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是在5月下旬在廣州召開的。凡屬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委而不願與南京合作的，都紛紛到廣州參加。同時由非常會議議決成立國民政府。推選唐紹儀、汪兆銘、蕭佛成、林森、古應芬、孫科、李宗仁、蔣尊簋、陳濟棠、鄒魯、許崇智、鄧澤如、唐生智、李烈鈞、陳友仁等為委員，汪兆銘為國府主席。通電要求蔣先生下野。
5月28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我也於是日自廣西應約前來參加。粵、桂兩軍二月前尚在西江對壘，今又釋嫌修好，共議北伐大計了。我到廣州時，中樞要人齊集天字碼頭歡迎，握手相見甚歡，前次血戰，似已遺忘乾淨。
新的國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務便是整軍，擬北上討蔣。粵、桂兩軍改編為第一、四兩集團軍。我受任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秣馬厲兵，準備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調兵遣將，預備在湘贛一帶堵截我軍。
1931年夏季，雙方電戰不絕，繼之以動武。唐生智在湘收編的部隊，已和寧方軍隊發生接觸。忽然日軍侵佔瀋陽的警報自天而降，將內戰風雲立時吹散。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張學良蒙不抵抗便將東北拱手讓敵的罪名，全國人心大憤（據說張氏原擬回師與日軍作戰，為蔣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紛電寧、粵兩方息爭對外。蔡元培、張繼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漢民、李濟深在寧先後恢復自由，和平空氣頓形濃厚。廣東非常會議乃推出汪兆銘、孫科、鄧澤如、古應芬、李文范等赴滬，會商寧粵息爭問題。廣東中央提出，如蔣中正息兵下野，粵方當自動撤消政府，雙方合作，一致對外。
12月15日蔣氏終於被迫通電下野。廣東方面遂撤銷國民政府，另成立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為暫時黨政最高機構。表面上，全國黨政復歸於統一。
蔣氏下野前，特手令將在滬被捕的鄧演達槍斃以洩憤。於此也可見蔣氏殘忍的本性。蔣氏每次下野總要殺一二要員以洩其胸中的積憤。1927年8月，遭難者為第十軍軍長王天培和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這次卻為鄧演達。1949年下野時，遭殃的則為陳儀。三事的發生，前後如出一轍，實為怪事。
值此期間的另一怪事，為南京、上海、廣州幾於同時舉行所謂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南京為蔣派所主持，廣東方面為孫科等粵籍委員所主持，上海則為汪兆銘系的「改組派」所主持。三方各選出中央執監委員數十人，實在不成體統。
蔣氏下野後，三方人士乃齊集南京，共赴國難。我輩均應約前往。12月22日，四屆一中全會在南京舉行，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並改組國民政府。12月28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院長。1932年1月中旬，汪、蔣會晤於杭州，商議合作，並宣佈同返南京負責國事。1月25日孫科辭行政院院長，由汪接替，中樞遂又恢復汪、蔣合作的局面。1月28日晚，淞滬戰事爆發，戰火擴大，國難日深，國府部分機關自南京遷往洛陽。全國一片抗日之聲，國民黨黨內的內戰總算暫時停止，各地維持現狀。我也暫回西南，一面長住廣州，和陳濟棠協議維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頓桂局，作抗日的準備。
二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之後，國難日深，我們以為抗日報國之道，實應登高自卑，從頭做起。因此自1931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黃旭初等乃決心從根本上整理廣西省政。歷年內戰之後，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軍政幹才，如葉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歸來，有志參與省政，共圖復興。這一階段內的廣西，可說人才濟濟，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賢協力之下，我們首先精簡省內軍民兩政。由我擔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白崇禧為副總司令。葉琪為總參謀長，廖磊為第七軍軍長，夏威為第十五軍軍長。
