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在布列塔尼租了所別墅，準備在那裡度暑假。艾萊娜和艾芙已經帶了一個保姆和一個廚娘先去了那裡，她們母親答應在八月三日去那裡與她們團聚。她必須在巴黎完成一學年結束時的各種工作。她已經習慣於在白求恩碼頭路空蕩蕩的家裡單獨度過一年最炎熱的幾天時光，甚至連個女傭也沒有。她白天在實驗室度過，晚上很晚才回家，家裡只有看門人隨便打掃一下房間。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瑪麗給女兒們寫信說：
親愛的艾萊娜、親愛的艾芙：
看來時局日趨嚴重。我們在隨時等待動員令。我不知道能不能動身。不要慌，要鎮靜，要鼓起勇氣。如果戰爭不爆發，我星期一就去與你們會合。如果戰爭爆發了，我就留在這裡，盡快把你們接回來。艾萊娜，你我要做點有益的事情。
八月二日：
我親愛的女兒們：
戰爭動員已經開始。德國人不宣而戰打進了法國。我們暫時不方便通信了。
巴黎還平靜，給人的印象很好。不過到處能看到人們傷心離別。
八月六日：
我親愛的艾萊娜：
我也很想把你們接回來，可暫時辦不到。要有耐心。
德國人一路打過比利時，但是勇敢的比利時人不會不抵抗就屈服……法國人全都充滿了希望，認為這場戰鬥儘管艱苦，但肯定會有轉機。
波蘭的一部分已經被德國佔領。經過這場戰爭後，波蘭還能剩下什麼？我根本得不到家裡親戚的消息。
瑪麗周圍異常冷清。她的同事和實驗室工作人員都入伍了，身邊只剩下因心臟病不能參軍的機械師路易斯·拉戈特，還有個身材只有桌子那麼高的女傭。
這個波蘭女人並不考慮法國僅僅是自己的第二故鄉，她這時只有一個想法：為她的第二祖國服務。作為母親，瑪麗沒有夢想著去跟女兒們團聚；作為身體虛弱的病人，她全然不顧自己的疾病；作為科學家，她把個人的研究工作推到以後和平時期再做。在這個嚴重的特別時期，她的直覺和主動精神再一次被喚醒了。
她沒有輕易決定關上實驗室的門，像許許多多勇敢的法國女子一樣去當白衣護士……她一拿到了衛生機關的證件，立刻便發現當局忽視了一個問題，覺得這是個可悲的空白：前線和後方醫院都沒有X光檢查設備。
自從一八九五年倫琴發現X光以來，無需手術輔助便能「看到」人體骨骼和器官，並拍成照片。在一九一四年，法國放射科大夫使用的倫琴診斷機數目極為有限。戰時軍事衛生服務機關向幾個大的救護中心提供了不多幾台這種奢侈的大機器，僅此而已。
這種神奇的設備能立刻發現傷員身體裡的步槍子彈或炮彈碎片，準確找到其位置。難道這能算是奢侈品嗎？
瑪麗的研究工作從不涉及X射線，但她每年在巴黎大學都要作幾個關於X射線的講座，所以對此非常瞭解。她將自己的科學知識自然而然應用在這方面，預見到在這場可怕的屠殺中需要什麼：必須馬上建立大量放射線檢查站。為了適應軍隊的流動性，需要製造輕便靈活易於攜帶的設備。
瑪麗認識到自己的工作領域，便立刻開始動手。幾個小時後，她列出大學各實驗室的設備清單，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實驗室設備。然後她到各製造廠家作了一輪拜訪，可用的X光材料都集中起來，然後分散到巴黎地區各醫院。從教授、工程師和科學家中招募了志願工作者。
但是他們如何幫助大批大批送來的傷員呢？傷員送來的速度簡直快得驚人，而戰地醫院還什麼設備都沒有。有些戰地醫院連供電都沒有，如何使用這種設備呢？
居里夫人找到一個解決辦法。她用法國婦女聯合會提供的基金，創造了第一輛「放射線汽車」：在一輛普通汽車裡安裝倫琴設備，由汽車馬達驅動的發電機供應所需電力。這個完整的移動站從一九一四年八月起在各戰地醫院之間巡迴工作。這是為馬恩戰役中撤回巴黎來的傷員做檢查的唯一射線檢查機器。
