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大劫案」這個故事跟快遞有關，但我不講快遞的歷史，因為那是一個非常枯燥的話題，應該由某交通大學的碩士當作課題論文去研究，比如《論快遞的演變》等，我不是老師，所以不講課，我只講故事。
和快遞有關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應該就是「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兩句詩講的是從劍南（四川）往長安送荔枝給楊貴妃的故事，其實從劍南往長安快馬加鞭地「快遞」東西，這件事從漢朝開始就有了，不是因為楊貴妃愛吃荔枝，才開了這個先河。皇家要吃海魚，一向是從沿海打撈，做成干魚（鮑魚）或醃海錯，包好了，用驛馬快遞送到長安，包括南方的水果，歷來的宮廷都這麼送。
而「黃金大劫案」這個故事裡要快遞的東西，其重要性堪比給皇家送海鮮和水果，這個故事很有意思，它送的東西符合最高級的快遞的所有要素。最高級的快遞是什麼呢？在古代，最高級的快遞是奏折、詔書，等等。奏折和詔書的內容都非常重要，是十萬火急的快遞，必須快馬加鞭地送達。而且每一封奏折和詔書都有不同的密封方式，高級的官員寫的奏折要封五下，小一點的官員寫的奏折也得封三下，還有如何配上印符，如何交接奏折等，這些環節都牽扯很多機密。一旦秘密洩漏，就要被執行絞刑，比規定的日子晚送達一天就要杖八十，一般人被打八十杖基本上半條命就沒了，所以晚兩天基本就等於是死罪了。
我們這個故事裡要送的快遞，就是這種十萬火急的快遞，是從中央蘇區往上海的黨中央送黃金。1927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我們的黨中央一直在上海，而中央蘇區是以瑞金為中心的贛南、閩西兩塊蘇維埃區域組成的。因為顧順章等人的叛變，上海的黨中央被破壞了好多次，最後實在待不下去了。從1933年年初開始，臨時中央的領導人便相繼離開上海轉移到瑞金。
在上海生活的開銷當然是非常大的，中央的這些領導偶爾還要去莫斯科開會，維持黨中央的日常運轉也需要大量的經費，比如營救同志、治療傷員、鋤奸、發展黨員，等等。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上海都不能以真實身份示人，要偽裝一個身份，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偽裝成了很體面的商人。不知道為什麼，反正沒有一個領袖願意偽裝成拉洋車的或者乞丐，而且還有很多人隱蔽在書寓裡，因為巡捕房從來不去書寓這種地方抓捕。書寓是什麼地方？北京最高檔次的青樓叫清吟小班，上海灘最高檔次的青樓就叫書寓。
大家想想，上海灘的十里洋場，那是最紙醉金迷的地方，書寓的花銷是非常大的，即便是偽裝成商人，要維持外表的體面也需要大量的金錢。那麼，這麼多人潛伏在上海，錢從哪兒來？共產國際有時候能給一點錢，但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因為共產國際是國民黨的敵對組織，它在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都是被封鎖的，不可能從蘇聯直接匯錢到上海，所以共產國際送錢也得派交通員，除此之外就只能靠中央蘇區給錢了。
當時除了毛主席這邊的中央蘇區，海陸豐還有一個小蘇區，海陸豐的蘇區讓彭湃同志往上海送金條，每次都能送到，因為從海陸豐上船，直接就到上海了。但中央蘇區就比較遠了，中央蘇區在瑞金，而江西和福建交界的這些地方，一路上都有國民黨的層層封鎖，不像海路那麼容易走，所以從中央蘇區送出來的金條，時而能送到上海，時而送不到。
我們要先講的就是金條沒有送到上海的一次，這一次沒送到的金條數額是最大的，過程也是最好玩的，所以叫作「黃金大劫案」。