廣西省政府則由黃旭初擔任省主席，所以任職人員俱是一時之選。
1934年本省召集「擴大黨政軍聯席會議」，會中通過「廣西建設綱領」，具體地確定了廣西省內建設的方針。這一綱領當時便成為廣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說來，這一綱領系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而擬定的。
例如，第三條規定：「以現行民團制度，組織民眾，訓練民眾，養成人民自衛、自治、自給能力，以樹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礎。」這一「三自政策」便是與「民權主義」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則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條：「施行社會政策，依法保障農工利益，消弭階級鬥爭。」第十二條：「運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業。」第十三條：「適應民生需要，公營重要工商企業。」如此等等，都是依據「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原則所擬訂的。
第二十一條：「提高民族意識，消弭階級鬥爭，創造前進的民族文化。」此分明是發揚「民族主義」。
所以我們當時的口號便是「建設廣西，復興中國」。希望將廣西建立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為全國作一榜樣，以逐漸達到復興中國的最後目標。
在上下一致根據「廣西建設綱領」勵精圖治之下，為時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來在黃紹竑治下的廣西，行政效率已為全國各省之冠，然有計劃的現代化建設，則實自「九一八」以後開始的。
我認為廉潔的政府在廣西已經確立，然當時當務之急，則為維持治安，清除匪患。廣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謂「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廣西之所以多匪，有數種重要因素。第一，廣西人民的構成成分極為複雜，風俗不同，語言各異。大致說來，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語多屬廣東語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則說普通官話。此外還有客家，以及少數民族如壯、苗、瑤、彝、傣等。彼此習俗不同，極易發生爭鬥。相沿既久，遂養成廣西人好勇鬥狠的習性。這種習性固可練成好兵，也易養出慣匪。第二，廣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養成盜竊的主因。第三便是貧窮，語云「饑寒起盜心」，凍餒不堪忍受的人，則往往鋌而走險。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敗，實由於未能掌握廣西產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來匪去，兵去匪來，終無根治辦法。至於傳統的地方民團制度，更是無用。所謂團練多數為地方土豪劣紳所包辦，魚肉鄉民則有餘，維持治安則不足。
我們既掌握了廣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標治本，雙管齊下。治標的方法，即嚴申軍令，明辨善惡，實行剿滅政策。治本的辦法則實行保甲制度，嚴密基層組織，並以受過嚴格訓練的鄉村青年幹部代替原有的腐敗的團局。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創設「廣西全省民團幹部學校」，招考知識青年受訓。最初為期半年，後來增至八個月。訓練的主要科目為灌輸現代化的知識，培養專門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戶口調查、農田水利、築路造林、國民教育、畜牧獸醫的常識等，此外更著重組織鄉村壯丁，加以軍事訓練。一言以蔽之，即訓練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青年幹部。
