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巴黎
1918—1919年
美國最優秀的總統是誰？1962年，美國一家全國性雜誌通過投票評選，為美國歷屆總統作出一個排名榜，結果是：第一名林肯、第二名華盛頓、第三名富蘭克林·羅斯福、第四名威爾遜。[1]前三位美國總統可謂婦孺皆知；而名列第四的威爾遜總統卻不是人人都知道他在歷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因為威爾遜的政治生命是在失敗的氛圍中結束。然而美國人民並沒有將他忘卻，因為是他領導美國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始末。在美國，人們評價威爾遜，主要不是著眼於他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也不著眼於他在國內推行「新自由」政策，而是看重他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為謀求美國領導地位所作的努力。威爾遜事業的頂峰是他親自率領美國代表團遠渡重洋，參加1919年的巴黎和會。這在當時的交通條件和美國政治傳統下，實屬罕見。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作為締結《巴黎和約》的基礎，並提出建立國際聯盟的設想，以保障人類的永久和平。他的這些政治理想舉世矚目。在飽經戰爭苦難的歐洲人眼中，威爾遜不啻是一位「救世主」。可是，威爾遜的夢想並未實現。領導美國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羅斯福總統「十分欽佩威爾遜的夢想，但是他把威爾遜的失敗歸因於威爾遜把夢想當成了現實」。[2]同樣，也有不少人把威爾遜稱為「堂·吉訶德」。[3]西班牙小說中的堂·吉訶德，耽於幻想，不切實際，最終碰得頭破血流，但他畢竟初衷善良。在茨威格看來，威爾遜也是如此。
——譯者題記
1918年12月13日，巨大的「喬治·華盛頓號」軍艦正向歐洲海岸駛去。軍艦上乘坐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4]自從開天闢地以來，從未有過這麼多的億萬民眾懷著如此巨大的希望和信任，期盼著一艘船、期盼著一個人。[5]歐洲各國互相怒氣沖沖地已打了四年仗，[6]互相用機槍和大炮、用火焰噴射器和毒氣殺戮了千百萬自己國家最優秀、最朝氣蓬勃的青年。在四年時間裡，這些歐洲國家用語言和文字所表達的，無非是相互的仇恨和詆毀。然而，所有這些煽動起來的激昂情緒並未能夠讓人們聽不見隱藏在自己內心深處的聲音：自己的國家所做和所說的全都違背天理，玷辱了我們這個世紀。所有這些億萬民眾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都有這樣一種隱秘的感覺：人類重又倒退到野蠻的未開化和以為早已遠去的世紀之中。
這時候，有一個人把自己的聲音[7]從另一個大洲——美洲越過仍然硝煙瀰漫的戰場傳到歐洲，這聲音清楚地要求：永遠不要再有戰爭。永遠不要再有爭執，永遠不要再有那種罪惡的舊的秘密外交[8]——這種外交把各國人民在自己不明真相和不願意的情況下驅趕著去當炮灰；而是要求：建立一種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建立一種在臣民們同意的基礎上並得到人類有組織的輿論支持的法治」。令人驚異的是：在所有的國家，說各種不同語言的人都立刻聽明白了他的聲音。第一次世界大戰——昨天還是一場為了爭奪接壤的土地、為了邊疆的劃分、為了爭奪原料、礦山和油田而進行的無休止的無謂爭吵——突然獲得了一種崇高的、近乎宗教似的意義：這場戰爭之後將是永久的和平，將是公正和人道的救世主[9]之國。這麼一說，千百萬人的鮮血似乎沒有白流；這一代人如此受苦受難，好像就是為了換來這樣的苦難永遠不會再降臨人間。千百萬民眾懷著絕對的信任，熱烈響應威爾遜的呼聲；人們都說，他——威爾遜將會使戰勝國和戰敗國達成和解，從而締造公正的和平。人們都說，他——威爾遜是另一個摩西，[10]他會使迷途中的世界各國一起同坐在新的國際聯盟[11]的會議桌旁。伍德羅·威爾遜的名字在幾個星期之內成了一種猶如宗教一般的力量——猶如救世主一般的力量。人們用他的名字給街道、建築物和子女起名。每一個覺得自己處在苦難之中或者感到自己吃了虧和受到歧視的民族，都派代表到他這裡來；成千上萬寫著各種建議、祈求、懇請的信函和電報從五大洲湧來，堆積如山。裝滿信函和電報的好幾個箱子還被送到這艘正在駛向歐洲的軍艦上來呢。整個歐洲、整個世界，都一致要求威爾遜作為他們這次最後爭執的仲裁者，使夢寐以求的最終和解得以實現。
威爾遜無法抗拒這樣的呼聲。他在美國的朋友們勸他不要親自出席巴黎和平會議。[12]他們說，作為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的他，有責任不離開自己的國家，而寧可從遠處領導談判。但是伍德羅·威爾遜沒有被說服。他覺得，即使是美利堅合眾國總統這樣一個最為顯貴的職位，如果和要求他去完成的使命相比，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他說，他不願意只為一個國家效勞，只為一個大洲——美洲效勞，而要為全人類效勞；他並不僅僅只為這樣一個特定的時刻效勞，而要為更美好的未來效勞；他不願意心胸狹隘地只代表美國的利益，因為「利害關係不會在人與人之間產生凝聚力，而只會產生離心力」，而他願意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覺得，他必須自己小心翼翼地守望著：不讓軍事家們和外交家們再次煽起狂熱的民族情緒——因為人類的和解意味著為軍事家們和外交家們的險惡職業敲響了喪鐘。他必須親自充當擔保人，保證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們領袖的意志迫使與會代表說什麼樣的話，而且在這一次媾和會議——人類的最後一次和最終決定一切的和會上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應該在全世界面前開誠佈公地說。
威爾遜正是抱著這樣的願望站在「喬治·華盛頓」號軍艦的甲板上，凝望著在霧靄中出現的歐洲海岸——它顯得模模糊糊和游移不定，恰似他自己關於未來各國人民和睦友愛的夢想一般。他挺直地站立著，身材魁梧，面容堅毅，戴著眼鏡的雙眼散射出銳利而又清澈的目光，微微突出的英美人[13]的下巴，但豐滿的雙唇卻緊緊地閉著。他是基督教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和孫子，[14]因而在他身上就有長老會教士的那種嚴肅和狹隘。在長老會的教士們看來，世間唯有一種真理，而且他們肯定：就是他們所知道的那一種真理。他在自己的血液中既有虔誠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祖先們的無比熱忱，也有加爾文教徒信仰的奮鬥精神——是這種信仰把一種要拯救罪孽深重的人類的使命賦予給了威爾遜這樣一位領袖和導師。[15]基督教的殉道者和被視為異端而遇難的基督徒[16]寧願為自己的信仰而受火刑也絲毫不離開聖經——這樣的執著一直在他身上起作用。在他一個民主主義者和學者看來，「人性」、「人類」、「自由」、「和平」、「人權」這樣一些概念並不是冷漠的字眼；這些字眼對他的父輩來說是《福音》書中的訓道，對他來說也不是空洞抽像的思想概念，而是他決心要逐一去捍衛的宗教信條，就像他的祖先捍衛基督教《福音書》的教義一樣。他已進行過許多鬥爭，但是這一次鬥爭將是一次決定性的鬥爭。——當他凝望著的歐洲陸地在自己的視線中顯得愈來愈明朗時，他油然產生了這樣的感覺。但當他想到，「如果我們能夠意見一致，我們要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鬥爭；如果我們不得不互相爭執，我們也要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鬥爭。」這時候他不知不覺地繃緊了臉。
不過，從他眺望遠處的目光中流露出來的嚴肅神情很快就漸漸消失了。佈雷斯特[17]海港的禮炮和旗幟正在歡迎他呢，不過這僅僅是按照規定向這位盟國的總統表示敬意而已，而此後從岸上向他迎來的暴風雨般的歡呼聲，他覺得，那絕不是事先安排的有組織的迎接，不是預先約好的歡呼，而是全體民眾火一般熱情的流露。威爾遜乘坐的列車所經之處——從每一個鄉村、每一個小村落、每一幢房子，都會有人向他揮舞旗幟——宛如希望的火焰。千萬隻手向他伸來，在他周圍人聲鼎沸。而當他乘車穿過香榭麗捨大街[18]駛入巴黎時，夾道歡迎的人群更是湧動如潮。巴黎人民、法國人民是遠在歐洲的各國人民的象徵。他們叫喊，他們歡呼，他們把自己的期望全都寄托在他身上。威爾遜的面容顯得愈來愈輕鬆，一種感到欣喜、幾乎是陶醉一般的、無拘無束的微笑顯露出他的牙齒。他向左右兩邊揮動著禮帽，好像他要向所有的人致意、向全世界致意。是呀，他做得對，他親自來了，因為只有靈活的意志能夠戰勝死板的規則。難道人們就不能夠、就不應該為了千秋萬代和為了所有的人創造一座如此欣喜若狂的城市、創造一個如此充滿希望的人類世界嗎？還有一夜的休息，[19]然後在明天就要立刻開始給世界以和平——世界夢想了千百年的和平，從而完成最偉大的業績——這是每一個世上的人完成的業績呀。
