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前的開始
7月的炎炎夏日。站在買公共汽車票的隊伍裡，即將踏上旅途的人們用報紙當扇子，並不斷用手帕擦拭著汗水。
那個剛到的人，留著平頭，髮色淡黃，嘴唇豐滿，眉毛濃密，似乎一點兒也不介意隊伍的緩慢和灼人的酷熱。他看上去很討人喜歡。他的鼻子雖說相當突出，還多少有點兒鷹鉤，卻並非那麼引人注目。他穿著件淺灰色的薄型西裝，雙排扣，大翻領，內襯白色硬領襯衫，打藏青底灑白圓點的領帶，腳上穿的是尖頭皮鞋。藍格子手絹的尖角從外衣右上方的口袋中露出頭來。一副衣著無可挑剔的年輕紳士的派頭，25歲上下，打定主意要做個體面人。
一隻大公文包大小的真皮手提箱靠在牆邊，被年輕紳士用腳護著，另外還有只皮筒，看上去簡直就像把傘，上面放著他的草帽。
年輕人從胸部的口袋裡掏出只熠熠閃亮的褐色皮夾，從裡面抽出兩張挺括作響的新鈔票，將它們折成兩半。當他把它們展開時，鈔票發出動聽的瑟瑟聲。他把鈔票交給櫃檯後留著髭鬚的收銀員，身子前傾，報出自己目的地的名稱，然後站直身子。他的聲音很難聽清，因為他只不過對售票員說了句簡短的要求。年輕人接過遞給他的票，把它放進左邊的褲子口袋。接著，他把找給他的皺巴巴的零錢折好，迅速塞在他那精緻皮夾中的其他鈔票中間。隨後，他彎下身，拎起手提箱和皮筒，拿起帽子。他看了看戴在左手腕上的矩形安加牌手錶。離車開的時間還有半小時。他轉向停車場。唯一一條沒坐人的長凳完全位於太陽的暴曬之下。汽車就等在不遠處。他坐下來，從上衣內袋中掏出份報紙。《世界報》（Universul）的首頁上有用粗體印著的日期：1933年7月21日。編者按用兩欄焦躁不安的文字警告說，這個世界「裝滿了炸藥」，不等懷疑論者做出預測，就有可能轟然起爆。不過，眼下這位讀者那熱切而專注的表情自打買了票後就沒變過。那些印刷字並未增強他打量周圍情況時所使用的漫不經心的注意力，也未加速那懶洋洋的午後時光慢慢形成中的騷動。他似乎很自得，對他生活的世界、對他習以為常的日子感到心滿意足。停車場、湖泊、天空，甚至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旅客都是一種確證：他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社會的一分子。只有那些從未憑借足夠勤奮的工作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的人才可能無法充分把握這樣一個田園詩般的日子所賦予的真諦。
不久，他周圍變得越來越嘈雜，人們匆匆奔向售票處和公共汽車。好大的一群人——女人和孩子——好一陣子夏日的喧囂忙亂。他依舊坐在凳子上，瞧著這陣騷動。他很不情願地站起身。像往常一樣，公共汽車擠得水洩不通。每年聖埃利亞斯節（St. Elias Day）過後都會如此，這一天是法爾提西尼（Fǎlticeni）聞名遐邇的市集日——當地的烏克蘭人稱它為iarmarok。人群從四面八方湧來。他使勁順著汽車通道向後擠去，然後停了下來。汽車現在隨時都會啟動，他不得不安頓下來。他小心地打開那只圓筒，原來它是只三腳凳。他小心地將凳子的三隻腳撐開，把它安置在小手提箱旁邊，手提箱上擱著他的帽子。
他感覺到自己左邊的一位年輕女子正在看他。他在停車場就注意到她了，當時他正在觀察湧向汽車的乘客。她一頭黑髮，長著西班牙人的面容，眼睛烏黑而深陷，腰肢纖細，腳踝精巧，穿一件白色印花圖案的短袖連衣裙，高跟小山羊皮涼鞋，拎一隻狀似籃子的式樣奇特的真皮手提包。她是那樣苗條優雅，似乎渴望看人和被人看。
英俊優雅的紳士與美麗優雅的女士搭上話是不用費什麼周折的。他年輕的男高音先發出平緩的、經過斟酌的音調，她年輕的女低音以快速的節奏發出共鳴，但避免使用更高的聲調。
