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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奉皇帝與走向人民

七五七年(至德二載)閏八月,胡人曾經襲擊鳳翔,沒有成功。九月,肅宗的長子李俶和郭子儀率兵十五萬進攻長安,還有四千多強悍善戰的回紇兵也幫助唐軍作戰,由回紇懷仁可汗的兒子領導著。杜甫在北方的荒村聽到這個消息,感到無上的興奮,他好像置身於長安人民的中間,準備著歡迎唐軍:

喜覺都城動,悲憐子女號;
家家賣釵釧,只待獻香醪。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後來唐軍在香積寺北澧水的東岸打敗胡人,收復了長安,不久洛陽也跟著克復。肅宗在十月裡還京,杜甫也和他的家屬一起回到長安。

肅宗還京時,御史中丞崔器把那些接受安祿山父子官爵的官員們都召集在含元殿前,叫他們脫去鞋帽,頓首請罪;李俶攻克洛陽後,又運來一大批投降胡人的官員,先在朝堂前請罪,事後一個個都收入牢獄。鄭虔和王維也一同被囚在宣陽坊。王維得到他弟弟王縉的營救,說他在洛陽菩提寺裡寫了一首懷念唐室“萬戶傷心生野煙”的絕句,赦免無罪;鄭虔雖然受安祿山命為水部郎中,卻因為他裝病沒有就任,以次三等論罪,貶為台州司戶參軍。杜甫到長安不久,鄭虔便滿頭白髮走上台州的長途,走的時候太倉猝了,都沒有得到機會和杜甫話別;在杜甫看來,這個當年共同飲酒、共同高歌的老友只有老死台州,二人不會再有見面的希望。此後他懷念鄭虔的詩,和懷念李白的詩一樣,每一首都表達了杜甫是怎樣熱烈地需要他的友情。第二年春天,他偶然在韋曲東經過鄭虔的故居,只看見窮巷靜悄,室內的案上還放著干死的代替蠟燭的“讀書螢”。回想起二人舊日的哀樂與游跡,他寫出這樣的詩句:

儀衛(之一),唐貞觀十七年,墓室壁畫,人高約135厘米,反映了唐代儀衛形式。
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
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
——《題鄭十八著作丈故居》

從七五七年十一月到七五八年六月,是杜甫在長安最後一次的居留。他仍舊作皇帝的供奉官左拾遺,這時賈至任中書舍人,王維任太子中允,岑參任右補闕,年才三十二歲的嚴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這些人並肩出入,互相唱和,在“禁掖”裡值夜時也常常寫詩傳遞,過著閒散的官吏生活。但是那些唱和詩和朝謁詩在杜甫的詩集裡毫無光彩,事實上也不能有什麼光彩,裡邊充滿了初唐以來應制詩、奉和詩一向慣用的詞藻,缺乏充實的內容。在這時期杜甫的詩中,我們只能從“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避人焚諫草”這樣的詩句中想像杜甫不過是一個小心謹慎的官吏。此外他若從北城下朝回來,就是在春風蕩漾的曲江頭典衣買酒。他這時也寫了一些關於曲江的詩,但這些詩與從前的曲江詩相比,既沒有天寶末年的《曲江三章》那樣的淒苦,也沒有《哀江頭》那樣的沉痛,他在一片花飛的暮春天氣,只感到一個庸俗的道理:“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像“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這些信手拈來、歌詠自然的詩句,若是在一般唐人的詩集裡也許是很好的名句,可是在杜甫許多瑰麗而沉鬱的詩篇中,只顯得輕飄而悠揚,沒有重量。至於“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這樣的思想實在不高明,尤其是在兩京收復不久,胡人勢力還相當猖獗、長安物價一天比一天高漲的時期。

是鳳翔一段的經驗給他的教訓太大了呢,還是這平靜的官僚生活把他的視界只限制在皇帝的周圍,而看不見廣大的人民呢?他終日只是供奉皇帝,伺察皇帝的顏色,他說,“天顏有喜近臣知”;他四月裡陪著肅宗祭祀九廟,五月端午得到皇帝的賜衣,都看為是無上的光榮。他有時侷促到這種地步:官馬送還官家,自己又沒有馬,因此有十天之久不能去看望想去看望的鄰近的友人,他說,這既不是愛惜身體,也不是腳力太弱,只怕在街上徒步走路時遇見官長,遭到官長的申斥。他有時自己也深深意識到這可憐的生活:

