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期的家難
我的父親胡傳（1841——1895）〔字鐵花，號鈍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生於安徽省績溪縣北部的上莊[1]。兄弟五人，我父最長。我家歷代都是以經營茶葉貿易為生的，也就是自故鄉山區販茶往上海一帶自設的茶葉店中出售。上海那時已是個大商業中心。我的高祖原已在上海黃浦江對岸的川沙設有小店，祖父又在上海設一支店。父親幼年即甚壯健。當先祖每年春季返鄉收茶時，店中商務便由父親獨力管理。
父親十六歲時便隨先祖去川沙，並由先祖延聘塾師，教授詩文。父親因為十分聰穎，早為其有志為學的伯父〔星五公〕所賞識。他認為有這樣資質的青年子侄，實在不應該在一個小茶葉店裡埋沒了。所以父親被家中長輩特地選出，讓他專心讀書，以便參加科舉。
可是這時正值洪楊起事之後，內戰的烽火已日益迫近。當洪楊於1850年在金田村發難之時，父親才九歲。1853年太平軍進佔南京，建立「太平天國」，並以南京為「天京」。數年之內，太平軍數度侵入皖南徽州山區，焚掠迨遍。1860年我績溪縣亦為太平軍所焚掠，一連三載，父親和鄰居親友均率領家屬到高山裡去避難，並據險自衛。1862年情勢更為險惡，乃又遷往休寧縣暫避[2]。
但是休寧亦非樂土。太平軍仍不時進犯，家人也四處躲藏。1862年年底，局勢稍稍好轉，全家乃轉返績溪；不意翌年春初和夏季，太平軍又兩度進犯。就在太平軍第二度入侵時，父親在1860年（清咸豐十年）結婚的原配妻子〔馮夫人〕，便不幸死難了。她是那時我家二十餘口——多半是婦孺——中唯一的死難者。當時父親是我家中唯一年輕力壯的成員，幫助那比他大過二十多歲而頗有名望的鄉紳伯父，度此大難。
在1860年至1864年（清咸豐十年至同治三年）四年之間，皖南真糜爛不堪。對這四年的焚掠、屠殺、饑荒等災情，父親在他遺留下來的自述裡都有極詳盡的記載。事實上他這段記述，遠較當時其他任何〔類似〕的記述更為翔實[3]。
在父親的回憶錄裡，他曾做一概括的統計：我上莊村內的胡氏宗祠原完工於1840年（道光二十年），亦即洪楊起事前十年，也是太平軍犯境前二十年。宗祠毀於1861年（咸豐十一年）。太平亂前數百年我鄉皆太平無事。地方殷實，人丁興旺。我族那時曾做過一次丁口總計，以便按口派捐，建造祠堂。當時全族男女老幼約六千人。太平軍覆滅後的第二年（1865），我族再做第二次的人口調查，擬再按口派捐，重建宗祠。調查所得，亂後剩餘丁口不過一千二百人左右，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八十[4]。
父親所做的統計還有其他方面的記錄，頗饒歷史趣味。在這群大難不死的劫後餘生中，竟有二百人染有煙癖！鴉片鬼的墮落，實有甚於一般游手好閒的懶漢。他們終年耕耘所獲，還不足以償付煙債。父親那時便自問，這種人在生活上何能自給呢？！他的結論則是這整個胡氏一族都仰賴於四百幾十個經商在外的父兄子侄的接濟。他們的匯款也救活了家人，並助其重建家園於大難之後[5]。
考試和書院教育
太平戰後，父親於同治四年（1865）進學為秀才，時年二十四歲。當年一個人讀書上進先要在他祖籍所在通過「縣試」，再參加省方所主持的「府試」；府試及格，便進學為「秀才」。既為秀才，則每三年都得應考一次，叫作「歲考」。如果一個秀才希望參加舉人考試，他還要通過省級主辦的甄別試驗，叫作「科考」。科考及格才可參加「省試」（亦稱「鄉試」）。鄉試是朝廷特派的「主考」所主持的〔鄉試及格，便「中舉」成為「舉人」了〕[6]。
父親進學之後，參加了幾次「省試」都未能如願。他深深瞭解他的學業為戰火所耽誤了，所以他決定到上海去進那些戰後重開的「書院」，繼續進修。經過慎重考慮之後，乃於1868年春初進了新近復校的「龍門書院」。該院山長（院長）劉熙載先生是當時揚州有名的經師。父親被錄取之後，便在該院讀了三年——從1868年到1871年[7]。