「你會是雷米爾太太的親戚嗎？」
他之前看到她朝汽車匆忙走去時就想到了這個問題。
她吃了一驚，將精緻的臉龐轉向他，專注地打量著他。
「是，雷米爾太太是我姑媽。我父親的妹妹。」
短短幾句解釋之後，他們覺得彼此就像老熟人了。那只三腳凳讓年輕男子原本無可挑剔的外表顯得有點兒滑稽，但增添了他的魅力。顯然，他對自己在社會群體中的地位和在同樣人頭攢動的公共汽車中的位置都很留心。
話題從雷米爾太太轉向她的丈夫——基法，他是個傢俱商，作家薩多維亞努[1]在法爾提西尼度暑假期間，他又是後者的國際象棋搭檔。接下來，交談又轉向雷米爾太太那幾個從純理論的角度上看頗具天才的孩子，繼而轉向幾個共同的熟人，他們住在舉辦7月市集日的鎮子上，倆人這時發現，他們都常常光顧這個鎮子。
這一對都沒有像他們彼此認為的那樣在蘇恰瓦下車，而是在兩個相鄰的集鎮下了車——紳士是在伊特卡尼（Itcani），位於蘇恰瓦的下一站，而女士則是在布杜傑尼（Burdujeni），位於伊特卡尼的下一站。
由於全神貫注於交談，他們都沒有注意到在那種氣氛下有一種奇特的東西正在醞釀形成，雖說他們確實感覺到了什麼。因為儘管在年輕女子地中海人的活潑的鼓舞下，交談進行得十分熱烈，可他們一直都在有意識地觀察著對方。當他們告別時，那種他們其實是在進行一次不是歸家而是駛向不可知之地的旅途的感覺在彼此的表情上找到了準確的含義。
根據約定，他們在接下來的一周裡再次見了面。年輕男子騎著自行車出現在Librǎria Noastrǎ——「我們的書店」前，這是家中等規模的兼作家庭住房的商店，位於布杜傑尼坡形主幹道的中段，有著黃色的牆壁和窄小的百葉窗。書店是年輕女子的父母開的，它距伊特卡尼糖廠僅三公里之遙，來自另一個小城的年輕紳士就在那裡擔任會計之職。這是次輕鬆而愉快的騎行，特別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週日早晨。
我最早的記憶與這次旅程有關。一段我出生之前的記憶，一段我未成人形之前的我的形成過程的記憶——往昔之前的一段往事的傳奇。
當一位中國古代聖賢問我（因為他有那麼多的讀者）「在你父母相遇前，你是什麼樣子」時，我用魔法召喚來這段20世紀30年代中期羅馬尼亞東北部的兩個相鄰小鎮間的公路，它由鵝卵石鋪就，窄窄地向前延伸著，兩邊是幾排稀稀拉拉的樹木，樹木上方是平淡無奇、令人昏昏欲睡的天空。一條金黃色的空間令時間、有著必要長度的時間從某處通往另一處，從某事物通向另一事物。童話故事稱之為愛情，這由錯誤構成的喜劇，我們似乎全都需要這樣的喜劇。
在那第一次週日聚會之後，伊特卡尼糖廠的會計繼續著他對鄰鎮的拜訪。那段由鵝卵石、泥土和灰塵構成的道路漸漸變成了一種磁石般的幻景，使那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成了世界的中心。命運的中國筆觸在牧歌式的天空上喧嚷地彼此追逐，繪製的不是未來的景象，而是那一時刻的燦爛星雲。
然而，那位年輕紳士將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後發現我在半個世紀後才發現的事情，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一輛載著我和母親的火車上，當時，我母親幾乎已經成了瞎子，我們是去看一位眼科醫師，他住的小鎮離那些老地方有兩個多小時的路程。
