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離開冰島一段時間，其中還在奧斯陸一個會議上發言。短暫旅行之後，於2010年3月回到冰島，租了間房子。房東還以為我們是來看火山的：我們的確是裝成來看火山的，這樣就能解釋為什麼帶那麼多計算機和視頻設備過來。然而真正的原因還是那份巴格達視頻。我們已做出決定，這是我們目前最重要的曝光，因此必須要分析、理解內容，為公之於眾做好準備。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到這份視頻，因為它極其重要，不僅能讓人理解戰爭的涵義，還能讓人從倫理道德角度出發，看清伊拉克戰爭已經發展到了什麼地步、如何影響到了日常生活。
我們租下的主房變成了又髒又亂的書房。到處擺滿了咖啡杯、計算機線和巧克力，它們都是身心疲憊者的生活殘骸。《紐約客》的人物傳記記者來訪，生動記錄下場面的混亂和不眠的景象。連著好幾周我基本沒有離開過計算機。頭髮是我坐在計算機面前時剪的，爭分奪秒編輯視頻，降低靜態噪音和辟辟啪啪的雜音，以最清晰的方式呈現最終版本。人在房裡跑進跑出，各種感歎、點子、眼淚匯聚一團。之前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再瘋狂、再忙碌、再混亂，都比不上這次 《間接謀殺》視頻的準備工作。我工作狂和不愛洗澡的名聲應該就是那個時候傳開的；這也是不可避免的，畢竟有太多工作要做，並且我們都清楚，本次曝光最重要的是會改變公眾對這場糟糕戰爭的觀念，爭取早日結束駭人聽聞的入侵行動。
迄今為止，該視頻在YouTube上的觀看次數已經超過1100萬次，電視上也播過數百萬次了。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知名的視頻之一。然而當我第一次觀看時，根本看不清發生了什麼：圖像粗糙，雖然結局讓人萬分震驚，但前後銜接缺乏戲劇性和衝擊力。我一步步認真調研，逐漸找出視頻中的人是誰，什麼時候拍的視頻，從什麼角度拍攝，所有要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描述出了光天化日下進行的大屠殺。為了更好地理解事件順序，我們將視頻分成了三個部分。工作進展十分緩慢，但是特別讓人清醒，讓人著迷。所有步驟完成之後，視頻非常清晰地顯示出包括兩名工作中的路透社記者在內的12名男子，被美軍阿帕奇直升機發射的35毫米加農炮轟為齏粉。我花了一些時間才弄清初次屠殺的受害者的身份，後來才看到在第一波轟擊下倖存下來、隨後被挨個炸死的那兩名男子是路透社的人。同事英吉·拉格納·英加森仔細觀察後發現，開來接一名傷員、被又一輪炮火炸飛的麵包車裡還有兩名兒童。視頻後來還拍下了美軍地面部隊將受傷兒童移走的過程。
我們一整個團隊都撲在了該視頻上。克裡斯廷·赫拉芬松領頭研究工作，負責找出視頻中孩子們的下落。比吉塔全程陪同，提供咨詢，為視頻內容提供反饋意見。英吉擔任編輯，從原始視頻上剪掉了很多炮火的鏡頭和無足輕重的內容，格維茲門迪爾·格維茲門松負責音效。羅普·洪赫萊普是執行製片人，負責預算花銷，支撐項目發展。斯馬利·麥卡錫整理網絡材料。丹尼爾·多姆沙伊特—伯格（也許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況下）則開始阻礙團隊的努力，將自己在工作組中邊緣化。我想，當團隊成員本質上都是志願者時，因野心和動機的問題不可避免地會走上歪路。多姆沙伊特—伯格一葉障目，變得非常討厭。我們已捲入一個巨大的恐怖事件之中，而他的惡意搞得人精疲力竭。
