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當總統之初，有三種任務緊迫眉睫。其一，為著結束內戰，我不得不誠心同共產黨人舉行談判，以求和解。其二，我不得不阻止共產黨人渡過長江，以求得體面的和平。同時，我還必須鞏固內部的團結，實行民主改革，以便重得民眾之支持。其三，我必得尋求美援，以制止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因通貨膨脹實在比共產黨之威脅尤大。
自蔣氏離南京不久，我就致電孫中山夫人、李濟深、民盟領袖張瀾、章伯鈞、張東蓀，還有其他一些人等，他們都代表一些小派，其中多數人過去都曾反共。但是抗戰勝利後，他們都變成反對國民黨而贊成共產黨，究其原因，固然是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之妙用，另一方面也實是蔣先生一派所迫成的。但是這些人對我還友好，似乎不懷惡感。我若得他們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種力量，以製造反共之輿論。這樣共產黨就不得不放棄毫無意義的把內戰打到底的目的。
然而事實證明，所有這些都只是我的如意算盤。因為共產黨的勝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願意回到國民黨冷冷清清的屋裡來了。而正當此時，共產黨「統戰」人士尤其活躍，就如李濟深，因受親共同事之包圍，業已離香港往北平出席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去了。
為著試探共產黨對我的和平呼籲的反應，我組織了一批在上海公眾組織和教育界中的知名人士，由他們組成一個「人民代表團」並坐飛機往北平，華中「剿匪」總部參議劉仲華和立法委員黃啟漢被邀同往。此事經我同意，後來報界傳這兩人是我私人代表，並非事實。
1949年1月27日，我正式致電毛澤東，倡議和解。該電文如下：
潤之先生勳鑒：
自政協破裂，繼八年對外抗戰之後，內戰達三年有餘，國家元氣大傷，人民痛苦萬狀，弭戰謀和已成為今日全國一致之呼聲。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決心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弟於二十二日所發出之聲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鈞、東蓀諸先生之電，計均已早邀亮察。國家今日殘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園城市之摧毀，無辜人民之死傷，不可勝計，而妻離子散，啼饑號寒者，復隨處皆是，此悉由於戰爭所招致。以往國共兩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曾共同致力中國革命，不幸現因政見分歧，鬩牆鬥起，致使國家人民，遭此慘禍，撫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認為革命之目的，在於增進人民與國家之利益，革命之動機，基於大多數人民之意旨，則無論國共兩黨所持之主張與政見，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勢下，決無繼續訴諸武力，互相砍殺，以加重人民與國家痛苦之理由。除遵循全國民意，弭戰謀和，從事政治解決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可循。否則吾人之罪，誠將百身莫贖。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願意尋求和平解決。現政府方面，已從言論與行動上，表明和平之誠意，所有以往全國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釋放政治犯、開放言論、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實施，事實俱在，何得謂虛偽。