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胡適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為有守的白面書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為他缺乏搞中國政治主觀和客觀的一切條件。
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做政論家的眼光！
做個大政治家，在主觀條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種「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碼的條件。更重要的是還要有鐵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頂住政治上的驚濤駭浪，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地負荷起天降大任，然後任勞任怨，為國為民，死而後已。但是在胡先生的個性上是沒有這種擔當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問李宗仁先生對胡先生的看法，李說：「適之先生，愛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廢言，則這四個字倒是對胡先生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書生，則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夠資格受五鼎烹，那還能做什麼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沒有做官僚的臉皮。民國以後有清望的學者們下海從政是需要相當臉皮的，因為這些名學者出山之前，一個個都是以帝王之師自命的，認為「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樣才應徵辟，乘安車，入朝為官的。但是官場亦另有官場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這批高人隱士，對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對中層就不得不結黨羽，對下也難免不作威作福。本來，官場中這些惡習和陋規，也不算什麼天大的壞事，因為那本是我國兩千年來，自上而下的單線官僚體系中的必然現象，同時也是講求傳統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儀和官箴。我國古代的政治家有見及此，乃因勢利導，乾脆把它們制度化起來，以禮節之，使其發而中節。
民國肇建，這些原也是煞費苦心的制度，被目為封建殘餘，通盤廢除，但是製造這些陋規和惡習的單線官僚體系，反因科舉之廢除而變本加厲地單線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東西，至此反變成無原則和規章可循的官僚主義，俗語所謂上拍下壓。
30年代的初中期，適之先生的朋友們，一個個脫青衫、換紅袍，都當起官僚來了。初入官場做學徒，有時還有點臉紅，出師之後，就樂此不疲了。「乍回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試問「獨立評論社」這個山洞出身的「幹員」和「能吏」，有幾個是例外的？
胡適之先生本人，倒的確是個例外。他老人家雖然也曾下海，卻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譽，而沒有淪為官僚。「看他風裡盡低昂，這樣腰肢我沒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種「終始參差，蒼黃反覆」的臉皮！所以胡先生縱想做官，也只能做個「泛舟於赤壁之下」、吟風弄月的閒太守，做個太平盛世的點綴罷了。
不特此也。胡氏縱有心為國為民，真想當一員「循吏」，他也辦不到。他不特對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臉皮，他甚至不是個搞行政管理的幹才。像胡先生那樣溫情主義極重的人，他怎能搞「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點小小「庚款」的管理權，已經被梅貽琦先生等所包圍，而弄到「跳進黃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論其他？當胡先生的令名為「庚款問題」的流言所累之時，筆者在一個偶然場合之下，問了問顧維鈞先生的意見。顧先生說：「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複雜的問題。」其實胡先生何嘗不知？他只是門戶之見在作祟，拉不下臉皮去約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罷了。
再者，一位學者如變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敵」。如果政敵一旦背信棄義，那麼兵來將擋，大家耍起政治手腕來，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顧不得許多了。胡適之先生是位老實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於耍。事實上，以胡氏的稟賦，他縱想耍，也無此天才；勉強一試，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絕的程度。這兒筆者不是說，胡適之是怎樣的一個天大好人。坦白地說，胡先生也並不就那樣老實，不過他始終沒有不老實到做政客的程度罷了。「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以胡適來遍比時賢，則「山高水長」，先生的風範，也就是百年難一遇的了！
