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歐漢其人及其學術經歷
在當今美國國際關係學界，有兩位堪稱執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之牛耳的學者，一位是西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教授，他以《人、國家與戰爭》和《國際政治理論》兩本書奠定了在整個國際關係學中的大師地位；而另一位，就是美國東部杜克大學的教授，美國政治學會前任主席[1]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後者以《霸權之後》一書而蜚聲學壇。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論著作被徵引的頻率，最高的除了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以外，當數基歐漢的《霸權之後》一書了。二十多年來國際關係學界影響最大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也是與基歐漢的名字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羅伯特·基歐漢生於1941年，年僅25歲即獲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在哈佛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基歐漢的導師是著名的歐洲問題研究專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學生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從哈佛畢業時，他放棄了在哈佛工作的機會，來到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在那裡，他曾與華爾茲共事過一段時間。1973年，基歐漢開始任職於斯坦福大學政治系。在斯坦福大學，他與當今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智囊人物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建立起成功的合作關係，同時成為著名的《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雜誌的編輯之一。1981年到1996年，基歐漢先後任教於伯蘭德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學。1996年，基歐漢受聘於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並任教至今。基歐漢是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曾經兩度當選為美國國際關係學會主席，1999年，他還被一致推選為美國政治學會主席。
基歐漢的學術專著不多，除了與奈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以外，《霸權之後》一書是其最重要的學術代表作。另外，他還發表了三十多篇極有份量的學術論文，其中一部分被收集在他的國際關係理論論文集《國際制度與國家權力》一書中。[2]1979年，他與奈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被公認為20世紀70年代西方相互依賴理論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3]在這本書中，兩人對國際相互依賴關係中所存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特徵，以及國際相互依賴關係中的政治過程作了精彩的闡述；也正是在這本書中，基歐漢和奈開始提出在復合相互依賴的政治現實中，各個議題領域中的機制對管理國際相互依賴所具有的獨特的意義。1984年，基歐漢出版了《霸權之後》一書，這本書為基歐漢贏來卓著的聲譽，該書不僅對當時流行的霸權穩定論給予了有力的批判和修正，更重要的是，它對推動此後的國際制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並使國際制度研究佔據了基歐漢後來學術研究的中心位置。值得注意的是，基歐漢還獨立或合作編輯了許多在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論文集，這些文集，如《跨國關係與世界政治》（1971），《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1986），《新的歐洲共同體：決策與制度變遷》（1991），《觀念與外交政策》（1993），《冷戰之後：歐洲的國家戰略與國際制度（1989—1991）》（1993），《國際化與國內政治》（1996），以及最近將出的《合法化與世界政治》等，都領導著不同時期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趨勢，其所撰寫的序言、結論以及設計的編書方案，對推動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學術價值。[4]例如他與奈在1971年編輯的《跨國關係與世界政治》一書，試圖解釋跨國互動與跨國組織對國家間關係和國家內部政治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5]這本書所發展出來的跨國關係的研究範式（transnational relations paradigm），對今天的國際關係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6]
