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點。我們意氣奮發地進入洲際飯店的大廳，這裡是安全部的前分支機構，外國人管理處。現在我自己成了個外國人，儘管接待員用羅馬尼亞語歡迎我：「Bine ati venit。」我們登記了兩個相鄰的房間。4點30分，樂團的汽車將回來接美國指揮家前去進行他的第一次排練。我進入1515房間，正準備打開行李時，電話鈴響了。電話的另一頭是個年輕女性的悅耳聲音，來自羅馬尼亞電視台。她要求進行一次採訪。我婉言謝絕。她明白，我剛到，需要些時間考慮此事，也許稍後再打電話比較好。我談些什麼呢——特蘭尼斯特裡亞、佩日普拉瓦、伊利亞德、我作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應該堅持立場。「你擁有被憎惡的榮耀。」一次，波德萊爾[1]欽佩地對馬奈[2]說。我像唸咒一樣對自己重複著這些話，以保護自己不受情緒和禮貌的影響。我是應該作為一個公敵出現在舞台上，還是作為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受害者，抑或作為受到美國人喝彩的羞澀且行將退休的作家？我是個入侵者，如此而已，我所希望的就是被忽略不計。
最近有一則關於米蘭·昆德拉[3]在布拉格的故事：在對家鄉進行過幾次秘密探訪之後，在1989年的事件之後，他終於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請，前去接受一個將使祖國與其著名的遊子達成和解的獎項。可是，就在儀式開始之前，他突然覺得他無法出席。他把自己像個困獸一樣鎖在旅館房間裡，從電視上觀看儀式的進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榮譽。
電話再次響起。我的朋友貝德羅斯（Bedros）打電話來對我的歸來表示歡迎。我很高興在這麼多年後聽到他的聲音，我很高興我仍然覺得高興。他半小時後來看我。我沒有時間打開行李，因為電話又響了。這次是我的老朋友金頭腦瑙姆。我將夾克扔在床上，打開窗戶，開了行李箱的鎖。我注意到一個信封從門下塞了進來，這是一份羅馬尼亞電視協會發來的傳真：「我們重申我們的請求，請你接受一次由羅馬尼亞電視協會文化項目部主持的採訪。考慮到你在本國的出現不會悄然過去，我們希望你會明白我們的意願。1997年4月22日，星期二，該部可派出一個電視採訪小組。我們將不勝感激，云云。」我從行李箱中拿出衣服，掛起來，然後洗了洗臉和手。貝德羅斯到了。
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兒。我們看著彼此，微笑著。我們從彼此的臉上看到了自己，就像是在看一面鏡子，它是逝去的時間的令人悲哀的量尺，但也是一種帶有時間賦予這樣的團聚的友愛氣息的量尺。他的面容一如既往，同樣的黑鬍子，同樣的大眼睛，同樣的小手小腳，同樣低沉的聲音，彷彿他是他自己的《美國百科全書》中的一個角色。他甚至似乎還穿著同樣的針織套衫。矮矮壯壯，快人快語，布加勒斯特社會主義化裝舞會上的那些最後的日子一點兒也沒有改變他，當時，我們常常談論時下的書籍，交流有關文學的閒言碎語。後來，我們通了一段時間的信。顯然他一直在發揮才幹，因為從我門下塞進來的那份電視人的傳真原來是在他的授意下發來的，他是文化事物部的負責人。
「是的，那封信是我的主意，我承認。」
我解釋了為什麼我想讓我的回歸保持低調，為什麼我不想讓任何人接近我，為什麼我不希望打擾任何人。
「最近我一直在想你的事，特別是當我在讀塞巴斯蒂安的《日記：1935—1944》時。很奇怪，過去是怎麼回來的。」
他停了片刻，然後一臉輕快地繼續說道：「一個放入括號中的人物，這就是我記憶中的你，一個普魯斯特作品中的人物。我一直在想你的事，並且與朋友們談及。他們一致同意，絕對是個普魯斯特作品中的人物。」
見我似乎被這番奉承驚呆了，他解釋說：「即使當我們聊些微不足道的素材時，你都有辦法說出其中的微妙之處，句子中的句子，括號中的括號。」
我回想起與貝德羅斯在一起的散步，普魯斯特式的兜圈子，社會主義地溝的彎彎繞。我們走出房間，來到陽台上，他指出電信大廈和遠遠地延伸至丁布維塔河大橋的勝利大道，以及我在布加勒斯特的最後住所，它位於該街道2號。這座城市顯得老舊、疲憊、冷漠。普魯斯特式的回憶？普魯斯特式的流亡，在自己一個人的房間裡？那真正的流亡者會怎樣，祖國報紙向我擲來的「敵人」的指控又會怎樣？
