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8月15日下午，各報忽然發出號外，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全國頓時鼎沸，八年抗戰至此已勝利結束，全國人民的喜悅，史無前例。漢中城鄉此時也歡聲震天，爆竹震耳欲聾。全城軍民舉行聯合大遊行，各機關、團體紛紛派代表前來行營道賀。各人心目中無不充滿勝利還鄉、前程似錦的美夢。但是我本人此時反覺落落寡歡，頗使踵門道賀的人感覺詫異。
其實此種心情一般人亦不難體會。因為像我這樣身負國家重任、前後統兵逾百萬人的高級將領，在勝利的爆竹聲中，回顧前瞻，難免百感蝟集。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抗戰八年，全國死難軍民何止數千萬，即在五戰區內，犧牲亦不下數百萬人。我們試一念及因抗戰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為國族生存而在戰場上慷慨捐軀的袍澤，他們所遺留的寡婦孤兒，如今皆嗷嗷待哺。與念及此，能不淒惻？
況且，抗戰雖告勝利，前途荊棘正多，而中央當國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橫行。眼見內政、外交危機接踵而至，我人身當其衝，又將何以自處？凡斯種種思想皆與勝利一時俱來，構成極複雜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當時心情的悒鬱，實非一時神經過敏，嗣後國事的發展，均在當時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經營數十年，卒至一敗塗地，蒙千年來未有的奇恥大辱，實罪有應得，自貽伊戚。
至於我國革命數十年，最後竟招致強鄰入侵。抗戰八年，幸獲勝利，然不數年，大陸鼎沸，政權易手。此種事勢的形成，初非國民黨一朝一夕的錯誤有以致之，實在也是積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現象。所以本章擬對八年抗戰中敵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檢討。
今先從敵人說起：
日本侵華戰爭的基本錯誤便是「企圖征服中國」，這本身便是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侵華一直是它的基本國策。此種國策的奠定，可能有兩種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日本目擊西方列強由於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強，所以它要踵起傚尤。二是日本對中國的錯覺。日本人一向把中國看成一個無可救藥的古老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是重文輕武，是教育落後，統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長期貧弱，不可與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國被國內的少數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滿洲。滿、蒙二族尚且能統治中國，況日本乎？殊不知日本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時至20世紀中葉，全球所有被壓迫民族獨立圖存的風氣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國主義且已日益式微，繼起的日本焉能後來居上？所以日本開明之士說，日本侵略中國，無異吞下一顆定時炸彈。再者，日本認為中國是古老文化，不堪一擊，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從中國傳去的，最近才受西風東漸的影響而從事維新。中國也正以同樣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識逐日提高。不過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改革起來沒有日本那樣迅速有效罷了。焉可視為無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華為國策，田中義一併認為征服中國為征服世界的階梯。但是日本究系島國，民族眼光短視，胸襟狹隘，政治、軍事領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無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們侵華的方式，是蠶食而不是鯨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沒勇氣承認對華戰事為「侵略」，卻硬說是「事變」，而且這些「事變」的製造，又是毫無計劃的盲目行動。例如瀋陽「事變」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數中下級軍官搞起來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後關東軍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隨少壯派軍人之後，為其越軌行為作辯護。此實非文明國家應有的現象，然日人行之，不以為怪。
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盧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國地廣人密，日軍一個師團一個師團地開入中國，正如把醬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醬油滴完，為水吸收於無形而後已。日本人便是這樣一滴滴地，滴進了六七十個師團在中國大陸，但是還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斃。