綜觀基歐漢的論文、專著及其編輯的書籍，不難發現基歐漢30年來的學術理論進程。基歐漢學術生涯是從跨國關係研究起步的，這與他博士論文研究聯合國大會中的政治鬥爭問題是分不開的。在博士論文中，就如基歐漢後來承認的，他試圖搞清楚的問題是，聯合國大會中的制度背景是否影響著聯合國中各國之間關係的結果？權力與利益是世界政治的全部內容，抑或制度也在起作用呢？[7]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際關係學者對過去以國家和權力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研究範式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不滿。一方面，因為國際相互依賴加強而引起的國家間關係的調控與管理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重視；另一方面，伴隨著跨國交往的進步，各種各樣的非國家行為體活躍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這些新的世界政治現象導致傳統的以國家和權力為中心透視世界政治的研究方法在現實中受到了懷疑和挑戰。基歐漢敏銳地捕捉住這些問題，併力圖對這些新的世界政治問題在理論上給予回應。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基歐漢30年來所有的學術抱負，就在於回答：國際相互依賴的加強對國家間和國家內部政治的含義是什麼？在一個日趨密切的相互依賴世界中，究竟應該通過什麼途徑來維持世界政治中的合作與秩序？從方法論上來說，基歐漢的研究基本遵循的是「顛倒的第二種設想」（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8]的研究途徑。眾所周知，華爾茲關於戰爭根源三種設想中的第二種設想，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衝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即國際問題的國內根源，而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強調的就是國際力量是如何對國內政治經濟的變遷產生影響的。在基歐漢絕大部分著述中，無論是探討跨國關係和國際制度，還是國際化和意識形態等問題，集中關注的實際上不僅僅是跨國力量對國家間政治的影響，而且同時還闡述跨國力量是如何以及怎樣對國內政治經濟產生作用的。這種研究途徑並不是說基歐漢不重視國內因素對國際關係的作用能力。實際上，基歐漢一直承認這種作用因素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然而，在基歐漢的世界政治研究範式中，國內關係即使不從屬於國際關係，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政治經濟力量愈來愈多的影響。對這種影響的程度和方式作出恰當的評估，無疑是我們時代國際關係學者面臨的重大職責之一。[9]
在基歐漢身上，有許多可貴的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對學術研究議題敏銳的捕捉能力。在基歐漢至今的學術發展歷程中，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對世界政治研究特別強烈的問題意識。他在不同時期提出的不同世界政治研究議程，無論是跨政府組織問題，還是國際相互依賴的管理問題，以及霸權後合作與國際制度問題，或者國際化與國內政治問題，總是能夠貼近並抓住世界政治發展的脈搏，而基歐漢又能通過高超的綜合和平衡能力，通過國際制度這個關鍵概念將這些看似孤立無關的問題整合在一個框架中。所以，在我看來，基歐漢作為第一流的學者，很大程度上不在於他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在於他發現和提出「問題」的能力。這種對時代議題敏銳的「嗅覺」能力，不是每一位學者都能具備的。
其次，基歐漢的學術成就還告訴我們，作為一名社會科學研究者，必須時時關注其他學科的最新發展，以開放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國際關係研究，而不應該使自己的觀念囿於人為的學科邊界之中，也不應該將自己研究的問題只限定在國家邊界的框架之內。本質上，各門社會科學儘管名稱不同，但是探討的問題——諸如秩序、衝突、分配、公正等等——常常是相同的，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某門社會科學所能單獨壟斷的，更何況這些問題也不是某個人為設定的國家邊界之內的問題，它們實際上是所有政治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應該說，各門社會科學都為這些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觀察視角，某門學科中百思不解的問題，可能在其他學科中早已經是有答案的問題了。這就需要我們在研究中以謙虛和相互尊重的態度博采各門學科之長。我們平常一直強調的所謂跨學科研究，意義也正在於此。這方面，基歐漢的《霸權之後》一書提供了開放的跨學科研究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如果沒有及時捕捉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就不會有基歐漢在《霸權之後》一書中所發展出來的國際機制的功能解釋模式。基歐漢至今仍然認為將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與國際關係研究結合起來，是他對世界政治研究的最大貢獻。[10]