七
胡先生不但不會耍那些他所不應該耍的政治手腕，縱使是那些正當的——有時也是應該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節，為著母國利益而在駐在國的政潮中，投機取巧地活動，亦非胡氏之所長。他做大使時每向友好傾吐他那一番「行萬里路，講百次演」的苦差事。胡先生後來亦常向筆者提到。其實那種「苦差事」，如行之者為「胡適教授」，政府對這種成績斐然的國民外交，自然要傳令嘉獎。但如行之者為「胡適大使」，那政府就應把他撤職才對。胡先生故鄉的農民就有一句土話說：「撈魚摸蝦，耽誤莊稼！」胡氏身為中國抗戰期中的駐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莊稼」他丟下不做，而拚命去「撈魚摸蝦」，豈不該撤職？
幸好胡先生是個福人，在他做大使期中，正是美國孤立派最囂張之時。胡氏在華盛頓的「莊稼」也不會太多。所以他和當年十四條失敗後的威爾遜總統一樣，在華府「道不得行」，乃直接訴諸美國人民，因而他的撈魚摸蝦的外交，也就功不可沒了。
可是一旦珍珠港事件爆發，中美成為正式盟友，並肩作戰。為著扭轉盟邦外交上的「重歐輕亞」的策略，為著與英蘇等國爭搶「租借法案」裡的美援物資，為著促進美國國會通過更多的親華立法，那樣，華府內的莊稼就忙不勝忙了。你不耍外交手腕——甚至跡近下流的外交手腕，那你的母國，立刻就要吃眼前虧，因而這位不習於耍手腕的學者大使就丟官了。
有一次我告訴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戰的史學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畢爾在他的名著《羅斯福總統與大戰之序幕》一書中，竟把胡適說成日軍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畢爾大意是說美日之戰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而羅氏為著維護美國資本家在亞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頗為幹練的中國大使胡適的圈套，才惹起日軍前來偷襲的。[1]胡先生聽了這故事大為高興。他連忙要我把這本書借來，並在對他「不虞之譽」的那一段下面，畫了一道道的紅線。但是當我問他當年究竟是耍了些什麼圈套終於使羅斯福總統上鉤的，他想來想去也無法對我的問題作圓滿的交代。其實畢爾先生的那一頂帽子，實在是對我們胡老師的「求全之毀」。我們這位「言忠信，行篤敬」的學者大使，哪裡會玩什麼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羅斯福何等滑頭！我們胡先生哪有這樣的本領來請他入甕啊！
總之胡先生天生是個「教書料」。大學的講堂和圖書館才是他最感到樂趣和最該去的地方，官僚衙門裡本是沒有他的份的。事實上早年的胡適之也是反對搞政治的。他認為他和陳獨秀的基本區別也在此。陳獨秀和當年的「新文化運動」，在胡適看來，都是「政治」的犧牲品。胡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夭折」，便是五四運動把它政治化了的結果。胡氏顯然不瞭解，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本來就是一個銅元的兩面，二者是分不開的。
事實上胡適之這位大文化人之與政治，情形也是相同的。在他的四十年不衰的盛名之下，政治終於變成胡適的兒子，弄成個「不要兒子，兒子來了」的局面。晚年的胡適之真是「愛其少子，甚於婦人」！他對搞政治的興趣，確是老而彌篤的。
國府行憲之初，胡先生真有可能要做總統了。但他終於做不成。主觀的條件之外，他還缺少搞政治最起碼的客觀條件——與執政黨實力派的歷史淵源。胡氏做了一輩子政治票友。他對執政黨的諍言固多，閒話也不少。如今無功受祿，以票友登台來領導科班，揆諸情理，豈可謂平？「你們國民黨反對我！」難道還有什麼不應該的嗎？胡先生是聰明的。他自知可以做總統而不能做行政院院長。讀歷史的人，讀到胡適婉卻做閣揆這一段，真也要鬆口氣，胡適之如做了行政院院長，豈不天下大亂？！
八
或者有人要說，胡適做個政論家，應該是沒話說的吧！的確，「談」政治原是胡先生的最大嗜好。筆者在紐約出入絳帳的時間也不算太短。平時就很少聽到胡先生和他同輩的朋友或訪客們談過多少學問。他們所談所論的幾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雞毛蒜皮的政治。學問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導後輩的東西。
其實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所以從方法學上說，他那種「有疑處不疑」的政論，正是他「無征不信」的治學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適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的貢獻，與其說是他的學術「理論」和政治「行為」，倒不如說是他篤信自由主義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國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會聯想到「胡適」。胡適那一臉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無恐怖自由」——的象徵。而崇尚獨裁專政的人們，一聞胡適之名，也就忸怩卻步；一碰到他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觸原子輻射塵，逃避唯恐不及，封鎖唯恐不周！死諸葛嚇走生仲達，他羽扇一搖，真是「詞組能傾百萬師」！好不壯哉！