德國軍隊快速推進。瑪麗面臨著一個亟須做出的決定：留在巴黎，還是去布列塔尼與女兒們團聚？假如敵人有可能佔領首都，她應該隨衛生機構一道撤離嗎？
她冷靜考慮著這些不同道路，最後做出了決定：不論發生任何事情，她要留在巴黎。不但是她目前擔任的救護工作需要她留下來，她還要為自己的實驗室著想，為居維埃路的實驗室和皮埃爾·居裡路上新實驗室裡的精密儀器著想。她想道：「如果我在這裡，德國軍隊也許不敢搶劫這些東西；如果我走了，一切都會被搶走。」
儘管這種推論相當荒謬，不過這畢竟給指引她行為的本能找到了些許合理的借口。瑪麗是個固執而頑強的女人，她的自豪感不容她臨陣脫逃。她認為，害怕就等於為敵人服務。什麼也不能引誘她放棄，不能讓敵人得意洋洋佔領空無一人的居裡實驗室。
她已經做好了與女兒們永別的準備，把她們托付給丈夫的哥哥雅克。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瑪麗寫信給艾萊娜說：
……巴黎可能面臨圍城，那樣我們的聯繫就隔斷了。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要勇敢地忍受，與這場大規模戰爭相比，我們的個人願望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們分離的時間比預料的長，你一定要負起照顧妹妹的責任。
八月二十九日：
親愛的艾萊娜：
你知道，現在證明我們的聯繫不會被隔斷了。不過我要告訴你，應該隨時準備發生各種變化……巴黎距離前線很近，德國很有可能打到巴黎附近。所以，你要有勇氣和信心！要想到你當姐姐的責任，現在你該認真擔負起這種責任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你星期六寄來的信收到了，信寫得太好了，我多想吻你，幾乎忍不住要流下眼淚了。
戰事不順利，我們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不安。我們需要極大的勇氣，希望我們不缺乏勇氣。我們一定要相信艱難日子過去後，好時光就會到來。我的乖女兒們，我心懷這種希望想念著你們。
雖然瑪麗平靜地面對著巴黎可能被圍城、遭轟炸，甚至被佔領的生活，但是，有一樣珍貴的東西她一定要防止侵略者奪走：她的實驗室擁有的那一克鐳。她不敢托付任何人，決定親自把它運到波爾多。
於是，瑪麗搭乘了一趟匡當作響的火車，這趟火車上坐著撤離的政府官員和重要人物。瑪麗身穿黑色駝絨風衣，帶著個小行囊，一克重的鐳裝在裡面，當然，鐳分裝在一個個小玻璃安瓿裡，外面是沉重的鉛屏蔽罩。居里夫人居然在長凳盡頭找到個座位，面前還有個放沉重行囊的地方。她打定主意，不聽充滿車廂的悲觀交談，兩眼凝視著外面灑滿陽光的田野。但窗外也是一派失敗景象：鐵路旁邊的國道上，連綿不斷的汽車都在向西面逃難。
波爾多擠滿了逃難來的法國人。腳夫、出租車和旅館都難得找到。夜幕降臨時，瑪麗仍然站在車站廣場上，身邊放著自己搬不動的負擔。人群推搡著她，可她並不動怒，反倒覺得自己的處境很有趣。難道她得坐在這個價值一百萬法郎的箱子上過夜？幸而教育部的一個僱員也搭乘這趟車來了，認出她後便幫她的忙。這位救援者在一個私人住房裡幫她找了間屋子。那一克鐳和重達二十公斤的屏蔽罩也有了安置的地方。第二天早上，瑪麗把這件棘手的寶貝存進一家銀行的保險庫，終於放了心，便踏上返回巴黎的旅途。
她來這裡沒受到人們注意，但是要啟程返回首都了，卻激起人們熱烈的議論。一群人聚在一起討論這個怪現象：「這個女人要回那兒去。」這個「女人」仔細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過多說了幾句話，平息驚慌失措的傳言。她用溫和的口吻告訴大家說，巴黎肯定能挺住，巴黎居民不會遭受危險。