在法國政府為威爾遜安排下榻的宮殿前，在法國外交部的走廊裡，在美國代表團的總部——克裡榮大飯店[20]前，擁擠著急不可待的新聞記者——光是這一群人就是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光從北美就來了150名記者；每一個國家，每一座城市，都派出自己的記者。而這些記者都要求得到參加所有會議的許可。參加所有的會議！因為和會已信誓旦旦地向世界承諾「完全公開」。記者們聽說，這一次不會有任何秘密會議或者秘密協議。「十四點原則」的第一點就清清楚楚地寫著：「公開的和平條約，必須公開締結，締結後不得有任何種類的秘密的國際諒解，而外交也必須始終在眾目睽睽之下坦率進行。」[21]聽說，秘密條約的瘟疫——它比所有其他的瘟疫吞噬了更多的生命——將要被威爾遜的「公開外交」的新的免疫血清徹底消滅呢。
然而，使這些滿腔熱情的記者們感到非常失望的是，他們遇到的是令人難堪的搪塞。他們被告知：所有的記者肯定都會被准許參加大的會議，並且被准許將這些公開的會議的記錄——實際上是把各種緊張交鋒已做了消毒處理的——會議記錄全文向世界報道。但是，會議開始之初還不能向記者們提供任何消息，因為首先必須把談判的程序確定下來。[22]失望的記者們不由得感覺到，一定有什麼事情沒有取得完全一致。其實，發佈消息的官員們並沒有完全說假話。關於談判程序，威爾遜在「四巨頭」[23]的第一次磋商中就立刻感覺到協約國中其他國家的抵制：他們不願意把一切談判都公開，而且有一個很好的理由，那就是在所有參戰國的文件櫃和公文包裡都放著秘密條約呢。——這些秘密條約均在事先做出保證：每個國家應該得到的自己那一部分利益和自己的戰利品。既然是骯髒的私下交易，他們當然只想遮遮掩掩地幹嘛。為了不至於使巴黎和會從一開始就穢聞遠揚，有些事情就不得不先閉門磋商和解決。不過，不僅有會議程序方面的分歧，而且還有更深層的分歧哩。其實，陣勢一清二楚，以美國為一方，以歐洲國家為另一方，美國清楚地代表左派立場，歐洲國家清楚地代表右派立場。原來，在這次巴黎和會上要締造的不是一種和平，而是兩種和平——締結兩種完全不同的和平條約。一種和平是一時的和平、眼前的和平——將是與已經放下武器的戰敗國德國結束戰爭的和平；同時還有另一種和平，即永久的和平——將是使任何未來的戰爭永遠成為不可能的和平。一方面是根據舊的強硬方式的和平，另一方面是新的和平——威爾遜提出的通過建立國際聯盟所締造的和平。這兩種和平，究竟哪一種應該首先談判呢？
在這個問題上，兩種看法針鋒相對。威爾遜對一時的和平不太感興趣。他認為，確定邊界、償還戰爭賠款，應該由專家們和專門委員會在「十四點原則」的基礎上做出決定。這是一項小的工作、次要的工作、專家們的工作。與此相反，各國政府首腦的任務應該是，而且也有可能是：把各國聯合起來，締造永久的和平。——這可是一種新事物、新變化呵！[24]但是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意見首先需要討論。協約國的歐洲成員國理直氣壯地警告說，人們不可以在四年戰爭之後還讓一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世界去等待和平數月之久；不然的話，歐洲將會出現不堪收拾的混亂局面。首先應該做的事是，確定邊界、確定戰爭賠款、把一直還是全副武裝的官兵們遣回到他們的妻子和兒女們身邊、穩定貨幣、恢復貿易和交通；然後才讓海市蜃樓般的威爾遜計劃在秩序已經鞏固的大地上散發光輝。正如威爾遜在內心對一時的和平不感興趣一樣，克裡孟梭、勞合·喬治、索尼諾[25]——這些老練的談判對手和足智多謀的策略家們——在內心深處對威爾遜的要求也相當不以為然。他們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部分也是出於對威爾遜的敬重和好感，才對他的富有人道精神的要求和創意表示讚賞，因為他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感覺到，一種不謀私利的原則會在他們國家的民眾那裡獲得不可抗拒的誘人魅力；因此他們願意通過附加條款的限制和刪減某些內容的辦法來討論威爾遜的計劃。但是首先應該做的事是和德國締結和約，從而宣告戰爭的結束，然後再討論《國際聯盟盟約》。
不過，威爾遜自己也是一位十分老練的談判對手，他知道，對方會怎樣通過稽延時日讓一種生機勃勃的構想漸漸枯萎。他也知道，他自己該如何去排除那些耽擱時間的種種詰難；他還知道，僅僅通過為某種理想而獻身的精神是不會使他成為美國總統的。因此他頑強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必須首先制定出盟約。他甚至要求，將盟約逐字逐句地寫進和德國簽訂的和約之中。他的這種要求勢必會產生第二個矛盾。因為在協約國的歐洲成員國看來，將《國際聯盟盟約》的諸原則寫進對德和約之中，這無異於以德報怨——把未來的人道主義原則作為不該得的報答預先給了德國，而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元兇呀，當年德國由於入侵比利時[26]而粗暴地踐踏了國際法，還有霍夫曼將軍[27]在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28]用拳頭肆無忌憚地猛捶桌子的舉動，為強迫簽訂條件苛刻的和約提供了最惡劣的先例。所以他們要求，先用舊的硬通貨算清戰爭賠款，然後才討論世界新格局。他們說，田野依然一片荒蕪；整座整座城市已被戰火摧毀成殘垣斷壁。為了給威爾遜留下這方面的深刻印象，他們一再請他親自去看一看那些城市和田野。[29]可是威爾遜——一個不切實際的人卻有意識地不去正視廢墟，而只把目光對準未來。在他看來，只有一件事是他的使命：廢除舊秩序和建立新秩序。儘管他自己的顧問藍辛[30]和豪斯[31]反對，但他仍然毫不動搖和固執地堅持自己的要求：首先訂立國際聯盟盟約。就是說，先討論全人類的事情，然後才討論各國的利益。
鬥爭十分激烈。它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浪費了許多時間。伍德羅·威爾遜的另一個疏忽是，他沒有把自己的夢想事先用文字表述得清楚明白，因而在討論中經常節外生枝。他隨身帶來的盟約計劃完全不是最終的定稿文本，而僅僅是第一稿草案，它不得不先在無數次的會議上討論、修改、增刪。除此以外，外交禮節還要求威爾遜在抵達巴黎之後去訪問其他結盟國家的首都。也就是說，威爾遜要訪問倫敦，[32]要在曼徹斯特發表演講，[33]然後又前往羅馬。由於他不在場，其他舉足輕重的政治家也就沒有真正的興趣和熱情推進他的計劃。在巴黎和會全體會議舉行以前的一個多月時間就這樣白白失去了。而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在匈牙利[34]、在羅馬尼亞[35]、在波蘭[36]、在巴爾幹半島[37]、在達爾馬提亞[38]的邊界上，都接二連三發生了佔領地盤的鬥爭，既有正規軍，也有志願軍；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在維也納的饑饉日趨嚴重；[39]俄國的形勢變得愈來愈緊張，令人十分憂慮。[40]
但是，即便在1919年1月18日舉行的巴黎和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已確定：《國際聯盟盟約》將是總和約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還僅僅是在理論上。而盟約文件卻始終尚未定稿，文件還始終處在無休止的討論之中，從這個人的手轉到另一個人的手，從這個國家的政府轉到另一個國家的政府。這樣，又過去了一個月的時間。對歐洲而言，這是非常動盪不安的一個月，歐洲愈來愈急切地願意得到自己真正的和平——事實上的和平。1919年2月1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以後過了三個月，威爾遜才提出盟約的最後文本，也是被大會一致通過的文本。
