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內綠草出來，忽然，我的腦中浮現出波特非諾（Portofino）警官的面孔和他的身影。他寬大的臉頰，他眼光裡的憂鬱，以及他梳理講究的頭髮。他的兩手很小，雙腳也小，他的微笑很可愛。他是一個小個兒、纖弱的男人，總是穿一身藏青色西裝，配天藍色領帶。
我們剛見面不久，他就急於告訴我：在轉到目前這個行業之前，他是高中的化學教師。如果說他的外表有點兒像羅馬尼亞國家安全部官員的話，他的舉動則完全不像。和藹可親、對人尊重、毫無羅馬尼亞警察那種狡詐或粗魯。他給人的印象是要保護你，而不是讓你害怕，不是想通過陰暗的手段拉你入行。
但事實上，他並沒有對我提供任何保護。他並沒有給我防彈衣，也沒有提供便衣警察，甚至連推薦給女人單身在外遭受襲擊時防身用的催淚噴灑劑，他都沒有向我提供。他只是溫和友好地向我提出建議，聽起來像一位老奶奶好心明智的告誡：在街上要留心，如果在人群中老看到同一張臉，就得改變常走的路線，改變日常出門買報紙雜誌的時辰；別打開有嫌疑的郵件。他甚至都沒有按慣例要我避免引人注目。但他在把自己的名片給我時，還是在上面加上了自己家裡的電話號碼，讓我以備急用。然而，我的自顧自，我沉浸於自己的思緒的習慣，以及我對社會人事的不甚關心，並沒有因為他給的這張護身符而有所改變。相反，我的焦慮與不安反倒增加了不少。
聯邦調查局官員傑米·波特非諾與我會見的原因，是我在《新共和國》上發表的那篇文章。文章對米爾恰·伊利亞德所謂的felix culpa（幸福的內疚）提出質疑，對他在30年代與鐵衛軍的關係提出質疑，而鐵衛軍在美國和羅馬尼亞都很有一批它當年的成員軍團兵。我的文章觸及了一個危險的題目，古利阿努教授被謀殺便是一個證據。我所在的巴德學院（Bard College）的校領導因此要求FBI出面保護自己的羅馬尼亞教授。
與FBI官員見面後一年左右，我收到一封來自加拿大的匿名信。信封上的字體看來非常陌生，而我對手跡辨認學一竅不通。信封裡面是一張明信片，上面空無一字。我把信封扔了，但留下了明信片：畫面是馬克·夏加爾[1]的「殉難者」（The Martyr）的複製品，原畫藏於蘇黎世藝術館。它看上去像是猶太教的耶穌受難圖。但與基督教的耶穌受難像不同，這幅畫上的受難者並不是手腳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是在一個被火焚的集市正中，殉難者的手腳被捆在一根柱子上。畫面的前排，有一位母親、一位提琴師、一位神學師和他的弟子們。殉難者的面孔是長著鬍子和鬢角的年輕耶穌：這畫的主題是大屠殺。但不是Holocausto（「二戰」時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關於它的殘忍恐怖，已經變成老生常談，這是關於東歐大屠殺的恐怖[2]。我無法破譯這明信片的暗示。是威脅？還是相反，是支持？此後，我經常會審視這張放在書桌上的複製品。
六年過去了。這期間我既沒有受到威脅，也沒有被謀殺，而我長期受到的一系列攻擊則繼續保持了它們內在的一致。比如，1989年之前，羅馬尼亞共產黨媒體對我的評價是「反黨」、「治外法權者」、「世界主義者」；後共產黨社會對我的咒罵是「叛徒」、「耶路撒冷的侏儒」、「美國特務」。難道這些便是我對訪問祖國感到不安的原因嗎？
與菲利浦分手後，我又回到了奧朵曼奈利餐館門前的那條長凳上。僅一小時前，就在這兒，往昔又重新回到了我眼前。誰知道呢，也許把這一切去對一個美國警察解釋會更容易些，起碼古利阿努這案子他可以查清楚：「子彈從近旁的另一個廁所隔間射出，用的是小型的0.25英吋口徑的貝雷塔（Beretta）；兇手左手持槍，沒戴手套，看來不是美國人。致命傷：後腦勺，距頭頂部下四指半、右側枕骨一指半的部位。」顯然是職業殺手，謀殺形式是判決式的。地點：廁所。日期：東正教的兩位聖人君斯坦丁（Constantine）和依萊納（Helena）的宴慶日，而古利阿努的母親為自己取的名字，就是聖人依萊納這名字。