在父親的回憶錄裡，他記載了當時書院裡的生活，特別是一些同學之間的交往與學習的經驗。他的同學之中後來有許多都在政治上和學術上有相當成就的[8]。父親對這位了不起的劉山長的教學方式也有所記載。他說所有在書院中受課的學生，每人每日都得寫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記」。前者記載為學的進度；後者是記學者的心得和疑慮。為這種「日程」和「日記」的記述，該院都有特別印好的格式，按規格來加以記錄。這些「日記」和「日程」父親均保留下來。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紅字的宋儒朱熹和張載等人的語錄。其中一份張載的語錄便是：「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這是個完全中國文明傳統之內的書院精神[9]。
我所敬重的老朋友吳稚暉先生，生於1865年，比父親小二十四歲。吳先生也曾經告訴過我一件有關另一「書院」的驚人而有趣的故事。吳先生曾就讀於江蘇「南菁書院」。當吳氏第一次拜謁該院山長名儒黃以周先生時，他看到黃先生書齋上掛著一大幅使他難忘的格言：「實事求是，莫作調人！」這句格言如譯成英語或白話，那就是：「尋找真理，絕不含糊！」這些也都說明了我國19世紀一些高等學府裡的治學精神[10]。
父親的自述裡幾乎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記述其重建上莊胡氏宗祠的經過。這項重建歷時凡十一年，共費制錢一千三百三十萬（約合銀元一萬三千三百元）。自1865年動工，直至1876年（光緒二年），父親三十六歲那年才正式完工的。在這項偉大的工程中，他不但是該項工程粗工細活主要的規劃者和執行人，他有時還要說服和克制族中守舊分子的反對。他所遺留的記錄不幸有一部毀於火災，但是這份記錄卻替後世留下了當年聚族而居的農村裡的生活狀況、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益活動的極珍貴的第一手資料[11]。
在此期間父親曾對中國地理——尤其邊疆地理發生了研究的興趣，這興趣是他在上海龍門書院當學生時便養成的。他繼續對地理學進修的原因，也是受當時國際和遠東重要變動的影響[12]。據父親的紀錄，他對當時政府和士大夫對世界地理和中國邊疆——尤其是東三省——的地理之無知，感到震驚！所以他便下定決心終生致力於中國邊疆地理的研究。
吳大澂的知遇
當父親於數年之內把家事稍事安頓之後，他便決定撇開家族鄉黨的小天地而遠遊北京，另圖發展。在1881年（光緒七年）他年已四十，乃向一位經商致富的族伯〔胡嘉言〕借了一百銀元，搭船自上海去天津轉往北京[13]。在北京他僅憑兩封推薦書，旅行了四十二天，到了吳大澂欽差的駐地寧古塔[14]。吳氏為一自修而成名的大學者、考古家和政治家。父親告訴吳公他不是來求職的，他只盼吳氏能給予護照和通行證，好讓他遍游東北，並考察邊疆地理。吳氏對父親大為賞識，其後吳氏巡行閱邊，總是偕父親同行；尤其是1882年（光緒八年）中俄勘定疆界時，他們曾同晤俄方勘界專員[15]。
就在這一年吳氏正式聘任父親為其幕僚。稍後吳氏並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專折向朝廷特別保薦，說父親胡傳「有體有用，實足為國家干濟之才，不僅備一方牧令之選」[16]。父親驚喜之餘，當然也深感吳公的知遇。其後多年便一直在吳公幕府，參與機要。
父親在東北一段時期往各地旅行考察，備歷艱險。在1883年（光緒九年）一次〔兼查十三道，戛牙河地勢〕途中，一行人員在森林中大雪迷路，三日不得出[17]。乾糧已盡，計無可施。此時父親忽有所悟，他叫隨行人員去尋覓一條山澗，然後循山澗而下。因為山澗總歸會流出山區的，循山澗找出路，應該是不會錯的。於是他們找到了一條山澗，循澗而下，終於脫險。為此，父親曾做了一首詩，以為紀念。四十年後，當我在1919年發表一系列有關實驗主義的講演之時，我還舉出這個例子，來詮釋約翰·杜威在他《思維術》裡所闡明的理論[18]。
