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胡適之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貢獻應該還是在文學方面。他是近百年來提倡「文學改良」和推行「白話文學」的第一人！
在近代中國以白話文做大眾傳播工具的不始於胡適。在他之前已有陳獨秀的《安徽白話報》和吳稚暉等所編的《新世紀》。但是正式把白話文當成一種新的文體來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終於造成一個舉國和之的運動，從而為今後千百年的中國文學創出一個以白話文為主體的新時代，那就不能不歸功於胡適了。
和胡氏同輩的文人學者，乃至目前文學的史家可能都不承認筆者這一定論。他們不承認的理由固多，最大的原因可能還是他們距離胡適的時代太近。距離太近，看得太清楚，因而自覺把胡適「看穿了」，便不能承認胡氏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事實上，那位以提倡古文而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也不是唐朝第一個寫「古文」的人。他也只是學問好、聲名大、文筆犀利，他的倡導與時代的需要又正好配合，所以他就能壓倒同儔而獨享盛譽。和韓愈同時的一批儒生又何嘗承認他「文起八代之衰」呢？！這頂高帽子原是宋朝的大文學家蘇軾奉送給他的。既戴之後，一千年來自蘇東坡到現在，再也沒有人敢否定韓文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了。
胡適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正是如此！如筆者對胡氏的評論有誤，那也許是筆者性子太急，把話早說了二百六十八年就是了。
本來，古今中外一切英雄豪傑實在沒有哪一個不是時勢製造出來的。「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個獨享盛譽的革命領袖，他的豐功偉績正不知是多少無名英雄的努力所促成的呢！革命英雄如此，文化英雄何獨不然？
人與人間的聰明才智，賢與不肖，有時是要相差十倍以上的。但是「上智」與「下愚」畢竟都是「人」。彼此相差十倍，已是夠多的了。若說上智下愚之間有什麼「神鬼之差」或「霄壤之別」，那就違反科學了。不但是胡適，就是任何至聖、大賢、導師、領袖，他們的心臟、頭腦、皮骨、神經也和普通人沒甚差別；而由這些官能所發放出來的好德、好色、好貨的習性——以及一切七情、六欲也和我們差不了太多。但是在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局面之下，這種「領袖」人物的形象就會因距離愈遠而愈顯得「偉大」。相反的，你如和他愈接近，他那種偉大形象也就漸次消失。
胡適之先生的同鄉，那個九華山上的「地藏菩薩」就是有名的「照遠不照近」的。宋代理學的開山老祖周敦頤也說荷花是「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其實人類社會生活上的領袖人物，往往都是些「荷花」。對別人，他們可操生殺之權；對自己的床頭人，則再也「偉大」不起來。事實上，這種「遠觀」就偉大，「褻玩」就不偉大，都是人類社會心理上的錯覺，二者是同樣不真實的。
筆者於抗戰末期曾在戰時的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的立煌縣當小職員。斯時適逢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來立煌視察。長官駕到之時，那一派刀光劍影、肅靜迴避的氣勢，何等森嚴！晚間大宴時，我等小兵聚立於幽谷彼岸，在悠揚的軍樂聲中，遙看長官駐節處的燈光人影，乖乖！這長官哪裡是個人，他一定是個長著三頭六臂的將星下凡哩！
