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對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於是義和團徒子徒孫氣得捶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時還不流行立法委員提質詢，說誰動搖國本的學問，所以攻了一陣，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現代人物最大的特點是蠢血沸騰，從沒有時間真正坐下來和真正冷靜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華，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這麼比一比，其思想就有問題。至於比的對不對，是不是那麼一回事，通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時祖挺先生對北齊帝國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項羽？」幾乎把他閣下活活打死。其實高演先生舔項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權在手，就有資格踢騰。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一直傳統到現在，自然日益發揚光大。
香港自由日報上有馬五先生一篇短評，介紹了一則香港故事。一個三作牌向街頭無牌熟食檔收了六元港幣賄賂，結果被判有期徒刑六個月。馬五先生贊曰：「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對殖民地的政風皆另眼看待，認為黑暗面大過光明面，區區六元港幣規費，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卻執法不苟，對公務員的貪污行為，決不饒恕。收受六元賄賂，本質上與六十萬元賄賂，並無區別，非法貪污則一也，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貴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發生靈驗，擁有禍福人群的權威。假如執法者受著人情或某種外來勢力的干擾，稍有瞻徇，而枉法或執法以從事，法律的尊嚴即蕩然無存，誰也對它不發生信奉的觀念矣。因此，我想到中華民國司法界在台灣的若干現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遠甚。例如同樣是公務員，經由太太之手收受賄賂，貪污有據，有的夫妻一併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無罪，還要官復原位，顧盼自雄。法官可以聲稱「奉命不上訴」，訴訟處理必須「配合國策」，這算世界上那一類型的民主法治規範乎？至於行政人員遇到收取紅包，已視為義所應爾的常情，靡然成風，肆無忌憚。像香港警士取六塊錢的規費這回事，如果是在台灣，他會招來徒刑之災乎？」
柏楊先生所以引用馬五先生原文，因馬五先生的尊頭比柏楊先生的硬，頗可以抵抗各種飛帽。不過如論起學問來，他閣下就差得遠啦。他不是問該貪污六元賄賂的三作牌，在台灣會吃官司乎？意思是說，如果他在台灣，決不會吃官司。其實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楊先生發明有「說不准學」，可供參考。馬五先生說他簡直要發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讚許一百年以前的腐敗舊制度，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於一個官吏之身，聽他隨意處理，他受著王道仁政的思想影響，對一般人民，反而比現在這樣口稱法治，行屬人治的後果好的多。」
在堂堂進步繁榮的台灣，竟使人想到連黑暗的專治時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楊先生勢非聞過則怒，以示忠貞不可。幸虧這話不是我說的，而是馬五先生說的，帽子鋪掌櫃的如欲飛帽，千萬別飛到我頭上來，務請認清目標，逕向他閣下猛扣可也。不過偶爾有時候，一些不長進的朋友，也跟著會發出一陣同樣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學院派的方式找根據啦，且說說京戲吧，君看過「四進士」乎？真是絕妙好戲。話說開店的老頭宋士傑先生，不甘屈辱，頂撞了縣太爺幾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縣太爺豈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將下來，鬧到最後，公堂之上，宋士傑先生翻出縣太爺受賄的底牌。其中有幾句對話，世人不妨洗耳一聽。
縣太爺曰：「宋士傑，你好厲害的狀子。」
宋士傑先生曰：「大人，你好厲害的板子。」
縣太爺悻悻然曰：「好漢漢，等我回到衙裡，再和你算賬。」
宋士傑先生笑曰：「怎麼，老哥，你還打算回去呀？」
縣太爺一聽，打了一個冷顫，真的當堂就被摘下紗帽。