我們努力工作的其中一項原因，就是看到當時媒體對事件的報道非常不準確。這是一起出於政治目的操縱歷史的典型案例。有些報道甚至稱麵包車遭受武裝分子襲擊，然而視頻清晰顯示美軍下達指令，屠殺平民。還有報道稱發生槍戰，路透社記者不幸被炮火夾擊。統統都是謊言。我們附上了喬治·奧威爾的一句話— 「政治語言的目的就是讓謊言聽起來真實，讓謀殺聽起來體面高尚，給虛無縹緲的謊言披上真相的外衣」—來證明政治語言被用來為無法無天的謀殺辯護。除了謀殺，沒有別的合適的詞了，儘管我們清楚會引起爭議，但視頻的標題 《間接謀殺》只是忠於事實的陳述罷了。
我心裡明白很多西方媒體對美國政府的官方口徑是什麼態度，但標題激起的爭議仍然讓我吃了一驚並沮喪不已。媒體的自我感覺良好到了一定程度，看到視頻後，第一輪辯論竟然是標題的起法，而不是內容。很多媒體以為將真相與官方謊言放在一起才算 「平衡」，對著鏡頭鄭重播報新聞才叫有嚴肅性、有道德觀。保羅·克魯格曼曾經開過一個玩笑：如果有一方說地球是平的，新聞標題會被媒體寫成 《地球形狀眾說紛紜》。我們 「編輯過」的版本為了鋪墊，完整播出了頭11分鐘。我們將它放到了collateralmurder.net網站上，旁邊就是40分鐘的版本。親愛的CNN，你有病麼？也許我們當初應該起名為 「間接掩蓋」，這不就完事了嘛。
我看過的次數肯定有好幾百遍了，可是每次看到孩子遭受炮火襲擊的畫面，都會毛骨悚然。不受限制的權力是邪惡的化身，我感到自己有重大道德義務來曝光殺人的混蛋。某種程度上講，那些混蛋既是美軍，也是媒體圈中與美軍沆瀣一氣、掩蓋事情真相的某些人。直升機中的小伙子們也許也是受害者，被失控的殘暴軍隊文化扭曲了心靈，大叫 「殺人」時，聽得出嗓音中的變態渴望。其中一名遇難者的確扛著一架火箭推進榴彈，然而直升機上的士兵急於營造一個危險的場面，錯把路透社攝影師的攝像機當作了第二架火箭推進榴彈。如此匆忙下定論，真是可恨，尤其是炮手還瘋狂地以一種懇求的聲音對受害者說話，完全忘記在這種場合下應該謹慎為上。其中一位士兵對著地上的一名男子說道： 「來啊兄弟，撿起武器不就好了嘛。拿出點東西看看啊。」就這樣，一個無甚威脅的局面幾分鐘內就演變成大屠殺。視頻讓人徹底看到，深陷戰爭的人在戰爭的扭曲下對 「與人接觸」有一種殘酷無情的需求。視頻的畫面和聲音就像是計算機遊戲，因為開炮士兵的道德觀就是這樣塑造的。轟炸敵人就好像是轟炸電子假想敵一樣。
我們決定於2010年4月5日在華盛頓召開新聞發佈會，公開洩密視頻。這樣克裡斯廷和英吉就多出十天時間去巴格達尋找遇難者的家屬。深夜裡，有時我走出屋子，呼吸一下冰冷的空氣，感受冰島空氣中新鮮的硫磺味道，不禁問自己我們究竟怎樣才能及時完成所有工作。想起年少時的我，整夜在全球企業的計算機系統中四處遊蕩，而今天的我已經打過那麼多仗，走過那麼多路，奮鬥過那麼多年。包圍在刺骨的寒氣之中，被華盛頓會議期限死死相逼，這麼多年似乎一切都變了，又似乎一切還是老樣子。最後一刻，克裡斯廷成功走通冰島外交部關係，兩人立刻飛往巴格達。通過當地路透社分部，他們認識了一名能人，被帶進了邁赫迪軍治下的阿敏區，慘劇發生的地方。就在我飛往華盛頓的前一天，伊拉克傳來了消息：英吉和克裡斯廷找到了孩子，也找到了一位男子；直升機在炮擊街上那一群人後，緊接著向一個公寓區發射地獄火導彈，使這名男子的妻子不幸遇難。
到了最後一刻我們才終於趕到美國，來到華盛頓媒體俱樂部。當時是上午九十點鐘，房間內擠滿了人。我們播放了錄像，立即引起了反響。有一些觀眾看哭了。可以看出這不是普普通通的曝光，屋內的人都是身經百戰的記者，連他們都被戰爭暴行的隱藏畫面所震撼。話雖如此，等輪到提問題時，他們又如以往一般令人失望。很多在華盛頓報導國際事務的記者基本上都很蠢。他們通常對新聞對像和所報導的文化一無所知；老一輩的記者有一種不以為然的態度，覺得自己什麼沒見過。這些人相當膽大妄為，他們應該為在世人面前呈現出的極度自滿和無知感到羞愧。