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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向未來的數學之路

1998年底,我發出了一封電郵,接收對象是一群後來會成為所謂國際羅賓漢的男男女女。我動身從 「地球最宜居城市」墨爾本起飛,投身到冰天雪地的廣大世界中。我不清楚別人是怎樣結識同僚的,我自己的方式是強調存在感。比如說你喜歡某人的臉龐,或因為對方也喜歡你愛看的書而對其欣賞有加。也許他們還成立過某個組織,反對過當地政府,或曾談天說地到半夜。當時我還不是什麼組織的頭,但即便當上頭以後,我的方法也沒有變過:一直前進,一直信賴他人。 「如果有人想一起喝杯啤酒,來杯伏特加,啃啃西伯利亞熊肉,或乾脆想侃大山,請告訴我。」我在一封聯名電子郵件中如此寫道。

        98年10月28日  舊金山

        98年11月5日  倫敦

        98年11月6日  法蘭克福/柏林

        98年11月9日  波蘭/斯洛文尼亞/東歐

        98年11月15日  赫爾辛基

        98年11月16日  聖彼得堡

        98年11月20日  莫斯科

        98年11月25日  伊爾庫茨克

        98年11月29日  烏蘭巴托

旅途安排得滿滿的,不過最終還是順利完成。每當我在歐亞各地與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結識、共處、喝酒吃肉時,都感覺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這是一個憑自己意志奔跑的世界,不確定前方在哪裡,不清楚如何表達自己的信仰、分享自己的科技,但無時無刻不讓我眼界大開。

有些人天生善於結識新朋友。也許這是一個領導必須擁有的本領吧。我過去也很擅長,但現在可不確定了。回到墨爾本一段時間後,我開始計劃著上墨爾本大學學習數學和物理。我在大學結識了一位很出眾的朋友,名為丹尼爾·馬修斯,他聰敏過人,靈感十足,政治見解新鮮。我認識的人中,有些人和我政治主見相仿,朋友和同事則瞭解因特網技術。丹卻是我遇到的第一個在兩方面都和我志趣相投的人。他真正瞭解新技術給活動家帶來的機遇。他曾寫過一首長詩,名為《如果你看到過》,我很欣賞流暢的詩句中迸發出的理想主義火花,並在自己的博客上轉載:

是普通人,而非某民族、某主義,

他們站在原地聳肩—我不過是個人而已!

他們越過邊界,向鄰居們致意,

他們眺望未來,與孩童們嬉戲,

沒人在乎什麼偉大,只要生活仍在繼續。

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希望,想必會讓每位讀者動容。當時我和兒子住在墨爾本東部,兒子上博克斯希爾高中,我埋頭解決數學難題。在我看來,政治活動和技術已經融合,我之前在1999年還成立了一個名為leaks.org的小型組織。如很多剛起步的組織一樣,leaks.org由於缺乏養分,最後不了了之,但它的理念和它的名字在我的頭腦內生根發芽。先不說這個了,當時擺在我面前的未來是圍繞著新朋友和新問題展開的。數學揭示出的真相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美,是完美和公正的化身,我在數學研究方面積累了很多經驗,不僅善於解題,也對量子力學的全部道德範疇頗有見解。

2003年我正式進入大學。感覺上我似乎應該早就上大學了,彷彿這麼多年來前進的方向就是大學生涯。墨爾本大學是澳大利亞歷史第二悠久的大學,學校由政府出資,一貫秉承不與宗教掛鉤的世俗理念。校園位於墨爾本的帕克維爾,綠樹成蔭,維多利亞式建築比比皆是,我對能來這裡學習感到特別滿意。我的數學一直就很好,也喜歡數學史和數學應用,年幼時就自己造過機器什麼的。等我遲遲才來到墨爾本大學時,已經在某些方面染上了世故的心態,一方面是由於密碼學本身,另一方面是看到最出色的密碼學家在網絡繁榮期為了發財所做的勾當。我的黑客經歷讓宇宙更難理解,而不是更簡單。也許,我其實是想退縮回純思維的世界中吧。

