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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冰 島

新聞業的歷史就是洩密的歷史。只有在虛構作品中,作者才會以某種方式目睹一切事態的發生。在新聞裡,目擊者通常都不在場,新聞報導會使用目擊者的講述作為描述的一部分,以瞭解真相。很多情況下,好的新聞報導會使用 「缺席證人」(absent witness),不管他是否願意公開身份,都會洩露出他所知道的。世人有時會忘記,新聞報導每天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洩密來獲得信息。 「據《華盛頓郵報》獲得的文件顯示。」 「據一位未透露姓名的高管於昨日稱。」 「圈內人士表示。」 「《每日電訊報》得到的信息表明。」真相有時候並不是專門找上門來的,而經常是不經意獲知、私下裡傳來或匿名線人提供的,歷來如此。我們搜集自己的所見所聞,同時也搜集我們視野之外其他人的所見所聞。

在一位值得信賴的同事、荷蘭首批ISP創始人和阿姆斯特丹某長期舉辦的黑客大會組織者羅普·洪赫萊普的陪同下,我應邀參加了2009年10月在馬來西亞舉行的 「匣中黑客」大會。很多與會者的政治覺悟很高,積極參加各地的改革運動。國民陣線黨魁馬哈蒂爾治下的政府遭受在野黨猛烈抨擊,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響。反對派的先鋒是人民公正黨的安瓦爾·易卜拉欣。易卜拉欣曾作為財政部長帶領馬來西亞走出金融危機,1998年被《新聞週刊》評為 「年度亞洲人物」。然而到我們抵達吉隆坡時,他的境遇早已發生了巨大轉變。公開批評總理後,他因為 「腐敗罪」服刑六年,還不斷遭受性指控的污蔑。出獄後,他做了世界銀行的顧問,並在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其他一些學府擔任教授,後來回到馬來西亞,2008年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議會選舉。

我在匣中黑客大會上演講的主要內容是媒體未授權披露行為的歷史。我說,這在我看來才是新聞業的脊樑骨。我很不理解為什麼批評人士說維基解密不符合新聞業的利益,不管怎麼指責,我們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明顯是非常傳統的新聞工作。我們的目標是將權力妄圖藏在黑暗中的事物暴露在陽光之下。這是《泰晤士報》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報導原則,也是《華盛頓郵報》在水門事件時的座右銘。正因為這一點,我之前一直堅稱維基解密應該與傳統媒體結盟,不應該替代或迴避傳統媒體。在馬來西亞這次會議上,我指出,在未來,主要新聞機構的網站上可以設置一個 「維基解密按鈕」,為想舉報的人提供方便。我們會負責保護信息來源,處理法律事務,這都是我們的專長,新聞機構則圍繞著洩密文件編寫報導和評論。這一直是我們的核心理念,儘管組織在接下來的兩年內被世人的過激反應分散了很多精力,但我們總能回到原始的初衷,儘管其他憑借我們洩露文件成長起來的組織聲稱這個理念從前沒有人提過。現在OpenLeaks.org利用該理念攻擊維基解密的構架,這種無聊幼稚的把戲對誰也沒好處。我要鄭重聲明,與媒體合作的理念是我在2009年於馬來西亞提出的。

這些亞文化在現代生活中的存在很有意思。歐洲和澳大利亞的黑客主要是中產階級或工人階級的子弟,而亞洲的黑客通常是社會精英階層出身。馬來西亞的改革團體致力於社會進步,希望提高國內語言和族群多元性,打破馬來西亞政治中僵化的種族劃分。就在大會召開之前,又出現了新的局勢:對舊政權的支持持續降低。2008年選舉中,他們沒有贏得三分之二的議席,無權修改憲法,這種事情自1969年以來為首次發生。普遍認為,2009年陸續進行的補選會成為該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風向標,我們訪問馬來西亞那段時間,就在位於吉隆坡南部90公里處的峇眼檳榔州有一場補選。大會之後,我們代表維基解密在不同場合巡迴演講,會晤各地官員。主要由華裔馬來西亞人構成的民主行動黨內,為數不多的印度裔議員中的一位請我們去參觀一座從前的橡膠種植園,在那裡我們遇到了三代印度工人,出生、上學、工作都是在同一片土地上。他們向我們展示了執政黨代表分發的傳單,還有為買票賄選送給他們的錢。這自然說明政治體系無處不在的腐敗現象,也說明執政黨根本不願意改善他們的生活,但面前這些人既不抑鬱,也不信命,更沒有沮喪萎靡。