她返程搭乘的是一列軍車，上面只有她一個平民。這列火車慢得要命，多次中途停車，一停就是幾個鐘頭。瑪麗自從前一天離開實驗室就沒時間吃東西，這時餓壞了。有個士兵從背包裡拿出一大塊麵包給她，她接受了。
受到戰火威脅的巴黎非常安靜。她覺得，在九月初的陽光下，這座城市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美和價值。難道這顆珠寶真的要失去？但是，一個消息在街上像海嘯般傳播開來。居里夫人風塵僕僕剛到巴黎，就趕忙去打聽，結果是：德國人的進攻被粉碎，馬恩戰役開始了。
瑪麗趕往高等師範學院找她的朋友阿佩爾和波瑞爾，要求馬上在他們建立的醫療機構中服務。這個機構叫國家急救中心，保羅·阿佩爾是這個慈善團體的主席，對這個疲憊不堪的可憐女人充滿同情，請她在沙發上躺下，還要求她以後幾天要多休息。這話她可不聽。她要行動，要工作……後來，阿佩爾談到她，說：「她坐在沙發上，臉色蒼白，眼睛瞪得老大，簡直氣炸了。」
一九一四年九月六日，瑪麗寫信給艾萊娜說：
……此時戰場在變化。敵人在撤退，遠離開巴黎了。我們都充滿了希望，對最後的勝利滿懷信心。
……要讓小費南德·沙瓦納做物理題。你們現在不能為法國工作，就要為祖國的未來努力。唉，這次戰爭結束後，許多人都不在了，他們留下的位置必須有人填補。你們要盡自己的能力學習數學和物理。
巴黎得救了。瑪麗便派人把女兒們接回來。兩個女兒強烈反對讓她們過逃難生活。艾芙回到學校上課，艾萊娜學習護士課程，要拿護士文憑。
居里夫人的預料沒錯。這是一場持久而殘酷的戰爭，越來越多的傷員需要就地做手術，戰地醫院必須有手術師和放射科醫生，亟須緊急製造很多倫琴設備，而且特別需要放射診斷車巡迴工作，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這些汽車被各軍區暱稱作「小居裡」。瑪麗不顧官僚們的冷漠和遲鈍，在實驗室裡將其一輛輛裝備起來。我們這位膽怯的女人忽然變成個要求苛刻、發號施令的強人了。她纏住懶惰的官員不放，要求他們發放通行證，要求他們發許可證，要求他們徵用汽車。他們給她製造困難，拿出規章制度阻止她……「平民不能麻煩我們！」許多官員就抱著這種想法。但是瑪麗並不讓步，繼續爭取，最後總是贏得勝利。
她毫不留情地向公民索取私人汽車。在她的要求下，諸如加內侯爵夫人和穆拉公主等許多慷慨的婦女把自己的豪華汽車送給她或借給她，她立刻把車改裝成放射診療車，還以稍帶嘲弄的口吻保證說：「戰爭打完就歸還你們的汽車，說話算話。如果到時候還能用，我就還給你們！」
瑪麗就這樣改裝了二十輛汽車投入使用。其中一輛車由她自己使用。那是一輛車身像卡車的雷諾牌平頭汽車。車身按規定漆成灰色，上面有紅十字標誌和一面法國國旗。她就在這輛汽車裡過著冒險家和大統帥的生活。
常常有電報或電話通知居里夫人，說一個住滿傷員的戰地醫院急需馬上提供放射診斷設備。瑪麗就會馬上檢查自己車上的設備和發電機，趁司機給汽車加油的時候，趕回家取她的黑斗篷、旅行帽、旅行包。那頂小圓帽早已褪色，不成形狀了，黃色旅行包的皮面剝落到處是裂縫。她坐在司機旁邊沒擋風玻璃的座位上，這輛勇敢的汽車就全速出發，奔向亞眠、伊爾普、凡爾登，平均速度大約是每小時二十英里——這就是車子的最快速度了。
