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南京危急之時，除我和行政院院長、參謀總長及少數高級官員之外，政府本已全部遷往廣州。南京失守後，我臨時決定飛到桂林的原因，是看透了蔣先生如不肯放手讓我做去，則不論政府遷往何處，局勢絕無挽回餘地。南京三個月的慘痛教訓對我太深刻了。在蔣先生幕後控制之下，政治無法改革，軍隊無法調遣，人事無法整頓，軍政費無從支付，經濟完全崩潰，守江謀和的計劃無法實施。結果，「開門揖盜」，天塹長江，一夕而失。凡此種種，均系蔣先生有意出此，讓我早日垮台。
4月23日清晨離京之後，我默坐機上，只聞機聲隆隆，震耳欲聾，除此之外，則又似萬籟俱寂。瞻前顧後，不覺百感叢生，悲憤無已。思索抵桂之後，對大局將何以自處？深思熟慮之後，忽有所悟。自覺在今日的情況下，只有兩途可循，一即決心引退下野，以謝國人。按照憲法的規定，總統、副總統均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權，並由立法院院長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議，補選總統、副總統。然而我又顧及在此軍事潰敗之下，動輒失地千里，國民大會代表散處四方，欲湊足開會法定人數實屬不易，故欲走此路，顯有事實上的困難。另一可循途徑，便是與蔣先生公開攤牌，要求他切實履行諾言，保證絕對不再干預政治、軍事和人事，交出國庫中的金銀和外幣，好讓我盡心盡力挽狂瀾於既倒。然而實際上蔣先生絕難做到，所以我也深知選擇第二條路亦毫無把握。不過今日已到山窮水盡之時，在主觀上只有作如是想法了。
專機抵達桂林時，各界聞訊前來歡迎的仍是人山人海。當時高級軍政人員都知道局勢嚴重，他們一致認為在目前局面下，蔣先生既不肯放手，我斷然無力起死回生。蔣先生最後必要憑借他優勢的海軍、空軍，退保台灣一隅，建立一個小朝廷。到那時，我們在大陸全部潰敗，恐怕想進入台灣謀一枝之棲也不可能。現在我既然在內戰中失敗，倒不如拿出體育家的風度，乾脆承認失敗，把軍政大權和平讓予中共，以免內戰繼續，生靈塗炭。
接連數晚，廣西省軍政領袖皆聚於我在桂林文明路的私邸內開時局談話會。最後且由廣西省參議會議長李任仁領銜，由廣西省教育廳廳長黃樸心主稿，寫了一封很長的建議書給我。該建議書的內容約分四點：第一，就大局來說，國民黨政權已至末日，積重難返，遲早必然崩潰，絕無挽回的可能。第二，廣西省內尚和平安定，桂籍軍隊亦尚有二三十萬人，據險而守，與中共作有條件的和談，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廣西軍政領袖們一向與中央不睦，但與民革主席李濟深則友誼極深，現在亟宜運用李濟深居間斡旋，與中共言和。第四，廣西如想以實力與共軍對抗，無異以卵擊石，目前應不惜一切，委曲求全，與中共妥協。
在這份建議書上簽名的文職人員，除省主席黃旭初之外，可說全部簽署；武職人員，除正在前方統兵作戰的將領之外，亦全部簽名。領銜人李任仁尤其是物望所歸。任仁為早期廣西優級師範的畢業生，清末執教於會仙墟兩等小學，曾為白崇禧的老師，為人淡泊明志，與世無爭，極為各界人士所推重。他因為看不慣蔣先生的作風，憤而加入民革，被選為中央委員。此次他把這份建議書交給我時，便一再地說：「失敗已經注定，我們為什麼不能放下屠刀，卻要把這害國害民的內戰堅持到底呢？」任仁並強調說：「德公，蔣先生在大陸上垮台，尚有一台灣可以負隅，你如在大陸上失敗，則一條退路都沒有，又何苦堅持到底呢？」
他們這份建議書所持的意見，以及李任仁向我建議的各點，都可說理由充分，無懈可擊。各建議人的態度尤其忠耿可親，無奈我個人無法轉變。西方人處此絕境，他們會順應環境，罷兵投降；中國人除少數貪生怕死的懦夫，或全無主張的投機分子也會「陣前起義」、叛變投敵之外，正直有為之士，多半主張「不成功即成仁」，絕不腆顏事敵。我國的傳統道德是謳歌「斷頭將軍」，而鄙視「降將軍」。我當時的心境也是頭可斷，血可流，而志不可辱。任憑他們的說辭是如何的順理成章，我內心也知道，我們的失敗已經注定，自覺我方無一項可站得住的。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同處絕境，斷無起死回生之望。但是我仍然強詞奪理，駁斥他們的投降論。