世界再次歡呼。威爾遜的主張贏得了勝利：從今以後的和平將不再通過武力和威脅而得到保障，而是通過達成共識和相信至高無上的公正而得到保障。當他離開凡爾賽宮時，一片暴風雨般的鼓掌歡呼。他又一次——但也是最後一次——帶著自豪、感激的幸福微笑環視擁擠在他周圍的民眾。他感覺到，在這個國家的民眾背後是其他許多國家的民眾；在苦難深重的這一代人背後是未來世世代代的人——他們將由於和平得到最終的保障而永遠不再知道戰爭的災難，永遠不再知道強迫簽訂霸王條款的和約給戰敗國帶來的屈辱，永遠不再知道戰勝國的專橫霸道。這是他最偉大的一天，但同時也是他幸運的最後一天，因為他第二天——1919年2月15日就回美國去了，[41]以便他在返回巴黎簽署另一份最後的戰爭和約以前，先在美國向自己的選民和同胞說明這份永久和平的「大憲章」，[42]可是恰恰由於威爾遜過早地離開了他取得勝利的戰場而最終斷送了自己的勝利。
當「喬治·華盛頓」號軍艦駛離佈雷斯特海港時，禮炮再次鳴響，不過歡送的人群已稀疏不少，他們的神情也顯得相當無所謂。在威爾遜離開歐洲時，歐洲各國的民眾對這位「救世主」所懷的巨大希望和激情已漸漸消退。在紐約，等候他的也是冷淡的接待。沒有飛機在軍艦上空盤旋，振翅飛翔，沒有暴風雨般的歡呼聲；而在他自己的白宮辦公室裡，在參議院，在國會，在自己的黨內，在自己國家的民眾那裡，所遇到的更是一種深懷疑慮的詢問。歐洲不滿意，是因為威爾遜走得不夠遠；美國不滿意，是因為他走得太遠。歐洲覺得，威爾遜還遠遠沒有把各種互相牴觸的利益結合成為一種偉大的、普遍的人類利益；而在美國，他的那些已經在自己心中想到下一屆總統選舉的政治對手們則宣傳說：威爾遜毫無道理地在政治上把美洲新大陸與難以揣度和不安定的歐洲大陸結合得太緊，從而違背了美國國策的基本原則——門羅主義。[43]在美國，人們十分急切地提醒伍德羅·威爾遜：他不應該只想成為未來夢想之國的奠基人，不應該只想到外國，而應該首先想到美國人，是美國人把他選做他們自己意志的代表而成為美國總統的。於是，威爾遜不僅要為在歐洲的談判殫精竭慮，而且還不得不既要與自己黨內的人士又要與自己在政治上的反對派開始新的協商。他不得不在這座令人自豪的國際聯盟的大廈後門補堵上一道牆——他自以為他已無可指摘地建造了這座難以攻克的大廈呢。這是一座危險的後門——美國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從這座後門撤離大廈，也就是說，要預防美國撤出國際聯盟。[44]如果美國不參加國際聯盟，那麼也就意味著，威爾遜設計的永久性大廈——國際聯盟的第一塊基石會被挖走；大廈的牆基會被打開第一個缺口，而這個缺口則是災難性的，它會釀成大廈的最終倒塌。
不過，縱使威爾遜通過修改條款和加上各種限制會在歐洲，現在也會在美國實現他的「新的人類大憲章」，[45]但也僅僅是一半勝利。當威爾遜為了完成自己使命的第二部分[46]而重返歐洲時，他的心情已不再像上一次似的輕鬆和自信了。[47] 「喬治·華盛頓」號軍艦再次向佈雷斯特海港駛去。但他眺望海岸的目光已不再像上一次似的神采奕奕、躊躇滿志。他顯得更加蒼老和更加疲倦，因為這短短的幾個星期使他感到更加失望，他的臉繃得更緊，顯得更嚴肅，緊閉的嘴巴流露出憤懣和頑強的神情，左面頰上間或的抽搐猶如暴風雨前的閃電——這是積聚在他身上的疾病的預先警告。隨身醫生[48]不敢耽誤片刻，趕緊提醒他務必愛惜身體。然而他面臨的是一場新的、也許是更為激烈的鬥爭。他知道，貫徹他的原則要比他擬定這些原則更加困難，但他決心不犧牲自己綱領中的任何一點。要麼全有，要麼全無。要麼是永久的和平，要麼沒有和平。
他這次登上歐洲海岸時，已經不再有歡呼。巴黎的街道上已經不再有歡呼。報紙抱著冷淡和觀望的態度。民眾變得多疑和謹慎。歌德的那句話再次應驗：「熱情不是一種可以醃藏許多年的東西。」威爾遜不去充分利用對他有利的時刻，不去按照自己的意志趁熱打鐵，而是讓他的關於戰後歐洲格局的理想方案僵在那裡。他不在巴黎的那一個月改變了一切。在他短暫回國的同時，勞合·喬治也向大會告了假，克裡孟梭由於被一個刺客的手槍擊中而兩個星期不能工作。各種私利集團的代表人物就充分利用這段無人看守的短暫時間，紛紛擠進巴黎和會各專門委員會的會議大廳。所有的高級軍官——元帥和將軍們在四年戰爭期間曾經為追逐各自的利益以最充沛的精力從事過最危險的工作，曾經用他們的訓詞、決定和專橫使千百萬人俯首帖耳，他們豈能在此時此刻心甘情願地悄然退出歷史舞台呢。國際聯盟盟約的條款要求「廢除強制徵兵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普遍強制徵兵」，[49]這豈不是要奪取他們手中的權柄——軍隊嗎，也就是說，國際聯盟盟約已危及到他們的生存。永久的和平意味著他們的職業將失去意義。因此他們必定要扼殺侈談永久和平的廢話——《國際聯盟盟約》，或者把《國際聯盟盟約》引進死胡同。他們用威脅的態度要求擴充軍備，而不是像威爾遜似的要求裁減軍備；他們要求得到新的邊界和各國的保證，而不是像威爾遜似的要求以集體安全為基礎的解決辦法。他們說，用這「十四點原則」的空中樓閣無法保障一個國家富強，而只能用武裝自己的軍隊和解除敵人的軍隊的手段來保障一個國家富強。擁擠在這些軍國主義者背後的是那些要保持自己軍火工廠繼續運轉的工業界各集團的代表以及打算在戰敗國賠款方面賺錢的中間商。背後受到反對黨威脅的外交官們越來越左右為難。他們全都要為自己的國家多增加一大片土地。他們巧妙地用公眾輿論做了一些試探，所有歐洲的報紙配合美國的報紙，用各種語言異口同聲地重複著一個相同的話題：說威爾遜由於他的荒唐的妄想而拖延了和平。威爾遜的烏托邦固然值得稱讚並且肯定充滿理想主義精神，但他的烏托邦卻妨礙了歐洲的穩定。現在已不再可以為了高尚的道德和道義上的顧慮而喪失時間呀！如果不立即締結和約，歐洲就會出現一片混亂。
不幸的是，這樣一些指責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把自己的計劃瞄準今後世世代代的威爾遜是用不同於歐洲各國人民的尺度去衡量時間的。他覺得，四五個月的時間對要實現一個千年古夢的使命來說並不算多。然而就在這段時間之內，由各種不知底細的勢力所組織的志願軍團在東歐四處征戰，他們佔據領土，整片整片接壤的狹長地帶還不知道屬於誰和應該屬於誰呢。德國代表團、奧匈帝國代表團在停戰四個月之後還沒有被接待。在那些尚未劃清的邊界後面，各國人民變得焦躁不安起來。政治形勢驟變的徵兆清楚表明：明天匈牙利，[50]後天德國，[51]都會出於絕望而把自己托付給布爾什維克。[52]所以外交官們迫切要求迅速有個結果——迅速締結和約，管它公正不公正，並且要先清除掉擋在簽訂和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首先要除掉滋生麻煩的《國際聯盟盟約》。
威爾遜回到巴黎的第一時間就足以向他表明，他在此前三個月內所創建的一切基礎在他短暫回國的一個月內受到暗中破壞而面臨坍塌。福煦元帥[53]幾乎就要實現他堅持的一貫主張：把《國際聯盟盟約》從和約中刪除。不過，威爾遜的鋼鐵般決心在這關鍵時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堅決不後退一步。在他回到巴黎的第二天——1919年3月15日，他通過新聞界正式宣佈：1919年1月25日巴黎和會通過的決議——「《國際聯盟盟約》將是和約的重要組成部分」依然有效。這項聲明是對那種企圖的第一次反擊。——企圖不是在新的《國際聯盟盟約》的基礎上，而是在協約國之間簽訂的舊的倫敦密約的基礎上締結對德和約。威爾遜總統現在可清楚地知道了，那些恰恰在昨天還鄭重其事地發誓要尊重民族自決權的幾個大國，[54]它們一心想要得到的是什麼：法國要求得到德國的萊茵地區和薩爾地區；意大利要求得到阜姆港和達爾馬提亞地區；[55]羅馬尼亞、[56]波蘭[57]和捷克斯洛伐克[58]也想得到它們各自的一份戰利品。如果威爾遜不進行反擊，那麼《巴黎和約》將是又一次按照拿破侖[59]、塔列朗[60]、梅特涅[61]簽訂掠奪性和約的臭名昭著的方法而締結的和約，而不是按照威爾遜提出的、並被巴黎和會鄭重通過的原則而締結的和約。
那是鬥爭十分激烈的14天。[62]威爾遜本人不願意讓法國兼併薩爾地區，因為他把這種兼併視為是對其他各種破壞「民族自決權」的第一個先例，而且事實上意大利已經在用要離開巴黎和會[63]進行威脅呢。——意大利覺得自己的一切要求和法國的要求並無二致。法國的報紙大肆煽風點火，說布爾什維克主義已從匈牙利向四處蔓延，協約國的歐洲各盟國也煞有介事地說，布爾什維克主義不久將殃及全世界。即使在自己最親密的顧問——國務卿羅伯特·藍辛和私人顧問豪斯上校身上，威爾遜也越來越感覺到他們的反對。甚至連他以前的朋友們都勸他，面對眼前世界上一片混亂的局面，現在必須趕緊締結和約，而寧可犧牲一些理想主義的要求。威爾遜面臨著一條異口同聲的陣線。而從美國敲擊他後背的是，由他的政敵和競爭對手所煽起的公眾輿論。有些時刻，威爾遜真覺得自己已精疲力竭。他向一個朋友坦誠地說，他已無法再堅持這種一人對眾人的鬥爭，並已下定決心，如果他無法實現自己的意願，那麼他就離開巴黎和會。