這些青年於受訓期滿後，便分發到各縣任村長、鄉長和鎮長。由他們負責調查戶口，將各區人民的人口、財產、教育情況、生死及流動的情形完全調查明白，向上級機關按期呈報。所有民槍均集中於鄉、村公所之內，由鄉長、村長於農暇時，集中壯丁，加以軍事訓練。村長兼民團訓練的中隊長，鄉長兼大隊長。每縣的壯丁則編為一或兩個以上聯隊，以縣長任總隊長。軍訓教官則在無職軍官中遴選充任。
這種制度在推行初期，頗受地方土豪劣紳的反對，但因政府政策堅定，阻力瞬即消失。一兩年後，全省匪患幾乎絕跡，風聲所播，全國各界來桂參觀的絡繹於途，對廣西的治績頗致稱道。
同時，我們的教育和經濟建設也齊頭並進。新政策下的廣西，基層的國民教育是義務性的。每村設一國民基礎學校，由村長兼校長。每鄉則設立一設備較優的「中心學校」，由鄉長兼校長。所有學齡兒童都強迫免費入學，並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學男女。不數年間，全省文盲大減。
1933年，我更在全省黨政軍聯席會議中，提議公共積穀的辦法。因中國農村，貧農每因食用不足，向富農或地主高利借貸。消滅這一高利貸，便是我們「積穀」的最大原因。其辦法是每村設一公共穀倉，由每年有餘糧的農戶以累進的方式攤派，徵集收入公共穀倉，為該村的公產，由村民公選的委員會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幹成，積存於鄉公所，藉以挹注貧村。這種積穀，凶年可以防饑，平時則可出借予貧農以掃除高利貸。貧農可無利貸谷，唯秋收歸還時，每百斤多還若干斤，以填補新谷折耗。
這種公產且可挹注鄉村其他公營事業，如補助教育、興辦水利、開荒、養魚、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類似西方的合作事業。積穀累年而有盈餘時，則由鄉、村公所購買田地，以為公產，且可借此防止土地集中。至於城市街鎮，無谷可積，則以公積金方式行之。這樣行了數年，有些鄉村可說是倉廩充實，人民樂歲終身飽，凶年得免於死亡。全省一片新興氣象，為廣西農村有史以來所未嘗有。
在整飭廣西省府時，我們最感棘手的一項，便是稅收機關。因稅收機關中飽，相沿成習，不以為異，故最難杜絕。廣西當時內地關卡不下五六十處，專事徵收商賈貨物過境稅。這種關卡積弊最深，商賈受其擾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邊設有一稅局，過往貨船須往報稅。驗查數量的多少自不消說，即是驗稅和清查的時間先後，也有極大的弊端。有些稅員故意稽延不查，使貨物不能按時轉運銷售。因此稅員最易收受賄賂，政府雖三令五申，肅清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實非易事。
1934年，一日我問省財政廳廳長黃鐘岳說：「這些擾民的稅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邊境稅局？」黃說：「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稅收一旦裁去，省經費將如何彌補？」
我問他：「這筆稅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計一下說：「總在七八百萬元之間。」我說：「開支要多少呢？」黃說：「約三百萬左右。」我說：「那麼，淨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萬嗎？」黃說：「四百多萬不是個小數目，裁去將如何彌補？」我說：「那只有節流，我們可以裁兵。」當時我們便這樣決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稅局外，其餘一律裁撤。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無不額手稱慶，頌為德政。同時為減少省經費的開支，我即著手裁兵。孰知年終結算，稅局裁撤後，稅收不特未減少，且較前多出八百多萬元。黃廳長起初極感驚奇，其後仔細想想，道理也甚簡單。因自內地各處稅局裁撤後，商旅稱便，貨暢其流，省內的生產和消費，以及對外省的出入口貿易，都大為增加，市場繁榮，稅收也就增加了。這一點證明了，福國利民，實在是事在人為。
關於裁兵，1932年以後，廣西裁得相當徹底。由原來四十個團，一氣裁至十四個團。其中兩個團且用作兵工，調至賀縣的八步開採錫礦。