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亦皆趕回桂林，一致反對投降。白崇禧尤其聲色俱厲，痛斥投降論者。黃旭初更因黃樸心意志頹喪，動搖人心，而將其撤職。一般主和人士見到這種「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情況，知道多言無益，大家只有重振精神，追隨我們和共軍作戰到底。
今日回思，深覺我們當時明知事不可為，純以意氣用事，與共軍力拼到底，致軍民多受不必要的犧牲和痛苦，真是罪孽不淺啊！
二
我在桂林既不願去穗，在穗高級人員何應欽、閻錫山等均函電飛馳，敦請我赴廣州坐鎮。5月2日廣州中央並推居正、閻錫山、李文范三人隨白崇禧飛桂林促駕。
白崇禧自在杭州晤蔣後，逕返武漢，主持華中戰事。我返抵桂林後，即電約白氏返桂一晤，商討今後華中方面的防務。白崇禧於4月29日自漢飛桂，因天氣關係，無法降落，改飛廣州。5月2日遂偕居、閻、李三人來桂。
白崇禧來桂之後，見我意志消沉、痛苦萬分，非常同情我的處境，一度與我密談。謂蔣先生既不肯放手，處處掣肘，倒不如由我敦請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我說：「此事萬不可行。現在已是憲政時期，吾人必須維護憲法的尊嚴。今蔣氏已引退下野，即為一介平民，若不經國民大會的合法選舉而私相授受，由我勸他復任總統，則我將為千古的罪人。」白氏見我態度異常堅定，遂不再言。此消息不久即不脛而走，傳到外面去，對蔣先生可說是正中下懷。他聞訊之後，當然喜出望外。嗣後某次，蔣先生由台北飛廣州，住在黃埔軍校舊址，特電約白氏見面，很親切地對白說：「只要我們兩人合作，大局仍有可為。1927年我下野，旋復職與你合作，即能完成北伐大業。其後因政情複雜，又分道揚鑣。及至1937年恢復合作，而把日本打敗，收復失土。此皆有力的例證，今後亦然。」到政府遷重慶，蔣先生復職已有呼之欲出之勢，並有白氏出任行政院院長之謠傳，甚至說我與白崇禧意見相左，其實都是蔣先生故弄玄虛的無聊伎倆，殊屬可笑。
居、閻、李三人皆是黨國元老，早年追隨中山革命，也可說是民國締造者之一，如今眼見大好河山陷落，心頭抑鬱，非言可喻。閻錫山於1911年即任山西都督，治理山西垂四十年，如今被中共逐出山西。太原城內巷戰時，屍填溝洫，閻錫山說來，情感激動，竟至老淚橫流。他勸我以國家為重，速赴廣州，領導反共。居、李二人亦以此相勸。他們三人對蔣先生歷來的作風，均感不滿，對我處境萬般同情。我便坦白地告訴他們，蔣先生幕後不放手，我絕無法亦無此能力領導，只有急流勇退之一途。三人都說，他們來桂之前已得到蔣先生的保證，說五年之內絕不干預政治，希望李代總統領導下去。
5月3日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與海南島軍政長官陳濟棠亦銜蔣之命來桂相勸。陳、朱二人皆說，蔣先生已決心將軍、政、財大權全部交出，他絕不再在幕後操縱。閻錫山並自告奮勇，願親赴上海一行。因蔣先生此時正在吳淞口一軍艦上指揮湯恩伯防守上海。行前，復由他們五人磋商，擬出六條方案，由閻錫山面請蔣先生作確切的保證，為我飛穗重主中樞大政的先決條件。這六條方案的內容大致如後：
第一，關於指揮權者：力求扭轉軍事頹勢，國防部應有完整之指揮權，蔣先生不得在幕後指揮；
第二，關於人事權者：全國官吏任免，由總統暨行政院院長依據憲法執行之，蔣先生不得從幕後干預；
第三，關於財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業等機構，概由行政院主管部會監督，任何人不得從中操縱，中央銀行運台存儲之銀元、金鈔，須一律交出，支付軍政費用；
第四，關於行政範圍者：各級政府須依據憲法規定，向總統及行政院院長分層負責，不得聽受任何個人指導，在穗之政府機關，應率先奉行；
第五，關於黨政者：國民黨只能依普通政黨規定，協助指導從政黨員，不得干涉政務，控制政府；
第六，關於蔣先生今後出處：希望蔣先生暫時出國赴歐美訪問，免礙軍政改革。
關於第六點，原非我的意思。我只要蔣先生真能放手，讓我以大刀闊斧的手段來加以興革，我絕無心逼他出國。不過當時與會諸人，為要急於勸我去穗，仍主張把這條加入。
5月4日閻錫山便專機飛滬，在上海和蔣先生長談三日。5月7日返桂，說我們所要求各條，蔣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權力交出，他五年之內，亦不復過問政治。但是蔣先生希望能居留台灣，因國家敗亡至此，他覺無顏出國見友邦人士雲。