一開始,大學感覺就像是精神病人的避難所。一切都是那麼的淡然,學期安排井然有序,大家都專注於自己的事情,彷彿現實世界被完全過濾在校園之外。當然不是要怪罪誰,但因為我與大多數同學相差15歲,自二十幾歲以來也經歷了太多事情,所以和同學間難有共同語言。經歷了地下生活的騷動和圍繞審判的媒體風暴,在人生大起大落後,一下子成為一名安安靜靜的學生,我感覺有些怪怪的。不過我下定決心,學好量子力學和純數學。我對這兩個領域有極強的求知慾,覺得掌握量子力學和純數學能夠為我的未來鋪路。進入大學後,我立刻沉浸在物理史、物理研究、尼爾斯·波爾、海森堡和費曼的世界中,另外,就算我在大學內名氣不大,但在數學社裡也成了一個人物。

還記得有一段時期我去新南威爾士大學上高等數學課。那段時光過得挺有意思的,我也同生父重新有了來往(一會兒詳細說),天天騎自行車上學。有一天騎車拐彎時,一輛卡車突然闖了過來,把我甩到了路邊水溝,胳膊六處骨折。被送到醫院後,大夫把胳膊打上了石膏,還給我開了曲馬多,藥效很是奇特。曲馬多屬於合成鴉片劑,雖然對頭腦清醒沒有影響,但所有的負面情感,包括一切造成心裡痛苦的體驗全都煙消雲散。舉個例子,和人對話時,我會體驗談話中的所有正面信息,而不會受負面情緒感染。在課堂裡,我意識到心跳加快。所有的日常習慣統統失常:不但下腳走路的方式感覺不對頭,社交場合也不對勁,比如面對說話不嚴謹的人我應對的方式也有所轉變。

這就是我當時思考問題的模式。對量子力學的研究讓我開始質疑生活中疼痛與快感的度量問題,思考如何平衡兩者,如果某一個超過另一個會引起什麼後果。斷臂對我的人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彷彿是命運用胳膊折斷來比喻人生做出了轉變。這聽起來可能有些怪異。我想說的是,因為出了車禍,我開始思考獨立不相關事件的長期後果。胳膊斷了需要癒合,某種程度上講就像再造一般。我開始思考如何治癒我身邊的不公正,如何通過政治行動重塑世界。就是這樣,我的哲學觀發生了轉變,並影響到我後來的一切言行。我很清楚,在大學這座像牙塔中是不可能測試新理念的,但對我來說,正是在大學研究中對因果關係的深入體驗才誕生了後來的一切。

儘管如此,我仍然對某些事情無法容忍。也許有時候反應太過激了。系裡有一項針對沙子的課題研究,是因為美國人出於在中東動作的考慮需要處理沙子問題。有名女科學家來訪,演講中提到她很高興能夠參與測試軍事裝備,並協助貨機飛行,他們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成功轟炸撤退的伊拉克軍隊,對方死傷慘重。我心想: 「為什麼我們要坐在這裡,聽這個屠夫演講?」我開始意識到,企圖軍事牟利的人正在利用大學。去參加個會議就能看到,全都是澳大利亞防禦科技組織資助的。那段時期內,一切都漸漸明瞭了起來:量子力學使我的頭腦清醒,我對因果關係有所體會,對軍隊暴行怒火中燒,對西方外交政策也有了更深入的見解。大學學習的幾年中,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需要全新的機制,利用科學成果為全人類造福。不是為了某個特定的機構服務,而是為了真理服務。我熱愛研究物理,但我對制度化的憎惡與日俱增。我親眼看到,很多科學家一點骨氣都沒有,不管贊助商多邪惡、犯下多大罪孽、多麼宣揚反智主義,也心甘情願地接受其標識,必須承認,這一點也是我從大學教育中學到的。

