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就職時對中東情況很不瞭解。我沒有到過任何阿拉伯國家，也不熟悉中東談判的格式。我第一次聽到中東外交常用的一種套話是一九六九年二月在英國大使館的一次宴會上。那時有人用聯合國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那種莊嚴神聖的語言，咕嚕什麼必須在安全和公認的邊界內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覺得這些話完全是陳詞濫調，因此指責說這話的人是在捉弄我。這是我後來再也沒有重犯的一個錯誤。到我任職結束時，我也變得像其他所有中東問題老手一樣：語言成了現實，形式和實質已融為一體。我也沉浸在這個令人發狂的、神異的、使人振奮的地區存在的那種含糊不清、激情和沮喪之中去了。如果讀者看這一章時覺得這裡描繪的外交像是一片令人痛苦的沼澤，存在無窮無盡的玩弄手腕和混亂，他就可以體會到我當時的心情。
一九六九年以前，我對這個地區的直接瞭解僅限於六十年代對以色列的三次短期私人訪問。我對加利利海岸邊吉諾薩爾集體農場的訪問至今記憶猶新。那是伊加爾·阿隆的家鄉，他是一九五七年我在哈佛大學開辦的國際講習班的學生，後來擔任以色列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成了我的同行。那裡的土地都是精耕細作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通過信念和痛苦、從與人作對的地理條件和衝突的環境中奪取過來的。在加利利海的那一邊，我記得曾看到停在戈蘭高地陡岸邊的一隻孤獨的漁船，敘利亞人用步槍一下就可以打著它。當時我想：唯物主義的哲學家是多麼不理解人類的動力啊。這裡的人民依靠信念的支持經受了兩千年的迫害，現在在重新實現他們的夢想，而這種夢想始終比他們悲劇的現實更加強而有力。但是，我同時也在想：在英勇地保衛可能變成又一個被圍困的猶太人區的國家時，可不能把這種信念的力量消耗盡啊。他們遲早必須同那陡坡上的男女們實現和解。中東和平不僅是現實的必需，而且也是精神的要求。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居然有一天我也會參加到為實現這個目標而進行的戰鬥中來。
當時我也沒有怎麼意識到，用來為各種要求辯護的滔滔不絕的言辭是怎樣掩蓋了根本的立場，而不是使這種立場更能讓人看得清楚。這塊不毛的沙漠和光禿禿的山地，是世界三大宗教的發源地，這裡有一股使人抒發宗教狂熱的深沉的誘力，這裡的地理環境沒有束縛人類的想像力，因而這股誘力更加強大。在這樣困難的地理和氣候條件下，只有虔誠的人才能夠活下來。人的主要樂趣不是自然，而是信仰和人類的情誼。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地方有這樣多性格如此鮮明的領袖人物，也沒有任何其他地方的政治家的信念起著如此舉足輕重的作用。人是通過信念把自己同同伴們連在一起的，而語言在這裡常常起著一種決定性的作用。不管是在以色列人的猶太教法典註釋中，還是在阿拉伯人的史詩傾向裡都可以看到，他們很容易從實用主義的西方認為可以直接體驗的現實中進入激昂的談吐和人類靈感的領域。如果一個粗心大意的局外人竟從字面來理解他們滔滔不絕的言論，並想通過查問這些互相敵對的人的真正要求來找到解決辦法，那他就倒霉了。
中東衝突各有關方面真正想要得到的東西深深地埋藏在信念、憤怒和夢想的混合體之中。他們的正式立場，就像柏拉圖的洞穴中的幻影，只是一種超自然現實的反映，而這幾乎不可能用談判過程中那種枯燥的法律措辭來加以表述。
中東的衝突，並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持續了幾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們二十世紀的產物。可以肯定地說，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阿拉伯民族主義是十九世紀後期產生的，它們並不是互相對立的，只是在幾個世紀的奧斯曼帝國統治讓位於英國的委任統治、從而使巴勒斯坦自決的前景出現時，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經過幾代人的和平共處後，才開始為在這塊土地上的政治前途進行生死的鬥爭。現代產生的教族之爭，把其一切惡劣的東西都帶到這塊土地上來。納粹的大屠殺，使得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國家在道義上更為急迫。但是，這個國家在一九四八年剛一建立並得到國際上的贊同，它就被迫為保衛自己的獨立、不受阿拉伯鄰國的侵害而鬥爭。這些阿拉伯國家不能理解，為什麼要由它們作出犧牲來贖回歐洲人犯下的罪過，它們可並沒有參與這種罪過。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戰爭中取得的勝利，給阿拉伯民族主義火上加油，因戰敗而信譽掃地的那些舊政權，於是為激烈的意識形態——泛阿拉伯主義和社會主義——所控制。這個地區變成了冷戰對立的焦點，從而不僅加劇了當地的衝突，而且可能把外部國家拉進到一場嚴重的對抗中來。