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盧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迴，佔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佔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佔領淞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即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佔領中國各重要都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肢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只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月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游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面貌，恐將完全兩樣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鑄成大錯，而其小規模局部戰略運用的錯誤亦復如出一轍。盧溝橋事變後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備，不宣而戰，瞬息即擊破我華北的駐軍。如果乘勝跟蹤窮追，使我政府無喘息的餘暇，佔領東西交通動脈的隴海路，進迫武漢、南京，截斷長江運輸，則京、滬不攻自破。日軍有此天與的良機而不取，竟將其主力軍投入四面崇山峻嶺的山西，以致曠日持久，作繭自縛。雖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前鋒勉強一度進至黃河北岸，然而南望風陵渡，面對洶洶巨浪，何能飛渡？其後雖把主力軍抽出，南下圍攻徐州，西進攻佔開封，企圖席捲豫、皖產糧區域，卻又被黃河決堤氾濫所阻。逼不得已，乃轉循長江西侵。因兩岸地形複雜，進展甚緩。到佔領武漢，已成強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國歷史上元、清兩代入關，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臨下之勢，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軍的支援，違背傳統戰略的有利條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敗固可預卜。
日本之所以在戰爭初期不這樣做的道理，一則或許由於無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以及氣魄雄偉的戰略家，他們相信我們不會長期抵抗，南京、武漢失守之後便要投降了。再則是他們本國之內可能亦有掣肘之處，軍閥未能隨心所欲。關於此點，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們當可提出極詳盡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來侵略，則又何必搞此無結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敗的兩項重要因素。
至於日本軍隊的長處，那也確是說不盡的。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級將領之中雖乏出色戰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則上，絕少發生重大錯誤。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做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這些都是日本軍人的長處。不過如果一個國家的大政方針的出發點已錯，則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況「兵凶戰危」，古有明訓，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憑了一點武士道精神，動輒以窮兵黷武相向，終於玩火自焚，豈不是理所當然嗎？
二
我方部隊亦有若干優點足以一述。第一，我們是以哀兵作戰，為著保家衛國，與入侵強寇力拼。所以抗戰初期，士氣的悲壯實亙古所未有。語云：「一個拚命，萬人難當。」何況我們全國奮起和敵人拚命？再者，在本土之內與深入的外族作戰，實具備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條件。同仇敵愾，到處得到人民幫助，隨處可以補給，敵人的情形適得其反。故我軍裝備雖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鄉村，反可利用游擊戰來困擾敵人，不像敵人的機械化配備，一離開交通線便運用不靈。我軍還有一最大優點便是吃苦耐勞，在任何惡劣條件下，都可繼續作戰。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數優點之外，其缺點亦復不少。例如官兵未受嚴格訓練，軍紀廢弛，戰鬥力薄弱。因軍隊傷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處派員抓兵，閭閻騷然。新兵未經訓練，即倉促開赴前線應戰，無異驅羊以喂虎口。糧餉待遇既微，致士兵恆苦營養不良，骨瘦如柴。醫生、藥品均極缺乏，受傷患病官兵境遇之慘，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戰前，日人視中國軍隊如無物，亦不為無因。
至於中央政府政治、軍事措施的乖謬，更是數之不盡。若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則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說起。
老實說，抗戰前乃至抗戰期中，我們的中央政府實在沒有具備任何足以與外族作戰的條件。
自北伐完成後，中央政府中，事實上是蔣先生一人當國。由於他蓄意排除異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黨政軍系統，因此引致內戰頻仍，兵連禍結。中央當局為政既不以德，則中國真正統一便永遠不能完成，為應付這一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蔣先生在中央各部門，及其權力能到達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設事。不是用人唯才，勵精圖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來拉攏親蔣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徹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與各項建設，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貫徹的各省。
桂、粵、晉、川、滇等省曾與中央有過對立或隔閡，姑且不論，即以與中央比較接近的魯、湘二省為例，亦可見一斑。