我與安瓦爾·易卜拉欣見了面。很快羅普和我就被捲入了馬來西亞政治格局。當時的形勢瞬息萬變,令人應接不暇,可以說預示了其後兩年內開羅、突尼斯和利比亞局勢的變化走向,具體情況後面再談。易卜拉欣似乎對事態的脈搏把得很準,但需要支持、信息和公關技能。維基解密之前曾協助公佈過一份非常敏感的文件,內容是2006年吉隆坡一起爆炸案中遇害的一位蒙古女性,名為沙麗布·阿旦都雅。文件針對她的遇害提出了非常嚴重的指控。

文件形式是在線新聞網站 「今日大馬」的編輯拉惹·柏特拉簽署的一份法定聲明。

拉惹·柏特拉之前一直受到當局的威脅(還躲避過兩次逮捕),網站被迫轉移至新加坡和美國。與此同時,沙麗布被殺一案變得極富煽動性,在馬來西亞基本上已經沒人敢提了。只要有人敢在政治集會上提,當局就會立刻派遣防暴警察。對那些聲稱一紙文書無法起什麼大作用的人,我總是拿這個例子來反駁。

我和易卜拉欣說,洩密是一個很強大的武器。政府的反應揭示出它的一個不可思議的弱點:它們很懼怕改革,但又不知道如何抵制改革。改革運動在媒體宣傳中一直處於被動,我們的建議是轉守為攻。它們必須搶在官媒的前頭(政府的聲音更大,但膽子更小),同時我們還要不斷給它們洩密材料。順便說一下,易卜拉欣顯然代表了世俗派的強大改革呼聲。他的政黨的靠山是美國,因此那些聲稱維基解密逢美必反的人可以閉嘴了。與後來中東人民起義一樣,這次戰鬥也打得很乾淨,美國也支持了正確人選(但與多年扶持穆巴拉克不一樣,美國在過去並沒有支持易卜拉欣)。易卜拉欣形象親和,被關監獄的六年是讀莎士比亞過來的。如果一個人連著那麼長時間天天都在鑽研奧賽羅和愷撒大帝,想必他對人性的解讀一定很到位。我們不斷向反對派的改革人士提供新點子,並撰寫相關文章。這份工作還是很危險的。有天晚上我從總部出來,走在一條滿是店舖、咖啡館的黑暗小巷中時,突然從旁邊跳出一名男子,向我出示他的身份卡。起初我還以為他是小商販,後來才知道他是秘密警察。他問我要身份證明,我說要去車裡拿,在路上向我反對派的朋友發了一條信息。我對男子說,我是新聞工作者,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會說。反對派人士很快就趕到場,把我從特工的身邊拉走。

最後,執政黨保住了峇眼檳榔州的席位,但馬來西亞反對派的普遍觀點是,這只不過是一場小型戰役,長期戰打下來,國民陣線黨必敗無疑。 「今日大馬」的朋友將目光放得很遠,並沒有為某一次補選擔憂: 「自從規模宏大的第12屆大選重整政治格局後,因為國民陣線黨總是大獲全勝而對政治不感興趣的普通馬來西亞人,現在也開始對選舉,尤其是下一屆大選產生了興趣。」

我們的工作太雜,資源又有限,因此我開始思考將組織安頓下來,找一個家。要給維基解密找一個家可不簡單:我們的活躍服務器遍佈世界各地的秘密角落,員工和關係網中很多人希望隱姓埋名,絕不會在同一時間出現在同一地點。維基解密與其他任何形式的媒體機構都不一樣:我們肯定不會有前台,也不會有咖啡機,更不要提調研部門和年假。世人覺得我之所以只背著個帆布包活著,是因為我這人很怪。說對了,我是很古怪,但我之所以過著一種壓力過大、流離失所的生活,也是工作的性質和組織的情況所要求的。我們為了躲避法律約束,尋覓工作站,不得不四處漂泊。說實話,能有幾條乾淨的毛巾,能在朋友的包圍下吃一桌好菜,是我最嚮往的事情。咖啡機也是我的摯愛。可是如果我們想做好工作,招惹權貴招惹到我們被獵捕的地步,這些都是指望不上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何時何地找一個不愛獵捕為正義而戰的人士的地方。

