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尼克松就職第二任總統那天的天氣，和他就職第一任總統時的天氣差不多：寒冷、晴朗、颳大風。我和我的八十六歲的老父親坐在台上各位內閣部長的後面。我對於在這裡就座已不再感到驚奇了，過去幾個月那些令人激動的事件使我的感情有些麻木了。戰爭即將過去，人們普遍抱著希望。參眾議員們過來同我聊天並表示祝賀。父親畢生的努力，由於納粹接管他的祖國而付諸東流，現在他笑容滿面。他對發生的事幾乎不能置信。他一生的痛苦好像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得到了補償。
號角吹響，尼克松隨著《向總統致敬》的樂曲聲出現了。他好像也不太相信已經發生的一切。雖然做過一任總統，但他對能出現在這裡仍不乏新奇之感。他顯出一種超然的神態，如果不是真正高興的話。
勝利似乎使尼克松預感到好景不長。正如他不厭其煩地常說的那樣，在壓力之下他的才幹才能發揮得最好。的確，有時難於避免這樣一種印象，即他需要危機作為動力——而成功對他來說不是目標，卻是一種煩惱，以致他在得到成功之後，不知道拿它來幹什麼好。圍繞就職的慶祝活動是隆重的，但不是輕快的。從參加者的舉止看，好像他們是為此付出過代價的，而不是來分擔一個新的共同事業。尼克松自始至終表現得像旁觀者，而不是主角。他已經取得了十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達到了為第一任總統期間規定的國際方面的目標。現在他面前是一張白紙，任他描畫，一位總統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交工作新的創造性的任務上，這在歷史上是罕見的機會。過去的遺產正在得到克服；國際環境正處於流動狀態，有待塑造，這是三十年最多出現一次的情況。但是，今天的尼克松卻有一種超脫的神態，好像他永遠捨不得離開他所蟄居的冷漠和敵意的世界，這個世界他可能也恨過，但至少已經習慣了。也許這是一種單純的靦腆或宿命論思想，也許這是對一場隱約可見的災禍的預感。
兩天以後，一月二十二日，我前往巴黎和黎德壽舉行最後一次會談。會談將第一次出於中立和禮節性的考慮，在一九六八年以來一百七十四次毫無成就的全體會議的所在地克萊貝爾大街的小會議室裡舉行。即使這次，它也是被用來做一件象徵性的事情。沙利文和阮基石已花了幾天時間審查了所有的文本。最後，北越像得了懷疑症似的，堅持每個定稿文本都要用線裝訂好，並將線頭用火漆加封——這大概是防備我們夜裡偷偷夾進新頁吧。
我到達巴黎時，獲悉林登·約翰遜在那天去世了。他本人就是越南戰爭的犧牲品，他繼承並擴大了這場戰爭，為的是完成他認為是我們國家的責任，並履行對倒下的前任[1]的義務。他最不想當一名戰爭總統，這無疑也是使他沒有能領導戰爭取得結果的因素之一。退休後，他表現端莊，但帶有傷感的色彩，因為他痛心地感到他唯一真正想做的事，即擔任公職，現在對他大門緊閉，就像一個技術高明的醫生被永遠拒諸醫院大門之外一樣。霍爾德曼在一月十五日曾打電話告訴他，轟炸就要停止。（過去我曾多次代表尼克松向他吹風，可是現在「降格」了，霍爾德曼要我別再給他吹風。）可是，我已經送他一份和平協定的副本，並附了一封熱情的便函。這是個身材高大、威嚴端莊卻又很脆弱的人，他很健談，富有理想，生氣勃勃，如今竟同使他心碎的戰爭一起完結了，這真是一件頗有象徵意義的事。
會談於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九點三十五分開始。就是在這樣一個嚴肅的場合，黎德壽還堅持讓美國作出給北越援助的鐵的保證，真是討厭之極。我對他說，簽約之前不能進一步討論此事，而且這還取決於國會的同意和協定被遵守的情況。最後，在十二點三刻，我們草簽了各種文本，雙方還作了簡短的即席講話。黎德壽說：
顧問先生，我們談判快五年了。我可以說，這是我們之間新氣氛的開端。雖然離開正式簽字儀式還有幾天的時間，這是標誌我們兩國新關係的第一塊碑石（原文如此）。恢復和平是越南人民的願望，美國人民的願望，也是世界人民的願望。