不知調查官傑米·波特非諾是否還記得被殺者的樣子：突然蒼老了許多，死亡似乎猛地在死者身上加上了20年。美國警方對活躍在芝加哥的鐵衛軍追隨者們非常瞭解。他們獲悉：鐵衛軍的頭目、神秘的「上尉」克內魯·翟·科德雷亞努[3]的孫女曾經在該城避難；他們還知道，阿萊桑德魯·羅內特（Alexandru Ronett）——狂熱的鐵衛軍成員、伊利亞德的私人醫生，也住在芝城。謀殺嫌疑集中在羅馬尼亞國家安全部及其與芝加哥前鐵衛軍成員的關係上。警方也許還瞭解古利阿努的身世和他寫過的一封信，在這封信裡，古利阿努抱怨說，自己對伊利亞德的敬仰，使自己成為他失去批判力的弟子。難道古利阿努，這位伊利亞德的弟子，準備「弒父」嗎？他曾經承認：我的導師「比起我所想像的要更親近鐵衛軍」。而他出現在流亡中的前國王米蓋利（Michele）一旁，以及他與猶太女子結婚並皈依猶太教的計劃，顯然惹惱了鐵衛軍成員和羅馬尼亞安全部的特工。
古利阿努在被謀殺前的一年中，曾經公開指控鐵衛軍的「恐怖極端主義」，並譴責了羅馬尼亞共產黨、共產黨後期的秘密警察，以及羅馬尼亞文化所具有的民族主義傾向。
美國警方是否也瞭解到這位教授的熱衷呢（古利阿努對魔術、預兆學、狂喜至極的狀態、心理玄學等非常著迷）？他們對這一謀殺在羅馬尼亞民族主義分子中間產生的影響有所瞭解嗎？一份叫《羅馬尼亞之海》（Romania Mare）的雜誌在古利阿努的死亡訃告中寫道：「關於那個在黑幫之都[4]避難之人謀殺案的最嚴重的罪惡，是出現了那篇令人作嘔的辯護文章。該文竟然為那個臭狗屎（可惜沒有足夠的水把他衝進那個看來是命中注定要讓他致命的馬桶裡）辯護。」這份惡語傷人、充滿了民族主義歇斯底里狂熱的週刊，自1989年以後曾對我發起各種攻擊，而在這之前，它的名字叫Sǎptǎmina，是羅馬尼亞安全部的喉舌。調查官波特非諾是否也知道：美國幾乎所有研究東歐問題的機關都收到這份讚美古利阿努謀殺案的《羅馬尼亞之海》雜誌，甚至，還有可能就是這個國家安全部本身向他們發送的呢。
我是否應當向他描述那張印著夏加爾的「殉難者」的明信片呢？是否應當向他描述那個處於中心位置的猶太隔離區之子，描述他身裹祈禱儀式用的帶黑邊的白披巾？與我起初想像的不同，他的雙手和雙腳似乎沒有被麻繩綁起來，而是被細皮帶捆著；天空染著火焰，煙火中可見一隻紫色的小山羊與一隻金色的公雞，火堆旁是一位母親或未婚妻、一個琴師、一位持書的長老。這張明信片是在暗示某種威脅還是對我的支持？波特非諾先生，我沒有離經叛道，也不是個改換門庭的教徒。對於一個像我這樣的人，那些人根本不會存在什麼指望，我怎麼有可能讓他們失望！
我對回祖國感到害怕，波特非諾會關心這一點嗎？顯然，古利阿努好像跟我一樣，對回到這個兩百多年前變成他祖國的地方（那時他的希臘祖先為躲避奧斯曼帝國的迫害而逃到羅馬尼亞定居）也感到恐懼。在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5]的影響下，古利阿努曾經寫過兩篇近似魔幻超現實主義的散文故事。在這兩篇故事中他提到，他所熱愛的羅馬尼亞（他學習的一直是它的語言），對他來說，漸漸地，變成了喬爾馬尼亞。
第一篇故事講的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化身馬庫裡斯塔王國與喬爾馬尼亞國（齊奧塞斯庫後的羅馬尼亞化身）的間諜勾結，謀殺了當地的獨裁者和他的妻子墨爾杜同志[6]，然後建立起一個以色情產品和兇殺隊為「民主」特色的香蕉共和國。