山東省省主席韓復矩，繫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行伍出身，僅略識之無，政治觀念的落後更不必言。所以韓氏為一省之長，可說是條件不夠。再看湖南省省主席何鍵，原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軍軍長。為人圓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於粵、桂、黔之間，可作緩衝，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舊，對政治尤屬外行。然韓、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統中人，對中央僅作有限度的服從，平時與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國內有紛爭，他二人的態度均甚模稜。因而中央對湘、魯兩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韓、何二人在抗戰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韓、何雖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無甚更動，黨政軍之間頗少摩擦，因而湘、魯兩省的治安亦差強人意，省內政治、經濟設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觀。因中國積弱太久，當政者不論賢與不肖，只要給以機會，他們總會為國家、人民做點建設事業。所謂「積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進，速度雖慢，猶勝於一曝十寒。
反看對中央政令貫徹最力的豫、鄂、皖、贛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1929年到抗戰開始，七年之間竟五易主席（計有夏斗寅、何成濬、楊永泰、張群、黃紹竑）。湖北可說是我國各省中先天條件最好的省份之一，交通輻輳，物產豐饒。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說是當時政壇上第一流的人物，為蔣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內，湖北省內可說是貪污成風，建設毫無，軍隊雲集，成為國內最糟省份之一。抗戰以前，鄂東、鄂北是武漢兩道門戶，甚至連一條公路都沒有，其他建設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治安，則更不必說了。鄂東的豫鄂皖邊區早成為共產黨張國燾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則為賀龍、蕭克所盤踞。滋長茁大，卒成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而中央與鄂省當局均束手無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亂與貪污的盛行，戰前實鮮有其匹。但是這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省政的不安定。我國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軌，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長一更動，則廳長、處長、行政專員、縣長全盤更動，甚至事務人員也都徹頭徹尾換掉。故一省首長如頻頻調換，則全省上下公務人員，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機會，便大撈一筆，愈速愈妙，以免錯過。從政人員志在貪污，則省政便不可復問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戰前七年之內，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況之糟亦與湖北相埒。蔣先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國事當事做，而把政府職位作酬庸，以市私恩。這樣，國家政治豈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張群、何成濬等人，都是蔣先生朝夕咨詢的智囊，他們雖當了省主席，卻經常不在省府辦公，「主席」只是掛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為代理人的，當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蔣先生統治下的「中央集權制」，事實上是「包而不辦制」。如果他肯放手讓地方當局去從事興革，國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蔣先生對地方政府的駕馭，一向是採用「分化統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內的黨、政、軍互相對立，不時傾軋，以免一省首長的權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內的五個省主席中，雖然有四個是職業軍人，但是他們對駐軍卻無絲毫監督和調動之權。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來是借共軍力量來消滅「雜牌軍」，所謂「中央軍」的主要任務為監視「雜牌軍」，是對付自己人的，不是防禦共軍的。因而一旦與共軍作戰，各軍皆避實就虛，保存實力。
我們試一翻閱地圖，便知共產黨當年的根據地多在贛、鄂、豫、皖四省，而該四省正是中央權力徹底到達之區。號稱共產黨老家的湘、粵兩省，中共反無法立足，甚至在省當局統治能力最薄弱的山東、四川、貴州、雲南等省，中共也無法滲透。孰為為之，孰令致之，我們稍一思考，便不難獲得。
加以蔣先生為鞏固其獨裁政權，竟不擇手段豢養特務，魚肉人民。知識分子偶有批評蔣先生的，輒遭迫害。其屬下文武官員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槍斃，或因受疑忌而慘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難書。例如暗殺學者楊杏佛、《申報》主筆史量才、湖北省省主席楊永泰、前直魯督辦張宗昌、前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前抗日救國軍軍長吉鴻昌、外交界元老唐紹儀、「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及前陸軍大學副校長楊傑；捕殺第三黨領袖鄧演達、第十三軍軍長賴世璜、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又如用綁匪手段劫持民社黨領袖張君勱，拘禁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及廣東省省主席李濟深；逮捕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等愛國「七君子」，及重慶大學教授馬寅初等。至於被屠殺的農工群眾與青年學生，尤不知凡幾。更勾結江浙買辦階級，濫發公債以營利，操縱金融以自肥。結納幫會和各種黑社會頭目，公然販賣煙土，製造毒品，貽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場悉為官僚資本所壟斷，皇親國戚，權傾中外。上行下效，貪污之風瀰漫全國。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則我們對外抗戰時政治上的艱難也就可想像了。
