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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北沉萊舟邵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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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顯赫一時,常年冠蓋雲集,門庭如市的那幢華格臬路老宅,勝利後被改成了寧波西路,門牌號碼編為二百十六,由於杜月笙一直不曾搬回去住過,再加上隔壁頭張嘯林家一度「流血五步,橫屍二人」,於焉被人目為凶宅,因而顯得門巷冷落,車馬轉稀。

抗戰時期華格臬路杜公館的主人,大部份時間都在後方,華格臬路老宅一度形成真空狀態,杜月笙曾經把他高橋鄉下的那位老娘舅朱揚聲請了出來,幫他看守老宅。朱揚聲在樓下挑了一個房間,就此在華格臬路長住,他那個房間裡有一隻很大的保險箱,老娘舅忠心耿耿的守牢在保險箱旁邊困,誰也不知道杜公館那隻大保險箱裡,裝了多少金銀財寶?

老娘舅朱揚聲瞎了一隻眼睛,年紀也相當大了,但是身體精神都很好,他在華格臬路外甥家中算是享了幾年晚福,經常由聽差、娘姨服侍,門戶也有賬房保鑣照料,閒來無事就上午「皮包水」(上茶館點心店),下午「水包皮」(混堂裡淴浴),附近一帶誰不曉得他便是杜先生的老長輩,親娘舅,朱文德的老太爺,達官貴人,販夫走卒,見了他一概鞠躬為禮,恭恭敬敬的叫應一聲,使老娘舅心中得意,交關落胃。

勝利後雖然陳氏太太、孫氏太太,以及杜維藩夫婦相繼返滬,他的兒子亦即杜月笙的表弟朱文德也當選了上海第五區、嵩山區的區長,但是老娘舅仍舊歡喜住在華格臬路,使華格臬路老宅諸人有一位老人家,略略彌補了宅主常年不在的不便。老娘舅朱揚聲住華格臬路一直住到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上海撤退,由杜月笙給他一份優差,仍回高橋家鄉,擔任杜氏宗祠的總管理人,大陸陷共時期他病逝高橋原籍,這位老人家總算享了若干年外甥、兒子的福,他一死,杜月笙的長輩就一個也沒有了

杜月笙對於自己的嫡親表弟,老娘舅長子朱文德也是相當的照顧,朱文德字黻庵,比杜月笙小二十一歲,中學畢業後入江南銀行充任初級行員,同時就讀夜校,專修法律,不久他便取得律師資格,正式執業,成為黃浦灘上一千三百餘位律師之一銀行方面則杜月笙命他到中國通商銀行擔任稽核,二十六年夏,朱文德三十歲不到,即已膺選上海律師公會常務理事,抗戰八年他留在上海,從旁協助地下工作,勝利後上海約三十一位區長公開選舉朱文德競選第五區長馬到成功,以此作為踏入政界的起步,三十五年春他當選了上海市參議員,三十七年當選立法委員,同年冬天又曾膺選全國律師公會常務理事,三十八年春杜月笙挈眷赴港,朱文德也舉家隨行,杜月笙逝世以前,他經常不離左右。

對於目己的八兒三女,除了三個女兒還小,杜月笙對他的兒子期望很高,愛護頗切,而且有意無意間似乎作了安排,他很希望他的兒子都向金融工商界發展,一則他家裡確實缺乏這種人才,二來他所擁有的幾個專業,也需要有人接管。杜月笙開銀行,辦事業可以請朋友幫忙,學生照看,他不認為他的子女,也會跟他走同樣的人生途徑,從杜月笙對子女的教育和種種安置,即可發覺他實已深知他那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地位,決不可能再有人有以幸致,因此他從無任何兒女可以繼承他之想。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事例厥為杜月笙八兒之中,祇有老大杜維藩一個人參加了恆社,被推舉為常務理事。而杜維藩之入恆社其實還是便於擔任杜月笙代表的關係,杜維藩之外,杜月笙的另七個兒子便不曾再有一位恆社社員。

由於杜月笙所辦的第一個事業是中匯銀行,而杜維藩是長子,所以他始終希望他在銀行界工作,他不願杜維藩以小開身份,將來一步登天的便坐上中匯銀行總經理寶座,因此他先叫杜維藩到中國銀行當練習生,要在普通店家這就等於學生意。杜月笙命杜維藩一面當練習生一面進夜校,他要他澈底瞭解銀行業務,一切從頭開始後來他進香港交通銀行,從末等辦事員熬到分行副主任,抗戰時期在重慶做到交通銀行存款部主任,小龍坎辦事處主任,一直到杜月笙自己的中國通商銀行在重慶復業,一方面因為人手不夠,一方面杜月笙也認為杜維藩「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夠資格了,方始把他從交通銀行調到中國通商,派他在駱清華手下擔任襄理。

杜維藩做銀行等於是科班出身,而杜月笙還以為自己對於銀行業務純粹是外行,因此他給杜維藩求了一位名師,同時也是杜維藩在銀行界頭八年裡扶掖提拔的老長官,那便是他的最要好朋友之一錢新之錢新之懂得杜月笙的心意,因此對杜維藩耳提面命,循循善誘,尤其對他的出路作較好的安排,錢新之視杜維藩如子,使杜家上人覺得不正名份實在過意不去,所以曾有一度孫氏夫人建議,杜維藩應該正式拜錢新之喊先生,詎科這個建議被錢新之拒絕了,他說:

「我一生一世只收了一個學生嘯林哥的少爺張法堯,齊巧這頭一個學生就不爭氣,從此以後,我就發誓不收學生了。」

勝利還鄉,杜月笙調杜維藩為中國通商銀行上海分行副理,還是在協理駱清華的手下工作,往後又在徐懋棠赴港時期,當過一任中匯銀行副總經理。現在,他是台灣銀行的研究員。誇獎維屏真才實學

孫氏夫人的一對佳兒,老三維屏,老四維新,抗戰之前即由母親領著,赴英國留學,後來轉到美國,維屏進了麻省理工學院,專攻紡織工程,他的在學成績,十分優良,曾獲獎金、獎錀,而為杜月笙輒時引為自傲,他嘗在知己心腹之人面前說:

「祇有維屏,張張文憑都是硬的,他靠的是真才實學!」

抗戰勝利,杜維屏、維新兄弟學成歸國,杜月笙有子成龍,出人頭地,他非常的歡喜,不久,他又膺選全國棉紡織業公會理事長,而由他擔任董事長的大紡織廠,尤有大豐、恆大、榮豐、沙市、中紡、華豐、利秦、西北毛紡八家之多,所以他極想杜維屏學以致用,能夠在紡織工業上發展抱負。但是杜維屏雄心勃勃,不此之圖,他和盛宣懷的七公子盛蘋丞合作,經營進出口貿易,在短暫期間之內,做得有聲有色,很賺了一點錢,等到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恢復,杜稚屏便和他的長兄杜維藩一樣,領到一張經紀人牌照,他開設一家駿發公司也是和盛蘋丞在一齊,同做股票買賣生意。他們的場面做得很大,不過杜月笙總以為維屏不能如自己的意願,在紡織業一獻身手,始終有點不大開心

杜維新是老四,他回國以後,杜月笙命他在浦東銀行擔任副理,地位很高,職務也很重要,杜維新確真做得相當不錯。杜維新在美國的時候交了一位女朋友,兩人雙雙回國結婚。這是杜氏門中第一位外國媳婦,維屏、維新兩兄弟是同時在上海麗都花園結婚的。

陳氏夫人所出的老二維垣、老五維翰和老六維寧,也都是學有所長,杜維垣在美國學教育,返國後辦了一陣正始中學,杜月笙又派他到華商電氣公司,維翰、維寧則任為中匯銀行常務董事。維垣和維寧兩兄弟,雙雙娶了香港藍塘道嚴家的兩位嫡堂姊妹,杜月笙和嚴家的嚴惠宇很要好,嚴惠宇是揚州人,為人豪爽慷慨,最愛結交朋友,因而乃有「揚州杜月笙」之稱。杜月笙每到香港,藍塘道嚴家總是常去之地,他在嚴家挖挖花,打打牌,客中消遣,頗能減除若干蓴鱸之思。民國三十六年初,杜月笙因朱學范事件,扶疾南來,便是在藍塘道嚴惠宇家下榻,也就在這個時候,杜維垣和杜維寧跟嚴家兩位侄小姐的婚事決定,兩兄弟因為父親在香港,特地到香港來一同舉行了婚禮,於是杜月笙的八個兒子,倒有四兄弟是同時結婚,一道成家的。從政之頁國代議員

負責制憲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民大會,民國三十五年秋,在上海市選出區域代表八人,職業代表十二人。自杜月笙以次,包括杜月笙所支持的友好,暨杜門相關人物,恆社子弟,當選者即有杜月笙、陶百川、錢新之、王曉籟、朱學范、周學湘、金潤庠、唐承宗、唐天恩、陸京士、陳楚湘、萬墨林、駱清華十三人之多。因此,當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開始報到,杜月笙一行自上海啟程,同行者都是三日兩頭經常見面的,一路談笑風生,興高采烈,彷彿是結伴同作金陵之遊。

杜月笙抵達南京後破例不住中央大飯店,他下榻洪蘭友家,洪蘭友自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他人還在重慶的時候,便被中央特派國民大會秘書長,當時南京國府路上,那座巍峨祟閎,堂皇矞麗的國民大會堂都還不曾破土,而代表宿舍、會場設備、一應代表食宿交樂衛生醫藥唯有一紙計劃。洪秘書長接任以後,由於國府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後明令公佈國民大會應於五月五日在南京舉行,所以洪秘書長要在短短三數月中完成一切的籌備工作,其迫促緊張可想,當時洪蘭友最感需要的是幹練有為的文書事務人才,杜月笙便請他在恆社子弟中盡量挑選錄用,由於這一層緣故,有不少恆社子弟轉入政界,成為洪蘭友的重要幹部,譬如往後有國民大會「最佳事務」之稱的朱品三,勝利後杜月笙先派他當中國通商銀行南京分行專員,民國三十五年後便開始追隨洪蘭友,以迄於死。再如恆社弟子葉毅字聞思,寫得一手好楷書,中華民國憲法影印本,即由葉毅恭楷寫就而照相製版的。此外加杜氏愛徒婁子敬、楊克天、吳樂園等,都曾因洪蘭友的借調,而一度步上從政之途。