自1881年以後，父親便一直致力於公務。自1881年至1886年，他在東北服務六年。1886年先祖母逝世，父親返里奔喪。翌年又轉廣州依廣東巡撫吳大澂。吳派他去海南島視察，並報告全島土著狀況，做可能開發的籌劃。父親於此行所保留的詳細日記，後來曾發表於專研地理學的《禹貢半月刊》[19]。
1888年（光緒十四年），黃河在鄭州一帶決口。吳大澂自粵奉調任河道總督；設督署於鄭州，監督堤工。父親乃隨吳去鄭州。在此期間父親亦記有詳盡日記，記錄構料、修堤等工作。當年的河工不但極其腐化，且有各種迷信摻雜其間。迷信之一便是崇奉水蛇、蝦蟆為「河神」。
父親在治河時期日記裡便做了十首《鄭工合龍紀事詩》，其中的一首便坦白地批判這迷信之無稽。下面便是這首詩的原文：
紛紛歌舞賽蛇蟲，
酒醴牲牢告潔豐。
果有神靈來護佑，
天寒何故不臨工？
我引這首詩來說明我父親生命裡富於學術的一面。他是篤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顥、程頤和朱熹，是所謂「理學」。由於業師劉熙載先生的教誨，我父親受程朱理學的影響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對大清帝國內當時所流行的宗教，予以嚴肅的懷疑與批判[20]。
由於襄贊治河的勞績，吳大澂乃保舉父親以直隸州候補知州分發各省候缺任用。1889年（光緒十五年）父親自鄭州請假返籍探親。便在這一次短暫的探親假期，我父母就在原籍結婚了。婚後父親乃攜眷返鄭州繼續治河。翌年，父親乃離開河南任所往北京等候簽派新職。當年合格官吏的選派，多憑抽籤決定。父親抽得往江蘇省候補的簽，這在當時實在是最好的機會了。所以在1890年到1891年兩年之間，我父母均住在江蘇省會所在地的蘇州；後來又被派往上海，擔任「松滬厘卡總巡」。我便是1891年12月在上海出世的。就在這一段時期裡，父親已有「能吏」之名，所以其他各省當局，對他也就競相延攬了[21]。
在台灣任知州和統領
1892年，不但是我父親原任所在的江蘇省署，就是廣東省署和新設的台灣省署，都紛紛奏請朝廷想調請父親前往各該省任職。但是北京中央則循新任台灣巡撫邵友濂之請，調父親去台灣任職，蓋當時台灣省治新設，需要人才甚急，所以北京吏部乃遴選幹員胡傳，前往台灣，襄贊省政。奉命之後，父親不得已只好暫留眷屬於上海，於1892年隻身赴台。其後在台灣一直任職達四年之久。
在台任職期間，父親曾巡視全島各地，並代邵巡撫親往澎湖列島視察軍務。他的巡台日記，以及對邵巡撫的稟啟，均曾由今日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付印出版[22]。
父親因為深諳地理之學，根據所學加以判斷，他認為當時全台各地的防禦工事，例如各地的炮台，對台灣的實際防禦均無補於事。在〔1885年〕中法戰後，我國南洋海軍全毀，台灣門戶洞開，全島實際上無防禦之可言。所以他在向省署的稟啟中，坦白指陳當時散置全島各地各種零星防禦工事，以及落伍逾齡的各種武器，和那些裝備訓練均感不足的武裝部隊，全屬浪費。父親乃稟請省署將這些無用的設施，全部廢棄。另行訓練一支小型海軍，以為全島防務之用[23]。
父親在全島旅行視察之後，由於當時防疫設備不足，乃染上瘧疾，臥病甚久。和他同行的僕役亦同染疫癘，甚至無一人生還！
1892年，父親又受委管理全島鹽政，半年之內便有很多的興革。最近一位鹽務專家便曾根據父親有關鹽政的報告，撰文研討父親當年對台灣鹽政的貢獻[24]。
1893年（光緒十九年）父親又受〔台灣藩台唐景崧〕牌委代理台東直隸州知州。台東當時是台灣唯一的一個直隸州。他接任只有一天，台東的後山駐軍統領——可能因為心臟病猝發——突告病故。邵友濂巡撫乃委派父親兼領台東後山軍務。所以當我在1952年訪問台東時，台東父老仍然記得我的父親是位武官——胡統領，而非文官——胡知州[25]。
在父親統軍期間，他發現全軍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官兵吸食鴉片。因為那時台灣瘧疾流行，軍中官兵誤信鴉片可以防瘧，所以幾乎全軍吸毒。父親最恨吸毒，故極力使全軍戒毒。這些事，在他的巡台日記裡都有詳細的記載[26]。