我的觀念是,我們工作的兩條戰線之間是有關聯的,一方面打擊隱藏贓款或資產的公司,一方面瞄準在關塔那摩這類地方隱藏人的政府。兩條戰線的人都是罪犯,通常都在當局的允許下,將錢或人隱藏在法外秘密管轄區。我們可以竭力披露這些人的行徑,也的確在這麼做,但在某時某刻,我們希望將整個行為、整個管轄區視為在本質上就是腐敗的。這就是說,像開曼群島就必須接受針對其離岸銀行業務的大規模整體調查,而關塔那摩灣也必須接受審查,按照公民社會正常標準調查其大規模侵犯人權的行為。

如果將以上思維方式反過來呢?如果這個世界上存在反機密的避風港呢?在每一個工作過的國家,我們都發現有些人和有些組織受到權貴打壓,生存在法律或人身威脅下。不管是為躲避當局而逃亡的那位馬來西亞編輯拉惹·柏特拉,或是因為被房地產開發商起訴、被迫將業務轉移到瑞典一家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美國房屋所有人協會,還是俄羅斯的改革派,以及被山達基教揮舞著法律大棒窮追猛打的眾多人士,他們都需要在一個信奉透明、公正的避風港獲得安寧,讓自己的聲音能夠為世人所聽到。我的理解中,一類新型難民已經出現在現代世界裡:可以是一個人,也可是一個組織,因為說真話而被有錢有勢的力量追捕打壓。從大赦國際和國際筆會的工作可以看出,這類人通常是作家和出版人,但也可以是人權組織、律師、自由思想家或身邊的普通人。我強烈意識到,需要找到一個開放性 (而不是保密)的避風港才行。

這樣的一個地方也應該是新聞的避風港,由法律規定保護消息來源。新聞自由將是法律的基本精神,網絡自由將是現代精神的一部分,免予起訴將是一項標準。我對這個避風港的展望漸漸成形:一個政治獨立的地區,一個人們可以不再逃亡的地方,一個將舉報人視為英雄而不是公敵的地方,一個法律咨詢隨時免費提供、全民上網的地方。聽上去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極樂世界,但我開始意識到,也許冰島就是這樣一個天堂。

2009年夏天,我們披露了一份冰島考普辛銀行大額放款的賬簿副本。文件中記錄了該行每一筆金額超過4500萬歐元的貸款。考普辛曾是冰島最大的銀行,2008年金融危機時損失慘重,最終資不抵債。銀行的座右銘是 「超越想像」,很多借款人都把這句話銘記在心。其中很多是內幕人士,而且雖然放款數額巨大,多筆貸款並無擔保。考普辛貸給母公司艾克吉斯塔7.912億歐元,而洩露文件顯示, 「(給艾克吉斯塔)的貸款大部分都沒有擔保,也沒簽保證契約」。錢還貸給了考普辛第四大股東,為了他可以購買更多考普辛的股份,而他提供的唯一抵押品就是那些考普辛股份本身!一小撮人通過這些只存在於紙上的貸款,賺了個盆滿缽滿,結果最後掏腰包的還是冰島民眾。阿古斯特和利蘇爾·格維茲門松兩兄弟及其旗下公司共接收了3000億冰島克朗貸款,約合16億歐元。艾克吉斯塔董事會成員羅伯特·陳古伊茲接收貸款數額高達3300億冰島克朗。難怪冰島銀行業崩潰之後,國內外都有許多人被捕。