早幾年前，在我首次前往西方的旅途中，我在巴黎遇到了我母親那位著名的表兄阿里爾，他是某些奇異的家族傳奇的主題。那時，他已不再像年輕時那樣，將自己的頭髮染成綠色、紅色或藍色，也不清楚他是否還像戴高樂時期那樣經營武器銷售，或者是否像他曾聲稱的那樣，繼續為《世界報》（Le Monde）寫文章。這位體形笨重的禿頂紳士自己也幾乎成了瞎子，像家族中的許多人一樣，擁有一座令人眼花繚亂的個人圖書館，在那裡，你在挑選摞在一起的書籍時，會面臨極大的困境。我母親是阿里爾所敬愛的舅舅阿夫拉姆——那位書商——的女兒，當我問及我母親的早年生活，以及她年青時代的長相時，我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一絲曖昧的微笑。雖然我一再堅持，可他還是拒絕捲入此事。
難道她年青時代有段不安分的時期，在她嫁給我父親之前？難道當我父親在公共汽車上遇到她之前，這位妙齡女郎有段令她生活的小鎮的褊狹社會所不齒的過去？似乎沒有足夠的流言蜚語阻止她那位高貴的求婚者在整個求愛期中堅持三年之久。在他們相遇之前我是什麼樣子？我還不夠中國化，不記得往昔之前的往昔，但我可以看見開始之前的開始，那段介於1933年7月至1936年7月的間隔，從公共汽車上的相遇到他們唯一後代的降生，這個後代到來時，與其說是活著，倒不如說是死了。
我外祖父家總是在展示著家族廚藝和外交才能，正是在那裡，在我出生時達到頂峰的潛能正在積聚——在伊特卡尼和蘇恰瓦舉辦的奧地利風格的豪華舞會上；在為數寥寥的於布杜傑尼的舊式風格的日曆上的神聖日子前往切爾諾威茨（Czernowitz）——布克維納的維也納，世界的盡頭——的旅行期間；在蘇恰瓦的多姆—波斯基劇院，在老舊的電影院中，在那裡，銀幕會在這對情侶眼前閃現出那個美國、英國或澳大利亞演員的名字——與我同名的諾曼（Norman）；在法爾提西尼和蘇恰瓦之間的公共汽車路線上。空氣中瀰漫著針葉松的味道，再加上有關蒂圖列斯庫[2]、亞博廷斯基[3]、希特勒、托洛茨基[4]和巴爾·謝姆·托夫[5]的演說，氣氛顯得十分凝重；烏煙瘴氣的房間裡瀰漫著熱騰騰的煎鍋的蒸汽的芳香，人們交頭接耳地說著閒言碎語，聲音嗡嗡作響。黑暗是電力控制的結果，報紙上充斥著有關全球性激情的警報。
但是，沒有任何東西比突然將一男一女放置在世界正中心的催眠術更為重要：一個是鎮定自若、無依無靠的年輕人，他憑借自己的努力，從一個鄉村麵包師的卑微家庭中出人頭地，他謹小慎微，艱苦勤奮，熱衷於保護自己的尊嚴，贏得同伴的尊敬；一個是熱情洋溢的妙齡女郎，貪婪地尋求著命運的徵兆，該命運將包含她從自己那些神經質的猶太法典學者和書商的祖先們那裡遺傳來的恐慌與激情。你也許會說，這是麵包與書籍的相遇。
在婚姻的早期階段，甚至可能在更往後的時間裡，兩者間的明顯差異似乎加強了他們的關係，儘管他倆都將保持自我，直至最後。婚約對孤獨，一方面是幾乎具有戲劇性的卻又是真實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孤獨、判斷力和中庸適度。警戒對冷漠，恐懼對審慎，冒險對沉默和尊嚴。他們結合的結果——命題與對立命題的全無必要的完美而辯證的綜合——自然而然地使其產生了新的矛盾，否則，這幕喜劇就會毫無幽默可言。這些矛盾中的某些急躁因子是否融合進了新生兒身上？足夠矛盾的是，他們獨生子於1936年7月聖埃利亞斯節——法爾提西尼市集日——前夜的早產毫無急躁跡象，而是相當勉為其難。未生者事實上拒絕出生，拒絕激活自己與生俱來的矛盾。他固執地留在胎盤上，這種延遲逗留危及他貌似降生的出世，當母親和孩子在日復一日地為活命而苦苦掙扎時，這是個對兩者來說都危在旦夕的創傷。
在獲知比胎兒更重要的年輕母親還活著時，人人都長舒了一口氣。至於那個孩子，只是在他的命運不再如此緊緊依附於他母親的命運時，他的外祖父老阿夫拉姆才問道：「他有指甲嗎？」當被告知我有指甲時，他平靜下來說我會活下去。在我認識他的短暫瞬間，以及後來在特蘭西尼斯特裡亞集中營的那些年裡，他理應告訴我，在現實世界中，一個人要活下去不只需要指甲，而且需要利爪。