我們的團聚像較早那次一樣，氣氛平和、友愛，那次是在1990年的巴黎書展上。貝德羅斯是從布加勒斯特到巴黎，我則是從紐約。我的書陳列在阿爾賓·米歇爾出版社（Albin Michel）的展台上，它的標題很適合我們目前的談話：《關於普魯斯特》（Le the de Proust）。這個場合的貝德羅斯是個絕無僅有的例外，不是官方代表團的一員，那裡面都是些新精英分子，在他們中間，我發現自己是個外僑。我們在一家小飯館的午餐證實了我們重聚的真實性。現在，在此處的洲際飯店，我很感激貝德羅斯讓我想起了自己過去的私密的自我，並將我從在羅馬尼亞的公共舞台上充當我的替身的諷刺畫中拯救了出來。
「你想喝點什麼？啤酒，礦泉水，百事可樂？」
「百事可樂，」他說。於是我從冰箱裡取出兩瓶可樂和兩隻杯子。他滿滿地喝了一大口，然後繼續說道：「最近，在塞巴斯蒂安的《日記：1935—1944》出版時，我仔細思索了你的處境的相同之處。我可以理解你為什麼不想見人和接受採訪。這些日子，大多數從外國回來的羅馬尼亞人都在竭力爭取所有這些關註：採訪，喝彩，慶典。在這裡，在通往東方的門戶，有許多人對他們點頭哈腰，這讓他們洋洋自得。他們喜愛阿諛奉承。」
然後他談到國家的不幸，它的文學，它的政客以及一夜暴富的安全部成員，流浪狗和無家可歸的孩子。在等待了半個世紀後，這個國家理應變得好一些。我看著放在桌上的他的新書，封面上有張美國牧師的臉。
電話鈴聲將我從迫在眉睫的憂鬱中解救了出來。那是喬安娜打來的，她是詩人，羅馬尼亞駐美國大使館的前文化專員，現在為索羅斯基金會（Soros Foundation）工作。我不得不下樓去與她討論利昂的訪問日程表。我們的最後一次會面是在我即將離開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之前，從那時算起，時間已過去了十餘年。當時是春天，正如現在一樣，午餐時間。「我們的真理之鄉是這裡。我們是作家，我們別無選擇。」她曾說。我對此類迂腐言論耳熟能詳。我自己就是隸屬於不幸的自尊心的受害者之一，這自尊時常會加深我的失望。可是，當時我的回答有所不同：「你必須活著才能寫作。死亡在監視著我們，它不僅僅來自安全部官員。不供暖的公寓，沒有藥品的藥房，空空如也的商店——這些全是死亡的面具。」喬安娜安然地度過了噩夢般的那些年。1989年後，她已經成了一位幹練的文化及外交官員，她還出了書。我在流亡中倖存了下來，現在我很難阻止她滔滔不絕的客套話和官僚作風的細節詳述。
現在，我回到陽台上，從飯店的第15層眺望布加勒斯特。貝德羅斯指出更多的標誌性建築：電視中心大樓，雅典娜神殿音樂廳，麗都飯店，大學。我們返回房間，重新開始閒談。我們不得不快速略去許多事——在過去10年中，有太多的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他問及茄拉的情況。我告訴他，她有一段很困難的適應期，但現在擁有了自己的修復工作間。她工作努力，也最終與流亡達成了妥協。
「我不太瞭解她。」貝德羅斯說。「我妻子也只見過她一次，在1986年7月你家的那次生日聚會上。但她在我們的記憶中始終活靈活現。這就是我在信末總是要提到房子的女主人的原因。」
我們需要能在一起多待些時候，從從容容，一言不發，以便重新體驗有關過去的較為簡單的交流。像現在這樣匆匆忙忙，我們的會面讓人覺得更像是一種安慰。這就是我繃得緊緊的警惕性，「普魯斯特式的傷口」嗎？我們交換著低聲的耳語和心照不宣但有所抑制的暗示，面帶笑容。
現在是5點，我的朋友瑙姆出現在門口。他留著應徵入伍的士兵那樣的小平頭，露出閃亮而消瘦的頭蓋骨，我們稱他為金頭腦。他的眼睛滴溜溜地轉著，將一切盡收眼底。我們毫無幻想地看著彼此，看著我們是什麼樣子，我們還留下了什麼。他看上去比以前還要瘦，被另一個時代的風霜抽乾了。他的頭髮也更白了，可他的超然與智慧始終如一。10年前，當他還是說謊者中央委員會的成員時，他的若無其事一直是種資產，幫他聰明地走過馬戲團的鋼絲繩，為他自己的表演而欣欣然，正如為別人的表演感到愉快那樣。我高興地注意到，他依舊保留了他過去的笑容、他的笑聲、他的滿不在乎和卓然自信。「我對政治從來都毫無興趣。」最近幾年，這位前政客會在電話的另一端對我說，對偏偏是我這個既非政客又隔絕於公眾事務之外的人居然想去翻檢「過去的垃圾」而大惑不解。「我不想理解或解釋。我只是在講故事，就那麼簡單。」他會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說，實際上卻從來不談及他本人在那個化裝舞會上的故事。