胡適之就真有這麼大的魔力嗎？非也。他只是個近代中國的「時勢」和勤勞偉大的老百姓所製造出來的、文化交遞時代裡學術思想上的「英雄」。適之先生常常勉勵後輩說：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只要耕耘，必有收穫。他強調「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這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司馬遷那個刑餘之人，就不相信這句話，說：「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胡適之這個樂觀主義者，對「天道」的公正，倒是篤信不移的。
社會對胡適的報酬既然遠大於胡適對於社會的貢獻，則社會對胡適的需要，將不因胡氏之死而結束。他的真正的影響力，現在可能還沒有完全發揮。等到全中國人民「衣食足，禮義興」，從而憧憬「人權」的時候，胡適的幽靈，恐怕又要大叫「還我頭來」，而開始在雲端「顯聖」了。
所以從主觀條件上看，就事論事，胡氏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那種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他本身是不足以當之的。但是四周環顧，學術思想界芸芸眾生之中，胡適而外，又誰能當之？就憑這一點，適之！適之！也就足垂不朽了！
九
胡適之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既然是廣泛的、深遠的、間接的和無形的，他自己在政治上，赤膊上陣，拼起老命來，就一無是處了。大的政治運動他既鼓吹不起，小的政治改革他也策動不來。以他老人家一言九鼎的身份，不合時勢、不洽身份地一吹一策，就可能把天下搞得更亂，而使民主退潮。因為討論大政治——像國體一類的問題——則論者必須有像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高深的學問」。可是胡先生在這方面的「學問」，卻不太「高深」（這兒筆者所著重的當然是胡適之那一階層的「學問」，自鄶以下，那自然又當別論）。
討論小政治——如張季鸞、王芸生一夥人在《大公報》上所談的「小罵大幫忙」的政治，則論者必定要對政情民隱有極深刻的體驗和觀察，然後下筆才能入木三分。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幾歲的小伙子，便已名滿全國，飛向枝頭做鳳凰了，他是不瞭解真正民間疾苦和里巷輿情的。像抗戰期間《大公報》上，那種「看重慶、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淚的社論，胡適之是一輩子也未寫過的。不是他無此才華，而是他無此體驗！
胡適之——不成問題的——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學者。但是偉大的學者們也有很多是一通百不通的。把物理研究到登峰造極的學者，對人理不一定也就同樣精通。相反的，偉大的「通儒」們，有的也是百通一不通的，他們可能倒背「十通」，但是對應有的一通之學，有時反而一竅不通。
在這方面胡適倒的確是個例外。他真是個百通一通的大才。不過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無所不通的學問裡，有許多方面在專業人士看來，只不過是各該專業範圍內相當高度的常識罷了。而胡先生親手「拿繡花針」的專業——如他中年所搞的「禪宗」，晚年所搞的《水經注》——則又與政治科學無關。因而胡先生談起大的政治問題來，事實上是以常識論政。「國體」和「組黨」一類的問題，又豈是常識可以應付得了的？
早年的胡適之和李大釗諸先生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辯論，其關鍵亦在此。他們辯者雙方事實上都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要不是那時是個「啟蒙時代」，這批大教授的誇誇之談，實在是貽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時「少談些主義」的論調一出，對方抓住這個小辮子，很快就給他戴上一頂帽子，說他是個「實驗主義者」。加以那時杜威大師的法駕初臨中國，黃面皮的弟子們執禮甚恭，師徒相映，站在大師背後的胡適就真的成為杜學東傳的一世祖了。
後來那對「實驗主義」一無所知的魯迅和瞿秋白，被實驗師徒嚇得手足無措，而內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說出些「此理今憑實驗傳」一類完全不通的酸話。而他們居然也能以這種不通之論，咒罵胡適，領導文化反對派而揚名天下，這也可想見我國當年知識界，對現代知識之貧乏！
最可惜的當然還是胡先生自己。這位風度翩翩、「中西之學俱粹」的少年學者，被扣上這頂洋帽子，不但不以為忤，有時且面有喜色，並且一戴就戴了一輩子，也是同樣不可思議的。試問「實驗」這個「主義者」所戴的白帽子，哪裡就比「馬克思」那個「主義者」所戴的紅帽子更漂亮呢？市井少年偶一戴之，再配上黑眼鏡、力士鞋、牛仔褲，招搖過市，或不失為風流瀟灑。如果我們的「文藝復興之父」在一襲八卦道袍之上，也加上這頂網球帽，那就有點不倫不類了。
按說，杜威東來之時，我們的胡先生應該把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眾兒郎喚齊，兩班侍立，自己升帳設座，「口吟六藝之文，手披百家之編」，人分賓主，學辨東西，和杜威來個分庭抗禮，才是正軌。而胡氏不此之圖，在杜行者一葦渡江之後，竟然率眾弟子，夾道匍匐，頂禮膜拜，使杜和尚飄飄然，認為孺子可教，吾道東矣。何其懦哉！