我們今天完成了我們的工作。我通過你向你的政府講話，你通過我向我的政府講話。我們兩人都不要忘記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因為為了取得今天的成果，我們走了一段漫長而艱苦的路程，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克服了所有的困難。這是令雙方滿意的事，你也滿意，我也滿意。再有幾天就要正式簽約了。我謹此向你鄭重致意（原文如此），我們將嚴格地履行協定。我認為，要想在越南和東南亞保持持久和平，我們雙方都應該這樣做。
我致答詞說：
特別顧問先生，我們兩國人民經受了很大的痛苦，經歷了很多悲慘的時刻，遭受了很大的破壞。你我有幸參與結束了這樣的經歷。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懷的。
然而，只有當我們給印支人民帶來持久和平，給北越人民和美國人民帶來和解的氣氛，我們的工作才算完成。我也願嚴肅地向你許諾，我們將嚴格地履行協定。除此之外，我們還將努力改善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我想，你和我在這方面有一種特殊的關係，負有一種特殊的義務。我們今天的工作完成了我們的談判。我希望，我們將來回顧起來將能夠說，今天標誌著北越和美國人民之間友誼的起點。
接著，黎德壽和我走到冷雨濛濛的街頭，握著手讓攝影記者照相。我和南越外長陳文林共進午餐。他舉止莊重而豪邁，沒有流露出最近幾個月激烈爭吵造成的什麼芥蒂。
美國的越南戰爭結束了。
尾聲
一月二十三日，華盛頓就像以往在大事件的前夕那樣，忙於技術上的瑣事。那天下午六點三十五分左右，我回到我的辦公室，離尼克松宣佈協定和停火還有幾個小時。這次，叫我第二天才向記者吹風。據認為（這很正確），總統的講話不需要什麼解釋。總統在內閣會議室向國會領袖們吹了風，大部分解釋都是他自己作的。
我一個人坐在我的辦公室裡，等待尼克松向全國發表講話。這是四年來我們所遭受的痛苦和所作出的努力的最後結果。二百多萬美國人把生命的一部分獻給了那個遙遠的國家；四萬五千人為它犧牲了生命，幾十萬人為它受了傷。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現在可以因為沒有白白地作出犧牲而感到自豪。現在，和平的目標最終已經實現，我們可以希望，那些曾經反對我們在印度支那作出努力的人們會團結起來。南越、老撾和柬埔寨人民也許最終能得到安寧、安全和進步的前途、一個值得為之付出這些犧牲的前途。
我誠摯地希望，我們正處於一個全國和解時期的開端，而我所預見得到的發揮創造性的獨特機會將會推動這種和解。美國也許已經找到了把六十年代初期的理想主義和最近比較嚴謹的實用主義相結合的方式。中國現在是一個重要的朋友；通過柏林協定、第一個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和一致同意的國際行為準則，我們和蘇聯建立了穩定關係的新基礎。已實現的外交革命為美國外交開闢了不尋常的機會。除去消除越南戰爭的創傷之外，這一點也是我們滿懷希望的一個理由。我們已緩和了同敵人的關係；現在是轉而加強同朋友的關係、解決懸案的時候了。我們決定使一九七三年成為「歐洲年」，重申我們同大西洋集團的同盟關係——當然還有日本。我們要表明，這些關係比同共產黨國家的試探性的新關係要牢固和深刻。在同盟協調和活力的基礎上，我們將考驗緩和的真正機會。我們在中東面臨著特別好的機會，我被指定在二月份同薩達特總統的國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哈菲茲·伊斯梅爾會晤——這是我作為中東問題談判者的第一步。尼克松是受壓倒多數選民的委託開始第二任期的，他是處在威信頂點的強有力的行政領導人。
