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阿桑奇自傳:不能不說的秘密 > 14電報門 >

14電報門

曝光不僅僅是一個行動,還是一種生活方式。在我看來,曝光兼顧理智與情感:你的知識造就了你的人格,國家無權削弱你的人格。很多現代國家都已經忘記,它們的建國基礎正是啟蒙運動的原則,即知識是自由的保障,國家沒有權力隨意賜予正義,正義不是權力的施捨。實際上,正義若得以維繫,是對權力的約束,我們只有確保政治永遠不能完全控制信息,才能保護人民大眾。

上面說的是常識。這曾是每個媒體自由的國家中新聞界的第一原則。網絡讓審查變得更加容易,只要輕點鼠標就可以刪除真相的存在,而網絡監視私人信息的方式會讓第三帝國的邪惡官僚喜笑顏開。秘密通常是權力的專利,然而在今天,只要有人這麼說,不僅會被視為宣揚過時的自由派觀點,散播偽民主的謊言,還會露出自己 「破壞國家安全」的無政府主義洋尾巴。仔細分析一下美國憲法吧,其中凝聚的原則在今天會被眾多美國人視為激進。傑斐遜會被看成國家敵人,麥迪遜會被視為左派游擊隊分子。

信息解放人類。信息能讓我們質問那些希望剝奪我們質問手段和答辯權利的人。維基解密雖然現代氣息濃厚,運用先進技術,但在約翰·威爾克斯等18世紀智者的眼中,一定是一個合乎傳統、合乎常理的組織。我們因為維護原則而屢受抨擊,而很多批評我們的政府被人民選上台的目的就是為了要維護相同的原則。我們是人民的制衡局,跨國運營,深信政府和外交官的幕後行為我們完全有知情權。人民選舉政府,養著政府,信任政府,是政府的主人。任何放縱自己忘記這點的政府,都會聽到人民的聲音從每所聊天室裡、每個博客中、每條推特短訊上,最終到每個廣場上響起,從特拉法加廣場到紐約時報廣場,四面楚歌,天怒人怨。任何反對這個真相的政府都會滅亡。

與合作媒體開展工作初期,我就意識到早晚應該邀請他們共同公佈一大批外交電報,電報之前已經洩露給我們,正在準備過程中。我推遲了曝光外交電報的時間,為的是盡量有條不紊、小心謹慎地披露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日誌。材料信息量龐大,需要時間閱讀、篩選、組織、展現,每走一步都要考慮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可能後果。我們最關注的是履行對線人許下的承諾:如果材料符合我們的編輯政策,意義重,內容新,受到某種形式的壓制,我們就會盡快公佈,提供支持,大力宣傳。最新一輪的電報描繪了世界各地使領館的活動,揭開了政府各個級別行動的面紗,秘密行動、根深蒂固的偏見、各國尷尬醜事和人文事務統統一覽無遺。與之前的曝光一樣,外交電報會讓民眾更加看清世界運轉的方式,儘管有人拚命想要模糊我們眼中的世界。電報也會改變我們對政府做什麼、為什麼做的瞭解。

由於處於密切監視之下,五角大樓也不斷對我發動人身攻擊,我希望能複製電報副本,妥善保管。和 《衛報》的糾結讓我很不開心,《紐約時報》的做法更是卑鄙無恥,但我對前者的態度是 「明槍易躲」。《紐約時報》的行徑已經證明它們是懦夫,我不想和它們再次合作。當時感覺似乎重錘馬上就要落到我們頭上,因此我拷貝了25萬份文件,首先交給東歐和哥倫比亞的聯絡人保管,然後放在了一台加密筆記本電腦中,寄給了當年五角大樓文件案中的英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將文件交給丹,對我們兩人都有象徵性的意義。我們也知道一旦發生危機,丹一定會成功曝光文件。