三
我國軍事上的糟亂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戰開始時，全國軍隊不下數百萬人，但是五花八門，雜亂不堪。就歷史系統來說，有所謂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山西軍、粵軍、桂軍、川軍、滇軍及其他各省地方軍。就訓練方面來說，各軍訓練方法極不一致。就裝備來說，中國軍隊可說是全世界各種武器的陳列所，德、日、蘇、意、英、美、法、捷克等一應俱全，國內的漢陽、金陵、鞏縣、瀋陽、太原等兵工廠出品也各不同，故軍隊的配備，因軍而異。就地域來說，有北方軍人，有南方軍人，其生活習慣和作戰的適應性也各各不同。就徵募方式來說，廣西是徵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徵募並行的。就思想來說，「三民主義」之外，還有一支信仰馬列主義的第八路軍。這些軍隊的性能可說完全不同，戰鬥力的強弱也極懸殊。
不過在抗戰初期，由於民族意識濃厚和對敵人的極端憎恨，所以數百萬人敵愾同仇之心卻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從中央，全力抗戰。中央當局此時如能去其一貫的褊狹心理，大公無私，一視同仁，視各部隊的作戰能力善予運用，則經過八年的抗戰，這數百萬人確可熔於一爐，變成一德一心的國家軍隊，無奈中央當局始終不能開誠相見，無法達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國軍隊分成「中央系」和所謂「雜牌」。在武器、彈藥、被服、糧餉各方面，中央軍得到無限制的補充，雜牌軍則被剋扣。前章已說過，如中央對付龐炳勳，當各軍都在擴充之時，龐軍獨奉命裁去一團。又如川軍開到徐州，我竭力請求補充，中央破例補充了每軍步槍二百五十支。這真是「杯水車薪」，何濟於事？因而在大敵當前之時，並肩作戰的友軍，有的食豐履厚，武器精良，氣焰凌人，有的卻面有饑色，器械窳劣。要他們同樣出死力而無怨尤，又豈可得呢？
由這種歧視所產生的惡果，則更是歷數不盡。就以「中央軍」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領的「天子門生」。大家唯領袖之命是從，將帥不和，上下傾軋，作戰能力自然無法提高。但是犯起法來，大家都是黃埔同學，又官官相衛，蒙蔽最高當局。茲舉一實例：1941年，五戰區第十補充兵訓練處第二團團長何中明（黃埔四期畢業），其團部駐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將病兵三十餘人衣服剝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見此事太殘酷，乃據情報告長官部。我便派軍法官及有關人員前往查辦，並掘墳檢視，情形確實，慘不忍睹。因將何中明扣留，交軍法處審訊屬實，判處死刑。本擬就地槍決，以申國法。不意中央當局聞訊，電令押解重慶軍法總監部，旋即釋放。因軍法總監部內高級人員多系黃埔畢業生，狼狽為奸，儘管何中明罪無可逭，也可逍遙法外。
可是蔣先生卻最喜歡人家恭維黃埔畢業生是如何如何地好，雜牌部隊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於阿諛的人，於是蔣先生朝夕所聽到的批評和看到的特務密告，都正如他所想像的。因而成見愈深，欲消滅「雜牌」部隊之心也愈切。
此種情形發展到抗戰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雜牌」部隊因久無補充，部隊長官不得已向蔣委員長面訴衷曲，委員長表面上故作矜恤，溫語有加，親下手令，囑兵站補充；然後視部隊的系統，親自電話或令侍從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數目撥給，或者打個折扣。若無電話預先交代，軍政部的兵站就以庫存已盡來搪塞。於是，有些部隊長官探知箇中內幕情形，為保存部隊實力，免被淘汰失業計，乃勾結侍從室和兵站官員，實行賄賂，則武器彈藥又可源源而來。軍隊為國捐軀，武器損失，彈藥消耗在所難免，尚需向上級機關官員行賄才可得到補充，實為千古未有的怪現象。
當我在老河口的最後兩年，有一新編師奉調受五戰區節制。師長王認曲為黃埔第一期畢業生，深通此道。那時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得了委員長親批手令，仍得不到補充，而王師長後來才得到手令，卻領到了。王鴻韶參謀長便問王師長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鴻韶說：「其中有竅門！」王鴻韶追問其「竅門」何在。王說，他奉批得新槍一千支，他決定賣掉二百支，就以這筆款項向經管倉庫人員行賄，如此他尚可實得八百支，比王纘緒一支也得不到強多了。
後來，傅作義也告訴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員長親批彈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辦事處主任卻無法領到。西安倉庫主任老實不客氣地告訴傅的辦事處主任說，要領武器，一定要出錢。該辦事處主任便發電向傅請示。傅說，錢當然付，不過可否請該倉庫主任給一收據。那倉庫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給傅的辦事處寫了一張收據。傅有證據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員長那裡。果然，委員長一怒之下，把這位倉庫主任撤職了。可是不久之後，他卻又當了另一倉庫的主任。這種賄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們抗戰末期軍事行政的特色。
至於雜牌軍部隊本身呢，在這種無法無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們都知道中央當局欲利用對日抗戰來消滅他們，平時剋扣糧餉，戰時不予補充，等他們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將他們遣散或改編歸並其他部隊，空出的番號，便可以「嫡系」補充了。
所謂雜牌部隊，其中是分等級的。例如我們廣西部隊，雖然自北伐以來，我們實在是國民革命軍的正統，但是在蔣先生的心目中，我們也是「雜牌」。不過由於抗戰初期五戰區的輝煌戰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國諺語說「朝中有人好做官」，我們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總參謀長，嗣兼軍訓部部長，在外有我本人任戰區司令長官，所以廣西部隊總算是承蒙中央優禮有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