有一次我代表大學參加澳大利亞全國物理大賽。頒獎典禮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物理院系負責人向我們示意說: 「你們是澳大利亞的物理精英。」我朝四周望了望其他人,心裡說: 「天呀,我可真希望澳大利亞的物理精英不是這些人。」話雖這麼說,我在暗中始終對這個行業有一種信任,我對量子力學的興趣不僅是讓大學校長自豪得滿面紅光用的。我同全世界幾名計算機科學家也分享了自己的意見,即量子力學為對正義的理解提供了一套方法論。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量子力學不僅僅是對微觀世界運作方式及宏觀世界、可觀測宇宙運作方式的描述,也是物理現象思考方式的一個體系。研究得當,就能培養出清晰有序的思考模式。你可能還記得,我通過早期的計算機行動,意識到 「我想讓計算機數數」和 「你應該這樣數數」的區別。研究量子力學在這方面也有點像。量子力學教給我提問題的方式,將所有選項擺在桌面上,不對結果有先入為主的意見。你可能在電視上看到過電視新聞工作者給支持的政客問所謂的 「軟問題」,如 「您的工作背後,是否一直有一顆效忠國家的愛國心?」或者 「您能解釋一下您支持的削減開支是如何能刺激經濟發展的?」量子力學問的可不是這些問題。它讓你提出的問題也許會引出有用的答案,久而久之,有助你形成有關自然世界的思維體系。它教會你用實驗去證明理論,在所有因果測試結束前,不要想當然,不要假設。經歷過密碼戰爭和法庭審判,我早已明確在這個領域還有未盡的事業。之前也提到,涉及到社會行動時,我希望穿透現實,揭開設想的皮層,觀察下方隱藏了什麼。高等數學和量子物理的研究在這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為了發現真相,你必須首先觀察自己設計實驗的方式,看一看結果是如何被你的行為和行為方式所影響的。必須要觀察事物的構建方式—以及你觀察方式的構建方式—才能有所發現。我對量子力學這個特點研究越深,就越意識到它代表了我一直以來苦苦尋找的東西:變革的理論,人類主動改變世界的理論。這就是量子力學的開始。我對主觀因素有了一定的認識,你手中捧的這本自傳某種程度上也是由這種理念寫成的。通過描述我自己的人生,可以向你展示我們為什麼以及怎樣推動了我們事業的發展。

我開始將信息視為物質,開始觀察信息如何在人際間、社會中流動,新信息如何帶來變革。想像一條管道,管道中有物質流淌,流向算是正義的狀態。你可以觀察到誰對物質流做出了貢獻,並估算是什麼有助於正義狀態的形成。我當然不是指真的管道,而是指人際溝通的各種不同方式。不過,還是請回到剛才的管道中。為了觀察信息穿梭世界各地的方式,必須要對管道本身產生興趣:誰造的管道,誰付的錢,誰來維護,哪裡出現阻塞,信息流是否受到阻礙。然後,將管道映射至第四權即媒體上,觀察媒體如何協助或阻礙信息流動。我們需要發現的,是什麼有助於正義狀態的形成。這時你看到了什麼?我們怎樣才能對體系實施倫理道德改革,提高正義程度?我們希望清除障礙,同時也希望增加觀察者的數量,為流動通暢做貢獻。如果物質被壓制,我們必須將其視為障礙,應盡可能地增加觀察者來觀察壓制行為,減輕問題嚴重程度。通過這種方式,就能實現正義。

出於這種考慮,我意識到,因特網就是一個可重組的管道系統,能夠將觀察行為和有能力行動的人互聯,增加道德行為的可能性。我預計未來會出現一種新的模式,在觀察者和行動者之間提供最佳流動。在我看來,這就是社會前進的新模式:讓媒體為觀察者負責,讓政府機構能夠被觀察,打破政府和與其沆瀣一氣的第四權對信息的壟斷。搜集的流程也要做出轉變,新的搜集流程能夠將新信息與你對世界已知的信息相結合,並根據所有不同行動者的具體情況實現語境化。還要有一種新的、能夠讓行動者誠實可信的模式,因此維基解密—維基解密在後來會離開量子力學理論,轉而關注新聞倫理—才需要主流媒體參與信息發佈,為了實現正義而努力。這種模式下,信息流就不再是某個新聞工作者或某個媒體機構自己的事情,而是全社會協作的產物。

