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7月29日，托克維爾誕生於法國塞納河畔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托克維爾早期所受的教育，是由他父親的家庭教師勒絮爾神父提供的。勒絮爾雖然用老式宗教來教導托克維爾，但是在其他方面卻很縱容托克維爾，因此托克維爾視他為親密的朋友。
托克維爾十六歲時，時任梅茨市長的父親把他送進了梅茨中學，讓他學習修辭和哲學。托克維爾閱讀了大量的歷史和哲學著作，尤其是帕斯卡爾、孟德斯鳩和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受反封建、反教會的啟蒙思想的影響，他的內心爆發了一場「地震」——一種「普世的懷疑」穿透了他原本滿懷信仰的靈魂。
托克維爾中學畢業之後，父親把他送到巴黎去學習法律。1827年，托克維爾進入凡爾賽初審法院，成為一名不支薪的調解法官，並在那裡結識了時任檢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後來，托克維爾和博蒙成為好友，兩人還合作寫下了許多著作。
1830年，資產階級因為被剝奪了選舉權而大為不滿，於是發動七月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把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推上了王位。自由主義者藉機取得了權力。可是，舊王朝勢力尚存，仍然具有攻擊力。
托克維爾是擁護新王朝的，為了躲避七月革命餘波的攻擊，就借法國醞釀改革監獄制度之機和博蒙一起向司法部請假，要求去美國考察當時很受歐洲各國重視的新監獄制度。當時的美國，人口從1800年的五百萬一路增長至一千三百萬。那裡沒有民族英雄，沒有強人，沒有貴族，也沒有像歐洲那樣錯綜複雜的上層建築，卻得到了如此迅猛的發展，所以歐洲各國都對它充滿了好奇並且想瞭解它。托克維爾自然也一樣，他和博蒙最終都獲得了一年半的假期。
二人於1831年4月2日乘船離開法國，5月9日到達美國，考察了美國當時的大部分地區，與許多有名或無名的人有過交流，直到次年2月末才起程回國。托克維爾在考察時，運用了適合被採訪者的問題，聆聽、詢問、追尋事實和真相，而不是單純地統計他們對同一問題的反應。在考察過程中，托克維爾和博蒙合作寫成了《美國監獄制度及其在法國的運用》。在美國的九個多月時間裡，他們名為考察美國的監獄制度，實為考察民主制度在美國的實際運用。
回國之後，托克維爾辭去助理法官一職，改行做了律師，並根據他在美國考察時的見聞開始寫《論美國的民主》。1835年1月，《論美國的民主》上捲出版，它講述的是美國的政治制度，在美、法兩國取得了轟動效果，為托克維爾帶來了名譽。這一年，托克維爾剛好三十歲。
《論美國的民主》上捲出版後不久，托克維爾迎娶了英國女子瑪麗·莫特莉。瑪麗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清教徒，並不是貴族，可是托克維爾還是違背了家族的意願而娶了她，因為她就像托克維爾所說的是「唯一一個對我瞭如指掌的人」。
1836年，托克維爾承認自己繼承了帕斯卡爾、孟德斯鳩、盧梭的思想，內心充滿了對自由的渴望。1839年，托克維爾開始負責殖民地廢奴事務、社會改革和獄政改革。1840年，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下捲出版，它對美國的民主進行了社會學分析，表達了作者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社會學思想，卻反響平平。
托克維爾雖然非常鄙視當時的七月王朝（1830～1848），可他還是跨入了政界。1842年，托克維爾當選為芒什省的議員，既維護自由貿易，又支持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化。1848年，二月革命爆發，七月王朝被推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1848～1852）建立。托克維爾因為支持對共和國總統的選舉普選權，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參與了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新憲法的起草。
在二月革命爆發後不久，托克維爾就意識到勞工和貴族之間將會爆發一場血腥的衝突。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勞工和貴族的矛盾引發了1848年6月的大暴動。托克維爾與保守派聯合起來鎮壓暴動，與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和勞工對抗。
