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隴右的邊警與艱險的山川

七五九年(肅宗乾元二年)的夏天,關內久旱不雨,田地裡一片黃埃,造成嚴重的災荒。史思明在相州打敗唐軍後,殺死安慶緒,回到范陽,自稱大燕皇帝,準備攻取河南。杜甫在東京道上,又親自看到一般的官吏是怎樣對待人民,對於當前的政治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一切情形和他所希望距離太遠了。他覺得他在華州作一個司功參軍實在沒有什麼意義,於是在立秋後不久便毅然放棄了這個職位。

他放棄這個職位,表示他對於政治的絕望,但還有更重要的原因,使他不得不這樣做。肅宗在七三八年(開元二十六年)立為太子,並不是出於玄宗的本意,李林甫、楊國忠也都時常要破壞他的皇位繼承權,他的地位是極端不穩固的。後來肅宗由于于馬嵬坡之變,分得一部分兵力,北上靈武,宦官李輔國才勸他繼承帝位。李輔國也就成為擁戴肅宗的功臣,因此他日漸跋扈,專攬政權,無論大事小事,都要經過他的決定才能執行。肅宗事前沒有得到玄宗的同意,先在靈武即位,已經內疚於心,以李輔國為首的擁戴肅宗的官僚集團便利用這個機會,一方面挑撥肅宗和玄宗的感情,加深他們父子間的矛盾,一方面攻擊玄宗舊日的官吏,製造出激烈的黨爭。房琯是玄宗的舊臣,又一度被肅宗信任,而且他自高自大,更成為這個集團攻擊的目標。所以他在鳳翔、長安一再遭受打擊。杜甫屬於他的一黨,隨著他的失敗,杜甫在政治上也喪失了出路。他的“棄官”雖說是主動的,但其中也存在著不得不如此的苦衷。

這在他個人的生活上是一個大的轉變。他從此不但離遠了他十幾年依戀不捨的長安,並且和他愛好的故鄉洛陽也永久別離了。他在七五六年的春天在率府裡管理了幾個月的兵甲器仗,從七五七年的五月到七五八年的六月在肅宗身邊作了一年的左拾遺,再加上不到一年的華州司功,他一生實際的政治生活——除去後來在成都嚴武的幕中工作一個短時期外——斷斷續續地一共不過兩年半。在這些職位上他已經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在政治的逆流中他不可能發揮任何作用。所以他在《秦州雜詩》裡說:“唐堯(指肅宗)真自聖,野老(杜甫自稱)復何知?”這是他受了許多打擊以後所表示的失望的心情。

調馬圖卷,五代·後梁畫家趙喦作品,絹本設色,縱29.5厘米,橫49.4厘米,現藏上海博物館。

他放棄了官,對當前的政治感到失望,而且在《遣興》五首裡歌詠了一些所謂高蹈的人物,如不入州府的龐德公、避俗的陶潛、“上疏乞骸骨”的賀知章與市衣終身的孟浩然,但他井沒有放棄了對祖國與對人民的熱烈的關懷。

相州敗後,河南騷動,杜甫不能回洛陽的老家,又沒有錢居住生活昂貴的長安;這時因為他的從侄杜佐在秦州東柯谷蓋了幾間草堂,僧人讚公也在秦州西枝村開闢了幾座窯洞,他就決定把一家人搬到秦州去住。秦州(甘肅天水)是隴右道東部一個重要的城市,位置在六盤山支脈隴山的西邊。隴山高約二千多公尺,舊日的記載說,山路九轉,越過這座山要用七天的工夫,從東方來的人走到這裡常常躊躇不前。秦州就用這座山來迎接杜甫,杜甫也以這座山起始他另一個段落的、別開生面的新詩。他的《秦州雜詩》第一首便這樣說:

瀟湘圖卷,五代,董源,絹本設色,縱50厘米,橫141厘米,描繪的是五代時期江南山水景色。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
水落魚龍(川名)夜,山空鳥鼠(谷名)秋。
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這隴山西邊的隴右道,從秦漢到唐代,是漢族和少數民族氐羌雜居的區域,每逢戰亂時期,這帶地方不被本地的土豪割據,便被新興的外族侵入。唐自從高祖以來,開拓邊境,深入西域,在隴右設置了都督府和州縣。開元時,又建立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等節度使,鎮壓邊疆,每年從內地運來大批的壯丁和繒帛,在這裡屯田牧馬,所以軍城烽火,萬里不斷。等到安史亂起,隴西的精銳都征發東征,留兵單弱,防地空虛,給吐蕃一個很好的侵略機會。

藏族到了第七世紀在藏王棄宗弄贊(即松贊干布)領導下從個別的部落形成統一的王國,吐蕃就是這個王國的名稱。六四一年(貞觀十五年)棄宗弄贊和唐朝的宗室女文成公主結婚,此後漢藏兩族的經濟和文化產生了前此不曾有過的密切的交流,但是在政治上一方面由於唐朝皇帝的開邊黷武,一方面由於吐蕃勢力的膨脹,彼此的關係是不很正常的:時而互通使節和好,時而爆發殘酷的戰爭。如今這個自稱“外甥國”的吐蕃又是一邊遣使請和,願意幫助唐軍平亂,一邊擴充勢力,率眾東侵,致使沒有幾年的工夫,兩北州縣都落入它的掌握。杜甫三年來在關內河南流離轉徙,閱盡人間的疾苦與祖國的不幸,如今越過隴山,不料又接觸到國家的另一個危機,這危機的嚴重性並不下於橫行中原的胡羯。我們知道,安史之亂中的許多史實都反映在杜甫的詩中,我們也不可忽略,吐蕃的蠶食在杜甫詩裡也留下不少的痕跡。

當吐蕃的勢力逼近洮州岷州時,杜甫到了秦州。兩年前,他在鳳翔任左拾遺,他已經明瞭西方的情勢,並且認識這情勢的嚴重。那時他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任判官,就提到——

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
西極(指隴右)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杜亞赴河西任判官,他說——

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蠶種絲織西傳圖,反映古代中原蠶種絲織技術傳播西域各國的情景。

武威與河西都在秦州以西,較為遼遠,但關於秦州稍南的同谷,杜甫也曾經這樣說——

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防禦判官》

現在他親自到了秦州,聽到的,時而是川原將要昏黑時的一片鼓角,時而是薄暮中的一聲羌笛,時而在雨晴後從戍樓上又發出嘹亮的胡笳;看到的,是降虜千帳,胡人跳著《白題斜舞》,在黃雲白水間羌婦笑語,胡兒行歌。井且羽書往還,絡繹不絕,今天在城東樓上望見出使吐蕃的驛使,明天又送人行軍,去抵抗吐蕃。“烽火”更是不斷地在詩中出現,它有時報警,有時報平安,在“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的天地間搖動著慘淡的火光。這一切景象襯托出一個緊張的不安的局面。事實上過了不久,秦州便在七六三年被吐蕃攻陷了。

杜甫在秦州時,秦州還暫時保持著相當的平靜,它沒有遭受到兵火和災荒,因此有許多人從東方越過隴山到這裡來避難。杜甫最初在城東南五十里東柯谷杜佐家中作過短期的寄居,但他此後大部的時間還是住在秦州城裡。他本來計劃在秦州住下去,贊公也曾引導他到城南的西枝村尋找建立草堂的基地,可是限於資財,沒有成功。他在秦州作客,生活上感到極大的困難。他寄詩給杜佐,希望他分給他一些米和薤菜,隱者阮昉也曾送給他薤菜三十束。可是生活不能完全仰仗他人,他於是又重新開始他在長安時經營過的賣藥生活,來維持他的衣食。我們在他秦州的詩中常常讀到關於採藥和製藥的詩句,並且在太平寺泉水的下流,他也夢想過,如果用這比牛乳還香美的水灌溉出一片繁榮的藥圃,該有多麼好呢!