最後，一名成功的社會科學研究者，要注意並能夠發現研究議題中不為人注意的隱秘的地方（research corner），這些地方最有可能產生新的理論研究範式，並能促使許多學者產生濃厚的興趣，利用大量的經驗研究去檢驗和證偽這種研究範式。一個學者要是做到這一點，他的研究就能夠佔據學科發展的中心位置。[11]學科研究中這些隱秘的地方，就我個人的理解，類似於社會科學（包括國際關係）大廈中的「裂縫」問題，這些可能撼動既有理論大廈或者框架的「裂縫」，是真問題而不是假問題，是迫切的問題而不是無關痛癢的問題，是實在的問題而不是臆想的根本不構成問題的問題。[12]這些「裂縫」問題的尋找及其解決，對我們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與完善非常必要，我們要研究的問題不是太多了，而是正在研究的真問題太少了。
解讀《霸權之後》
在基歐漢的所有著述中，《霸權之後》是最重要的一本書。《霸權之後》一書共分為4個部分計11章，其理論論證的核心集中在「問題與概念」的第一部分和「合作與國際機制理論」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經驗研究，考察了戰後美國霸權在實踐中的運作，第四部分是結論。各章內容在此不作贅述。在本書中，基歐漢提出的一個中心命題是：霸權後合作是否以及如何可能？顯然，這既是個極具理論挑戰性的命題，也是關係美國霸權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衰落後，西方發達國家在沒有霸權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合作的一個政策課題。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具有理論挑戰性的命題呢？眾所周知，在正統的現實主義特別是流行的「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13]看來，國際體系要維持穩定，必須要有一個霸權國家或者霸主的存在。霸權穩定論假設，國際體系中的秩序、合作、安全、匯率穩定等諸如此類的東西，類似經濟學上所謂的公共物品。[14]我們知道，大凡公共物品，都具有供應的相聯性和排他的不可能性，即我對這種物品一定量的消費不會影響其他人對這種物品同量的消費；同樣，由於物品「公共」的特性，我對這種物品的消費並不會排除其他人同時對這種物品進行消費。換句話說，公共物品具有極強的外部性（externality）效果，那些沒有承擔供應公共物品責任的個體可以「免費搭車」（free-rider），自動享受別人提供公共物品所能帶來的好處；退一步講，當各個個體之間存在共同的類似公共物品的利益需求時，這些個體可能不會採取有效的集體行動實現這些共同利益，這就是奧爾森揭示的「集體行動的邏輯」[15]。公共物品這種獨有的特性，決定其經常處於供應不足的狀態，它所具有的外部性效果會導致國內政治經濟市場出現「失靈」的惡果（market failure）。一般來說，為了克服這種困境，強制性的中央權威是重要的途徑之一，[16]這就是在國內社會中為什麼需要政府干預市場運行的理由之一。推及到國際關係中，霸權穩定論的支持者認為，雖然在國際社會中不存在一個中央政府，但是如果存在一個起絕對主導作用的霸權國家，這個霸權國家能夠並願意為國際體系的穩定提供必要的如安全、經濟穩定之類的國際公共物品，那麼國際體系就會保持一定的秩序與和平；反之，如果沒有霸權國家，或者存在霸權國家而這個霸權國家卻處於衰落之中，那麼國際體系就可能陷入混亂或者發生霸權戰爭的後果。
霸權穩定論的邏輯提供了一種以權力為基礎的國際合作觀，即在霸權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各國之間的合作就能夠維持，而如果沒有霸權國家，那麼各國之間就會處於紛爭的狀態。在《霸權之後》一書中，基歐漢明確地對這種正統的以權力為基礎的國際合作理論提出質疑，認為霸權後的合作是可能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17]為了解釋霸權後合作的可能性和現實性，基歐漢引入了一個關鍵的概念，即國際機制。
國際機制這個概念最早是由魯傑（John G. Ruggie）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提出來的，這個概念此後逐步佔據國際關係話語系統的中心。但是，在《霸權之後》一書出版以前，對於國際機制的研究主要還是停留在描述的階段。只是在《霸權之後》一書出版以後，由於基歐漢引入大量的微觀經濟學概念和分析工具，這個概念才具有更多的分析性意義。
在《霸權之後》一書中，基歐漢發展出一套系統的國際機制的創設及其功能的理論。所謂國際機制，按照克拉斯納（Stephen D. Krasner）給出的被廣泛接受的定義，就是指在國際關係的議題領域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隱含的或明確的原則、規範、規則以及決策程序」[18]。基歐漢承認，在一個以利己主義為行為原則的個體所組成的世界中，其決策往往導致集體利益的受損，或者即使它們之間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難採取有效的集體行動，去維護和實現這類共同利益，這種利己決策行為的總和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後果。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個體理性的總和與集體理性的悖論問題。根據公共物品理論的推演，為了克服國際政治市場失靈的危機，由霸權國家來主動承擔並領導其他個體共同實現這些共同利益，是一條有效的途徑。那麼，霸權國家藉以實現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是什麼呢？在基歐漢看來，就是承擔並領導國際機制的建設。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美國積極參與戰後的機制建設（包括佈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銀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看出來。所以，國際機制的創設，主要是在霸權國家的領導下完成的。各種國際機制的功能在於，可以匯聚各國政府的行為預期，提供信息溝通的渠道，改善信息的質量和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降低交易成本，賦予行動和政策的合法性，改變行為者的利益偏好，協調和調整各國政府的政策和行動，減少不確定因素。機制的所有這些功能，對於霸權主導下國際體系中各國政府之間的和平與合作以及霸權體系的「護持」具有重要的價值。[19]由此可以看出，基歐漢發展的國際機制的功能理論對正統霸權穩定論所進行的修正：與其說是霸權國家，還不如說是霸權國家倡導下的國際機制，確保著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和平。
