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了一條法律，原則上禁止基於高齡的強制退休。於是，退休不再適用於大學終身教授。然而，慶幸的是，在我1996年（60歲）患上心臟病之前幾年，康奈爾大學制定了一種「階段性退休」（phased retirement）制度。我決定利用這一制度，聽從醫生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為更年輕的學者們讓路。因此，隨後的五年裡，在全退之前，我只教半個學年的課，不再接受新的研究生，停止一切行政工作。然後我就可以開始每年半年待在康奈爾，半年待在東南亞。但那時，我依然被印度尼西亞拒之門外，因此我決定在曼谷落腳，從那裡到東南亞各國的首都很容易，離中國台灣、日本和印度也不遠。這樣一來，夏天和秋天我依然能夠在康奈爾富麗堂皇的圖書館裡勤勉工作，但卻可以逃離伊薩卡漫長、黑暗的冬天和冰冷的春天。
兩次令人愉快的活動向我證明，很多人認為我的事業行將結束。1998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為我頒發了年度「卓越終身成就」獎。一位朋友建議，我應該在領獎詞中講一講亞洲研究，同時更概括地談談區域研究。我告訴聽眾，把區域研究專家與其他學科的學者區別開來的是我們對自身所研究的地方和人民的情感依附。然後我輕輕地把我的兩個十多歲的印度尼西亞養子本尼和尤迪推到講台上站在我身旁，以表明我的意思。濟濟一堂的亞洲研究專家們報以讚許的掌聲。我簡直幸福得想哭。
2000年，我因對亞洲研究所做的貢獻而被授予了年度福岡學術研究獎，這個獎通常是頒給即將或者已經退休的人。非常僥倖，當年的大獎頒給了偉大的印度尼西亞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托爾，他在沒有經過審判的情況下，被蘇哈托獨裁政權關押在巴魯島（Buru）上的勞改營長達十二年。事實上，在蘇哈托政權的最後十年，普拉姆迪亞曾多次被提名這個獎，但福岡非常害怕日本外交部，日本外交部非常害怕蘇哈托，所以沒有給予這位印度尼西亞人當之無愧的認可。[14]不過，最後還是得益於福岡委員會，在多年的半地下通信聯繫之後，我們現在有了一次一起待上幾天的機會。
對於很多人而言，退休是一段相當痛苦的時光，至少剛退休時是如此。沒有了規律的工作日程、不再時常與同事和朋友開懷暢飲以及定期打高爾夫，日子似乎非常漫長。但教師和學者經常是例外。即便不再教學，他們還可以參加會議，發表演講，寫文章，寫評議，甚至寫書。很多人與之前的研究生保持密切聯繫，因為師生紐帶是某種可以覆蓋世界的東西。這樣一來，學術界的退休人員也可以追隨新趨勢，尋找新研究議程，發現可供思考的新問題。事實上，他們比自己的年輕同事有更多的時間思考，年輕同事們深陷行政事務、委員會分配的任務、教學和建言獻策之中，有時候還得巴結掌控研究資金的政府官員。如果他們願意，退休人員也可以讓自己擺脫學科和體制約束，回歸在遙遠的過去未能完成的項目。
自2001年退休以來，我已經進行過多項探索。十多歲的時候，我經常夢想成為一名小說家，雖然我很快就意識到了我並沒有這方面的天賦。但是，當我啟動最終成為《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和反殖民想像》（2005年）這一項目的時候，我童年時代的文學本能被喚醒了。我總是對無政府主義者抱有一種強烈的政治同情，一度給康奈爾大學的本科生開過有關巴枯寧（Bakunin）和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的課程。但是，唯有意識到菲律賓歷史上最讓我感興趣的時期——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與馬克思去世和列寧崛起之間那個時期幾乎完全重合，而當時正值國際無政府主義聲望和影響的巔峰時期，我才開始看到一條使早期反殖民民族主義「全球化」的道路。
