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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我看來,2月22日這一天沒有能夠讓人感到不安的理由。儘管大街上擠滿了人,但我認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只是看熱鬧的觀眾,或者是喜歡打抱不平的人,他們並不想暴動。資產階級和士兵相互開著玩笑,普通平民也沒有高聲抗議和叫罵,他們發出的聲音主要是冷嘲熱諷。我知道,這種表面的假象是不能相信的。一般而言,熱衷於暴動的都是巴黎街頭的流浪漢,他們就像假期裡的學生那樣,興高采烈地參加到這種活動之中。

我來到了議會,從表面上看,議會裡也顯得極為平靜,但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平靜,你才會感受到暗中波濤洶湧的激情。從早晨開始,只有議會是巴黎城唯一一個聽不到在整個法國正呼喊著的令人不安的聲音的地方。此時,議員們正無精打采地討論在波爾圖地區開設銀行的事宜,其實這根本稱不上是討論,因為發言的只有台上的發問者和有責任回應他的人。

迪沙泰爾告訴我說,一切都會順利地運行下去。在說這些的時候,他顯得很有信心,也很興奮,但我無法完全相信他的話。他說話的時候搖頭晃腦,還不停地聳聳肩膀,在這一天裡,他的這個習慣動作出現的頻率比其他時候高得多。這個小小的細節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雖然我沒有到巴黎市區的很多地方看過,但我其實是知道的,在那些地方的確發生了嚴重的騷亂,甚至有人被打傷或者打死。人們對此已經是司空見慣了,顯得無動於衷,沒有人有像數年前看到這些情景時的那種反應了。但是,人們的情緒還是很激動。

正好就在這一天,我受邀前往卡爾瓦多斯省眾議員保羅米埃[34]家中吃晚飯。在到達他家前,我費了一些工夫才穿過在街頭警戒的軍隊。保羅米埃的家裡很亂,他的妻子懷孕了,由於受到窗外騷亂的驚嚇而早早入睡了。儘管飯菜很豐盛,但來賓很少,他邀請了二十多個人,結果只來了五個人,沒來的人有些被堵在了路上,有些則是因為忙碌得脫不開身。我們幾個人懷著沉重的心情坐到了豐盛的飯桌前。當時,我正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生活的時代多麼奇妙啊!誰也無法確保在我們吃晚飯的瞬間會不會突然爆發革命。

在座的幾個人中,有一位名叫薩蘭德魯[35]的先生。他繼承了祖上留下來的一個大商場,從事地毯生意。這位年輕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之所以能引起政界的注意,完全是因為他擁有的財富,而不是名望。因此,當他要表現他的保守立場時,憑借的不是他在反對派陣營中的微弱影響力,而是到處發牢騷。以我看來,他這樣做完全是為了吸引眼球,讓人們注意他。

在最後那場討論國王演講的會議上,他提出了一個修正案。如果這個修正案得以通過,內閣將就此垮台。在人們普遍關注這個修正案的那段時間的一天晚上,薩蘭德魯應邀出席了在杜伊勒裡宮舉行的一個晚會。他認為,在這個晚會上,他不會一如既往地被冷落。果如他所料,路易·菲利普國王在看到他的第一時間就迎了上來,親切地拉著他坐了下來,用興奮而又熱情的語氣與他談起了他的財富和產業。這位年輕的眾議員認為,等談完了個人事務,國王就將和他談論那個修正案了。他覺得,這種談話順序是國王籠絡人心的技巧,因此並不覺得奇怪。

然而,他錯了,在談了十五分鐘地毯的生意之後,國王還是不打算改變話題,這讓他有些疑惑了,好像自己只在地毯生意上是國王的臣民。雖然他不知道這是國王故意擺的迷魂陣,但他的確害怕遭到報復了。他告訴我們,埃米爾·吉拉丹[36]對他說,七月王朝在兩天之後就不存在了。儘管我們都認為這不是危言聳聽,但實際上都覺得是危言聳聽。事實證明吉拉丹是個準確的預言家。