第二篇是描述1989年革命以後的羅馬尼亞現實。它通過對一本虛構的回憶錄（由虛構的作者寫成）的虛構評論方式，講述這場革命的虛假性，揭示它朝著一個虛假的民主社會過渡：其中有前國家安全部人員的暴發致富、陰暗的犯罪、腐敗、蠱惑民眾，以及前共產黨人與新極右運動組織「木衛軍」的結盟。故事通過虛構的回憶錄和其中虛構的一系列證人，敘述了國家政變、對獨裁者和墨爾杜同志虛假而迅速的審判和執行死刑、虛假的烈士葬禮、被「欺騙」的人民，等等。新上任的首領，主席先生，是謀殺他前任的兇犯。這位主席同志以當地的傳統幽默，在做形勢報告的時候這麼宣稱：「難道這不是人民的根本作用嗎？」即：受蒙騙。
波特非諾先生，總之，這就是喬爾馬尼亞！您說得有道理：並不是什麼超凡的力量阻止了古利阿努重見自己的祖國，而是喬爾馬尼亞或芝加哥的巴爾幹人的作為。
那麼，朋友、書籍、愛情、笑話、歌曲，所有這些，難道都沒有任何意義嗎？那我們又應怎麼對待它們呢？那養育我們的母親——我們真正的祖國呢？難道所有這些，都完全徹底地變成了鐵衛軍軍團兵們的領地或共產黨人的喬爾馬尼亞了嗎？傑米，難道這些有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發生在任何時候嗎？
跟古利阿努一樣，事實上，我對研究祖國的種種矛盾也感到疲倦。我的經歷與他的不同，我害怕的不是布加勒斯特的手槍。讓我擔憂的是，那千絲萬縷的糾葛，它們仍然束縛著我。
在奧朵曼奈利飯館門前走過的行人，沒有一個看上去像那位護衛我的FBI天使，而我對此並不在乎。波特非諾警官肯定無法為我解釋夏加爾的柴堆。實際上，我在那張長凳上久坐不動，等待的是另一個人。
我所等待的對話人，她對我的瞭解，比我對自己的瞭解要深得多，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解釋。她還記得外祖父書店裡的那本62年前出版的薄薄的書嗎？
她的表兄阿里爾（Ariel）——一個染著一頭紅髮，具有黑極了的目光的年輕放蕩的反叛者，對著一群圍在櫃檯旁的人們朗讀那本帶粉紅色薄紙封面，題為「我是如何變成流氓的」（How I Became a Hooligan）的薄書，像是在讀一本關於催眠術的指導手冊。他的表妹——書店老闆的女兒，激情滿腔，替他一頁一頁地翻書。他的評語中一再出現的是：離開！他以澎湃的熱忱，抑揚頓挫，反覆念這一詞，好像在呼喊：革命，拯救，復興。
「此刻，趕緊，在我們還來得及的時候，離開！」阿里爾還不時地把書翻過來，對著封面上的作者名字，瞇起雙眼，嘲諷地說：「哈，塞巴斯蒂安，海希特（Hechter）先生的筆名叫塞巴斯蒂安！」
出現在我征途前面的不是古利阿努，而是另一個亡者。他也是米爾恰·伊利亞德的朋友，只不過是另一個時期的朋友罷了，他叫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我在巴內綠草午餐時提到過他，他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寫的《日記：1935—1944》，這幾天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但他的這部遺作，無法在時間的書架上找到位置。那書店已不存在，外祖父和他的外甥阿里爾也不存在了。但我母親——她也不在了——肯定還記得「塞巴斯蒂安事件」！我母親，她具有一流的記憶，保持至今（無論此刻她在哪兒），對此我毫不懷疑。
陳舊而乏味的反猶主義（法西斯執政前的喬爾馬尼亞，便是典型的一例），對塞巴斯蒂安來說，似乎屬於「人類苦難的邊緣」。他以居高臨下的口吻說，猶太人所遭受的外來災難，比起他們所受的灼炙煎熬著猶太人靈魂的「內部災難」來說，則是有限而微小的。他說：「沒有一個民族像他們（猶太人）那樣，極度赤裸裸地招供了自己真實的和想像的罪孽，沒有人像他們那樣極度嚴峻地進行自我監督，也沒有人像他們那樣得到如此嚴厲的懲罰。《聖經》裡的預言是地球上最可怕的聲音。」這些話寫於1935年，而當時，「外來災難」正在預告即臨的禍殃。
