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在亙古如一的清皎月色裡，人的生命顯得渺小又無常。
與今人相較起來，古人對「無常」的感受無疑要深切得多。即便在和順的太平年間，古人的生命亦脆弱得如同蟬翼。只消一次小小的意外、一場平常的疾病，一個正在盛放的生命彈指間便已消殞，任你是帝王將相、公子王孫，不經意中就會被死神的鐮刀收刈，人間藥石終歸回天乏力。
但是，即便在見慣了生命無常、命運翻雲覆雨的古人眼裡，李叔恆家族的命運也無常得過分了些。
李叔恆少年聰慧，才氣逼人，年近二十歲就考中了進士。唐代科舉有所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形容進士科之難考，知命之年若能及第已屬不易，弱冠而及第者自是鳳毛麟角，李叔恆就屬於這鳳毛麟角。無奈才命相妨，李叔恆只活到二十九歲，妻子盧氏青春守寡，一個人撫養幼子李輔，教他繼續走讀書應舉之路。
李輔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成人之後通過了明經科的考試，被朝廷委任為邢州錄事參軍。雖然這只是個微不足道的職位，但既然已經邁進了官僚體制的大門，總會一步步陞遷調任、光耀門楣的。李家的遠祖是西涼武昭王李暠的第八子李翻，李翻的二哥李歆則是唐王朝皇室的遠祖，如今說起來雖然關係遠到了幾乎毫無瓜葛的地步，但自家畢竟與皇帝同宗別派，都是西涼武昭王李暠的後裔，這樣看來，唐王朝的事業又何嘗不是自家的事業呢？
年輕的李輔躊躇滿志，已經上了些年紀的盧氏看著兒子一步步登科做官、娶妻生子，自己也從母親升格為祖母，在欣慰的笑容下，不知道是否也會偶爾緬懷被命運犧牲掉的大好青春呢？
李輔給兒子取名李嗣。「嗣」是繼承的意思，這個人丁單薄的家庭需要子孫們頑強地抵禦無常的命運，守住祖先的香火，不可讓它熄滅。這大概是李輔生命中唯一的目標吧，在生下兒子、留下了家族的血脈之後，他便像父親李叔恆一樣，匆匆忙忙地辭別了人世；也像父親一樣，將撫育幼兒的擔子完全甩到了女人肩上。
十年之後，含悲忍痛的盧氏夫人病故，其時孤孫李嗣尚未成年。人從來不會因為堅忍和善良就受到命運額外的眷顧，但命運之神終於眷顧了盧氏一次：沒有拖長她的壽命，不許她看到李嗣將來完完全全地繼承了父親的命運——幾乎是一模一樣地考試做官、娶妻生子，然後，在一個成年人事業和家庭生活的起跑線上客死他鄉。
李嗣一系原籍懷州（今屬河南省），李叔恆的墳塋就在懷州之東原，從李輔開始遷居二百里之外的鄭州滎陽，而到了李嗣這一代，全家人隨著家主李嗣遠赴江南千里入幕。當李嗣過早地死於江南之後，妻子拖著幼小的兒女們，千里迢迢地將李嗣的靈柩運回滎陽安葬。李家三代孤寒，家境原本就不寬裕，這一次的千里之行更是耗盡了家裡最後的一點財力，當孤兒寡母回到滎陽老宅之後，不知道生活將何以為繼呢？
那時候，作為家中的長子，李商隱年僅十歲。
2
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年），式微的大唐王朝正在展露出一些中興的氣象。人們仍然沉浸在去年全國大豐收的喜慶氛圍裡，雖然黃河在初春時分沖毀了東受降城，但災情不重，而且這該算是風調雨順的大勢裡唯一的不和諧了。於是，在這一年的三月丙戌，當唐憲宗駕臨延英殿聽政，宰相李吉甫進言說「現在天下太平，陛下理當為樂」的時候，聽上去也不算十分的阿諛刺耳。
但是，另一位宰相，以剛直敢言著稱的李絳不留情面地反駁道：「漢文帝的時候，天下承平已久，家給人足，而名臣賈誼仍然認為天下之勢猶如積薪之下埋著火種，不可以稱為太平。而今日大唐境內，中央法令行不通的地方有黃河南北五十餘州，遊牧政權屢屢侵略邊境，水災和旱災時有發生，糧食儲備嚴重不足，這正是陛下該宵衣旰食操心費力的時候，怎麼能說是太平呢，又怎麼可以在這種時候鬆懈作樂！」
唐憲宗很欣賞李絳的進諫，在退朝後對身邊的人說：「李吉甫一味阿諛奉承，像李絳這樣的才是真正的宰相。」
李吉甫雖有阿諛之嫌，其實也算不得奸臣。他一生謹小慎微，雖然官居宰輔，但對自己素來厭惡的人也能容忍而不加傷害，這已經算是十分難能可貴了。而唐憲宗英武有為，既能任用保守得近乎陳腐的李吉甫，也能同時信用直言無忌的李絳，其判斷在關鍵時刻總能保持澄澈靈明。人們之所以期待元和政治會一扭安史之亂以來的頹唐風氣，是因為唐憲宗確實讓大家看到了中興之望。
就是在這一年裡，李嗣在獲嘉縣令的任上喜得貴子。他為兒子取名商隱，這兩個字承載著一位父親對兒子一生的無限厚望。是啊，父親留給他的全部東西也不過寥寥幾樣：鄭州的老宅，一星半點模糊的回憶，以及這個激勵他一世亦磨折他一世的名字。
3
商隱，取「商山隱者」之意。後來取字義山，字與名意義關聯，寓意著商山隱者之高義。
商山距離長安並不遠。這一帶原本不屬於隱士，而是渴慕功名者汲汲嚮往的所在，因為以變法聞名的商鞅曾食邑於此，因而被稱為商鞅。商鞅變法，使秦國成為軍事強國，終於一掃六合，吞併天下。嬴政稱皇帝之後，選拔了七十名高才飽學之士授予博士之職，以資顧問。及至秦末大亂，有四名博士避官隱世，就在商山之上巖居而穴處，采紫芝以充飢。因為四人皆年逾八旬，鬚髮皓皓，便被合稱為商山四皓。漢高祖劉邦久聞四皓的高名，多次派人禮聘他們出山做官，但每一次都遭到拒絕。四人作《紫芝歌》以明志，表明自己將會終老山中，再也不會出山用世。
後來天下大定，大漢王朝卻出現了第二代繼承人的危機。劉邦寵愛戚夫人，想廢掉呂後所生的太子劉盈，改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呂後求助於張良。這雖然是帝王的家事，但廢立太子終歸是朝政大忌，嚴重者會引起血雨腥風，使天下為之擾動。於是張良獻策，請動了商山四皓，只拜託他們一件事，就是在一次筵席上侍立於劉盈身邊。當劉邦看到連商山四皓這樣的隱士都甘心為劉盈所用時，不禁失色，這才知道太子羽翼已成，只能無可奈何地放棄了廢立之念。後來劉盈順利繼位，即漢惠帝。至於商山四皓，一戰功成之後便悄然隱退，繼續回商山過那不問世事、雲淡風輕的生活去了。