十餘年後，一次郭德潔夫人當著我的面抱怨她丈夫「四體不勤」！說他在客人來之前「打掃衛生」也不好好地做，結果還是「見不得人，滿屋灰塵」！我這位「客人」因而勇敢地站起來，脫下上衣向男主人提議一起「義務勞動」！尷尬的笑容滿面的老主人，也只好找出吸塵器和我一起打掃起來。看了這位和我一起「打掃衛生」的老工友，被老婆管得服服帖帖，那一臉忠厚憨笑的神態，回想起立煌群山裡的人影燈光，我實在也忍俊不禁。
在此之前，我有時也陪適之先生去擠公共汽車。看他老人家被擠得東倒西歪的慘狀，我真要把那些亂擠的番男番女痛罵一陣：你們這些目無尊長的東西！你們知道你們擠的是誰？！他老人家在敝國幾幾乎做了總統！他是開我們東方世界今後五百年文化新運、配享太廟的大聖人、文曲星！你們有眼不識泰山！
當我用盡平生之力擠出個空位把胡老師安坐下去之後，再看看這位文曲星還不是和眾乘客一樣，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配享太廟，又何如哉？！
人類原是和黃蜂、螞蟻一樣的群居動物。動物群就必然要產生領袖。領袖之形成，原有其「不偶然」的「主觀條件」——在幼年時期他們之中有的就真是「異於群兒」！他的聰明才智、品貌德行是可能高出「群兒」十倍以上的。筆者受教育數十年，衷心欽佩的業師和前輩亦不下數十人。但是這些名儒碩彥之中，有胡先生的資質的，大都沒有胡先生用功；和胡氏同樣用功的人，則多半沒有他的天資；先天後天都差可與胡氏相埒的，又沒有他的德性好、人緣好、氣味好。這些都是胡適之的「過人之處」，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一個人的成就，單靠「主觀條件」是不夠的。那些「偶然性」很大的「客觀條件」也要決定一個領袖人物事業成敗的一大半。只有客觀條件與主觀條件發生了密切的配合，才能使一個「未來的領袖」逐漸地從「群兒」之中，脫穎而出，從而變成個實際的「領袖」。可是在他一輩子的領導過程中，還要看他「祖墳上的風水」和「命裡的八字」。風水不好，八字不佳，他可能只領導一半就被人家抓起來當成「反革命」槍斃了，那他這半生領袖也就白做了。
記得以前為筆者啟蒙的那位漢文老師便時常在書房裡自言自語說：「才不才，人也！遇不遇，時也！」在他老人家那段「倚人門巷度春秋」的歲月裡，他顯然是自歎「懷才不遇」！筆者斯時雖然幼小，也深覺「才遇不偶」對我這位秀才老師太不公平了。年長回憶，仍然對他十分同情。等到我後來在海外遇見了我的老上司李司令長官和鄉前輩胡適之博士，才知道這世界裡畢竟也有才遇雙全的！
李長官就一再告訴我，在他那「不如群兒」的幼年，最大的願望只想做個「上尉」；而胡博士在哥大肄業時也未見得就怎樣地「異於群兒」。
胡先生青年時代那幾篇劃時代的著作——如《文學改良芻議》——原先都不是為《新青年》雜誌撰寫的。那些文章是他為他自己所主編的《留美學生季報》（中文版）而執筆的。[1]他一稿兩投，才把個副本寄投《新青年》。孰知他那先期發表的原稿竟無人理睬，而後來發表的副本卻一紙風行，全國哄傳。從此胡氏便文星高照，獨佔鰲頭，直到他香檳在口、羽化登仙而後已！那時如果沒有陳獨秀辦個《新青年》雜誌，他不能一稿兩投，胡氏那幾篇徒足嘩眾的小文章，也不過就是幾張覆缶廢紙罷了，傳世雲乎哉！
胡先生在他紀念蔡元培的文章裡便把他成功的偶然性說得很清楚。他說他的青年期如果沒有蔡先生的著意提挈，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我國古代儒家的荀卿把這種偶然的際遇便更能說得系統化和概念化。荀子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胡適的生命裡如果沒有《新青年》、陳獨秀、蔡元培和那「首善之區」裡的「最高學府」來配合他，那他這個「善假於物」的「君子」恐怕也找不到適當的地方去「登高而招」、「順風而呼」了！這都是一些偶然的際遇，客觀條件配合得好才能使那個主觀條件俱備的大才子，扶搖直上，手攬日月！