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可是在這狹窄的天地裡,他偶然走到東郊,遇見一匹被兵士遺棄在路旁的瘦馬,他也曾聯想到人世的困頓,寫成一篇《瘦馬行》,對瘦馬表示無限的同情;他在城南潏水濱聽樵夫講述幾隻小鷹被白蛇咬死、一隻鶻鳥飛來報仇的故事,他也寫出一首充滿熱情的寓言詩《義鶻行》,來激勵壯士的肝膽。

雖然如此,杜甫在長安的官吏生活事實上是一天一天地變得狹窄了,若是長此下去,沒有一點變動,我們真擔心他六七年來開闢的詩的國土會斷送在左拾遺的職位上。幸而不久他的生活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動。

肅宗回到長安後,許多鳳翔時代的官吏都或多或少地得到獎勵,房琯也被命為金紫光祿大夫,進封清河郡公。可是房琯依然是接交賓客,車馬盈門,常常稱病請假;他空疏而放肆的言論有時傳入肅宗耳中,引起肅宗的不滿,再加上賀蘭進明那些人的譭謗,致使他在六月裡被貶為邠州刺史。他的許多明友也受到牽連。人們說他們終日結黨成群,亂髮議論。國子祭酒劉秩貶為閬州刺史,京兆少尹嚴武貶為巴州刺史,曾經給杜甫許多幫助的大雲經寺僧人讚公被放逐到秦州,杜甫也離開了皇帝周圍的“氤氳香氣”,走出一年前曾經經過的金光門,被派到華州去作司功參軍,管理華州地方的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等的文教工作。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到長安。

群臣圖,唐代石窟壁畫

他離開長安時,心境是很淒涼的。他不能“從容陪笑語”供奉皇帝,覺得好像是一個被遺棄的人,所以他在金光門前寫出這樣的詩句:

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他當時只認為這對於他政治的前途是一個打擊,但他並沒有意識到,他從那狹窄的天地裡解放出來了,對於他的詩的發展卻是一個大的恩惠:他由此才得到機會,又接近戰亂中的人民,認清時代的苦難,因此而恢復並且擴充了他的廣大的詩的國土,從一個皇帝的供奉官回到人民詩人的崗位上。

他到華州,正是七月的苦熱天氣,夜裡毒蠍出沒,白天蒼蠅亂飛,飯都吃不下去,而文書堆案,不容休息,簡直要發狂大叫。可是他在華州卻辦了不少重要的文件:他替華州的郭使君寫成《進滅殘寇形勢圖狀》,陳述敵我的形勢,唐軍應該怎樣避實擊虛,剿滅盤踞鄴城的胡人;在《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裡提出在變亂中關於賦稅、交通、征役、幣制等等迫切的具體問題,在這些問題裡他首先顧慮到的是人民的負擔。這時兩京收復不久,物價騰貴,米一斗七千錢,長安市上的水酒每斗要三百青銅錢,大路上不是乞丐,便是餓殍。國家的財政支絀到了極點,政府想盡方法,甚至把官爵當作商品出賣,也解決不了當前的困難。這年七月肅宗採用御史中丞第五琦的建議,鑄造一當十錢的“乾元重寶”,第二年三月,第五琦入為宰相,又鑄一當五十的新幣,造成貞觀以來不曾有過的通貨膨脹。回紇最初派兵幫助唐軍反攻長安時,肅宗曾經和回紇約定,若是兩京收復,土地人民歸唐所有,金帛婦女都任憑回紇搶奪。所以打下洛陽後,回紇在市井村坊間搶掠三天,搜刮走大批的財物;肅宗為了酬答他們的“功勞”,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回紇可汗,並且每年送絹二萬匹。同時吐蕃趁著邊疆的防務空虛,佔領了西方的一些要塞;後來大食(阿拉伯)也從海路登上南方的海岸,圍攻廣州。所謂“大唐”,沒有幾年的工夫,便從征服外族轉變為被外族侵略了。在這民生凋敝,外族侵凌的時期,長安是什麼情況呢?杜甫也只有在離開了皇帝的“天顏”時才能認識清楚,他後來寫了一首《洗兵馬》,把當前的政治情況說得很沉痛。他在這首詩裡稱讚了李俶、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張鎬,並且說在這些人的努力下胡人是不難殲滅的。但另一方面,有些事他卻不能忍受。他想到那些無功受祿的官僚,他說: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

尤其是肅宗和他父親的晚年一樣,迷信神仙,國家的災難還沒有消除,各地郡縣又爭先恐後地呈獻祥瑞了: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
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