但是，我們也估計到抗日戰爭有隨時爆發的可能，所以我們的裁軍，事實上只是寓兵於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間便可成立軍旅，調赴前方。盧溝橋事變後，我們在兩個月內便裝備了四個軍（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軍），共四十八個團，配備齊全，開上前線。動員的迅速，是全國所無的。
廣西動員之所以能這樣迅速，一則由於平時有準備，有健全的行政基層組織，有全省皆兵的民團訓練；再則歸功於兵工政策配合的適當，有武器、彈藥、被服儲存，隨時可以取用。1931年以後，我們在廣西節衣縮食，一面向外國購買槍械，一面設廠以謀自給。我們的兵工廠計有：輕機槍廠、重機槍廠、步槍廠、迫擊炮廠、迫擊炮彈廠、手榴彈廠、七九口徑子彈廠、硝酸硫酸廠、無煙火藥廠以及飛機修理廠。上述各廠的機器，大都購自捷克，為最新式的設備。抗戰爆發後，我們便將大小兵工廠悉數交予中央統籌管理。據接辦的人員說，我們的兵工廠中，有兩個其規劃的精密、設備的新穎，實凌駕於中央各廠之上。
同時，我們還積極建設空軍，設有航空軍事學校。最初，我們聘粵人林偉成為校長，兼空軍大隊長。林君曾在美國學習民用航空，對軍事航空是門外漢。廣西的空軍最初自然是模仿廣東的空軍。不過廣東空軍中，驕傲輕浮、奢華的習氣很深。因這些創辦空軍的人物，概屬美國華僑子弟，只學會了一些民航駕駛技術，回國之後，社會上即恭維他們為「飛將軍」，因此習氣極深，和我們艱苦卓絕的精神頗不調和。為救此弊端，我們乃派航校學生十餘人往日本空軍學校深造。起初，我們以為日本既是我們的假想敵人，恐不會認真為我們訓練空軍人才。誰知這批人員回國之後，其學術與紀律和原有空軍人員完全兩樣，使我們對日本另眼相看。
抗戰前夕，廣西空軍共有各式飛機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樣俱備。我們另設規模宏大的飛機配製廠。據專家說，這個廠的規模較中央所有的又新又大。當時英、美、日的經紀商人出售飛機，照商場慣例，都有很大的回扣，意在酬庸買方經手人員。但是我們和廠商訂合同時，首先就問明，除掉回扣，實價多少。所以我們購買飛機、槍炮和兵工廠機器，絕無任何中間人中飽。飛機廠商也不敢瞞混欺騙。但是當時中央就不同了，層層侵蝕、官官相衛、上下舞弊，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1936年，陳濟棠聯絡廣西發動請纓北上抗日，孰料蔣氏反而用金錢收買陳濟棠的部曲，終致黃光銳率廣東空軍投奔中央。嗣後蔣又以同樣方式策動廣西陸、空軍叛變，然僅林偉成一人接受煽動，駕一架練習機潛逃廣州。林去之後，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長和空軍大隊長。抗戰起後，廣西空軍悉數移交中央。八年血戰，當年廣西空軍將士泰半都已壯烈殉國，真是可泣可歌。
三
1935年冬季，中共二十萬紅軍，忽自江西突圍西進，並自湖南經茶陵、桂東等處，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陽、全州三個縣邊境。中央當局擬借刀殺人，故任由共軍進入廣西，並未跟蹤追擊，一面反捏造電訊，誣蔑我們私通共軍，居心險惡，令人髮指。
共產黨繫在1928年春初，發動湘南一部分農會「暴動」，何鍵第三十五軍中的團長彭德懷也樹起紅旗響應，為我西征軍所派部隊協同三十五軍分途兜剿，地方治安旋即恢復。彭氏無處容身，乃率部和毛澤東等向贛南地區撤退。不久又有駐防廣東南雄的范石生師所收編的朱德一團「叛變」，這是中國共產黨據有武裝部隊的開始。但那時中共的武器、兵員畢竟不多，故蔣先生一向忽視共軍的發展，認為他們是「土匪」，不足為慮。加以私心自用，意圖挾寇自重，內則挾制江浙一帶的財閥和中央元老們，為其出錢出力，外則向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鼓吹其反共的決心，以自抬身價。蔣氏既故意養癰，剿共軍隊更不堪作戰，時為共軍所敗，例如第二軍副軍長張輝瓚的陣亡，陳誠第十八軍的潰敗，孫連仲所部數萬人的投降，使中共日益壯大。到了蔣、馮、閻中原大戰後，江西的紅軍已增至數十萬人，盤踞數十縣。不過中央如能傾全力圍剿仍不難消滅。無奈蔣先生別有懷抱，急欲利用共產黨為其消滅異己，局勢遂益發不可收拾了。
1933、1934年間，江西「剿共」戰事正熾烈之時，我們也派一師軍隊假道廣東入贛助剿。不久，江西共軍在中央第五次圍剿之下，有突圍轉移模樣，我軍乃撤返廣西，增加省防。
共軍此次西進是由於中央第五次圍剿戰略的後果。這一戰略原是採取德籍顧問的建議，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築公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封鎖共軍，並斷絕其食鹽的供給，使其坐困。就戰略的原則來說，中央應自四方築碉，重重圍困，庶幾使共軍走投無路，整個就地消滅。如不得已要網開一面，也應將缺口開向閩、粵兩省，把共軍驅至沿海一帶，加以消滅，如1927年賀、葉南走，終於在潮汕一帶為李濟深、黃紹竑所擊敗，便是一絕好的例證。但此次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進。