這就是「商隱」一名的含義。士人之家，每一個孩子的名字裡都蘊含著父親的期望。「商隱」一名雖然頗有隱逸的色彩，但李嗣似乎期望兒子平居之時可以高義而不仕，但在國家的關鍵時刻仍能挺身而為帝王之佐，談笑間安定江山社稷。
士人一生的關鍵，就在於「出」「處」二字的分寸。出，即踏入仕途，安邦定國；處，即躬耕林下，潔身自好。孔子為士人定下的出處綱領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就意味著士人在清白的時代裡應當勇於進取，以天下為己任；在污濁的時代裡應當勇於退卻，嚴守最後一寸道德底線，絕對不可以為了私利而同流合污。孔子還有教誨說：在清白的時代裡，貧賤的人是可恥的；在污濁的時代裡，富貴的人是可恥的。
是的，任何一個社會都會形成自己的一套淘汰機制，或者淘汰卑劣無恥的人，或者淘汰清廉正直的人。君子不該隨著時代風氣而改變自己的操守，尤其在污濁的時代裡。你可以不求或無力改變社會，但至少不能讓社會改變你自己。
商山四皓正是對出處分寸拿捏得極好的人，而李嗣也正是以此期待李商隱的。但李嗣不會知道，李商隱在成人之後的生涯裡將會時時處處受著出處抉擇的困擾，將會在入仕與退隱的矛盾裡糾結，在朝廷與藩鎮的矛盾裡糾結，在藩鎮與藩鎮的矛盾裡糾結，在家庭與黨派的矛盾裡糾結。李商隱在每一個抉擇關頭都不肯辜負自己的名字，不肯辜負父親的期許，於是在時人的眼裡，乃至在今人的眼裡，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而他的悲劇生涯分明是咎由自取。
如果李嗣能夠預見兒子的一生，不知道是否會後悔給他取商隱這個名字。如果孩子的一生只可以在清高的悲涼和苟且的豐裕中選擇其一，父母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譬如杜甫，他感歎自己的生活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為人父母者，究竟會希望兒女成為衣輕裘、乘肥馬卻庸俗可鄙的富兒呢，還是堅貞高潔卻一生困頓偃蹇的杜甫呢？
4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彼時已過而立之年、備嘗人世艱辛的李商隱從江南返回洛陽，途中經過商山腳下的四皓廟，不禁百感交集。《商於》一詩記載了他當時的心境，其中有兩句：「割地張儀詐，謀身綺季長。」
兩句詩涉及商山背後的兩則歷史掌故。後一則掌故正是商山四皓的故事，綺季即綺裡季，四皓之一，詩人以之代稱四皓。前一則是說戰國末年，張儀在秦國為相，為了破壞楚國和齊國的同盟關係，張儀向楚王提出條件：只要楚國和齊國絕交，秦國願意割讓商山一帶的六百里土地作為酬答。楚王見利心喜，派人出使齊國，在朝堂上痛罵齊王，提出絕交之意。齊王大怒，果然與楚國絕交。然而，當楚王的信使去秦國索要土地的時候，六百里卻變成了六里。
人世間爾虞我詐，人們以智力、勇力、勢力相角逐，只論成敗而不論是非，只有張儀那樣的人才能左右逢源，才能痛快淋漓地展現自我，並且樂在其中。然而那些正直、良善的人，在這樣的世道裡除了處處碰壁之外，還能有什麼作為呢？也許唯一的歸宿就是退出競爭，在山林田園裡過甘於清貧而與世無爭的日子。所以商山四皓是明智的，他們看得清世界，也看得清自己。他們很明白世界是屬於張儀之輩的，自己不該進取而求功，只當退守而避害。
此時，李商隱頗動了一些商山隱逸之念，但他畢竟還記掛著商山四皓的定國之功，他在詩裡繼續猶疑而糾結著：「清渠州外月，黃葉廟前霜。今日看雲意，依依入帝鄉。」四皓廟沉浸在清冷的月光裡，伴著清渠、黃葉和秋霜，而雲朵在頭頂上緩緩搖揚，看那勢頭，應該是向著京城長安飄去的吧？
所謂雲意，其實只是詩人自己的心意罷了，功名之念終歸佔了上風。他以不符合年齡的天真執拗地期待著，想在這個讓張儀之輩如魚得水的浮華世界裡覓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
但是，不知道到底在哪一年，當他再次經過四皓廟的時候，感觸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這首詩直接題為《四皓廟》：「羽翼殊勳棄若遺，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便接山門路，不長青松長紫芝。」
這首詩用典奇巧：秦始皇封禪泰山時，半途遇到暴雨，匆忙中到一棵大松樹下躲避，事後賜予這棵松樹五大夫之爵。紫芝則是山中的菌類，商山四皓隱居時採摘紫芝以果腹，作《紫芝歌》以明志。而四皓廟前的山路上，只有供隱者食用的紫芝，卻無被封為五大夫的青松，正如商山四皓建下定國之功，卻在事後被帝王棄置不問一般。
此時，李商隱已經見慣了政壇的人事沉浮，見過了自己素來最為欽敬的名相李德裕是如何被羅織罪名，最終貶死在窮鄉僻壤的，於是難免生出這樣的疑惑：這樣一個薄情寡義的朝廷，究竟值不值得為之付出？在這個無道的天下，自己是否應該追隨著商山四皓的足跡，在滔滔濁流裡死守靈明的清白？
5
這些皆是後話，元和年間的李商隱還只同一般孩童一樣，天真爛漫，懵懂無知。彼時小商隱的眼裡、心裡，只有鄰家小子藏起來的九連環，昨兒才買的蟋蟀金魚，橋邊糕餅店永不令人失望的時令點心，以及桃花笑春風、江水綠如藍。他還不知曉，「商隱」這兩個字，將會像讖語與符咒一般地作用於自己的成年世界。
從元和九年到長慶元年，李商隱跟隨父母在江南度過了無憂無慮的童年，煙波邊讀書，碧柳下習字，不自覺地沾染了江南的靈秀之氣。