當時我仍然在上大學,但事態的發展已經使我形成了以上觀點,離目標的實現還有一段路要走。我必須要在這裡寫下來,因為以後一切的歇斯底里、橫加指責及犯下的錯誤—包括我本人犯的錯誤—會掩蓋我一直為之奮鬥的基本哲學變革。後來當我成為媒體聚焦點後,我總是無法理解為什麼別人不願意討論我們事業所蘊含的理念。他們對我們的事業和採用的方法一無所知,只喜歡就我的頭髮和女友大書特書。各位讀者現在也已經清楚,這個現象已經上升到了國際層面,我自己對局面發展成這樣也沒有起到緩解作用。話說回來,媒體愛關注雞毛蒜皮的毛病又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捲入其中,試圖將媒體轉向重要的事情而已。還說將媒體的注意力轉向正義或現代歷史事件的因果聯繫等正事呢,即便是所謂的 「好報紙」也只用兩三篇正經文章報導正事,然後又開始描述我是多麼的怪異。這種生活方式在道德上講是最不可原諒的:假裝對人生有興趣,假裝追求真理,其實對人生的複雜性絲毫不感興趣。更可恨的是,還根本不相信自己報紙的讀者對此感興趣。哀歌我放到後面再唱。大學生活告訴我,對真理的追求和正義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的複雜。曾為黑客的我就這樣直接過渡到成立維基解密的世界中去了。

我的一生有幾條不斷出現的線索,本書也一一提到過。我之前談過在旺茲沃思閱讀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故事中,科斯托格洛托夫與病友討論大學的價值: 「記住,受教育了,不代表你就更聰明了……當然了,你還是應該學習的。好好學習!不過請一定牢記,和智力還不是一碼事。」

我從量子力學研究中學到了很多,但是從看似無關緊要的活動中學到的也幾乎同樣多。我一直喜歡以不尋常的方式鍛煉頭腦,後來舉辦墨爾本大學數學和統計學社解謎尋寶大賽時更是得到了很好的發揮。2004年第一次舉辦解謎尋寶,我們讓選手處理一個怪異的情形,假設了澳大利亞選舉和當時的首相死亡等條件。 「誰殺了霍華德?」我們的宣傳單問道。 「約翰·霍華德在墨爾本大學秘密講話時瞬間蒸發。如此邪惡行徑的背後黑手是誰?出於何種原因?這與邊遠選區的刨墳掘墓案、溫度起伏現象和墨爾本大學私立分校中怪誕的夜晚活動有何關係?」此賽事看似荒謬,其實有它嚴肅的一面。當時我接受大學報紙採訪時表示: 「問題的核心在於清醒、深入思考,解決問題。」最終,由統計學家、計算機程序員和一名音樂家組成的團隊在帕克維爾校園系統花園中的花園侏儒像下挖出了200澳元的獎品。各位讀者不用說我也知道,這也太無趣了,無法與新世紀的享樂主義者、癮君子、性主義者和搖滾明星相提並論。可是不管報紙怎麼描繪我的生活,我還是更喜歡智力上的遊戲多一些。

我也將兒子帶入了智力挑戰的世界。我本想讓他遠離成人世界的殘酷現實,但看到他天性樂觀。我想,很多家長都為孩子的所見所聞擔憂,但我希望丹尼爾按自己的意願自然成長。當時,他有一半的時間和媽媽度過,說起話來很討喜,比我強。養育孩子,誰都有不嚴肅的開心時刻。如同一陣突如其來的颶風會讓船停滯不前,成人生活的壓力也能徹底摧毀內心的輕浮,但看到兒子天性樂觀,我心裡非常高興。我們會一起探索廢棄的建築,一次聖誕節,我倆還將一堆芭比娃娃和玩具龍擺在一起,引爆自製炸彈和液氮,將它們集體炸掉。

聰明的小孩子學東西很快,他們可以很快展現自己,然後開始與眾不同。我們能觀察到,孩子的好奇心會引發他凸顯自己的個性,因為他一直在尋找環境中不尋常的,甚至同伴沒有發現的事物。所以我現在主要談的是兒童,但其實也在談我自己:今天的我依然總是在房間內或別人身上尋找意想不到的東西。讓·雷諾阿曾說過,所有想像得到的情境中,都會存在完美鏡頭:可以是透過玻璃杯的光景,也可以是自某人頭後拍出來的景象。導演的工作就是去發掘此類鏡頭。我雖然不是導演,但我的本能就在於此,我也樂於見到他人擁有這種本能。