請記住,材料的哲學價值並不大。如果我們願意,本可以以數百萬美元的價格賣掉電報,甚至在我們開始披露後還有人出錢購買,但我們不是這樣運作的。話雖如此,我還是希望能夠讓合作夥伴重視材料的價值,在協商公佈條件時好讓他們意識到材料的重要性。《衛報》是發佈材料的正確人選,我也打消了憂慮。我要求報紙總編艾倫·拉斯布裡傑寫一封簽名信,保證會秘密妥善保管材料,準備萬全之前決不許洩露任何內容,絕不將材料存在連接因特網或任何內部網的計算機上。拉斯布裡傑答應了請求,我們在信上署了名。作為回報,我製作了一張附加密碼的加密碟,將材料交給了對方。此時,那位資深新聞記者樂呵呵地去蘇格蘭度假了,準備閱讀材料,和我就未來計劃保持聯繫。

瑞典案懸在頭上,我真真切切感覺到合作媒體內有一種嘰嘰喳喳的三八勁頭。我很驚訝,因為很多人都是調查記者,本應該對政治棄兒所遭受的污蔑和歇斯底里有一些認識。比如,調查新聞局的一個人突然和同事說,他不想與一個強姦犯同台共事。至於各報刊不願意自己的標識出現在新聞發佈會的橫幅上,他們這種聽風是雨、狐疑滿腹的心態也不是第一次了。這其中有些人的醜事一籮筐,卻明顯對我的麻煩幸災樂禍。沒有一個人問我事情的經過如何,我感覺怎樣,有什麼能幫我的地方;他們對待這件事的態度,就好像是說這些陰險的指控如同虛無縹緲的 「煙」,但他們的人生經驗又在暗中嘀咕 「無火不生煙」。這些人一生坐在高處評判別人,天天希望千萬別有人將燈光對準他們。當然了,大體上來講,從來沒有人將燈光對準他們,因為這些人代表了媒體,艦隊街[1]的編輯從不揭彼此的短。

兩家合作媒體甜言蜜語從我們這裡騙走了一些獨家內容後,行為舉止有所變化,就好像我有道德風險一樣。材料還是原來的材料,我們曝光的熱情也沒有降溫,可是對我的不實指控讓這些人的舉動愈發出格,對我的僵化看法也到了瘋狂的地步。也許我本可以挽救局勢,我也真的努力了,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後,對付如此自私自利到極點的人已經超出了我的能力所限。他們為所欲為,我也犯了幾個錯誤,最新犯的一個錯誤就是給了他們電報的拷貝。

電報裡有一些轟動性的事件:美國外交官明顯樂呵呵地在一旁看著印度政客受賄2500萬美元,美國不斷干預海地政治,秘魯總統候選人接收毒販嫌犯的獻金,美國外交官代表美國企業以史無前例的規模遊說外國政府,立陶宛政客付錢購買記者的正面報導,甚至還有美國外交官在聯合國暗中窺探其他同事的事件。

電報一經披露會轟動全球,但當時籌備工作還沒做好。我們的系統還無法張貼文件,也無法應付披露後會隨之而來的巨大流量。針對保護不知名線人的問題,還存在法律和其他未解決的敏感問題,因此我之前才將材料存放在合作夥伴處,還要求對方同意未得到許可不得公佈。任何像樣的出版商都懂得,比起獨家報導,保證材料準備完全、保護信息來源的工作更為重要。這是重中之重。然而《衛報》卻不懂。資深記者剛度完假回到倫敦,就開始就出版的問題騷擾我。他說《獨立報》的一位女性記者也有電報拷貝,對他們的獨家新聞性構成了威脅。

我對此做了一番調查,發現我們的冰島同事斯馬利·麥卡錫的確曾在焦急之中將材料交給 《獨立報》的記者。本來請他在短時間內幫忙處理格式,結果他被工作量壓得喘不過氣來,不明智地將材料與她分享,請她分擔一下涉及到的工作量,並立下了嚴格的合作條件。然後他遠程侵入對方計算機,刪除了電報,但搞不清對方是否已經製作了副本。《衛報》記者的說法是,她正四處兜售材料。跟大家講,我們已經見過太多這類人,覺得自己是社會運動人士,但一見到感興趣的商品,就搖身變為張牙舞爪的股票經紀人。當他們給對手最後致命一擊時,你都可以瞥見他們臉上的奸笑。雖然我們已經把 《獨立報》的問題弄清楚了,《衛報》記者還是說風險巨大,一份 「野種」拷貝流失在外。他希望加速提前公佈。我和他說,我們還沒準備好,而且雙方簽了協議。他在驚慌失措中離開了,再沒和我們聯繫。