到一九六九年，以色列已成立了二十年，但鄰國不承認它，游擊隊騷擾它，國際講壇上攻擊它，阿拉伯的經濟聯合抵制排擠它。以色列的形狀本身也表現了這個國家的脆弱性。它的國土，從地中海海岸到約旦邊界的最狹窄處，只有九英里寬。從分裂的耶路撒冷到特拉維夫的主要公路，有些地方距離阿拉伯哨所不到一百碼。由於邊境周圍到處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所以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就變得無法區分。它的外交政策的最高和最終的目標也就是絕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的起點——爭取鄰國承認它的生存權利。因此，以色列很自然地把它在一九六七年佔領的領土看作安全的保障，從立國以來，以色列一直在謀求這種保障，但是沒有成功。它力求既得到領土，又得到承認，它不願承認這兩個目標是不相容的，但事實也許會證明是這樣。
認識上的鴻溝——像一切悲劇一樣，雙方的看法都有道理——是使阿拉伯-以色列衝突變得極其難以駕馭的原因所在。雙方各執一詞的結果，首先就是無法取得妥協。只有迴避一些問題才能達成協議。雙方一接觸到具體問題，進展就會煙消雲散。這種情況在我就職時變得越來越明顯。中東依然陷在「六日戰爭」留下的泥坑裡。雙方更加堅持己見，外交活動處於僵持狀態，對立情緒日益激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突然越過了邊界，事態變得極端惡化，阿拉伯人所用的措辭像他們的意圖一樣激烈。一九六七年五月，蘇聯警告埃及，說以色列馬上要對敘利亞發動進攻。蘇聯這個警告不是真的。無論是故意發出這個假警告來製造緊張並謀求得到某種廉價的信任，還是它自己真的把事情搞錯了，它的這一舉動觸發了一系列致命的事端。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總統一衝動，就命令軍隊開進一九五六年以來實際上已經非軍事化的西奈，並宣佈封閉紅海通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要衝的蒂朗海峽。他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撤走在國際邊界上隔開以色列和埃及軍隊的聯合國緊急部隊。納賽爾不見得是要在軍事上攤牌。他甚至有可能被吳丹那樣快地接受了他的要求所嚇壞。他這樣做，也許只不過是想顯示一下他的英雄姿態。
有時候，事情的發展不顧當事人的本意而變得不可收拾。一旦埃及軍隊代替了邊境上的聯合國部隊，以色列便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動員起來，因為它的領土太小，經不起第一次進攻的打擊。而以色列一旦動員起來後，它就必須在幾周內作出打的決定，因為以色列的經濟經不起把人力無限期地耗費在動員上。埃及的軍隊在邊界上，以色列的軍隊就不能夠裁軍。國際上的外交活動是慢條斯理地進行的，在磋商和安撫之後，繼之而來的便是探索。世界上的政治家討論了各種解決封鎖蒂朗海峽的方案。不得要領的來回商談還在進行著，直到以色列在六月五日早上發動突然進攻，一舉消滅了埃及空軍。這場戰爭六天便結束了。以色列佔領了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的領土——西奈、戈蘭高地和約旦河西岸。以色列新奪來的領土為以色列面積的三倍。
一九六七年戰爭以後，阿拉伯的激進主義飛速地在增長。在阿拉伯國家中起關鍵作用的埃及的政策，阿拉伯世界許多國家的政策，仍然還是由脾氣暴躁的納賽爾在推動。約旦境內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日益增多，使溫和而親西方的哈希姆王朝侯賽因國王的存在受到了威脅。由於巴勒斯坦人鬧事，因而使得黎巴嫩在一九六九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裡沒有了政府。蘇聯給埃及、伊拉克和敘利亞運來大量軍事裝備，這就使它比較深入地插手這個地區。阿拉伯的前線國家，由於在一九六七年切斷了同美國的聯繫，這就在物質和外交上都要依賴於蘇聯的支持。不管蘇聯表面上的外交立場怎樣，它的武器供應加強了阿拉伯政策中要收復失地不妥協的特色，這表現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喀土穆阿拉伯首腦會議上一致通過的「三不」宣言：「不同以色列言和」、「不同以色列談判」和「不承認以色列」。
在阿拉伯世界中，有些人士逐漸開始明白，持不妥協的態度，會使以色列搶去的土地被長期地繼續佔領下去。敘利亞對談判是不予置理的，而埃及和約旦則試驗性地、勉強地伸出了觸角，想謀求某種形式的和解。它們要求以色列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邊界，但是也示意可以考慮發表一個非戰宣言，承認每一個國家有安全生存的權利並承認以色列。這比起阿拉伯人二十年來的敵對態度來說，是一個明顯的進步，可是距離以色列所宣佈的要求——進行面對面的談判；劃定安全和公認的邊界（這是修改邊界的委婉的說法）；開放邊界進行貿易和旅行；保證國際水道的自由通航——還很遠。甚至阿拉伯人當中的溫和派，也不接受任何低於以色列完全撤出佔領區的解決辦法，他們也拒絕進行直接談判。（至少在公開場合是這樣說的。在那段時間裡，約旦實際上同以色列保持著秘密的直接接觸。）阿拉伯激進派拒絕在任何基礎上的和平進程。巴勒斯坦突擊隊組織「法塔赫」一九六八年十月發表政策聲明，拒絕「一切以停止武裝鬥爭為目的的妥協」，警告阿拉伯各國政府不要採取這種方針，並宣告它所主張的「在巴勒斯坦成立一個自由的、開放的、非教派的和非種族主義的社會」，[1]換句話說，就是完全消滅以色列國家。