這種被修正或提煉的霸權穩定論，對理解基歐漢接下來的論證是至關重要的。既然國際機制主要是在霸權國家的領導下建設起來的，而且這些機制對維持霸權狀態下的和平與合作具有重要的意義，那麼，是不是說一旦霸權國家衰落以後，原先在霸權國家主導下所創設的機制也會相應地瓦解呢？而如果這些機制因為霸權的衰落而成為變革的對象，世界政治經濟不就因此會陷入紛爭與不和之中了嗎？正統的（或者未經提煉的）霸權穩定論對這個問題持肯定的回答，但是基歐漢在《霸權之後》一書中認為未必如此。在基歐漢看來，霸權衰落和國際機制的崩潰之間存在一個「時滯」，[20]也就是說，霸權的衰落並不必然意味著既有的在霸權國家領導下創設的機制也會相應地發生衰落，機制維持的慣性，使它們對確保霸權之後世界中的合作與和平仍然起著獨立的作用。因此，機制的維持和建設就成為霸權之後合作與和平能否持續的關鍵因素。
這樣看來，基歐漢這本書的理論價值絕不僅僅在於對正統的霸權穩定論進行修正和提煉，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通過對國際機制在世界政治經濟中扮演的功能價值的分析，說明國際機制對於促進「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是可能的，對減少世界政治經濟中的紛爭與不和是有價值的，對管理國際相互依賴是有意義的。
《霸權之後》一書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它對我們理解美國為應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霸權衰落的挑戰而進行的外交實踐，是不無幫助的。《霸權之後》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發達工業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美國霸權衰落後，如何通過國際機制的維持和建設來促進彼此之間的合作，避免紛爭。用政策的語言講，就是西方聯盟怎樣維持牢靠和穩固的合作？20世紀70年代，是西方世界發生巨大變化的年代，美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陷入諸多困境，難有戰後初期那種一統天下君臨一切的氣勢和抱負，美國霸權的衰落成為朝野上下揮之不去的陰影，西方聯盟的前景也令人憂慮不堪。美國在內政和外交上面臨的不是20世紀前半期如何「與崛起打交道」（coping with rising）的問題，而是如何「與衰落打交道」（coping with declining）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霸權衰落之後怎麼辦」的問題。基歐漢這本書隱含的政策意義在於，在霸權後時代，積極參與舊制度的修補和新制度的建設對確保美國的國際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當然，我們不能肯定基歐漢對國際機制功能的強調，一定就對美國今天的外交政策與國際行為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但有一點是肯定的，觀察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基本的世界政治政策，不難發現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越來越強調國際制度建設在維持美國全球利益和管理全球政治經濟問題中的意義，無論這些制度建設是以美國利益的名義還是以全球政治經濟穩定的名義。進一步說，美國及其西方聯盟在今天國際社會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它們參與制定的國際制度來確定和維護的；對國際制度的控制和解釋，已經成為美國外交「軟權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此看來，《霸權之後》一書在政策上的價值在於，它為美國應對霸權衰落和如何與衰落打交道開出了一張很好的處方。
當然，從理論的論證上講，《霸權之後》一書並不是完美無缺的。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對國際機制的功能解釋容易陷入「因為需要國際機制所以才有國際機制」[21]的循環論證的錯誤中。儘管基歐漢在本書中一再注意避免功能解釋途徑可能出現的因果論證缺陷，[22]但是通讀全書的理論論證部分，發現這種缺陷並未能夠完全克服。另外一個不足之處是，功能的解釋途徑可以說明霸權和世界政治經濟中日趨加強的相互依賴有助於國際制度的產生，也的確需要更多的國際制度來組織和管理密切聯繫的世界；但是對為什麼國際制度在產生過程中會出現形式多樣的特點，為什麼有些國際制度帶有強迫性的特點而有些國際制度卻帶有自我執行的能力，為什麼有些國際制度形式反映國際體系中權力配置的現實而有些國際制度卻沒有，為什麼有些國際制度比較穩固而有些國際制度卻非常脆弱，功能主義的解釋就顯得捉襟見肘了。在《霸權之後》一書中，基歐漢對國際機制的類型和變遷，涉及得不多。因此，機制的功能解釋在我看來，只是一種關於國際機制的靜態的理論（static theory），而不是機制變遷的動態的理論（dynamic theory）。[23]
