌到跟前，內臟從體側掛下來，肋骨暴露著，頭高高挺起，一聲不吭，好像單憑堅強它就能活下來。或許它做到了。
“媽的，這是比依·蓋斯特11先生本人。”一個紅頭髮、高個子、瘦骨嶙峋的機槍手說。儘管它或許能活，他們還是把它槍殺了。機槍手全名是伽利波利·凡·凱斯勒，一個胡恩谷的蘋果園主，習慣用懶洋洋的納粹禮跟人打招呼。他的姓來自他自欺欺人的德國父親——以為自己曾經在老舊的歐洲是一個人物——在凱斯勒這個農民的姓前面加上了貴族氣派的“凡”，它也來自他父親後來在新世界失去一切的恐懼：“一戰”期間的反德分子歇斯底里地放火把他的穀倉、畜棚夷為平地。他們和其他德國移民住在霍巴特後面的山中聚居地，聚居地的名字迅速從俾斯麥改成科林斯瓦勒，卡爾·凡·凱斯勒把兒子的曾崇他父親的名字改成伽利波利——為了慶祝澳大利亞在他出生前一年介入對土耳其的災難性入侵12。這名字太堂皇，跟他那張像放久了的蘋果核似的臉不相稱。人們就叫他“凱斯”。
在鎮上，他們走過一輛燒得火紅的法軍坦克、翻得底朝天的運輸車、炸爛的裝甲車、佈滿彈孔的轎車，彈藥堆、紙張、衣服、炮彈、步槍、手槍四散在街上。在亂象和瓦礫中，店舖在營業，交易在進行，人們在清理，像經歷了一場自然災害，休假的澳軍四處轉悠，購買收羅小紀念品。
他們在豺狼的尖吠中入睡，它們來村裡以死人為食。
13
晨光乍現，多里戈·埃文斯起來發現土人伽迪納在村子主街當中生了一堆火。在火堆前，他坐在一把富麗的、蒙著凸繡銀魚的藍絲綢的扶手椅上，一條腿搭在扶手上晃悠，手裡玩弄著一個壓變形的法國香煙盒。在那椅上的海洋裡，他黑皮膚、皮包骨的身體裹在骯髒的卡其布軍服裡，讓多里戈想起一捆被衝上陌生海岸的棕色海藻。
土人伽迪納的軍用挎包看上去只有別人的一半大，但從裡面冒出彷彿無盡的食品和香煙的供給——黑市上換的，收羅來的，或是偷來的——這些小奇跡給他掙得又一個外號“黑衣王子”。他正把一個葡萄牙沙丁魚罐頭扔給多里戈·埃文斯，維希法國軍隊開始用七五式加農炮、重機槍和一架單獨執行低空掃射的飛機轟擊村子。但每件事好像都發生在別處，他們喝著吉米·比奇洛找來的法國咖啡，閒聊著，等著指令或戰爭找上門來。
兔子亨德裡克斯——一個短小結實的男人戴著一套不合稱的假牙——正在一張大馬士革明信片的背面給他為蜥蜴布朗庫西的妻子梅西畫的素描添上最後幾筆，它將替代梅西的照片，照片四分五裂，蛛網似的細縫佈滿她的臉，顯影液的遺留捲縮成數不清的微小秋葉，想知道她是誰，現在只能靠猜測。兔子亨德裡克斯的鉛筆畫捕捉到跟照片上的梅西相同的身態和頸項，但眼睛周圍有點兒像瑪依·維斯迪希13，胸部更像瑪依·維斯迪希，隱現著一條梅西從來無以自誇的乳溝，表情更直露，更具誘惑力，在暗示梅西極少幹的事。
“跟我講講，”吉米·比奇洛說，“為什麼我們用機槍掃射一批批為法國人打仗的非洲人？而這些非洲人也想幹掉我們這些在中東為英國人打仗的澳大利亞人？”
這張畫讓蜥蜴布朗庫西感覺不舒服，畫看上去有作偽之嫌，好像一種奇怪的背叛。但因為其他人都認為他妻子看著棒極了，所以他把表送給兔子亨德裡克斯做交換，宣佈畫上的姑娘就是屬於他的女孩。兔子不要他的表，拿出素描本，開始畫他們喝早餐咖啡的群像。
“他媽的連澳大利亞東邊都不是。”傑克·彩虹說。他有一張隱士的臉和一根碼頭裝卸工的舌頭，他自己是養豬的農夫。“在北面，”他說。“怪不得我們弄不清下一個村子在哪兒。連我們自己在哪兒都不知道。是在他媽的最北邊。”
“你一直都是一個共產主義分子，傑克，”土人伽迪納說，“我給你十二比一，跟你賭吃早飯前我會死。沒有比這還公道的。”
傑克·彩虹說他寧可當時當地用槍幹掉他。
多里戈·埃文斯下十先令的注，二十對三，賭打完仗中士還活著。
“對極了，”吉米·比奇洛說，“我站在他一邊。你是倖存者，土人。”
“你朝上扔兩個硬幣，14”土人伽迪納說，一邊從腳下袋子裡變出一瓶干邑白蘭地，把每人的咖啡杯添滿。“你們賭結果，但事實是，如果兩個硬幣連著三次都是有人頭的那面朝上落地，在統計學上說，兩個硬幣下次都是有人頭那面朝上落地的幾率還是相同的。所以，你再給兩個人頭下注。每次扔都是第一次。這想法不討人喜歡嗎？”
話音剛落，戰爭終於找上他們。多里戈·埃文斯站在扶手椅旁邊，正倒咖啡，澳洲小龍蝦布羅斯剛從戰地廚房帶著裝早飯的熱盒子回來，這時，他們聽見一枚七七炮彈飛馳過來。土人伽迪納從椅子上一躍而起，抓住多里戈·埃文斯的胳膊，把他拖向地面。爆炸的聲光熱像巨潮般穿透了他們。