我以後還不斷聽人談起二四二號決議，它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聯合國安理會得到雙方贊成後通過的。這項決議只是把一些分歧稍稍掩蓋了一下。它談到「安全和公認的邊界」範圍內的「公正持久和平」，號召停止「交戰權利或交戰狀態」，要求以色列撤出「在最近衝突中佔領的領土」和承認各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但是，事情很快就變得明白了，雙方之所以能夠接受這些含糊不清的詞句，是因為它們能夠被用來作出對自己有利的解釋。埃及和約旦對「撤出被佔據的領土」這一條的解釋，是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奪去的土地；而以色列則認為「安全和公認的邊界」就是不恢復「六日戰爭」以前的界線。在以色列看來，撤退佔領區就等於放棄具有實效的保障，它要求得到補償；在阿拉伯方面看來，撤退就意味著收回屬於他們自己的領土，因此，他們認為要以色列撤出佔領區是他們的權利，而不是以色列的讓步。
這些互相衝突的觀點，浸透在中東的糾紛之中，妨害了任何真正的談判。每一方都想達到自己的基本目的，並把這當作開始談判的要價。埃及堅持，以色列的撤退，必須走在實施任何其他條件、甚至是談判任何其他條件的前面。以色列則要求從一開始就進行面對面的談判，這樣做有兩重好處：一是這樣至少可以得到含蓄的承認；二是可以把大國強加它們的意志的危險減小到最低限度。約旦之所以在一九六七年默認二四二號決議，是因為這一決議得到了我們駐聯合國大使阿瑟·戈德堡的許諾，並答應約旦，我們將按照這項決議的條款，設法使西岸歸還給約旦，只對邊界作些無關緊要的修改，而且我們還準備發揮我們的影響，來為約旦在耶路撒冷取得一定的地位。由於後來並沒有舉行談判，所以這個諾言是沒有意義的。
二四二號決議授權秘書長吳丹指派一個特別代表同有關各方會談，從而設法使談判得以開始進行。吳丹挑選了瑞典駐莫斯科大使貢納爾·雅林。雅林想瞭解一下在這些不協調的意見當中，能否找出共同點，以便把大家拉到一起來，於是向有關各方送出一份調查表，詢問它們的立場。他的工作就這樣開始了。有關方面迴避了幾個月之後，終於各自以不同的繞圈子的語言作了回答。他們向雅林作的回答，同它們已經公開說過的一樣，用語簡單，有時還蠱惑人心。雅林在訪問中東時發現，各有關方面真正的立場，甚至比它們的公開聲明還要難以協調。
每方在申述自己的論據時，感情激動，從中可以看到不小的激憤。以色列堅持「有約束力的和平」。只有從來沒有享受過和平的國家，才會對這個詞如此重視。主權的屬性之一就是有權改變主意，因此主權國家之間還說得上什麼有約束力的和平呢？三個世紀以來，法國和德國幾乎每一代人都發生戰爭。每一次戰爭都是以「有約束力的」正式和平條約而結束，但是這並沒有防止下一次戰爭的爆發。一九一四年，「開放的邊界」也沒有能防止那場震撼歐洲根基的世界大戰的爆發。歷史上絕大部分戰爭都是在原來和平相處的國家之間打起來的。而中東國家之間的戰爭，卻是在嚴格意義上已經處於交戰狀態的國家之間爆發的。這是中東特別反常之處。
納賽爾堅持以色列必須無條件地撤出全部被佔領的領土，可是他從來不曾解釋，他所提出的非戰建議是這樣含糊其辭，以色列憑什麼理由要撤出去。納賽爾也舉不出一個先例來說明，什麼時候曾經有過以戰勝者無條件撤出它所征服的領土為基礎的和平解決。但是對於納賽爾來說，承認以色列的前景是如此觸傷他個人，在他看來只要他提到一下這個詞兒，就完全沒有必要去賦予它具體的含義了。
在世界其他地區，這種情況也許會造成一種僵持不下的局面，其間會發生一連串戰爭，直到大家精疲力盡，終於出現一種靠人類智慧無法實現的平衡。但是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中東問題是處於全球政治的漩渦中心。在六十年代後期，雖然人們還沒有把石油看作稀有物資，但是人們對中東——它位於幾大洲和幾種文明的交匯之處——的重要性卻是瞭解得太清楚了。蘇聯在四十年代後期，曾經認為中東是自己鞭長莫及的地方，曾經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2]，十年後，它通過出售軍火，鑽了進來，二十年後，進一步把成千的軍事顧問派到埃及。蘇聯置身於中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地緣政治上的一大變化。十五年來，這個地區加劇了衝突。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的活動也越來越大膽。一九五六年，蘇聯稍稍介入了蘇伊士運河危機的外交活動，並且在我們對英法兩國施加壓力之後發出了要進行軍事干預的含糊威脅——因為那時蘇聯這樣做已不會引起什麼風險了。一九六七年後，蘇聯派到中東的軍事顧問增加到五倍。在整個六十年代中，蘇聯的影響在埃及、敘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蘇丹以及後來幾年還在利比亞急劇增加。蘇聯幫助挑起的一九六七年戰爭，使它得以在歷史上第一次在地中海建立一支約有五十艘軍艦的常駐艦隊。
外國所起的作用幾乎和主角們一樣錯綜複雜。蘇聯是以阿拉伯事業的維護者的姿態出現的。它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建議，沒有提出一點可以妥協的暗示。西歐國家苦於無能為力，但又預感到再發生一次衝突將在經濟上造成的危險。其中最活躍的國家是戴高樂的法國。在「六日戰爭」後，法國實際上是贊成阿拉伯國家的立場。至於美國，約翰遜總統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的演說中，竭力繞開爭論的暗礁，含糊其辭地說了一通。在談到邊界、承認和海上權利問題的時候，他的話後來變成了曖昧不明的二四二號決議的預兆。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在一九六七年戰爭的餘波中，斷絕了同美國的外交關係。我們在主要的阿拉伯國家的首都沒有高級外交官，可是這些國家在談判過程中，還是要求我們幫助的。納賽爾堅持要我們對以色列施加壓力，作為報償，他表示可以同我們恢復外交關係。他以毫無根據的借口，斷絕了同我們的關係，可是卻要我們來為恢復這種關係付出代價，其理由何在，他從來也沒有說明過。[3]只要他的政策是繼續依靠蘇聯的支持和迎合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激進情緒，那麼，我們就更沒有興趣要恢復這種關係。