局勢發展至此，使我無話可說。我深知蔣先生往往自食其言，我為希望蔣先生交出大權而去廣州，可能是望梅止渴，但是我說的話卻不能不算數。蔣既有此諾言，我就應赴湯蹈火。遂於5月7日南飛廣州，為防止中國「赤化」，做最後五分鐘的努力。
三
我在桂林雖僅逗留兩周，然此兩周間，共軍在江南的戰事直如疾風掃落葉。我飛廣州時，共軍前鋒已入福建境內。湯恩伯的江防計劃是將主力配備於鎮江以東。全線最弱的一點，為蕪湖以西的大通、貴池一帶。該處守軍為戰鬥力極弱的劉汝明第六十八軍和安徽保安隊。
共軍的渡江戰略便是針對這個防線的弱點而部署的。4月21日，中共分兩路自江陰和大通江面大舉渡江。由於戴戎光叛變，陳毅部大軍二十餘萬，一槍不發便佔領了江陰要塞，切斷了京滬路。湯恩伯部未作激烈抵抗，便將主力約三十萬人悉數撤入上海。鎮江、南京、蕪湖間未及東撤的部隊十餘萬人，則向浙江西部撤退，為共軍追擊，逐一包圍消滅。
上游共軍則由大通、貴池一帶強渡，劉汝明無力阻遏，全軍向皖南及贛東撤退。共軍人多勢猛，乘勝窮追，六十八軍大部被殲，劉汝明率少數殘部遁入閩北，安徽保安隊瞬被消滅，皖南、浙西遂成真空狀態。共軍一日夜強行軍二百餘里，5月初遂佔領貴溪、弋陽，一舉切斷華南大動脈的浙贛路。
自5月5日至5月10日五天之內，共軍連下上饒、玉山、江山、衢州、龍游、湯溪、金華、義烏等縣。浙西國軍後路被斷，無法向江西撤退，援絕糧盡，乃紛紛向共軍投降。據中共新華社於5月17日所宣佈的戰果，國軍在此區域被消滅的，計有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四、五十一、六十六、六十八及一○六各軍的全部，九十六軍的大部，八十八軍的兩個整師，四十六軍的一七四師以及張雪中第九編練區所轄第十二、七十三、七十四及八十五四個軍的全部，第十八、二十一、五十四、七十三及九十九各軍的一部。六十六軍軍長羅賢達和安徽保安司令張義純被俘。
這次江南的潰敗，可以說是空前的。我軍有時一日夜退二百里，共軍追擊的速度有時一日夜達二百華里以上，四處設伏，邀擊包圍我軍。雙方並無激烈戰鬥，我軍便俯首投降。
從軍事學觀點來看，此次的大混亂實全由蔣、湯二人不知兵所造成。前已言之，我和白崇禧的戰略，原是以南京為中心，以重兵向上下游延伸，阻敵渡江。萬一守江失敗，則放棄上海和南京，將大兵團沿浙贛路配備，與華中區大軍成掎角，作有計劃的西撤，退保西南五省以待變。
如果按照我們的計劃執行，則我們可以逐漸形成抗戰期間的敵我形勢。劉伯承雖十分剽悍，亦斷不能對我軍直如摧枯拉朽一般。
無奈蔣先生堅持以主力守上海一隅，而皖南方面又故意使其成為真空狀態。以故劉伯承一旦渡江，便如入無人之境，沿鄱陽湖東岸長驅直入，至5月中旬竟侵入閩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揮的華中防地形成劣勢的突出狀態。值此緊急時期，白崇禧仍圖補救，曾急電蔣先生，請將株守上海的精銳部隊速由海道撤往汕頭，聯合自青島南撤的劉安琪第九兵團約五六萬精銳部隊，自閩南、粵東北上，堅守大庾。而蔣先生不聽。
當上海不堪再守時，蔣把部隊先撤至舟山群島，逐步撤往台灣，劉安琪兵團則撤往海南島。坐視白崇禧的華中區戰事日趨惡化而不聞不問。
還不止此。當浙西戰事接近尾聲，共軍已準備攻贛時，蔣先生突令原在吉安、贛州之間駐防的胡璉兵團撤往粵東避戰，南昌一帶頓受威脅。白崇禧為搶救此一裂罅，乃將原守鄂東的徐啟明兵團迅速南調，鄂東遂拱手讓予共軍。而武漢三鎮更形突出，白崇禧乃不得不作撤守武漢的打算。
武漢既不可守，湖南便受威脅。駐守湖南的兩位湖南將軍——程潛、陳明仁，為恐桑梓糜爛，遂暗中與共軍勾結，整個西南的抗共部署便瓦解了。
共軍之所以能席捲江南，奄有全國，並非他們有天大的本領，能使我軍一敗塗地，實因蔣先生自毀長城，「開門揖盜」之所致。蔣先生原是一位低能的戰略家，由他親自指揮而吃敗仗，本不算稀奇。不過此次江南之敗，似非由於他指揮低能之所致，細研全局，我深覺他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
蔣先生引退時，我原堅持不就，他定要我出來支撐殘局；及我勉為其難，他又在背後處心積慮地要我從速垮台。其居心何在，只有讓後世史學家去細細探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