父親全心全意教導李商隱，從他五歲起，就開始領他背誦儒家典籍。小小的商隱拿筆還不穩，就那樣認真地跟著父親，用稚嫩的口吻大聲朗誦「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或是「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類。有些句子太艱澀，習讀好多遍仍記不牢，父親不責怪，小商隱也不慌亂。
江南的孩子會唸書是有道理的：學得煩了倦了，抬眼即湖光山色，這湖光山色不是冷的，不是青灰的，它染有草木之香與和煦的陽光，是令人胸懷暖暢的。學童放開筆，略一伸手，撲簌簌碰下許多粉的白的花瓣，直將書頁鋪滿……再多浮躁亦被這怡人光景撫平。就在這光景裡，一個字一個字，一遍又一遍，父親耐心地教授，直至把君子之道通通植入兒子的頭腦和血脈中。
李商隱童年的回憶，是父親慈愛的語氣，是握不穩的毛筆，是江南的和風細雨，是夢裡花落知多少，是風輕簾幕燕爭飛，是那些溫良恭儉讓的道理。
這樣的生活如果可以無風無浪地延續下去，應該也不會和幸福偏離太遠吧？
但李嗣過早地辭世了，不能再庇護他摯愛的幼兒與妻子。而失去支持的孤兒寡母，顯然無力在物價高昂的江南立足，年僅十歲的李商隱只能隨母親一路北上還鄉，每日每夜裡護送著父親的靈柩，每一步都在遠離江南這個美麗而熟悉的異鄉，接近那個早已記憶模糊的陌生故土。
別了，江南。別了，蓮蓬、桂花、蓴菜、蛙聲。別了，烏溜溜的小船、怎麼走也走不完的石板橋和如水般流瀉的陽光。未來的生活突然變得不可預期。
而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被命運突然從熟悉拋到陌生，從按部就班的軌跡裡拋到吉凶未卜的混沌裡，在他小小的心裡，惶惑不安的種子會枝枝蔓蔓地攀緣到所有感官的最深處嗎？
古人極重喪葬，凡客死異鄉者必須歸葬祖塋，無論艱險，不計資費。詩人李白年輕時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於楚地，吳指南意外死於洞庭湖，李白先將摯友暫時葬在湖濱。幾年之後李白重來此地，在洞庭湖冷冽的波光間，他親手執刀，剔去摯友屍體的筋肉，收納骸骨，徒步攜負，最終將摯友營葬於鄂城之東。
一場喪葬，有時候可以徹底拖垮一個中產之家。在李嗣去世的二十餘年後，李商隱在給堂姐撰寫的祭文裡回憶起這件絕不愉快的童年往事，說當時自己陪著母親，「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當父親的靈柩終於安葬在滎陽祖塋之後，孤兒寡母已經衣食無著，形同難民了。正是「生人窮困，聞見所無」，父親的死亡不但耗盡了家裡所有的積蓄，亦使這個稍見起色的士人家庭陡然失去了唯一的經濟支柱。
在這個命運的轉捩點上，剛剛從童年步入少年的李商隱作為家中長子，也許從此只能輟學務農，為現在而犧牲將來。許多人會批評說這樣的選擇實在太過短視，怎能為了家裡一時的生計，犧牲一人一生的前途？然而越是長遠的打算，越是需要當下的資本。人生很多所謂錯誤的選擇並非因為計拙，僅僅是因為無可奈何。
6
李商隱後來到節度使盧弘正的幕府謀職的時候，在給盧弘正的投書裡談及自己在老家鄭州的家境：「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
文通就是南朝文人江淹。江淹曾經論及隱居生活，說只要有五畝之宅、半頃之田，屋簷上有鳥兒棲息，台階下有溪水流淌，那麼自己甘願從此隱遁，再也不羨慕世間的浮華。元亮即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隱士詩人陶淵明，他在詩中寫過自己清貧的田園，說自己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隱居生活被歷代文人想像的過於詩情畫意：聞的是「荷風送香氣」，聽的是「竹露滴清響」，吃的是「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可以「臨風聽暮蟬」，亦能「狂歌五柳前」，沒有一點塵世的氣息。白天吹花嚼蕊、看書彈琴，若有知音來尋，相對而坐，在籐蘿下煮一壺清茗；夜深了，緩緩搖舟，緩緩吟唱，向月光與蘆花深處前進……然而，從詩歌回到現實，現實生活中即便是最為簡陋寒酸的隱居，至少也要有江文通所想與陶淵明所居的基本物質材料。
初回鄭州老家的李商隱，陪著母親——一個無力經濟的婦道人家，陪著幼小的弟妹——手無縛雞之力的幼童，縱使自己甘願躬耕勞作，願意獨立撐起家庭，又能做些什麼呢？
雪上加霜的是，除此之外，還有一層束縛加在他身上：按照儒家的禮教，他必須為父親守喪三年（實際多是兩年零一個月，只要時間跨到第三年就算滿三年之數），守喪期間嚴禁任何生產性活動。
儒家認為家族倫理是國家倫理的根源，孝道是家族倫理的根源，而喪服制度則是孝道不可或缺的形式。所以儒家最重喪制，各種對喪服制度的禮儀規定以及相關的經典文獻可謂連篇累牘，甚至喪禮可以成為專門的學問。所以，對喪禮儀式最細微的疏忽，也會被視為對儒家禮制的根本性背叛。
嚴格的喪禮儀式少不得要人付出驚人的時間、精力與經濟成本，而以李商隱一家當時的處境來看，已經連普通農民的境況都不如了。儒家禮制有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說法，對庶人階層不以禮法要求，守喪期間該種地還要種地，該做工還要做工。這個規矩實在是有些人性化的，庶民百姓謀生不易，真要在守喪期間不事生產的話，多數人家其實是無力承受的。但李商隱一家，家道雖然敗落，畢竟是自祖宗傳下來的書香門第，守喪的規矩就算無力遵行也必須遵行不誤。
對這一點的堅持想必應該歸功於李商隱的母親，她不能容許李家這個曾經的名門望族摧折在自己手裡。作為妻子與母親，她的責任不僅是延續李家的香火，也一樣要延續李家的詩書之道。
我們不知道這個堅強的女人究竟做了些什麼，是如何用她蒼白細弱的雙手撐起一個風雨飄搖的家，帶著家人挨過時光中最艱苦的一段的；我們唯一知道的是，李商隱確實嚴格地守滿了三年之喪，直到完全除掉喪服之後，才開始了他跌宕的謀生之旅。