務望先生號召貴黨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談，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點，開始談判。戰爭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萬千之國民生命，減少萬千之孤兒寡婦。果能共體時艱，開誠相見，一切當可獲得解決。貴方所提八項條件，政府方面已承認可以此作為基礎，進行和談，各項問題，自均可在談判中商討決定。在雙方商討尚未開始之前，即要求對方必須先行執行某項條件，則不能謂之為和談。以往恩怨是非，倘加過分重視，則仇仇相報，寧有已時？哀吾同胞，恐無噍類，先生與弟將同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進者，貴方廣播屢謂政府此次倡導和平，為政府與某國勾結之陰謀，此種觀點，顯系基於某種成見而來。弟自抗戰迄今，對外政策，夙主親仁善鄰，無所軒輊，凡有助於我國之和平建設，均應與之密切合作。今後亦惟有循此原則，以確保東亞和平，與我國家之獨立自主。先生明達，當引為然。總之，今日之事，非一黨一人之榮辱，而為國家命脈、人民生死之所繫。弟個人亦決無絲毫成見與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還我初服，固所時刻馨香禱祝者。掬誠布悃，希卓裁見復為幸！
弟 李宗仁 於感京秘印
其間，我派甘介侯博士作為我的私人代表前往上海與顏惠慶、章士釗、雷震、江庸等社會名流磋商，希望他們作為中間人士前往北平，幫助在政府和共產黨人之間搭橋。其後，1月31日，我又和邵力子同往上海親訪他們。
我還邀請陳光甫加入這個前往北平的代表團，但遭拒絕。陳氏是有名的銀行家，我多年老友，1928年蔣先生有意讓他擔任行政院的部長，但陳氏謝絕了。當我勸他接受時，陳氏笑道：「將來，老兄當了一國之元首時，無論你叫我幹什麼，我一定接受。」而今在上海，我重提往時的請求和他的諾言時，陳氏卻說：「大勢已去，只好取消前言了。」
我回南京後不久，那個人民代表團在北平和共產黨首領磋商後回到了南京，劉仲華向我報告說，共產黨權威人士表示只要我斷絕同美國人的聯繫並協同消滅蔣介石派殘餘勢力，他們就願意和我合作。顯然，這是共產黨要使蔣先生和我不和。至於我和美國人的聯繫，我尚未接到過任何美國援助，美國政府就是提供了經濟幫助給予中國政府，那也是和原先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提供的貸款全然不同的。我們絕不會以主權和美國金錢來做交易。基於這個理由，我起草了五點回答給共產黨。叫劉把它帶往上海，以便第二個人民代表團把它交給共產黨首領。下面就是我提出的五個要點：
一、政府同意通過政治方法解決一切國家問題。
二、各方指派一正式代表團，立即恢復和談。
三、和談時期停止一切軍事行動。
四、今後國家重建工作按下列原則進行，即組成民主政府，平均分配財富，軍隊國有化，全體人民自由生活。
五、今後與外國的事務，按照民族平等、互相有利的原則進行。
第二個人民代表團於2月14日飛往北平。在此期間，長江下游的戰鬥實際上已經停止，因為共產黨人正在休整軍隊。我們也有幾十艘炮艦在長江上巡邏，看來足夠阻止共軍渡江。這樣寧滬地區的緊張也就趨於緩和。樂觀的氣氛看來重新在這兩個市的街上出現。所有的人都期待著北平的好消息。但是就在這個時期，行政院在孫科率領下，突然從南京遷往廣州。非常明顯，此舉旨在抵制我的和平努力。
二
在我取得總統職位之初，我曾試圖改變蔣先生之專制做法，建立真正的憲法政府，使其行政權力歸於行政院院長（內閣總理），而不給予總統。然而不幸，行政院院長孫科博士正是我以前在副總統競選運動中的敵手，他在1948年12月中接任了翁文灝博士的行政院院長。
