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算可以在眾人面前說話了，雖然聲音不夠優美，可是比起不會講話來，能夠開口對我的工作的進展幫助很大。
在大學求學時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識，目的在於希望日後能活用，為人類社會貢獻一點力量。這世界上總會有一兩件適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麼事呢？」我雖然常常思考著，卻始終沒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們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說：「你不必勉強自己接受大學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與你有相同遭遇的兒童教育上，對社會的貢獻必然更大，而且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經費的問題你不必擔心，我負責去籌募。你意下如何？」當時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學的學業之前，我暫時不考慮此事。」
雖然這麼說，可是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斷努力試圖說服我，不時對莎莉文老師和我進行疲勞轟炸。到最後，我們實在是疲於應付，索性不與他爭辯了，而他竟誤以為我們已默許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們都還未起床，這位朋友已在前往紐約的途中了。他到紐約、華盛頓等地遍訪朋友，宣稱我計劃獻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著手進行。
赫頓夫人聽到這一消息十分驚訝，立刻寫信給我，表示要我盡快趕往紐約，以便說明事實真相。於是，我與老師只好風塵僕僕趕往紐約，拜訪那些資助我的先生們。其時，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來，由馬克。吐溫先生代表他。幾個人為此事聚首討論時，馬克。吐溫先生最後下結論般地說：「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這種事上花一分錢。」那位先生大言不慚地說，要海倫去替那些盲童設立學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並沒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強調是上帝的意思，難道他身上懷有上帝給他的委任狀？否則他怎知只有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這種話實在太難叫人信服。
類似的事情在我大學畢業之前發生過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處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計劃由我出資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個城市裡，然後加以訓練。我對提出這些計劃的人說：「你們的計劃並不能讓盲人真正獨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興趣。」聽了我的答覆，對方居然很生氣地指責我是個利已主義者，只肯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貝爾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幾位熱心幫助我的先生，都很開明、慷慨，他們給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歡的事，從不加以干預。他們的作法令我感動，也給我很大的啟示，我暗自下決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會人類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將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貢獻心力的時機終於來臨了，那是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有一天，一位自稱是查爾斯。康培爾的青年來看我，告訴我他的父親畢業於柏金斯盲校之後，在倫敦設立了一所高等音樂師範學院，致力於英國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勸我加入以促進盲人福利為宗旨的「波士頓婦女工商聯盟」。
我很快就加入了這一組織，我們曾一起到議會去請願，要求為保護盲人而成立特別委員會。
這個請願案順利獲得了通過，因此特別委員會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別委員會為起點，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
首先，我們在康培爾先生的指揮下，調查盲人所能從事的一切工作。為此，我們成立了一個實驗所，專門教導盲人做些手工藝一類的副業。為了銷售盲人的勞動產品，我們又在波士頓開設一家專賣店，其後，在馬薩諸塞州各地設立了好幾處同樣的商店。
在搬到連杉之後，我就更加專心致志地思考盲人問題了。在我看來，盲人有兩件事為當務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個盲入學會一種技藝，而具備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時為了使盲人彼此之間便於聯絡，也為了使職業調查更易於進行，應該有一個全國性的機構；第二件事是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準，應把目前美國、歐洲等地現有的幾種盲文統一起來。
有一天，紐約的摩洛博士不辭跋涉，來到我們的委員會，提出失明的預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兒童，約有三分二是因為在出生時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這種情形，如果我們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範，是絕對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嬰兒一出生就應該做眼睛消毒，而且認為應把這點在法律上明文規定，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們的委員會能積極帶動輿論。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為什麼一直沒有採取行動呢？」我們都不約而同地反問他。他帶點無奈地說：「老實說，所謂的病菌感染，就是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譽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這種情形連醫生都無法公開說出來，報紙、雜誌也都避而不談，我當然沒有辦法，因此才來請你們幫忙。」