1849年6月，托克維爾擔任法國外交部部長。同年10月，托克維爾由於與總統拿破侖三世理念不合而辭職，但是仍然擔任國民議會議員。1852年12月，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下令解散國民議會。托克維爾與其他議會代表齊聚巴黎以對抗政變，卻被拿破侖以「叛國罪」為名逮捕。托克維爾由於知名度高，次日就被釋放了。拿破侖三世不但解散了國民議會、逮捕了所有反對他的議員，還血腥地鎮壓了巴黎無產階級的反抗，並建立了專制的法蘭西第二帝國（1852～1870）。托克維爾對政治日益失望，逐漸淡出政治舞台，與妻子一起隱居在位於諾曼底的托克維爾家族城堡，專門從事寫作，並逐漸認識到自己善於思想卻不善於行動。
隱居期間，托克維爾忍受著可能殺死他的肺結核病的痛苦，寫下了《托克維爾回憶錄》（1893）。這部作品詳述了二月革命的內情，對當時包括路易·拿破侖在內的許多大人物都進行了非常尖銳甚至刻薄的評述。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這部作品直到托克維爾死後三十四年才首次出版。
1856年，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首次出版，它浸透了托克維爾對法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托克維爾雖然明知這部作品會引來一些人的仇恨，可他還是堅持決定繼續撰寫《舊制度與大革命》下卷，卻最終因病於1859年在戛納病逝，享年五十四歲。
托克維爾一生短暫，著述也只有聊聊幾本，可是幾乎本本都是經典，使他成為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在世界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生在歐洲從貴族社會向民主社會過渡的時代，又身為貴族，托克維爾顯然對貴族制度的衰落有些傷感，可他同時也能高瞻遠矚地看出貴族時代即將成為歷史。他認為，要建立一個新國家，必須有一個全新的政治理論，美國作為一個新大陸國家，其政治制度和國民都充滿了活力，值得學習。為了從美國這個新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尋求有益於法國的良藥，托克維爾寫下了《論美國的民主》。
《論美國的民主》這部作品，首次對美國的政治制度、文化和民情進行了社會學研究，是第一部論述民主制度的專著，也是十九世紀最著名的社會學著作之一，為托克維爾贏得了世界聲譽。在這部作品中，托克維爾以他那敏銳的洞察力觀察了美國的民主制度，讚揚了民主制度在美國取得的成就，但是也對美國可能出現的暴政提出了警告。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在於承認古老的貴族制度必然衰落，認定平等和民主的發展勢不可擋。托克維爾在其中說：「十七世紀，一批移民在美洲定居下來，他們沒有遵循歐洲其他國家的舊原則，而是把民主移植到了他們的生活當中。在前進的過程中，他們逐漸以法律形式將民主固定下來。」「我確信我國民眾早晚也會像美國人民一樣擁有平等的社會地位，但是我不能由此斷定我們能取得美國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我去美國考察，除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之外，還希望能夠從美國找到可供我們借鑒的經驗教訓……我所探討的，除了民主的外形之外，還有民主的意念、特徵、偏見和激情。我想搞清楚民主到底是什麼，這樣我們才能知道應該對它抱有什麼希望，並盡量迴避它的危害。」
孟德斯鳩關於平等和自由不相容的思想，被托克維爾繼承下來。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表示，自由在每個社會都存在，只是其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平等則是民主社會追求的主要目標，追求自由並不等於追求平等，二者在民主國家甚至是不相協調的。托克維爾還認為，民主可以適當地平衡自由和平等，兼顧它自己和社會的發展。在托克維爾看來，在民主時代，由於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誰也不必信賴他人，這麼一來，人們就會對公眾的判斷懷有無限的信任，並將其視為思想和行動的唯一指南，進而導致人與人之間相互孤立，而且越來越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給政府處理，卻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的危險性——導致中央集權的出現。不過與貴族社會相比，存在諸多缺點的民主社會總體上說還是有利於人類的，因為它將會使大多數公民得到更大的幸福。當時，美國制度才剛剛創立不久，可是托克維爾卻洞察了美國民主的優缺點，不得不令人佩服。《論美國的民主》這部作品也時刻提醒我們：任何政體都不是絕對善良的，民主政體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民主是有條件的。