在這場一人對眾人的鬥爭中，到末了還有最後一個敵人突然向他襲擊，那就是來自內部的敵人——來自他自己身體的敵人。1919年4月3日，正當殘酷的現實與尚未完成的理想之間的鬥爭處於決定性的關鍵時刻，威爾遜突然不再能夠坐立。突發的流行性感冒迫使這位63歲的老人不得不躺在床上。不過，時間比他滾燙的血液更令人感到刻不容緩；時間不讓這位即便已生病的老人稍微歇一歇；各種報告政治性災難的消息，猶如烏雲密佈的天空中的閃電。1919年4月5日，共產主義在巴伐利亞取得政權[64]，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在慕尼黑宣佈成立。處於半飢餓狀態並夾在布爾什維克的巴伐利亞和布爾什維克的匈牙利之間的奧地利隨時都有可能加入蘇維埃共和國的行列。隨著眾人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強，獨自一人要為一切承擔的責任也就越來越重。所有的人把這位已經精疲力竭的人一直糾纏和催逼到了床邊。克裡孟梭、勞合·喬治、豪斯上校就在隔壁的房間裡商談著呢。他們都已下定決心，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讓巴黎和會趕緊有個結果，而這個代價就是威爾遜應該放棄他的要求和他的理想；現在所有的人都一致要求：必須把威爾遜提出的「持久和平」擱在一邊，因為這種「持久和平」阻擋了現實的和平、軍事上的和平、能獲得物質利益的和平。
不過，儘管威爾遜感到十分睏倦、疲憊不堪；儘管他的健康已暗暗受到損害；儘管他在報紙上受到攻擊——報紙指責他拖延了和平；儘管他由於自己的顧問們的離棄而感到惱怒；儘管他被其他國家的政府代表們糾纏不休，威爾遜還是始終頑強地堅持自己的主張。他覺得，他不能自食其言；他覺得，只有當他把他想要的和平與非軍事上的和平、持久的和平、未來的和平一致起來，只有當他為唯一能夠拯救歐洲的「國際聯盟」竭盡全力，他才能真正獲得他想要的和平。於是，當他剛剛能夠從床上起來時，他就採取了一個決定性的舉動：1919年4月7日，他給在華盛頓的美國海軍部發去一份電報，電文中寫道：「『喬治·華盛頓』號能夠啟航向法國的佈雷斯特海港駛來的最早日期可能是哪一天；抵達佈雷斯特海港的日期，最早可能是哪一天。總統期盼著該艦趕緊啟航。」當天全世界都得到消息：威爾遜總統已命令他乘坐的軍艦向歐洲駛來。[65]
這條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而且大家都立刻明白它的意思。全世界都知道：威爾遜總統將拒絕任何違反《國際聯盟盟約》原則的和平——縱然是僅僅違反其中一點，並且已下定決心，寧可離開巴黎和會，也絕不退讓。決定今後幾十年乃至幾百年歐洲命運乃至世界命運的歷史性時刻來到了。如果威爾遜此刻從會議桌旁站起身來，拂袖而去，那麼原有的世界秩序就會崩潰，一片混亂就會開始，不過，也有可能從此扭轉乾坤，吉星高照。歐洲驚詫莫名，焦急地問：其他的巴黎和會參加者會承擔這種責任嗎？威爾遜本人會承擔這種責任嗎？——這是決定性的瞬間。
千鈞一髮的瞬間。在這緊急關頭，伍德羅·威爾遜仍然抱著鋼鐵般的決心。決不妥協，決不遷就，不要「欺壓性」的和平，而要公正的和平。不讓法國人兼併薩爾地區，不讓意大利人兼併阜姆港，不讓肢解土耳其，不拿各民族的利益做交易。公正應該戰勝強權，理想應該戰勝現實，未來應該戰勝現在！公正必須勇往直前，縱使世界因此而毀滅。這個短暫時刻將成為威爾遜的偉大時刻，成為他的最偉大的時刻，成為他的最富人性的時刻，成為他的最英勇的時刻：假如他有力量經受得住這個時刻的話，那麼他的名字將會永遠留在為數不多、真正的人類朋友們的心間，而且他也做出了無與倫比的業績。可是，緊跟在這短暫的關鍵時刻後面的卻是這樣的一個星期：他遭到四面八方的攻擊。法國的報紙、英國的報紙、意大利的報紙都指責他——這位要創造和平的人卻由於他在理論上和神學上的頑固思想而破壞了和平；指責他為了他自己的烏托邦而犧牲了現實的和平，甚至希望從威爾遜那裡得到所有一切好處的德國現在也轉過身來反對他——德國由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巴伐利亞爆發而陷入一片驚慌。還有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藍辛也同樣懇請威爾遜拋棄他所下的決心。威爾遜在白宮的政治秘書圖馬爾蒂[66]幾天前還從華盛頓發來令人鼓舞的電報：「唯有總統採取一種無畏的舉動，歐洲才會得救——或許世界才會得救。」可是，當總統採取了這樣一種無畏舉動之後，就是這同一個圖馬爾蒂現在卻驚慌失措地從同一座城市通過海底電纜發來電報說：「……撤離巴黎和會非常不明智，而且可能會在美國和在國外帶來各種各樣的危險……總統應該把中止巴黎和會的責任讓應當承擔的人去承擔……在現在這個時候撤離巴黎和會很可能會被看做是一種叛逃。」
威爾遜看到周圍發生的一切，惘然若失，絕望惆悵，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竟成了眾矢之的。沒有一個人站在他這一邊，會議大廳裡的人全都反對他，他自己參謀部裡的人也全都反對他。而無法看清的千百萬人從遠方懇請他要頂住和堅持到底的聲音此刻並未出現在他身邊。威爾遜不知道，倘若他果真站起身來，拂袖而去，使他的威脅成為現實，他的名字就有可能千秋萬代留傳下去嗎？威爾遜不知道，是否只有當他堅持到底，他對未來的理念才有可能作為一種可以一再更新的基本原理而毫無瑕疵地留給後世呢？威爾遜不知道，從他對企圖得隴望蜀、充滿舊仇宿怨和毫無理智的這幾個大國[67]所說的「不」字中會出現哪種轉機呢？他只感到自己孤獨一人，他只感到自己的力量太弱，無法承擔巴黎和會夭折的最後責任。於是，威爾遜漸漸地讓步了——而讓步的後果卻是災難性的。他鬆動了自己的強硬態度。豪斯上校搭橋牽線。雙方都做了妥協。關於邊界的磋商來來去去進行了八天，終於在1919年4月15日——歷史上黯淡的一天，威爾遜懷著矛盾的心情勉強同意了克裡孟梭的顯然壓低了的具有軍事意義的要求：德國的薩爾地區交給法國，但不是永遠，而僅僅是15年。[68]這是這位迄今毫不妥協的人做出的第一次妥協，它好像魔棒似的這麼一點，第二天早晨巴黎的報紙都變了調門。昨天還在罵他是和平的干擾者、世界的破壞者的各種報紙，現在都把他讚譽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可是，這種頌揚在他心中卻是一種責備，使他深感內疚。威爾遜知道，他事實上也許已經拯救了這種一時的和平，但用和解精神締造的持久和平——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和平卻被錯過了，或者說已付之東流。荒謬絕倫的事戰勝了天經地義的事。衝動的感情壓倒了冷靜的理智。[69]超越時代的理想被群起而攻之後，世界又倒退回去了。而他——身為領袖和旗手的威爾遜卻在這次針對他本人的決定性戰役中遭到徹底失敗。
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威爾遜的作為是對還是錯？誰人能予評說？不管怎麼說，在那無法挽回的歷史性的一天，一個影響遠遠超過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決定被做出，而為了這個決定的過錯，我們要再次用我們的鮮血、用我們的絕望、用我們無奈的困惑付出代價。從那一天起，威爾遜的影響力已漸漸消失——他的影響力在他那個時代曾是無與倫比的道義力量。而現在他的威望已經遠去，他的力量也隨之東流。誰做出一次讓步，那麼他就一發而不可收。一次妥協勢必會導致一連串新的妥協。
有名無實必然成為虛有其表。[70]暴力必然會製造出暴力。[71]在凡爾賽達成的和平曾被威爾遜夢想為是整體的和平與持久的和平，其實不然，它是不完全的和平，是一種非常不完滿的產物，因為這種和平並不著眼於未來，而且不是出於人道精神而是出於對純粹物質利益的理性考慮而產生。歷史上絕無僅有、也許是與人類命運最休戚相關的一次機會竟令人惋惜地白白錯過了。沮喪的世界、不再有救世主的世界重又覺得抑鬱和悵惘。曾經被當做會給世界帶來福祉的人而受到歡迎的威爾遜回國了，但已不再有人覺得他是救世主；他只不過是一個滿面倦容、受到致命打擊的病人了吧。不再有歡呼伴隨他。在他身後不再有旗幟揮舞。當他乘坐的軍艦駛離歐洲海岸時，[72]這位失敗者背轉身去。他不願意回過頭來，朝我們這片命運多舛的歐洲大地再看一眼。——歐洲幾千年來渴望和平與統一，可是從未實現。一個人性化世界的永生夢境又一次在大海的遠方霧靄中漸漸消散。
【註釋】
[1] 鄧蜀生著《伍德羅·威爾遜》第22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2] 鄧蜀生著《伍德羅·威爾遜》，第223頁。
[3] 曾經把威爾遜當做「偶像崇拜」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在1919年11月寫畢的《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書中，把威爾遜比做「又聾又瞎的堂·吉訶德」。參閱鄧蜀生著《伍德羅·威爾遜》第179頁。