經過幾個哨卡，同懷疑的哨兵解釋過後，便到了醫院。瑪麗立刻投入工作。她選定一間屋子作放射檢查室，便把她的一個個盒子搬進去，拿出工具，組裝設備，連接到汽車上帶的發電機。司機一見她的手勢便啟動發電機，瑪麗就測量電流強度。為傷員做檢查前，她還要準備好「透視屏」，把防護手套、眼鏡、做記號用的特製鉛筆和確定子彈位置的鉛標等物放在手邊。接著，她用帶來的黑簾子或者乾脆用醫院的普通毯子遮住窗戶，把屋子一側臨時改成暗室，放好沖洗感光片的顯影藥水。就這樣，瑪麗到醫院半個鐘頭以後，一切便就緒了。
痛苦的行列開始行進。外科醫生和居里夫人待在那間暗室裡，開動的儀器籠罩在神秘的光環下。人們把一個個傷痛的身體抬進來。傷員躺在放射診斷台上。瑪麗將儀器對準受傷部位，調整位置，得到清楚影像。骨骼和器官的輪廓清晰顯現出來，其中看到一塊黑黑的陰影：子彈或炮彈碎片。
一名助手記下醫生的觀察結果，瑪麗迅速紀錄下影像上的彈片位置或拍攝成感光片，作為外科醫生取彈片的依據。有時候，醫生就在「射線下」施手術，在透視屏上看到手術鉗插入傷口，避開骨骼，夾住彈片。
十個、五十個、一百個傷員……幾個鐘頭過去了，有時要一連工作幾天。只要還有傷員，瑪麗就一直待在暗室裡。離開戰地醫院前，她還要研究在哪裡能安置固定的放射檢查設備。最後，她才把設備收拾起來，爬上那輛神奇的汽車，出發回巴黎。
用不了多久，這所戰地醫院又會看到她的身影。她上下周旋弄來設備，搬到這裡來安裝。一個使用這種儀器的人會跟她一道來，但是誰也不知道她是怎麼弄到這個人的，也不瞭解她如何培訓他從事這項工作的。從此，這所戰地醫院便有了X光室，用不著她來幫忙了。
瑪麗除了裝備那二十輛射線檢查車，還用這樣的方式裝備了二百個放射檢查室。居里夫人親自創建啟用了共二百二十個移動或固定的檢查站，使用這些設備檢查過的傷員總數超過了一百萬人。
瑪麗的力量源泉不僅僅來自她的科學知識和勇氣，她具有一種樸實而寶貴的「適應」天賦，而且發揮到了極致。戰爭時期，法國人將打破官僚主義桎梏的創造性做法稱作「D機制」，這種機制瑪麗運用裕如。她強迫自己進行系統訓練，不但完善自己操作倫琴儀器的技術，閱讀解剖學論文得到放射醫學知識，而且還學開車，拿駕照，瞭解機械常識。她最不願意求助於他人，更不願意讓人為她服務。
如果司機不在，她就自己駕駛那輛雷諾車，在顛簸的公路上到處奔波。人們見過她在嚴寒天氣裡精神十足地使勁用搖把發動汽車，也見過她奮力用千斤頂抬起沉重的汽車更換輪胎，或者用科學家的精密態度，皺起眉頭清理骯髒的化油器。要是通過火車托運儀器設備，她就親自動手把設備裝上車皮，到達目的地後，又是她親自動手卸車，拆開包裝，看看有沒有發生什麼損壞……
她對自己是否舒適毫不在意，也從不要求特殊照顧。從來沒有一個著名婦女像她這樣，她從來不給人添任何麻煩。她根本不在乎怎麼吃飯，也不在乎在哪兒睡覺——她要麼睡在護士宿舍，要麼像在霍格斯泰德戰地醫院那樣，在露天支個帳篷，倒頭便睡。當學生的時候，她在閣樓上凍得渾身發抖，如今無需適應就變成一名士兵，參加進一場偉大的戰爭。
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瑪麗寫信給保羅·蘭格文說：
我還沒有決定何時動身，但不會太晚。我收到一封信，說聖波爾地區的那輛放射檢查車已經損壞。這等於是說，整個北方都不能做放射診斷了！我正在採取必要步驟，抓緊時間趕緊出發。我的祖國飽受一個多世紀的苦難，如今又倒在血泊中了。但是，既然我不能為不幸的祖國效勞，就決心盡全力為我的第二祖國服務。
在巴黎，艾萊娜和艾芙的生活就像參戰軍人家屬一樣。母親只有在腎臟疾病發作時，才能回家休息幾天。只要她在家，那就是生了病。沒病的時候，她總是在法國或比利時的三四百家戰地醫院裡，要麼在蘇彝普，要麼在蘭斯，要麼在加來，或者在波普林格。戰爭在持續，她也在這些醫院之間巡迴。艾芙匯報自己歷史或法文考試成績優異，寫信給媽媽時，收信地址從來十分奇怪，也特別迷人：