披露文件後的24小時之內,維基解密就遭到了考普辛律師發來的法律威脅。內容說,按《冰島銀行業保密法》規定,我們及線人都面臨入獄一年的懲罰。相當於BBC的冰島國有電視台RUV本來要在傍晚 《七點新聞》中頭條報導我們披露的文件。6點55分,事態像好萊塢大片中的情景一樣,RUV新聞部接到了法律禁制令。RUV自成立以來,從來沒有在最後一刻收到過禁制令。播報員沉著冷靜,因為剛剛失去頭條消息,他就解釋道,當晚無法向觀眾呈現全部新聞報導,不過考普辛銀行的一份大額放款賬簿被公開披露。賬簿是在銀行垮台前三個禮拜的時候完成的。他說,我們現在無法為您獻上報導,但有一個組織可以。隨後節目就在屏幕上大大打出了維基解密的標識,整整放了好幾分鐘,填補原先留給被禁報導的時間。

當晚,冰島民眾紛紛來到維基解密。得知情況後,便採取了我一直贊同的行動:他們在洩密信息的鼓舞下,自己成為了調查記者,挖掘具體情報,主觀審核情報正確性。我們幫冰島人看到了導致本國經濟崩潰的一些腐敗現象,冰島人牢牢抓住了這次機會採取進一步行動。別人經常說我們很自大,要麼就是說我很自大,我應該確實很自大—不自大的話,怎麼能夠抵禦不斷飛來的炮火呢,即便有時我根本是無辜的。然而做這份工作,能讓你洋洋自得的場合少之又少。只要你曝光一點點腐敗現象,敲打某個銀行或揭了哪個獨裁者的短,權力的萬噸鐵錘就會向你砸來。不過這次冰島的情形是少有的讓人洋洋自得的好事:人民厭惡銀行家貪污腐敗的行為,想拿雞蛋砸他們。媒體報道稱,傳統上的冰島人是很消極的,沒有反抗的歷史,也許這一次是時候站起來,史無前例地反對 「裙帶關係」了。

2009年12月,我受邀去冰島的數字自由大會上發言,開始真正考慮怎樣才能夠鼓舞冰島成為世人迫切需要的開放性避風港。冰島的國情在某些方面特別適合:經受了銀行危機的重大打擊,已經做好了變革的準備;勞動人口教育程度很高;網絡普及率居西方國家首位;位於歐洲和美國的正中間;能源(地熱能和水能,百分之百環保)價格歐洲最低,這點很重要,因為我們需要運行大量計算機;氣候很冷,是天然空調,服務器不會過熱運轉。冰島也有較穩固的言論自由傳統,而且就在銀行泡沫崩潰之前,在記者無國界組織的新聞自由指數榜上與盧森堡和挪威並列第一。選在冰島的話,也特別符合我的幽默觀:與典型的避稅港恰好相反,冰天雪地的冰島遠離加勒比海,位於北大西洋中。我在會議上指出,具備了以上條件的冰島,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佳的開放性避風港和出版發行人的天然家園。

同時到會的還有丹尼爾·多姆沙伊特—伯格和冰島數字自由協會的一些人士。一群議員也出現在會場,其中有一位名為比吉塔·約恩斯多蒂爾的女議員,聰慧過人,親和友善。她似乎與我們這群人志同道合,對開放性避風港這個想法很感興趣。她於2008年初當選為議員,和她初次會面我就覺得她能成為盟友。她可以通過議會程序實現安全避風港的理念,在當時的氛圍下幫我們向前發展。她當活動家有很長年頭了,是一名音樂詩人,年紀約42歲,出身於一個著名的冰島游吟詩人家族。