我一向認為，必須迫使蘇聯壓縮它在中東推行的冒險政策的規模，因此，美國在一九五六年蘇伊士危機中的做法使我大為遺憾。我們應當瞭解，突然撤銷對埃及阿斯旺水壩的財政支持會成為一個危機的開端，而不是結束。這場危機發生時，我認為是處理不當的。不管人們認為英法兩國的軍事行動是否明智，我深信，我們在以後的年月裡，將為我們目光短淺地討好觀眾的做法付出沉重的代價。我並不認為這樣粗暴地對待我們最親密的盟國，能夠博得納賽爾或者那些崇拜納賽爾的人持久的感激，相反，這倒可能會使他更加堅信不疑地推行從根本上說有損於西方利益的政策。在由英國的實力和聲望支撐的溫和政權（特別是伊拉克）的心目中，我們的行動只能被看作是美國站在以納賽爾為代表的激進分子一邊，這種做法可能削弱、甚至摧毀這些國家的政權，英國和法國的自信以及同世界事務息息相關的感覺遭到破壞之後，就會趕緊擺脫他們擔負的其他國際責任。那時，力量的現實，將逼使我們去填補在中東和蘇伊士以東形成的真空，從而承擔起在地緣政治方面作出困難決定的全部道義責任。
但是，當我身居高位時，我在中東政策方面實行自己觀點的能力和在其他方面不同。在其他問題上，尼克松經常是聽取一下從各個機構來的意見，然後由白宮採取行動。這樣，我所負的責任總是越來越大。但是在中東問題上，總統是把我的計劃工作同我的具體執行計劃的作用分開來的。我可以作計劃、提出警告、把問題拖一拖，也可以硬把問題提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範圍來討論，但是一直到一九七一年年底，除了個別發生尖銳危機的時期之外（例如一九七年九月敘利亞入侵約旦），我都不能進行外交活動。
我認為這樣做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尼克松同國務卿羅傑斯存在心理上的矛盾；二是他認為執行積極的中東政策在國內會面臨障礙。由於尼克松對國務院的不信任，於是把我推到前面來了，這當然使羅傑斯感到難堪和沮喪，而尼克松總是要想方設法來安慰他的這位老朋友。他要在外交政策上保留一些方面，以便讓羅傑斯發揮主要作用。但是尼克松用這隻手給人家，又用那隻手拿回來。在這樣一些成功機會看來難以捉摸的地方——如非洲——或者是在國內引起反應的風險很大的地方，他可以毫不介意地把任務交給別人去做。中東就符合尼克松這兩個條件，他估計幾乎任何積極的政策都不會取得成功，相反幾乎肯定還會引起以色列的支持者的憤怒，因此，他認為，使白宮盡可能離開直接的火線遠一些是有好處的。
他也懷疑我的猶太人出身可能會使我太偏向以色列。此外，像其他的總統一樣，助長國務卿和安全事務顧問這兩個機關之間固有的對立（儘管有許多與此相反的禮儀上的聲明），以加強自己的控制的做法，他也並不是沒有。
國務院在中東事務上之所以起了比較積極的作用，還有一種個人因素。這裡指的是被任命為近東和南亞司司長的助理國務卿約瑟夫·西斯科。這個人熱情很高，愛交際，偶爾還有點愛激動。他和其他外交官不同，也不曾在國外工作過。他被提升到外交事務的最高級，完全是由於迪安·臘斯克堅持的結果，循規蹈矩的人事部門是一致反對的。一旦被提升上來後，他便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例證，說明即使在一位決心親自掌握外交政策的總統之下，國務院的領導如果富有想像力，是能夠取得很大成就的。他的點子非常多。中東外交的命根子是計謀和策略，他有這方面的擅長，有時候他提出的解決辦法比存在的問題還要多。約·西斯科抓住了官場裡的主動權，從來也不曾放棄過。他對於華盛頓那一套權術很機敏。他看到在尼克松政府中，總統的權威是最後的決斷人。他很快就同我建立了個人的關係。到後來，他在羅傑斯和我之間進行調解活動的時間，大概同用在調解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間一樣多。關於國務院日常對中東問題所做的事情，白宮得到的報告，很多都是由西斯科傳給我的，或者傳給我在中東事務上的高級助理哈爾·桑德斯的。西斯科總算對他的兩位上司——羅傑斯和總統——都保持了忠心，給他們兩人都服務得很周到。我任國務卿後，讓他擔任了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這是國務院中最高的職業決策職位。在這個職位上，他成了我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和親密的朋友。
層出不窮的主動行動
當一個新政府上台後，理所當然要「處理」世界上的重大問題。新上任的總統總是指責他們的前任把還沒有最後「解決的」問題移交下來。任何一個美國領袖都難以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在有些衝突中，互相對立的立場就是無法協調。的確，當不存在妥協的意願時，時機不成熟就強行解決，這樣只能擴大不安全和不穩定。應當放慢下來的事態也許會加速起來。壓力一旦形成，可能就無法控制。每一屆新政府必須懂得——常常是好不容易才懂得——制定政策時，最困難的責任之一就是耐心地選擇適當的時機，並採取決定性的行動。