使我們走到一起的是書籍、玩笑，也許甚至還包括他對猶太人的同情，在這個地方，此類事情不會幫你賺到任何好處。即使是現在，使我們聚在一起的依舊是同樣的東西。無論遠近，我們的忠誠感一直牢不可破。開場的話題令人尷尬。我給他看放在床上的掛鎖，那是我應他的要求買給他的。
「這把鎖相當貴。」我說，「羅馬尼亞的小偷要撬開它可得費點勁兒，你可以高枕無憂了，就連細菌也進不了你家。」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86年秋。作家協會主席想找我談話，在官方的麥克風達不到的地方。傳話者是我們共同的朋友——金頭腦。我們三人一起散步。公園正在秋日的熔爐裡漸漸沸騰。我們聲音的迴響顯得緊張而怪異，擾亂了灌木叢中的裊裊霧氣。似乎看不出我們擁有不同的觀念或不同的意見：主席在抱怨一切都不再正常運轉，並為我倆的緣故，對官方的反猶主義的癔症表示沉痛。我保持著一種表示贊同的緘默，而身為中間人的金頭腦也一言不發。那是最後一次馴服未來的背叛者的努力嗎？他一定意識到了那次會面的潛在理由。後來，不到兩個月後，我在華盛頓聽說，黨已經剝奪了協會曾授予我的獎項。這就是事情的全部嗎？那次有預謀的散步的借口竟會如此微不足道？顯然，黨和作家協會間的討價還價失敗了，主席想讓我們好合好散。毫無疑問，金頭腦知道這次神秘的散步背後的事情。
那天等在家中的家人與朋友為我的遲遲不歸而驚慌不已，深信安全部已為我設下了一個陷阱。即使是現在，在洲際飯店的第15層樓上，我也猶豫著不去問我的朋友，那次散步的目的是否僅僅是想要在我「叛逃」西方之前馴服我，而寧願看著他，並且被這個人所凝視，即使是他在玩政治時，他也是我的朋友，即使在黨的輪盤賭的輪子不再旋轉、我現在屬於另一個地方時，他還是我的朋友。提問將徒勞無益。這位布加勒斯特公民會像往常一樣用一個玩笑作答，對我的天真困惑不解，用這樣的話來讓我出局：「你還對政治感興趣啊，老傢伙？我當時就對它沒有絲毫興趣，現在我也沒有興趣。」這些是他的話還是我的話？誰知道，這就是在一個沒有答案可給的地方提問題的意義所在。
可是，假如我不能夠冒險與一位老朋友進行一次開誠佈公的對話，那麼我如此討厭公開的誇誇其談又有何驚奇？難道對我而言如此不適合的「名望」的負擔讓我感到困窘嗎？「一位流亡中的文化名人」是此處為那些像我一樣的人貼上的描述性標籤。可我也是個國內名人，在祖國以「叛國者」等身份為人所熟知。1986年，我似乎重新生活在20世紀40年代，這種知覺是我最後逃亡的原因嗎？一位年輕的文學批評家將我的寫作描述為「創傷性特徵」。他說，「放逐的神經核子：沉默寡言，牴觸拒絕，孤獨成性」，恰恰是某種「孤獨症患者的反應」，某種「內省性」機制。
我無法看到一個參加了黨派爭論並受到追捧的自我。當眾表演的矯揉造作與挑釁性讓我感到沮喪。我也不希望去面對那些曾經將我逼得發瘋而現在準備起身向我表示慶賀的人。但顯然，即使那些我喜歡的人也有可能對我有所抑制。我從一開始便可預知整個旅程的框架，可是，假如由於害怕受到傷害，我就不走出我的外殼，我也就無法希望去發現周圍的事物。
金頭腦任由我陷入沉默。他在微笑，因他的新掛鎖和我們的團聚而欣喜不已。他對我說起後共產黨時代生活的艱辛，說起新興的暴發戶階層和日益滲透的貧困，說起他妻子的退休和重新去幹那些卑瑣無聊的工作，說起新老文學明星的重組。他的快活阻止了悲哀或怨恨；這是種平靜、明晰的總結。他驚訝於飯店房間的俗不可耐，對價格顯得麻木不仁。
我把他送到樓下的大廳，然後走出飯店，向附近的達樂斯書店走去。我有些猶豫地走進書店。感謝上帝，我沒有看到一個往日的朝聖者，那部分讀者即使互不相識，也通常會認出彼此。為布加勒斯特的所有書店老闆所熟悉的我的老朋友利維尤·奧佈雷傑也不在那兒，感謝上帝，他沒在他慣常的搜索範圍內進行巡遊。書架上擺滿了用羅馬尼亞語、法語和英語出版的書籍。有許多人在瀏覽圖書。突然，我感到一陣頭暈目眩，不敢動彈。我記起1979年有過類似的感覺，那是在我第一次旅行西歐期間，我在巴黎的FNAC書店像個瘋子似的從一個書架跑向另一個書架，記下書名，一次又一次地計算我必須花去的可支配現金。