無論從政治哲學還是文學角度來看，《論美國的民主》都是值得人們關注的。所以，該書上卷剛一出版，就贏得了廣泛的讚譽，使托克維爾名揚海外。這時的托克維爾，希望能夠借這部作品贏得同胞的認可，進而取得高官，以便於他利用職權之便在法國推行他從美國學到的經驗，可是這一希望卻落空了。
身為貴族，托克維爾並不拒絕貴族出身帶來的一切優勢，但他拒絕使用伯爵頭銜，還親身參與民主實踐，並且為了推行民主而進入政界。當時，進入政界是一件令人望而卻步的事。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政府經歷了一系列痙攣似的顛簸：封建君主專制被廢除、君主立憲制建立、以中小資產階級為首的雅各賓派掌權、熱月政變爆發、拿破侖帝國成立、波旁王朝復辟……如此頻繁的政局動盪，給一切有從政意願的人都帶來了風險，也給所有關心政局的人帶來了痛苦。許多作家和思想家為了能夠輕鬆地生活，就以寫作為借口，放棄了從政。可是托克維爾不一樣，他終生都在為法國而感到痛苦，他為了能夠推行民主，抓住一切機會親身參與政事，甚至不惜因此而打亂寫作計劃。就拿1837年來說吧，托克維爾原本是可以寫作《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的，可他卻去角逐下議院的公職了。這次參選失敗之後，他又於1839年再次參加選舉，終於當選，擔任廢奴委員會報告人。此後他又多次參與選舉。
光榮地失敗，是托克維爾作為政治家可以取得的最好成績。在依靠從政推行民主無望時，托克維爾決定退出政壇，專門從事寫作，寫下了《舊制度與大革命》這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偉大著作。托克維爾雖然身離政壇，可是他的心卻一直關心著政治，而且在研究歷史的同時還在教授哲學。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出版於1856年，它對不同的人來說可能有不同的解讀。托克維爾早已預料到了這一點，因此非常擔心它的命運，他曾寫信給他的妻子說：「這本書不會討好任何人。保皇派會認為它在醜化舊制度，虔誠的教徒會認為它不利於教會，革命家會認為它表達了作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的漠視……只有少數熱愛自由的人喜歡它。」這本書會如此複雜，原因之一是法國大革命本身很複雜。法國大革命雖然以追求平等為目標，但它在摧毀王室和貴族的同時，也摧毀了信仰等有價值的東西，給法國帶來了混亂，以致法國不得不靠獨裁統治來結束這種無序狀態。因此，許多歷史學家都認為法國大革命是醜陋的。托克維爾看到的遠遠不止這一點。
在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的諸多看法中，有兩點特別值得關注，一是革命所毀壞的一切會在革命之後恢復，是不過形式變了而已。就拿中央集權制來說吧，它早在舊制度中就已經存在了，並不是大革命的獨特產物。二是法國大革命並未發生在壓迫最嚴重的領域，卻發生在壓迫相對較輕的領域，因為公眾在經歷了長期壓制之後若突然被放鬆，那麼這時哪怕有一點點壓迫都會令他們覺得無法忍受。比如，路易十四時期，人們已經習慣了殘暴統治，所以並沒有起來反抗。路易十六上台之後，放鬆了對民眾的管制，進行了一些頗有成效的改革，可是公眾卻變得無法忍受起來，最終將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為什麼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呢？托克維爾認為， 這與法國大革命之前的一個奇特現象不無關係。當時，政府官員作為特權者，喜歡對著人民高聲議論那些殘酷制度和不公正行為，並揭發政府的種種罪惡，還惟妙惟肖地描繪出人民的苦難，試圖以此來緩解民眾內心的苦痛，結果卻使民眾怒氣衝天。官員們不懂得，正是這種同情和關注，才使得法國民眾的怒火和慾望被點燃，而龐大的舊制度又不可能一夜轉型，民眾只好靠反抗來平息這股怒火，並努力改變這種被壓迫的地位。
對財富的快速增加，托克維爾也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說：「一方面是民眾發財的慾望時刻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斷刺激這種慾望可同時又將它撲滅了，這麼一來，一場浩劫怎能避免？」這一政治理論在今天也具有借鑒意義，這也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身為社會科學家，托克維爾是冷靜、理性而又客觀的；身為人文學者，他又充滿了熱情、理想和信念。托克維爾把這兩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自己的學術氣質——同時兼顧學術研究和切實尋找出路，而這是許多人都無法做到的。許多學者都只能執其一端，要麼為了尋找出路而沉迷於學術研究，要麼置學術研究於不顧而盲目行動。
由於生在與舊體制息息相關的貴族家庭，托克維爾在蔑視榮譽的同時又追求榮譽。不過，他也信仰自由，並與新制度結下了不解之緣，希望人們的生活都變得美好起來，並為此付出了行動，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