當時我肯定感覺到,自己已經準備好做一番大事。不是說要親自扮演主角(我也不想扮演主角),而是在我累積多年的經驗和專業知識的基礎上成立一個組織,在公共事務中堅持對正義的追求,並擺脫公共事務領域通常隨之產生的自滿情緒。請允許誇張一點說,星象契合,該組織的成立條件已然成熟。2002年底在澳大利亞沙漠觀測日全食時,我已開始感受到星象的脈動及其蘊含的無限可能。我們是物理學家,物理學的觀星傳統一直深深吸引著我。我們計算出,日食最佳時間是38秒,其間會走過的軌道長度為7.5公里,最佳地點是這38秒時間內該距離的正中心。

我們一隊人駕12輛車浩浩蕩蕩地出發了,開了三天半才來到了沙漠一處。本次觀測計算極其精確,我們應站在一小片地面上,長度不超過半公里。為了數據準確,我耗費了大量精力,最後險些累倒。但這個項目對我當時哲學觀的影響卻是巨大的:我終於意識到,如果你認為什麼事是對的,並精確衡量計算了各種可能性,全心全意投入進去,那麼最後你的預測就會開花結果。我全身心投入到該項目中,信賴我們自己的能力和前人科學研究的成果。更進一步說,這也是我應該做的。

請各位聽我說下去。維基解密成立的背後不僅是某個人或其他人的人生經歷,也是我對人權問題思考愈發清醒的經歷。本書要想全面真實地描繪我的一生,必須要談到這些理念。在前面我向讀者提到過,本書扎根於我的個人歷史,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對未來如何行動的思考。業內人士告訴我,名人回憶錄中加了思考也不會起什麼作用。那就正好,讓我們都同意:這本書算不上是名人回憶錄。維基解密聞名全球的事跡的根本起因,在於我們對全球社會該如何保護自由的狂熱思考,正是這點推動我們的事業不斷前進。另一個起因,則是將科學式思維在權利問題上的應用。

權利到底是什麼?權利是指人有自由執行可執行的行動。因此,權利也意味著要承擔同等的責任。我這裡不是同意右翼新聞工作者的意見,不是說當小偷沒有承擔責任時便失去了權利。而是說如果我們承認某人擁有權利時,我們必須承認自己有義務去保護那份權利。在我寫這行字時,世界各地都有兒童餓死。我可以鄭重宣佈兒童享有吃飽肚子的自由,但如果眼看著他們受餓我卻袖手旁觀,我的話就一文不值。然而,有些權利得不到實現,得不到實施。專制壓迫的政府打壓異見人士,詆毀、囚禁、孤立,無所不用其極,就是為了剝奪他們說話的權利,直到將他們單獨關押,在一個空蕩蕩的房間和自己聊天時才會住手。因此,再次回到對正義的追求上來,必須要提到一個看似平庸但最為實質的原則:在一個充滿了遮掩、秘密和謊言的世界中,正義賴以生存的基本權利是無法實現的。正是知情權誕生出話語權。將兩者放在一起,可以統稱為知識溝通交流的權利。

我們應該牢記,哪個權利應該實現,哪個應該忽視,這樣的討論正是政治的範疇所在。直截了當地說吧:我只有一個目標,不是什麼新鮮的目標,但是我人生的明確目標,即為營造更加正義的社會做出貢獻。我支持的不是全面透明,甚至都不是全面民主,我支持的是正義。我們的貢獻在於,在考慮正義和科技的關係時,為必然出現的新原則辯護。我相信,我們對正義有一種天生的渴求,我們對審查有一種天生的反抗。網絡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對知識有一種責任,我們對信息有一種義務。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對圖書館鍾情有加。在數字時代,我們也許同樣會明白,我們最終要承擔責任,利用科技反抗那些阻止知識或信息公開傳播的人。我們不能全靠報紙,因為事實一次又一次證明,報紙既是審查者,也有傾向性。我們不能信任廣播,因為大多數情況下,廣告的價值比新聞的價值對他們更有吸引力。因此,計算機時代的出版本質在於在系統允許下完成任務,同時抵制根深蒂固、自我保護的舊有出版慣例。從我們的工作和與媒體的配合可以看出,我們並不反對傳統媒體。我們只是佔據了一個優勢地位,在現代社會中比傳統媒體在出版方面做得更強。我們與傳統媒體合作,是因為不希望彼此成為對手:我們希望彙集雙方意願。然而接下來的幾章中會寫到,在計算機時代中,傳統媒體對自己正統性的信念有所動搖,為了保護自尊心使出了各種陰謀詭計。這些都無所謂。然而,請允許我多說一句,文明的發展已經將它們丟在了身後。傳統媒體正在死亡。