[4] 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連任兩屆的美國第28屆總統。1856年12月28日出生於美國弗吉尼亞州的斯湯頓縣，1879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1912年7月被民主黨提名競選1913年總統，以「新自由」政綱競選獲勝，1916年以「他使我們免於戰爭」的口號，再次連任。1919年9月4日開始在全國巡迴演說，爭取美國人民支持國際聯盟計劃，9月25日病倒在火車上，10月2日回白宮後中風。1920年12月，威爾遜接受1919年度諾貝爾和平獎金。1924年2月3日在華盛頓病逝。
[5]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威爾遜親自率領美國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1918年12月4日起程，1918年12月14日抵達巴黎，由於威爾遜一貫以維護和平的中立姿態，以仲裁人的身份調停歐洲局勢，尤其是他提出作為議和基礎的「十四點原則」後，歐洲輿論一度把威爾遜視為「救世主」，他抵達巴黎時，受到民眾熱烈的歡迎。
[6] 第一次世界大戰從1914年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算起，至1918年11月11日大戰結束，歷時四年多，捲入戰爭的有33個國家，人口在15億以上，共有兩千餘萬人死亡，另有兩千餘萬人傷殘。
[7] 1918年1月8日，威爾遜在向國會致辭中提出被他自己稱為「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四點，即最後一點：「為了大小國家都能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必須成立一個具有特定盟約的普遍性的國際聯盟。」
[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以德、奧匈、保加利亞為首的同盟國，還是以英、法、俄為核心的協約國，都是通過秘密談判和締結秘密協定來保證各方希望爭得的利益。1917年11月爆發了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蘇維埃政府向全世界宣佈了不割地（即不侵佔別國領土、不合並別的民族）、不賠款的和平綱領，廢除秘密外交，並宣佈廢除俄國臨時政府締結和批准的全部密約，而且將這些密約公諸於眾。密約的主要內容集中歸納在1915年4月26日的《倫敦密約》中。這個密約規定了英、法、意、俄、日等協約國戰後劃分勢力範圍的具體辦法，包括瓜分德國屬地，肢解土耳其，給予法國確定其與德國接壤的西部邊界的自由，給予俄國以確定其東部邊界的自由。俄國蘇維埃政府公佈密約的行動，在歐美引起強烈震動，輿論嘩然。飽經戰禍之苦的各國民眾，熱烈響應蘇維埃政府的呼籲，積極展開反戰運動，要把世界大戰轉變為國內革命，這無疑是對西方社會的嚴重挑戰。面對這種局面，為了抵消布爾什維克的巨大影響和贏得民心，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其中第一點就是主張公開外交，不得有任何秘密的國際諒解。
[9] 救世主（Messias, 音譯：彌賽亞），源出聖經故事。《聖經·舊約》稱，公元前12世經至公元1世紀，猶太國處於危亡時期以來，猶太人中流行一種說法，稱上帝終將重新派遣一位「君王」（彌賽亞）來復興猶太國，《聖經·新約》借用此說，聲稱耶穌就是彌賽亞，但不是「復國救主」，而是「救世主」，凡信他的人，靈魂可得到拯救，升入天堂。
[10] 摩西（Moses），聖經故事中古代猶太人的領袖。《聖經·出埃及記》載，摩西帶領在埃及為奴的猶太人穿越沙漠、歷盡艱險，遷回到迦南，並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寫在兩塊石板上的十誡。猶太教將《聖經》首五卷稱做「律法書」，並稱出自摩西之手，故有《摩西五經》之稱。
[11] 建立國際聯盟是威爾遜對外政策中的主要構想。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於1920年1月成立，總部設在日內瓦，先後加入的有63個國家。美國是最初的發起國，但國際聯盟盟約在1919年11月19日被美國參議院否決，1920年3月19日，美國參議院第二次否決了包括《國際聯盟盟約》在內的《凡爾賽和約》；因此美國始終沒有參加國聯，威爾遜的政治理想也終於成為泡影。爾後，日本和德國於1933年退出國聯；意大利於1937年退出。蘇聯在1934年加入，1939年被開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標榜「促進國際合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聯名存實亡。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6 年4月宣告解散，所有財產和檔案均移交聯合國。
[12] 「巴黎和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舉行的國際和平會議，有美、英、法、日、意等27國參加，戰敗國均不參加，中國作為戰勝國亦參加了和會，蘇維埃俄國未被邀請參加，和會實際上由美、英、法三國領導，最後簽訂了《協約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史稱《凡爾賽和約》。由於和約無理地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移交給日本，引起中國人民極大憤慨，導致中國「五四」運動的爆發，迫使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13] 威爾遜的祖父是北愛爾蘭的移民，1807年遷居美國，外祖父是蘇格蘭的移民。
[14] 威爾遜的父親約瑟夫是弗吉尼亞州斯湯頓縣長老會教堂的牧師，祖父也曾任長老會牧師。
[15] 威爾遜是美國第一個有博士學位、當過大學教授和大學校長的總統。他善於用福音式的語言講話，他的政治思想和奉行的政策固然是一個保守派，卻博得自由派的歡呼喝彩，把他奉為偶像，一度還擁有「救世主」的名聲。威爾遜和列寧生活在同一時代，列寧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威爾遜則是20世紀初美國尋求「領導世界」的思想導師。
[16] 基督教興起時，曾在羅馬帝國被視為異端而受到迫害。最後一次大迫害發生在戴克裡先統治末期，迫害基督教徒最兇惡的敵人是伽勒裡烏斯。羅馬帝國承認基督教始於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80年，狄奧多西大帝頒布敕令，把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17] 佈雷斯特（Brest），法國西部港口城市，重要海軍基地。
[18] 香榭麗捨大街（Champs Elysees），或譯田園大街，或愛麗捨大街，法國巴黎標誌性大街，以美麗和時尚著稱。
[19] 1918年12月14日，威爾遜在巴黎受到空前的歡迎之後，當天晚些時候就啟程前往英國，然後到歐洲各國首都和著名城市進行訪問，為巴黎和會做準備和遊說他的國際聯盟計劃，所到之處，受到像恭迎「救世主」般的接待。1919年1月7日結束為時三周的訪問，回到巴黎。1919年1月8日，巴黎和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舉行。
[20] 克裡榮大飯店（Hotel de Crillon），20世紀初巴黎最豪華的飯店之一。
[21] 此段譯文引自韓莉著《新外交·舊世界——伍德羅·威爾遜與國際聯盟》第282頁，同心出版社，北京，2002年3月第1版。「十四點原則」又譯「十四點」。
[22] 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主張先把國際聯盟建立起來，然後再討論和約，他要使國際聯盟成為和會議題的中心，但法、英主張先討論領土、賠償等問題，把國際聯盟放在最後一項，實際上就是要使國際聯盟計劃淹沒在關於領土、賠償等問題的談判之中。最後達成妥協：國際聯盟計劃與其他問題並行進行商討。威爾遜又堅持《國際聯盟盟約》必須成為和約的一部分，批准和約就是批准盟約，英、法主張分成兩個文件，分別批准。威爾遜反對。最後達成一致：《國際聯盟盟約》包括在1919年分別與德、奧、匈、保簽訂的和約之內，作為與該國簽訂的和約的第一部分。1919年6月28日正式簽字的《凡爾賽和約》於1920年1月10日生效，從而使該和約一部分的《國際聯盟盟約》也於同一天生效。