基歐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與世界政治研究
自由主義是當代國際政治中最有影響的思潮之一。可以說，自從20世紀80年代直至冷戰結束以來，對世界政治實踐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潮，非自由主義莫屬。在冷戰後西方世界的外交政策中，無論是貿易自由化的推廣，還是民主制度的擴展，自由主義的外交理念都在其中佔據中心的位置。
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理論與現實主義的世界政治理論有著典型的區別。按照基歐漢的看法，首先，國際關係中的自由主義不僅僅強調國家，同時也強調各種有組織的社會團體和公司的作用；其次，與現實主義不同的是，自由主義並不強調軍事力量的重要意義，它試圖尋找的是具有不同利益的各個獨立的個體，如何組織起來以促進經濟效率和避免毀滅性的物質破壞；最後，自由主義相信通過積累實現進步的可能性，而現實主義則假設歷史不是進步的，是在權力政治的遊戲中循環的。[24]
世界政治中的自由主義理論不是鐵板一塊的，一般認為，它由各種不同的思潮所組成。在政治領域，由多伊爾（Michael Doyle）和羅塞特（Bruce Russett）提倡的「民主和平論」是政治自由主義的代表；在經濟領域，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等人主張的自由貿易和相互依賴和平論，是經濟（商業）自由主義的代表；也有強調公平和國際正義對各個民族和社會重要性的社會自由主義；而由基歐漢在《霸權之後》一書中所發展出來的國際制度理論（也是主流的國際制度理論），則被一些學者冠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或者「新自由制度主義」。[25]
那麼，以基歐漢為代表的主流國際制度理論何以被稱為是「新」的「自由主義」呢？
從分析的意義上講，世界政治的自由主義理論並不是一般政治哲學上宣講的關於自由的教義，而是作為分析社會現實的一種「途徑」（ap-proach）。前文提到，基歐漢在《霸權之後》一書中發展出來的國際制度理論，在研究方法上深受經濟學界流行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經濟學中的新制度學派著重研究在資源稀缺和交易費用高昂的條件下，（產權）制度以及制度安排是如何對人類的行為產生諸種不同影響的。[26]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國家理論、法和經濟學研究，對主流國際制度理論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今天主流的國際制度研究，所借助的最有力的分析工具就是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或者公共選擇理論。因此，作為一種分析途徑的「自由主義」國際理論，打上了自由經濟學派的許多烙印：第一，它把相關的角色視為個體，作為全部分析的起點，個體被假定是理性的，即行為過程是有選擇的，旨在根據個人的效用功能實現最大的純收益；第二，試圖理解個體的集合是怎樣作出集體決策的，以及由個體構成的組織是怎樣進行互動的；第三，強調個體的權利，以及人類事務中的進步是可能的。[27]
主流的國際制度理論所以帶有「自由主義」的痕跡，或者所以被稱為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還在於它從理論上糅合了商業自由主義的許多內容。在基歐漢看來，國際自由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範疇，而是由不同的各式各樣的自由主義構成的。基歐漢自認為屬於「成熟的自由主義」（so-phisticated liberalism）[28]，這種自由主義介於商業自由主義（commercial liberalism）和管制的自由主義（regulatory liberalism）之間，是對這兩者的綜合和超越。「成熟的自由主義」並不認為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和自由貿易的擴大會自動導致國際和平，但是它接受商業自由主義這種看法，即經濟的開放會產生有利於和平而不是有利於擴張征服的激勵因素。所以經濟相互依賴只是和平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能不能產生和平，最終取決於國際制度的效用。[29]而管制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管理各國關係的規則對維持和平的重要意義，沒有這些制度與規則的管制效用，國際和平就會非常脆弱，國際秩序也就是不牢靠的。所以，成熟的自由主義認為貿易擴展導致的國際相互依賴對國際和平是重要的，但僅由此並不必然帶來和平，還應該通過國際制度的力量，使相互依賴關係處於一種制度化的模式中；成熟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拒絕和反對「干預主義」，相反，為了管理國際相互依賴，需要必不可少的國際制度干預力量，只不過這種制度干預力量應該受到各國之間共同協議和規則的限制。[30]這樣，我們不妨把基歐漢這種和平觀點稱為「制度和平論」（institutional peace theory），以與商業（相互依賴）和平論、民主和平論和霸權和平論區別開來。[31]