緊接著早產的是一段充滿陽光的空白日子，沒有輪廓或記憶。一段田園短詩般的時光，大腦所能記起的只是一閃而過的傾斜街道和進入我外祖父的書店的瞬間情景。記憶對我即將到來的真正出生前的我的樣子未做多少說明。越往後，小說也許會越意味深長：我許多年後不停在觀看的塔科夫斯基[6]的電影《伊凡的童年》（Ivan』s Childhood）中的一個場景。金髮碧眼的孩子，開懷大笑的母親，幸福而快樂。突然間，水井的轆轤瘋狂轉動，湖水的鏡面被隆隆的爆炸聲擊碎：戰爭。
1941年10月的雷聲。雷聲與閃電在一擊之下將舞台的地板劈為兩半。驅逐，流放者的押解隊伍，火車，黑暗的空虛。我們被猛擲其中的洞穴不是嬰兒的搖籃。在我們後面，只有善良仙女瑪麗亞的絕望尖叫，她不想讓我離開她的懷抱，她在懇求警衛，讓她與我們共赴深淵，她，一位基督徒，聖潔的處女，要與她不可能拋棄的罪人們在一起。夜晚、射擊聲、尖叫聲、搶劫、刺刀、死亡、河流、橋樑、冰冷的飢餓、恐懼、屍體——啟蒙的漫漫長夜。唯有在彼時彼地，喜劇才即將上演。特蘭西斯特裡亞，德涅斯特河的彼岸……特蘭西斯特裡亞，悲傷的彼岸。出生前的啟蒙已經開始。
是的，我知道我出生前的模樣。我也知道我後來的樣子，那是在1945年4月，倖存的亡命國外者被遣返回Patria[7]，那放逐了他們而畢竟未曾設法擺脫他們的祖國。儘管它確實擺脫了其中的一些人——書商老阿夫拉姆，他的妻子海婭，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人。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降臨在那個小鎮，1945年，它仍然被叫作法爾提西尼，就像在1933年一樣，那命運的公共汽車的同一起點。
1945年，卡車將我們載回「家」，回到法爾提西尼，回到未被放逐的親戚們中，但是，卡車並未停在停車場和過去出售通往天堂的公共汽車票的售票處附近。它在集市邊停下來，停在貝爾德西亞努街的一個角落裡。
鈴聲響起。卡車尾部的木擋板被移開。從貝爾德西亞努街，一群人奔向我們，那是少數表演者，他們扮演的角色是慶賀歸來。一出甜蜜精緻如新生兒胎盤的情景劇膨脹了六角形手風琴的風箱的幻想，為的是向勝利者——我們——致敬。
我看著他們哭泣，擁抱，彼此相認。我在卡車車廂的尾部踟躕不前，一面咬著手指甲。街道是舞台，而我是個不知所措的觀眾。終於，他們返回身來找這個被留在後面的人，這個被留在過去的人。
在我讓自己從車上下來，回歸世界之前，我設法再次狠狠地咬了咬手指甲。我已經養成了這個壞習慣。我咬我的手指甲。
[1]米哈伊·薩多維亞努（Mihail Sadoveanu，1880—1961），羅馬尼亞寫實主義小說家。代表作有《米列裡亞·科科爾》等。
[2]蒂圖列斯庫（Nicolae Titulescu,1883—1941），羅馬尼亞外交家，終身致力於維護羅馬尼亞國家主權與世界和平的鬥爭。
[3]亞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1880—1940），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導人、新聞工作者、演說家兼作家。
[4]托洛茨基（Trotsky，1879—1940），蘇俄和蘇聯早期領導人之一，聯共（布）黨內反對派領袖，1929年被逐出蘇聯，1938年組織「第四國際」，後在墨西哥遭暗殺。
[5]巴爾·謝姆·托夫（Israel Baal Shem Tov，1700—1760），宗教改革家，猶太神秘主義教派哈西迪教派（Hasidim）的創建者。該派堅信彌賽亞復臨，反對猶太復國主義。
[6]塔科夫斯基（Tarkovsky，1932—1986），蘇聯著名導演，代表作包括《伊凡的童年》等。
[7]Patria，西班牙語，意為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