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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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紐約的時候重讀了一遍諾曼·馬內阿的《流氓的歸來》，這些在過去幾年中多次重讀的文字突然被這個城市賦予了新的生命。如果站在百老匯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就會看到馬內阿寫下的一切：「瑞特救護藥房、平民知識分子的咖啡館（星巴克）、巴基斯坦人的報攤、印度人的香煙鋪、墨西哥餐館、女服裝店，朝鮮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鮮花、西瓜和椰子、黑紅綠色的李子、墨西哥產的芒果和海地產的芒果……」馬內阿不厭其煩列舉這些最平常不過的人間場景，誇張地稱之為「天堂」。突然警報響了，五輛消防車，像是金屬堡壘，帶著嘶鳴和喇叭聲，行進在街上，連天堂中也有火災，馬內阿說。
我不會嘲笑馬內阿對「天堂」的定義。1936年他出生於羅馬尼亞的布科維納省，身為猶太人，1941年他和全家一起被遣送到烏克蘭的集中營，1945年春回到羅馬尼亞。在祖國又生活了41年後，他在1986年再次離開故土，先去柏林，再到美國，從此定居下來，作為一名流亡者。在這本書的最後，馬內阿在第一次返鄉後回到紐約，把記錄行程的藍色筆記本掉在了漢莎航空的飛機上，他被告知如果發生了奇跡，它將被送到他家，而他的家，「當然是在紐約。是的，上西區，曼哈頓。」
《流氓的歸來》在2006年獲得美第奇外國小說獎，這是馬內阿最重要的一本書，當中蘊藏著理解他其他作品的密碼。1997年4月21日到5月2日，馬內阿在流亡十年後回到羅馬尼亞，萬事萬物都圍繞著這12天發生扭曲，吞吐出種種記憶，關於苦難、尊嚴、虛無、青年時代對共產主義的真誠信仰、家族秘密（母親曾經離過婚）甚至自私的情慾（和老情人在嬰兒旁邊通姦，事後卻沒有給對方哪怕一個電話），他人生的一切。
《流氓的歸來》敘述時間和空間不斷發生跳轉，你得努力辨析這些關鍵性瞬間：1997年在紐約的巴內綠草（一家猶太餐館，馬內阿在書中提到自己和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共進午餐）、1986年離開羅馬尼亞的生日晚會（一個月前他在「布盧姆日」，即6月16日申請了前往柏林的簽證，布盧姆是喬伊斯作品《尤利西斯》的主角，馬內阿用尤利西斯的命運喻以自身流亡）、1988年在柏林申請美國簽證（1月20日，馬內阿稱其為D日，決定性的日子）、1933年7月21日（馬內阿的父母在羅馬尼亞小鎮法爾提西尼的公交車站相遇）、1945年4月18日馬內阿和父母從烏克蘭集中營被遣返回法爾提西尼（警察機關給父親辦理了臨時身份證，但他們沒有其他有關驅逐的文件證明）、1986年身在布加勒斯特（母親幾乎瞎了，坐在家中回憶家族歷史）、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去勞改營探望父親，他因為一個圈套被捕）、1997年4月21日回到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天（下午3點入住洲際飯店，這裡以前是羅馬尼亞安全部的分支機構，外國人管理處，現在他自己成為了外國人）……時空與時空的轉換毫無預警，敘述語言又宛如夢語，馬內阿並非有意為讀者閱讀製造障礙，而是似乎他自己就身處命運的多重夢境。
馬內阿很容易被拿來和同為羅馬尼亞作家的赫塔·米勒比較，兩人都書寫極權罪惡，都在東歐劇變之前離開了祖國，都是羅馬尼亞少有的、享有一定世界聲譽的作家。但馬內阿堅持以讀者稀少的羅馬尼亞語寫作（這甚至導致了翻譯的困難，《黑信封》由英文版翻譯，馬內阿的另一本小說《巢》則是譯自法語），不願脫離母語，是因為他在虛空之中，曾希望可以將自己的囚禁定義為自由，想像自己是一種語言而非一個國度的居民，即肉身在流亡之時，卻能在語言中回歸故土。1969年馬內阿終於在羅馬尼亞出版第一本書，這讓他在讓人窒息的政治空氣中感到自由：「我終於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語言所帶來的不僅是重生，而且還有一種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歸屬感。從這個最終的避難之地被放逐將是最殘忍的毀滅形式，將觸動我的存在的本質。」