胡先生既然甘心自囿於一家之學，如此非楊即墨，難免也就助長了他情感裡本已十分濃厚的門戶之見。杜家的子弟們，認為只有杜氏之學才是科學化的哲學，所以他們是三句不離科學的。據胡先生告訴我，中央研究院在籌辦之初，籌備人等第一個想到的便是該院那個拉丁文名字Academia Sinica。這個洋名字的正確譯文應該是「中央科學研究院」。它「研究」的方向和對學術衡量的標準，亦以「科學」為依歸，而「科學」一詞的界說，當然也就憑服膺科學的歐美留學生的舉手為斷。所以後來胡氏在紐約請客，那些「服膺科學」的客人，便相率「敬陪」，那不「服膺科學」的國故大師，也就怫然「敬謝」了。
胡先生由於牢固的科學觀而示人以不廣，他在中國新文化啟蒙運動史中，就難免退處於蔡元培先生之下了。在「兼容並包」的啟蒙學風裡，孑民先生是置身於「兼容」之上的，而適之先生則局處於「並包」之下了。
一○
「實驗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為什麼我們這樣有才學的胡適，也被它「牽著鼻子」走了一輩子而不能脫韁而馳呢？
其實「實驗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在西洋哲學史上的地位是沒有太大的軒輊的。杜威和馬克思這兩位開山大師，年齡雖然相差四十歲，他二人的思想卻是屬於同一個時代的。他二人都生在那個玄學將死未死、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方興未興的時代裡。這個時代的思想家，一面捨不得放棄他們所精通的玄學——如馬克思就接受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一方面又要掌握那方興未艾的社會科學——如馬克思就極力推崇美國人類學家摩根對印第安人社會結構的研究。此書馬氏以年老不能卒讀為憾。[2]所以他們那個時代所搞的哲學，事實上是一種非科非玄的學問。也是一種小腳放大、兩代咸宜而新舊兩無是處的半老徐娘過渡時期的學問。
馬克思是歐洲人。他目擊西歐在工業革命時期社會上所起的變化，因而他把兩千年來歐洲白種人所創造的社會變遷史，作了一個有十分功利的總結，然後從其總結裡抽出一個他認為合乎宇宙「實在」演變的半玄學的法則。千慮一得之後，他就根據西方白種人的歷史經驗主義，來替全人類算命了。
天下哲學家沒有哪一個是能脫離他的文化傳統而從事思考的。馬氏也有他特殊的傳統。他是個日耳曼，日耳曼是西歐脫離封建社會最晚的一個民族。終馬克思之世，日耳曼的社會仍是階級森嚴的，同時其傳統的民性雖然極其篤實卻也是剛愎自用的。因而那反映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日耳曼意識形態，也是人世間最武斷的東西。它說一就不許你說二。在傳統德意志的學派裡，不用說黑格爾和馬克思了，就連那個搞性心理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今日在美國以半途脫黨的共產黨員轉而為反馬克思權威的魏復古，那種學術上獨斷專橫的作風，和他們的日耳曼前輩們都是一脈相承的。
胡適之也是反對馬克思的。他反對馬學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馬克思學派的專斷。所以大陸上《胡適思想批判》百餘萬字的長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過的。有時他還在那些文章上寫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過，也就認為「不值一駁」丟在一邊。
有一次我指著那七八本巨著，戲問胡先生：「這幾十萬字的巨著裡，難道就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
「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胡氏一語帶過。
「那至少也可搞點自然科學。」我說。
「自然科學也搞不好！」胡先生說這句話時的態度，簡直有點橫蠻，同時也可看出他對自由主義信道之篤！
胡先生後來又在他那個亂書堆中找出羅爾綱所寫的小冊子《師門辱教記》[3]給我看說：「你看爾綱會那樣地批判我？」
「說不定羅爾綱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胡說！胡說！」胡先生直是搖頭，「不可能！不可能！」
胡適之是真的相信「為著自由故，一切皆可拋」。他與那些把「自由、民主」喊得震天價響的所謂「民主人士」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胡適相信比他大三十四歲的杜威。杜威能容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我們這位胡老師的老師，又是怎麼回事呢？
杜威比馬克思小四十歲。他和馬克思一樣，把北美洲兩百年來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和變遷的史實，作了個總結（雖然他沒有寫出一部《資本論》），然後再根據他在玄學和粗淺的科學上雙重的訓練，從這總結裡抽出個法則，再以這半科學的法則，來推斷北美洲白人社會今後社會文化發展的方向和原則。
杜威是不承認人類社會生活的演變是依照什麼「客觀實在」而發展的。所謂「實在」也者——引用他大弟子胡適的一句話——「只是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哲學家要把她如何打扮，她就如何打扮。如果這個女孩子就是「道」，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唯物主義者把「實在」看成一成不變的天道，而認為社會改革家的任務便是「替天行道」的說法是機械論，是不合乎科學的。
人類社會進化既然沒有個「客觀實在」來做其主宰，則人類進化程序中所發生的只是一系列無從逆料的「問題」，以歷史的「經驗」和「實驗」的「方法」來解決不斷發生的「問題」——再引用胡適的一句話「從事一點一滴的改革」——才是人類社會進化，最正當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