政治家面臨一個各種因素的可塑性都這樣大的環境，在歷史上是少有的。我認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借助美國人民的精力和夢想，借助人類的希望，創造形勢、建設新世界的大好機會。幾乎可以肯定，我將不能在今後四年整個地參與這項事業；和平確立以後，我就將離去——可能在年底吧。我為能有機會幫助做些準備工作而感到高興。
晚上十點鐘尼克松作了簡短的、語調和解的講話。他表示悼念曾盼望這一天到來的林登·約翰遜，並要求美國人民致力於「使我們所取得的和平成為持久的和平」。
和過去每次重要講話之後一樣，我馬上會見了尼克松，向他表示祝賀。他好像不能在任何成就之後稍事休息一下。他已經在擔心第二天的國會吹風了。
尼克松夫人打電話向我祝賀。她說，搞成這件事可真要有巨大的勇氣啊。她是一位多麼堅強的女性！她默默地、痛苦地忍受了似乎追蹤著她丈夫的誹謗和仇恨。和總統不同的是，她不會用羅曼蒂克的想像來裝點往往是自找的日常的失望。她沒有任何幻想，而始終堅持在孤獨中面對考驗。她永遠是那樣莊嚴。如果她顯得不易接近，又有誰知道在她那嚴峻的生活之中，她不得不壓制著怎麼樣的火熱感情呀！她從來不向別人要求什麼，她的堅韌不拔使人敬佩，並具有相當大的鼓舞力量，因為人們感覺到那種剛毅是從溫柔的天性中有意鍛煉出來的。
過了幾分鐘，納爾遜·洛克菲勒打來了電話。是他把我介紹進公職生活的，並且一直支持我干下來。很怪，他不愛說話，還有點靦腆，但是充滿熱情。熟悉他的人才能瞭解他通過一些動作傳話的方式，如擠眼、用胳臂肘輕輕地推你一下、嘴裡小聲地咕噥，分別表示他的關心、他的滿意和他的放心。他具有典型美國人的頑強的樂觀主義。他不相信冤案不能糾正，不相信努力不能克服橫在高尚目標之前的障礙。他總是鼓勵別人，支持別人。在這些年的每個危機中，他都主動給予可靠支持。他本著這種精神，以自豪的口氣對我談到他的國家取得了哪些成就。他認為美國的力量既是天賜的幸事，也賦予了責任——保衛自由的人們，給予處境不利的人們以希望，做到真正的正義和寬容。
午夜左右，我正在家裡的時候，在林肯廳孤獨沉思的尼克松打來電話。他在考慮新聞界對我們所做的這一切是否欣賞；大概不會。但是他真正擔心的倒不是這個。他說他知道每個成功都會帶來一種可怕的失望。我不應該讓這事發生，我不應該洩氣。今後還有很多戰鬥；我不應該軟下去。實際上，我既沒有洩氣也沒有感到失望。聽著他的講話，我想像得出那幅畫面：尼克松獨自坐在那裡，深陷在咖啡色的絨面椅子裡，兩腿擱在前面的小沙發上，一盞小小的檯燈劃破了周圍的黑暗，燒著木柴的爐火把黑影投在牆上。擴音器裡放著羅曼蒂克的古典音樂，大概是柴可夫斯基吧。他在對我談話，但實際上他是在獨白。
命運為了實現自己的設計，選擇了多麼奇怪的媒介啊！這位成功時如此孤寂、在有些事情上動機如此褊狹的人，領導我們國家度過了歷史上最令人痛苦的時刻之一。他生性並不勇敢，但是他硬逼著自己做出了卓越而罕見的英勇行為。他通常並不外向，但他強迫自己把人民團結起來對付挑戰。他努力變革美國的外交政策，以使它能克服在過多承擔義務和孤立主義之間的災難性的搖擺。他被權勢集團所鄙視，他對人的看法曖昧模糊，然而他卻牢固地懷有一種國家榮譽和責任感，決心證明美國這個最強大的自由國家無權放棄自己的領導地位。如果他既愛又恨的權勢集團對他表示一些愛心的話，事情會是怎樣呢？他會在自己怨恨的荒野裡越躲越深呢，還是會來一道大赦令把他解放出來？事到如今，這已經無所謂了。他現在處在難以排解的孤獨之中，已經經歷了國內嚴重分裂的時期，但他卻看到了光明的前途，這是很少政治家有福氣能夠企望的。他能夠設想一種緩和積怨、加強友誼並給新興國家帶來希望的新型的國際秩序。這對美國和整個人類都是一個有意義的目標。在勝利的時刻，他孤獨地待在一個峰巔，而這個峰巔很快就要變成峭壁。但是，儘管他有許多不穩定性和瑕疵，他卻以巨大的毅力給我們帶來了使理想和可能性相結合的非凡的時代。
當我終於草簽了《結束戰爭恢復越南和平的巴黎協定》之後，當天晚上這些往事一一掠過了我的腦海。我覺得心曠神怡，既不興奮，也不悲傷。
[1] 指被暗殺身亡的約翰·肯尼迪總統。——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