後來才得知,他之前已經將材料拷貝給《紐約時報》。他們想匆忙公佈,文件涉及的所有重要問題—關係到生死的問題—一概不管不顧。就像貪婪、莽撞、無法無天的土匪一樣,他們要讓世界陷入槍林彈雨,誰也攔不住。《衛報》記者的行為不但懦弱,更是觸犯了法律,一面急著討好自己的報紙和大西洋另一邊的偶像,一面突然就將整個爛攤子倒在了我們頭上。連初學新聞的學生,都不會這樣毫無原則,內容本身愛怎樣怎樣,材料提供者愛怎樣怎樣,懷裡揣著自己的骯髒計劃,背後捅我們刀子。上一波披露沒怎麼得到 《紐約時報》的支持,他們後來又對我心懷敵意,這一次沒有理由同他們繼續合作。畢竟,這是我們的工作。可是 《衛報》根本不關心這個:他們想拉 《紐約時報》入伙,共築防衛牆,而維基解密可以去自掛東南枝了。

我們必須要留出時間準備。對這些常常被交稿期限逼瘋的人來說,這一點顯然超出了他們幼稚的智力範疇。不管怎麼說,我們必須要留時間準備。於是我給拉斯布裡傑打了電話,他同意我可以去報社談。還記得我與拉斯布裡傑簽署的協議嗎?《紐約時報》的捲入是非法的,可是沒有人敢承認,不過我還是怒氣沖沖地走進了 《衛報》報社。我清楚他們出賣了我們,又沒有膽量承認。我們和我的律師馬克·斯蒂芬斯一起走進了大樓,巧的是,在樓梯旁正好正面撞見了那位資深新聞記者。

「你好。」我說。

「哎呀。」他有些訝異。

「我們一會兒下來和你談,」我說, 「艾倫·拉斯布裡傑給我們看的幾樣東西我們想要澄清一下。」

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見過有誰像他一樣瞬間表情崩潰。他臉色一下子煞白。我們走開時,都說這名新聞記者看起來像一個手裡還拿著殺人凶器就被當場發現的犯人一樣。

我們上樓找艾倫·拉斯布裡傑。《明鏡》的總編也來了。我大聲咆哮著,直截了當地問他們是否將材料交給了《紐約時報》。拉斯布裡傑將問題搪塞過去。我說: 「首先要做的,是確定誰手中有拷貝。誰沒有拷貝,誰有?因為我們還沒準備好公佈。」他的雙眼環顧房間,不知道往哪裡看好。 「你到底有沒有把電報拷貝交給《紐約時報》?」

《獨立報》記者的事情給了他們一些嘰嘰喳喳的說辭,但沒有站住腳,我則不停逼問他們。 「我們要清楚我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人,」我說, 「我們面對的是可以信賴的人,還是不可以信賴的人?因為如果我們面對的人連簽了書面協議都沒法信任,那……」這時他們的眼睛都開始四下張望。他們的形象就像諷刺漫畫中畫的一樣滑稽,這些成年人沒有勇氣面對自己的所作所為,無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因為對他們大嚷大叫,後來我被描述為一個瘋子。可是事關重大利益,換誰誰不喊呢?眼看著這些玻璃辦公室中膽小如鼠的卑鄙小人,誰不會火冒三丈呢?很快大家就意識到,艾倫不願意回答問題,其實就代表他承認了。只是出於法律原因才不說 「對」或 「不對」。我對他的敬意煙消雲散。瞅瞅這個衰人吧,身任一家大報的總編,一個社會中流砥柱機構的領導,一個年歲比我大的長者,面前擺著如此重大的事件,唯一能做的就是眼睛賊溜溜地四下張望。真是難以置信,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肯定圍繞誠信等等話題做了一番長篇大論。這種情況下,也是很正常的。總之,我們花了七個小時爭論,後來下樓起草計劃。《衛報》從一開始就清楚自己的目標:立刻公佈。《明鏡》則希望做老好人,誰都不得罪。關鍵在於,我之前說過,我們還沒準備好,可是這些人幾個禮拜一直來煩我們,現在準備發動最後一擊。他們沉浸在自己巨大、醜陋的虛榮心中,已經忘記我們是誰,忘記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在他們眼中,現在的我們就是一群古怪黑客和性變態而已。不過我們清楚手上有什麼材料,運用科技也是手到擒來;這些人卻耍一些最古老、最過時的伎倆來對付我們。我暗示道,我願意立刻將全部材料送給美聯社、半島電視台和新聞集團。我也不願意真給,但如果他們不合作我就要下手了。

