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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病餞別最後一

十月底,王新衡傷癒出院,香港警署派了兩名警察,貼身保護,寸步不離,當時王新衡已決定離港返台,杜月笙為了表現他自己內心的歡欣快慰,同時並向王新衡表示他慰問、惜別的心意,十一月七日,他揀定王新衡啟程離港前夕,請王新衡吃飯,杜月笙為這一餐祖餞,真是煞費安排。

當年香港首屈一指的名廚,厥為唐生明的大司務阿喜,阿喜在香港專做大公館包辦上等酒席的生意,身價之高,一時無兩。杜月笙便派人喊阿喜來,叫他七號晚上到王新衡家中做一桌菜。

堅尼地台杜公館裡的人,都以為杜月笙祇是送一桌菜過去,聊表寸心就罷了,殊不料,屆時杜月笙要親自過去敘話。

少不得又要緊張忙亂一番,一部小轎車裡,帶了種種醫療藥品和氧氣筒,還有醫生、看護與隨從,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的開到建華街王宅,杜月笙被人半攙半提的勉力上了三樓,滿座佳餚之旁,放一隻顯示杜月笙生命陰影的氧氣筒,杜月笙乘著不喘,方始能與王新衡略表心意,交談數語,那是一席別開生面令人啼笑皆非的惜別宴,杜月笙既不能喝酒,又無法多吃點菜,勉強的歡笑中隱藏著不盡的悲愴與淒涼,因為杜月笙和王新衡都知道,儘管十餘年來交往親密,形跡不離,然而,這夜是他們的最後一晤

在姚玉蘭的記憶之中,王新衡是杜月笙最愛重的人物之一她猶能憶起在抗戰勝利以後,杜月笙常住十八層樓,王新衡是常客,戴笠每到上海,也必定來此會晤杜月笙,因此之故,住在十八層樓的杜美如、杜美霞,杜維善與杜維嵩,他們都是經常和戴、王二位見面的,杜月笙為了要在戴笠面前,特別表示他對王新衡的禮重,他叫杜美如和她的一妹兩弟,一律喊王新衡為「王家伯伯」,以與戴笠的「戴家伯伯」相捋。其實王新衡整比杜月笙小二十歲,他跟杜維藩、杜維屏……幾個杜月笙時已成人的兒子,也是常來常往的好朋友,一直是以兄弟相稱。就因為這一層緣故,杜月笙的子女對王新衡有兩種不同的稱呼,而且還相差了一輩。

回首往事,王新衡本人也曾透露過一段當年的秘辛,就在他香港遇刺的四個多月以前,民國三十九年的端午節。王新衡到堅尼地台去看杜月笙,杜月笙又是臥病在床,當時是姚玉蘭在房中侍疾,三個人閒閒的聊了陣天,杜月笙忽然推說臨時想起一件事情,叫姚玉蘭去辦,就此把姚玉蘭支開。

等到房中祇剩下杜月笙和王新衡兩人,杜月笙便伸手抄向枕下,探摸一陣,摸出了一萬港紙,他眼睛盯望王新衡,十分懇摯的說:

「新衡,你在上海多年,祇有我心中明白,你是兩手空空,一無積蓄。逃難到香港,至今一?眼便是一年多了,你的日子怎麼過?我一直懸在心上」

王新衡心知他將如何,為便推卻,他先搶在前面把話表明:

「杜先生,你自己現在也是因難得很。」

杜月笙付之一笑,他很輕鬆的答道:

「我是大難,問題與你不同,這一萬港紙你拿去,多少對你有點用處,你讓我留下這一萬港紙,那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錢遞過去,再喘息咻咻的說:「新衡,千萬不要和我客氣,好??」

「杜先生,你真的不必為我操心,」王新衡推心置腹的說道:「我在香港,日子過得平平穩穩。一來我是立法委員,政府按月有一份薪水,即使不夠,我還有許多好朋友,過去不論在重慶、香港和上海,我多多少少幫過他們的忙。如今他們或者歸還,或者回報,我不收下他們反而不能心安,所以說目前我安份渡日,可說毫無問題。」

杜月笙把那一萬港幣,廢然的塞回枕下,他搖頭苦笑的道:

「這麼說,你定規是不肯收了。」

於是王新衡趕緊聲明:

「不是我不肯收,而是我目前無此需要。尤其我在這種時候用杜先生的錢,也覺於心不忍。不過杜先生自己如此困難,還能顧念到我的生活,我確實有說不出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