此外，赫塔·米勒幾乎所有作品都聚焦於對極權主義的批判，但馬內阿的文字更加混沌而難以定義，他陳述制度的罪惡，卻也坦承個人在極權之後墜入虛無。在《流氓的歸來》中，他忍不住反覆描述苦難，卻又多次表示對「受害者」這一標籤的牴觸，比如他提到自己的父親，說他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集中營四處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麵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讓父親感到噁心，「同樣令他厭惡的還有那些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將自己從壓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來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劊子手培養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溫和但堅定的聲音重複說」。馬內阿悲哀地發現在實用主義的世界裡，苦難已經被平凡化，「週四的暴行已變成了週五T恤衫上的格言來源，一種立即可用於銷售的集體記憶的產品」，與其如此，不如保留尊嚴。
在回羅馬尼亞的第一天，當地電視台打電話想採訪他，馬內阿拒絕了：「我談些什麼呢——特蘭尼斯特裡亞、佩日普拉瓦、伊利亞德、我作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應該堅持立場。」馬內阿還提到昆德拉的一個故事：在對家鄉進行過幾次秘密探訪之後，在1989年的事件之後，昆德拉終於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請，前去接受一個將使祖國與其著名的遊子達成和解的獎項。可是，就在儀式開始之前，昆德拉突然覺得他無法出席，他把自己像個困獸一樣鎖在旅館房間裡，從電視上觀看儀式的進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榮譽。另外，昆德拉和赫塔·米勒一樣，放棄母語，他後來最重要的作品都是以法語寫出，昆德拉在自己的小說《帷幕》中也提到，不用主流語言來寫作的作家，很難進入主流文學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內阿雖然屢次獲得國際文學大獎（包括意大利諾尼諾獎、美國全國猶太圖書獎、西班牙2005年最佳外文著作獎、美國麥克阿瑟天才獎等等），他卻始終未能在讀者層面進入真正的主流。我和一個學文學的美國朋友談論起馬內阿時，他很驚訝地說：「我不認為身邊會有什麼美國人讀一個羅馬尼亞作家的作品。」
諾貝爾文學獎也最終選擇了更清晰地以受害者和批判者身份出現的赫塔·米勒，《流氓的歸來》裡提到，1997年馬內阿的出版商想為他申請索羅斯基金會的出版補貼，為了提高成功率她使用了美國式的激勵手段：「羅馬尼亞未來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戴桂冠者與他的祖國的和解！」但對方最後拒絕了這一申請。