7
唐人講究門閥，也看重所謂書香門第，這實在有一個物質上的原因。
今天的孩子，只要肯學，書籍無處不在，價格也極其低廉。除了專業論文需要通過專門的渠道獲得，一些珍貴的歷史檔案需要有專業的資歷才能查閱之外，其他任何資料都是不難獲得的。
而在唐代，書籍在歷代戰亂中流失嚴重，加之印刷術還很不發達，所以就連一些很基本的經史書籍也不是普通人家可以隨意置備的。若無書籍，要怎樣學習？若不學習，怎能考取功名？書是寶貴的財富、進步的階梯，此話在當時絕不為虛，因此那些詩禮傳家的書香門第往往重視書籍的傳承。得來不易的書籍，能夠使自家子孫贏在起跑線上，這是平常人家遠為不及的優勢。
印刷術既不發達，書籍便無法普及，人們保存書籍最主要的途徑就是抄寫。抄寫的份數越多，保存下來的概率也就越大。另外，政府發佈的公文也需要抄寫多份，分發到各個官僚機構裡去。所以，只要你的書法過關，對薪資的期待夠低，在唐朝可以輕鬆謀到一份抄寫文書的工作。
唐朝立國伊始，唐太宗便命令魏徵主持抄寫四部群書，在這個類似清代《四庫全書》的工程的班底裡，有二十名校對員和一百名抄寫員。直到唐高宗即位，這項浩大的文化工程依然看不到完工的希望。於是在唐高宗顯慶年間，實行了一次精簡機構的改革，遣散了校對員和抄寫員，不讓這些人佔用政府編制，以僱傭的方式招募民間人士來做抄寫和校對，計值酬傭，也就是按照工作量的多寡來支付報酬。
從此之後，唐代社會上以抄書和抄寫公文為生的自由職業者多了起來。工作雖然辛苦，待遇雖然微薄，但是，對於那些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卻未曾取得功名，又不甘心做工或種田的人來說，這份工作簡直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了。
守喪結束時，李商隱已是十二三歲的光景。滿腹詩書與風月的他，自然不會選擇做工和種田，順理成章地找了一份抄寫員的工作。除此之外，他還謀了一份兼職：販舂，具體來說就是買進帶殼的穀物，舂成細糧之後再轉手賣掉。李商隱後來回憶起這段時光，說那時候「傭書販舂，日就月將，漸立門構」，販舂一天天磨煉他的體格與意志，傭書則可在謀生之餘擴大閱讀，在抄書中讀書，在讀書中成長。
但是，僅僅靠這樣不成體系的自學，將來注定無法博取功名。若不能博取功名，便不能改變命運。不知道此時的李商隱是否對未來懷有什麼美好的理想。也許擺脫現狀的渴望要大於經邦濟民的宏圖吧？他需要一位老師，一位雖不失知識分子的清高，但也懂得現實的老師。
幸運的是，他得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師。
但幸或不幸的是，在這位老師的身上，只有清高，沒有一絲半點的現實。
在成長的關鍵年齡段裡，李商隱幸或不幸地被這樣一位老師認認真真地言傳身教著。
8
士君子居家不仕者稱為處士。
甘願以處士身份終老一生的人一般都是些耿介孤高的人，很為人們敬服。
但朝廷不喜歡處士，因為在孔子的教導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所以處士是一個刺眼的標誌，社會上的處士越多，就說明天下越是無道，這讓皇帝很是難堪。
如果甘做處士的人太多，相形之下，那些達官顯貴豈不正應了孔子的另一句名言：「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所以處士的存在，也會讓那些名利場上的成功者難堪。
所以朝廷總是喜歡延攬處士，不管是不是真有合適他們施展才能的職位，也不管他們是不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總之，只要能將他們通通納入官僚體制，使他們由「天下無道」的標誌變為「天下有道」的標誌，不給統治階層製造不和諧的聲音，那就夠了。如果處士最終放下清高姿態，穿朝衣、領朝俸，那麼朝廷的形象就會得到提升。
於是，對於狡黠者來說，做處士竟然可以成為做官的捷徑。只要你肯把自己打扮成處士，偽裝一種清高，仔細地經營一下自己的名聲，吸引中央政府或藩鎮的延攬，做官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在唐中宗朝累居要職的名人盧藏用就是一個典範，他為了求官，隱居在長安附近的終南山上，以各種手段為自己散播名聲，終於得償所願。後來他有一次送別道士司馬承禎，指著終南山緬懷自己的處士生活，說「此中大有嘉處」，司馬承禎不客氣地答道：「在我看來，這座山不過是仕宦的捷徑罷了。」盧藏用大有慚色，而這段對話為後人留下了「終南捷徑」這個極具諷刺色彩的成語。
世事就是這般反諷，人們以清高對抗庸俗，清高卻反過來變成了達至庸俗的工具，所以莊子早就睿智地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借重聖人本是為了治理天下，反而是大盜得益最多。製造斗斛來量，卻連鬥斛也竊取了；製造權衡來稱，卻連權衡也竊取了；製造印章來取信，卻連印章也竊取了；推行仁義來矯正社會，卻連仁義也竊取了。」
在這樣的世道裡，縱然是一位真正耿介孤高的人，想做一名真正的處士也不容易。所以，當武寧軍節度使、以統管驕兵悍將名聞天下的王智興禮聘滎陽李處士出山入幕的時候，並未料到自己會遭受對方拒絕；他更未料到的是，這拒絕居然很帶羞辱性。
9
滎陽李處士，後世不傳其名。他是滎陽當地的一位傳奇人物，十八歲便通曉儒家五經，通過明經科的考試，還進入太學讀書深造。這個時候，父親忽然患病，李處士便放棄學業，回老家照顧父親的生活起居，而父親這一病就是二十多年。