[23] 「四巨頭」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裡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 1841—1929），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 1863—1945），意大利首相奧蘭多（Vittorio Emanuele Orlando, 1860—1952）。
[24] 所謂「新事物、新變化」，是指用威爾遜倡導的「以集體安全為基礎的新的世界格局」取代「以實力均衡為基礎的舊的國際秩序」。威爾遜提出這種政治構想的出發點是，希望通過國際聯盟，美國既能控制世界事務，又不捲入歐洲事務，雖然他用的詞彙是「正義」、「公正」、「道德」、「人性」、「良知」、「人類的永久和平」等；威爾遜認為，「只要美國在國際聯盟中保持在道義上和金融上領導世界的地位，維持一種經濟上穩定和非革命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美國將來的商業擴張就可以確保無虞。」因此，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遵循的一條原則就是：只要把《國際聯盟盟約》作為《凡爾賽和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讓美國在國際聯盟中居於領導地位，其他一切都可以讓步。
[25] 西德尼·索尼諾（Sidney Sonnino），巴黎和會時任意大利外相。
[26] 1914年8月4日上午6時，德國駐比利時公使畢羅把一份最後通牒交給比利時外相，其內容是說，由於比利時政府拒絕德國政府的「善意建議」，德國為了其本身安全不得不在「如有必要」時採取使用武力的措施。上午8時過2分，德軍就在吉美利赫越過了比利時國界，那裡距列日城僅20公里。比利時的國界守衛隊射槍狙擊，8月4日正午，比利時國王呼籲各擔保國採取一致的軍事行動對付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始。
[27] 見下條。
[28]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後幾個星期，蘇俄就向德國及其盟國提出了停戰媾和的建議。談判於1918年1月4日在德國佔領的波蘭城市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Brertlitowsk）開始，德國最高司令部的代表馬克斯·馮·霍夫曼（Max von Hoffinaim）將軍顯然左右著德國方面的談判立場，他曾以強硬的語言對蘇俄的談判代表托洛茨基說，蘇俄是戰敗者，必須接受一種強制性的和平。據說，霍夫曼說話時用拳頭猛捶桌子。當托洛茨基於2月10日退出談判並宣佈戰爭將不經簽訂和約而結束時，霍夫曼就下令恢復敵對狀態，並命令德軍更深入地向俄國境內推進。由於列寧不顧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多數人的反對而頑強堅持，蘇俄終於在1918年3月3日與德國簽訂強加的佈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簡稱佈雷斯特和約），1918年11月13日，蘇俄在德國向協約國投降後廢除了該和約。
[29] 克裡孟梭曾邀請威爾遜到法國北部去視察德軍破壞的慘狀，他認為最好讓威爾遜親眼看到德國人如何慘無人道，這樣可以增強其同仇敵愾的心理。但威爾遜卻一再用種種借口加以拒絕。據說，威爾遜不願看到這種慘狀，以免影響其作為仲裁者的公正態度。
[30] 藍辛（Robert Lansing），威爾遜任總統時的第二位國務卿。
[31] 豪斯（Edward House）上校，威爾遜的私人顧問。
[32] 1918年12月14日，威爾遜抵達巴黎之後不久隨即前往倫敦，12月22日，會見德比伯爵（Edwaxd George Villiers Stanley, 第17代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 1865—1948，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6—1918年以及1922—1924年任英國國防大臣）。
[33] 1918年12月30日，威爾遜在曼徹斯特發表演說，解釋他的集體安全概念如何與美國不捲入歐洲事務的傳統相結合。
[34] 1918年10月30日夜，匈牙利的工人和士兵武裝起義。1918年11月16日，哈布斯堡皇朝在匈牙利的政權被推翻，匈牙利正式宣佈為共和國。1919年2月20日，協約國駐匈軍事代表、法國的威克斯向匈牙利政府遞交一份照會，要求匈牙利東界駐軍在10天內後撤100公里，空出的地方由協約國軍隊佔領。共和國新成立的卡羅利政府既不敢接受又不能拒絕這一通牒，決定辭職下台，將政權交給社會民主黨人。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達成協議合併，正式宣告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
[35] 1918年11月，德軍撤離羅馬尼亞。羅馬尼亞軍隊開進奧匈帝國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12月1日，宣佈該地區併入羅馬尼亞。
[36] 1918年11月18日，畢蘇茨基在華沙組成聯合政府。他本人成為波蘭共和國的國家元首。這個共和國史稱「波蘭第二共和國」，以表示它是1795年被俄普奧三國瓜分滅亡的波蘭共和國的繼續，但波蘭第二共和國在1918年底僅擁有原波蘭王國和加裡西亞西部的領土。它的四周邊界均未確定，原普魯士佔領的波蘭土地仍處在德軍佔領之下。畢蘇茨基提出恢復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前的「歷史邊界」的口號，主張使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同波蘭組成聯邦制的國家。1918年底到1919年初，隨著德奧軍隊的撤退，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利沃夫建立了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但在利沃夫市，波蘭人佔全市居民的62%，猶太人占20%，烏克蘭人只佔15%，於是波蘭居民在「波蘭軍事組織」的幫助下，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展開了爭奪利沃夫的鬥爭。
[37] 1918年秋，奧匈帝國已瀕於崩潰，帝國內各民族反戰和反君主政體的人民群眾運動日益高漲，軍隊反戈，在南斯拉夫，許多士兵從前線逃回家鄉。他們自稱「綠軍」，手持武器同奧匈帝國官方對抗。1918年10月底，駐紮在裡耶卡和普拉兩地的軍隊舉行起義，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群眾運動興起的情況下，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幾個政黨在薩格勒布召開國民議會，宣佈南斯拉夫地區脫離奧匈帝國。1918年12月4日，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宣告成立。
[38] 達爾馬提亞（Dalmatia）是巴爾幹半島瀕臨亞德裡亞海的一條狹長的沿海地帶，它的北部地區當時是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爭執的領土。
[39] 1916年以後，奧地利境內糧食明顯缺乏，饑饉現象日趨嚴重。
[40] 1918年11月，前沙皇俄國海軍上將高爾察克在鄂木斯克發動軍事政變，自稱是「俄國的最高執政者」。他得到協約國的大力支持，用外國槍炮裝備了自己的25萬軍隊，與此同時，高加索的鄧尼金和波羅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也都率領軍隊向蘇維埃政權進攻。在蘇俄境內開始了生死存亡的國內戰爭。
[41] 1919年2月15日威爾遜啟程回美國，1919年2月24日抵達波士頓。他急於趕回美國，是想在美國國會休會之前爭取得到共和黨參議員們的支持。