在南京開了一個多月的會和全國黨政軍領袖,各地名流耆彥相聚一堂,使當時常日三病兩痛的杜月笙也為之精神抖擻,笑口常開。這一個多月的南京小住,恰好是在隆冬,杜月笙病體孱弱,難御嚴寒,因此他經常穿得一身臃腫,即使在房間都不敢把頸脖上的厚羊毛領去掉,此外則應酬的日程排得太滿,有許多地方由於分身乏術唯有婉言推托,以案頭堆積如山的請帖來看,杜月笙在南京的風光依然很好,行情相當的高。

葉聞思也是恆社子弟中,出類拔萃的一位,他是安徽人,像貌長得分明是個書生,殊不料他居然擅長武功。葉聞思之身懷絕技被人發現,說來也噱。原來同門弟兄中以吳紹澍平時最喜歡撩撩逗逗,尋人開心,他自以為身長力大,期斯文文如葉聞思,決不是他的敵手,因此很早以前有一次恆社弟兄聚會,大家正在談笑風生,興高采烈,吳紹澍存心捉弄葉聞思,他猛的一扳葉聞思的肩,想要把他扳倒。殊不知葉聞思反應敏銳,迅如鷹隼,他反手捉住吳紹澍的手腕,使勁一甩竟把長長大大的吳紹澍,直甩到了長沙發上,吳紹澍瞪大眼睛莫名其妙的盯住他,滿房間人駭然驚訝。

葉聞思立刻便向自家弟兄說明,因為滿清末造,他的家鄉一帶盜匪多如牛毛,有錢人家為使年青子弟有以防身,輒常請了師父來傳授武藝,所以他也曾學過幾手。這時侯同門弟兄十分好奇,紛紛的要求他再表演,葉聞思推脫不得,便喚人去拿三四根粗毛竹筷來。

他使人將那三四根毛竹筷緊攥手中,姑且當做匕首,然後對準他的咽喉猛戳,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敢於下手,迫於無奈,葉聞思便自家來,他以筷為刀連連猛刺自己的咽喉,直到三四根筷子全部給戳斷了,葉聞思再請參觀的人細審他的喉部,皮不破,血不流,甚至並無絲毫瘀腫,咽喉完好無恙。

在場的人一致發出驚歎之聲,杜維藩說他也曾看過不少國學大師,海內外力士異人表演各種功夫,無非內功外功,胳臂腿腳,充其量還有什麼頂上功夫,壁虎功亦即腹肌作用而已,從來不曾聽說過咽喉也有功夫的?他問葉聞思,怎麼會想起練咽喉功來的呢?

於是葉聞思笑笑,他並不隱瞞的說:練「咽喉功」的決非他一個,他家鄉裡的人多半都有這一套,原因是他家鄉強盜裡防不勝防的是所謂「背娘舅」者。「背娘舅」的意思是由於江南一帶都說上當鋪是上娘舅家,「背娘舅」者厥為乾脆把娘舅背著走,以便予取予求,多得錢財也。葉聞思家鄉的「背娘舅」之徒,從事剪徑打劫生涯,他們不要伴當,無需兵器,祇備短短麻繩一根走到無人地帶,遇見了獨行客商,緊貼在身後走,然後猛的用麻繩套上對方頸脖,一個急轉身,將對方背在自己的背上,勒緊繩,使那人急切發不出聲,再抽緊,於是卡住咽喉,不得呼吸,終告一命嗚呼,再將死屍放下來,從容劫走他的銀錢與衣物,這才雙手一拍,揚長而去。

葉聞思說明白了,正是為了應付這種防不勝防的「背娘舅」之徒,他們家鄉的年青子弟,大都練就這一手咽喉功夫。上海競選另有一功

杜月笙連續膺選制憲、行憲國民大會代表,上海市參議員、市參議會議長,旋又辭去,由市參議會再度投票推選潘公展出任。這是杜月笙在勝利還滬前後四年期間,膺選公職的概況。上海在抗戰勝利以後,曾經一連串辦過許多次重要選舉,尤其在民國三十六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公佈實施,又有監察委員、立法委員、行憲國民大會代表等中央級的民意代表均須如期選出,所以,從民國三十六年起,上海也和全國其它各地一樣,邁入了政冶氣氛濃厚的選舉年。

上海市各種中央級民意代表選舉監督委員會次第成立,照例由上海市長吳國楨兼任主任委員,社會局長吳開先兼任總幹事,實際上負責任的自然是吳開先。吳開先回憶民國三十六年間上海辦理各種選舉,他頗感欣慰,不勝懷念的說:

「上海市選舉風氣非常之好,它不像若干選區的烏煙瘴氣,亂七八糟,競選的人要花很多的錢,在上海不論是競選監察委員、立法委員或國大代表,當選人既不需大講其客,也不必花什麼錢,充其量不過拜拜客,向社會各方面表示表示,某某人要出來競選什麼公職。投票的時候,選民自會各本交情良心,言話一句說投給誰便投給誰,所以上海從未發生任何選舉糾紛。」

照這麼說,在上海從事競選不是太容易了嗎?事實上則並不盡然,因為,吳開先又說:

「祇要有人出來競選,他就先向各方面表示一下,各方面決定對他支持與否,這就等於是初核了。夠資格、夠條件的競選者,用不著花錢,一定可以當選。資格、條件不夠,初核通不過,那麼,即使再多化錢,也沒有用。」