父親去世之後，李處士絕意功名，只是在家治學，鑽研儒家五經。而愈見離奇的是，在寫成著作之後，李處士不肯拿給任何人看，僅僅選出其中一些淺顯的內容來教育李氏宗族的子弟。著述與教育之暇，李處士也會像大多數文人一樣撰文寫詩，只是他的文章與詩歌莫不是詞古義奧，與時下流行的雕琢辭藻、講究對偶的駢文與今體詩絕不相合。對於時人來說，李處士是一位被誤植入當下時空裡的活生生的古人。
李處士書法極佳，但是，正如他不願意自己的著作流傳於世一樣，他也不喜歡讓世人見到他的書法。就連寫信，他都會口授內容，請別人代筆。有一次他為父親祈求冥福，抄寫佛經，請人鐫於石板。後來摹寫的人太多，他不耐煩起來，便將石板運入佛寺，移入古代的碑林裡，無人再能辨識。
當武寧軍節度使王智興慕名禮聘李處士時，後者的回答是「從公非難，但事人匪易」，然後長揖不拜，拂衣而歸。
李處士這個簡潔的答覆實是對王智興不留情面的譏刺。王智興行伍出身，本在節度使崔群帳下聽用，後來借一次率兵平叛之機收買軍心、屠戮異己，成功地逐走了老上級崔群。朝廷對此無能為力，只好認可了這個既成事實，將原屬崔群的職位轉授王智興。這段史事，正是孔子最為切齒的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的政治亂象。李處士的言下之意是：你王智興居然想要我侍奉你，請你回想一下，你當初是怎麼侍奉崔群的？我們不難想像王智興聽聞此言的憤怒與難堪，更不難想像李處士的拒絕需要多大的勇氣。
曾有友人讀至這段故實，之後大生感慨，說李處士不明智，若實在不願出仕，只輕輕推辭便罷，何必得罪如此顯貴？即使冒死直言又如何，難道王智興還能在聆聽直言之後改過自新嗎？對友人的感慨我不以為然。是，當時當地李處士的耿介並未帶來一絲效用，但我相信，正是這些「無用」的正直，延緩了虛偽、謊言、諂媚、卑鄙的蔓延；我相信，一直正直下去，總能喚醒某些沉睡的良知，總能感動一個什麼人，讓他也學會正直。
人們都說言傳身教，身教的意義遠遠大於言傳。少年李商隱就拜在這位同族叔父李處士的門下學習，學習儒家經典與詩歌文章，同時也在自覺不自覺地學習老師的忠直、樸實與理想主義。
少年時期正是塑造一個人一生性格的關鍵時期，於是，少年李商隱跟著這位同族叔父，養成了一副不肯苟全的兀傲性格，學成了一身不合時宜的詩文本領。
10
每一個王朝都會追求意識形態的統一，任何統治者都不愛百家爭鳴的局面，所以明代的八股取士，清代的文字獄以及編修《四庫全書》，並非什麼標新立異的做法，只不過是把這種亙古相傳的政治理念貫徹到極致罷了。
大唐王朝也在統一意識形態：一方面官修《五經正義》，為儒家經典確立標準的闡釋，為科舉考試確立標準的儒學教材；另一方面不許百姓擅立私學，在家自學的儒生需要獲得州郡的保薦才能進京參加科考。
知曉了這個背景，我們就會懂得為什麼李處士在家鑽研儒學五經，明明有心得、有著述，卻偏偏秘不示人，這不僅因為他刻意遠避名利，實在也是出於自保的考慮不得已而為之。若自己的著述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難免會招來禍事，所以把著述藏起來更安全。
李處士是一位標準的民間學者，治學僅僅出於個人興趣，並不在意自己的見解與官方的標準闡釋是否相悖。他拿自己的學術來教育宗族子弟，宗族子弟卻未必與老師一樣只為了興趣而讀書。
至少李商隱讀書不是為了興趣，至少不僅僅是為了興趣。
因為父親的早逝，他的家庭驟然由中產淪為赤貧，而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就是科舉。如果自己讀書無成，將來通不過科舉考試，非但自己一輩子只能做傭書販舂的賤役，家庭的累世書香與士人清譽也將徹底斷送在自己手裡。
於是，少年李商隱懷著一顆不得不功利的心跟著這位與功利徹底絕緣的老師潛心學習。那時候，他尚無力辨別，老師所傳授的內容與科舉考試所規定的內容之間究竟有多大差異。對李商隱的成人生涯尤其重要的是：當「苟且」成為這個社會裡位列第一的生存技能時，老師偏偏教會了他耿介和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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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儒學考試的科目是九部儒家經典，按照重要性的不同分為大經、中經、小經三等：《禮記》《左傳》為大經，《詩經》《周禮》《儀禮》為中經，《易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考生至少要精通一門大經和一門小經，此外還要兼通《論語》和《孝經》。
另外，唐朝皇帝自神其姓，說自己是老子的後人，於是尊崇老子，以道教為國教，還把《老子》《莊子》也列入了科舉考試的範疇。《紅樓夢》寫賈寶玉和薛寶釵成婚之後，寶釵有一次見寶玉讀《莊子》讀得出神，不禁心頭煩悶，責怪他不肯用功準備科舉，兩人狠狠地拌了一次嘴。設若寶玉生活在唐朝，興趣和功名之間或許就沒有那麼大的反差了。
在唐朝的科舉用書裡，《左傳》是儒學重鎮，《莊子》是道學重鎮。這兩部書雖然卷帙最繁，但論起情節之跌宕、文采之斑斕、哲理之通透，均遠在諸經之上。所以資質駑鈍的人往往會硬啃《禮記》《儀禮》之類雖然枯燥至極卻相對易於掌握的典籍，聰慧而具有文學天賦的人則會不自覺地被《左傳》和《莊子》迷住。李商隱就是後一類學生，在他後來的詩歌文章裡，《左傳》和《莊子》的典故用得真可謂得心應手、左右逢源。
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為了順利通過科舉考試，士子們一方面要精通《左傳》和《莊子》，一方面又要努力使自己不太受這兩部書的行文風格的影響。
在唐朝人看來，《左傳》和《莊子》的文風屬於「古文」，是一種完全散文化的文章，古奧樸拙，鬆散恣意；而當時流行的文章是駢文，行文就像寫格律詩一樣，每一句都有固定的字數要求，相鄰的兩句還要構成精緻的對仗。