多年來，我和孫科博士的私人關係頗好，但在副總統競選活動中，我的支持者，特別是黃紹竑做得過分，竟至揭露孫博士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陰私，黃氏用假名發表了幾篇文章，重提舊日的桃色事件——「敝眷藍妮」。藍妮是一個頗有姿色的交際花，曾有個時期是孫博士的情婦。後來，她還叫兩個女兒稱孫氏為父親。抗戰時期，藍妮一直留住上海，並且得到了一筆相當可觀的不明來歷的財產。日本投降後，所有偽官員的財產都由政府沒收，其中也包括藍妮小姐的。於是，當她以前的情人回到南京當了立法院院長時，她便拚命向他求救，試圖取回被沒收的財產。孫氏便給上海負責官員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藍妮稱作「敝眷」。那時藍妮小姐也頗有名聲，照片也常出現在中外文報紙的頭版新聞上。所以，孫氏此信便成了轟動一時的笑談了。而「敝眷」二字更是好久都用大體字排印出來。
1948年4月，孫科作為蔣先生的「黑馬」，參加副總統競選活動。黃紹竑很有文學天才，便在這時改了一下前次的題目，發表了另一篇兒女風情紀事的文章。這使得孫博士尷尬萬分，並認為我手段惡劣。選舉失敗，他或許可以忘掉了，而黃氏重提藍妮之事，則恐怕是不能忘懷的。現在正是他進行報復的好機會了。
我還得對付CC系的其他反對者。CC系那班人都心胸狹隘，他們從不知道我之接任總統乃是克服政府危機的必要步驟。他們簡單地認為，中央政府中權力變動為「桂系」爭權的「最終勝利」，無論什麼場合，他們都抵制我。所以，在蔣氏幕後指揮之下，孫科派和CC系就聯合一致，共同來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從南京遷往廣州。
值此關鍵時刻，國民政府不能從南京遷走。類似任何輕率舉動都定然會予共產黨人以足夠的借口來拒絕進行和平談判。其次，政府方面的任何舉動都會影響民眾的心理和士氣。我雖反對，然則蔣先生自南京引退後不久，孫科就把行政院及其所屬各部遷往廣州。立法院的CC系分子步其後塵。南京城空了一半。幸好，立法院大部分委員卻情願和我留在南京。
因之立法院分裂，兩派公開彼此彈劾，亂七八糟。我深感為難，以致不知所措。我在南京處理了大批政府事務之後，正等著共產黨的答覆。2月22日，我飛往華南，表面上是去華南視察，孫科和陳立夫兩人都到飛機場見我。當晚我和孫科作了長談。我鎮靜但堅定地要求他把行政院遷回南京。
起初，他說：「在敵炮火轟鳴之下，我們怎能處理政務呢？」我說：「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戰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敵炮火轟鳴下過去的？」因為我竭誠力勸，孫氏最後乃同意回返南京。我經桂林、漢口於2月25日飛回南京。孫氏跟著於2月28日回抵南京。政府的所有人員都回到南京來了。這樣總統和行政院之間的爭執乃告結束。只有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在CC系控制下，仍留在廣州。
在和我不和期間，孫院長顯然錯了。他的不計後果的舉動在立法院引起了普遍不滿（他原是立法院院長）。立法委員們動議對他投不信任票，他狼狽之極，向我提出辭職書，但我私下又交還給他，叫他不要洩氣，而應和我協調一致，共同克服政府之危機。3月7日，孫氏復來見我，要求我解脫其職責。既然大多數立法委員都覺得在當時孫氏不是能肩負責任者，最後我只好接受他的辭呈。
選擇他的繼承人是個新難題，經過相當的考慮以後，我決定把他的職位讓何應欽繼任，何剛辭掉中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的職務從紐約回來。白崇禧和吳忠信到上海把我的親筆信交給何，但是何斷然拒絕了。3月9日我親自拜訪他，他仍然拒絕接受，但是我還是設法引他談起了二十幾年前的一些歷史事實，就在蔣先生於1927年8月第一次辭職以後，我和何在南京合作。我誠懇地說：「敬之老弟，歷史正在重演，蔣先生又辭職了，南京再度垂危，當你以前的同事孤獨的時候你能無動於衷嗎？」何將軍看上去受了感動，表示願意幫忙，但是他說沒有蔣先生的讚許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立即叫吳忠信打電話到溪口，向退休的總統報告何將任新職的事情。蔣回答說：「讓德鄰弟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說什麼呢？」何聽到蔣這客氣的回答不寒而慄，請求我允許他遠離政界。