那麼,負責初核,決定何人當選又是那些方面呢?吳開先又說:

「黨、政、和社會領袖,由這三方面以協商方式決定的人選,可以說任何人都服貼,通得過一切考驗,而為其它力量所無法反抗者。」

所謂黨、政和社會領袖,又指的是那些人呢?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雖說以吳紹澍為主任委員,但自戴笠查辦吳紹澍貪污侵佔案件以後,固然由於戴笠墜機逝世,讓他僥倖的逃過鬼門關,吳紹澍免去了上海市副市長,和社會局局長這兩席重要的位置,他仍努力保有黨、團兩項要職,但是他已漸漸的在步向日暮途窮,黯然失勢,他辦事未必辦得通,說話根本說不響,祇要他有所舉動,往往立刻會受到強大有力的壓抑,和齊同步驟的抵制。這當然是由於吳紹澍多行不義,以及他往先氣焰熏天,不可一世所導致的不滿情緒而引起,但是另一方面,吳紹澍不顧輿情,凡事愛走偏鋒,標新立異,他所提出的主張,多半不能為大眾所接受,也是他自取其辱的重要因素之一。吳開先曾經舉出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他說:自從吳紹澍反對杜月笙不成,他當然曉得自己已經開罪在長江流域,擁有絕大潛勢力的清幫,於是他便想竭力拉攏洪門人物,尤恩扶掖洪門的力量,謀與清幫對抗。監察委員競選時期,吳紹澍即曾為此慘遭一次失敗,等於是自討沒趣。

按照監察委員選舉法的規定,上海特別市應該選出兩名監察委員,監委選舉,系由各省市參議會投票產生。當時,上海市「各方面」協調意見的結果,一致矚意楊虎和陶百川。

楊虎和上海淵源甚深,民國二年二次革命,黃浦江中的肇和兵艦之役,楊嘯天幹得驚天動地,轟轟烈烈,他的大名在上海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民國十六年和二十六年,他又曾兩度出任淞滬警備司令,楊虎跟黃老闆、杜月笙、張嘯林、上海三大亨,都是拜把兄弟,義結金蘭。抗戰以後,他是中央監察委員,又是勢力龐大的中華海員總工會主席,在當時他出馬競選監委,確實是任何人都沒有話說。

另一位有意逐鹿者則為今有「大炮」監委之稱的陶百川,陶是紹興人,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生,民國十六年北伐之役,他曾隨國民革命軍到上海,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擔任要職,又當過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長。二十年「一二八事變」,滬戰初起,杜月笙等倡組上海市抗日後援會,後來更改為永久性組織,極有力量的「上海市地方協會」,陶百川即曾與史量才、杜月笙等合作,擔任兩屆秘書長,再加上抗戰八年期間,他膺選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即有敢言之稱。其後又曾一度出任中央日報社社長,因此,他耍競選監察委員,資望、條件都相當的夠,而為「各方面」所樂予一致支持。吳紹澍杯葛陶百川

當楊虎、陶百川決定出馬,上海區監委選舉可謂大勢已定,幾已無人對於楊、陶之當選,發生疑問。唯有吳紹澍,他偏偏獨樹一幟,揚言要運用黨團的力量,擁出一位與洪門有關的姜某,出而競選。他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打擊陶百川,同時也是分化、破壞市參議會中的杜系人物,使他們在黨團與老夫子之間,難作抉擇。另一方面,自然也是旨在培植洪門聲勢,而向洪門人物送秋波。

杜月笙得到消息,他毫不遲疑,立刻挺身而出,分頭通知市參議員中和他有關係的人物,請大家一致支持陶百川,所有選票,不得分散,祇投楊虎和陶百川兩人。杜月笙的通知,說一不二,澈底有效,使吳紹澍用盡氣力,替姜某助選拉票,其結果仍歸失敗。

陶百川之當選監察委員,除了杜月笙一系人物全力支持以外,他自己因為是上海市黨部的老人,在上海市黨部中友好甚多,因此,有許多不屬於杜系的市參議員,也基於友誼關係,不理會吳紹澍的指示,照樣把票子投給了陶百川,陶百川終於贏得輝煌的勝利,同時也證明了吳紹澍的不得人緣,遇事便成為眾矢之的,他之鬧得眾叛親離,與他的性格為人有關,可以謂之為「咎由自取」。

由於陶百川當選監委所經過的一次小波折,令人恍悟所謂的「多方面協調」,其實則杜月笙的幕後運用,每能產生決定性的力量,而上海市行憲以來,從中央民意代表到地方性各項選舉,可說大部份都和杜月笙有關。因為杜月笙能夠廣泛而確實的掌握住上海廣大群眾,所以競選人祇要能得到他的支持,用不著請客,化不了幾文,篤篤定定,當選無疑。這是上海選舉特色的由來,試看上海立監委、國大代當選名單,數一數其中有那些人跟杜月笙無關?這一個問題,便可以思過半矣。

民國三十六年底,在這一段時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軀,在姚玉蘭、孟小冬通力合作,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轉的跡象,精神體力,稍復正常,他因為臥榻太久,許多事體都不接頭,所以不時也肯於下十八層樓,到各處走走。轉眼間到了三十七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驅車市商會,參加元旦團拜,而在團拜席上,遇見了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俞叔平便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將在元旦日舉行大檢閱,早就發過請帖,邀杜月笙蒞臨指導,現在大檢閱即將開始,他便勸杜月笙和他一道前往觀操

