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9日。生日晚會。來客們已經用過了年份久遠的來之不易的蘇聯伏特加、保加利亞紅酒以及希臘橄欖和羅馬尼亞奶酪。
藝術家們到了，請留神！/藝術家們穿過一扇又一扇門，毛猴子，效顰者，/假獨臂人，假瘸子，假國王和假大臣。/他們來了，因魔力和灼熱而醉意醺醺，/奧古斯都大帝[1]的子孫們。
客人中有一個瘸腿、滿身是汗的人，他是我的朋友，一個詩人。這位靦腆孤僻的詩人，半殘疾，他覺得自己跟羅馬尼亞民間故事裡的一個人物可以互相認同：半騎人半獨腿兔（Half-Man-Riding,Half-One-Legged-Hare）。
他個頭兒矮小短矬，長著金黃色的鬍子，走起路來搖晃拐瘸著身子，並朝著左側歪斜。他個性溫和膽怯，為自己的口是心非感到害怕，並時刻準備承認這一點，還願意為此付出代價——假如這是他能夠活下去的代價。他對自己所寫的每一句詩行都感到痛苦，也為別人寫的關於他自己或關於他朋友們的文字痛苦。作為一個出版社的總編，他在與審查機構和與作者們的無窮盡交道中，被弄得焦頭爛額，為此，他設計了一套讚賞和施加壓力並進的複雜程序，來推銷他認為有價值的書。
他因寫作和由寫作帶來的痛苦程度，只能與他對妻子的虔誠程度相提並論。尤莉婭每隔兩日就得上一家社會主義醫院去洗腎，洗腎的機器很老舊，還不時地因停電而中斷。於是，除了他的詩和他每天用大量藥片控制的神經質以外，尤莉婭的處境也成了對他的英雄主義的一種日常考驗。
跟往常一樣，此刻，他也是汗津津的。他不斷地用捏在一個大而結實的拳頭裡的一塊大白手帕，去擦前額和臉上的汗。但儘管如此，他卻不脫去身上的節日外套，為節日打上的領帶他也不解開。他和尤莉婭站在一旁，靠書房那邊，排列著高高書架的牆壁的那個角落裡。他心情激動，因為能與這麼多的朋友、詩人、評論家、散文家……毛猴子、效顰者、假國王、假瘸子、皇帝的朋友、花臉小丑奧古斯都……相聚。書籍將我們聯合一體，我們在虛榮的競爭中結盟。
黨員和非黨員，有特權的和被容忍的，大家都是嫌疑犯：所有的人，在社會主義對人的普遍懷疑中，要麼是假國王，要麼是假瘸子，不然就是假猴子。
1986年7月，布加勒斯特勝利大道（Calea Victoriei）2號15樓的晚會，慶祝的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客人中只有少數人知道，一個月前，在布盧姆日（Bloomsday），即紀念詹姆斯·喬伊斯[2]的流放英雄利奧波德·布盧姆[3]的那一天，我申請了去西方旅行的簽證，雖然我並不知道這場旅行會把我引向何處。
流亡生活很快就吞噬了自那個夏夜以後的十來個年頭。猶如俄羅斯出產的民間套娃，一個套在一個裡面，然後另一個再套在裡面，裡面還有，它們既相同又不一樣，但說到底還是相同，直到最後一個大娃娃把所有其他的都裹進自己的肚子裡為止。
幼稚是電視脫口秀的本質，裡面的50來歲的孩子們，都在為自己5歲或15歲時的不幸事件——天知道是什麼樣的不幸——復仇。這些自認為不被理解的孩子們、不被理解的男人、不被理解的女人，加上被虐待的兒童、遭受性虐待的、宗教和宗族的虐待：整個受害論！永不截止的一套責怪……5歲的遭遇，是對50歲、60歲或600歲時免疫力不足的解釋嗎？一個真正成熟的人，會包裹在歲月形成的犀牛角般的厚皮裡，無動於衷！
難道，我應當為沒有及時離開祖國而感到內疚，為最終沒有守在那裡感到內疚嗎？在那塊土地上，頭一次，出現了令人費解的奇形怪狀的圖像組；而我，在那塊土地上，簽下了一個要求我付出一切，卻什麼也不給我的契約。
藝術女士，在過分長久地當了姘頭後，仍然那麼不可觸摸……不過是一個僅偶爾出現在訃告中的章印而已。
回去以前的幾個星期裡，我重新經歷了時間的曲折歷程。我仍然記得食物、爭論、酒和歌、山和海、情愛和文學的味道。自然，還有友誼，它曾經照亮了無數條死路。而且，連我這樣一個出生在侵入者符號之下的人，都仍然具有享受俄摩拉城[4]的歡樂的權利。那個地方和那裡的人的魅力並不是被幻想出來的，我可以證明這一點。保羅·策蘭也在那裡生活過，「二戰」後他的布加勒斯特階段，後來被他以輕鬆懷舊的口氣稱為「文字遊戲」階段。還有托爾斯泰，1854年中有七個月，他在布加勒斯特、基什尼奧夫[5]、布澤烏[6]及其他地方逗留過。這種美麗與悲傷的結合，並沒有躲過那個年輕人的目光。那時的他，充滿了對書籍的飢渴，當然還包括對肉慾的嚮往；那時的他執著地追求個性與寫作的完美，同時還受到赤著雙腳的牧羊女吸引，也會在妓院裡過上一夜。