正如《論小丑》中馬內阿反覆使用自我定位，他是每個陣營裡的局外人，他對自己永遠邊緣化的命運坦然甚至驕傲接受，所以《流氓的歸來》中他引用了羅馬尼亞流亡者齊奧朗的那句話：「遭排斥是我們唯一擁有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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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小丑》在1993年獲得美國猶太圖書獎，這是他流亡至西方後的最初幾年，在紐約巴德學院寫下的隨筆集。馬內阿自己說過，剛到西方時，他想記下自己在羅馬尼亞舊日統治下的生活，但因為排斥「受害者」這一身份的功利化，他不願意再增加一些假東歐劇變之名披露痛苦經歷來賺取鈔票的文字，最後寫出這本書，是想告知讀者：「不論我所離開的那個極權社會多麼變幻不定，它和西方讀者願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麼荒謬、邪惡和異常，而是一個人間現實，它仍然存在，並可能以其他面目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形式重獲新生。」
書中最重要的《論小丑》一文寫獨裁者和藝術家的關係，馬內阿以「花臉小丑」自喻，對抗「白臉小丑」，即從1965年開始統治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在馬內阿看來，自己的祖國早已成為一個荒謬的馬戲團，權力的白臉小丑支配著成千上萬生活在恐懼中的無名百姓，把他們塞進他馬戲團的監獄裡。而藝術的花臉小丑唯一能做的，只是忽視他的存在，馬內阿認為藝術家不必用嚴肅的態度反對官僚，這只會提高他們的身價，「因為你反對他們，說明你把他們太當回事，無意中反而加強了他們的權勢，承認了他們的權威」。
但權力難以真正被忽視。馬內阿1954年就曾拒絕成為勞動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候選人而被軍事法庭審判，1959年在布加勒斯特獲得電氣水利工程碩士學位，但他放棄了自己的專業，從1966年開始就在羅馬尼亞先鋒文學雜誌《Povestea Vorbii》上發表作品，該雜誌在出版了六期後就被當局取締，從那時起到1986年流亡，馬內阿在羅馬尼亞寫了十本書，遭遇越來越嚴重的政治審查（《論小丑》中《審查者報告》一篇專寫這一主題），甚至有好友親口告訴馬內阿，自己和國家安全部門簽了「合同」，得到一個代號，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種私人住所裡，他每週要見他的聯繫人一到兩次，匯報馬內阿的情況，回答問題，起草安全局所說的「情報記錄」。可以說，齊奧塞斯庫的統治一路伴隨著馬內阿的文學生涯，藝術家想忽視獨裁者，獨裁者卻時時以恐懼提醒藝術家：他依然存在，對你的一切瞭如指掌。
1980年，羅馬尼亞官方的御用文人科爾內留·瓦基姆·帝舵在《星期》雜誌（這是布加勒斯特市社會主義文化和教育委員會的內部刊物）上發表了針對猶太人的法西斯主義匿名社論，馬內阿則很快在《家庭》雜誌上做出回應（《論小丑》中全文收錄了這篇訪談），在訪談中痛斥帝舵「妄圖重燃對另一個時代的綿綿鄉愁」。訪談後來引發為一場政治事件，先是安全局的人首次直接找上馬內阿，在談話中暗示他應當移民。隨後羅馬尼亞官方組織輿論對馬內阿進行多方抨擊，匆匆捏造出諸多自相矛盾的罪名，「假開明」「局外人」「斯大林主義分子」「不同的語言和信仰」「反黨」「自由主義者」。讓馬內阿尤其感到孤獨的是，在那噩夢般的幾個月裡，他雖然在私下裡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關愛，但在公共領域，卻是集體沉默。
還好在任何黑暗時代都有勇敢的燃燈者們，1981年，馬內阿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十月，八點鐘》，第一篇書評直到1982年2月才出現在羅馬尼亞最重要的文學雜誌《羅馬尼亞文學》上。馬內阿說，後來他才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書評的作者和他的幾個同事為了確保文章不在最後一分鐘，甚至在排版後被撤下，一直等在編輯辦公室裡。