[42] 大憲章（Magna Charta），此處是指《國際聯盟盟約》，「大憲章」一詞本是英國歷史術語，源自1215年英國大封建領主迫使英王約翰（John）簽署的一份文件，該文件保障了臣民的部分公民權和政治權。後來「大憲章」被引申為基本章程、基本綱領等詞義。
[43] 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是美國第五位總統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 1758—1831，在1817—1825年間連任兩屆總統）提出的美國外交政策原則，口號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目的是反對當時歐洲的一些封建專制帝國援助西班牙重新獲得其在美洲殖民地的企圖。門羅為美國和南北美洲各國制定的基本外交政策是：南北美洲不允許由外來者開發。
[44] 1919年6月28日，協約國與德國在法國凡爾賽宮的明鏡大廳簽訂對德和約，宣告德意志帝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對德和約經英、法、意、日、德批准後，自1920年1月10日起生效。《國際聯盟盟約》是《凡爾賽和約》的組成部分。美國國會由於不希望美國參加英、法勢力佔優勢的國際聯盟而拒絕批准《凡爾賽和約》。1921年8月，美國同德國簽訂了一項與《凡爾賽和約》相同的單獨條約，但不包含有關國際聯盟的條款。這表明美國決定不參加國際聯盟。
[45] 指《國際聯盟盟約》。
[46] 巴黎和會通過了威爾遜提出的《國際聯盟盟約》，是他完成自己使命的第一部分，重返巴黎，代表美國簽署協約國與德國締結的包含國聯盟約條款在內的和平條約，是他要完成的使命的第二部分。
[47] 威爾遜於1919年3月4日從紐約起程再去法國，3月14日抵達巴黎。他在國內時，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對威爾遜的「國聯盟約」提出了嚴厲批評。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洛奇（Henry Cabot Lodge）為首的反對派議員於1919年3月3日向威爾遜遞交了由超過參議院人數三分之一的參議員的「圓形簽名」信（Round Robin），表示了他們的實力與堅決態度。威爾遜返回巴黎時，知道自己會受到美國和歐洲兩方面對盟約的批評，但是他既不準備向參議院妥協，也不想接受歐洲的條件，因而在他面前困難重重，步履維艱。威爾遜在3月4日從紐約起程時曾發表言論：「等到巴黎和約送回美國時，美國人將發現『國聯盟約』已包括在內，而且和約與盟約已不可分開。如果他們想把盟約剔除，那麼就會破壞全部結構。」他萬萬沒有想到，美國參議院會連整個和約都不批准。
[48] 威爾遜的隨身私人醫生是卡裡·格雷森（Dr. Caty Grayson）。
[49] 在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會通過的《國際聯盟盟約》中無此條款。此內容可能在第一稿草案中有，後被刪除。《國際聯盟盟約》全文載《國際公法參考文件選輯》（中文），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59年版，第418—424頁。
[50] 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成立。
[51] 1919年3月3日，德國共產黨總部和柏林黨組織聯合向柏林工人發出總罷工號召，提出「一切權力歸工人蘇維埃！」的口號。柏林有五天時間處於無政府狀態。政府軍駐柏林司令官諾斯克宣佈戒嚴並實行軍事管制。3月8日，罷工領導人宣佈停止罷工，但軍事管制直到3月17日才解除。在這次激進的斯巴達克派和政府軍的戰鬥中，約有一千二百人喪生。
[52] 布爾什維克（俄文的音譯），意即多數派。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黨綱、黨章時，以列寧為首的多數派同馬爾托夫為首的少數派展開激烈鬥爭，在選舉中央領導機構成員時列寧派獲多數，故名。1912年在該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孟什維克（少數派）被清除。以後，布爾什維克成為共產黨的代名詞。
[53] 福煦（Ferdinand Foch, 1851—1929），1918年5月就任協約國軍總司令，8月升為法國元帥。11月11日接受德軍投降，他被認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協約國軍勝利的主要領導人。戰後被選為法蘭西科學院院士、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著有《兵法原理》等。
[54] 指當時參加巴黎和會的英、法、意、日等國。
[55] 阜姆港（Fiume）是亞得裡亞海的樞紐，戰前是匈牙利貨物的重要出海口，南斯拉夫人認為它屬於斯洛文尼亞或克羅地亞，1915年的倫敦密約把它劃歸克羅地亞。意大利首相奧蘭多在和會上提出要求兌現倫敦密約的同時又要求得到阜姆港和達爾馬提亞地區（Dalmatien），英、法、美為了擴大自己在巴爾幹國家的影響，對意大利的上述要求不予支持，不僅如此，「三巨頭」還提出了一條所謂「威爾遜線」，將倫敦密約許諾給意大利的土地加以縮減。奧蘭多一氣之下離開巴黎回國，想以此要挾，可是他的做法幾乎無人理睬。1919年5月7日，奧蘭多又重返巴黎和會。最後達成的《凡爾賽和約》規定：阜姆港被宣佈為自由港；達爾馬提亞海岸外的若干海上島嶼割讓給意大利；達爾馬提亞沿岸地區割讓給南斯拉夫。
[56] 羅馬尼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獲得大量財產和人口。它從匈牙利獲得整個外希伐尼亞，從奧地利獲得布科維納，從俄國獲得薩拉比亞，其領土和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57] 波蘭本是歐洲古國之一，自從被普魯士、俄羅斯、奧匈帝國瓜分滅亡之後，波蘭人民無時不以復國為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他們帶來了一個新的有利時機，因為德俄雙方都想爭取波蘭人的支持。1916年11月5日，中歐國家已承認波蘭王國的獨立。1918年10月德國崩潰之後，波蘭軍總司令皮爾蘇德斯基將軍宣佈波蘭已是一個獨立國家，他本人是波蘭獨立政府的首腦，並提出巨大的領土要求——恢復1772年的波蘭舊有東疆，即大致在杜味拿河和第聶伯河一線。波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建的第一個大國，其面積幾乎和德國差不多大，儘管人口尚不足三千萬。
[58] 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成立的國家，完全是巴黎和會的產物，其領土主要割自德國和奧匈帝國，包括波希米亞、摩拉維亞、西裡西亞，當時有六百多萬捷克人，將近二百萬斯洛伐克人，三百五十萬日耳曼人和不足一百萬的匈牙利人。
[59] 拿破侖一世（Napoleon, 1769—1821），即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1804—1814, 1815）。1796年春任意大利方面軍司令，1796—1797年間法國為擊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強敵奧地利，拿破侖進軍意大利，威逼維也納。1797年10月17日，拿破侖代表法蘭西共和國在康波福米奧村（Campo-Formio, 在今意大利東北部）和奧地利帝國的代表科本茨伯爵（J. L. J. Cobenzl, 1753—1809）正式簽署《康波福米奧和約》。和約分公開和秘密兩部分，規定：奧地利承認萊茵河為法國的邊界，承認法國在北意大利新建立的西沙爾平共和國，奧地利放棄對原奧屬尼德蘭（今比利時）和北意上述地區的主權，瓜分原威尼斯共和國，愛奧尼亞群島歸法國；等等。
[60] 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erigord, 1754—1838），法國著名外交家。1797年起歷任法國督政府、執政府外交部長（1797—1807），後任拿破侖第一帝國和復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1814—1815）。在其任執政府外交部長期間，拿破侖利用俄國與奧國、英國的矛盾，集中打擊第二次反法同盟的主力奧軍，1800年6月14日，拿破侖在馬倫哥（Marengo, 位於意大利北部）擊潰奧軍。奧地利被迫求和。1801年2月9日，法國和奧地利在法國的呂內維爾簽訂由塔列朗參與的《呂內維爾和約》，該和約確認1797年簽訂的《康波福米奧和約》，重申比利時和萊茵河左岸為法國領土，承認法國的諸附屬國西沙爾平（Cisalpine），利古裡亞（Liguria）、黑爾維謝（Helvetic）、巴達維亞（Batavia）等共和國的「獨立」。