「福赫納，高尚玫瑰旅館，居里夫人收。」
「上萊茵，摩維拉，第二附屬醫院，居里夫人收。」
「第一一二醫院，居里夫人收。」
瑪麗在巡迴中，只要一落腳，就給巴黎匆匆寫個明信片，向女兒們簡單通報自己的消息：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親愛的孩子們：我們到了亞眠，在這裡睡，一路只爆了兩個輪胎。替我問候大家。媽。
同一天：
抵達了阿伯維爾。讓·佩林開著自己的汽車撞上一棵樹。好在沒有大損傷。繼續向布洛涅行駛。媽。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親愛的艾萊娜：一路上發生過種種事故，終於抵達了波普林格。可我們還不能工作，要等醫院做出一些改變才行。他們要給汽車蓋個棚子，還要在一個大病房裡隔出個小間，安置射線檢查設備。這些耽擱了我的工作，很難想出其他辦法。
幾架德國飛機朝敦克爾刻投彈，炸死幾個人，不過大多數人並不太驚慌。在波普林格也時而發生這種事，不過不常有。我們一直能聽到大炮的轟鳴聲。這兒沒下雨，有點凍。醫院熱情接待我，讓我單獨住一間房，還給我生了火爐，比福赫納強多了。我在醫院吃飯。親切擁抱你們。媽
一九一五年五月：
親愛的：我在沙隆等了八個鐘頭，今天早上五點才抵達凡爾登。汽車也到了。我們正在組織安排！媽。
一九一五年四月的一天晚上，瑪麗回家後臉色比平時更蒼白，行動也不像平時那麼敏捷。人們關心她，問長問短她都不說，關上自己房間的門生悶氣。
原來，從福吉斯返回的路上，司機把車翻到溝裡了。瑪麗當時坐在車廂裡，周圍都是儀器，結果被埋在下面。她非常惱火不是因為自己受了嚴重擦傷，而是立刻想到玻板X光片都碎了。那年輕司機嚇傻了，稀里糊塗問：「夫人！夫人！你死了嗎？」這一問倒把壓在沉重儀器下面的瑪麗逗樂了。
她並沒有向人們講述事故經過，她的傷不太重，就躲在家裡自己包紮傷口。後來家人在報紙上看到這次事故的報道，在盥洗室看見幾片帶血的布片，才得知此事。可她已經再次出發了，隨身帶著她的黃色皮包和舊圓帽，還有她專門為「參戰」買的男式黑皮錢包。
在一九一八年，她把這只錢包忘在一個抽屜裡，再也沒有碰過，直到她一九三四年去世後，才被發現。人們發現錢包裡有一張身份卡片，上面寫著「居里夫人，射線服務主任」，有一張大炮及炮彈軍需次長簽署的文件「允許居里夫人使用軍用汽車」，有大約十張法國婦聯簽署的「特別使命」命令文件，有四張照片：一張瑪麗的，一張她父親的，兩張她母親斯科洛多斯卡夫人的，有兩個空的小口袋，無疑是她在旅行得空時種花用的花籽袋子，一個袋子上寫著：「迷迭香種子，四到六月間在苗圃播種。」
居里夫人並沒有為這種令人驚異的生活準備什麼特別服裝，只是在輪流穿的舊衣服上套了個紅十字臂章。她從來不戴護士用的面紗，工作的時候也不戴帽子，只是在衣服外面套上件實驗室穿的普通白大褂。
她丈夫的侄子莫裡斯·居裡在沃古斯當炮手，寫信給她說：
艾萊娜告訴我說，你在凡爾登一帶。凡看見醫療車輛經過，我都探頭看看車裡的人，只見人們戴著滿是裝飾條紋的帽子。我猜想，軍事當局大概不會讓你按規矩穿軍裝吧……
這位到處巡迴的人幾乎無法照顧自己的家。家裡便不成樣子了。艾萊娜和艾芙繼續上學，成績好壞參半。她們還為士兵們織毛衣。餐廳牆上掛著一幅大地圖，她們在戰略要地位置插上一面面小旗子，密切關注著戰事進展。瑪麗要孩子們自己出去度假。她對孩子們的關心僅此而已。她允許艾萊娜和艾芙在敵軍轟炸時睡在床上，而不必鑽在地窖裡瑟瑟發抖。一九一六年，她同意孩子們參加秋收隊，去布列塔尼代替上前線的男人收穫莊稼。兩個孩子在那裡割麥子、打麥子，干了兩個星期。一九一八年，她們不顧德軍大炮轟擊，留在巴黎。我認為，瑪麗不願讓女兒們過分謹慎小心。