原來有這種障礙存在，委員會的所有成員聽了博士的說明後，都同意盡力推展這項工作。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說，事情並不簡單，因為醫生與大眾傳播機構都有很深的成見，不肯輕易打破避免談這類問題的習慣，因此都對我們表示愛莫能助。
如此又過了兩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薩斯市，與一位眼科大夫談到此事，他說：「這種事以報紙的效果最大，你們為什麼不去拜訪《堪薩斯市明星報》的總編輯呢？說不定他會答應讓你們在報上討論盲童的問題。」
我立刻安排拜會明星報總編輯尼爾遜先生，可是他卻非常乾脆地一口回絕了我的要求。我當時很失望，或許是我沮喪的表情打動了他，他忽又改變了語氣：「這樣好了，你們要寫什麼儘管寫，可是能不能刊載的決定權在我們，好嗎？」
我很快寫了幾個真實的例子送過去，結果尼爾遜先生把這篇稿子登在明星報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們總算克服了第一道難關。
同一年，《仕女雜誌》刊載了同一問題的文章，我又陸續寫了幾篇稿子，於是全國的報紙、雜誌紛紛加以轉載，擴大討論面。之後，如《盲人世界》、《盲人雜誌》等一類專門討論盲人問題的雜誌，接二連三也創辦起來了。
我還受托在《教育百科全書》上發表了有關盲人的論文。從此，我的工作量逐漸增多，稿約不斷，甚至有點應接不暇，經常還得出席各種會議和演講。
生活的步調忽然變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趕到會場，開完會回到家，已有另一項邀請在等著自己，有時在同一天內要連趕五六場。此外，信件也特別多，處理的時間相對地增加。由於過於勞累，老師與我都感到吃不消，身體也搞垮了。
雖然我們忙得應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據，有一陣子連女僕都在不起。於是，莎莉文老師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車站後，回程時順道去買菜。這時，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間、收拾床鋪，然後到花園裡摘花來插，或者去啟動風車貯水，還得記住去把風車關掉等等。我的工作量相當重，偏偏這個時期的稿約、信件又特別多。
1906年，由州長推薦，我出任馬薩諸塞州盲人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每次委員會開會時，莎莉文老師總是坐在我身邊，以手語向我轉述會議進行的情形。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員都喜歡做冗長無味的演講，那些不著邊際的質詢、回答等官樣文章更叫人疲憊不堪，因此在擔任此職四五個月之後，我便請辭了。
但是，真正有心為盲人謀福利卻又非得透過團體的力量不可，惟有這樣才能喚起輿論的注意與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須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參加如醫師公會或其他公會的會議。為此，我必須多加練習演講的技巧，以期在面對大眾時更具說服力。
基於此目標，我曾先後向多位老師學習表達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盡理想。就在此時，我遇到了波士頓的懷特先生，他精研音樂理論，對人類的發聲機能很有研究，我抱著碰運氣的心理去請他幫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不過對我而言，這也算是一種研究工作，我們不妨試試看吧！」懷特先生很爽快地答應我的請求。
於是從1910年起，懷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連杉來，住在我們家，星期日才回去。
他停留的這段時間也就是我上課的時間。
在我10歲時，莎莉文老師曾帶我去找郝拉先生，那是我首次學習發聲法。郝拉先生為了讓我瞭解聲音響起所引起的振動，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臉上，然後慢慢發出「ARM 」的聲音，並要我盡量模仿。就這樣反覆練習，可是由於我太緊張，勉強發出的聲音顯得很雜亂。
「把你的喉嚨放柔和些，舌頭也不要太用力。」
他耐心地指正我，應在練習發音前先使發聲器官發達才對，而且應該從孩提時起就不斷地練習，如此我的聲音必可練得更美妙，同時也可記住更多的單字。因此，我希望聾啞教育能及早教導聾啞兒童練習發聲。
懷特老師原本抱著試一試的心理，可是越教越感興趣，竟連續教了我3 年之久，而且其中兩年的夏季幾乎一直住在連杉。
懷特老師的訓練方式是從訓練發聲器官開始，然後練習發音，最後才教節奏、重音及聲音的音質、音調。如此，經過3 年之後，我終於勉強可以在大眾面前開口說話了。莎莉文老師與我首先在新澤西州的蒙他克雷做實驗性的演講，、那是一次相當吃力的實驗，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心有餘悸。我站在講台上一直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雖然早就擬好的講稿已經在喉頭上打轉，偏偏發不出聲音。最後，終於積存了足夠的勇氣，用盡全力喊出聲來，此時我自己感覺猶如射出一發大炮，可是後來別人告訴我，我的聲音小得跟蚊子一般。終究，我不是一個容易服輸的人，雖說做得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預計演講完成了。從講台上走下來後，我不禁哭出聲來，懊惱地說道：「說話對我而言實在太難了，我有點不自量力，做不到的事總歸是沒有辦法。」
不過，事實上，我並沒有因此真的喪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氣開始更勤奮地練習。現在，我總算可以在眾人面前說話了，雖然我的聲音不夠優美，可是比起不會講話來，能夠開口對我的工作進展幫助很大。至此，我的夢想總算實現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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