共軍入湘之後，按當時情勢，中央軍本可利用粵漢鐵路和湘江，水陸兩路南下，截擊共軍，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而蔣先生卻屯兵湘北，任共軍西行，然後中央軍緩緩南下，迫使共軍入桂。同時，中央宣傳機構在海內外大事宣傳，捏造截獲我們予共軍的電報，說廣西李、白勾結赤匪，期待我和共軍互鬥，兩敗俱傷之後，中央軍可有借口入占廣西，居心極為陰險。1934年9、10月間，共軍先遣部隊萬餘人在蕭克率領之下，抵湘桂邊境，全軍十餘萬人隨後跟進，有入桂模樣。為應付這一緊急局面，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乃下令地方政府，將桂東北各縣堅壁清野，以防共軍入境。同時將本省常備軍十四個團悉數調往湘桂邊境，由白崇禧指揮，堵截共軍入境，全省民團也奉令動員，以為增援的準備。不久，共我兩軍遂在湘桂北邊境的全州、灌陽、資源等處發生接觸。共軍來勢極猛，所幸該地山嶺重疊，地形險要，易守難攻。我軍以寡敵眾，共軍無法逞其志。經旬餘的戰鬥，共軍攻勢已有再衰三竭之勢，我軍乃全面出擊，共軍倉皇撤退，伏屍遍野，死傷萬餘人，被俘七千餘人，造成抗戰前剿共戰役中罕有的大捷。
〔附註〕據當時參與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的周遊同志稱：「1934年農曆九月，共產黨中央及紅軍長征的主力部隊，由湖南邊界進入廣西，經過灌陽、恭城、全州、興安、資源、龍勝、三江等縣的邊界而進入貴州，用了約十天時間。
「桂系的最高指揮官白崇禧親自在桂林指揮。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軍緊跟著紅軍之後，彼此相距四十華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紅軍送入貴州省，雙方並無戰鬥。
「當時我是廣西桂系『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處宣傳科少校處員』。處長是潘宜之，科長是李文釗。我們率領一個電影隊到興安，隊長是黃學禮。那時紅軍已經過了興安、華江，越過老山界，進入資源的潯源鄉（今兩水公社），向龍勝、三江去了。
「在興安縣城外收容了由各處送來的一些跟隨紅軍長征的掉了隊的男女老幼，其中還有背孩子的婦女，總共約有一百二三十人。這些人，都由電影隊作為紅軍俘虜攝了影，上了鏡頭。
「另外，華江千家寺燒了十多間房子，這是桂系尾隨紅軍部隊的第七軍因不慎失火燒的，我帶著電影隊長黃學禮去把殘餘的煙火及頹牆斷瓦等盡量上了鏡頭。後來這些都做了製造《七千俘虜》電影的鏡頭材料。隨後，李文釗就率領電影隊回南寧拍攝《七千俘虜》電影紀錄片。其中俘虜的鏡頭，是由民團扮演的，戰利品的鏡頭，也全是假的。時至今日，除我之外，現在在南寧的，還有當時電影隊員蒙惠坤（現在南寧冶礦廠）、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證明。」——編者注
當共我兩軍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時，中央追兵卻在湘中一帶作壁上觀。京滬一帶CC系的報紙，更鼓其如簧之舌，極盡顛倒黑白之能事，說共軍已和我軍妥協合作云云。因此，在共軍被我擊潰之後，我即發一急電給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略謂：此次共軍「西竄」，我軍加以堵截，在湘桂邊境發生激戰，共軍為我擊傷擊斃的凡萬餘人，生俘七千餘人。俘虜之中，湘、粵籍的約三千餘人，已就地設法遣送還鄉。其餘四千餘人，都是共軍在蘇、浙、皖、贛一帶，「裹脅」來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擬租用專輪，將該批俘虜分批運往上海，敬煩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脅」良民返鄉務農，並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實為德便云云。
吳鐵城得電後，立即回電說，請將俘虜就地遣散，千萬不必運來上海云云。在我和吳市長數度電報往返後，全國非CC系的報紙俱有報道。因而CC系報紙造謠中傷的陰謀，適自暴其醜，從此不敢再度造謠了。這也是「剿共」戰役中一段有趣的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