吾人如試把胡適當年所編的《季報》和王紀五後來所編的《月刊》細細比較，那前者比後者實在也高明得有限。就憑那幾篇爛文章，便能煽起一代文風，兩朝開繼，成佛作祖，這在阮籍看來，就是「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了！那位善於在文學作品中剝皮抽筋的周策縱先生，便顯然與阮氏有同感，認為胡適在文學上的成就，有點名過其實！（請參閱本書附錄周先生最近致筆者討論有關胡適在文學上成就的長信。）
其實周教授是和阮校尉一樣地沒有把玄學真正讀通。他二人也沒有把人類的群居生活真正「看得穿」！試問我國歷史上「成名」的「英雄」，究有幾個是玉皇大帝從南天門裡送下來的？文武周公孔子而下，孰非「豎子」？他們也不過是這個群居動物的社會裡由於才遇雙全、風雲際會才騰雲駕霧的。如果照周先生那樣認真地來剝皮抽筋，則國史上哪個英雄豪傑在九泉之下不感到臉紅？！
東漢末年，那批頭裹黃巾的好漢們所高唱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預言雖然未必真實，但是在清末民初，如果說「文言已死，白話當立」，讀歷史的人，今日反顧，倒覺得這預言是個絕對的真理！西學東來，科舉已廢，文言之死，白話之興，本是個順乎天、應乎人的時勢。在這個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中，天與人歸，產生出幾個英雄好漢，原是個「客觀實在」。胡適便是這「客觀實在」裡，應運而生的寵兒。他之所以能自白話文運動中脫穎而出，從客觀的形勢上看，實在不能說不是偶然的。但是就他所具備的主觀條件來說，實在也不完全就是個「偶然」！
在白話文學興起的過程中，胡適的確不是獨一無二的開風氣的大師。但是他卻是個最有系統、出力最大的一個推波助瀾的領導人。陳獨秀、吳稚暉諸先生，在這一運動中原是他的前輩，但是陳、吳諸先生採用白話文這一「行為」，則正如齊宣王對孟子所說的：「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與我心有慼慼焉！」後起的胡適就能在這一群「齊宣王」「不得吾心」之際，對白話文學運動說出個「一語道破」的「夫子之言」！白話文學運動，在他畫龍點睛之後，才走上正軌；從此四夷賓服，天下大定。胡適所開的風氣，真何止於「起八代之衰」！簡直是破千年之弊！你能說胡適名過其實？！
50年代中期筆者在哥大考口試。有位教授問我：「林肯是不是奴隸解放者？」我知道這問題不易回答。因為我如說「是」，他一定要引經據典說「不是」；我如說「不是」，他也可用同樣淵博的學問來證明他的「是」。不管「是」與「不是」，我都要不及格。這時幸好我情急智生，反問了他一句：「照足下看法，美國史上有沒有一個所謂『奴隸解放者』呢？」這位慣於考人的人，一旦被考，情急智不生，只好馬虎地答了個有。因而我再追問他一句：「如果有的話，哪個人比林肯更夠資格呢？」想不到我這以問題做答案的問題一出，七位主考和後座一些監考們不覺一陣哄笑。林肯也就變成我的「奴隸解放者」了。
其實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胡適，和黑奴解放史中的林肯，其地位亦大致相同。如果近代的中國白話文學也有個開山之祖的話，哪一位大師比胡適更能當之無愧呢？！
二四
胡適在新詩上的地位也是一樣的。
談新詩他就老實不客氣地說他是「新詩的老祖宗」。當今的新詩人和新文學史家，恐怕很多人都要說胡適是「唱戲抱屁股」，自捧自。
的確，胡適不是第一個做白話詩的人。那位做「老女不嫁，蹋地喚天」的女詩人，就比胡適早一千多年。青面獸楊志失掉生辰綱時聽到白日鼠白勝所朗誦的白話詩，也比「辟克匿克來江邊」要早幾百年！但是在胡適之前卻沒有哪個詩人要真的把白話詩當「詩」來做，也沒有哪個「詩人」要用白話來「嘗試」一下並出個「詩集」。認真著實要把它當作回事來做而推之於「文壇」，胡適之外，還有誰呢？