艾芙還幫不上她的忙，但艾萊娜十七歲便掌握了放射知識，同時還沒有耽誤中學畢業考試，也沒有耽誤在巴黎大學的學業。起初，她當母親的「操作員」，後來單獨執行過許多次使命。瑪麗派她去許多戰地醫院，儘管她還太年輕，可母親覺得她既然擔負了責任，自然該住在福赫納、霍格斯泰德、亞眠等地的戰區裡。居里夫人與這位年輕姑娘間建立起一種戰友般的親密關係。這位波蘭女人不再覺得孤獨，可以跟自己的合作者和朋友們談工作，也可以推心置腹談自己的憂慮。
戰爭開始後的幾個月裡，瑪麗跟艾萊娜進行過一次重要交談。
她對女兒說：「政府要求公民捐獻黃金，很快還要發行公債。我要獻出僅有的一點點金子，還要獻上我獲得的科學獎章，這種東西對我沒用。還有，因為太懶惰，我第二次獲得的諾貝爾獎金還存在斯德哥爾摩沒取，是瑞典克朗。這是我們家最大的一筆財產。國家正需要錢，我想把這筆錢提回來買戰爭公債。不過，我並不抱幻想，這錢可能會一去不復返。所以，如果你不同意，我就不做這種『傻事』。」
後來，她們把瑞典克朗兌換成法郎，又變成戰爭公債，繼而變成「國民捐款」或「自願捐獻」。正如瑪麗預料的一樣，最後消失得一個子兒也沒剩下。她把自己的金子捐獻到法蘭西銀行。接待她的職員接受了金錢，但拒絕接受獎章，那位職員情緒激動，堅決不肯將這些榮譽的獎章送去熔化。瑪麗並不領情，認為這是拜物主義，太荒唐了。最後只好聳了聳肩，把獎章帶回實驗室。
如果居里夫人有了一個鐘頭的休息時間，她就會待在皮埃爾·居裡路的實驗室，坐在花園裡的一張長凳上，看著她心愛的椴樹，望著新建起卻空蕩蕩的鐳研究院，想著自己最喜歡的一個實驗室助手。那是個波蘭人，名叫讓·達尼什，他已經在戰鬥中英勇犧牲了。她歎息著，不知道這種血腥的恐怖何時才能終止，何時才能重新埋頭研究物理學。
她並不讓這種無益的空想折磨自己，她不斷地為戰爭提供服務，但同時也在默默為和平做著一點點準備。她盡量抽出時間，將居維埃路上那間實驗室的設備一點點搬到皮埃爾·居裡路上的新實驗室裡。打包、裝車、卸車，開著她那輛舊放射檢查車，從一個建築物跑到另一個建築物，像螞蟻搬家一樣忙碌。沒過多久，新實驗室裝備完畢了！最後，瑪麗在存放放射性材料的屋子周圍赫然堆了一層沙袋，這才算結束了自己的安裝工作。一九一五年初，她把那一克鐳從波爾多運回來，供國家使用。
鐳與X射線都能對人體產生各種治療效果。在一九一四年，國家還沒有組織射線醫療，因此瑪麗要再次創造，並作臨時醫療準備。她將自己那一克鐳獻出來，搞「射氣服務」。每個星期，她都要利用鐳「擠奶」，讓它發出射氣，將射氣裝在試管裡，送到巴黎大醫院和其他衛生中心，用以治療「惡性」傷痕和許多種皮膚損害。
射線檢查車、射線檢查站、射氣治療服務……還有更多的有用服務逐漸創造出來。但是，缺乏受過培訓的操作人員。瑪麗對此十分憂慮。她建議設置並講授一種放射學課程。沒過多久，二十名護士便召集起來，在鐳研究院進行第一期培訓。教學計劃包括電學與X光理論課、實踐操作練習，還有解剖學。授課教師是居里夫人、艾萊娜·居裡，還有一位迷人的女學者克萊恩小姐。
從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瑪麗就這樣培訓出一百五十名放射科操作技師，受培訓的人員有各階層的人士，有的人受過的教育程度很低。起初，居里夫人的名聲讓他們感到害怕。但是，這位女科學家很快便以熱心和懇切贏得了大家的歡迎。瑪麗有一種異乎尋常的天賦，能讓缺乏知識的人接受科學。她特別喜歡把工作搞得盡善盡美。她的一位學員以前是位女傭人，這位學員頭一次為照相版顯影，就像個藝術家一樣搞得完美無瑕。居里夫人無比欣喜，好像這是她自己取得的勝利。