我接著派吳忠信到溪口請求蔣給何說幾句話。蔣先生給何打電話，相當冷淡地說：「既然德鄰想讓你擔任那個職務，接受下來吧。」何應欽到溪口從「退休老人」那裡取得更詳細的指示以後，最後接受了我的任命。
我和何應欽要克服無數困難才能組成新政府。我們不容易找到適當的人才來填補政府各部的空額，特別是財政部。前部長徐堪已辭職，不願意再回來。我們打算把這個職位給陳光甫或者張公權，他們都是上海有名的銀行家，但是他們兩人都婉言謝絕了。我們讓他們推薦一個，他們看中了中央銀行的總裁劉攻芸，他是蔣先生完全信任的人。我沒有見過他，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他。但是何很瞭解他，接著何便接受了這個人。
我一回到南京，又面臨了一項辭職，這次是總統侍從室秘書長吳忠信。我本來想讓翁文灝博士填補這個空缺，但我猶豫不決，因為翁以前是行政院院長。根據中國官場傳統，總統府秘書長的地位對於前行政院院長來說是太低下了。但是我決定無論如何要試一下，結果出我意料，翁立即接受了這項任務。他說：「我能為國為民做什麼事情，我一定毫不猶豫地去做，國家瀕臨滅亡，我怎麼可以把這個職位看作是對我個人的侮辱呢？」
劉和翁兩人都得到我最大的尊敬，因為在那個時期沒有人想捲入政界，完全是愛國心使他們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不顧個人的利益。但是，翁一接受任命，蔣立即派了一個代表去秘密見他，翁遭到了一頓辱罵。那個代表讓他記得他是靠委員長髮家的，並責問他怎麼會無恥到原先的主子一退休就向「桂系」投降的地步。翁給說得心煩意亂，後來他一從法國回來就投向共產黨，可能就是因為他對蔣心地狹窄的反感。
後來劉攻芸也受到了蔣先生同樣的辱罵。1950年初，劉在香港的時候，向台北「外交部」申請要一個護照。「外交部」很謹慎，不敢在沒有得到蔣介石允許的情況下給他發這樣一個重要的護照。他們把收到劉的申請的事向蔣先生報告的時候，蔣先生非常生氣。我從可靠人士那裡得知消息，蔣用手捶了一下桌子說：「劉攻芸是已經投降桂系的反動派。」這樣，劉的申請被拒絕了。
1949年3月12日，我把新政府的名單交給立法院批准，投票結果是二百零九票對三十票，這樣就正式成立了新政府。政府成員名單，現記起的如下：
行政院院長 何應欽
副院長 賈景德
政務委員 張群、莫德惠、張治中、朱家驊
秘書長 黃少谷
內政部部長 李漢魂
外交部部長 傅秉常（葉公超代理）
財政部部長 劉攻芸
國防部部長 何應欽（兼）
參謀總長 顧祝同
經濟部部長 孫越崎
交通部部長 端木傑
教育部部長 杭立武
司法行政部部長 張知本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白雲梯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戴愧生
主計處主計長 龐松舟
新政府面臨兩項緊急任務：第一，要指定一個正式代表團和共產黨談判。第二，必須取得內部團結，以便迅速進行政治改革。釋放政治犯，制止通貨膨脹，準備長江的防守工作。第二部分的問題下一章再談。這一段主要談談與共產黨的問題。
1949年2月14日，由顏惠慶率領的第二批人民代表團到北平以後，共產黨派林彪、董必武和葉劍英和他們談判。共產黨電台正式宣佈說，他們願意和政府和談。2月25日，我一從廣州回到南京就召集了所有在南京的領導人開會。會上我們採納了以下三點，作為將來談判的基本指導原則：
一、和談必須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我們絕對不能讓共產黨以勝利者自居，強迫我們接受不體面的條件。