我也因為菲律賓民族主義歷史編纂中的本土主義轉向感到相當沮喪。1960年代之前，它基本上是一種傳統的歷史編纂，主要基於西班牙或者美國的檔案資料和其他文獻。後來，它開始批評這些文獻中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偏見，提出了一種基於「我們的材料」的「本土主義」歷史，比如口述史。這種內向型的歷史編纂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世界其他各地，殖民主義的西班牙和帝國主義的美國除外，它們將受到譴責。然而，漸漸地，我發現自己正在偵破第一代菲律賓民族主義者與這些人之間的各種世系關係：巴西、法國和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古巴民族主義者、俄國虛無主義者、日本小說家和左派自由分子、法國和比利時的先鋒派作家和畫家等等。很多人都是被電報聯繫起來的，這種最早的通訊技術讓信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被傳遍全球。
後來我突然想到，如果沒有19世紀小說家的天賦，詳細描述研究資料的最佳方式就是採用他們的方法：快速變換場景、陰謀、巧合、書信，以及使用不同形式的語言（比如混合正式與非正式語言、標準語與方言）。我一直很喜歡這些小說家為他們的章節起一個煞費苦心、充滿懸念或者高深莫測的標題的習慣，因此決定以一種完全非學術的方式鸚鵡學舌。甚至讓很多讀者困惑不解的《三面旗幟下》這個標題，都是對我童年閱讀的一種致敬。我和羅裡都曾沉迷於一個沒完沒了的19世紀晚期男童系列叢書，其作者是一個叫作亨蒂（G.A.Henty）的英國超級帝國主義者。這些小說慣常的男主角是一個勇敢的、品行端正的、性冷淡的英國男孩，他的奇遇帶他走遍世界（好像丁丁[Tintin]沒有幽默感的前輩）。我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題為《兩面旗幟下》(Under Two Flags)，故事中男主角最終同時在一艘英國船和一艘法國船上擔任侍者。
19世紀小說經常有很多插圖，因此，我生平第一次把很多照片放進了我像小說一樣的學術著作之中，其中包括令人欽佩的西尾末廣（Nishio Suehiro）的一張十分出色的照片，他蓄著鬍鬚，戴著領結，身著三件套正裝。26歲的時候，成長於四國島的他成為了自由都市報《東京拂曉新聞》(Tokyo Akatsuki Shimbun)的一員，並且很快就升任了總編輯。因為他的報紙抨擊了明治政府對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壓制，他本人聲名鵲起，自然就被投進了監獄。在那裡他寫了一部在年輕人中獲得巨大成功的小說。剛一獲釋，他就動身去研究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制度，在前往舊金山的船上正好碰見了何塞·黎剎——菲律賓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和偉大作家。在共同穿越太平洋、美洲大陸和大西洋的旅行中，他們成為了朋友。
回到日本之後，西尾寫了一本大部頭的書，題為《風暴殘餘》(Remains of the Storm)，其中的男主角——祖籍日本，但曾一度生活在菲律賓——顯然反映了黎剎的勇氣、智慧和苦難。他成為了一名自由派的國會成員，後來又成為國會發言人。但他年紀輕輕便因癌症殞命了，就在黎剎在馬尼拉被處死之前幾個月。
我的青春期的第二重回歸，是重新燃起的電影熱情。作為一個重壓之下的全職教授，我幾乎沒有機會去追蹤當代影片，而且無論如何，偏僻的伊薩卡在很大程度上是擺脫不了好萊塢永遠的烏煙瘴氣的。但是，大約是在我半退休的時候，高質量的亞洲電影開始驚人崛起，從伊朗到韓國，從日本到馬來西亞和暹羅，以及以楊德昌、侯孝賢和蔡明亮為中心的著名的台灣三人組。沒有人能比年輕的泰國天才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更讓我感興趣，他憑借《祝福》(Blissfully Yours)和《熱帶疾病》(Tropical Malady)三年內兩次獲得了戛納電影節最高獎項。後面一部影片包括兩個相互聯繫的部分，第一個部分講述的是一位年輕士兵與一位年輕村民之間的愛情故事，第二個部分講述的是這位士兵與村民變成的「老虎薩滿」（tiger-shaman）之間的森林奇遇。