我在頭腦中試圖建立起一套針對新聞工作誠信的科學體系,一步步向創立維基解密靠攏。是什麼能讓我們保持誠信呢?我還是黑客和活動家的時候,就已經建立起資源的無限否定性。現在我開始思考,是否能通過這個渠道幫助世人在公共領域發佈消息?一旦產生壓力,傳統媒體機制自然會逃避以上問題,匆匆縮回老窩,準備好對我發動譴責。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傳統制度如何應對民眾對他們的新期待。當聰明的年輕人比起相信長輩,更相信社交媒體時,傳統制度怎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我們的父輩理所當然地接受了傳統制度的存在,但我們卻嚴重缺乏有關人類制度在現代各地如何運作的詳細知識。

現在,這些都行不通了。隨著科技將全球各地聯繫在一起,人際來往、國家之間的來往、觀點之間的交流方式同以前有了巨大的轉變。事實就是如此。所有傳統的藏身之處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傳統制度可以狂吠,軍方可以哭泣,《紐約時報》可以繼續擺架子,但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即人民現在提出了原來想都沒想過的問題,並要求答案。人民知道去哪裡獲得答案。人民知道如何彼此溝通,清楚某些公共機構隱藏著秘密。隨著創立維基解密的條件日益成熟,我自己也開始相信,舊有的 「安全國家」模式已經窮途末路。這並不是出於感情的判斷,而是現代生活的現實。遊戲已經結束了。

話說回來,如果我錯了呢?如果正義不是最重要的目標,如果我高估了全面實現正義的可能性呢?那麼,我們起碼可以略微高興地看到,周復一周,我們都在通向正義的道路上完成某些不大的目標。我們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也不將自己綁在某種歷史潮流上:我們是出版者,努力以誠實的態度應對世事變化。創立維基解密還有一個原因:希望能夠鼓舞包括新聞工作者、廣播工作者、活動家、讀者、觀眾、顧客等在內的世人,讓他們期待自己的制度和自己本身能夠做得更好。這樣一個小小的夢想是我們今後一切工作背後的動力。

然而,新聞業有一點百試不爽:如果你專門指出新聞業爛成一團,很快他們就會指責你自己也在疾病中痛苦掙扎。我後來會高喊 「我控訴」[1],但就像所有的德雷福斯支持者一樣,我很快就會被描繪成一個恐嚇小孩、不講衛生、惡劣對待同事和情人的怪人。但這些都是後來的事了。2006年離開墨爾本大學時,似乎是廣闊的夜空和我的過去為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我在一到兩點上可以肯定。只有一到兩點。主要是針對我們如何書寫歷史、書寫故事、書寫正義。喬治·奧威爾在小說《一九八四》中說得好,控制了現在的人能控制過去,控制了過去的人能控制未來。奧威爾講的是強大的政府利用宣傳工具操縱民眾,但我愈發意識到,利用科技理解某些數據被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的原因,再以出版者的身份公佈這些數據,這樣做我們就能夠顛覆奧威爾的話,將其轉換為凝聚了希望的信息。誰會控制未來?全體人類。數字時代已開始對奧威爾的觀點做出了回應。實際上,那條信息就是媒介,而我們都是信使。不管出現什麼情況,網絡都必然會推動信息逐步公開。我們的角色就是編輯、語境提供者,和信息來源的保護者。這樣真會成功嗎?怎樣才能更加可靠?資金從哪裡來?炮火飛來時怎麼應對?因為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第一個中槍的一定是信使。

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就良政話題有一段箴言。他寫道: 「表層政府的後面有一個隱形政府,不忠於人民,也不為人民負責。摧毀隱形政府,斬斷腐朽商界和腐朽政界之間的邪惡紐帶,是政治家的首要任務。」鑒於多年累積下來的經驗,我心裡明白該如何去做。我已經準備好做出行動,實現進步理念。