不過也就這樣了。大家都對美國的全國性媒體怕得要命，沒人敢公開反抗這些玩忽職守的混賬。他們根本不聽別人的，要是讓他們自我質疑，還會覺得受到了侮辱。我在這裡乾脆醜話直說：視頻震撼了那些人，可是幾乎沒人知道如何跟著自己的心走，加入到正直的人應發出的咆哮之中。當天的晚間新聞完全沒有道德感可言。CNN的節目中，沃爾夫·布利策與一個女主播交談，她說完戰爭很危險後就沒了。CNN放了視頻的第一部分，到開火時就將畫面模糊處理，說是為了對士兵家人表示尊重。不錯嘛。誰管伊拉克受害者的家人呢。而福克斯新聞呢，當然是說得像美軍受委屈、別人欠美軍一個道歉一樣。
我們會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和美國媒體頻繁來往，尤其是和《紐約時報》打交道，但不管是當時還是今天都很難不讓人覺得，很多美國媒體認為自己扮演著為它們眼中的美國國家利益點燈照路的角色。它們詛咒別人的痛苦，似乎別人在危險年代中無權期待世人同情。它們一如既往，操縱自己扮演的角色，裝出一副道貌岸然、忠心耿耿的樣子。我不討厭美國，我討厭的是今天的政治和媒體精英團體對美國高尚原則和良善憲法的侮辱，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將其曝光，並瞄準其他同樣犯下如此罪行的國家。
《間接謀殺》 視頻在華盛頓播放後一天之內，就遭到了八方圍攻。攻擊不僅僅從五角大樓發出，從聖安東尼奧的流浪漢到白宮前追夢人，應有盡有。左派右派評論家因為我們向全世界曝光了錄像而想將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看到以本國國旗的名義虐殺生命的這段軍方錄像，按理說任何有點自尊心的國家都會為此感到羞恥。可是呢？沒有低頭，沒有認錯，連解釋都沒有，只有惱羞成怒，將任何披露此類事件的人統統扣上國家敵人的帽子。面對新聞真相，反應是如此的低級，如此的野蠻，假裝跑到世界各地去保護美國建國理念的精神，而自己的行為卻使其蒙羞。當然了，他們還指責我們在視頻上做手腳，惡意編輯，將槍手從帶子上抹去以誇大視頻效果，等等等等。胡說八道竟然說得那麼確信不疑，讓人真是發蒙。實際上，這是別人送給我們的軍方錄像。角度是軍方選取的，製作時的基本考慮出自軍方，暴行是軍方犯下的，矢口否認，夜裡睡得著覺麼？
從事這行，有一些性格特點會讓你死得很慘：肯定不能薄臉皮，也絕對不能自哀自憐，有時我非常痛苦才能勉強克服這些性格。我的自制力很強，可是當世界都不聽我說話時總覺得很惱火，另外更是需要在控制犯錯方面多下功夫。我們是一個年輕的組織，從事這份工作，讓我們很快就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對個人來講，我必須邊工作邊吸取經驗教訓，為工作而自豪。如果我們是人民的調查局，那就應該時時刻刻牢記人民的利益，而左派和右派的反應通常都是充滿敵意。曝光巴格達視頻的做法是正確的，不僅符合我們的成立宗旨，也是我們堅守道德立場的頂峰。伊拉克和阿富汗數百萬民眾生活在空襲之下，我們有義務讓世人看到空襲出差錯產生的後果。總有人說 「這是打仗，戰場不是操場，必然會傷及無辜」等等的話，可是不能強制或脅迫世人不假思索地認同這些辯解。民眾應該自己直接觀察證據。掩蓋的事實發生了，不管是四星上將還是福克斯新聞主持人掩蓋的，都是懦弱的行徑。戰爭意味著操縱，但戰爭波及的民眾生靈塗炭，並且當打仗的人生出惡意時，就不會帶來長久和平。我們揭露了美國在這方面犯下的錯誤，也會揭露任何國家在這方面犯下的錯誤。之所以要揭露，不是讓我們自己的生活更舒適—自此我臭名昭著—而是追求一種公開性、負責性的理想，如果這個理想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就無法運轉。美國軍方拒絕公開調查此案，真是對道德責任觀的極大侮辱。然而視頻就像阿布格萊布照片一樣，是伊拉克衝突真相拼圖中必不可少的一塊。塊塊拼圖拼起真相，便能盡早結束戰爭。