新政府就職後，許多引誘政府去「有所作為」的事情，正等著它。一九六九年二月初，以色列人士報告說，在從「六日戰爭」到一九六八年底的一年半中，發生了一千二百八十八起破壞和恐怖事件：九百二十起發生在約旦前線；一百六十六起發生在埃及邊境；三十七起發生在與敘利亞的停火線上；三十五起發生在黎巴嫩邊境；一百三十起發生在加沙。在同一時期，以色列軍事人員的損失是：死亡二百三十四人；受傷七百六十五人。非軍事人員的損失是：死亡四十七人；受傷三百三十人。這對於一個二百五十萬人口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可驚的數字。按比例來算，就等於美國這樣的國家死亡二萬人，傷十萬人。以色列進行了報復：空襲了約旦境內可能是游擊隊根據地的地方；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對貝魯特國際機場發動了大襲擊；越過蘇伊士運河的炮戰是常有的事。
美國接到要求它參加外交活動的邀請可不少。特別是有這樣兩個邀請在等待著新政府：一是十二月三十日，蘇聯提出一項實施二四二號決議的和平計劃，這個計劃反映了阿拉伯人希望以色列完全撤出佔領區的要求；它把和平的定義規定得極其有限，以至一眼就能看出根本就不會有和平；二是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法國提出一項由美、蘇、英、法四國舉行中東問題協商的建議。
在我們二月一日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我們必須決定如何答覆這些建議。從根本上說，必須決定是否要拋開約翰遜當政那幾年的低姿態政策。事情很快就被看清，國務院急於要發出一項美國的創議。至於美國投身進去想達到什麼目的，形成什麼戰略，則要等到進行談判的時候再看。國務院認為，我們有責任彌合各有關方面的鴻溝，使他們在雅林的幫助下求得妥協。他們還提出理由說，由於戰事在加劇，我們不能顯得漠不關心。那個地區的有關各方都認為，解決那裡衝突的關鍵掌握在美國手裡。因此，國務院認為，我們的確應當積極參與進去。他們指望，僅僅憑談判進程的勢頭，大概也可以在有關各方之間以及局外的國家之間找到共同的基礎。至於蘇聯，國務院說，由於莫斯科利用那裡的緊張局勢，似乎還得到了好處，如果能達成和平解決，就一定可以挫敗蘇聯的戰略，因此採取這種方針至少可以考驗蘇聯的意圖。
新總統眼看就要第一次嘗到官僚們硬要他辦某件事情的壓力的滋味了。官僚們當然是要通過一些幾乎無法察覺的階段來達到他們自己可能也只是模模糊糊看到的目標。通常的做法，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求總統或國務卿授權他們去「探索」某種「原則上的」方針，他們莊嚴地打保票說，這樣做既不形成必須要採取的下一步行動的先例，也不承擔採取下一步行動的義務，政策制定者完全可以控制事情的進程。可是這第一個步驟，總是一無例外地預示著還要採取一連串的其他步驟。對一個嚴重的問題進行探索，只會把問題的種種困難暴露出來，於是就形成了要克服這些困難的壓力。不久，他們就要求總統採取行動來消除他自己的政策所造成的困境。這當然正中鼓吹積極政策的人的下懷。他們正求之不得地想要提出打破僵局的計劃。國務院有很多中東問題專家，不滿約翰遜總統對中東衝突的超然態度，他們認為，這是他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有些美國外交人員有一種心理，總不把沒有美國參加在裡面的危機看成是名副其實的危機。這種心理把這些專家的熱心進一步挑逗起來了。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會覺得，決不能讓人（但從來沒有說清楚究竟是誰）認為我們對已經隱然出現的大爭鬥無動於衷。
倉促地投身到一場談判中去，對於這場談判的目的，我們還沒有弄明確，對於談判的結果，人們卻要我們負責。我對參加這樣的談判是十分懷疑的。我對提出這種談判建議的理由也提出過疑問。在我看來，我們不大可能在有關各方之間找到共同的基礎。對於向我們提供的談判場所，我也不甚欣賞。蘇聯和法國對阿拉伯的觀點有固定的傾向性（加上這一傾向性對英國方面所形成的壓力），因此法國建議的四國協商，就可能形成一種對付美國的聯合陣勢。而舉行兩國的會談——美國和蘇聯——如果取得進展，將給蘇聯帶來的是它迫使美國接受解決中東問題的辦法的聲譽；如果談判失敗，它把責任推在我們身上。
比選擇談判的場合更為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始終不變的根本前提：美國勢必要代表以色列表示同意——國務院的一個代表在二月一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明白地這樣說。這就是說，要我們來代表那些同我們斷絕了關係（只有約旦除外）、總的來說又是執行敵視我國的政策和依附於莫斯科的國家對我們的一個盟友施加壓力。因此，我懷疑由美國出面謀求一個總的解決是否可取，除非我們能夠比較清楚地看出阿拉伯人準備作出什麼讓步，而且從這個解決中得到好處的將是美國的朋友，而不是依附蘇聯的人。同時，我很贊成舉行以色列-約旦談判，因為其中正好有一個朋友；我不贊成以色列-埃及談判，因為這樣的談判，要求我們為一個受蘇聯庇護的人擺脫困境。簡單說來，我認為，進行有成效的中東外交活動的前提，是縮小蘇聯的影響，只有這樣，取得的進展才不會把功勞歸之於它的壓力，而溫和國家的政府可以得到一些迴旋的餘地。