諷刺的是，阿彼察邦的影片從未獲准在暹羅本地進行正常的商業放映，他陷入了與曼谷的弱智審查官的持續鬥爭之中。因此，為了好玩，我寫了一篇討論《熱帶疾病》本身的長文，但主要是關於不同觀眾的反應（村民、傲慢無知的所謂曼谷萬事通、學生、中產階級家庭、青少年等等）。結果證明，農村人比都市知識分子更好地理解了影片不得不說的東西。2006年7月，這篇文章被我以前的學生穆康·翁帖撒（Mukhom Wongthes）譯作了「這個畜牲究竟是什麼鬼東西？」（Sat Pralaat arai wa?），載於《斯拉帕·瓦達那探》(Silapa Wattanatham)。三年後，這篇文章以《離奇畜牲的離奇故事：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在泰國的反響》（「The Strange Story of a Strange Beast：Receptions in Thailand of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為名重新發表，載於詹姆斯·匡特（James Quandt）編輯的文集《阿彼察邦·韋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後來我也以一種溫和的方式加入了反對曼谷弱智的鬥爭。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我第一次遇見了阿彼察邦，很快就與他成為了好友。（《想像的共同體》泰語譯本那賞心悅目的非學術封面，就是由我的新朋友設計的。）
非常碰巧，阿彼察邦在2006年軍事政變之後不久一舉成名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我之前從未見過的泰國女知識分子、藝術家和活動家四人組。伊達榮·那·阿瑜陀耶（Idaroong na Ayutthaya）是一位長期的活動家和令人敬畏的知識分子，創辦和編輯了《閱讀！》( Aan/READ！)，一本在我看來遠勝任何其他東南亞公共知識分子期刊的刊物。她是梅·因伽瓦尼伊（May Ingawanij）的密友，梅主要是在倫敦長大的，現在是威斯敏斯特學院（Westminster College）的一名優秀老師，迄今為止關於整個東南亞先鋒電影的最佳撰稿人。穆康·翁帖撒在她的國家目前是一位傑出的、令人畏懼的評論家。我想為《閱讀！》的讀者撰稿，但我的書面泰語非常糟糕，所以，三位朋友輪流翻譯了我的英語文章。最難的一篇文章是針對安諾查·蘇薇查柯邦（Anocha Suwichakompong）令人震驚的先鋒電影的分析，這部電影有個謎一般的片名——《俗物人間》(Mundane History)。
與此同時，我驚訝地發現，在泰國學者與泰國電影製作者和藝術家的世界之間，幾乎沒有智識或者其他方面的接觸。這種情況是相當奇怪的，但我已經獲悉關於它的幾點趣聞。暹羅的頂級學者大多數都是在赫赫有名的國立大學工作——換句話講，他們是某種層面的官僚。他們有頭銜，大多數是曼谷人，可以接近更高的政治圈子。他們自認為屬於國家精英。另一方面，電影製作者和藝術家通常來自各府，並沒有高級學術學位，靠他們的智慧和才能謀生。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泰國學界看過阿彼察邦電影的人寥寥無幾，僅僅因為他在世界各地獲得的獎項才知道他的名字。
我突然想到，因為同樣的原因，類似的情況很可能盛行於日本、韓國、中國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因為不同的原因——比如，日益加劇的學術和藝術專業化——一條類似的分界線似乎存在於歐洲和北美的部分地區。）無論如何，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電影製作界的好朋友——多虧有幸能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退休。這一經歷也已幫助我透過一架顛倒的望遠鏡看待大學的世界。曾經幾乎填滿了我視野的東西，現在似乎小得多了，遠得多了，而且不那麼重要了。
我退休後的第三個興趣也是根源於我求學的青年時代。1962—1964年間，當我在雅加達的時候，我最喜歡的日常活動之一就是每週逛一次因為一長排二手書攤而出名的一條街道。那是相當便宜地積攢有趣的個人藏書的大好時機。1957年底，當印度尼西亞獨立，依然留在那裡的荷蘭人被最終驅逐的時候，他們中很多人都賣掉了自己的藏書，因為他們的藏書太多太沉，無法帶回荷蘭。這些書大部分都是荷蘭語的，其中有一些非常有價值，而25歲以下的印度尼西亞人中幾乎不再有人懂荷蘭語。1960年代初，通貨膨脹已經非常嚴重，其結果是靠固定工資生活的人唯有靠腐敗才能生存，或者變賣自己的財產，包括舊書和舊雜誌。通常，當年長的藏書家去世的時候，他們的子女因為對父母的愛好不感興趣，對繼承下來的藏書同樣不感興趣。