杜月笙一時高興,便答應了大家同去。警察大檢閱便在福熙路浦東同鄉會門前,杜月笙一行抵達後,全部被邀上臨時佈置的閱兵台。住閱兵台上一站,看過分列式齊步前進後,還有各種表演,時值嚴寒,朔風撲面,杜月笙起先倒還頂得住,但是足足站了一個多鐘頭,他便感到十分不適,卻礙在節目未完,不便中途告退,於是祇有咬緊牙關硬撐,好不容易撐到大檢閱結束,他匆匆告辭,趕緊回十八層樓,回家後往床上一倒,就此發了高燒。請醫生來診視,說是感染風寒得了惡性感冒,一場大病,又使他纏綿床第一個多月

等這次惡性感冒痊癒,早已過了陰曆年,陽春三月,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將在南京召開會中要選舉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和副總統,三月二十九日大會揭幕之日,杜月笙方始趕到南京,報到出席,這一次,他在南京住了整整一個月,仍舊下榻洪蘭友京寓,其間還曾有長子杜維藩夫婦,專程自上海前來探視老父,使杜月笙非常高興,他曾利用開會閒暇,帶兒子媳婦往游南京近郊的風景名勝。這便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南京游了

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會期,由於副總統選舉,一連經過四次投票,方由李宗仁當選,所以會期一延再延,直到五月一日方始宣告閉幕。當天杜月笙便回到上海,他當日便在國際飯店開會,為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五日起在上海舉行的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籌募到一筆巨額經費。

祇要健康情形許可,杜月笙每一個星期,必定要到國際飯店去一次,因為他在上海發號施令的大本營、根據地─「上海地方協會」,經他硬性規定,一星期在國際飯店開一次,決定「一周大事」。所以此一會議對於上海市民,可以說是相當的重要。上海地方協會的事情,他關照常務委員王新衡、秘書長徐采丞(附志:筆者上期誤記王新衡先生是上海地方協會秘書長,有誤,蒙王新衡、張佛千兩先生教正,並此致謝。)多負一點責任,這兩位是他可資信託的朋友。打開鐵箱大頭三百

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中央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元券,規定金元券一元合法幣三百萬元,金元券四元合美金一元。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復為加強經濟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區設置經濟管制督導員,特派俞鴻鈞負責督導上海、張厲生督導天津、宋子文督導廣州,同時電令各省市政府,切實曉諭人民遵行「經濟緊急處分辦法」,共同努力推行新幣。

根據「經濟緊急處分辦法」的規定,自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起法幣停止發行,民間持有之一切法幣、外幣及金銀,一律需在限期以內兌換金元券當時,正值共黨叛亂擴大,舉國災患頻仍,物價飛漲,民生維艱,誠所謂危疑震撼,國脈如絲的生死存亡關頭,「經濟緊急處分令」之頒發,是一貼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劑,「良藥苦於口」,政府勉勵大眾必須勉力吃下,然後大家來實踐勤勞刻苦的生活,增加生產,節約消費,共同努力實行「勤儉建國運動」,國家民族,方始能有希望。

明令見報,消息傅出,自難免引起各界震動,但是杜月笙得到消息的時侯他正臥病在床,他的反應是既明快而又堅決,首先,他命人打電話,叫他的大兒子杜維藩馬上過來。

杜月笙看見杜維藩進門以後,喘著氣,從枕頭底下摸出一把鑰匙,交給他,說是:

「華格臬路樓下,那只保險箱裡還有一些銀洋錢,你統統取出來,送到銀行,按照政府的規定,把它們全部兌換金元券。」

杜維藩問:

「是在舅公困的房間裡?」

杜月笙點點頭,卻是又吩咐他一句:

「你叫全家的人都到我這裡來一趟,我有極重要的事情關照他們。」

答應過了,杜維藩在病榻之旁坐了一會,然後辭出,他回到華格臬路,一說要打開保險箱,把裡面存放的東西拿到銀行去換金元券,轉瞬之間,消息震動了全家,大家都要來看看,這隻大保險箱究竟裝得有多少金銀財寶?然而,當杜維藩在眾目睽睽之下,把大保險箱打開來一看,找了半天,大家都不禁呆了,因為大保險箱裡只有銀元三百七十二塊

杜公館上上下下的人,分批到十八層樓去,聽杜月笙諄諄交代:

「你們有多少黃金、美鈔、銀洋鈿,我不曉得,我也不問你們,但是我要提醒你們一聲,這次中央頒布的是『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中央一定會雷厲風行。你們所有的金銀美鈔,務必要遵照規定,在限期以內全部兌換金元券,否則的話,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論那個出了事情,我絕對不管。」

話雖這麼說,家人之中,各人環境殊異,膽子大小不同,有人聽杜月笙的話,遵時照規定把金鈔都換了金元券,但是也有人秘密的藏起來。同時,形諸各人所做的生意,處理方式也是迥異其趣。杜維藩在上海證券交易復業之初,便租下了戰後歇業的百樂門茶座,百樂門的廳房很大,杜維藩乃與其妻弟合夥,把百樂門茶座略加裝修,開設了一維昌證券號他這個號子只做散戶生意,當時喊價,當場交割,做來做去從來不曾做過一個大戶,他的營業方針是「穩紮穩打,聚砂成塔」,表面上看起來嘸啥好處,其實則是有賺無賠。