威權政府深知通過陰謀論來強化自我,而在我看來,可以自然而然推斷得出,人民的反抗程度與對陰謀論的瞭解程度成正比。我說的不是一次性的掩蓋醜聞,也不是指頭戴錫箔帽的[2]獨裁者的胡言亂語。我指的是系統化的陰謀,凡事喜歡暗箱操作的政府的一貫做法。信息能夠解放人類。計算機科學作為一種數學形式,可以協助我們揭開政治關係的面紗。陰謀家信賴並依賴於其他陰謀家—我將這種依存關係稱為 「庇護網」—當我們不再對社會上的陰謀團體有歇斯底里的反應,當我們能理性應對後,就可以反對他們的行動,而這些行動他們根本無力單獨完成,只有聯手才能實現。

陰謀會算計什麼?會算計下一步陰謀如何進行。當我準備好成立維基解密時,面臨的最大問題已經變為 「如何能夠削弱陰謀的力量?」答案似乎唾手可得:將它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對陰謀的力量不是我帶頭興起的:我只是看到陰謀自然會產生反力,並將新技術應用在這些反力上。我們的工作是阻礙陰謀勢力高效地思考和行動。要想在全球範圍內實現目標,就要讓大眾看到陰謀的存在。你可能聽過算命者對尤利烏斯·愷撒的建議: 「安全會為陰謀讓路。」這裡我們要加上結尾: 「人民有瞭解陰謀、打破陰謀勢力的力量,在這種力量面前,陰謀也要為其讓路。」

我這裡要提一下科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特網本身並不能帶來自由。因特網只是讓發佈信息更便宜,並在各地審查的允許下在全球範圍內發佈信息。因特網不會給你帶來額外的自由。如果你想在網絡時代獲得自由,還是要自己去爭取。有些人將2011年埃及的轉型稱為 「推特革命」,聽起來好像穆巴拉克是被一群硅谷的快閃族推翻了一樣。這個說法之所以流行,是有理由的,因為它鞏固了美國人的觀念,認為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從本質上來講是好的。這也反映出美國人傾向於認為世界各地的民眾對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在實質上都體現了美國精神。所以希拉裡·克林頓說 「穆巴拉克是個偉人,應該留在台上」的話音未落,又馬上變臉說道: 「埃及人民成功了,真值得慶賀。是美國一手為他們取得了成功,這也值得祝賀。」2011年2月15日,她聲稱網絡自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就在那一天,美國政府要求法庭迫使推特交出維基解密三名成員的賬戶信息,我真不知道希拉裡是怎麼腆著臉說出那種話的。

反抗專制政權的鬥爭始於為信息和交流的鬥爭,也一定會終於為信息和交流的鬥爭。埃及不是推特革命,法國大革命也不是印刷機和政治宣傳單的革命,但兩者都是人民利用科技分享觀點和信息、在公共場所表達自我的革命。我朋友約翰·皮爾格說得好,美國政府怕的不是維基解密,也不是朱利安·阿桑奇。我知道多少有什麼要緊呢?維基解密知道多少有什麼要緊呢?根本就沒什麼要緊的。要緊的,在於你知道多少。整個事件的核心都是你。

回到2006年的墨爾本,我很高興發現當年的黑客精神仍然活在心中。我們一群人住在格拉頓街117號的房子中,旁邊就是一條繁忙的街道,屋內更是由於我們的數學活動和夜貓子習慣亂成一團。出於匆忙,我曾將代數和圖表先畫在幾面光板上,然後轉移到了牆上、窗戶上、桌子上,一切表面平平的地方都寫上了。有時候屋外的交通噪聲讓人無法集中精神,而且外面就是紅綠燈。有一天,我們用老方法侵入了城市交通系統,改成永遠綠燈。於是嗡嗡的馬達聲消失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後又開始了。

此時我開始想起生父。童年時我就沒有見過生父的蹤影,我印象中的好父親形象是繼父塑造的,我也和他很親,叫他 「爸爸」。即使把好話壞話都算上,我的生父也很少有人提起。應該是媽媽故意的吧,因為佈雷特對我們母子一直很好。生父也沒有來看過我們,這在當年的澳大利亞是很正常的:習俗約定,舊家庭不應該定期侵入新家庭的世界,以防可能存在的怨氣會污染新家庭的氛圍。我的童年基本沒有什麼壓力,我也不經常想起生父。