事情發生在1931年，那是上海的黨中央最困難的一年，叛徒層出不窮。一會兒顧順章叛變了，一會兒向忠發叛變了，從負責管錢的總書記到常委都有叛變的，黨中央面臨著無米下炊的境況，急切地向中央蘇區下命令，毛委員，趕快給我們送金條來。毛主席一看中央下命令了，情況非常嚴重，趕緊在蘇區打土豪，收繳黃金，沒收了一大堆金戒指、金項鏈等，熔成了非常漂亮的金條，一根金條有10兩重，一共12根，還專門為這12根金條做了一個銅箱子，鎖得嚴嚴實實的。
黃金有了，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該如何把黃金快遞到上海。這些金條對於上海的黨中央是極為重要的，運輸不僅要極為快速，運送的過程也必須極為縝密。縝密到什麼程度呢？從瑞金到上海，整條運輸通道被分成了七段，每一段選出的交通員都是最熟悉該路段的人，他們知道哪裡有敵人、哪裡有警察、哪裡有土匪，也知道住在哪家旅店最安全。最重要的是，這七名交通員都不知道銅箱子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其次，七名交通員每人手裡都有三樣東西：第一樣東西是一顆大棋子的1/7，先由林伯渠同志用毛筆在一顆大棋子上寫了一個「快」字，然後把這顆特製的大棋子煮成別人無法模仿的老棋子，最後將它切成七塊，七名交通員各拿一塊；第二樣和第三樣東西是一把鎖跟一把鑰匙，但這把鎖和鑰匙不是一套的，七名交通員交接銅箱子的時候，下線必須用手裡的鑰匙打開上線手中的鎖頭，然後兩個人手裡的棋子也能對到一起，將銅箱子交接給下線的交通員後，上線的交通員就帶著自己的棋子返回蘇區去交差。就這樣，通過七次複雜的交接，最後就能安全地把金條送到上海的黨中央。
縝密的計劃有了，蘇區就把金條交給了第一個交通員，開始了這次極為重要的快遞金條行動。上海的黨中央也開始了焦急的等待，然而等來等去，三個月過去了，一直等到年底，也沒等到金條。中央蘇區這邊也覺得不對勁了，因為前面的六名交通員都已經帶著棋子回來了，第七名交通員卻遲遲沒有回來，他不回來就意味著金條沒能送到上海。
上海的黨中央震怒，根據他們的統計，因為沒能收到這筆金條，導致有九名應該被營救的同志沒有營救成功，被敵人殺害了，還有四名需要治療的傷員沒有得到治療，不治而亡了。鋤奸也沒有辦法鋤，新黨員也沒法發展，什麼都做不了，甚至連同志們的房租都交不起。總之，黨中央嚴厲地批評了蘇區，擔任蘇區一把手的毛澤東也非常生氣，當即下令讓蘇區保衛局的局長鄧發去徹查這件事。丟了120兩金條，這是極為嚴重的大事。這麼多金條即便是在蘇區也能買好多武器的，如果給中央，肯定能幹更多更重要的大事，怎麼不明不白地就沒有了呢？
鄧發費了挺大力氣去調查，可是查來查去，實在無從查起，因為金條不是在蘇區丟的，而是在國民黨的地界上丟的，怎麼查？難道去警察局說，你們幫我調查一個事，我們黨的地下秘密經費被人拿走了？這是不可能的事，警察局根本不會配合你。上海的黨中央更沒法查這件事，因為他們自己也被國民黨追得東躲西藏。最後，上海的黨中央越來越不行了，幾乎無法立足，於是就在1933年全部轉移到了中央蘇區。毛澤東當時的職位雖然只是一名委員，但在黨中央轉移之前，他一直是中央蘇區最高的領導，比他更高的領導都在上海。這一轉移，就發生了王明和博古等人排擠毛澤東等事情，這些事情大家都耳熟能詳，我在這裡也就不多提了。
總而言之，這12根金條雖然沒有找到，但這件事毛澤東卻記在了心裡，一直記了18年，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毛澤東11月就下令重新徹查這起案子，一定要搞清楚12根金條的下落。當初的七名交通員，前六名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務，帶著1/7的棋子返回了蘇區，這說明從蘇區到上海之間的前六段路都沒問題，問題肯定出在最後一段路，最後一段路是從松江到上海。