實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金元券發行以後,中央三令五申「奉行法令,不得投機牟利」,但是為時不過半月,南京方面便公佈了轟動一時的財政部秘書陶啟明等,洩露重要機密,非法投機牟利巨案,監察院公佈陶啟明等在幣制改革前夕,在上海拋出永安棉紗三千萬股,驟獲不法利得達五億元之鉅。東窗事發,不但陶啟明等罪有應得,紲縲入獄,連累了當時主持金元券改革幣制的財政部長王雲五,都受到了監察院的糾舉。

看到中央推行「財政經濟緊急改革令」,果然鐵面無私,雷厲風行,再加上受到他父親杜月笙的嚴厲警告。杜維藩夫婦不但遵照法令,把兩夫婦所有的金銀、美鈔全部兌換了金元券,而且,深認證券交易,風浪太大,兩夫婦一商量,乾脆把維昌證券號關掉,免得節外生枝,釀成意外。

證券號子關掉,兩夫婦得一陣子空閒,趁此機會,稟明杜月笙,相偕赴北平一遊,以了多年的宿願。臨行前夕,在一個應酬場合上,碰見了陶一珊,陶一珊在杜維藩念高中一年的時候,接受軍訓,曾經當過他的第二大隊長,一方面有師生之誼,另一方面,當然又是世交,所以,當陶一珊聽說杜維藩夫婦要到北平去,他馬上就自動建議的說:

「我寫兩張名片給你們,介紹你們去見北平的警備副司令,和警察局長。」

杜維藩當時還在說:

「用不著麻煩陶先生了,我們到北平,白相個幾日就要回來的。」

不過陶一珊還是拔筆寫好了兩張名片,交給杜維藩,說是:

「你擺在身上,必要的時候可以派用場。」

杜維藩道聲謝,收好了,當時全不在意,只道是陶一珊愛護關懷,體貼入微,殊不知兩夫妻到了北平,一日晨起閱報忽然驚見駿發公司杜維屏涉嫌投機牟利,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消息,這一驚,才叫驚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陶督察長突如其來給他兩張名片,個中意味可能大不簡單。愛兒下獄置之不問

原來,杜維屏所涉嫌的案件,和陶啟明案如出一轍,其間唯有大小之別,祇是在上海經濟督導員辦公處的經濟檢查隊看來,頗有重大的嫌疑,因而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加以逮捕審訊。杜維屏的駿發公司,也曾在幣制改革的前一天,拋出永安紗廠空頭股票八千股,其數額

與陶啟明案相比,真是一在天來一在地相去何止以道里計。杜維屏拋空八千股永安棉紗後,翌日「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下,改革幣制的初期,股票停拍,復業時當然就賺進了一點錢,祇是數額不大,無非杜維屏目光準確,下了一注,引起了有關當局的疑惑而已。

但是由於杜維屏是杜月笙的兒子,他這一被捕,馬上就震撼了黃浦灘,緊急處分,雷厲風行,居然連杜先生的少爺都捉進官裡去,僅此一點,已足使玩法、悛法者有所炯戒,上海朋友這才蹺得煌煌法令,不是輕鬆隨便,等閒視之的了。另一方面,自然也有人睜眼在看這場好戲如何續演,街頭巷尾,交頭接耳,都在竊竊私議,這下要看杜先生將會作什麼樣的反應,他該不至於對自己兒子的下獄,也會視若無睹,不聞不問吧。

杜月笙對此一意外事件的反應,於公則大義凜然,於私則信誓旦旦,大難當頭,國脈如絲,當時國家民族的前途既黯淡而又危險,尤其幣制改革在全力推行時期,一著錯,滿盤輸,牽一髮足以動全身,他把這個大環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對杜維屏被捕事件一語不發隻字不提,既不向任何方面求情,也不跟要好朋友訴苦,他只是說:國法之前,人人平等,杜維屏果若有罪,他不可能也不應該去救他。

在父子之情方面,他也有義正詞嚴的解釋,當「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頒布之初,他早就召集家人,諄諄告誡,「你們不守法令,任何人出了事情,我絕對不管!」如今為時未幾,言猶在耳,萬一杜維屏真犯了法,杜月笙為了貫澈他「言話一句的平生大信,即令他有辦法,他也雅不欲加以援手。因此當家人不明就裡,頻頻催促他設法為杜維屏開脫時,杜月笙的神情反倒顯得非常輕鬆,他帶笑的說:

「怕什麼,我有八個兒,缺他一個,又有何妨?」

杜月笙對於「經濟特種法院」所寄予的信任,果真不曾使他失望,數度審訊的結果,特種法院因為全無左證,指明杜維屏是在改革幣制之前獲致機密,於是「投機牟利」、「破壞金融」;法官接受了杜維屏「純出巧合」的辯說。──事實,倘使杜維屏事前得到了幣制改革的風聲,以他的經濟周轉能力,何妨放手幹去,大做一場,決不至於祇拋空這區區的八千永安股?因此,法院宣告杜維屏無辜。祇不過,他所經營的駿發公司,有兼營「對敲」的情事,這種場外交易,大有逃稅之嫌,終於他本人宣告無罪釋放,駭發公司則受到吊銷牌照和依章罰鍰的處分。杜維屏果然平安無事的被送回家裡。