由此看來，在對世界政治的哲學認識上，基歐漢的新自由制度主義或者成熟的自由主義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是截然不同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傳統現實主義的世界政治理論是一門「沉悶的科學」（a dismal sci-ence），它把世界政治簡單地視為權力遊戲的戰場，是在不斷循環的戰爭和衝突中進行的，而新自由制度主義則認為世界政治中存在進步和演化的力量，它秉承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張，認為在貿易的擴張和交往的加強中，通過國際制度建設與國際制度安排，世界政治可以朝著進步的方向演化，人類和平與福利是可以得到保障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因此提出「國際合作」的命題，它接受商業自由主義的基本假定，認為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個體是以絕對收益的提高為依歸的，對絕對收益（我們都能獲益嗎？）而不是相對收益（我們能得到多少收益？）的關注，使個體之間的合作與社會總體福利的增加成為可能；新自由制度主義也承認無政府狀態是世界政治的一種基本狀態，但是這種狀態並不意味著世界政治是缺少秩序的，更不意味著國際合作就是不可能的和不可靠的，相反，在自由主義者看來，無政府狀態是一塊「可培育的園地」[32]（a cultivable garden），無論是共和自由主義看重的通過民主制度的擴展達到的「分割的和平區」，商業自由主義強調的通過貿易發展而產生的貿易國家之間的「和平貿易區」，還是新自由制度主義寄希望的通過國際制度安排這種契約途徑實現的國際和平，總之，世界政治的無政府狀態不會是一成不變的，是可以走得出的一個困境。
應該說，以基歐漢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正確地看到在一個日趨相互依賴的世界中，國際制度建設和安排的重要意義；其關於「制度起作用」這個命題也是經得起證偽的。但是，「制度起作用」只是一個實證的命題，忽略了制度的規範意義，未能充分考慮國際制度的分配和正義問題。這也正是基歐漢在《霸權之後》一書結尾部分所提出的制度的價值和道德問題。實際上，制度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政治含義，正因為如此，新自由制度主義受到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的強烈攻擊，因為如果制度是起作用的話，那麼人們不免要問：誰的制度？[33]畢竟，國際制度往往決定了「誰在什麼時候，可以得到什麼，如何得到」這樣的問題。正如秦亞青教授在批判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時所指出的，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的關鍵概念國際制度，「是為了維護和延續某種國際社會體系服務的」[34]，本質上是帶有深刻的階級性烙印的。我們不難發現，當今國際社會中的大部分制度設計和安排，是由一種被稱為「深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35]理念所主導的，或者說主要是由處於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心地帶的西方國家主宰完成的。這些既定的國際制度，界定了國際社會中的基本財產權，是弱勢國家處於被強制和壓制的邊緣地帶的一個重要根源。從這個意義上講，新自由制度主義從正的方面告訴我們「建制」問題在世界政治中的意義，同樣，它也從反的方面提醒我們注意「改制」問題在世界政治中的迫切性。如果國際制度建設不能考慮弱勢國家和團體的立場和利益，那麼既有的制度可能會不斷地加劇世界範圍內的不平等和失望情緒，國際制度也許就不是合作與和平的推動因素，而是鬥爭與衝突的焦點，自由主義者所竭力強調的進步，可能變得更為脆弱。人們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具有重要分配含義的國際制度的不滿，可能預示著一場全球範圍內深刻危機的到來。
蘇長和2000年10月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
注 釋
[1]2000年，在華盛頓結束的美國政治學會千年會議上，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的資深國際關係學者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接替基歐漢，成為新一屆美國政治學會主席。
[2]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3]兩人後來又撰文對1979年版的《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進行了修正和補充，見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Revised,」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Autumn 1987，pp.725—753。
[4]限於篇幅，這裡不能一一列舉基歐漢教授的著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邁克爾·蘇赫（Michael Suhe）為基歐漢撰寫的學術評傳後面所附的「基歐漢著述一覽」，見Michael Suhe, 「Robert Keohane: A Contemporary Classic,」 in Iver Neumann and Ole Wa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ters in the Making，London: Routledge, 1997。
[5]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eds.,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6]這可從裡斯-卡彭最近編輯的《跨國關係研究的回歸》一書中看出來，見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7]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25.