早前我們已於2008年公佈了密件《伊拉克交戰規則》，現在再次整理文件掛到我們為放視頻創建的collateralmurder.net網站上，鼓勵民眾觀看錄像外也閱讀相關資料。阿帕奇直升機 「瘋馬」上的士兵一心想要殺死12名男子、炸傷2名兒童的行為，按上述規則是不允許的。視頻上，士兵迫切申請 「交戰許可」，上級也迫切授予，但是後來軍方混淆了時間順序，為開火編造了借口。軍方聲稱，關鍵在於路透社攝影師努爾·奧爾丁蜷在角落，抬起攝影機拍照，士兵就把攝影機當成了火箭推進榴彈。可是仔細觀察視頻就會發現，申請和下達交戰許可的時間是在那之前、一群人走在街上時完成的，申請人的聲音聽起來激動而不安。整個事件太不正常，然而美國沒有一位播音員或報刊記者願意簡簡單單問一句： 「為什麼？」在那種戰區形勢下，為什麼士兵年紀輕輕卻變得那麼愛開槍？伊拉克衝突下，究竟是什麼樣的戰爭文化讓飛行員無視交戰規則，拋開正直和審慎這尋常的人道規則，瘋狂殺戮無辜民眾？為此播出的一個又一個電視節目中，充斥著眼神空洞的非道德論者，沒有一個人願意在向觀眾呈現軍方觀點後提出質疑。沒有一個人願意盡記者的本分。
後來在阿富汗日誌事件中，我們才發現美國的編輯與官方說法走得多麼近。他們道貌岸然，拚命佔領道德高地，假裝是為了責任原則、規範原則和平衡原則而報導，但實際上每走一步都犧牲著新聞獨立性。這點後面會談。同時，美國編輯和通訊員在這個關鍵的節骨眼上什麼都沒做，就是為了不在年度白宮記者晚宴上失寵。他們和政界精英杯盞交接，而伊拉克的母親和妻子仍在哭泣。當天美國媒體對美軍的真實暴行普遍無視，這真為美國特有，就好像不容置疑美國內在的真善美一樣。視頻則對此提出質疑，用美軍自己的攝像機實時呈現慘劇。記者和政府發言人有說有笑地走進旋轉門，將彼此推入了一個清潔乾淨的空間，但任何人只要不帶偏見地看過 《間接謀殺》，都清楚它說明了什麼。
不理解我們工作（也不想理解我們工作）的那些人主要批評我們危及他人生命。但我們工作的最大影響就是拯救生命。我們以公眾利益為出發點，為結束戰爭做出貢獻，為新聞工作者提供工具監督權力濫用，我們的目標是撲滅殺戮、衝突和侵略的衝動，並降低以上行為背後謊言的可信度。我們曝光銀行的醜陋行為，明顯提高了銀行的公共責任感。針對各國軍方，如彼此相差甚大的肯尼亞軍隊和五角大樓，我們也都是這樣做的。這些機構都依靠秘密行動來實施暴力：我們則從中作梗，一如既往努力曝光謊言，終結陰謀，保衛人權，拯救生命。
舉個伊朗的例子。一段時間以來，華盛頓的新保守派和以色列盟友一直叫囂著要打伊朗。這不是什麼秘密，西摩·赫什等人對此有完整的報導研究。因為很多軍事衝突的導火索都是邊界糾紛，因此我們特別關注該方面的信息流，觀察到英美軍隊在波斯灣鋌而走險。伊軍抓捕了一些英國海軍人員，伊朗海軍又在本國水域接近美國船隻。我們很早就發現了情況，我聯繫了《紐約時報》的埃裡克·施密特，讓他注意到該事件在我們之前曝光的一份交戰規則文件中有所描述。施密特為 《紐約時報》撰文寫道： 「有關跨越國界的章節指出，美軍進入或飛越伊朗或敘利亞國境之前，必須要得到美國國防部長的允許。文件表明，可能還需要小布什總統的許可。但文件還指出，過去有些情況下並不要求許可，如美軍激烈追捕薩達姆政府前成員或恐怖分子時就是例外。」本文刊出後成為 《紐約時報》的重磅文章。