杜維藩兩夫婦遨遊故都,在上海卻傳出了杜先生「大少爺逃跑,三少爺坐監牢」的惡意謠言,方始獲知三弟維屏被捕,杜稚藩兩夫婦聞弦心驚,還以為陶督察長特意寫兩份介紹名片,還是為了他們如在北平見捉可以直達當道,免得他們「進牢監,吃苦頭」,直到他們在故都發現北國風雲日亟,共軍著著進逼,旋不久北平便陷入重國,杜維藩夫婦這才恍然憬梧,陶一珊寫那兩張片子,是唯恐北平圍城,兩個人陷在故都逃不出來,方始特意作此安排。子女不必走他老路

杜月笙對他的兒女寄望頗殷,這是人之常情,祇不過,憑他一輩子裡混世界、打天下的痛苦經驗,他顯然不願他的任何一個子女走他的老路,由於杜月笙自己的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使他遍嘗「成功者」的甜酸苦辣滋味,他是何等渴望他的子女能夠享受「平安是福」,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的安謐與樂趣。儘管他的家裡鐘鳴鼎食,富埒王侯,其排場之大,舉國無出其右,但是他對人生的最後願望,亦即他所寄托於他的兒女身上,做一個樸實無華,能在平凡中顯示其偉大的人,因此他從不在自己子女面前講述他得意的往事,纍纍的事功,相反的,他倒不時告訴他的子女們,他兒時的孤苦伶仃,煢獨貧困,縱使他在睹桌子上一擲萬金了無吝色,但是他在與家人同食的飯桌子上,一隻醬油碟裡醬油倒得過多了些,他也會小心翼翼的將一碟勻作兩碟

在杜月笙過六十大壽,由名家執筆,而經「壽辰籌備委員會」精印的那本「杜月笙先生大事記」裡,末後之段有云:

「至先生(指杜月笙)自律之嚴,自奉之嗇,不知者幾不信焉。一樓寄跡,容膝差安,無宮室之美,圍囿之樂。朝干夕腸,恪慎恪恭。而北海開尊,座客常滿,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無不使其盡意而退。民國二十年,先生興建家祠,落成展奠之辰,裙屐聯翩,東南盡美,蓋足以見先生孝思之篤。公子輩躋躋蹌蹌,或就學專門,或更負笈寰瀛,俱已各事所業,並為世稱。於是知先生立身行事之有本有源矣。故世之僅以信言果行,豪俠好義,比之古之朱家郭解,抑何足以儘先生耶?今當先生花甲攬揆,康強逢吉,揆之壽人者必自壽,他日所以為國家社會福者,正未有艾,則本篇所敷陳者,祇先生生平史中之一頁,而此日之比屋心香者,更當為天下禱,非為先生一人禱也。」

善頌善禱,上文確為鏗鏗鏘鏘的好文章,但是這篇文章寫在距今二十一年以前,如以今日杜月笙的八子三女,「各事所業」來看,可知杜月笙早先對於子女的盼望,多少算是達成了一部份,雖不能與乃父並為世稱,卻也能躋躋蹌蹌,「就業專門」。杜月笙的長公子杜維藩時任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研究員,他的長媳尤且在美國大使館服務。次子杜維垣刻在美國紐約,任職聯合國總部,三子維屏在巴西開設股票公司,是一位卓越的投資顧問兼股票經紀人。四子杜維新在美國檀香山經商,五子維翰和六子維寧淪陷大陸,七少爺杜維善三年前在澳洲學習礦冶歸來,擔任中國石油公司苗栗探勘處的重要工作,近且以專門人才的資格,被某國防單位借調重用。杜維善是姚氏夫人所生,他的一個同胞弟弟,亦即杜公館的八少爺杜維嵩則不幸於兩年前去世。

杜月笙的三位千金,大小姐美如,和二小姐美霞,都是姚氏夫人生育,杜美如曾經是杜月笙最寵愛的一個女兒,自小嬌生慣養,予取予求,杜家大小姐衣著之講究,享用之奢華當年在黃浦灘上,是令人悠然神往,不勝艷羨的談資,她買各國的新款皮鞋,可以買到一百多雙,但是後來她愛上了一位空軍英雄,居然情之所鍾,會鉛華盡卸,不敷脂粉,和刻苦耐勞,克勤克儉的軍眷同甘苦,共歡樂,杜美如此一重大而急遽的轉變,使杜門親友驚喜交集,猝然間難以置信。但是事實確正如此,難怪連杜月笙的生前好友楊志雄,也躊躇滿志洋洋自得的說:「美如真了不起!」因為曾有一段時期,杜月笙曾使杜美如住在楊志雄的家裡,托這位老朋友代為管教和照拂。

美如的妹妹叫美霞,心寬體胖,面目娟好,她的丈夫是金元吉,名票友,黃金大戲院五虎上將之一。金元吉是金廷蓀的兒子,杜金兩門親上加親,便自金元吉與杜美霞結婚始。杜月笙的這位二小姐既聰明而又懂事,相夫教子,十足的賢妻良母,金元吉現在中國產物保險公司任職。