駢文是從六朝時期開始流行起來的，因為辭藻華美、音律鏗鏘，很受時人的喜愛，以至於就連政府文書、法律判決也要用駢文來寫。原本枯燥乾癟的公文，在六朝及唐代卻是字字珠璣，美學價值比實用價值還高。閉目遙想，彼時政府的文檔裡，皆是類似「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之類流光溢彩的句子，多麼美麗。
今天的古文教育裡已經很少有駢文的身影了，而在唐代，幾乎清一色都是駢文的天下，古文鮮有用武之地。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開創的古文運動就是逆潮流而動，提倡古文而反對駢文的。而所謂「唐宋八大家」，並不是指唐宋兩代中文章最好的八個人，而是指當時寫古文寫得最好的八個人，而古文在唐代其實屬於「小眾文體」。
韓愈首倡以古文對抗駢文，理由是駢文容易使人對文章的形式美傾注過多的精力，以至於犧牲內容以迎合形式。譬如，你想寫一首七言律詩來抒情，某句話你必須用八個字才能說清，但嚴格的形式使你無論如何都要刪掉一個字才行，意思就被損害了；再譬如，你明明寫到迤邐的綠水已覺意盡，已覺恰到好處，但對仗的規矩要求你必須連帶著把峻峭的青山也寫了，意思同樣也被損害了。
少年李商隱沉迷於《左傳》和《莊子》之中，同時深愛韓愈的文章，而他的老師李處士恰恰又是古文運動的忠實擁躉，畢生只寫古文，不沾駢體。自然而然地，李商隱愛古文遠甚於愛駢文。文學天賦極高的他，僅用幾年時間，便寫得一手出色的古文。多年之後，他在為自己的文集作序時回憶少年往事，還喜滋滋地說起自己在十六歲那年就寫成了《才論》和《聖論》，以古文造詣受到長輩們的賞識。
《才論》和《聖論》今已不傳，李商隱的古文才華我們如今只能在極有限的幾篇文章裡領略一二。《柳枝詩序》就是其中之一，記述了詩人年輕時和洛陽少女柳枝傳奇般相遇而又痛失的故事，文字頗有幾分韓愈的神髓。
遺憾的是，樸拙大氣的古文在李商隱一生的寫作中只如曇花之一現、驚鴻之一瞥，如今我們在厚厚幾大冊的李商隱文集裡只看到連篇累牘的駢文。成年之後的他，必須背棄自己早年的教育與喜好，改弦更張寫駢文以謀求生存，一如渾金璞玉被雕琢、被打磨，被世俗的鉛華肆意沾染。
他畢竟天資過人，從古文天才蛻變為駢文名家，這之間並不曾花費太多的時間。但是，當我們今天讀著他的文集，那駢文寫得越好，越發感到那蛻變背後的隱隱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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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華采和質實，是一對相反的概念。要做一個合格的君子，就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取得某種微妙的平衡。就文章而論，形式之美不可以壓過內容之美，反之亦然。這就像一個人的穿衣打扮，既不可以不修邊幅，也不可以讓衣服壓過人——很多人都在這兩類偏頗中非此即彼，後者的情形顯然比前者要多。古往今來，莫不如是。
整個唐代，不僅華美的駢文壓倒了質樸的古文，華美的今體詩同樣壓倒了質樸的古體詩。
所謂今體詩，顧名思義就是新詩，對唐人而言的新詩。在詩歌史上，唐朝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捩點，漢魏時代的那種粗手大腳的詩歌形式被格律謹嚴、對仗工巧、音色經過細膩雕琢的新的詩歌形式徹底壓倒。這個轉變是從初唐便開始的，所謂「初唐四傑」的詩歌成就，並不在於他們真的把詩歌寫得多好，而在於今體詩是在他們手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使有唐一代的詩歌大勢從他們所打開的門徑裡一瀉千里。
杜甫在《戲為六絕句》裡說：「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王楊盧駱所寫的「當時體」一度遭受過輕薄之譏，杜甫之所以會為他們鳴不平，是因為杜甫本人就是寫今體詩的大師，對今體詩的初期遭遇特別理解和同情。
而在唐詩的兩大宗師巨擘裡，李白一生都在寫古體詩，只是偶爾才寫一下今體詩。正是兩位大詩人截然不同的性格、脾氣造就了彼此的不同選擇：寫古體詩不受什麼束縛，所以才有「李白鬥酒詩百篇」，只要興之所至，詩句就可以信手拈來，一瀉千里；寫今體詩正如聞一多所謂是「戴著鐐銬跳舞」，所以杜甫寫詩是「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詩句是慢慢打磨、錘煉出來的。
古體詩偏於「質」（內容），今體詩偏於「文」（形式）。古體詩雖然音律不夠鏗鏘，辭采不夠華美，但獨有一種古樸渾拙之美，與上古風格也最接近。所以在古代文人眼裡，單以詩歌風格的高下而論，總覺得古體詩畢竟勝今體詩一籌。我們看《唐詩三百首》的編輯體例，古體詩就是排在今體詩之前的。
所以，即便在唐代，即便在今體詩最流行的時期，也有一些人頑固地守衛著古體詩的世界，追求遺世獨立的高古之風。不難想見，李處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不僅在文章上只寫古文而不寫駢文，寫詩也是只寫古體而拒絕今體。因此，李商隱最早接觸到的詩歌教育，亦是以高古之風為貴的。
在所有的古體詩裡，李商隱最愛鬼才李賀的作品。李賀的詩寫得光怪陸離，帶著三分仙氣、七分鬼氣，就是沒有一點人間煙火氣。李商隱早年的詩裡，譬如本書楔子裡介紹過的《燕台四首》，就很有一點李賀的味道。但是，李商隱畢竟是一個渴望入世亦必須入世的人，而為了入世，他就必須改變自我以迎合主流的社會風尚。他必須忘記古體詩，必須投身於今體詩的世界裡，用流行的腔調和他必須去交往的人相交往。
