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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樁消遣賭書與唱

杜月笙在香港想盡方法,要把他的二小姐救出來,但是共產黨正一心一意騙杜月笙回海,杜月笙的子女多一個在共區,就他們來說正好是威脅杜月笙的人質,因此他們決不肯輕易應允,綁票勒贖原是共產黨的一貫伎倆,他們怎肯放過這個好題目?起先杜月笙命他的次婿金元吉,寫信到上海請杜美霞出來,共產黨那邊拒絕發給路條,然後,一再函電交馳,依然石沉大海杳無消息,最後則以杜月笙病危為詞,拍發急電,方始將杜二小姐,救出了虎口。多一半是因為在那個時候,杜月笙的長子杜維藩也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進上海去了。

同時杜月笙的二樓太太陳氏夫人,在杜月笙赴港之先,曾經到過一次台灣,頗想在台定居,杜月笙到香港,她也由台抵港打了一轉,夫妻間話不投機,陳氏夫人便和維翰、維寧回了上海,而這趟回去,竟因而被陷,始終不得出來。

明乎此,則可獲知堅決反共,認清共黨本質如杜月笙者,為什麼在三十八、九年之交,還不敢與共產黨公開破臉,反目相向,有親生骨肉落入共黨的掌握,虛與委蛇,相互鬥法,全是衷心非願,迫不獲已之舉。

在這一段時期,杜公館堅尼地台人客雖少,飯廳裡仍然每天中午準備兩桌飯。一張圓檯面一張四方桌,通常那張圓檯面必定坐得滿,圓怡面坐不下了,再開方桌一席

經常來杜公館吃中飯的,除了杜月笙的兒子媳婦女兒,女婿、顧嘉棠、金廷蓀、王新衡、駱清華、沈楚寶等諸人之外,還有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總管萬墨林,這兩位在香港經常不離杜月笙左右的哼哈二將,朱、萬二人為了往來方便,都在堅尼地台租了房子,而且和杜公館近在密邇,等於隔壁。朱文德一家住在堅尼地台十號,萬墨林一家住六號

喘不發,腳不麻,精神好,體力夠,杜月笙隨意思之所至,在香港有三樁消遣,其一是賭,其二是書,而其三是為唱。

賭,不僅規模縮小,而且輸贏數目,亦無復當年的豪情勝概,由於精神體力之所限,杜月笙晚年居港,只能玩玩十三賬羅宋牌九,為了湊興,勉強陪他頑頑的,有當年的豪賭朋友朱如山、徐士浩、盛家老五盛泮澄、吳家元、張公權的令妹張嘉蕊。為什麼祗打羅宋牌九?說穿了便是由於打羅宋可以少用腦筋,坐看不動,而且時間不長,隨時都能結束。輸贏雖不能與當年相比,但是一場進出也有個港幣好幾千。即使打這種費力不多的牌,有時候杜月笙還會感到精神體力難以為繼,於是喊杜美霞來代他接下去。

「書」則為杜月笙的另一嗜好,聽說書。「說書」這一行業在香港始終不能生根,要找一位說書先生可謂相當的困難,好在當時有一些「說書先生」也從上海逃難到了香港,杜月笙選了其中的四位:張建國、張建亭兄弟,蔣月泉和王伯英,他請這四位「說書先生」輪流的到堅尼地台杜公館,每天一位,分別為他開講「玉蜻蜓」、

「雙珠鳳」、

「英烈傳」、

「水滸傳」等等著名的說部。「聽書」成了杜月笙的日課之一,他用聽說書來消磨時間,尤其聚精會神聽書時,可以使他暫時忘卻身上的病痛與苦楚。

不過在當時的杜公館,姚玉蘭、孟小冬以次,沒有一個人具有杜月笙這個共同的嗜好,因此,當他一榻橫陳,瞑目傾聽「說書」時,往往房間裡只有他一個人,充其量多上服侍他的徐道生,有時候萬墨林、朱文德也來陪他聽上一段。

「唱」的場面比較熱鬧,曾有人謂「天下之歌,盡入杜門」,杜月笙自己身畔便有姚玉蘭、孟小冬兩位床頭人,允稱須生泰斗與冬皇,再則由於杜月笙一生酷嗜皮黃,他身邊的人幾乎個個都能哼幾句,而且其中不乏佼佼者。堅尼地台杜公館每星期五必有清唱小聚,旅居香港的名票名伶,因為杜公館有冬皇孟小冬在,莫不以一履斯境為無上之向望,莫大之榮幸,但是杜公館的雅集祇限於至親好友,故屬門生,經常必到的有趙培鑫、吳必彰、錢培榮、杜維藩、杜維屏、朱文熊、萬墨林等人,馬連良抵港以後,幾乎每日必去杜公館,他到時雅集又添一份熱鬧。王新衡祇要有空,會與致勃勃的前往參加,他跟著大家稱孟小冬為「孟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