次日，我向總統表示了我的關切。他邀我去沃爾特·裡德陸軍醫院看望前總統艾森豪威爾。他當時患的病已到晚期，七個星期後就去世了。他坐在一張安樂椅上，顯得比我上次看到他的時候更加消瘦。這次見面時，他費了許多時間叮囑尼克松不要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活動走漏出去。尼克松把我們關於中東問題的討論情況告訴了他。艾森豪威爾主張美國不要更多地捲到談判中去。也許這是反映了他在一九五六年蘇伊士危機中的痛苦經驗，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讓有關方面自己去解決。我們如果積極參與，到後來就不得不成為一個仲裁者，不管最後出現一個什麼處置辦法，只好由我們自己來向有關各方提供保證。這會使我們永無止境地糾纏在中東的困難局面中。
第二天，我到辦公室不久，艾森豪威爾就打電話來了，他很生氣。他剛從《紐約時報》上看到消息說，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會上決定美國要在中東問題上實行比較積極的政策。他說話的氣勢不像我印象中身體那樣虛弱的人，激烈的用語也同他那開朗的笑容不相稱。他訓斥我沒有限制參加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的人數，這樣辦事對不起總統。他說，我的責任是防止官場上的人這樣走漏消息來擾亂總統。這件事更加說明了他頭天晚上的叮囑：我們不應當過問中東的事。
同一天，我向總統提出了一份備忘錄，說明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進一步考慮。我估計他快要就某種形式的積極外交作出決定了，這既是對國務院的催促的答覆，也是因為在他競選時作過美國要採取新的主動行動的保證。我盡力說明了這樣的做法可能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並且提出了我對成功的可能性的懷疑。我說，有關方面在日益加劇的暴力行動中，靠他們自己確實是無法求得一個解決辦法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就會把事情辦得好一些。我懷疑納賽爾能否接受以色列願意接受的最低限度的和平條件。全力以赴地謀求一個總的解決的努力，多半是會失敗的。因此，我們將是浪費政治資本，使引起衝突的壓力更加大，並且使我們在一旦衝突爆發時要控制局勢也就無能為力。在我看來，集中力量求得部分的解決，例如與約旦，這對我們就算不錯了[4]。約旦同美國有著悠久的友誼，兩國間關係很好。我敦促總統，如果他著手去做，就不是要國務院只是拿出程序建議來，而是要拿出國務院贊成的實際和平條件的方案來。說來說去，明確這些和平條件才是這場演習的目的所在。
二月三日下午，尼克松和我進行了一次私下談話。他感到自己「被困住了」。他不能夠直截了當地拒絕法國的建議，因為這樣一來，他同戴高樂改善關係的努力就完了。他也把中東問題看作是能夠促使蘇聯在越南問題上合作的槓桿。國務院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而且還非常堅持，因此，他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否定國務院。可惜，這些目標不是並行不悖的。我對他說，照我的想法，與其通過談判來解除中東的困境，使蘇聯人得到一個大好機會來表現他們對阿拉伯朋友是多麼有用處，倒不如在中東（這裡受蘇聯庇護的人是較弱的一方）採取深思熟慮的行動，這樣就更有可能在越南問題上採取合作的態度。我們也不必遷就這些官場人物，在他們首次走出這樣一著棋的時候就照著他們的意思辦。那樣一來，他們肯定會要求給予更具體的指示，以致把我們引上滑坡。我們如不小心，他們就要我們提出計劃來打開每一個僵局——要我們迫使不聽約束的有關方面接受我們的計劃。
但是，外交政策上的決定很少是從抽像的分析中得出的。由於我說過的那些原因，尼克松不願否決國務院，不想使戴高樂不高興，也不想斷然拒斥蘇聯。我意識到他的這種心情，因此提出了一種不至於使我們自己無法迴旋的辦法。我們不再在舉行四國會議還是舉行兩國會談這兩者之間選擇其一，而是兩項建議都接受，這樣就能夠保持某種行動自由。我們可以先摸一下同蘇聯舉行的探索性會談進行得如何，然後再決定是否使四國會議取得進展。照這個做法，我們就能夠設法把中東問題的談判同我們所關心的更廣泛的問題聯繫起來，包括蘇聯在越南問題上幫忙的問題也連在一起。在四國會議中，我們的歐洲盟友如果知道我們還有兩國會談這條路可走，就不至於那樣貿然站在蘇聯一邊來對付我們了。為了使這樣的進程不至於變得無法控制，我們可以堅持先把探索性會談的結果提交總統審查，然後才進行正式談判。
總統同意了我的這個辦法。二月三日，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羅傑斯和西斯科。二月五日，國務院按照指示宣佈，美國「贊同地」看待法國的建議，我們將開始同蘇聯、英國和法國進行雙邊的磋商，以增進「瞭解的程度」，從而使四國會議早日舉行，而且要成為「有成果和建設性」的會議。
我這個點子沒有行通，因為它聰明過頭了。我可以發動訂計劃的工作，並且設法轉移官場人物的精力，但是我沒有法子控制會談的進度。國務院把白宮的這個策略把戲當作是投合國內政治的需要，於是趕緊盡快地把「探索性」會談完成。沒有過兩個星期，我發現國務院已經在計劃下一步行動了：制定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實質性的全面的原則，這正是我幾個月來希望一步步制定出來的東西。