有一天，我淘到一本異乎尋常的書，題為《火焰和灰燼中的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dalem api dan bara/Indonesia in Flames and Embers)，它是1947年在荷蘭人佔領的東爪哇瑪琅市（Malang）出版的，作者使用的是筆名「Tjamboek Berdoeri」，意思是「一根帶刺的鞭子」。它含有對作者個人經歷之精彩的、可笑又可悲的第一人稱敘述，從舊殖民政權的最後一年，到三年半的日據時期，再到武裝革命的前兩年（1945—1947年）。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印度尼西亞人所撰寫的、關於這一大混亂時期的最好的書。
我向朋友們瞭解這本書，結果他們中只有一人曾聽說過它，更不用說有人讀過它，而這位朋友對「Tjamboek Berdoeri」到底是誰沒有任何概念。我多次嘗試再找一本，但都沒有成功。我向自己許下諾言，有朝一日我將設法找到Tjamboek Berdoeri，但在1972年我被印度尼西亞驅逐之前，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熟人來實踐這一諾言。但我沒有忘記它。1964年我回到康奈爾的時候，我把這本書捐給了圖書館善本部，擔心世界上不存在第二本了。（直到42年之後，我們的專家館員才在堪培拉找到兩本，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一本。）1999年我終於獲准重返這個國家，我決定重新開始對於Tjamboek Berdoeri的調查，解開為什麼寫作於1947年的一部優秀著作到1963年就被徹底遺忘而且從未再版這個謎團。
在我的爪哇勞工活動家朋友阿里耶夫·查蒂（Arief Djati）的幫助下，在很多次錯誤的探尋之後，我最終發現Tjamboek Berdoeri就是桂泰青（Kwee Thiam Tjing）。在荷蘭殖民政權的最後二十年裡，他是一位著名的華裔印度尼西亞記者和專欄作家。在一些華裔印度尼西亞朋友的額外幫助之下，我們兩個在2004年重新出版了這本書，補充了大量腳注，以方便沒有殖民時代經驗的現代讀者閱讀。
桂——我們之間習慣叫他爺爺（Opa/Grandpa）——來自一個可以上溯很多代的古老的東爪哇華人家庭。他生於1900年，是他那個時代為數不多的完全在荷蘭語學校接受教育的華人青年之一，但他從未受過中學之上的教育，因為諾大的殖民地並沒有大學。（他曾在晚年笑著回憶了他如何頻頻與他的荷蘭和歐亞同學打架，並因此成為極少數有幸時不時痛打白人男孩而沒有受到懲罰的「當地人」之一。）在一份短暫和不愉快的進出口公司工作經歷之後，他轉向了新聞業，並很快獲得了成功。在日本人到來之前，他曾為多家報紙工作過。日本人壓制一切媒體，除了少數幾家由軍部自己資助的報紙。
在日據時期和之後，他擔任日本人設立的鄰里協會（Tonarigumi）當地分部的負責人。為相互幫助和全民動員，這個協會在1940年正式建立，最初脫胎於誕生自江戶時代的五人組制度（Gonin Gumi），其設立同樣是為了互助，但主要是代表當局監視民眾。（這套系統至今依然存在於印度尼西亞術語「Rukun Tetangga」中，意為本地睦鄰小組。）在男人被囚禁和經常被殺害的時候，他盡最大努力去保護他所在社區的荷蘭婦女和兒童。
1947年之後，我們幾乎就再沒見過他，直到1960年，當時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出國，隨他的女兒一家三口去吉隆坡。1971年，他回到了印度尼西亞，開始為印度尼西亞報紙《偉大的印度尼西亞》(Indonesia Raya)撰寫連載自傳。1974年1月，該報被蘇哈托查禁。數月後他去世了。我和阿里耶夫把連載故事輯成了一本很成功的書，以《成為一根帶刺的鞭子》(Mendjadi Tjamboek Berdoeri/Becoming a whip with thorns)為題於2010年出版。我們做的研究越多，桂的1947年大作消失之謎就越容易理解。我們得出的結論包含兩個基本要素，非常有趣，值得詳述於此。