1935年，我出生的前一年，在喬爾馬尼亞的一個小小的書店裡，我媽媽的表兄，即我外公的外甥，阿里爾，憤怒地叫喊：「什麼？人類苦難的邊緣？」他接著叫喊：「這難道就是塞巴斯蒂安的教誨嗎？人類苦難的邊緣？他自己馬上就會看到這『邊緣』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這之前，1934年，塞巴斯蒂安曾經面臨過這麼一個醜聞：他出版的小說《兩千年》（De douǎ mii de ani）的序，是由他的導師兼朋友納艾·伊奧奈斯庫[7]寫的，此人後來成為鐵衛軍的意識形態專家。這位序作者認為，猶太人是基督教世界削弱不掉的敵人，必須在地球上滅絕他們。
在基督教徒、猶太人、自由派以及極端派的抨擊下，塞巴斯蒂安寫了一篇題為「我是如何變成流氓的」的卓越文章。在文中，他以極其冷靜而準確的態度，明確重申了苦難深重的猶太人的「精神獨立性」，「他們所具有的悲劇神經」，以及他們在「騷動不安的敏感質和嚴厲的批評精神」之間，他們在「自己最冰冷形式下的智慧和自己最不拘泥形式的激情」之間的種種矛盾。
流氓？這是外圍的，非路線性的，受排擠的意思嗎？這個喜好自稱「多瑙河[8]畔的猶太人」的塞巴斯蒂安，曾經這麼給自己下定義：「我是個非黨派人士，我永遠是個異己分子。我只對具體的個人有信心，對他我有很大的信心。」這個「異己分子」是指異己中的異己分子嗎？
我母親很清楚：我身上也有耍弄這類心理把戲的本能。比方說：當我急於想離開猶太人聚居區的時候，當我希望出了猶太人聚居區以後朋友們會張開臂膀歡迎塞巴斯蒂安先生和我，希望在我身上不會出現其他猶太人聚居區的那些笑話的時候，我就耍弄過這類心理把戲。正如塞巴斯蒂安先生說的：其實這是對自己感到疲倦的表現……我母親卻從來沒感到有對自己的「所屬性」下定義的必要，她就活在其中，她以那種無法解釋的、帶有宿命論的信仰，生活在這個「猶太」性之中，而她的這份信仰並不為她帶來抵禦折磨和憂鬱的能力。
母親常說：「我們是我們，他們是他們。我們沒有理由憎恨他們，但也不能期望從他們那兒得到什麼好處。而且我們也不該忘記他們所帶來的恐怖。」媽媽，你還記得嗎？
而我，在13歲、23歲、33歲，以及在以後的年歲裡，對這些老生常談的歇斯底里的反應，都絲毫沒有動搖她的堅定不移。母親一如既往，仍然並永遠，保持了自我本色。古希臘哲人說：性格決定命運，而我在自身周圍的母系家庭裡，在集體的「認同性」中，每日都能見證這一點。
離開，對！阿里爾有道理。時間最終也會說服我。媽媽，你這麼反覆說的。你說，時間會迫使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會迫使我捲起鋪蓋出走的，但這要過很久。正如一位詩人所說：「將在很久以後，在晚上/你將會從這裡出走，你看著吧。」
難道詩人要比預言家更有預感嗎？1997年，塞巴斯蒂安死後半個世紀，他的遺作《日記：1935—1944》出版了，其中描述了由朋友變成敵人所帶來的「災難」：「令人不安的夜晚……隱約的威脅。門好像關不上，遮窗物似乎透明，牆好像也是透亮的。從任何一方，任何時刻，都有可能爆發出某種危險，我雖說不出到底是什麼危險，但知道這些危險時刻都在眼前。」
最終，我離開了！懷著內疚，因為沒有早走；懷著內疚，因為終於走了。
1934年，塞巴斯蒂安這一人物，以作者的名義宣稱：「我欲瞭解，有哪條反猶太法能夠否認我身心中不可逆轉的事實，即我出生於多瑙河畔，我熱愛這片土地……而我對內部災難的猶太意識，多瑙河則典型地表現出它君王般的冷漠。」1943年，作者問：「我會回到這些人中間嗎？戰爭會不摧毀任何東西嗎？會帶來任何不可改變、不可消除的東西嗎？」
戰爭結束後，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終於，準備離開了。「永恆的羅馬尼亞，這裡什麼也不會改變」。似乎猶太人的災難意識，在哈德孫河畔要比在多瑙河畔更容易治癒。[9]