2月23號一早,當我從睡夢中醒來,才知道巴黎的平靜已經被不斷擴大的動亂代替了。一個小時後,我趕到了議會。由於步兵封鎖了議會大廈一帶的道路,騎兵也排列在議會大廈的圍牆外,因此這裡還保持著平靜。進入議會大廈,氣氛就變得緊張了,但人們還是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在規定的時間,議會開始開會。今天的會議已經沒有勇氣表演昨天的那種鬧劇了,會議得以正常進行。除了不斷接到大街上動亂發展的情況報告和靜觀事態的發展之外,時間在焦慮不安和無所事事中流逝。有時,會有高亢的軍號聲從圍牆外面傳進來,但大家很快就發現,這只是圍牆外的騎兵在自我解悶而已。圍牆外騎兵們歡快的軍號聲,與圍牆內人們焦慮不安的心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氣氛似乎更加緊張了。於是,有人命令騎兵們停止吹奏軍號,因為他們忍受不了這種令人煩躁的音樂。

為了改變沉默和冷清的會場氛圍,會議決定,每個發言的人都必須大聲說話。來自巴黎本地的眾議員瓦萬[37]就目前巴黎的局勢對內閣提出質問,這場質問和答辯延續了三個小時。此時,基佐出現在了會場入口處。只見基佐以堅定而又傲慢的步伐走進會場,繼而登上演講席。為了不讓人們發現他低著頭,他特意仰起了頭。他只說了一句話:國王將要召見莫萊,授權他組建新的內閣。我從來沒見過這麼突然的變化。

反對派的議員依然坐在椅子上,他們中的很多人認為已經獲得了勝利,因此熱烈地歡呼著。此時,他們的領袖卻異常平靜,細心地謀劃應該怎樣借助這場勝利拉攏對他們可能有幫助的多數派。對於多數派而言,這個結果是沒有預料到的,因此備感不安,他們就像隨風搖擺的牆頭草,不知道該投向哪個陣營。之後,他們起身走下半圓形的台階,有的圍著內閣大臣要求解釋結果為什麼是這樣,有的則和其他議員揮手告別,有的揮著拳頭高聲抗議。抗議的人群譴責說,在這種情況下拋棄政治盟友是卑鄙的行為;還有人提議,闖進杜伊勒裡宮去,要求國王改變主意。

我們不應該對他們的這種表現表示詫異,因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僅在政治上受到了打擊,而且在最敏感的個人利益上也吃了虧。對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導致內閣倒台的事件會讓他們破產,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女兒沒有了嫁妝,或者兒子的仕途受挫。這些損失,會讓他們不能再趾高氣昂地生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依靠溜鬚拍馬擁有了官職和財富,以後還要繼續這樣生活下去。現有內閣已經有八年的歷史了,在這八年中,他們習慣了依靠內閣生活。說到他們依靠內閣的方法,那就是在八年的時間裡練就的阿諛奉承的本領。

我坐在椅子上看著他們在我的身邊走來走去,靜靜地看著他們的樣子,由於慾望沒有得到滿足,他們的臉上表現出貪婪、驚訝、憤怒和惶恐的神情。在內心深處,我將他們——這些議會議員們——比作獵犬,他們嘴裡叼著一塊獵物,可能馬上就要被獵人奪走了。

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反對派議員只是因為沒有相應的經驗,才有上述種種醜陋表演的。如果深究大部分保守派成員維護內閣的原因,其實就是為了維護他們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同樣,如果深究大部分反對派成員攻擊內閣的原因,也只是為了獲得地位和利益。一個令人感到悲傷的真實情況是:在法國,在政府部門任職和依靠國家的稅收生活,已經成為了公民社會民主中的一大弊病,是公民社會的民主集中和政府公權過分集中造成的一大弊病,也可以說是已經吞噬了舊政權和即將吞噬新政權的暗藏的一大弊病[38]。如果簡單地將這一弊病歸結為某個黨派的特有病症,是不全面的。

動亂逐漸地被平息了,同時,動亂的起因也被查了出來。國民自衛軍第五團有個營傾向叛亂分子,這個營的幾名軍官向路易·菲利普國王做了匯報,結果引起了動亂。在知道出現了動亂之後,國王——他一般不會改變自己的決定,但卻是我見過的最喜歡改變行動的人——馬上作出決定,在沒有經過任何儀式和講話的情況下,僅僅用了兩分鐘就解散了效忠他長達八年的內閣。

議會很快就結束了會議,議員們忘記了內閣的更替之事,也忘記了這場動亂。

我和狄福爾一起離開了議會大廈。我注意到狄福爾顯得心事重重,但又不想讓別人看出來。我很快就理解了他的心事:作為反對派領導人的他,即將成為新一屆內閣的大臣,然而,在他面前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局面,在他利用他的朋友之前,他必須想清楚他們會提出什麼樣的要求,會給他帶來什麼樣的麻煩。