[61] 梅特涅（Klemens Wenzel Nepomuk Lothar von Metternich, 1773—1859），奧地利外交大臣（1809—1848）和首相（1821—1848），公爵。拿破侖帝國瓦解後，歐洲各國於1814年10月—1815年6月在維也納召開會議，領導會議的是奧、普、英、俄四國。1815年6月9日，維也納會議簽署了總協議，總協議規定：比利時和荷蘭組成尼德蘭王國，重申奧地利在意大利東北部的統治地位，使奧地利控制許多小公國；俄國得到波蘭王國，普魯士佔有薩克森北部和波茲南，馬耳他島歸英國所有，等等。
[62] 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國際聯盟盟約》和建立國際聯盟。威爾遜說，這是「一個有著共同的目標和意願的聯盟」，但他同時指出，國聯不是一個同盟。因為如果是同盟的話，這就違背了美國奉行的門羅主義。為了使「國聯盟約」能在美國獲得通過，威爾遜力爭要在「國聯盟約」中寫入有關門羅主義的條款。其實，門羅主義既不是國際條約也不是地區諒解，而是美國為維護自己在美洲的利益的一項外交政策。經過威爾遜向英、法等國做出重大讓步，終於將有關門羅主義的條款寫進了「國聯盟約」。盟約第二十一條稱：「本盟約中的任何內容都不被認為會影響到為確保維護和平的國際協定，如仲裁條約或是地區諒解，如門羅主義的合法性。」但是，威爾遜為此做出的讓步，既違背他提出的「十四點原則」，也違背《國際聯盟盟約》的原來宗旨。勞合·喬治對威爾遜說：「關於海上自由這一條，我們是有保留的，現在要我們支持國際聯盟，又要我支持把門羅主義的保留列入盟約，那你看這個海上自由……」於是，威爾遜在1918年12月21日對《泰晤士報》記者的談話中只好承認，「基於英國的地理位置的事實和由於它的歷史傳統，在一切海軍問題上，必須承認它享有特殊利益」。克裡孟梭對威爾遜說：「你不是要國際聯盟嗎？那先要滿足我的合理的領土要求。」於是，威爾遜表示同意。日本代表牧野對威爾遜說：「如果不滿足日本接管在山東的一切利益，日本決不在和約上簽字。」既然不在和約上簽字，當然就是不參加國際聯盟。於是，威爾遜慨然滿足了日本的要求。參閱鄧蜀生著《伍德羅·威爾遜》第177頁。
[63] 1919年4月3日，正當修改後的《國際聯盟盟約》準備在巴黎和會上批准時，意大利首相奧蘭多藉機在「四巨頭」會議上再次提出意大利對阜姆港的領土要求，並暗示：如果不同意意大利的要求，他將退出和會。由於謠傳奧蘭多將自行宣佈意大利擁有對阜姆港的主權，1919年4月23日，威爾遜先發制人，他聲言小國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意大利不得佔有阜姆港及達爾馬提亞的土地，這片土地應屬於南斯拉夫。威爾遜的表態激起意大利反對威爾遜的風潮。奧蘭多退出「四巨頭」會議。不過，1919年5月7日，奧蘭多又重返巴黎和會。
[64] 獨立社會黨人恩斯特·托萊爾、古斯塔夫·蘭道爾等人於1919年4月5日在慕尼黑奪取政權，並於1919年4月7日宣佈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兩天以後，1919年4月9日，巴伐利亞共產黨斯巴達克派的馬克斯·萊維恩、厄岡·勒納亞等人也宣佈成立自己的蘇維埃政府。於是，在慕尼黑出現三個並存的政府。由巴伐利亞邦議會選舉組閣的邦政府總理約翰內斯·霍夫曼不得不向巴伐利亞邦內外的民族主義軍官發出呼籲，要求他們支撐自己的政府。不久，以裡特·馮·埃普為首的志願軍團和聯邦軍隊開進慕尼黑恢復秩序。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僅存在兩個星期，但殘酷的戰鬥進行了好幾天。據官方數字，自1919年4月30日至5月8日，共有557人被殺害。最後政府軍控制了慕尼黑市。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領導人恩斯特·托萊爾等被判處無期徒刑。共產黨斯巴達克派領導的蘇維埃政府領導人馬克斯·萊維恩和厄岡·勒納亞被判處死刑。
[65] 法國在巴黎和會上取得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以後，又提出兼併德國薩爾地區的要求。薩爾地區是產煤區。如果法國能得到薩爾地區盛產的煤，再加上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盛產的鐵，它就可以建成一個強大的冶金工業基地，這將為法國稱霸歐洲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法國的這一計劃，遭到英美的強烈反對，它們不願過分削弱德國和讓法國過於強大。但克裡孟梭在此問題上態度強硬，他聲稱，如杲法國得不到薩爾地區就不在任何和約上簽字。威爾遜惱羞成怒，以退出會議進行威脅。1919年4月6日，威爾遜在巴黎表示，如果英、法不在幾天之內接受「十四點原則」作為和約的基礎，他就中斷參與會議回國，並將真相公諸於眾。1919年4月7日，他果真給美國海軍部發去電報，命令「喬治·華盛頓」號前來接他。但是事後威爾遜並未提前離開巴黎。
[66] 圖馬爾蒂（Tumulty），時任威爾遜總統的白宮政治秘書。
[67] 指參加巴黎和會的英、法、意、日等國。
[68] 法國為了控制萊茵河地區（Rheinland）要求將薩爾地區（Saar）劃並給法國。薩爾地區不但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且是一個重要工業區，如果由法國併吞，勢必愈益加強法國的地位，英、美等國反對法國的這一要求，不願讓薩爾地區同德國分離，不能讓法國在薩爾地區享有行政統治權，只許法國享有薩爾煤礦的開採權。《凡爾賽和約》規定，薩爾區由國聯直接管理，為期15年，期滿後通過公民投票最後確定薩爾區的歸屬。今薩爾區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一個聯邦州——薩爾州（Saarland）。
[69] 雖說美、英、法三巨頭左右著巴黎和會，但他們之間的合作絕非融洽，對許多問題不斷發生爭執。有一次克裡孟梭說勞合·喬治一再撒謊，這位英國首相跳起來，抓住法國總理的硬領要求他道歉。克裡孟梭則向勞合·喬治提出決鬥的挑戰，說「用手槍或劍都可以」，威爾遜把他們兩人拉開。參閱李巖、高明主編《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畫》第467頁，藍天出版社，北京，2005年2月第1版。
[70] 威爾遜在他的「十四點原則」中提出要實現「公開外交」、「民族自決」、「公正的和平」等等，並要求以「十四點」作為《凡爾賽和約》的基礎，但最後簽署的《凡爾賽和約》完全違背這些原則，它實際上是嚴厲制裁德國的掠奪性和約。羅馬人有一句名言：「脅迫之下所成立的契約可以不必遵守。」德國人在「封鎖」的威脅之下才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從道義的立場而言，和約本應視為無效。尤其是協約國的態度極為惡劣。正如在巴黎和會後期接替奧蘭多的意大利首相尼提（Francesco Saverio Nitti）所說：和約「違反所有的諾言、所有的前例、所有的傳統，使德國代表不能發一言，實為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怕的一頁」。果然，巴黎和會剛一結束，德國復仇主義者就提出「打倒《凡爾賽和約》」的口號。
[71] 德國外長布羅克多夫前來巴黎簽署和約，當他看到和約條文後當即決定暫不簽約而返回德國。1919年6月中旬，克裡孟梭照會德國說，如德國不接受和約條件，協約國將宣佈停戰條件無效。德國懾於協約國的武力威脅，才決定立即簽署和約。但和約對德國的苛刻要求使德國人在心理上受到極大震撼。三巨頭中頭腦比較清醒的勞合·喬治說過這樣的話：「諸位先生，你們可以奪取德國的殖民地，限制其陸軍只供警察之用，使其降為第五等的海軍國家。但不管怎樣，一旦德國人感到1919年的和約是不公平的，必然會盡可能尋求復仇的途徑。」歷史證明勞合·喬治的話不幸言中。巴黎和約簽訂後不久，復仇主義情緒在德國迅速滋長。德國軍國主義分子大肆煽動對戰勝國（特別是法國）的仇恨，策劃反對履行和約的暴力行動，如1923年的魯爾事件。
[72] 巴黎和會結束後，威爾遜於1919年6月28日離開巴黎，6月29日乘「喬治·華盛頓」號回美國。1919年7月8日抵達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