法國的同盟國也開始相繼求助她了。從一九一四年起，她頻繁光顧比利時的許多醫院。在一九一八年，她應意大利政府的要求，前往意大利北部執行一項使命，調查當地的放射性物質資源。不久之後，她迎接二十名美國遠征軍士兵來自己的實驗室，向他們傳授放射學知識。
由於新職務的關係，她能接觸到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有些外科手術師理解X光的用途，把她當成了不起的同事，也當成可貴的合作者。比較無知的另一些人卻不信任她的設備。但是，經過幾次確有效果的放射診斷後，他們這才驚異地發現，「它真的有效」。瑪麗指給他們看經射線顯示在透視屏上的彈片，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通過常規手術辦法卻怎麼也找不到這些彈片，還讓傷員飽吃了苦頭。他們立刻信服了，把這種方法當成奇跡來談論……
她時常遇到時髦女人或醫院的贊助者。這些人隨便地朝這個頭髮灰白的女人看一眼，見她不講究衣著，也不在乎人們叫她什麼名字，便往往把她當成個下屬來對待。每逢這類虛榮心讓她稍感惱火時，她便會想起一位護士和一個士兵，心情馬上便平靜下來。那兩位是她在霍格斯泰德醫院工作時的同伴：比利時王后伊麗莎白和國王艾伯特。
雖然瑪麗的態度往往冷淡矜持，她對傷員卻十分和藹熱情。有些原來當農夫當工人的看見倫琴儀器覺得害怕，問這種檢查會不會傷著他們。瑪麗就安撫他們說：「你們會看到，這就像拍照片一樣簡單。」她使出自己渾身解數，設法用悅耳的聲音對他們說話，雙手撫慰他們，拿出極大的耐心。那是對生命的虔敬。為了拯救人命，也為了減少他們的痛苦，讓他們免受切割檢查之苦，因此避免虛脫，她可以做出最艱苦的努力。只有一切辦法無效時，她才會採取強制手段。
這四年中，她遭受了無數艱難困苦，冒著極大的危險，可她從來沒說過。既沒有提過能把她整垮的疲憊，也不提隨時有送命的危險，更不說X射線和鐳對她已經受損的器官產生的嚴重危害。她在同伴面前只露出一副無憂無慮的神色，甚至表現出快樂，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快樂。戰爭教會了她這種興致，這是最美的面具，是勇氣的面具。
儘管如此，她內心中卻極少感到過歡樂。一想到研究被打斷，波蘭親人沒有消息，她就感到深深的痛苦，世界範圍的瘋狂戰爭更增添了她的恐懼。她見到過成千上萬個傷殘的身體，聽到過無數的呻吟和尖叫聲。這些記憶讓她的生活久久籠罩在陰鬱之中。
停戰的禮炮聲傳進了她的實驗室。她要用國旗裝飾鐳研究院，於是帶著自己的合作者瑪特·克萊恩到附近店舖尋找法國國旗。但是，各商店的國旗都賣光了。她最後只好買回三種顏色的布料，讓女僕巴迪內特夫人縫起來，掛在窗前。瑪麗興奮得渾身發抖，不能自己。她和克萊恩小姐登上那輛放射檢查車，這車用了四年，已經破舊不堪。理化自然科學學部的一個工人為他們開車，在幾條街道上來回遊行，慶賀勝利。街道上的人群歡樂中帶著肅穆。協和廣場人山人海，汽車再也無法通過。有些人順著擋泥板爬上車頂。瑪麗的汽車再次上路時，車頂上載著十幾個額外的乘客，他們整整一個上午都待在車頂上歡呼慶祝。
戰爭的結局對瑪麗來說是雙重的勝利。波蘭在戰火的灰燼中重新誕生了。受過一個半世紀的奴役後，波蘭重新變成一個自由的國家。
這位前斯科洛多斯卡小姐又回顧起自己童年受過的欺凌，以及青年時期的奮鬥。她還是個小娃娃的時候，曾以裝假和計謀與沙皇官員周旋；後來在華沙的一些窮人的房子裡與流動大學同伴秘密集會；在斯茨組基時，她教農人的子女讀書……這些並非枉然。為了自己的「愛國夢」，她多年前幾乎犧牲了事業，甚至幾乎犧牲了與皮埃爾·居裡的愛情。如今，她的夢想變成了眼前的現實。
一九二年十二月，瑪麗寫信給約瑟夫·斯科洛多斯基說：