就在父親在台灣擔任統領這段時間裡，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了。我軍戰敗。強大的北洋海軍全部為敵所毀。當北洋海軍於1894年全軍覆滅時，我父深知台灣已無法防守。如眾所知，1895年中日馬關和會時，我國把台灣割讓於日本作為賠償。所有清廷派來台灣的官吏，均奉召返回大陸。
可是台灣居民卻強烈反對，尤其是當地士紳，他們群起籲請巡撫唐景崧制止割讓，並宣佈成立「台灣民主國」，選唐景崧為「伯理璽天德」（總統）。這個「民主國」事實上只存在不過數周——甚或只有幾天——就完結了，但是台灣的抗日運動卻延續至數月之久。
父親遲至1895年6月25日始離職返國。此時大陸與台灣電訊已斷。土著與土匪又紛起滋事。所幸父親在台時頗有政聲，所以尚能沿途通行無阻，返回台灣臨時省會所在地〔台南〕。這時他已染了嚴重的腳氣病，兩腿浮腫，不能行動。但正如上節所提，父親行政才能曾歷經上峰嘉許，所以此時的新軍事領袖劉永福將軍，仍堅留我父在台繼續服務。劉氏是前任巡撫和「伯理璽天德」離台後，全島唯一的軍事領袖，那時尚統治南部半個島。父親在台直病到不能行動的情況之下，劉氏始允許他離台內渡。父親於1895年8月18日離台，8月22日病故於廈門——他成為「台灣民主國」的殉難者之一[27]。
下面是父親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6月20日所立的遺囑。雖然那時和他共患難的家人，都已離台赴滬，我二哥嗣秬尚隨侍在側。遺囑的全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後，備歷艱險，幾死者數矣。鹹同之間，粵寇蹂躪吾鄉，流離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癘疫、飢餓三者交迫，屢瀕於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於鵝掌灘下，亦幸不死。光緒癸未正月，在寧古塔奉檄由瑚布圖河歷老松嶺赴琿春與俄羅斯廓米薩爾會勘邊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誤入窩棘中，絕糧三日不死（窩棘者譯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撫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馬賊猝來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勝而不死。丁亥，在粵東奉檄渡海至瓊州察看黎峒地勢，自瓊而南，直穿黎心以達崖州，染瘴病困於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調台灣差委，至則派查全省營伍，台灣瘴癘與瓊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歷台南北、前後山，兼至澎湖，馳驅於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閱月，從人死盡，而予獨不死。今朝廷已棄台灣，詔臣民內渡，予守後山，地僻而遠，聞命獨遲，不得早自拔，台民變，後山餉源斷，路梗文報不通，又陷於絕地，將死矣！嗟呼，往昔之所歷，自以為必死而卒得免於死，今者之所遇，義可以無死，而或不能免於死，要之皆命也。汝從予於此，將來能免與否，亦命也。書此付汝知之，勿為無益之憂懼也。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書台東鎮海後軍中營示秬兒。
鐵花
註釋
[1]原英文稿內只用「胡傳」本名，未及字號。本稿內所列舉的字和號是根據《胡鐵花先生家傳》所增補。《家傳》被收錄在《台灣紀錄兩種》（1951年台北文獻委員會印行）中作為《代序》。《家傳》是一篇簡明確實的胡傳的傳記。胡氏自著《鈍夫年譜》不全，亦未正式印行。又胡家及其鄉人慣書其祖籍縣名為「績谿」，本篇及以後各章均用較通俗的「溪」字以代替「谿」字。