種子已經種下,在與會者和冰島其他支持者的腦海中生根發芽。2009年底我特別忙,還趕回柏林,在12月27日的混沌通信大會上再次發言,不過還是渴望盡早返回冰島。2010年1月5日,我們再次來到冰島,仍然對創建避風港的理想滿懷熱情。當時有差不多13個人為該項目工作,如羅普·洪赫萊普、雅各布·阿普勒鮑姆、丹尼爾·多姆沙伊特—伯格、斯馬利·麥卡錫、克裡斯廷·赫拉芬松、比吉塔以及其他一些新聞工作者、活動家和學者,從英國、荷蘭、比利時、德國、香港和美國在線為我們提供咨詢意見和專業知識。首先需要準備起草立法申請,與一家名為點子屋的公司合作,它們的角色是創業孵化器,為有點子但沒錢的人提供服務。我們沒日沒夜地調研、遊說、起草申請,為其被寫入法律創造最大可能。比吉塔·約恩斯多蒂爾為了能讓避風港的點子通過議會,不斷努力拉票,我們也為一些保守議員做了特別演示。這個里程碑式的項目比我一開始設想的要複雜得多,至少需要修改13項主要法律,但冰島議會目前已經投票決定,命令行政部門起草法律,流程持續至今。我猜,這其實與冰島受金融危機打擊後的民族自尊心有關。冰島人的目光主要放在了本國內,這也是情有可原的,很多人認為開放性避風港的最大好處是在未來會使銀行家以及其他腐敗的冰島勢力承擔起應有的責任。我希望,在今後,冰島人也能意識到,對透明度的追求也有可能真正成為冰島的朝陽行業。有一點很奇怪,雖然我們花了大量精力遊說,新聞工作者反而是反對方的主要力量:他們擔心新的立法會奪走風頭,社會不再關注新聞業的預算遭到削減的難題。我認為這實在是很短視,不過想到他們無法一直承受堅持理想的代價,這也是能理解的吧。

「冰島成為自由管轄地」這個理念真是很美。這樣做會提高冰島的名望,增強冰島人的自豪感。我在想冰島是否需要推出一個言論自由獎,該獎對冰島這個小國的作用會像諾貝爾獎給瑞典帶來的好處一樣。如果真能設置這樣一個獎項,並且全社會以身作則實現言論自由,就會為全世界做出榜樣,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我們與議會律師和起草人員緊密配合,共同起草法律文件。我思考如何向正義逐步過渡,向科學新聞學邁進,讓通向真相的道路上每個環節都能夠被觀察、被保護。如果成功了,會為全世界帶來影響,會為世人捧起新的高尚標準,提倡不應因為說了真話而被起訴。可以有爭議,可以有辯論,可是不能因為在本質上披露真相就被定罪。我希望立法盡早成功,不要拖得太久。

2010年春出現了另一個情況,在當時似乎更加緊急。2008年下半年,冰島銀行體系土崩瓦解,冰島所有主要銀行亂髮貸款行為的惡果終於開始顯現。冰島國民銀行於10月破產,英國、荷蘭公民通過該行 「冰存」網絡賬戶放在該行的60億歐元存款岌岌可危。冰島政府的回答是,為了賺錢毫無顧忌的私營銀行所欠下的外債,一個已經破產的小國政府的代表沒有義務償還。英國和荷蘭隨即展開了冷酷無情的反擊。英國財政大臣阿利斯泰爾·達林祭出《反恐怖主義、犯罪和安全法》條款,凍結國民銀行在英國的資產以及冰島中央銀行和冰島政府與國民銀行有關聯的資產。該法的作用本來是防止錢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卻用來對付另一個歐洲國家的政府。這種做法令人震驚。英國人用盡幕後外交手段(很強硬的手段),帝國本能應聲抬頭。碰到這種事情,當公眾為此(就像為銀行危機一樣)群情激昂時,英國人會撕破臉,無所不用其極。對付冰島就是這樣做的。英國公開宣佈,只要一天拿不回錢,就主動反對冰島加入歐盟,並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拒絕向冰島發放貸款。冰島議會試圖起草償還計劃,但是迫於公眾輿論壓力,總統拒絕簽字生效;按冰島憲法規定,償還計劃進入公投程序。當一些冰島政界人士瘋狂地想辦法滿足英國人的要求時,我們開始曝光一系列文件,比如英國和荷蘭的 「最終報價」和冰島隨之提出的對策。我在雷克雅未克的一次集會上發過言,我們的努力主要是向冰島公眾提供信息,讓人民能夠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做出決定。最終95%的選民投票反對屈服於英國壓力,這是冰島的歷史性時刻,因為這是自1944年以來的第一次公投。面對正在進行中的事件,我們能夠採取戰略性行動,說明了我們的重要性:能迫使有權有勢者在事態仍然發展的時候直面事實。我們最終曝光幾封電報,內容披露英國之前曾遊說一個名為巴黎俱樂部、由主要的西方債權國組成的卡特爾組織,要它們拒絕向冰島提供進一步援助。