這一次不應該再發生這種事，因為沒有理由。我意識到，我的困惑與不安起源於這樣的事實：我看到那麼多羅馬尼亞語的書籍，被那麼多讓人眼花繚亂的羅馬尼亞印刷品所包圍。我仍可看到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後居住的公寓中的與牆齊長的書架，它隨著我1986年的離去而突然消失。在那之後，我不再買書。現在，我的藏書的增加僅僅來自朋友或出版商的饋贈。我已學習了有關剝奪的課程，不僅僅是對書籍的剝奪。不，這不是1979年在巴黎征服了我的那種眩暈，它只是再次置身於一家羅馬尼亞書店的情緒波動。
七點半，為了排練，我向雅典娜神殿音樂廳走去。馬格合魯林蔭大道（Magheru Boulevard）沒什麼變化，可似乎又多少有些改變。臨街建築的正面看上去有些髒，行人動作僵硬，縮手縮腳，如同幽靈。氣氛是陌生的，我是陌生的，行人是陌生的。街道幾乎空無一人。突然，我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那真的會是布賽羅尤醫生嗎？沒有絲毫可懷疑的，那慢騰騰的步伐，那陰沉沉的大腦袋——是的，確實是布賽羅尤醫生。我還記得他厚重的、帶有煙氣的聲音，他亂蓬蓬的、厚實的黑髮。他像個老人似的慢慢走著，短皮夾克下，一條厚厚的羊毛圍巾圍在脖子上，雖說時間已是4月下旬。他的一條胳膊輕輕環繞在一個年紀更大的人的肩上，那人躬腰駝背，個頭矮小，頭髮全白。我似乎無法讓自己從這夢幻般的連續場景中扭過身去，可我繼續走著，一面轉頭看著那兩個人現在邁著小而緩慢的步子漸行漸遠。
我穿過林蔭道，走向斯卡拉電影院。電影院再往下是尤尼克公寓住宅區，茄拉的母親曾居住在此，直到她死去。每樣東西都是一樣的，但又有所不同。某種不確定卻具有本質性的東西已使舞台布景發生了傾斜，它類似於一場看不見的大洪水，一種有磁性的變異物，一種內出血的結果。也許是由於骯髒，可假如你走近些看，又並非僅僅如此。到處都是未完成的修路工程的標誌，可即使這個，似乎也不是真正的變化之所在。我站在那裡凝望著，大大超出了應該用的時間。我凝望著尤尼克商店，然後轉過身，面向斯卡拉電影院和同名的糕餅店，然後是麗都飯店，以及大使飯店。疏遠還不徹底，傷口仍未癒合，疝氣依舊活躍，儘管現在多少有所減弱。此處有某種別的東西在起作用，一種屬於客觀本質的東西——使人備受創傷、被視為異己的現實本身。令人沮喪的永恆性在它其實只是一種疾病、一種反常的破壞時，才會顯得永恆。
死亡已經邁著死者的步伐這樣走過，這位死者現在正在重新探訪他生活的土地，在這裡，他再也找不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或標誌。在我死後，死亡曾拜訪過此地，但是否它已不是這裡，不是那個我曾逃離的地方？1986年，專制已變為死亡，擁有著這塊土地、街道、行人以及所有其他的東西。
我迅速向林蔭道的另外一側走去，那裡是以前的西那餐館所在地。我走進一條狹窄、空寂的街道。天開始下起綿綿細雨。我感到周圍存在著某種不自然的東西，內心中存在著某種不自然的感覺。這個時間以及這個空無一人的地方可能成為一次意外、一次謀殺、一次神秘襲擊的時間和地點嗎？
我加快步伐，到達了雅典娜殿堂音樂廳。建築的正面正在維修，覆滿了腳手架，人行道整個被挖開，很是泥濘。我走進大廳，我以前曾多次來過這裡。兩個男人站在那裡交談。他們可能是建築工人，他們可能來自管理層。從禮堂傳來的音樂聲吸引了我，我登上富麗堂皇的大理石樓梯，進入左邊的第一個門。
利昂在指揮台上，面朝著樂隊，袖子高卷，旁邊有一瓶愛維牌礦泉水。樂隊和合唱團的混亂無序令人難以置信。是的，死亡也已在此留下了它的印跡。以前的樂隊成員都已離去。取代他們的是些衣衫不整的人，穿著牛仔褲和破背心，嘰嘰喳喳地聊著天。「再來一次。」命令聲傳來。演奏者們仍在聊天和咯咯傻笑。他們著迷於自己的歇斯底里，似乎是從大街上撿來的。先有一人，然後又有一人，手裡拿著樂譜，爭論起音符、休止符、降半音和升半音的解釋來。利昂的聲音被淹沒了，他的翻譯幾乎無法跟上那吵鬧聲。「再來一次。」被激怒的指揮命令道。他向現在站著的第一小提琴手示意，讓他翻譯自己的命令：「再來一次，從第三小節開始。」刺耳的聲音再次響起。利昂又灌下滿滿一大口愛維牌礦泉水，把袖子捲得更高，然後再次舉起他那專橫的指揮棒。那情景就如同是一場樂隊與著名的來訪指揮家間的拳擊賽。現在指揮家跌倒在地板上，裁判在數數。頭昏眼花的指揮家有點費勁兒地重新站了起來。現在是8點過10分，這場比賽應該在八點半結束。今晚沒有勝者，甚至連場平局也沒有。這場爭鬥唯一可能的結果是把兩位鬥士分開。