然而親友的幫助與賣藥的副業都不能解決他生活上的困難,有時無衣無食,口袋裡只剩下一文錢了,卻不忍用去,為的是留在眼前觀賞。他把這種心情寫在一首沉痛的詩《空囊》裡: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
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
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在饑寒中身體衰弱,瘧疾又發作了,每隔一日,便發高度的寒熱,自已覺得身上的脂髓都在病中耗盡了。

杜甫窮困到這地步,但他的詩卻得到意外的發揚。他這半年內的詩流傳下來的約有一百二十首,若是把這些詩從全集中抽出,它們就可以獨自成為一集。我們揣想,作者寫這些詩是有一定的計劃性的。其中除卻《同谷七歌》是七言外,都是五言詩,有五古,有五律。這“集子”又可以分為上下兩部:上部是從七月到十月在秦州寫的,以《秦州雜詩》二十首為主;下部是從秦州到同谷、從同谷到成都旅途上的收穫,都是紀行詩。前邊說過,杜甫運用五古,無論敘事、抒情、寫景,都發揮了五言詩最高的功能,這裡他把邊疆的危機、山川的形勢、以及城郭村落、風土人情,都收入雄渾而健壯的詩篇中,在這一點上誠如宋人林亦之所說的,“杜陵詩卷是圖經”。這也是杜甫的一個貢獻,如果說從《兵車行》到“三吏”“三別”一系列的詩是卓越地記載了他的時代的、尤其是人民的歷史,那麼這裡的詩便真實地描畫了祖國一部分的山川。

他在秦州的詩中敘述了秦州的地理形勢:城北寺,南郭寺、深藏數十家的東柯谷、潛通小有天的仇池、太平寺的泉水、以及赤谷、崦嵫、西枝村……有些幽靜的地方也常常引起他建築一座茅屋、長此住下去的念頭,但是慘淡的烽火與淒切的笳聲卻使杜甫念念不忘吐蕃的膨脹與回紇的驕橫。這年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陽,回紇不能幫助唐軍,抵抗胡人,卻留住沙苑(陝西大荔縣南),勒索給養,使朝廷難於應付,杜甫在《留花門》詩中說:

胡塵逾太行,雜種(史思明)抵京室(洛陽);
花門(回紇)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他對於吐蕃的入侵這樣說:

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
西戎外甥國,何得迕天威?
——《秦州雜詩》之十八

他在這景況中用一首詠馬的詩抒寫他的胸懷和志願:

張騫出使西域,初唐,石窟壁畫,縱140厘米,橫160厘米,描繪了漢時張騫出使西域的情景。
西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浮雲連陣沒,秋草遍山長。
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驌驦(良馬名);
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

這時他也寫了一些懷念友人的詩。他寫詩寄給薛據和畢曜、高適和岑參、孟雲卿的詩友張彪、與房琯同黨的賈至和嚴武。其中最為傑出的當然是懷念李白的幾篇。——在長安初期,杜甫寫過幾首關於李白的詩,不是“懷”,就是“憶”,這可以說明,自從七四五年與李白在兗州別後,他沒有直接得到過李白的消息。此後李白浪跡江東,十餘年音訊隔絕,杜甫在詩中雖有時偶然提到李白,如七五六年的春天他在長安向薛華說,“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但是卻沒有單獨懷念他的詩。七五六年十二月,永王李璘從江陵東下,要北上抗胡,被苟安江南的官吏李希言李成式阻住,認為企圖奪取肅宗皇位,於第二年二月敗死軍中。李白因為參加過李璘幕府的工作,逃亡彭澤,隨後被捕入潯陽獄,中間曾經一度釋放,終不免於七五八年長流夜郎。這時關於李白變化多端的消息輾轉傳到杜甫耳中。後來李白泛洞庭,穿三峽,到了巫山,當杜甫由洛陽回到華州時,也就是七五九年的春夏之交,才因為天旱大赦,中途得救。杜甫剛到秦州,不知道李白遇赦,關於李白的行蹤,傳述紛紜,生死莫卜,有人甚至說他在夜郎途上已經墮死水中。於是這當年共同在梁園醉舞、傍泗水行歌的老友便一連三夜都出現在杜甫的夢中,使杜甫寫成了兩首最感人的描寫夢境的詩。尤其是夢醒後的那一瞬間——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
落月滿屋樑,猶疑照顏色!
——《夢李白》二首之一