2010年,我們在冰島還有最後一些深入工作要做,但那重要的2009年—就在我們希望在冰島建立世界第一個開放性避風港的那一年—卻以一件奇怪的事情畫上了終止符,從那件事可以看出維基解密已經深深融入冰島的自我意識之中。當時在雷克雅未克的美國使館召開一次派對。這類派對總是會邀請政治精英,我以比吉塔的朋友的名義不請自去。(我是自己去的,她根本沒去。)當晚我心情非常好:在此之前我成功拿到了一系列文件,記錄了國民銀行在1990年代和21世紀頭十年在俄羅斯的一些可疑活動。文件中描述,交易期間有三人死亡,普京政府的高官似乎捲入了由此產生的多個公司的註冊流程。我覺得似乎正在一步步走向成功,將金錢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這個重大話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剛到使館就見到了考普辛銀行的前CEO,就是他曾威脅說如果披露放款賬簿就把我關一年。和他的交談不怎麼順利,然後我又和臨時代辦說話,圍繞在其身邊的三名打手看著好像是中央選角公司[1]直接派來的。看著這三個人,真是奇怪他們在薩爾瓦多犯了什麼錯才被發配到冰島來,一天到晚除了監視中國使館無所事事。我將國民銀行俄羅斯分部的一些文件交給在使館見到的人看—為什麼不給看呢?既然說開放就要開放嘛—親眼看到對方的眼睛越張越大,一個個外交官伸出雙手,似乎要將文件一把抓走。這些人墨守成規得讓人吃驚,拿著錢搞外交,還對世事瞭解得那麼少。幾個月後,我公佈了一份和我聊過天的那位臨時代辦發出的電報,使館亂成一團,都認為我是在當時的派對上搞到手的。

建立避風港的經驗讓我們學到了很多將維基解密精神融入公共政策的知識。別人說的都不對,我們不是出於野心才那樣做,而是因為這是 「向強權說真話」的自然延伸。最終發現,如果能夠在該項目上取得共識,將其保護在自由國家的機制下,那是再好不過。因特網在某種意義上講就像一個國家,但它是一個想像中的國家,不拿護照也可以自由進出。然而網絡有它未開化的一面。你可以在網上自由發帖,但你並不受到網絡的保護:最壞的情況下,網絡是世界上最大的監視工具。網絡鼓勵新聞自由,也同樣鼓勵憎恨新聞自由的人。這就是新技術的諷刺意味所在,也是我們要繞開的,以便為我們的正義理念提供一個立法支持網,讓它站得踏實。我們學到了很多,也遇到了很多人,包括剛才提到的克裡斯廷·赫拉芬松,她是冰島一名新聞工作者和活動家,現在是維基解密的重要成員。

走在雷克雅未克的街道上,看著人們向你微笑揮手,聽著人們訴說對維基解密的支持,這些都讓人精神抖擻;可是我有些累了,感覺已經走過太多的路,披露了太多的情報,經歷了太多的變化,雖然推動了事業進步,但身心已然疲憊。立法程序不斷拖著,我也開始感覺筋疲力盡。和很多其他的立法項目一樣,這次只是議會進展的運氣不好而已,但我覺得這似乎是我逃亡生活的暗中報應。很明顯,自打我小時候媽媽為了躲避尾隨者帶著我們橫跨澳洲那些日子起,我就一直在躲避著某種邪惡的追逐者。冰島的黑夜和白天幾乎分不出來,這讓我意識到,自13歲起人生就一直是這樣活過來的。依然是整晚整晚抱著計算機,白天向著新生活逃亡。話雖如此,別看現在電池幾乎沒電,但不久後就會神奇地完全充滿。

有人將一個視頻發給了我們。畫面模糊不清,幾個人在伊拉克一條街道上走著,其中兩位是新聞工作者。一分鐘後所有人都會死掉,被美軍武裝直升機轟成碎片。我反反覆覆觀看視頻,心裡清楚,我們即將因為一些新的東西而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1] 中央選角公司:美國一家為影視作品選派角色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