他們清醒了過來,開始更加理性地討論如何處理曝光問題。我則繼續發動反擊,指出我可以告他們違反合約。我的組織是非營利機構,依賴捐款維持開支,如果公佈材料後我們還沒準備好,收入就會大打折扣。他們肯定明白這會對我們造成多大的打擊:我們不是一個理論上的團隊,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組織,為實現遠大目標數年來任勞任怨地工作。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威脅到我們的生存,因此我會採取一切手段,不讓他們得逞。就這樣我們開始了談判。起初他們堅持要立刻公佈,但最後雙方同意往後拖一個月,給我們足夠時間準備。當時我堅持要讓 《國家報》和《世界報》加入,冠以 「合作媒體」這個讓《紐約時報》恨之入骨的頭銜。我們現在清楚看到 (比他們清楚),雙方的合作會骯髒到什麼地步。那時那刻我所做的,正是吸取經驗教訓,為未來鋪路。

我特別強調,曝光本身不應該是新聞重點,我們是為了文件內容才曝光,不是為了曝光而曝光,因此要避免自己招致關注,要讓世人關注材料實際內容,所以我堅持一個一個陸續曝光。先公佈最重要內容,不提以色列,不提古巴,不讓美國有一鍋端反對整個電報門的機會。他們應該、我們都應該每次只側重一個洩密。我還堅持,必須遵守合作關係重新包裝後的規定,《紐約時報》要同意停止自私自利、卑鄙下流的宣傳攻勢,不再發文攻擊我和布拉德利·曼寧—曼寧在他們的筆下簡直成了一個可笑、可恨、可悲的基佬。雖然這樣做五角大樓就不會殺上門來,但怎麼看都是無恥行徑。幸運的是,比爾·凱勒第二天同意停止惡意中傷,一段時間內也沒食言。

後來,《明鏡》的人告訴我們,《衛報》從一開始就想搞我們。他們和 《紐約時報》同流合污,甚至不想通知我們,不給我們好好準備數據、準備防禦的機會。《衛報》就是這樣堅持原則問題的。開放性?開玩笑。新一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他們才不在乎。世界各地人民競相起義,點燃 「對權勢說真話」的精神?《衛報》這個世界上最名不副實的報紙可以從開羅解放廣場發回一張又一張圖像,然而埃及運動為之奮鬥的崇高原則,我們為幫助埃及人民而為之奮鬥的崇高原則,《衛報》統統都可以轉手賣掉。那位資深新聞記者想在退休前再為報社立一大功,結果生生掐滅了報紙的自由氣息。當美國右翼呼籲我人頭落地時,《衛報》連一篇為我辯護的文章都沒登。相反,他們請來我的老朋友、那位特別調查記者發文向我放箭。

「呀,天哪!」過去的我們常會這樣說。糖蟻沿著腿往上爬,咬得人渾身是包的快樂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當年我起碼還有陽光做武器,但在如今這個行當裡,保守勢力會對你落井下石,時間一長其實就習慣了。我們花了一個月整理好電報,這個月是我一生中最精神抖擻的時光。電報讓現代世界看到它是如何真正看待自己的,我們在英格蘭鄉間的一座房子內熬夜工作,趕在期限前完成。雪花紛飛,諾福克鄉間銀裝素裹。我當時萬萬沒有想到,這座房子不久之後會成為囚禁我的獄所,釋放之日遙遙無期。

[1] 艦隊街:倫敦的報館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