老實說，中國詩人在7世紀的「王楊盧駱」開個「時體」之後，大家跟著跑了一千多年，現在還在跑。那個生性好與天斗、與地斗、打倒一切、反抗一切的毛澤東，唯獨不敢「輕薄為文」來和「王楊盧駱」一鬥。敢於挺身而出把縱橫千年的「時體」罵得一文不值的，還要靠這位「反動學者」胡適之！
胡適做了一輩子「新詩」，但是他始終沒有把舊詩「斗」倒。事實上從胡藏暉到餘光中，「新詩」——這個已年逾花甲的「新詩」——就始終沒有脫離「嘗試」的階段。那麼第一個「嘗試」的人，自封為「老祖宗」，又有何不可呢？
當然，嚴格地說來——正如周策縱先生所分析的——胡先生不是第一流的大詩人，因為胡氏沒有做大詩人的稟賦。好的詩人應該是情感多於理智的，而胡氏卻適得其反。胡先生的文章是清通、明白、篤實。長於「說理」而拙於「抒情」。我沒有讀過胡先生的情書。我想胡先生如果也曾寫過《愛眉小札》一類的作品，那一定糟糕得令人不忍卒讀！但是胡先生卻堅持要「做詩如做文」。如果做詩的人不為「抒情」而只為「說理」的話，這種詩一定感人不深。「感人不深」的詩，就不會是太好的詩了。
胡先生也不是個好的文學「作家」。作家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根據這經驗所發出的玄妙的幻想和見解。那一直躲在象牙之塔內的胡適之，一未失戀、二未悼亡、三無憂患。他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長，「飛來飛去宰相家」，他的生活經驗十分單純。生活十分單純的人，斷然寫不出情節曲折動人的文學作品。
筆者讀大學時曾旁聽徐仲年先生所授的「文學創作」一類的課；再讀徐先生的《雙絲網》、《雙尾蠍》等名著，看來看去便只能看出徐大少爺生命中的「巴黎街頭喝咖啡」，或與瑪麗、玫瑰逛公園等等香艷的故事，如此而已。聽說當時在西南聯大授同樣課程的沈從文先生所講的與仲年先生亦不相上下。適之先生聰明，他老人家不搞散文和小說的創作。搞的話，恐怕也就是仲年、從文之流亞矣！
沒有豐富的情感和生活經驗的人也很難搞文學批評。胡先生就不是個公正的文學批評家。他老人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他的「批評」是有高度成見的，往往把好的說成壞的，壞的說成好的。
胡先生——正如周策縱先生所指出的——不是個「你死我做和尚」的情種，因而他不欣賞——甚至憎惡——一些「閨怨詩」。
「『斜倚熏籠坐到明』不是好詩！」胡先生教訓我，「你殺我，我也做不出來！」
胡適之是個一生歡樂高興的人。他自己在熏籠上未坐到9點鐘，就要去寫文章或睡覺了；哪裡能心事重重，啥事不做，「斜倚」他一夜呢？
他的「樂觀主義者」的文學批評有時簡直「樂觀」到可笑的程度。「獨留青塚向黃昏」？為什麼不向朝陽呢？他老人家就不瞭解王國維所說的「有我」的境界。一個一輩子趕著「寫檄文」、「發宣言」、「貼標語」的忙人，哪有閒心思去體會什麼「青塚黃昏」呢？
這樣一個實用、樂觀的濁世佳公子，因而和那個與他同時、而專門「腸斷魂銷」的風流和尚蘇曼殊就搞不到一起了。蘇和尚的文章就只能「抒情」而不能「說理」。二人氣味不投，所以儘管曼殊和尚一聲「三郎」便能惹千萬癡男情女心酸淚落，而胡適偏說《斷鴻零雁記》不是文學！
胡先生是搞「紅學」的宗師。但是他卻一再告訴我「《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為什麼呢？胡先生說「因為《紅樓夢》裡面沒有一個plot（有頭有尾的故事）」。
「半回『焚稿斷癡情』也就是個小小的plot了！」我說。但是那是不合乎胡先生的文學口味的。這也可看出胡先生是如何忠於他自己的看法——儘管這「看法」大有問題。他是絕對不阿從俗好、人云亦云的！
這些都是胡先生在文學批評上牢不可破的成見，但是這些都不影響他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新詩老祖宗」的地位。賈府的「老祖宗」就是個文盲。她老人家一輩子只做過一句「頭上有青天」的白話詩。但是沒有哪個人敢不承認她老人家在榮寧二府裡的地位！