外交活動的進度加快了，國內的激動反應也加速了。國務院宣佈我們對四國會議的「贊同」態度後，不出一個星期，以色列的支持者反應強烈，其氣勢之猛我在後來幾年中也漸漸司空見慣了。這些人反映了以色列本身唯恐外界來代替他們同阿拉伯人直接談判的心情。一個由六位眾議員組成的代表團，在二月十三日先來會見我，然後再會見總統，為首的是紐約州的伊曼紐爾·塞勒，他們代表著眾議院兩黨的領導。他們認為，四國會議的開始，是美國行將強制解決中東問題的跡象。他們很不信任四國會議的方式，擔心會使我們接近法國和蘇聯的觀點。
國會對四國會議這個方式尚且不安，一旦討論實質問題，反對的激烈程度更可想而知。兩方面立場的距離之大，再一次從埃及總統納賽爾和以色列總理列維·埃什科爾接見一家美國新聞雜誌的談話中表現出來。[5]埃及總統要求把以色列完全撤出佔領區作為阿拉伯履行二四二號決議其他條款的先決條件。以色列總理則明確地說，以色列無論如何也不會回到戰爭以前的界線上去，他對於實現「和平」需要做些什麼，有非常具體的意見。埃什科爾於二月底去世，這樣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因為這使以色列面臨著選舉年的複雜的政治前景，這種情況，一直要繼續到被提名為埃什科爾的繼任人——果爾達·梅厄在十月選舉中得到新的委任時為止。
這就加強了我的看法：舉行積極談判的時機還不成熟。因此造成的戰略上的分歧一直沒有真正解決。那些官場人物想盡早舉行實質性會談，因為他們害怕局勢的惡化會增強蘇聯的影響。我認為，拖延時間整個來說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樣可以使我們甚至對激進的阿拉伯人表明，要取得任何進展，就少不了我們，蘇聯的壓力是勒索不了我們的。國務院想至少接受蘇聯的某些主張以求得妥協，企圖借此來推動談判的進程。我想的卻是要使激進派受點挫折，讓他們看到，在中東，同美國友好是在外交上取得進展的先決條件。這些激進派不管怎麼樣都是敵視我們的。二月中旬，我對西斯科說，在紐約聯合國舉行的四國會議中，我們並不想取得迅速的成功。我說這番話完全同國務院的想法相反。
與此同時，蘇聯人很快就上鉤了。二月十四日，我同多勃雷寧頭一次會面時，他對我說，蘇聯領導準備就中東問題同我們舉行雙邊會談，地點最好是在聯合國之外。他在二月十七日第一次會見尼克松時，也說了這樣的話。尼克松避開了在白宮一級就中東問題舉行秘密雙邊會談的建議。他堅持只有蘇聯在越南問題上採取合作的態度，這條渠道才能開放。
總統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底到三月初訪問歐洲時同這些國家舉行的會談，加強了要美國積極參與中東問題的會談的壓力。英國和法國當然想使主要的會談在四國範圍內舉行，雖然他們並沒有斷然反對同時也舉行美蘇兩國間的討論，但是他們對這個做法是很不熱心的。戴高樂以高傲的超然態度說，美蘇兩國願意談什麼，就談什麼，只要不給人以兩國在把持一切的印象。除了這些程序上的考慮——戴高樂對由四國保證以色列全部撤出佔領區這一點表示一般的支持——之外，歐洲的領導人，誰也沒有對如何推動有關各方達成全面的協議提出具體的意見。他們慷慨地把這種具體的事交給我們去做。
到三月初，國外的壓力和官僚機構的壓力加在一起，造成了促使美國起積極作用的難以抗拒的勢頭。甚至在總統還沒有作出決定之前，約·西斯科就已經同多勃雷寧討論舉行兩國會談的可取之處。當四國會議正由我們駐聯合國大使查爾斯·約斯特主持的時候，兩國會談由西斯科來主持，這對西斯科的熱情是影響不小的。
多勃雷寧多少有點迷惑不解。他在三月三日同我共同進餐時，要我澄清兩國會談（這是他急於想開始的）與四國會議的關係。他想要逗弄我，於是就露出口風說，蘇聯願意討論一攬子交易，也就是說，一個要求同時執行全部條款的方案，而按阿拉伯-蘇聯過去的要求，這個進程應當是以以色列撤出佔領區作為開端的。他希望知道他的這個計劃應在哪一種會談中拿出來。他示意，他傾向於通過白宮的渠道，討論某些比較微妙的問題，譬如邊界問題。我根據我們利用中東問題作為處理越南問題的槓桿的策略——我知道尼克松不願看見我參加進去——我迴避了他這個建議，我鼓勵多勃雷寧繼續去同西斯科談。
第二天，三月四日，以色列大使來打聽我們的目的了。伊扎克·拉賓是以色列獨立戰爭的英雄，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他是「六日戰爭」勝利的締造者。除了他的聰敏和韌性，他不是當大使的料。他沉默寡言、靦腆、沉思，幾乎是厭惡閒聊，他很少具備從事外交活動所需要的特質。好囉嗦的人使他厭煩，平庸瑣碎的言談可以使他感到受了冒犯。可是不巧，在華盛頓這類事情可不少。他討厭模稜兩可的話，而這正是外交活動的訣竅。他這個人從不去討人歡喜，但是我卻變得極其喜歡他。他為人正直，他分析問題抓住要害的才能令人肅然起敬。我尊重他的判斷，甚至在與中東無關的問題上也常常如此，即使在以色列的立場並不總是與我們的相同的時候，我也信任他的動機。我們成了好朋友，我們各人的職務有時使得我們不得不變更我們的立場，並發生口角，可是我們仍然是好朋友。
在第一次交談中，我不能回答他對我國政策的詢問，因為我們自己也還沒有定下來。但是我有理由斷定，總統將同時進行四國會議和兩國會談。我個人的忠告是：以色列應當制定一個具體的綱要，明確說明它能夠經得住的「和平」的定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一個準則來判斷是否取得了進展。
果然，我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是談判的那股勢頭，而不是經過深思的策略，在催逼著我們作出決定。三月初，我認為以推遲一些日子為好的事情，西斯科卻報告說，已經辦好了。給他的第一個指示，這時他已經完成，並要求給他進一步的指示——國務院為此已忙了兩個星期，唯恐總統把時間耽擱了。換句話說，在「深思熟慮的」、「探索性的」進程開始後不到一個月，西斯科和他的同僚，就要向尼克松建議由我們來提出實質性的全面的原則方針。