利昂精疲力竭地從指揮台上走下來。他朝繪有羅馬尼亞儲君肖像的天花板伸出手去，低語道：「福哉瑪麗亞。」我起身去迎接他。喬安娜向我們保證，第二次排練會好些，音樂會那天晚上，將會有一場出色的演出。她解釋說，臨時拼湊起來的樂隊不得不在惡劣的條件下工作，薪酬少得可憐，還得忍受各種各樣的羞辱。
我們出來找出租車。喬安娜陪著我們，給我們指路。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標有「逾越節宴會」的信封。「親愛的波特斯坦先生，」信中寫道，「我們已為你和馬內阿教授保留了兩個1997年4月21日逾越節宴會的位子。宴會於20：00左右開始，費用是每人15美元，在入口處交給高迪努先生。宴會將在布加勒斯特波帕·索阿熱街18號的猶太人社區餐館舉行。」這封信的署名是羅馬尼亞猶太人社團聯盟執行主席亞歷克斯·西萬。布加勒斯特的羅馬尼亞大使館安排了這一邀請，因為利昂想和自己的共同信仰者一起過逾越節。
街道空無一人，看不見一輛出租車。我們向大學走去，一輛出租車出現了。座位沒有懸架，我們陷進中間的一個洞中。我把地址給司機，他沒聽說過這地方。我試著解釋，它是克勒拉希大道不遠處的一條交叉街道。原來，以前的克勒拉希大道已經消失，以便修築一條通往大總統府的大馬路。「我不知道這地址。」司機悶悶不樂地重複道。我們回到街上，雨下得大起來了。兩輛沒有乘客的出租車駛過，都沒有停，我們搭乘了第三輛。司機知道那地址，儘管他也不大清楚怎麼到那兒。我們到了大轉盤，他轉向以前的迪米特羅夫林蔭大道，從那向右，然後再向右，然後向左。「假如你們看到警察隊列，就說明到了。」我助人為樂地說道，記起了那些社會主義的逾越節宴會之夜，當時的街道會被猶太餐館周圍的由軍人組成的警戒線隔開，在餐館不遠處要檢查身份證，以阻止恐怖分子、尋釁鬧事的持不同政見者、反猶太人機構的煽動分子，以及要求得到護照的支持猶太復國運動者。
我們兜著圈子，直到司機得意地宣佈：「我知道它，就在那兒，波帕·索阿熱。」確實，街角邊的標誌證實了這一事實。我們返回至18號，我認出了那幢建築。這一次，沒有警察的警戒線，只有一個武裝衛兵和一個身穿普通皮夾克的便衣。
一位戴無邊便帽的老人走上前來迎接我們。是的，他向我們保證，他們正在等我們。他沒有問我們要15美元。他給了我們兩頂白色無邊便帽。利昂的公文包和雨衣以及我的皮大衣留在了衣帽間。我們爬上樓梯，來到燈火輝煌的大廳，在這裡，布加勒斯特的猶太人將慶祝猶太教歷5757年的逾越節。
桌子的安置還像10年、15年前一樣。一張主桌供社團官員們組成的主持小組坐，另外八張桌子給客人坐。我們被引到左邊的一張桌子邊。我們可以看到主席、一位知名的生物學家，他的夫人，以及社團裡的其他重要人物。我手裡抓著發給我們的出版物，名為《猶太人的現實》（The Jewish Reality），它是以前的《摩西教派評論》（Review of the Mosaic Cult）的續編。「教派」是個共產黨可以容忍的詞，而後共產黨時代的猶太人寧願使用一種較中立的語言。
美國客人的到來並未引起忙亂，雖說他是大學校長和指揮家，也無人對羅馬尼亞猶太人社團的前成員的到來大驚小怪。我立即回想起1982年，當我公開宣佈反對官方的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時，就連社團的官員也與我斷絕了關係。這種魯莽的姿態似乎阻礙而非有助於與當局的關係，是首席拉比摩西·羅森（Moses Rosen）博士的保留地，他在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大國民議會中擔任代表達20年，玩著一種複雜的遊戲，遊戲中，美國與以色列猶太人組織充當了遊說議員和施壓團體的角色。現在時代不同了，目前的猶太人社團主席不再是首席拉比，過去的策略也用不著了。