嗚呼！雖然那是一個公開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時代，但也是個說得準的時代。以一個開小店的老頭，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會得到某種懲罰，真是奇跡。今天便不然矣，不但開小店的老頭說不準，連名震海內外的馬五先生都說不準，還茫茫然問曰：「這算世界上那一類型的民主法治規範？」當然是「說不准類型的民主法治規範」。即以該香港的三作牌而論，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個月，馬五先生以為如果在台灣，准啥事都沒有，恐怕不太見島，說不定經過法官自由心證了一番之後，說他動搖國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無，興之所至的，中國人便只好恍恍惚惚過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亂兼就亂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訓別人不要二抓。越是聲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的凶。我們社會就好像一幅畢加索先生的調顏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愛。洋大人見之，伸大拇指曰：「進步進步。」或點頭讚歎曰：「提高提高。」結果苦了一些既無啥可抓，又無啥可兼的老弱殘兵，用別人買一雙皮鞋的錢，來養活全家。養活全家不算，不時的還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節約救國。
我們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國傳統文化中什麼都有，獨缺靈性。我說什麼都有，那是真的什麼都有，不信的話，翻開古書瞧瞧，聖人也漢，君王也漢，篇篇言論，頭頭是道，而實際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黃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權覆亡，異族入主中國，憑我們的想像，一定以為官民同心，一致對外了吧。如有抗敵英雄，也一定會被人頂禮膜拜。黃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軍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義，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經之地，有千里之遙，沿途所見，不但沒有一點亡國現象，那時適逢新年，中國小民還一個個穿新衣，戴新帽，訪親戚，拜朋友，玩龍燈的玩龍燈，趕廟會的趕廟會，鑼鼓喧天，熱斗非凡。偶爾抬頭，看見一隊韃子兵，押著一個白髮老頭，繩困索綁，頭上戴枷，手上戴銬，腳上帶鐐，不僅大為驚奇，連猴戲都不看啦，一擁而上，看起老頭來啦。經韃子兵介紹，原來他名叫黃道周，犯了叛亂之罪。大家一聽，啊呀不好，叛亂罪是要殺頭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頑童，揀起石子摔到黃先生頭上，以示薄懲。比較懂事的老年人乃歎曰：「這麼大年紀，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個大傻瓜。」嗚呼，不要看書本上、報紙上，或二抓牌講演時猛烈推崇忠臣義士，推崇的無微不至，實際上真正的忠臣義士，無不寂寞可憐，被人「歎曰」也。
這是一種不講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昧追求榮華富貴的傳統，把中國人的靈性醬得欲僵欲死。凡是有異於這種氣質的行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厭惡。不僅小民如此，應該最具有靈性的知識份子，也是如此。君看過「康聖人顯形記」乎？十九世紀九零年代出版，說的是康有為先生戊戌政變和結局，其中敘述六君子臨刑的那一段，是全書精華，讀者先生，不可不看個仔細。書上曰－－「那隸卒當先走到康廣仁等六人面前說道：『恭喜，恭喜，諸位老爺們，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聞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由得心內一驚，彼此相視，一言不發，惟林旭忽吟詩兩首道：『青蒲飲泣知無補，慷慨難酬國士恩，欲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後人論。』林旭將詩吟罷，那禁卒令六人出了監門，直望刑部大堂而來。但見堂上兩旁，皆列著營兵，個個手執刀斧，好不森嚴可畏，當下健役將六名官犯，押到堂下，當由監斬官點名已畢，困綁手上前，將六人剝去衣服，當堂背綁停當，各在背後插了標記。監斬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營兵差役，均各前後押護而行。