他成功地改變了自己。今天，在他傳世的所有詩作裡，最為膾炙人口的那些篇章，清一色全是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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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在今天僅僅是一種文學性語言，而在唐代，它還是一種重要的功能性語言。
是的，進士科的考試要考詩歌，士大夫階層的人際交往需要詩歌酬唱，在長官安排的酒筵上也需要有詩歌來助興，帝國出現了祥瑞更需要有詩歌來歌功頌德。尤其在人際交往的環節上，詩歌堪稱最理想的婉語，諸如請托、投靠、拒絕……所有不方便直接說出口的話語都可以在詩歌的包裝下變猥瑣為優雅，變唐突為妥善。
所以，只要你有入世之心，詩歌技巧就必須好好掌握。詩歌不再是私人趣味，而成為公共語言當中的一環。詩歌既然屬於公共語言，自然需要迎合公共的風尚。這，就是李商隱必須棄古體詩而改寫今體詩的原因。
李商隱不是李白，他沒有李白那種可以恃才傲物、睥睨天下的經濟資本，更缺乏與之相應的脾氣性格。他只能謹小慎微地，在底層世界的泥濘裡踮起腳，辛苦地向上張望，希望能一點點地擠回李氏門庭曾經屬於過的那個階層。
他的一生，的確都在這樣艱難地努力著。但是，任他如何練習妥協，任他如何瞭解背叛，童年與少年時養成的性格終歸是骨血裡的東西。正如一個人縱使一輩子都在矮簷下行走，他的脊椎與頸椎也永遠不會失去挺拔的天性。對於李商隱來說，在自己還沒有成長到學會選擇與防禦的年齡時，老師李處士那孤高耿介、遺世獨立的氣質，以及一生不棄的理想主義，已經潛移默化地塑造了自己。
而李商隱將來的悲劇就在於，他必須以一個出世的靈魂，去做一個入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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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婚姻必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個規矩是絕對不能鬆動的。因為這正是人之所以區別於禽獸的地方：禽獸完全遵循天性行事，而人類懂得道德廉恥，懂得以禮自防。
所以，自由戀愛在古人看來實在是一種無恥的行徑。司馬相如以琴聲撩撥卓文君的芳心，完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私奔之旅，這種事情只有今人會為之讚歎，並口口聲聲大呼浪漫；在古人看來，司馬相如和卓文君堪稱寡廉鮮恥、傷風敗俗。
白居易曾寫過一首《井底引銀瓶》，流傳甚廣。白先生坦言寫作此詩的目的就是為了「止淫奔也」，全篇以私奔女的視角寫就，詩末痛心疾首道：「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翻譯過來就是：家鄉父母健在，親情滿滿，這樣溫馨的家我卻回不去了，因為曾經私奔，即使我現在無處可去，我又怎有顏面回家去？就因為你一時的歡情，我一輩子都給耽誤了。癡情的小女子們，且謹慎些吧，不要輕易以身相許、隨人私奔。這首詩充分證明，時人對自由戀愛並不那麼讚許。
在古代，如果你深深愛上了一個女人，如果你不可救藥地想要追求這個女人，你一定要徵求父母的批准，然後由父母出面委派媒人，由媒人撮合你們的婚事。因為在求婚的時候，你總要講出自己有哪些好處，但自己總不方便自誇；父母誇自己的兒子也不可取，至少對於外人來說是毫無說服力的；只有媒人，有著中立的立場，可以無所顧忌地大講你的諸般好處，這些話如果你有機會親耳聽到，一定會覺得無地自容。
所以，提親之類的事情你切切不可親自出面、親力親為。若你真的這麼做了，就會被人譏為「自媒」，顧名思義，就是自己為自己做媒。
孟子講過：男人天生就需要女人，女人天生也需要男人，但如果只顧著遵循天性，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私定終身、逾牆相從，那麼父母和國人都會輕賤他們。同理，古代的君子都有急切的出仕之心，但再急也會遵循正道來求仕，如果求仕卻不由其道，那就和男女私定終身一樣了，會被所有人看不起的。
所以，在傳統的儒家觀念裡，求婚的「自媒」和求仕的「自媒」都是同樣性質的事情，同樣卑劣，同樣有失尊嚴。只有當你希望能在某位老師門下學習的時候，你才可以「自媒」，即親自拜訪老師——這是一種放低姿態、自我貶損的表示，而不可以派人去請老師過來教你。《禮記》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說的就是這個規矩。
在婚姻和仕宦的問題上，自媒其實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極佳的心理素質，自尊心稍強的人就做不來這些事情。然而，唐代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有點特殊，它雖然一般無二地秉持著儒家傳統，但帝國上下總是洋溢著一股進取的力量，越是個性張揚、不憚於自我推銷的人，在這個時代裡越吃得開。而所謂個性張揚，所謂自我推銷，歸根結底都是自媒。
唐代的著名詩人裡不乏自媒的高手。李白向韓朝宗自我推薦，吹捧對方說「製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誇讚自己說「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人，許與氣義」，在今天看來實屬肉麻至極。杜甫到長安求仕，不斷寫詩投贈王公顯貴，甚至在詩中還拜託京兆尹鮮於仲通幫自己走通巨奸楊國忠的門路，一天天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日子。