[8]「顛倒的第二種設想」是由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這種「設想」強調研究國內問題的國際根源，見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tion，Vol.32，No.4，Autumn 1978，pp.881—912。
[9]蘇長和：《中國國際關係學：問題與研究方向》，載《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2000年第1期。
[10]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28.
[11]見邁克爾·蘇赫前引文第114—115頁。
[12]感謝劉建軍博士最先提請我注意到社會科學研究中「裂縫」問題的意義。
[13]「霸權穩定論」這個詞是由基歐漢最早在《霸權穩定論和國際經濟機制的變遷（1967—1977）》一文中使用的，這篇文章收在基歐漢《國際制度與國家權力》論文集中。
[14]或者說是一種國際公共物品，著名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曾經撰文論述國際公共物品問題，見Charles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86，pp.1—13。
[15]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可以說，當代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兩本理論著作——《霸權之後》和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的觀點，都受到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的影響。
[16]注意，強制性力量只是克服集體行動困境的方法之一，但決不是唯一的方法，有時也不是最有效的方法，見Michael Laver, 「The Political Solutions to th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in Political Studies，June 1980，pp.195—209；也見Michael Taylor,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應該承認，基歐漢對霸權穩定論的基本觀點並無太大的異議，在基歐漢看來，霸權穩定論是一種「粗糙的有待加工和提煉的理論」（a crude theory），需要進行修正，見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pp.32—41。
[18]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
[19]基歐漢對國際機制功能及效用的分析，主要見《霸權之後》第五章。秦亞青教授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對國際制度與霸權體系的護持，也有精彩的闡述，見秦亞青：《霸權體系與國際衝突：美國在國際武裝衝突中的支持行為（1945—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5頁。
[20]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101.
[21]Stephan Haggard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Summer 1987, p.506.
[22]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81.
[23]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蘇長和：《全球公共問題與國際合作：一種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特別見「國際關係中的制度選擇」一章。
[24]見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in John Dunn, ed., The Economic Limits to Modern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174。關於國際關係中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詳細區別，最精彩的分析見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6。近二十年來關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代表性文章，收在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5]「新自由制度主義」是格裡科（Joseph Grieco）在批判制度主義理論時首先使用的。關於自由主義與世界政治的論著很多，在此不便一一列舉，要瞭解這一理論，可參閱Michael Doyle, Bruce Russett, Anne-Marie Burley（Slaughter），Richard Rosecrance, Andrew Moravcsic等人的相關論著。
[26]對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較全面的概述，可參考思拉恩·埃格特森的《新制度經濟學》（吳經邦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一書。
[27]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p.174.
[28]Ibid, pp.165—194.
[29]Ibid, p.183．基歐漢的這種看法，與我在《經濟相互依賴及其政治後果》一文中提出的觀點是類似的，見蘇長和：《經濟相互依賴及其政治後果》，載《歐洲》雜誌1998年第5期。
[30]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p.184.
[31]實際上，「制度和平論」與早期「有組織的和平主義」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著名英籍匈牙利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Beacon Books, 1957）一書，可能是系統闡述這一理論的最早著作。
[32]見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Realism，Liberalism，and Socialism，p.19。
[33]見蘇長和：《全球公共問題與國際合作：一種制度的分析》中「在無政府與秩序之間：國際制度與國際社會的未來」一章。
[34]秦亞青：《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義》，載《外交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第45頁。
[35]「深嵌的自由主義」對戰後國際機制設計的影響，是由魯傑最早提出的，見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Stephan D. Krasner, ed., ibid, pp.195—231；也見John G. 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ty：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tion，London: Routledge, 1998, pp.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