「為什麼今晚不同於所有其他那些夜晚？」我想起以前自問。時代已經為不久前的歲月戴上了新面具。在當前的聚會中，我找不到以前那種表裡不一的節日氣氛，那些根據時代密碼以及破壞它的努力所需的、裹在令人費解的暗示和手勢中的半吊子真理。我再也看不到化裝成僕人的老闆以及他們一律穿著晚會制服的雙重間諜的奴顏婢膝的微笑。與之一起消失的還有條件反射規則指南中的引用語。如果你試圖重新體驗那種反常的活躍、共謀關係、表演得惟妙惟肖的小角色，似乎都是徒勞的。1997年的氣氛缺少以前由奴性、陰謀和逃避構成的時代所具有的充滿興奮與風險的氣氛。剩下的不過是一次令人昏昏欲睡的集會，由為了參加古老的獨唱會而聚集起來的無動於衷的倖存者構成。
「歡迎回來！」一個熱情洋溢的聲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坐在我桌對面的大塊頭紳士伸出他攤開的巨掌。他健壯結實，禿頂，衣著時髦，戴眼鏡。他微笑著，等著被我認出來的信號，隨後失望地用一種不容置疑的、令人難忘的聲音說出了他的名字。我應當認出他來。在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法老統治時期，他是電視上寥寥無幾的幾個頗受歡迎的人物之一。我轉向利昂，把他介紹給約瑟夫·薩瓦（Joseph Sava）先生，他將在自己的電視節目「音樂晚會」（The Musical Soiree）中採訪利昂。利昂向這位音樂批評家及其夫人鄭重其事地彎了彎腰，很快便用德語與他的夫人熱切地談論起即將到來的演出來。
「你當然也將受到邀請，參加節目。」薩瓦先生告訴我。
「噢，不，我真抱歉，可我不能接受。那是波特斯坦先生的採訪。我上周在紐約就說得很清楚了。」
「你也一定得去。這會使採訪更有趣，而且你可以做翻譯。就這麼定了。週五早晨我將在位於龐拉提街的電視中心期待你們二位的到來。」他自信地說。我多少有些震驚，並對這種命令的語氣很不習慣，因此我不安地左右轉動著身子。
「這種討論毫無意義。」批評家的夫人插了進來，「波特斯坦先生說得一口流利的德語，而我本人就可以擔任翻譯。」
我看了看周圍。我可以認出詩人、演員、社團官員，全都顯而易見地上了年紀。我辨認出我的朋友穆古的一個朋友、兩個猶太劇院的演員、一位著名的流行音樂作曲家。但是，今晚確實不同於過去那些類似的夜晚。在這裡沒有看到它的藝術大師，那位孜孜不倦的首席拉比羅森，過去他也是社團主席，極權時代的舞台上的那麼多次演出的導演和主要演員，共產黨議會的代表，國家議會的顧問，以色列的仲裁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無固定任所的外交官，總是被委以重任和重要角色。
你很難忘記在此慶祝過的各種各樣的猶太節日，在拉比羅森的餐館的節日大廳，在信仰無神論的共產黨國家的後期舞台——桌子上裝飾著傳統食物、進口葡萄酒，坐在黨的官員旁的受人尊敬的嘉賓，以及來自國外的訪問者。這樣的夜晚在這位偉大的首席拉比竭其所能的頂峰期尤為引人注目，當時他可以同時擔任勞工部、信息部和工業部部長。國家體制容忍甚至鼓勵這種表演，不只是為了混淆那些不習慣這些共產黨的「自由」的誇張例子的外部世界的視聽，而且也為了能夠記下與會者的名字、相貌和言論。
那些場合都是些矛盾的盛宴，處於裝扮成教區居民的告密者或其不信神的敵人的監視之下。他們有大量東西可看：口是心非的主子與同時為兩個或更多主子提供服務的更加口是心非的僕人間的曖昧的、互利的合作。甚至有些告密者扮演的是辛勤工作的公民的角色，以他們自己的相貌和制服為面具。
現在，共產主義運動已結束，大拉比已死，危險與面具也與之一起逝去。現在有的只是衣衫破舊的司儀神父、一間破敗不堪的大廳、一場還原為例行表演的儀式。你不能拿正在主持逾越節宴會的這位皮包骨頭、喃喃而語的拉比與首席拉比摩西·羅森博士相提並論。這位繼任者並不以自己的角色為榮，他看上去僅僅像個來自另一世紀的猶太小學教師，正在用他那尖裡尖氣的聲音和苦惱的手勢絕望地呼籲他的羔羊們遵守秩序。他的妻子坐在他的左邊，穿著韭綠色的晚裝，頭上戴著一大蓬紅色假髮，偶爾會用肘部輕輕地推他一下，提醒他周圍的人在打盹兒的事實。
「這個拉比是誰？」我問坐在我左邊的那位肥胖而沉默的人。
我的鄰居心平氣和地轉向我。他有張大臉和下垂的眼瞼。
「他是從以色列請來的。」他告訴我，一面伸出手，自我介紹他是維尼（Vinea）博士。坐在他旁邊的是他面色蒼白的配偶，穿一襲黑色花邊晚裝，我認出她是我的一位大學校友。
「從以色列？可他說的是羅馬尼亞語。」