呵，密集的瞬間，生命猶如一個瞬間。
勝利日。勝利！那些在1986年7月19日夜晚聚集在布加勒斯特勝利大道的公寓裡的人們，他們慶祝的就是這個：勝利。從第一次流放中歸來的幾十年後，此刻，我面對了真正的流放。在沒有許多人知道，在連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這個生日晚會，成了即將到來的分離的一次排練。
1945年4月，那個從特蘭西尼斯特裡亞[7]集中營歸來的孩子9歲了，他開始認識食物、衣服、學校、傢俱、書本、遊戲——歡樂。我，以極其厭惡的心情，驅走了對以往的恐懼——「猶太人區的染疾」！痊癒了，起碼我這麼自以為。我決定要與所有的同胞們分享現實的光輝。這份光輝，是祖國替大家帶來的，並讓人們平均擁有的。後來，寫作迷住了我。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她的破衣爛衫再也無法遮蓋那個馬戲團世界的悲慘。新的恐懼不僅沒有取代舊的恐懼，反而使之更加尖銳：兩種恐懼互相勾結了。當我把自己的這些發現公佈於眾，我被扔進了雜耍圈的中心裡。高音喇叭反覆地吼道：外國的，外國的，異化了的，反動的，反這個，反那個的。對我來說，再一次，配不上擁有祖國，而我的祖先，也未被允許配有這個祖國。
1986年夏天，我開始與人事保持距離，我感到恐懼，對羅馬尼亞共產黨，也對民族主義者們感到恐懼。難道，我又重新患上了那個，我以為已經治癒了的「猶太人區的染疾」嗎？
10年過去了，時過境遷，我自己也變了。然而，我那份決心不再當受害者的固執，卻始終如一。難道我沒有從被歸屬中釋放出來這一事實中得到解放嗎？……真正的勝利者應該以自信、以新的自我回到喬爾馬尼亞；真正的勝利者，在那個他早已離去的地方，即使自己不在，也應當為自己終於成為久被指控的人而感到驕傲，為自己象徵了這一切的徒勞而感到光榮。
10個可愛的人可以代表我真正的祖國嗎？我的朋友們，10個以上，在1986年的7月裡，是在慶祝我50年來的戰鬥嗎？
尤莉婭首先去世了。為了對付信件檢查，我的詩人朋友穆古（Mugur）在我走後，給我寫的信，是用尤莉婭署名，收信人是我的妻子茄拉（Cella）。
我懷著極度的愛和孤獨想念你們。孩子們，我們玩吧！這聲音從街上傳來。我們也再來玩上一次？詩也在老化，我已經不能再寫詩了。我們期望著一個沒有事變的季節到來。
在喬爾馬尼亞，缺少汽油和出租車。穆古雇了一個卡車司機，往返於那座喀爾巴阡山脈的白臉小丑正在為自己建造的白宮[8]。他白天把尤莉婭送去，到了晚上，又把她接回家。醫院裡擠滿了病人，一片慘景，裡面沒有暖氣，四周的街道黑暗，商店和藥房都空空如洗。
詩人寫道：「然而，愛情是存在的……啊，是的，愛情不只是一個抽像的概念。」
這就像科學中的歐姆定律，我們也得想像出一種人性定律——Loi de l』Homme，即人在自己身後留下的空洞，要比他在的時候所佔據的空間更大。空缺是一種過分延長的抽搐：每天一次，每週一次，更頻繁的次數……但心靈則不斷老化，人不再能承受超出一個人能夠承受的重力。我們的友誼經歷了多少彆扭和羞怯啊！但願我們一切能夠從頭開始……現在我們像孩子一樣站在窗邊，隔著街道相互揮手，只是在我們的中間隔著汪洋。
穆古，渾身是汗，跑在醫生、護士、看護們身後，忙著向他們分送禮品、微笑鞠躬，以便繼續以布魯諾·舒爾茨[9]和那個半騎人半獨腿兔的情懷寫他的書。他盲目固執地要活下去，為了延長他伴侶的生命而活下去。這位詩人因對自己另一半的執著而得以存活。這個代價變得越來越大，儘管與此同時他自己生命的價值不斷地被降低。
那份本來屬於詩人的痛苦「命運」，已經變成了集體的命運。然而，被分擔的包袱，不等於減輕了重量。他這麼寫道：
我是個瘸子。我顫抖……顫抖的人往往有多種感覺：他要抓、要攀、要捏碎或撫摸，他得穿過漫長的道路，一條崎嶇的道路，才能到達目的地；他在感到孤獨的同時，又感到身處一個人海廣場，廣場上的人都在伸手抓一個蘋果。這顫抖也正來自人自己的意志，而我自己的那個意志，對我要求得更多：它甚至要我的思想，而我曾經用文字表達過這個思想，即，在指出它的實質是這個還是那個之前，生命就是「多」。
我一直記著這個「多」字。關於這個「多」，穆古講過一個猶太胖子的寓言故事：此人吃起來巨量而且不斷變得更胖，胖到了令人擔憂的地步。他對質疑的人這麼回答：「當他們來火焚我的時候，我要燒很久，得用很多的時間來燒。」