可是,青春期的男孩子會發生變化。自我意識突然增強,運氣好的話智力也會猛然上升。他會突然擁抱這個世界,同時又排斥某些方面。很快我自己也當了爹,通過讀書自學成才。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庫斯勒、卡夫卡的書對我有特殊的意義,我當時應該就意識到,讀書的興趣並不來自於某個神秘的源泉。多年後我才發覺,可能是從父親處繼承而來。那些年裡,尋找生父的念頭似乎給我添加了不必要的情感負擔,但我還是能感覺體內流著他的血液。大學快要上完時,我發現我人格個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繼承自這個可能曾經幫助過我的隱形人。

最開始書信聯絡,後來通了電話,然後我去悉尼看他。見面的情景有些怪怪的。生父、配偶和兒子三個人來機場接我。我把自行車也帶了過來,父親決定騎車回到位於新鎮的家,而我們三個坐車回去。他的配偶有些古怪,是一位電影製片人,很明顯深深迷戀著父親,但某些方面行事和常人又不太一樣。父親曾在35歲左右的時候決定重新接受表演培訓。我不知道他那次經歷究竟是掀開了新的人生篇章,還是宣告人生一個段落的結束,不管怎樣,和他共處一室,心裡竟有些酸楚。在他家時也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晚上我在房子裡走來走去,看他的書架上有什麼。結果竟讓我有些憤怒,因為一個架子接著一個架子上的書都正好是我曾自己買來閱讀的書。我突然意識到,我是從底層開始,一步步經歷千辛萬苦才培養起我自己的,而如果當年我認識他的話,可能乾脆就從他架子上把書拿下來好了。

之所以有如此強烈的反應,也許是因為我對因果關係的研究調查所致,一直在尋找個體和權威之間關係的科學解讀。不管是什麼理由,當時的感情非常強烈。在某種意義上,這對我有所激發。我突然意識到,我們之間存在著基因上的紐帶,其中包括一種知性,過去因為沒有他在身邊供我參照學習,我失去了很多東西。那次拜訪讓我猛然醒悟,自己一個人承受了太多的事情。如果當年我有他在身邊,也許就會成長得快一些。這和愛無關,而是指一種融洽的關係。他溫文爾雅,讓人自然而然產生親近感,他也很好說話,但有時候顯得有些冷淡。我們今天仍然能輕鬆地交談,對彼此的思想構造瞭若指掌。我一生中從來也沒有一個導師的角色。回想起來,也許是人生的一個缺陷。我被迫自己指導自己,並樂於輔導他人。這種經歷可以說有些古怪。這種情形下,我總是要扮演堅強的人。

我一直清楚自己與眾不同,但與生父會面後,這種心態反而有所收斂。可以說,別人在我身邊很難放鬆下來。我生來喜歡爭辯,問題多多,卻沒有時間糾正。父親是一名瑜伽導師,有一次我跟他去上清晨瑜伽班,練完後全班一起在咖啡館吃早餐。大家喝著橘汁什麼的,高高興興地聊天,而我卻就母親保健話題爭論了起來。激烈程度顯而易見,我卻專注於思維問題,不斷強調我的意見,而其他人一個接一個悄悄地離開了桌子。我和瑜伽班的人也不熟,最後終於發現桌子旁的人都走光了。大多數人坐下後,會尋求彼此之間的共同之處,而我則尋求不同點。這些人花了25澳元來放鬆心情,結果卻倒霉地碰上了一個非要任性爭論的人一起喝橘汁。我的本性如此。放鬆心情對我來講並不放鬆。我也知道自己有什麼缺點。

我看到父親其實也是一樣的人。也許,當年沒有他的庇護,沒有他的書陪伴左右,對我是件好事?當年的我不得不保護自己,尋找自己的位置,無法利用父親及其觀念所形成的強大網絡。父親和母親在60年代運動頂峰時可能就宣稱過:個人的就是政治的。我表示同意。也許這些年來我對他的躲避構成了我政治的一部分。我希望能找到新的存在於世上的方式,到了2006年,我開始希望世界能夠擺脫庇護制度造成的污染,撕破保證共同利益的陰謀網絡,正是那些利益讓這個世界運轉,但最終也會導致世界的爆炸。

[1] 我控訴:法國歷史上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為支持德雷福斯發表的一封公開信的標題。

[2] 頭戴錫箔帽:意為瘋癲或迫害妄想,常用來形容陰謀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