等多里戈·埃文斯睜開眼睛，四處張望，有小銀魚的藍色扶手椅不見了。在濃厚的塵霧中，一個阿拉伯小男孩站起來。他們對他大叫趴下，他沒聽，澳洲小龍蝦布羅斯蹲下身，揮手叫他趴下，還不起作用，於是他向小男孩跑去。那一刻，又一枚炮彈落地。爆炸的威力把小男孩拋向他們——他喉嚨被彈片割開了。在有人到他身邊之前，他死了。
多里戈·埃文斯轉身朝向土人伽迪納——他還拽著自己。在他們身旁，兔子亨德裡克斯正把沾滿土的假牙塞回嘴裡。澳洲小龍蝦布羅斯蕩然無存。
我喜歡，黑衣王子說。
多里戈剛要作答，一架敵機從遠遠的後方朝他們發動了又一輪俯衝掃射。回升到他們上空，飛機瞬時變成一股噴著的黑煙。從那兒落下一個黑點，開放成降落傘，很顯然，飛行員逃脫了。風把飛行員掃向他們，公雞麥克尼斯從三個塞浦路斯人其中一個的手中搶過三三式步槍，開始瞄準。多里戈·埃文斯把彈膛推到一邊，對他說別他媽犯傻。
“澳洲小龍蝦呢？”公雞麥克尼斯吼道——嘴唇上蒙著一層礫石屑，兩眼像發狂的白球。“那也是媽的犯傻？還有那小孩兒，也是媽的犯傻？”
他的臉看似英俊——但如傑克·彩虹指出的——細看像用邊角料拼湊的。作為一個士兵，他出了名地沒本事，因此，當他把三三式又舉到肩上，再次瞄準，然後開火時，每個人都驚訝他居然射中了。跳傘的人像被突起的狂風吹到似的抽搐，然後猝然跌落。
那天晚些時候，他們終於吃了裝在澳洲小龍蝦布羅斯的熱盒子裡的粥，粥現在涼了，沒人跟公雞麥克尼斯坐在一起。
14
就這樣，他們繼續——笑話，故事，沒能活著回來的澳洲可憐蟲，被徵用作澳大利亞帝國部隊康復中心的特珀裡宮殿，拋便士的賭博和喬治五世和鐵錨，啤酒和夥伴，住走廊那頭房間的女工走過來加入賭博，想試試她們的運氣，山村裡跟敘利亞小伙子對壘的足球賽。接下來，在爪哇，在投降後，有幾次分組出去撿柴火，看到穿濕紗籠的女人在採茶，她們換上干紗籠，替彼此摘除頭髮裡的虱卵，那景象多美——“基督啊，”他們走過時，伽利波利·凡·凱斯勒說，“只看得見但摸不著，我把這叫懲罰。”
但對他們的懲罰才剛開始。六個月後，他們被卡車運到去暹羅修建新工程路上必經的海岸，一千人，整整三天，像沙丁魚似的被塞在一艘敝舊船隻黏糊糊的底艙，到了新加坡，又被命令向樟宜戰俘營行進。那是一個怡人的地方——兩層白色樓的營房：愉人耳目、通風良好；齊整的草坪；穿著整潔的澳軍士兵：身體健康、精神昂揚；軍官手持枴杖，高視闊步，襪子翻著紅邊；柔佛海峽盡收眼底，還有很多菜園。他們穿著各色澳軍軍服或荷蘭軍服，餓得皮包骨頭，很多人沒穿鞋子——多里戈的兵非常醒目。“爪哇垃圾”，樟宜的澳軍戰俘指揮官卡拉漢少將這樣為他們命名，然而，無視多里戈的多次請求，卡拉漢拒絕供給他們衣服、靴子和食物。相反，因為多里戈·埃文斯在要求發放軍需儲藏時反抗的態度，卡拉漢試圖把他從指揮官位置上趕下去，但沒成功。
小瓦特·庫尼找到大馬哈魚費伊，說他有一個逃亡計劃——設法混入在新加坡碼頭做工的人群中，在那兒讓人把他們釘進木條箱或類似的東西裡，讓人把他們裝上船，這樣他們就能回到悉尼。
“這個計劃很好，瓦特，”大馬哈魚費伊說，“只是沒法真干。”
他們和樟宜戰俘營的頂尖球員踢了一場足球賽，以八分之差輸給對方，但這不是在聽羊頭莫頓長達四十五分鐘的講話之前，他的開場白對他們來說將成為不朽——
“我只有一件事要對你們說，夥計們。第一件事是……”
兩星期後，“爪哇垃圾”穿著來時的破爛離開，他們中有沒被釘進木條箱的瓦特·庫尼。正式命名為“埃文斯的J部隊”，他們被帶到火車站，被塞進狹小封閉、用來運米的鐵製貨箱，每個貨箱裝二十七個人，甚至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在赤道的酷熱中，他們穿過橡膠樹和叢林的隧道，從這麼多汗流浹背的兵和稍開著的滑門望出去，纏結的綠色無邊無際轄制著他們，在視界中越來越小的是穿紗籠的馬來人、印度人、作苦力的中國女人，全戴著鮮艷的布包頭，在稻田里勞動，還有他們——在這些狹窄擁堵的煉爐黑暗中。像其他年輕人一樣，他們對自己不瞭解。在身心裡蟄伏的那麼多東西，他們眼下正在去與之相會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