這兩首詩一再提到“水深波浪闊,無使蚊龍得”,“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另一首《天末懷李白》裡也說“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汩羅”,這都是對於李白的生死表示無限的疑懼和關懷。最後聽說李白遇赦了,才有《寄李白二十韻》,這首詩好像在給李白作傳,裡邊寫出李白的遭遇、人格,以及在詩歌上特出的成就,並且給這被人誤解的詩人做了一些辯白。

張儀潮統軍出行圖(之三),為紀念張儀潮率軍於公元848年收復敦煌功績,唐王朝開鑿156窟,特繪《張儀潮統軍出行圖》。

與李白同樣情形的還有鄭虔。鄭虔貶為台州司戶,和杜甫雖是生離,無異死別;杜甫懸念鄭虔和懸念李白一樣,他說: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
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後來他得到鄭虔的消息,知道他在山澗旁耕田,在海角臥病,他覺得他像是一隻寶劍埋沒在土裡,永遠沒有挖掘出來的希望了。

杜甫在秦州居住不滿四月,覓居不成,衣食不能自給,正在走投無路時,同谷縣有位“佳主人”來信說同谷可居,辭意懇切,好像曾經相識一般。他又聽說同谷附近栗亭的良田里出產薯蕷,可以充飢,山崖裡有豐富的蜂蜜,竹林裡有新鮮的冬筍,他於是決定離開秦州到同谷去。

杜甫在初冬十月從秦州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左右,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入蜀,年底到了成都。這兩段路程都十分艱苦,他給每一段路寫了十二首紀行詩,成為兩組,每組都有首有尾。從這些紀行詩裡邊,我們看見詩人除去在饑寒裡堅持外,還得與凶險的山川搏鬥,走一步克服一步的艱難。他寫這些詩,不只用了他的眼,更不只用了他的想像,最重要的是用了他的兩隻腳;我們可以說,它們是杜甫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所以其中沒有空幻的高與奇,只有實際的驚和險。第一組的第一篇《發秦州》是一首序詩,它這樣開始: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
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

隨即說明為什麼要去同谷,為什麼要離開秦州,最後用這兩句詩作結語:

張儀潮統軍出行圖(之四),為紀念張儀潮率軍於公元848年收復敦煌功績,唐王朝開鑿156窟,特繪《張儀潮統軍出行圖》。
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他從秦州西南的赤谷起始這段行程,路過鐵堂峽、鹽井、寒峽、法鏡寺、青陽峽、龍門鎮、石龕,入同谷界內的積草嶺,直到同谷附近的泥功山、鳳凰台。杜甫經過這些地方,落日裡兒童號饑,寒水中馬骨欲折;他在青陽峽裡望見——

磎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
——《青陽峽》

在石龕旁聽到——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
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
——《石龕》