二五
大凡天下事，長短、利弊，很多都是相對的。一個人的「短處」，用得其所，往往正是他的「長處」。胡先生在中國文學史上所佔有的原是個「宗師」的地位。他是領導一個文化運動，把中國文學從以文言文為主體的古典文學中解放出來，從而創造出一個以白話文為主體的新文學時代。作為這樣一個「劃時代的宗師」，他的文體本不應該以「抒情」見長，他的著作自應重在「說理」。他要說出為什麼文言之當廢、白話之當興的大道理來。
但是這番大道理，不是可以信口開河的。說的人必須有博大精深的國學基礎。他一定要是個包羅萬有、融會古今中外的大學者。因而就學問的「寬度」來說，胡適真是個新舊、中西、文言、白話及詩、詞、歌、賦，樣樣都來的「一腳踢」的大材。他的確具備一個「開山大師」的條件，只有像他這樣的學者才能縱觀古今，盱衡全局，而不至於閉門造車，坐井觀天。就這方面說，則梁啟超、章太炎、陳獨秀諸先生比胡氏皆略遜一籌；王靜庵、吳梅、黃侃等對胡氏就只能執鞭隨鐙。時賢自鄶而下，則不足論矣。
再就學問的「深度」來看。蔡孑民說胡氏對漢學的瞭解，「不讓乾嘉」，實在也不是過譽。「文學」原是胡先生的「娛樂」，但是胡適之「娛樂」亦有可觀者焉！就以胡氏對《詩經》的研究來說吧。自子夏以後，說《詩》的學者有著作傳世亦何止數千人。傳統著作中就很少有胡適談得那樣精湛。以他那「新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來對《詩經》作個新解說，短短數小時的講演，即足以發古人千年之所未發！
據胡先生告訴我，他那個終生提倡的所謂「治學方法」，原是他在哥大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偶爾發現的。一讀之下，至為心折；再讀則豁然而悟，以至融會貫通而終身誦之。
其實胡氏那項（在當今社會科學家看來已完全落伍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當年的歐美留學生，誰人不知、哪人不曉呢？只是別人沒有他那樣深邃的漢學基礎和明察秋毫舉一反三的學術眼光罷了。
胡先生終生治學可說都得力於這一妙手偶得之的「科學的」「治學方法」。甚至他研究「文學」所用的也是這個「科學方法」。不用說他對艱深的《詩經》、《楚辭》的分析所用的是這個「方法」，他對那些老嫗能解的唐詩、宋詞的研究，所用的也是這個「方法」。
筆者在大學時代便聽過《全宋詞》的編者唐圭璋先生講宋詞。唐先生自詡——也是我們公認的——是以「四聲」填詞（一般人只分平仄）當代少有乃至僅有的詞人。但是唐先生就始終沒有告訴我們「填詞」為什麼要「四聲」分明。他縱有解釋，亦不能指點諸生升堂睹奧。他老人家只是按照「詞譜」上嚴格的規定，平是平、上是上……一個一個字死「填」進去。「填」得四平八穩，就可以追蹤古人了。
後來我在紐約和胡先生聊天，談到宋詞的聲韻。胡老師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他一發難收，竟向我談了一整晚有關宋代詞人用韻的問題。一夕之談，真是勝讀十年書！
聲音本發乎天籟。沈約之前的詩人們就不管什麼平仄，但細讀他們的作品，則平仄自在其中。「詞」之為道，有些地方但能平仄無訛，就不必死釘住「四聲」。但是也有些地方不但要四聲分明，四聲之中還要在唇齒喉舌鼻諸「音」中作不同的選擇。有時因上下音節的限制，某字不能有鼻音或喉音，則「填」詞時，對這同一「聲」中的鼻喉之「音」就得迴避。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有天分、有功夫的詞人，咿唔之下，自能得心應手！「曲有誤，周郎顧。」這位使槍弄棍的「周郎」，為什麼要專找唱曲子人的麻煩呢？因為四聲不洽的曲子，乃至詩詞，聽起來實在令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