《論小丑》中馬內阿不惜使用最為尖刻惡毒的語言諷刺齊奧塞斯庫夫婦：「也許這個國家從來沒有自由，但它是在這個惡魔出現之後才變成地獄的，在他導演的狂歡節中，人們美化著未來，慶祝著死亡。他渺小而蒼白，這個小丑，這個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傳播者，一無是處的死人骷髏……最崇高的一對夫妻：一個陰陽人和一個人老珠黃的女人……那個像鴨子一樣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黃牙上牙齦裸露著，張著嘴，口水流淌下來；而那個臃腫的陰陽人，身穿點綴著穗帶和徽章的紅色睡衣，結結巴巴地說著話，壓在她的身上。榮譽博士小姐，無恥的蕩婦。」
但在羅馬尼亞政變之後，齊奧塞斯庫夫婦被抓後三天就被槍決，馬內阿對此並沒有復仇式的快感，他只是說「沒有民主和公開的審判，就讓齊奧塞斯庫死去，這讓我感到震驚。我對他和他太太的死毫無同情，他們幾乎毀掉了羅馬尼亞整個國家，並讓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國家，但我無法接受沒有審判的死亡。」
馬內阿在《論小丑》結尾處引用歌德的話：「如果你想表現自己的價值，首先要賦予這個世界價值。」花臉小丑虛弱而渺小，他唯一可以與白臉小丑抗衡的，不過是站立在正確的價值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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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內阿的小說只有《黑信封》和《巢》出版了中譯本，兩本書有諸多類似之處，比如夢魘式的語言、混亂的人物關係、隱晦而並未解開的懸疑。馬內阿喜歡複雜敘事，2011年8月他在某個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反抗簡單化」（Against Simplification），文章讀起來有點兒令人心酸，馬內阿抱怨美國人是「簡單化的天才」，但是現在這種簡單化卻成為趨勢，像藍色牛仔褲一樣攻佔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克勞迪奧·馬格利斯的作品《Blinding》舉例，這本在歐洲獲得極高聲譽的小說很久後才被翻譯到美國，而且從未收穫它應得的關注，這也並不是孤例。馬內阿引用了一個聯合國報告（的）數據說，美國的翻譯文學數量等同於希臘，而後者只有美國面積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是否簡單化為文學劃分等級，馬內阿可以放心的是，《黑信封》和《巢》即使放在歐洲語境下也能打上四顆星。同樣是從納粹集中營中倖存的猶太作家，他似乎比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更難以脫離往日的陰影，也更致力於繁複，雖然凱爾泰斯已經被公認為是托馬斯·曼式深刻的繼承人。
《黑信封》和《巢》就像把《流氓的歸來》按照時間順序分為兩部分，主題都是創傷與回憶，前者的創傷來自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後者的創傷來自羅馬尼亞極權。《黑信封》的主角托萊亞教授是大屠殺倖存者，他的父親馬爾庫·萬恰本是畢業於巴黎大學的哲學博士，為了安然度過那些年月而成為一個葡萄酒批發代理商，但在收到一封黑信封匿名信後死去，死因不明，也無人知道是自殺還是被殺，小說中反覆出現卡瓦菲斯的詩「野蠻人快要到了」，以暗示他們的生活被野蠻人（極權主義）所摧毀。托萊亞一邊試圖尋找父親死亡的真相，一邊向心理醫生馬爾加傾訴，但最後他瘋了，被自己的房東夫婦告發，被送入了馬爾加的精神病院，而黑信封被撕成碎片，書中隱約出現了一個告密者奧克塔維安·庫沙，他來自聾啞人協會，但這個協會事實上從事著特殊的情報和監視工作。馬內阿的小說總是會留下諸多謎團，他提供各種閃光碎片用以暗示，卻不提供真正的答案，故事和人物被他的語言逼到了牆角，顯得模糊不清、無路可走。