杜月笙的孟氏夫人,孟小冬只有一女,名喚杜美娟,她刻在琉球,已婚,丈夫是美國國務院派駐琉球的一名官員,華裔,已有美國國籍。

杜月笙的下一代,不論兒子女兒,抑或媳婦、女婿,自杜月笙病逝香江,這一個大家族,每一成員的相處,確實是融融洩洩,上下和睦,兄弟姊妹間不分彼此,毫無畛域,同父異母的手足,能夠處到這種程度,實在是相當的難能可貴,值得讚許。杜月笙家庭教育之成功,即此可為一項明證。救濟難民全活十萬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以後,保定失陷,徐州易手,十二月間徐蚌會戰起兮,江南局勢,越來越緊,風聲鶴唳中到了民國三十八年元月,一日,張淦兵團在浦口佈防,三日,共黨拒絕和談代表團赴平,四日,國民政府遷廣州,國共戰事已經接近長江北岸,從這個時候開始,麇集而來的難民,由徐蚌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不日之間,數逾十萬。

三十七年陰曆年前,浦口戰雲密佈,首都一夕數驚,於是,連南京的商賈百姓,升斗平民,也都爭先恐後的擠進了逃難行列。而當時逃難的目標,只有上海一隅,因為往上海逃難上焉者可以乘飛機輪船,逃赴國外香港或台灣,中焉者不妨循滬杭甬、浙贛、粵漢鐵路逃到廣州或西南,下焉者萬一非留上海不可,至少上海要比南京安全,而且,「討飯討到上海也不怕」,就是為求解決生活、衣食,上海也遠比南京,或者其它各地容易。

因此之故,陰曆年關前後,南京下關車站一片紊亂,車站外的大廣場,餐風露宿,或坐或臥,也不曉得擠了若干萬人,月台上,更是萬頭攢動,揮汗如雨,車站秩序,完全破壞無遺,用不著買票、驗票與剪票,站上的司事,面對著蠕蠕而動的人潮束手無策,難民們唯有從車站廣場盡頭起,一步步的住月台挨,一步步的往月台擠。好不容易等來一列火車,月台就近的人一擁而上,直到車頂、車銜頭,甚至車廂下火車輪子兩旁,都綁滿了急於到上海的難民,火車才能不按班次,不照時間的向東駛走。

就這麼一車車的難民往上海市送,數日之間上海難民多達十數萬人,有錢的住旅館或者出黑市高價購買機、車、船票繼續登上逃難的旅程,有親戚朋友住在上海的立刻便去投奔,還有大多數走不了,地無親友可投的迫於無奈,他們在嚴冬季節不能困馬路,睡水門汀,於是祇好紛紛住進廟宇、祠堂、公廨、學校,……轉瞬之間上海凡有屋頂的公眾場合全部住滿,可是,還有大批的難民,在源源不斷的來。

難民隨身攜帶的金錢和衣物有限,靠換美鈔和大頭(鐫袁世凱像的銀元)購食渡日,維持不了多少天,所以起先難民湧到上海,還只是住處的恐慌,隨後不久便演變成為嚴重的衣食問題。上海市政府不能眼睜睜的望著他們凍餒而死,又怕這些難民瀕臨飢寒交迫的邊緣,會得鋌而走險。有十萬以上的饑民出現上海街頭,黃浦灘的治安令人難以想像。

但是上海市政府何來廣大的救濟經費?當百物飛騰,幣值一日數落,若干機關為了解決各級職工的生活,薪津一日一發,還得到處籌措,煞費張羅。吳開先時任上海市社會局長他為救濟難民問題四出奔走,羅掘俱空,幾於精疲力竭,他彷彿成為十多萬難民的大家長,每天要無中生有的找到數值可觀的衣服與食物,還有迫不及待,大量需要的醫藥,難民囚為生活太不正常,氣侯又冷,生病的極多,萬一因而引起流行性的傳染病,任何人無法測知其後果之嚴重。

於是,吳開先往訪杜月笙,他告訴杜月笙難民問題空前嚴重,吳開先說

「不得了!上海已經變成一個大收容所,而各地難民還在繼續不斷的湧來,現在所有的公共場合全部住滿,眼看再來的難民只有露宿。難民之來無法限制,今天是十萬人,明日就會增加到十一萬!莫說市政府沒有錢,即使有錢的話,也是無法造預算。我去請示吳市長,吳市長說他毫無辦法,幣值天天跌,物價時時高,他說市政府根本無能為力!」

杜月笙聽後,浩然長歎,他笙眉緊皺的說:

「這件事,的確傷腦筋,老實不客氣說,我一生一世也不曾遇見這麼辣手的問題」

吳開先明知他說這話並非推托,而是在有所焦慮與感慨,因而接下去就請教:

「杜先生,你可有什麼好辦法?」

果然,杜月笙毅然的挑上了這副重擔─

「只有勸募銅鈿。」

「但是,」吳開先實事求是,坦坦白白的說:「救急容易救窮難啊。」

「開先,」杜月笙搖頭苦笑,無可奈何的答道:「我們祇好做到那裡算那裡了,事實上想造預算也莫法造,想籌的款又無處可籌,但是我們偏又不能「死人弗管」,所以我們唯有做了再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明天的事,誰能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