狄福爾有一種略顯陰險的打算,這種打算使他願意接受這種思想。同時,他還有一種誠實的野性,這又使他不願意將這種思想隱藏起來。他為人坦率,而且極其善良,比其他幾位有資格成為內閣大臣的人都善良得多。對於自己能夠獲得權力一事,他有十足的把握;對於實現自己的目的,他有著前所未有的強烈熱情。在他看來,莫萊容易給人留下自私自利和見利忘義的印象,而他則不然,他給人的印象是既誠懇,又親切。

在與狄福爾告別之後,我立即去拜訪了博蒙。拜訪他的人很多,而且每個人都很興奮,但我卻興奮不起來。不過,我認為與這些人的聚會,可以讓我對我願意盡興交談的人說說我不興奮的原因。我說道:「內閣剛剛被巴黎的國民自衛軍推翻了,所以,新的內閣一定會按照國民自衛軍的喜好執政。這裡的每個人都因為內閣的倒台而興奮不已。可是,有人知道嗎,被打倒的其實是權力本身。」對於悲觀的政治觀點,博蒙沒有深刻的體會,於是,他告訴我說:「你一向都是這麼悲觀。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為獲得勝利而感到高興,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以後的事情。」

博蒙夫人也加入到了我們的談話之中。看得出來,她也被她丈夫的激動之情感染了,不過她並沒有黨派分歧造成的那種堅決的衝動。這是一位優雅和富於魅力的女人,在她的心中,當然沒有惡意和仇恨。她是我見過的將女人的天性表現得最到位的女人之一。

自始至終,我都反對博蒙的看法,堅持自己的意見。我認為,與其將最終出現的偶然事件視為偶然事件,不如將它看成是重大事件,重大到足以改變所有事物的原貌。在我的內心深處,我對自己能夠發表這樣的看法感到滿意,這證明我沒有被狄福爾所迷惑。權力不會被我們中間派所掌握,因為給統治工具打上烙印的過程是異常激烈的。我曾經有過預言:雖然仇視我的一個黨派失去了政權,但得到它的將是另一個仇視我的黨派。

朗瑞內[39]邀請我參加晚宴。朗瑞內是我的好朋友,在此後的篇幅中,我會多次提到這個人。參加晚宴的人很多,在政治方面的立場又各不相同,其中的幾個人對這一天發生的事情的結局表示滿意,還有一些人則顯得顧慮重重,但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雖然動亂已經停止了,但這只是暫時的,在不久的將來,只要有機會,就會以新的形式再次爆發。從市區傳來的消息似乎也在佐證這種意見。終於,歡呼聲取代了戰鬥的吶喊聲。

在座的眾人之中,有一位名叫博塔裡斯[40]的人,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侄子,在幾天之後,他擔任了巴黎的總檢察長。遺憾的是,他不僅智慧一般、品行一般,而且還缺少他叔叔的沉穩平和。相反,他野蠻而粗俗,這不僅使他具有了很多錯誤的思想,還學到了這個時代所特有的偏激主張。儘管他與被稱為「1848年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的人過往甚密,但我可以打保票,他對革命的期待程度不會超過今晚在座的任何一個人。

我相信,在這種緊要關頭,每個人都願意相信自己跟大部分朋友是一樣的。至於追究是誰策劃了這種事件簡直是浪費時間。一般而言,依靠人民的激情實現的革命,是人們希望的事情,但不是事先計劃的事情。如果有人非要說事先進行了策劃,那他一定是打算憑借這種說法獲得好處。人們在精神方面的一種通病自覺引發了革命,同樣,這種疾病也能在任何人都沒有預料的情況下將局勢推到深淵。至於那些號稱策劃和領導了革命的人,他們其實什麼都沒有做,他們唯一的功勞與發現未知新大陸的冒險家的功勞相似。簡單說來就是:風能將你刮到哪裡,你才敢走到哪裡。

我很快就離開了朗瑞內的宴會,之後就回家了。我住在馬德萊娜大街,離外交部很近,儘管如此,我依然沒有聽到影響了後來的局勢的那些槍聲。這一夜我睡得很好,在不知不覺間,我已經身處七月王朝的末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