出了刑部門，各官犯乘沒篷騾車，一隊隊刀斧手、長槍手、馬隊、步隊、洋槍隊，犯車兩邊，每乘車有八名刀斧手圍護，劊子手在後跟隨。末後，監斬官頭戴大紅斗笠，身披大紅披風，押解在後。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隊隊整齊。出了宣武門，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經過，那些看熱鬧的一層層擁擠不開。只見得劉光第坐在車中，兩目雙垂，一言不語，自己悔恨已遲。林旭仰面朝天，浩然而歎。楊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夢末醒。譚嗣同、康廣仁、楊銳，皆有懊悔之狀。兩旁觀者，莫不互相議論，皆因康有為一人作亂，連累許多官家子孫，身首異處，他卻逍遙法外。你言我語，議說紛紛，不一會，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跪在一處，每名仍有八名刀斧手，擁護左右，四面皆系大旗隊、洋槍隊、馬隊、步隊、圍繞四周，直圍得如銅牆鐵壁一般。監斬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時三刻，即便行刑。一會只聽得值時官報道：『已交午時三刻，請即行刑。』監斬官聞報，當即勾絕了六人名字，忽聽喝道：『行刑牌下。』那劊子手那敢怠慢，高舉鋼刀，只聽一排炮聲，這六名官犯的頭，早已個個落下。可憐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
看殺六君子熱鬧的人，和看殺黃道周先生熱鬧的人，有啥不同也歟？時間上雖然隔了三百年，民族靈性卻依然如故。該書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悔恨已遲」、「有懊悔之狀」，真是以豬玀之心，度龍虎之腹。最主要的是，該書作者雖沒有歎他們曰：「真是大傻瓜」，卻更明目張膽的譏笑那些為了實踐一種理想，而犧牲了「富貴功名」的愛國鬥士，認為不合算不合算。嗚呼，偉大嚴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竟成了知識份子的嘲弄對象，這正是中國社會上特有的娼寮氣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卻去拚命鼓吹對權勢的馴服，和對富貴功名的追求。六君子的死，在他眼中，最可惜的是：「富貴功名，化為烏有。」嗚呼，中華民族復興之機，看來使人緊張。於是有人就說，黃道周先生之事，乃明末之事，「康聖人顯聖記」之書，乃清末之書。現在已不是那個時代，現在是啥繕繕繕時代矣。啥繕繕繕者，吉祥蓬勃之詞，我們不加論列，蓋論列了恐有未便。我們只是想，自明末至清末，三百年之久，都沒有什麼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繼續被醬了五十年，其僵其硬，恐怕還要更重。
一九五八年種玉麟先生和他的幾位青年朋友，駕著「自由中國號」小舟，橫渡太平洋，報上天天有讚揚他的新聞，社會上也天天有座談會、茶話會、交誼會，等等之會，對他恭維備至。有一天，柏楊先生拜訪一位作家，（尊名說不得，說了就挨揍），他是負責編「特刊」的，我問他感想如何，他搖頭而露牙，冷笑曰：「一個小浪就沉到底啦，這種傻事，我不幹，我不幹。」
其實不但他不幹，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幹，蓋靈性被醬之後，正人君子，就有兩副嘴臉，一曰群眾嘴臉，一曰子弟嘴臉。對群眾時一副嘴臉，對親人時又是一副嘴臉。或上得台盤，或寫起文章，或致起訓詞，或坐在辨公桌後，是一副嘴臉；該嘴臉也，凜凜然大義滅親，不可侵犯。但一旦回到自己家裡，想想自己，想想妻子兒女，便另是一番嘴臉也。種玉麟先生駕一隻帆船，上面有若干現代化的設備，而且又逢太平洋最太平時期，危險是有的，但並不就等於往火坑裡一跳。作家老爺已如上述，官崽的表情，就更為可觀矣。我有一位當官的朋友，出席某學堂座談會，慷慨陳詞，唾沫橫飛，差一點就當場自殺，以表他視死如歸。可是回到家中，小兒子告訴他已寫信給種先生，要求也參加一份，他就立刻跳起高來，罵曰：「船翻了怎麼辨？」並引用聖人之言曰：「務虛名而得實禍，務虛名而得實禍。」
從前的醬缸固是醬缸，卻是大醬缸，還偶爾有點空隙。自從來到台灣，大醬缸變成小醬缸矣。人的想法、看法、見解，也跟著更淺、更短、更庸、更俗、更教人起雞皮疙瘩。大家有口皆碑，說種玉麟先生了不起，那是希望別人去傻，自己並不打算去傻。大家都讚揚張三，目的是希望別人當張三，自己並不希望當張三。大家都讚揚李四，也是希望別人當李四，以便自己舒舒服服過日子，如果讓自己當李四，怕全家都哭上三天。咦，對岳飛先生，誰不尊敬？問題是有幾人願意自己當岳飛？又有幾個人願意自己的兒子當岳飛？不過研究起來，也不能怪誰。中國立國五千年，好像很少有光榮結局的民族英雄。翻開歷史書看看，凡是有幹才，有眼光，有見解，忠心耿耿，為國盡忠，拯救國家民族的英雄豪傑和愛國志士，幾乎全沒有好下場，不是被殺，便是被辱。五千年來，凡當權的傢伙，幾乎是除了二抓牌，就是二抓牌。那就是說，中國的歷史好像是一系列的奸勝忠敗，劣勝優敗的反淘汰歷史。血跡斑斑，可以一個王朝接一個王朝查考，也可以一個人接一個人查考，包管能把你查得奄奄一息，油然「歎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