在泥濘不堪的泥功山上,杜甫帶著他的小隊伍——

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
——《泥功山》

不但人馬如此,就是猴子和鹿也不免要陷溺在泥中。他從赤谷出發時,曾經說,常怕死在中途,永久被“高人”嗤笑。我們讀了這些詩,會覺得杜甫說這樣的話過於忠厚了,因為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嗤笑杜甫,反而是杜甫的堅拔與實際的精神使一切的所謂“高人”都會自慚形穢!並且在這樣險惡的山川裡,他並沒有忘記勞動人民的痛苦:在鹽井旁他看見煮鹽的工人終日勞碌,給官家制鹽,這些鹽按官價賣出時每斗賣三百錢,商人一轉手每斛(十斗)就賣六千,獲得一倍的利潤;在野獸出沒的石龕下他看見伐竹的人唱著悲歌攀上山峰,給官家采折美箭,如今可用的竹竿都採完了,無法應付官家的索求。他一轉念,想到處處都是災黎,比他更為困苦,他便又像在《赴奉先縣詠懷》裡所說的一般,他覺得他這一生免於荷役,已經享有特權,所以也就不敢辭避路途的艱難了。尤其是最後的《鳳凰台》,是一首和《義鶻行》具有同樣風格的寓言詩。鳳凰台在同谷東南十里,山勢高峻,人不能走到高頂。杜甫說,上邊恐怕有無母的鳳雛,在嚴寒中缺乏飲食,他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把心當作“竹實”,把血當作“醴泉”,來飼養這個瑞鳥。一旦把它養大了,它便會從天空中口銜瑞圖,飛入長安,到那時就可以“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了。這是一個崇高的比喻,杜甫想用他的心和血來培養一個復興的徵兆。

第二組和第一組一樣,《發同谷縣》是一首序詩。這段路途比上一段更多險阻,詩人的眼界也更為擴大。他一起身便得翻度木皮嶺——

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
——《木皮嶺》

夜半渡過水會渡——

回眺積水外,始知眾星干。
——《水會渡》

走過飛仙閣的雲棧後——

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
——《飛仙閣》

到了綿谷縣(四川廣元)東北八十二里的龍門閣,這裡在陡立的石壁上架著木樑,是閣道中最險的一段,所以杜甫說:

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龍門閣》

這些詩句裡都提到“始知”、“始覺”、“從此數”,這足以說明他過去都不曾經歷過。等到看見雄壯的劍門,他立即感觸到一些現實的問題:他一方面希望政府對於蜀中的財賦不要過於誅求,一方面擔憂這裡重巒疊嶂的險要太容易引起軍閥們割據的野心。最後走上德陽縣北的鹿頭山,俯望一片原野,險阻從此終止,他也有心情懷念起漢代的詩人司馬相如和揚雄了。在一個歲暮的黃昏他到達成都,眼前忽然呈現出一個暫時昇平、表面繁榮的都會。

在兩段行程中間,杜甫在同谷住了一個月左右,在兩組紀行詩中間,他高聲唱出來《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七首》。這七首歌突出在這時代的詩中,好像是比木皮峙還要高嶺的山峰,杜甫在這裡發出來最強烈的呼喊。

從這七首詩裡我們知道,他終日拾橡栗充飢,有時到山裡挖掘黃精,但雪盛無苗,空著兩手回來,兒女餓得只是啼哭;從這七首詩裡我們知道,他的三個弟弟杜穎杜觀杜豐都遠在東方,彼此不通消息,他的妹妹在鍾離成為孀婦,十年不曾見面;從這七首詩裡我們知道,在荒城山湫間白狐跳梁,蝮蛇出沒;我們還知道,山裡住有一個舊日相識的儒生,他和杜甫見面時只是懷念往日的生活。至於前邊說的那位“佳主人”,大概對於杜甫根本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幫助。在這樣難以忍受的窮困中,他每逢唱完一首歌,都有一種特殊的感覺,有時悲風為他從天吹來,有時閭裡為他惆悵,有時樹林中的猿猴為他哀啼,有時也覺得溪壑間彷彿為他透露出一些春的消息。

在杜甫的一生,七五九年是他最艱苦的一年,可是他這一年的創作,尤其是“三吏”“三別”,以及隴右的一部分詩,卻達到最高的成就。這年他四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