詩人穆古，由於神經質和恐懼，不斷地發胖。他的顫抖也加劇了，而且跟他的恐懼症、感冒症，跟纏繞他的悲慘和恐怖同樣劇烈。他的來信，因為監審的威脅，變得越來越簡短、拘謹。他寫道：「我們沒有什麼特別要埋怨的。」這個「特別」的意思自然是：那不可避免的，還沒有發生。「感謝上帝，我們沒有什麼特別要埋怨的。」穆古就是用這樣的暗語，用給茄拉寫信的方式，來向我們通報情勢，他在上面顫抖的署名是：尤莉婭。
直到1989年，尤莉婭已死，我才第一次收到了他直接寫給我個人的信。
你覺得我們還會再見嗎？幾年前，我是一個完整的人；我有五六顆心，同樣數量的手和腳，鼻子和眼睛……猶如任何一個正常的人，不是嗎？但現在，我的心都四散了，或是埋入地下或是飄遊世界。我盡量用一些紙張，在上面塗些什麼話，來取代它們——那些有希望取代的部分。你覺得我們還有望再見嗎？我幾乎覺得自己是完整的了。這意思是，是半個人了，而不是一個心和眼睛和其餘部分都四散的人的百分之一。
我們沒有再見。1991年2月，穆古在臨近自己的生日時死了。他死的時候，一隻手拿著一本書，另一隻手拿著一塊麵包和香腸。
那段時間裡，我的另一個朋友保羅也死了。這位外號叫「飛象」的前共產黨員，因此而用不著見證後共產黨時期的假面舞會取代共產黨時期的假面舞會（他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之一）的現實了。
茄拉的母親，伊夫琳，也死了。她曾經以周到和優雅，張羅了1986年7月的生日晚會。在她給我們的最後幾封信中，有一次，她說，讓我們別再往她家的地址寄信，要我們把給她的信寄到鄰居的地址。事實是，我關於伊利亞德的文章發表後，新民主的各種報刊開始指控我褻瀆和背叛，當地的愛國主義者們將罪人的丈母娘的郵箱作為靶子，燒燬掉它好幾次。
那個其實是永別的晚會上的其他一些來客，有的去了法國，有的去了德國或以色列避難。即使那些留在布加勒斯特的朋友們，也不再是原來的樣子。這個城市也不一樣了，而我這個遊子也不是沒有變化的。親朋好友中最親密的，仍舊跟我在一起，他們留在我心裡，即使形勢把我們隔離開來，也永遠如此。
祖國逐漸遠去了，越來越退入往昔，越來越鑽入我的內心。我不再需要地理和歷史來證實它的矛盾重重，來證實它的墜落。
人在自己身後留下的空洞，要比他在的時候所佔據的空間更大？那個半人在與他那半瘸的騎座一起消失之前，就是這麼預見的。空缺，其實，不過是一顆老化心靈過分長久的抽搐罷了。
那個在街上呼叫「我們玩吧」的孩子，已經遠去了，遠過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汪洋。
[1]奧古斯都大帝（Augustus，63BC—14AD），羅馬帝國第一代皇帝，愷撒的繼承人，原名屋大維，元老院奉以「奧古斯都」的稱號。
[2]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愛爾蘭作家，詩人。1902年大學畢業後，流亡到歐洲大陸，先後在法國、瑞士、意大利生活過，1905年以後，定居在意大利的裡亞斯特。代表作有《都柏林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等。
[3]利奧波德·布盧姆（Leopold Bloom），詹姆斯·喬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一位猶太裔愛爾蘭人，小說描寫了他於1904年6月16日這一天的24小時內在都柏林所經歷的每一個細節。
[4]俄摩拉城（Gomorrah），《聖經·舊約》之《創世記》中所記古城，因其居民罪惡深重而被神毀滅。
[5]基什尼奧夫（Kishinev），一譯基希涅夫，現摩爾多瓦首都，位於德涅斯特河右岸支流貝克河畔。
[6]布澤烏（Buzǎu），羅馬尼亞縣名。
[7]特蘭西尼斯特裡亞（Transnistria）,位於烏克蘭境內。
[8]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s），阿爾卑斯山脈主幹東伸部分，位於羅馬尼亞，這裡用來代指羅馬尼亞人；白臉小丑是作者對政治當局的隱喻，白宮是作者對醫院的譏諷提法。
[9]布魯諾·舒爾茨（Bruno Shulz，1892—1942），出生於當年奧匈帝國的咖利夏省（Galicia,現在烏克蘭境內）的猶太波蘭作家和畫家。他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文體風格最優美的波蘭、烏克蘭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