但是人民呢: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處處催春種(春旱不能下種)
淇上健兒(圍攻鄴城的士兵)歸莫懶,城南(長安城南)思婦愁多夢。

這首詩可能是七五九年(乾元二年)春天在洛陽寫成的,王安石選杜詩時,說它是杜詩中的“壓卷”。我們現在看來,這首詩反映了杜甫兩方面的積極精神,他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對於勝利有絕對的信念;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他揭露了這個朝廷的種種缺陷。

他在七五八年的冬末回到洛陽,看望他戰亂後的故鄉。他在途中,曾與詩人孟雲卿相遇。孟雲卿是元結的朋友,他們同樣是反對詩歌中的形式主義、要把詩引到現實主義的路上的人。可惜他們的詩寫的並不很好,他們的理論流傳下來的也不多,所以在“光芒萬丈”的杜甫的詩的照耀下,他們的作品無論是質或量都顯得很單薄。但是他們的作用還是值得肯定的,他們推動了詩歌的進步的發展,影響了中唐的詩人。杜甫在晚年想到孟雲卿時,他這樣說:

駟馬車,盛唐,石窟壁畫,敦煌莫高窟第148窟西壁北側。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
——《解悶》十二首之五

杜甫在路上與孟雲卿意外相遇,感到極大的快樂,二人宴飲終宵,在他們的談話中總不免要談論到文學上一些新的趨向。

他回到洛陽,已經是春天了,看見故園的花鳥依舊,但是人煙斷絕,眼前一片荒蕪。除去前邊提到的《洗兵馬》外,他這時寫出不少五言詩,用自然生動的語言表達真實的情感與情景。他向他遠在濟州的弟弟說:

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
舊犬知愁限,垂頭傍我床。
——《得舍弟消息》

他哀悼戰亂中死在河北的從弟:

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不歸》

他遇到他青年時的朋友衛八處士,寫成《贈衛八處士》,敘述二十年老友重逢時的情景,樸實而活潑,真切而自然,作者用淨潔的語言,畫出極生動的生活素描,裡邊又孕育著豐富的情感。從這時起到年底他到了成都為止,他這一年內的作品十分之九都是五言詩,這些五言詩是《彭衙行》與《北征》的繼續發展,其中有的反映出人民的痛苦,有的刻劃出祖國險要的山川,是杜甫詩的藝術裡一個偉大的成就,這成就集中在一座高峰上:是他從洛陽回到華州時在路上寫的《三吏》和《三別》。

安慶緒退出洛陽後,竄入相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安陽市),雖然黨羽離叛,卻還據有六十郡縣,兵甲糧資也相當豐富。七五八年九月,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率兵二十萬討伐安慶緒,十一月圍攻相州。次年二月,史思明派兵援救安慶緒;三月三日,唐軍大敗。戰馬萬匹只剩下三千,甲仗十萬幾乎全部喪盡。郭子儀帶著他的朔方軍退到河陽,保衛東京。杜甫到洛陽時,一路上相當安定,城市也恢復了舊觀,可是相州唐軍敗後,洛陽一帶又騷動起來,市民逃入山谷,當年攻擊房琯、現任東京留守的崔圓與河南尹蘇震等都紛紛跑到襄州、鄧州。杜甫也在這時離開洛陽回到華州。在他回華州的路上,一切與兩月前迥乎不同了,到處呈現出紊亂與不安。他經過新安、石壕(河南陝縣東)、潼關,所接觸的都是些老翁老嫗、征夫怨婦的愁眉苦臉,在官吏殘酷的驅使下擔受著無處申訴的痛苦。杜甫把他看到的、聽到的、親身經歷的人民的悲劇凝結成《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六首詩。

狩獵出行,唐景雲二年,墓室壁畫,高100-200厘米,全長890厘米,反映了唐代狩獵出行的情景。

這六首詩自成一組,是杜甫詩中的傑作,從白居易開始就不斷被人稱讚為詩的模範,它們繼承了《詩經》、漢樂府的傳統,影響了後代的進步詩人;杜甫自己對於這一段的創作生活也是肯定的,他晚年在夔州說過,“憶在潼關詩興多”。這六首詩不只單純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更深刻地表達了作者內心的矛盾。這矛盾並不像長安時代的詩裡所說的杜甫個人入仕與歸隱兩種心情的衝突,而是在封建社會裡一個愛人民、愛祖國的詩人在人民與統治者中間感到的劇烈的衝突。國家受胡人的侵略,人民受胡人的摧殘,要想救國家、救人民,杜甫只有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李氏朝廷上,在他的時代裡他不可能對於帝王制度有所懷疑。但他擁護的朝廷,平常是剝削人民的,到了國難時期,既不能發動人民抵抗胡人,也不肯放棄一些自己的特權,反倒更無限制地向人民搜刮物資,亂徵兵役。在這中間一個正直的詩人自然要感到極大的矛盾:若是強調人民的痛苦,反對兵役,就無法抵禦胡人;但是人民在統治者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下到了難以擔受的地步,他又不能閉上眼睛不看,堵住嘴不說。所以這六首詩與長安時代的《兵車行》不同了,他寫《兵車行》時只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反對侵略戰爭,這時他除去替人民訴苦外,還不得不考慮到國家和民族所而臨的嚴重的危機。