第一個因素即《火焰和灰燼中的印度尼西亞》是用一種非凡的語言組合寫作的。雖然其基本語言是印度尼西亞語，但一些部分是用東爪哇地區爪哇人使用的漢語方言寫作的，書中有很多巧妙模仿殖民地荷蘭語和閩南話的短語，還有少量英語甚至日語詞彙閃現。桂從未使用的一種語言是漢語官話。他以不認識漢字這一事實為榮，覺得他自己是一個印度尼西亞愛國者。1926年初，他因為為蘇門答臘北部的亞齊人（Atjehnese）一年前的未遂叛亂辯護而被送進了監獄。1926年底，年輕的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發起了一場毫無成功希望的起義。在他獲釋的時候，桂目睹了幹部們進入雅加達芝檳榔（Tjipinang）監獄。他曾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殖民當局監禁，入獄時間比將在1945年成為第一任印度尼西亞總統的蘇加諾更早。
所有這些語言的使用（使得該書幾乎不可能被翻譯）並不是隨便的或者任意的。桂轉換語言通常是為了諷刺的目的，或者為了顯示他在那些年間所注意到的群眾的對話。有時候他也為了富有詩意的或者悲劇性諷刺的目的而使用技巧。比如，他在一個地方使用了「Of Romusha, of Tjaptun」這一複雜表達。它是一對荷蘭語單詞「of」（意思是「要麼/要麼」）、日語單詞「Romusha」（日據時期被徵召的強制勞工）和閩南語「Tjaptun」（十個荷蘭盾/金幣）的混合體。這是一句尖言利語，意思是「金錢是地獄裡最好的律師」。在別的地方，他描述了這樣一個可怕場景，革命者正在折磨或者殺害被懷疑替荷蘭人當間諜的印度尼西亞同胞。他令人毛骨悚然地寫道，受害者頭顱被擊碎的聲音就像金屬的大釜鑼（kenong）和小吊鑼（kempul）——爪哇加麥蘭管絃樂隊的主要樂器——的聲音。
第二個因素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結果，以及隨之而來的，共和國為建立一個值得國際認可的現代國家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新的國家為其民族身份和「世界地位」感到驕傲，成功地強制推行了一種壟斷版本的印度尼西亞語。而此前，甚至在民族革命期間，印度尼西亞語也會根據其言說者的社會或者地區背景而變化。國家現在不贊成其他語言的任何沾染，甚至包括爪哇語。拼寫系統也被標準化了——這是殖民政權曾試圖強制推行但沒有成功的東西。因此，桂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融合世界多種語言的寫作是不能夠接受的。另一方面，國家教育機構開始兜售一個1950年前歷史的版本，它幾乎全然忽視華人群體的作用，強調印度尼西亞人的光輝歷史，以及荷蘭人的邪惡歷史。
桂的書顯然是一個愛國者寫的，但也顯然是一個頭腦清醒的人文主義者寫的。在他的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優秀的、愚蠢的、可憐的和令人反感的荷蘭人，殘酷的、心軟的日本人，腐敗的、慷慨的華人，無私的印度尼西亞愛國者和殘酷成性的「革命者」。這些「革命者」在荷蘭人1947年夏天進攻瑪琅的前夕折磨並殺害了桂的一些親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政治氣氛中，鮮有來自任何群體的人願意閱讀這種不隱瞞真相、令人不安、結構複雜的書籍。因此，借用一個現代表達，它「消失了」。後來，蘇哈托政權對華人社區的重壓——關閉他們的報刊，廢止他們的學校，禁止他們的大部分寫作，把他們幾乎徹底逐出政界——使得「消失」的影響更加深遠。（在他獨裁的32年中，蘇哈托從來沒有讓華人擔任過部長一級的職務，直到他倒台前夕。另一方面，他結識了十多個沒有絲毫政治權力的華人億萬富翁。）只有在蘇哈托政權垮台之後，桂的傑作才有可能被重新出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才有可能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