之所以這種「斯文掃地」的事情會成為有唐一代的風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唐代干謁者不認為干謁是在謀求一己私利，他們認為，他們是為了避免國家流失人才，才主動跳出來振臂高呼「我是人才，我能讓唐帝國發展提速，請快些重用我」的。杜甫在獻給韋左丞的干謁詩中就明確地表達了「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張楚的自信不輸杜甫，他說「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為之」。將兩位大詩人的話大致翻譯成現代文，杜甫說的是「我才華出眾，所以一定要做官，這樣才能輔佐君王，重現堯舜時代的美好生活」，張楚說的是「我的聰明才幹，必須在關鍵職位上發揮作用，那些小郡偏州的芝麻小官，讓普通人去做吧」。干謁者之所以干謁，是因為他們篤定自己能為唐王朝添磚加瓦；如果他們有才幹卻不能身居要職，這是帝國的巨大損失。
所以唐才子們奔走八方，告訴許多人，自己有多麼優秀；他們將自己的才華展現給那些有力量與資源的人，希求通過那些力量與資源，聞達於天下，做出一番事業。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唐代的科舉考試並不以一次考試成績來論英雄。一名士子是否能夠中舉，主要並不取決於當次考試的成績，而取決於他在考試之前是否做好了行卷工作。
所謂行卷，就是在進士科考試之前，應試的舉子們精心挑選代表自己最高水準的作品，遞呈給社會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以求這些貴人向主考官推薦自己，或者提高自己在文壇上的聲譽。唐代的科舉考試採取「實名制」，也就是說，考卷不糊名，哪張卷子屬於哪個舉子一目瞭然。主考官評閱試卷之外，自然而然還會參考舉子在文壇上的名聲以及其他作品，甚至說參考都不準確——考場外的名聲與作品，決定著考場內的勝負。而考場外的名聲與作品，靠行捲來提供。
所以，誇張一點來說，科舉考試是否成功，士子是否擅長自媒實在是第一要因。而少年李商隱所接受的學術訓練與人格培養，都使他疏離於唐代的主流社會，這使他在將來的成年世界裡對自媒行徑充滿鄙夷。
於是，世界對他也投以同樣的鄙夷，將來他在科舉中會一次次敗給那些擅長自媒的競爭者——資源總是過度稀缺的，縱然你全力以赴地去爭奪，也未必能得到自己的一份，更何況你甘願被各種道德鎖鏈縛住手腳呢。
不知道李商隱是否為自己的堅守或不得不堅守而後悔過。他那首著名的《常娥》似乎蘊含著非常耐人尋味的情緒：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
常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當銀河漸漸隱沒，群星在又一度的曙光中又一度沉入海底的時候，在高寒的月宮裡，燭光深深地在雲母屏風上鐫刻下嫦娥孤寂的影子。此時的她，是否懊悔當初的選擇呢？拋棄繁華紛擾的人世，她獲得了永生。世間滄海桑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她卻擁有一張不老的臉，任它一千年一萬年。但凡事皆有代價，嫦娥付出的代價就是——在凡人高不可攀的天堂，自己是自己唯一的伴，固守一片孤寒。想來多麼寂寞：自己永恆的青春與笑靨，無人欣賞或欽羨。即使皮囊始終如一地光鮮，但靈魂最終凋敝，不復在凡間時的豐美鮮艷。
李商隱應當有過疑惑，亦有過動搖的時刻，但是，正如嫦娥一偷靈藥便從此寂守廣寒，他那少年的心志一旦塑成，終生都不可能改變。他並非一個拒絕妥協的人，只是不肯把底線也一併妥協出去。
沒錯，他可以棄古文而為駢文，可以棄古體詩而為今體詩，但妥協並不意味著沒有底線。自媒，就是他一生中無論如何都跨越不過去的障礙。
李商隱後來在一篇祭文裡談及自己的性情：「不忮不求，道誠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正是這最後的一點堅守，使他在科舉與仕途中屢屢碰壁。人生總是在權衡與取捨中度過，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其實只有一點：前者的權衡總是在底線以上做出來的，後者的權衡從來不問底線。
如果你改變不了世界，就只有改變自己。
如果你不肯改變自己，就必須坦然承受世界對你的遺棄。
全部的人生哲理，其實就這麼簡單。
【小考據】斐然成章的政府公文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政府公文應該總是刻板枯燥的高頭講章，如果太過講究文采，反而令人感覺不倫不類，有失體統。然而唐代的觀念恰恰相反，駢文是標準的公文文體，一定要寫得對偶工整、辭采華麗、用典豐贍才行，即便是法官斷案撰寫判詞也要用這種調調才好。流風所及，直至明清，人們認為正經的公文、判詞都應該是駢文寫就的才對。
就連話本小說裡都是這樣編排情節的。《初刻拍案驚奇》有一回《韓秀才乘亂聘嬌妻，吳太守憐才主姻簿》，吳太守主審一樁婚姻官司，親筆寫判詞道：「韓子貧惟四壁，求淑女而未能；金聲富累千箱，得才郎而自棄。只緣擇婿者原乏知人之鑒，遂使圖婚者爰生速訟之奸。程門舊約，兩兩無憑；韓氏新姻，彰彰可據。百金即為婚具，幼女准屬韓生。金聲、程元、趙孝，構釁無端，各行杖警。」全篇判詞駢四儷六，讀來朗朗上口，令人不自覺地就會搖頭晃腦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