[2]太平軍入侵皖南時，已在太平諸王內訌之後，洪楊革命已成尾聲。軍紀既已廢弛，焚掠亦所難免。唯鐵花先生遺稿內，亦有逃避「官軍」的記載。筆者當年閱讀原件時，便曾向適之先生指出，焚掠之事，清軍亦有份，胡先生說：「你也看出這一點啦！」
[3]胡傳所記皖南徽州一帶遭劫的情形，可能是有關該地區災情最詳細的一部記錄。關於其他地區還有很多種不同的記錄都較胡氏遺稿更為翔實，只是適之先生那時並未看到。
[4]胡氏這段記述，可能不正確。參閱上章註釋。鐵花先生對當時徽州一帶受劫的情形記述甚詳。如果他們胡氏一族的人口在四年之亂中便死掉百分之八十，他的記錄中一定有更多駭人聽聞的故事。但是全稿中似乎只提到他原配馮氏死難一事，未見有其他死難的記述。所以一族人口損失八成的情形，似乎不大可能。洪楊亂前他們胡氏全族人口為「千六」被誤為「六千」，倒比較可信。
[5]洪楊亂後，胡氏全族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其中留在故鄉、抽鴉片的成年男人（那時婦女染煙癖是極少的）就有二百人之多；另外還有四百位成年和青年的男人在外地經商，這個比率也不太可信。筆者當年本想於全稿完工時，再把這些問題向胡先生提出，一一加以澄清，不意胡氏突然逝世，這些問題就都變成懸案了。
[6]清襲明制，科舉制度是很複雜的，三百年間變動也很大。大致說來科舉考試是分三級的：「秀才」、「舉人」和「進士」。一個士子要當秀才，他第一步要參加他祖籍所在的本縣的「縣考」；及格了，再升一級參加「府考」；又及格了，則由本府主管官的「知府」提名參加朝廷特派之「學政」所舉行以「府」為單位的「院考」；院考又及格了，則由政府正式承認為「生員」，通稱「秀才」。像胡傳這樣的讀書人，他先要參加績溪縣的縣考，再參加徽州府的府考和院考。他在同治四年（1865）通過了院考，「進學」成為「生員」，他就是胡秀才了。
做了秀才可麻煩了。為了避免「秀才三年成白丁」，朝廷每三年還要考他一次，是為「歲考」；秀才如想考「舉人」，他還要參加府級的甄別試驗，是為「科考」。科考不及格，他就不能參加省級考試舉人的「鄉試」。歲考不及格，那可能連個秀才的招牌都保不住了。歲、科考試及格的生員（秀才）又按成績分為「附生」、「增生」、「廩生」（官家給點口糧故名）和「貢生」（貢獻給朝廷的人才）。貢生又按考試成績分為數等，最好的「拔貢」、「優貢」就有向朝廷申請做小官的資格了，優貢一等可以做「知縣」（縣長）候選人，三等也具有縣教育局局長（訓導）的資格。胡傳便是「科考優等」而「鄉試不售」，做了一輩子老秀才。他不甘失敗，鄉試落第之後，乃正式進大學——「龍門書院」，好好地讀了三年書，預備捲土重來，再參加「江南鄉試」。但是他是否又參加過鄉試，那連他自己的兒子也不知道了。
胡傳似乎是一位「優貢三等」，所以有人稱他「訓導」。他所參加的「鄉試」是在南京舉行的。清制江蘇、安徽兩省合稱「江南省」。在「江南鄉試」裡名列前茅的，當然就是「江南才子」了。所以我國俗語上所謂「江南才子」並不限於長江以南所出生的「才子」，蘇北、皖北的莊稼漢，鄉試考得好的也有份。
胡適之先生對他父親的「功名」的敘述，可以說是語焉不詳，因為他是預備說給洋人聽的，所以筆者作注時把它稍為補充一點。
關於清代科舉制度的參考書，除一般官書之外，可考閱《清史稿·選舉志》。通俗讀物則以沈兼士編《中國考試制度史》（台北考試院考試技術改進委員會印行，1960年版）第九章最為簡明扼要。
[7]據《清史稿·儒林傳》：劉熙載（1813——1881）字融齋，興化人，為清末大儒，晚年長「龍門書院」。嘗戒學者曰：「真博必約，真約必博。」這也就是胡適所謂「為學當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學對我國傳統治學精神的承繼，可說深入骨髓；西學對他的影響，有時反而是很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