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這一件事，杜維藩心中猶有餘悸，所以他當時一聲苦笑的回答
「那是中匯銀行全體職工鬥爭我，而我又鬥不過他們的結果。」
「鬥爭？鬥你？」
連同杜月笙在內，在座的幾位長輩和師兄弟徐懋棠，全都給杜維藩嚇了一跳，因此，他們異口同聲的驚問，而且一迭聲的催他：
「快點把經過情形從詳道來。」
「在我們中匯銀行裡，實際掌權的是共產黨幹部，頂頂神氣的是各級職工，」杜維藩一臉無可奈何的笑，娓娓說道：「最傷腦筋的是總經理、副總經理，夾在他們中間，真正連頭也給軋扁掉。」
說得大家都失聲笑了起來，頓一頓，杜維藩繼續往下說道：
「各級職工都有一張紅派司，共產黨幹部就不用說了，我們當總經理、副總經理的呢，他們還特地給我們想個稱呼，叫『 』！」
杜月笙眉頭一皺的問：
「為啥要叫你們『糟』呢？」
「不是那個糟糕的『糟』，」杜維藩搖搖頭道，「而是他們共產黨新造的一個字，讀音是『糟』罷了，喏，那個『 』字是這樣寫的……」
說時，他取過紙筆，寫下了一個「 」字，先遞給他父親看
杜月笙一看那個怪字，不但不認得，而且從來不曾見過，於是他猛搔頭問：
「這是啥個字呀？」
「讀就讀『糟』嘛！」杜維藩應聲而答，又解釋說：「這個『 』字是「資」跟「勞」二字拚起來的，意思是我們算資方，但是已經沒有錢了，算勞方呢，連個頭都不見。因此變了資不資、勞不勞的『 』，豈不是糟糕透頂了嗎？」
在場的諸人聽了，唯有搖頭苦笑，說不出話不出的啼笑皆非。
把「資方」地位的尷尬交代明白，杜維藩方再說起「舊歷年紅利事件」的經過，當時，全中匯銀行的職工，聯合起來要求發放三個月薪水的紅利，「 方」杜維藩的答覆是：
「行裡沒有賺到錢，又那來的三個月紅利好發？」
然而職工們卻振振有詞的說：
「行裡的存款直線上升，你怎麼反而說是行裡不曾賺到錢呢？」
照理說，吃銀行飯的人，就不該說出這種外行話來，不過，杜維藩「處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他不敢得罪有紅派司的職工，祇好委婉的說明：
「行裡存款逐漸增加，放款放不出去，這等於是增加負債。負擔一天天的加重，收入全無，再拿存款來發放紅利，那豈不是債上加債？」
職工們不理杜維藩的這一套，於是熱烈的展開了鬥爭「 方」運動，他們每日開會，請杜維藩到場，向他反覆要求，辯論，鬧得杜維藩頭暈腦脹，提心吊膽，後來想想單槍匹馬，怎麼鬥得過這許多有紅派司的人呢？因此祇好照數發給三個月紅利了事。
杜維藩又說，他在上海一住半年，照共產黨的意思，頂好他能有三頭六臂，而將杜月笙在上海所有的相關事業，統統接收過去，「主持」、「經營」。這所謂的相關事業祇包括工商方面，譬如華豐麵粉廠、民豐造紙廠、華商電氣公司等等，說得好聽些是杜維藩以長子身份接管他父親的財產，實際上呢，那正是他們做好了圈套，叫他去充「 」，假使他一不小心被他們套牢，其後果之嚴重簡直難以想像。共產黨在事實上等於已經籍沒了所有的公私事業機構，但是他們不願墊付資金，打算以「民族資本家」為餌，用收回所業當陷阱，把逃開了，躲起來的大老闆們套住，然後再想盡方法壓搾，攫奪，直到他們連活命之資都搾光了為止。
由身歷其境，在陷區上海住過了半年的杜維藩，備述中共的陰險毒辣，直聽得杜月笙等人滿腔悲憤，毛骨悚然，顧嘉棠又破口大罵共產黨，余廷蓀頻頻跌足歎息，杜月笙一語不發，因為他正椎心刺骨的難受。這中匯銀行最後一次的股東大會不曾作任何結論大家心中都有所默契，杜月笙經營了大半輩子的這一片銀行，唯有讓它不了自了，讓共產黨霸佔去拉倒。
果然，便在民國三十九年的九、十月間，共產黨開始伸出攫奪工商業的魔掌，公司行號以至銀行，一概改為「聯營」，「聯營」者，充公沒收的另一名詞也，中匯銀行自此不再是杜月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