「他來自以色列的羅馬尼亞猶太人區。」他的妻子插嘴道，並沒有認出我來。「付錢的是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American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人也是他們挑的。除了能夠找到的最便宜的拉比外，他們還能為羅馬尼亞選擇其他什麼人呢。我們不應該抱怨。」
我轉向利昂，想把這番解釋說給他聽，可我發現他正全神貫注地與我右邊的一對男女親切交談，男的是美國猶太人，一家紐約銀行駐布加勒斯特的代表，他的同伴是位羅馬尼亞女子，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當她的護花使者詳細地敘述他在新澤西的那個由妻子、女兒、女婿、兄弟、嫂子和弟妹以及他們的孩子組成的家庭的歷史時，她似乎絲毫不覺尷尬。
「我覺得在哪裡見過你。」博士的妻子盯著我宣佈道。
「在我們的學生時代。你比我低一級。」
她似乎又驚又喜：「真的嗎？我是1960屆的。」
「我過去通常會將你的名字與一些不同的事聯繫起來。」維尼博士說。
「是的，有些人會對我的名字進行不同的聯繫。」我設法在我的話語被現在站在舞台上的唱詩班的歌聲淹沒之前咕噥著說。利昂對唱詩班和拉比都毫無興趣，只對那位美國銀行家及那個照亮了他在錫西厄[4]的流亡生活的年輕伴侶興味盎然。我呷了一口酒，嘗了嘗以色列的亞美尼亞酸奶、傳統濃湯和美味燒烤。在這個回憶之夜，同樣可口的還有傳說中的苦味香草以及對社會主義喬爾馬尼亞的「出埃及記」的回憶，在這個夜晚，往昔僭越了現在，將我的自我帶回到我不再屬於的那個時代。
我的前校友想知道我是什麼時候離開祖國的，我在美國住在哪裡，我一般幹些什麼。她提議帶我去遊歷一下齊奧塞斯庫白宮——它的內部值得一看，哦，對，尤其是內部，但如果只是被導遊帶著走馬觀花地看一遍是看不出名堂的。我謝了她，但謝絕了她的建議：我們沒有時間，我們只在這裡做短期停留，而且事務纏身。不，我沒有電子郵箱地址，儘管我肯定我該申請一個。
我朝利昂晃了晃手錶，現在已是午夜。他盤子裡的蛋糕已不新鮮，可他似乎沒有離開的意思。終於，我們向外走去。貴賓桌上的顯貴們沒有注意到我們的離去，資產階級客人不再受益於特別關注，事情本來就該如此。
天在下雨，夜已深沉。大約40年前，就在這樣的一個夜晚，在斯大林時代的布拉格，猶太人機構的一位代表被刺殺。但斯大林主義已不再時髦，古利阿努教授的芝加哥刺客不會對我們有絲毫興趣。無論怎樣，利昂顯然對憂鬱的沉思不感興趣。布加勒斯特的這場逾越節宴會勾起了他的鄉愁。
「這個夜晚很迷人。它把我與我的東歐祖先重新聯繫在了一起。你在布加勒斯特所擁有的東西是獨一無二的，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找到任何與此相似的東西。那位拉比，他的妻子，電視人，他的妻子——這些人都是來自過去的影子。還有唱詩班和那個帶著年輕情婦的美國人……感謝上帝，羅馬尼亞在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落後了。」
我始終一言不發，我不確信這是種優勢。我只是站在廣場正中，伸出手臂，招手叫一輛沒有物化的出租車。我們徒步向市中心走去。在這附近的某處，正是我當學生時在一間租來的房間裡居住過的地方。就是這兒，那些岔入黑暗小巷中的一條，在左邊，在亞歷山德魯·西哈李努街，在18號。就是它，這昏昏欲睡的房子及其昏昏欲睡的幽靈，這些幽靈中包括早已入土的雅各比醫生，也已作古的他的四處傳播流言蜚語的胖太太，還有那個住在地下室的吉卜賽情婦、他們每日爭吵的對象，現在肯定也已經死了。向至高無上的、民主的死亡致敬，它一刻也不停息地工作著，夜以繼日，乏味，可是，哦！效率竟是如此之高。
「那麼讓你那麼喜歡的到底是什麼呢？」我問利昂，為的是趕走那些幻影。
「每件事，我喜歡每件事。那個白癡拉比和他富有進取心的妻子，說高地德語的音樂批評家的妻子，那個紐約人及其情婦，唱詩班，湯，主席，生物學家——每件事，絕對是每件事。」
「真可惜你沒見過偉大的首席拉比。他在羅馬尼亞的共產黨議會中擔任了25年的代表，是個幕後人物，如你們美國人所言的獨斷獨行者。他設法說服共產黨相信擺脫猶太人的好處，方法是讓他們移民。」
「難道他不對嗎？」
「當然。他讓當局相信，讓猶太人離開至少有三個重大好處：一，他們可以擺脫一種古老的、棘手的命運。二，他們可以獲取資本家的錢財，每個人頭8000美元，說得更確切點，他們每放掉一個猶太人，便可得到8000美元。三，通過讓猶太人離開，他們改善了自己在國外的形象。猶太人自己不再需要任何勸說，於是，就有了近代的出埃及記。」