松江現在已經屬於上海了，但當時還屬於蘇南行署，不過蘇南行署的警力不行，還是上海的偵查員多，而且有經驗，所以查案子的任務落到上海市政府的肩上。為此，上海市政府專門成立了「懸辦」，全稱是「歷史懸案辦公室」，「懸辦」一共分為五個組，分別負責調查軍統和中統等，徹查「黃金大劫案」的任務由第三個組的四名老偵查員負責。
四名老偵查員得到的關於「黃金大劫案」的卷宗，一共只有兩頁紙，紙上介紹了快遞黃金的細節，比如黃金裝在銅箱子裡、一共有七名交通員、每人手裡有一塊棋子、一枚鑰匙和一把鎖頭。兩頁紙能寫多少東西？就這麼點內容。四個人一籌莫展，這可怎麼辦？線索太少了，從哪兒開始查起呢？想了半天，他們終於有了一個主意，既然那枚棋子上的「快」字是由林伯渠寫的，那就先見見林伯渠吧。
林伯渠當時在蘇區的職務相當於財政部長，到了1949年年底的時候，他已經是中央政府的秘書長，四名偵查員拿著介紹信，見到了林伯渠。既然是毛主席親自督辦的案子，林伯渠也非常重視，他說，這件事我也一直記在心裡，我們這次一定要把它查個水落石出。於是，林伯渠告訴四名偵查員，他寫完了棋子上的字之後，把棋子給的第一個人是高自立的警衛員。高自立跟我（作者）一個姓，其實他之前在蘇區的地位是很高的，已經是三軍團的政委，如果正常發展下去就是元帥。因為三軍團的司令是彭德懷，政委就是高自立，一軍團的司令是林彪，政委是聶榮臻，其他人後來都成了大帥，但高自立後來越發展越不好，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後，只當上了熱河的財政局長。
得到了第一個線索，四名偵查員馬不停蹄地趕到熱河，找到高自立，問他還能不能想起當時身邊的警衛員。高自立的記性還挺好，他告訴偵查員，他的警衛員名叫某某某，現在正在廣西軍區當副師長。偵查員又馬不停蹄地趕到廣西，見到了這位副師長，根據副師長的回憶，當年他拿到棋子之後，就直接交給了第一名交通員，那名交通員現在已經當上了某某縣的縣委副書記。
自從把棋子交給交通員之後，所有的人之間就都是上級對下級的單線聯繫了，大家相互之間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至少還是能說出一些特徵的。總之，四名偵查員就順籐摸瓜，將運送黃金的前六名交通員都找到了。關鍵是找到這六個人也沒有用，因為這六個人都已經順利地開過鎖、交回棋子、完成任務了，肯定是清白的，重點是要找到第七個人。
第七個人怎麼找呢？要先問第六名交通員，因為他是跟第七個人做過面對面的交接的，第六名交通員倒沒有混上什麼師長、縣長，而是在一家竹行裡用竹子編東西維生。為什麼呢？因為「黃金大劫案」發生之後，他就再也沒有接到過黨的任何指示和任務，因為當時的地下工作者全部都是單線聯繫，估計是他的上級突然犧牲了，所以他也就被人遺忘了。
在戰爭年代，有千千萬萬這樣的地下工作者。開國大典上，我們只看到了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卻沒有看到千千萬萬冒著生命危險為黨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他們中的很多人，因為上線犧牲了，甚至都不知道該如何跟組織取得聯繫，就算他自己去政府，說自己是老革命，但根據我黨的規定，脫黨10年以上就不能算作有功勞了。現在距離1931年都相隔18年了，他最後一次執行任務是18年前，也就是說他已經脫黨18年了，一切都隨著上線的犧牲而變得死無對證，光榮的身份永遠都無法得到承認。
四名偵查員找到了這位在竹行裡編竹子的第六名交通員——劉師傅，讓他回憶一下18年前在松江將黃金交接給第七名交通員的經過。這位編竹子維生的40多歲的劉師傅，當年，他到了松江以後，就住進了漢源旅館，在那兒等下線的交通員。沒過多久，果然來了一個穿著黑衣服、黑褲子、戴著黑帽子，兩隻手還揣在袖子裡的人，那人進了旅館就問掌櫃的，有沒有一個說杭州口音的客人。劉師傅就是說杭州口音的，他負責的路段也正是從杭州到松江，掌櫃的指了指劉師傅，兩個人就算接上了頭。