我們這些生來受奴役、戴枷鎖的人獲得了新生，我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終於看到了祖國的復活。我們原先不敢希望親自見到這一時刻，以為就連我們的子女也不會見到這一時刻。可這個時刻終於到來了！不錯，我們的祖國為了這一幸福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且還會付出更多代價。儘管戰後仍有陰霾，然而，難道這不比戰後波蘭仍然受肢解戴枷鎖好嗎？要是那樣，人民該如何痛苦失望啊！我像你一樣，對未來也充滿了信心。
這種信心和這些夢想讓瑪麗的個人焦慮得到些許安慰。然而，戰爭攪亂了她的科學研究，消耗了她的體力，使她破了產。她交給國家的錢像雪一樣溶化得無影無蹤。她考慮著自己的物質條件，感到非常擔憂。如今她五十多歲了，卻幾乎變得一窮二白。她自己和女兒們的生活只能完全依靠她當教授的薪金——每年一萬二千法郎。她的體力能夠讓她在退休前保證教學工作，並擔當起實驗室主任的職責嗎？
瑪麗並沒有放棄她的戰時職務，戰後兩年多時間裡，學習放射診斷的學生繼續到鐳研究院來上課。與此同時，瑪麗又一心撲到畢生熱愛的物理學中。有人請她寫一本論《戰時放射學》的書，她在書中歌頌科學發現和不懈的研究，及其對人類貢獻的價值。她從悲慘的參戰經歷中找到了熱愛科學的新理由。她在書中說：
放射學在戰爭中的應用提供了一個顯著的例證，證明純科學的發現在特定條件下，無疑可得到廣泛的用途。
直到戰爭之前，X射線的用途還十分有限。在人類遭受的這場大劫難中，受難者人數多得驚人，人們的強烈反應便是盡量挽救所有能挽救的人，利用一切手段保護人的生命。
人們馬上設法利用X射線，使之最大限度地為人類服務。原來看似困難的手段立刻找到了解決方案，變得簡單易行。材料和人員像施了魔法一般翻倍增加。原來不理解的人轉而接受；原來不會的人學著使用；原來不關心的人變得關心投入。因而，科學發現超越了其自然活動的領域。鐳療法或放射性元素的輻射用於醫療也發生了類似的演化。
在十九世紀末葉，科學將放射現象揭示出來。我們從這一意料之外的發展中能得到什麼結論呢？這個結論應該是：我們對純粹的研究應該更加抱有信心，應該更加增加對這些研究的尊敬和欽佩。
從這本枯燥的技術性專著中，我們很可能無法認識到瑪麗·居裡的獨創性多麼重要。她竭力用客觀口吻描述，完全不提自己的作用，將自己徹底隱藏起來，在不突出個人作用方面，她真是個天才！瑪麗認為，「我」這個字眼不是可憎，而是根本不存在。她的工作彷彿是由某種神秘的實體完成的。需要用「我」字的時候，她要麼用「衛生機構」來代替，要麼用「人們」來代替。在絕對無法避免的時候，才用「我們」這個字眼。對鐳的發現也掩飾在「十九世紀末葉，科學將這種新的射線揭示給了我們」這個說法裡了。居里夫人不得不提到自己時，總是設法把自己融入不提名的眾人之中：
在剛剛過去的幾年中，我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希望為保衛祖國服務，因此立刻轉向了放射學。
儘管她如此謙遜，但有一件小事仍可以證明她自認為為法國盡了力。她以前拒絕受頒榮譽十字勳章，以後也再次拒絕過。但是，與她親近的朋友都清楚，如果有人提議在一九一八年授予她軍人騎士勳位，她準會接受。
這種稍稍違反她原則的事沒有輪到她。數目眾多的「夫人們」得到授勳，獲頒獎章，可我母親什麼也沒得到。幾個星期過後，便沒人記得她在這一部宏大的演出中扮演過什麼角色了。儘管她做出了相當特殊的貢獻，但沒人想過應該給居里夫人衣服上別上一枚士兵的小十字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