「一個聰明人，這位羅森拉比。」
「非常聰明，一個真正的實用主義者，試圖對各方都有用。正如某人曾經說過的，他之於羅馬尼亞人就如同處方眼鏡之於近視眼。他不快意於需要他們，但快意於擁有他們。在我父母家中，他們對一個拉比該是什麼樣有著完全不同的觀點。」
「可他們信教，而你不信。」
沉默中，我們向前穿過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之夜。
「幾年前，在以色列，一位出租車司機問我是否是羅馬尼亞人。他聽到我在同剛剛與我分手的親戚交談。是的，我出生在羅馬尼亞，我說。我見過拉比羅森，老出租車司機用英語告訴我。那是在多年前，在一次他出訪以色列時，就是在這裡，在我的出租車上。我最初不知道他是誰，我們有許多來訪的拉比，但這個人說著地道的希伯來語。我先送他去了外交部，然後是勞工黨總部，然後是勞工黨的對頭利庫德集團。再後來，我們去了貿易聯合會，然後去探望宗教人士。然後，假如你可以想像得到，甚至去拜訪了共產黨人士。最後我問他：『你竟然有可能是羅馬尼亞的羅森拉比嗎？』『是的。』他回答，『你是怎麼猜出來的？』『啊，你在這裡很有名。』此外不會有任何人會訪問宗教人士、共產黨人、貿易聯合會，以及貝京先生。」
這則有關羅森拉比的逸事讓我想起了羅馬尼亞人一般是如何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勢不兩立之事的，一種被塞巴斯蒂安尖銳抨擊的行為。我將此告訴了利昂。
「你是對的，」利昂說，「羅森拉比值得一見，可即使沒有他，這也是個迷人的夜晚。」
「啊，著名的美國式的熱情、善意、對世界的開放。」
「假如我對那張桌子上的任何一個人說我沒地方睡覺，我肯定他們會提議收留我。在美國誰會那樣做？」
「巴德學院。」
利昂笑了起來，我倆都笑了起來。
「出租車！」真是個奇跡，車子停了下來，載著我們駛入後共產黨時代的風雨之夜，我們擠在一起，在一輛破舊不堪的出租車中（一件來自社會主義博物館的遺物）：穿著筆挺的西裝、打著蝴蝶領結的指揮家兼大學校長，再加上他的旅伴，花臉小丑奧古斯都。
「請去洲際飯店。」我用羅馬尼亞語重複了三次。
出租車沒有像應該的那樣左轉，而是一直向前開，開往上帝才知道的哪個黑手黨的地下車庫。我望著窗外，試圖辨認路線；不，這不是過去的克勒拉希大道，克勒拉希大道已不復存在。我們可能在沿著以前叫作社會主義勝利大街的道路向前，這條路會把我們帶到新建的巴爾幹半島的凡爾賽宮，即白宮，我們敬愛的最高領導人齊奧塞斯庫沒有時間享用的居所。出租車終於轉入通往大學和飯店方向的巴爾賽斯庫大道。終於，我們置身於飯店的第32樓空無一人的酒吧之中，為我們在布加勒斯特一起度過的第一天干最後一杯。利昂似乎心滿意足，逾越節宴會使他獲得了新生，它看上去完全像個前途光明的冒險。凌晨1點，我們互道晚安，這時是紐約的下午6點，從我們在肯尼迪機場起飛算起，時間已過去24小時。
我在這裡，我在那裡，我既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一位過境旅客，被好幾個時區所認領，又不僅僅被它們所認領。
電話上的紅燈閃爍起來，說明有電話進來。那是肯（Ken），一個專程從莫斯科來看我的美國朋友。在我的床頭櫃上攤放著一本藍色封面的筆記本，上面用白色粗體字母寫著：巴德學院，它是記錄我的朝聖之旅的飛行日誌。
[1]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國詩人，著有《惡之花》等。
[2]愛德華·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法國印象派畫家，代表作有《草地上的午餐》等。
[3]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捷克小說家，著有《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在別處》等。
[4]錫西厄（Scythia），古代歐洲東南部以黑海北岸為中心的一地區，此指羅馬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