在寫作《黑信封》時，羅馬尼亞的審查制度正在不斷壯大豐富，馬內阿把托馬斯·曼的一句話貼在書桌對面的牆上：「小說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質的批判態度，被迫要逃避社會和政治環境，而詩歌之花卻可以在邊緣靜靜地開放，寧靜而甜美，置整個世界於不顧。」托馬斯·曼在納粹橫行時寫下這句話。馬內阿也說，他選擇這句話不僅僅是偶然，《黑信封》中他試圖尋到一個隱喻，表現當時羅馬尼亞封閉而殘缺的社會，表現內心難以釋放的壓力和痛苦，表現人們的沮喪和挫敗感，「我要創造另外一個現實，來表達我們實際的生活：無盡的隊伍（為了麵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紙）、可怕的醫院、無處不在的告密者和誇誇其談的騙術；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自我的痛苦。孤獨的個體和群眾。絕望、愛、恐懼、罪惡、脆弱、幻想和噩夢」。
《巢》中也有不確定的死亡。這本書中有三代羅馬尼亞的流亡知識分子，都從社會主義的「法定幸福」中來到美國（「法定幸福」是馬內阿在《巢》中創造的另外一個詞）。第一代是大師迪瑪；第二代是迪瑪的弟子米赫內阿·帕拉德教授，後來被暗殺於廁所隔間，案件始終沒有偵破；第三代是小說的主人公彼得·加什帕爾。加什帕爾為帕拉德的被殺寫了一篇文章，然後就接到了匿名的明信片，上面引用了博爾赫斯小說《死亡與羅盤》中的一段話：「下回我會殺了你，我答應給你一個由唯一一根看不見的、無盡頭的直線造成的迷宮。」這被認為是一種死亡威脅，因而驚動了學校校警和FBI。
馬內阿是一個沉迷於書寫自我的人，個人經歷在作品中反覆出現，幾乎讓人擔心這是創作力衰竭，但從《黑信封》到《巢》，可以模糊看見他的寫作主題漸漸發生了轉變：流亡之前，他被體制的牢籠所困；流亡之後，他被自由的虛空所困。這種永恆的邊緣感已經說不清楚是承受懲罰還是自由選擇，他喜歡的齊奧朗還說過：「你與祖國對峙，是出於對絕望的需要，出於對更加不幸的渴望。」《黑信封》就像對這句話的腳注，而在《巢》的故事裡，「祖國」也可以替換為「美國」。
馬內阿多次寫到自己的父親，寫他在集中營中驚恐地發現自己潔白的襯衫領子上有一隻虱子，「這樣的生活不值得過下去」，但是母親向他保證，他會重新穿上漿得硬挺挺的白襯衫。然後到了1958年，他又一次坐牢，穿上慘不忍睹的制服，因為沒有當場支付兩公斤肉錢，父親被判刑五年。當然，他的父親沒有來到美國，但是從馬內阿的命運也許可以想像這一幕如果發生，父親也不見得會覺得「這樣的生活值得過下去」，即使他能保證自己穿上漿得硬挺挺的白襯衫，但生活又不能僅僅是漿得硬挺挺的白襯衫。因為習慣了籠子的鳥，會對天空感到恐懼。
馬內阿的書裡總是混雜著恐懼與尊嚴、抵抗與虛無，因為他的人生就是如此，他其實很早就意識到羅馬尼亞社會主義新政權對自己的不友好，但在其他猶太人陸陸續續遞報告申請去以色列時，馬內阿拒絕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為，因為「我對一切改變命運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懷疑。在我看來，對我們不夠完美的、短暫的現狀承擔起責任，並予以理解，更勝於僅僅做出地理方位的調整這種改變」。《巢》裡也寫過，加什帕爾要求學校刪除關於他是一個大屠殺倖存者的介紹，因為在家庭中這是一個禁忌的詞語，這代表著侮辱：「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從奧斯維辛回來，請一個醫生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塊皮膚，那上面文著他的囚徒號碼。這是他回來後做的第一件事！他從來就不提及那些年。」
在納粹的時代，馬內阿是猶太人；在齊奧塞斯庫的時代，他是被嚴密監控的作家；在自由的紐約，他是用沒有多少讀者的小語種寫作的流亡者。諾曼·馬內阿，一個「異國情調的啞角」，這個詞是他的創造，「在自由的狂歡節中，自己是一個異國情調的啞角。」馬內阿還說，「我既不想要痕跡，也不想要回憶」（這是《巢》的最後一段），但他顯然失敗了，他的文字永遠如此：一個異國情調的啞角說出的話語，充滿痕跡，充滿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