伊朗政府的響應是： 「駐伊拉克美軍無權到伊朗境內追捕任何嫌疑人。美軍為跟蹤嫌疑人而進入伊朗國土的任何行為都違反國際法，可受法律制裁。」伊朗政府還強調，伊朗會 「針對相關行動做出適當反應，保衛安全和國家主權」。如果你看一下本次交鋒之後披露的 《交戰規則》版本，就會看到美軍對措辭有所改動，降低了發生此類糾紛的可能性。這個例子充分證明一份小小的文件能夠帶來政策的轉變，也許會通過連鎖反應對事態進展產生重大影響。不是說我們阻止了與伊朗開戰，拯救了無數生命，而是說我們向著這個方向出發，實現了一個小小的目標而已。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同伊朗開戰，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該地區的秘密活動被打斷，侵犯國界的危險行為也得到阻止；我們在這點上發揮了作用。我們不想邀功，只想要結果。同時有必要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家新聞機構、沒有一家想要置我們於死地的電視台會關注我們每天從事的這些工作，永遠不會。
伊拉克視頻讓很多人，尤其是美國權勢集團對我們的印象定型。我們明顯看到，也許整代人也都清楚地看到，這些人抨擊的不僅是維基解密，還有科技發展。這我們就沒轍了：我們不是公關公司（公關方面也做得很差），但我們的工作種類繁多，始終如一，不牽扯黨派利益，也不尋求當局支持，並且這條路會一直走下去。我們曝光視頻後，第二天醒來發現自己已經臭名昭著，儘管我們不喜歡活在醜聞中。讓我們很奇怪的是，在當今世界，如果你努力推動正義事業和新聞自由，可能會被視為敵人。話雖這麼說，我們離開華盛頓時，感到工作已經完成了。其他也沒有多想，既沒有洋洋得意，也沒有垂頭喪氣，因為在視頻的衝擊和由此招致的猛烈抨擊之下，兩種情況都有可能。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備受鼓舞。來到加州伯克利，讓人心曠神怡，學生將鮮花插入軍人槍管的景像已經化為歷史，但在灣區總能感受到一種變革與進步的氛圍。當地和平抗議的溫暖氛圍讓我不禁回想起童年歲月，當地的聽眾我也很讚賞：並不是對我們如癡如迷，而是通過獨立思考來支持我們。比吉塔和調查性新聞中心的加文·麥法迪恩同我一起就新聞自由的發展狀況做了發言。不久後我們前往奧斯陸和平論壇，在論壇上，我受視頻發佈的鼓舞，頭腦清爽，精神振奮。我宣佈： 「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公正的文明，要傳達的信息就是透明。」鑒於我們當時（及後來）遭受猛烈抨擊，我認為一定要強調維基解密的目標存在於意識形態之外。 「我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明確指出。我是認真的。儘管這樣說會讓任何一方放聲哀嚎，但我們並不受傳統框架的束縛，從來也沒想過要討好哪一方。歷史告訴我們，兩方都掩蓋過事實，都曾殘忍暴虐，俄羅斯和敘利亞的暴行不比法國、英國和美國少。然而有些文化很難想像自己會被密切審視。早晚有一天，世人會明白為什麼那些文化覺得自己能夠逃脫法律的追查。
我再也不會回到美國。情報清楚地顯示，五角大樓正在對我進行定位，因此被迫取消了在美國的幾次露面。美國之所以盯上我，可能因為它們出於偏執和狹隘，對我們的工作有所誤解，但不久後， 2010年5月26日在伊拉克服役的一等兵布拉德利·曼寧因涉嫌提供機密情報被捕。多年前在澳大利亞發明的否認性結構，使得我們根本無法弄清曼寧是否就是情報提供人。從我們的服務器上讀不出這些信息，連我都讀不出。但我清楚一件事情：如果真是他提供了情報，那他就是民主和正義的英雄，為拯救生命做出了貢獻。自由的世界，應善待英雄—那天晚上，我懷著這種期望進入了夢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