死亡阻止了古利阿努回到羅馬尼亞，也阻止了塞巴斯蒂安離她而去。對於我，這位女巫耍弄了另一花招：她讓我在後世以旅遊者的身份回羅馬尼亞。
不僅多瑙河，布克維納[10]也能為不復存在的身世提供背景。語言、景物、年齡，都不會因為外來的災難而自動消失。而我對布克維納的愛，也不可能讓喬爾馬尼亞消失。喬爾馬尼亞和羅馬尼亞之間的邊界線到底在哪裡？
「在這個帶著微笑譏諷的文化中，什麼都不認真，什麼都不嚴重，什麼都不是真的。尤其是，什麼都不會不可調和……」這些是塞巴斯蒂安的隱語，也許，古利阿努也這麼認為。
「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中的任何層次裡，有一個概念是完全沒有的，那就是不可調和。」有一次，連我母親年輕的表兄阿里爾都這麼讚美。我也可以跟其他許多人一樣，在被新老僵局困住時，這麼重複：「不可調和在多瑙河畔是不存在的。」
那麼外來的災難呢？我過早地糾纏在這個無聊之中。至於我反覆受到圍攻的現實，你知道，一個人處在攻擊包圍之中，不太容易完全避免那種因自以為是而引起的多疑，[11]也很難完全避免感情上的自虐傾向……又是受害者論，這是受害者的怨言嗎？我得承認，這想法讓我生厭。天哪，又來了，哭哭啼啼、怨聲載道的受害者：現在每一個人都亮出了破破爛爛的受害者的招牌——男人、女人、同性戀、雙性戀、佛教徒、肥胖病患者、自行車健身員……
但臉譜已經粘在我的臉上——典型的公眾敵人，他的另一個面目！
我一直處於「另一個」面目中，無論有意無意，戴不戴面具，即使我沒有被認同為母親所屬的隔離區中的一個，或者是任何隔離區中的人。「內部災難」已經與「外部災難」——對自己感到疲倦，結成同盟了。
我得避開人們的視線，沒有影子，沒有身份，僅在黑暗中出現？
要是這樣的話，那我最好還是從容地去跟死者交流，他們倒認定我是自己人。
[1]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1887—1985），俄國超現實主義畫家，猶太人。代表作有《鄉村與我》等。
[2]指歷史上「二戰」以外，在東歐發生的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3]克內魯·翟·科德雷亞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1899—1938），鐵衛軍的創建人，主張反共排猶，鼓吹神秘的宗教熱情。
[4]芝加哥曾經是黑手黨及各種黑社會的老窩。
[5]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1900—1986），阿根廷詩人、小說家兼翻譯家。主要詩集有《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熱情》《面前的月亮》《聖馬丁手冊》《影子頌》《老虎的金黃》《深沉的玫瑰》《鐵皮》《黑夜的故事》等。
[6]原文名字為Mortu，即「死亡同志」的意思。
[7]納艾·伊奧奈斯庫（Nae Ionescu，1890—1940），羅馬尼亞哲學家、邏輯學家、數學家、記者。
[8]多瑙河（Danube），起源於維也納，流經匈牙利、克羅地亞、貝爾格萊德、羅馬尼亞等地。
[9]前者位於紐約市，後者代表羅馬尼亞。
[10]布克維納（Bukovina），歐洲東部一地區，曾屬羅馬尼亞，現分屬羅馬尼亞和俄羅斯。
[11]作者的意思是：自己受到攻擊也是因為自己在社會上的份量而引起的，因此，越是受到攻擊，就懷疑自己是否變得越來越重要。或者反過來說：自己越重要，就越懷疑會受到攻擊。而這種現象，在作者看來本身帶有自以為是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