唐代人口的數目據說在七五四年(天寶十三載)達到最高點,這年戶部呈報的全國郡縣的人口總數是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人,但是和中國現在人口的數目相比,還不到十分之一。經過五年的戰亂,人口自然減少了,尤其是河南陝西一帶,壯丁更為缺乏。壯丁缺乏,既影響戰爭,又影響生產。唐軍自從相州潰敗後,軍隊急需補充。在補充軍隊時,那些一向當慣了統治者的瓜牙的吏役們為了拼湊兵額,任意捕捉,不顧民情,做出許多殘酷的事,使荒涼蕭條的東京道上嗚咽著使人難以忍受的哭聲,這現象便反映在杜甫的這六首詩裡。杜甫離開洛陽,路過新安,聽到一片亂嚷嚷的點兵的聲音,可是新安的縣份小,成丁沒有了,只好徵用十八歲的“中男”,他親眼看見一群孩子被趕入軍中,是這樣淒慘: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孤單);
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新安吏》

但是杜甫一轉念,想到抵禦胡人是人民應有的職責,於是立即轉換口氣來安慰這些青年:

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只屯駐洛陽),
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工作不重);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僕射(指郭子儀)如父兄!
——《新安吏》

他在路上又看到一個老人,子孫都陣亡了,如今也被征去當兵,老妻臥在路旁啼哭,她知道他這一去不會再有回來的希望;還有新婚的少婦,晚間結婚,第二天早晨丈夫便被召去守河陽,她自己覺得嫁給征夫,不如委棄在路旁;還有從相州戰敗歸來的士兵,回到家中,但見園廬被蒿藜埋沒,當年同裡的人們不是死了化為塵泥,便是東西分散,沒有消息,當他背起鋤頭要去耕種久已荒蕪的園畦時,縣吏聽說他回來了,又把他叫回去在本州服役。這三個人,杜甫每人都為他們寫了一首詩,用他們自己的口吻,訴說他們自身的痛苦,但是訴苦訴到極深切的時刻,一想到國家的災難,便立即轉變出振奮的聲音:老翁說:

萬國盡征戌,烽火被岡巒。
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
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新婚的女子在她纏綿的別語中也勉勵她的丈夫:

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新婚別》

就是那家人喪盡的士兵在他的自述中也是一方面感到淒涼,一方面安慰自己,雖然又被縣吏召去,但是在本州服役,比遠征究竟不同。

後來杜甫到了潼關,看見潼關的士兵們又在辛苦地修關築城,恐怕一旦洛陽失守,潼關受到威脅,這時他還請求潼關吏轉告守關的將軍,千萬不要再學哥舒翰!

總之,杜甫雖看見人民受了這麼多統治者給予他們的災害,但因為胡人的勢力又膨脹了,為國家著想,他都按照個別的情況來鼓勵他們、安慰他們。只有《石壕吏》一詩是例外。他晚間投宿在石壕村一個窮苦的人家,夜半有差吏敲門來捉人,這家的老翁跳牆逃走了,家裡只剩下一個老太婆和一個下衣不完的兒媳帶著一個吃奶的孫兒。老太婆和差吏交涉許久,說了許多哀求的話,差吏還不肯讓步,堅持要人。最後沒有法子,她只有犧牲自己,讓差吏把她在當天夜裡帶走,送到河陽的軍營裡去。杜甫親身經歷這段故事,他再也不能有什麼話來鼓勵,來安慰這一家人了,他寫出這六首詩裡最富有戲劇性的一首,《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
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這首詩只是客觀的敘述,但其中充分表達了作者感到的人民最深的痛苦;它一再被後人傳誦,只因為它最真實地告訴我們,過去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是怎樣對待他們的人民。杜甫有這樣的成就,完全由於他接近了人民,這是他半年前在長安出入“禁掖”,侍奉皇帝時所想像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