劉師傅和第七名交通員倆人一起進了客房，先對暗語，然後把手裡的棋子對上，鑰匙也打開了鎖頭。所有規定的程序完成後，劉師傅把銅箱子交接給了第七名交通員，兩人除了對暗語之外，沒有說過一句多餘的話。交接完畢，劉師傅就返回交差了，這就是整個交接過程。
聽完劉師傅的回憶，四名偵查員面面相覷，因為關於第七名偵查員的描述太抽像了，只知道對方穿著一身黑衣服，上哪兒去找這個人呢？偵查員只好跟劉師傅說，你再好好回想回想，看看還有什麼細節能提供給我們的。劉師傅雖然編了那麼多年竹子，但記憶力還不錯，想了一會兒，一拍腦袋說：對方從錢包裡往出拿棋子的時候，露出了一張藍色的單子，那單子就跟我住的那家漢源旅館的入住單是一模一樣的。如今我們住旅館，要把一天的入住費都付了人家才讓你入住，但在1931年的時候，只要先付10%的訂金就可以了，店家會給你開一張押金的單子，當時在松江的旅館，押金單通常都是藍色的。
偵查員們大喜過望，看來第七名交通員也是在松江住店的，這回可以繼續往下查了。於是幾個偵查員就把當年在松江開旅館的所有老闆都集合了起來，因為這是中央的毛主席親自督辦的案件，所以所有人都得積極配合調查，而且1931年的時候松江一共也就五家旅館，很容易就把五個老闆都找來了。大家都把陳年的賬本翻出來，查查1931年12月6日那天都有誰住過旅館，這是很好查的，因為那時候的人流量不像現在這麼大，如今的松江每天可能至少有八萬人要住旅館，而80多年前的松江是一個很小的小城鎮。五家老闆查來查去，發現那天一共就有三個人來住店，除了劉師傅以外，另外兩名住客是一對老夫婦，從外貌特徵上來看，不可能是第七名交通員。
第七位交通員來跟劉師傅交接的時候，兩隻手抄著口袋，隨身也沒帶任何背包，錢包裡還有入住單，按理說他應該是住在松江的旅館裡啊。而且這個人也肯定不是本地人，如果是本地人的話，旅館的老闆和夥計肯定都認識他，因為凡是在中國的小鎮或農村，住在裡面的人都互相認識。劉師傅記得很清楚，當那個人走進旅館的時候，老闆和夥計都不認識他，那就說明他一定是外地人。更重要的一點是，當時松江每天到了黃昏時分，是要關城門的，劉師傅和第七名交通員交接的時候，城門肯定是已經關閉了的，也就是說，這個人拿到了金條之後，是絕對出不去松江城的，當天晚上肯定要有一個地方歇腳。
調查線索又斷了，四名偵查員只能繼續在松江找線索，他們發動了整個松江的公安局，把所有的街道主任、街道大媽全都集中了起來，讓廣大人民群眾一起來回想一下，1931年12月6日晚上，誰家有客人或者陌生人留宿過。整個松江城的人民都開始回憶起來。18年前的12月6日，是舊歷的10月27日，既不是過年，也不是過節，誰家都沒有什麼客人來。在那個沒有網絡也沒有電話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鄰里之間都處得像一家人一樣，誰家有事隔壁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有人要在家裡藏著人，不被人知道是很困難的。
最終，還是沒能找到有嫌疑的人。沒辦法，四名偵查員只能放棄在松江的調查，打算回上海去覆命。就在四個人準備離開之前，其中的一個偵查員突然想起來，在松江的警備團裡，有一位營長是他當年的老戰友。當然了，這四名偵查員都是軍人出身，當年的警務人員都曾經是軍隊裡的老兵，新中國成立之後轉入了公安系統。總之，其中一個偵查員在臨走之前，去會了會昔日的老戰友，他的營長老戰友十分熱情，堅持要請上海派來的偵查組吃頓飯，喝點酒。
案子沒破成，四名偵查員的心情多少是有點沮喪的，喝點酒消消愁也不錯，於是四個人就去了。營長在桌子上擺出了四道菜，還很熱情地把炒菜的廚師請了出來，給四名偵查員介紹說，以前有好幾位司令員來我們這裡視察，都是吃這位大廚炒的菜。大家一聽這位大廚還給司令員做過菜，都感覺十分榮幸，還邀請廚師坐下來跟大家一起吃飯。