二、鑒於鐵幕後面的附屬國形勢混亂，我們不能同意建立以共產黨為統治黨的聯合政府。我們應該建議立即停火，在兩黨控制區之間劃一條臨時分界線。
三、我們不能全部接受所謂八條，而只同意在兩政府共存的條件下討論八條。
我完全清楚，即使這個建議被接受，共產黨也不會和我們談成功的。我覺得如果我們能阻止他們過長江，他們就別無他法，只得接受我們的建議，我們是不是能守住長江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組成新政府以後授權行政院院長組織一個正式代表團，根據以上三條原則和共產黨談判。何應欽通過電話和蔣先生商洽以後，指定張治中、黃紹竑、邵力子、章士釗和李蒸組成政府代表團，以張治中為團長。當行政院何院長把名單交給我批准的時候，我加上了劉斐將軍的名字。接著張治中將軍到溪口去取得蔣的批准，然後，我們就給共產黨打電報，把名單通知他們。3月26日，北平共產黨當局指定了一個包括周恩來、林祖涵、林彪、葉劍英、李維漢和聶榮臻的正式代表團，他們建議把4月1日作為在北平開始和談的日子。
我們代表團啟程的前夕，我把居正、閻錫山、白崇禧、張治中和別的一些領導人叫來開了個會，會上我建議組織一個指導委員會來監督即將到來的與共產黨的談判。接著，除我以外還有十人被選進了這個委員會，他們是：何應欽、於右任、居正、張群、吳鐵城、孫科、吳忠信、朱家驊、徐永昌和董顯光。實際上孫科已經離開南京，我們在他缺席的情況下選他作委員。4月6日，何應欽乘飛機到廣州把這個委員會的名單交給國民黨常務委員會正式批准，希望政府和執政黨能進行更全面的合作。
三
當政府忙於作和平安排的時候，我加緊了我們的外交活動。我當總統以後，我就立即召見蘇聯大使羅申，我想看看我們是不是可能和蘇聯人作一些安排來停止中國的內戰。我聽說蔣先生已經早在1944年或者1945年就為同一目的和蘇聯人接觸過。1945年底，委員長的大兒子蔣經國已經到過莫斯科，斯大林告訴他，在蘇聯幫助中國政府以前，中國和蘇聯之間必須簽訂一項中立協定，在中國必須組織一個有中國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蔣先生拒絕了蘇聯的這項建議。
1946年，蔣先生告訴在南京的蘇聯大使，他準備考慮斯大林的建議，並表示希望訪問蘇聯。斯大林隨即派了一架專機到新疆省會烏魯木齊，以便蔣去莫斯科訪問，他指示在南京的蘇聯大使館和蔣做好去莫斯科的安排。羅申告訴我他就是負責這一個計劃的。飛機到了以後，羅申想約見蔣先生，但蔣先生卻拒絕接見他，羅申有些絕望了，便設法和蔣經國聯繫，在以前的許多安排中，他已經和蔣經國有過接觸了，但蔣經國這次為了避免見他而到上海去了。羅申跟著到了上海，但卻無法在那大城市裡找到蔣經國。這樣，這一切都沒有能夠成為現實，蘇聯在烏魯木齊的飛機只好飛回去了。機上沒有接到貴賓。
〔附註〕上面的這個關於斯大林派飛機到烏魯木齊的故事，是根據模糊的記憶寫成的。這個故事是羅申親自告訴我的，沒有文件證據。因此，要查對中國和蘇聯的檔案材料，才能進一步證實。
對於蔣的背信，斯大林非常生氣，他命令蘇聯在中國的所有外交官和領事都採取與中國政府不合作的政策。東北給共產黨佔領以後，蔣先生又重新向蘇聯大使要求訪問蘇聯，他埋怨兒子以前的安排沒有成功。羅申打電報把這個消息告訴莫斯科的時候，他從斯大林元帥那裡得到一個簡單的答覆，斯大林元帥說既然蔣介石是個不誠實的人，羅申可以不理睬蔣的請求。因此，當我召見羅申的時候，他說：「現在已經太晚了，我親愛的總統先生，中國永遠也不會斷絕同美國的聯繫，蘇聯能為它做些什麼呢？」由於他的話這樣挖苦，我沒有就這個問題繼續談下去，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我已經知道蘇聯在過去三年中真正想得到的是中國保證在一旦蘇聯捲入戰爭的時候保持中立，我指示甘介侯博士再度和蘇聯大使商談這件事。但是蘇聯的價錢大大提高了，斯大林不再滿足於一個中立協定，他堅持要中國和蘇聯建立真正合作的關係。蘇聯人建議，中國為了表示誠意，應盡量驅逐在中國的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