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總要聊聊天，聊著聊著就聊到了四名偵查員這次前來偵辦的「黃金大劫案」，偵查員們愁容不展地抱怨道，這案子太難了，他們查了這麼多天，一點線索都沒有。其實查不到也並不奇怪，因為給黨中央送黃金這麼重要的行動，18年前派出的七名交通員肯定都是最優秀的地下黨員，這些人的潛伏經驗一定都是極強的，所以他們的行動肯定都是非常隱蔽的，如果那麼容易就被查出來，就不配當地下黨人了。我們能想到查松江的五家旅館，對方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他那天晚上一定是隱藏在一個我們想不到的地方。
沒想到，那位大廚聽完四位偵查員的話，居然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線索。大廚說，當年松江縣雖然只有五家旅館，但駐松江的保安團自己有一家招待所，這家招待所不對外開放，只有當保安團開會的時候，周圍的保安隊長都來到松江，晚上城門一關，他們來不及回去，就會住在這家招待所裡。裡面差不多有50個床位，要住進這裡面，必須有保安團連長以上級別的人做擔保，還要有營長簽字才行。你們要不要去那兒找找？
四個偵查員眼前一亮，太好了，幸虧今天走之前來吃了一頓飯，竟然吃出這麼重要的一個線索。因為保安團內部有招待所的事，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知道，這位大廚因為廚藝好，經常被保安團團長叫去做菜，所以才知道那裡面能住人。
於是，四名偵查員趕緊讓松江公安局把保安團招待所的檔案調了出來，翻到1931年12月6日那天的入住記錄一看，當天招待所裡的確有人入住，而且就只住了一個人，叫作梁某某。因為此人不過是個小角色，所以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姑且就稱呼他為梁師傅吧。擔保梁師傅入住招待所的人，也寫明了擔保的理由，說梁師傅是從上海來的一名中醫師傅——所謂的中醫師傅不是中醫師，而是藥師傅，是專門在後店配藥和煎藥的人——他當天是來松江採購藥材的，所以要在這裡住一天。
終於找到這第七名交通員了，大家十分振奮，根據擔保函上的詳細資料，得知這位梁師傅是在上海的某某藥行工作。四名偵查員馬不停蹄地趕往上海，直撲那家藥行，雖然藥行已經倒閉了，但偵查員們找到了藥行的魏老闆，魏老闆告訴大家，那家倒閉的藥行，是他的父親傳下來的，那位梁師傅，從他爸爸開始就跟著魏家一起幹，是店裡店外的一把好手，但18年前的冬天，梁師傅突然毫無緣故地就失蹤了，從此再也沒有出現過。
當年，魏老闆派梁師傅去松江進貨，以前進貨也都是梁師傅去，所以魏老闆還特意給他寫了介紹信，讓梁師傅到了松江之後，去找一位連長給他做擔保住招待所。梁師傅從松江進完貨，第二天早晨九點鐘還正常到藥行裡上班來了，他坐在店裡，神情很平靜地喝了一口茶之後，突然跟魏老闆說，他感覺有點不太舒服，可能是出差太累了，想回家休息一會兒，下午下班之前他肯定回來，畢竟店裡裡裡外外都少不了梁師傅幫忙。結果到了下午下班的時候，梁師傅也沒有回來上班。魏老闆心腸還不錯，他擔心梁師傅是不是病得太嚴重了，還派了一個小廝去梁師傅家裡探望。梁師傅住的地方離藥行不遠，小廝到了那兒一看，門是上鎖的，問了周圍的鄰居，大家都說梁師傅從本月1日開始就沒回過家，這門一直都是鎖著的。魏老闆很錯愕，還連夜查了藥行裡的賬目，但店裡既沒有丟錢，也沒有丟東西，魏老闆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這梁師傅也沒有卷款，也沒有偷藥，為什麼突然不打招呼就沒了呢？
偵查員一聽，太好了，這是他們最希望得到的消息，因為這位梁師傅如果還在藥行工作，那應該就不是他們要找的人了。而且，這位梁師傅失蹤的時間，剛好就是劉師傅把金條交接給第七名交通員的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