國務院這時提出的理由與他們為說服總統同意進行探索而提出的理由恰恰相反。在一個月前，我們曾經說過，舉行四國會議的決定，不會使我們對實質性問題承擔任何義務，可是，現在他們卻說，除非提出某種具體方案，例如一套原則方針，否則非正式的探索是進行不下去了。他們說，除非提出我們的主張，否則我們就會被其他三國提出的不甚協調的立場難住，因此，我們必須趕快提出。國務院催促說，以色列外交部部長阿巴·埃班預定在三月中旬來訪問，應當以這個日期為總統作出決定的最後限期。埃班還將被告知，我們打算在四國會議和與蘇聯的會談中把這個文件拿出來。我為了拖延事情的進程而設計好的做法，這時還不到四個星期就已完成。
我的看法並沒有因過去一個月的形勢發展而改變。三月五日，我給總統寫了一個書面材料，把我的考慮歸結如下：
大家都在說，在任何談判中，我們大概都會支持以色列。阿拉伯人以為——他們想錯了，卻無法更改——我們要以色列怎樣，他們就會怎樣。法國和英國以為，我們能夠做的絕不僅僅是我們已經做的那一些。也許只有蘇聯——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對開羅和大馬士革的影響有限——現實地瞭解我們對耶路撒冷的影響有限，但是他們覺得，利用我們對以色列的支持進行宣傳，好處太大了，但又不能公開這樣承認。
但是大家也都在說，今年不像是能夠解決問題，因為以色列在埃什科爾死後的選舉年中的政治情況，使以色列妥協的可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為了嘗試著去做那些不大可能做到的事情，人們通常舉出的理由有以下幾點：（一）嘗試本身就會成為中東的一個穩定因素；（二）在年內使問題得到解決是使好鬥的巴勒斯坦人無法有所作為的唯一辦法。但是，問題在於：（一）嘗試得太積極，結果可能比現在不全力以赴更糟；（二）問題得到解決後，實際上可能會加強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削弱接受這種解決辦法的阿拉伯政府。
我們的困難在於：如果我們壓制以色列，就會鼓勵阿拉伯的激進派和那些投靠蘇聯的人，他們會以為採取頑固態度是做對了，投靠蘇聯有好處；因此，這種壓力會逼迫以色列採取極端行動，至少是寸步不讓。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逼迫以色列，造成僵局的責任又會落在我們身上。一旦以色列同意接受妥協條件，巴勒斯坦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支持下，大概會出來阻撓；而同意那個解決方案的溫和派阿拉伯政府，就會遭到激進派的攻擊。侯賽因會站不住腳，甚至連納賽爾也會站不住腳。這樣一來，不僅使談判遭到失敗，而且會使局面更加混亂，甚至又有發生戰爭的危險。換句話說，我認為，蘇聯能夠施加影響，但態度寸步不讓；納賽爾好鬥，敢死隊有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中東問題不具備由美國來採取全面的主動行動的條件。
國務院提出了一份「總的原則」的文件，恰恰是要朝另一個方向走。文件說，談判的目的是要締結一個具有約束力的契約性協議，雖然不等於和平條約。面對面的談判在早期階段「不是非要不可」，但是「在某個時刻」可能勢在必行。這些原則允許對以前的邊界作很小的變動，但是這種變動「不應反映征服的壓力」。（關於「征服的壓力」的說法，是國務院用來表示堅持要以色列幾乎完全撤出佔領區的委婉語；約翰遜總統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的演說中曾經用過它。）在這些原則的背後，明顯的想法是：雖然有聯合國的貢納爾·雅林來帶頭，有四國會議和兩國會談來給他「撐腰」，但是歸根到底，只有在美國對以色列起充分的槓桿作用的情況下，他們的努力才能起作用。國務院提出一般原則的文件的早期文本，堅持要以色列撤退到戰前與埃及和約旦接壤的邊界線，只是與約旦的邊界線作很小的調整。這一條規定，在我有一次與西斯科會談時，總算把國務院的原則改得緩和了一些，要不然以色列肯定還是會大發雷霆的。
三月十日，尼克松批准了國務院的一項建議：在埃班訪美期間，把一般原則這個文件提交給他；然後由西斯科和多勃雷寧逐項討論；最後再提交四國會議作為協商的基礎。尼克松對我說，他也和我一樣，對於這種做法將會收到什麼樣的效果感到懷疑，但是他說，這可以使我們在白宮處理越南、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歐洲和中國問題時，給國務院有事可做。（也有可能，他對羅傑斯作的解釋與此正好相反。）羅傑斯三月二十七日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公開聽證會上很得意地披露了這個新的方針，他對參議員們說：「以任何有益和有效的方式發揮美國所具有的影響，是美國直接關心的事……」羅傑斯主張建立「安全的公認邊界」和「有契約性約束力的」和平狀態。當他說到這裡時，添上了一個關鍵性的方案：「在我們看來，對從前的邊界線的調整，應限於共同安全所需要的範圍以內，而不應反映征服的壓力。」
西斯科與多勃雷寧從三月十八日到四月二十二日共會談了九次。會談的情況是我們可以預料到的。他們會談的唯一議題，就是美國的「總的原則」文件，多勃雷寧在會談中要求西斯科要更明確一些。在這裡所謂要更明確一些，就等於說，在最後邊界這類問題上，立場還要堅定一些，這就明顯地表現出我們已更加接近了蘇聯-埃及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出佔領區的立場，這樣勢必激起以色列的劇烈反對。我們在三月二十四日把一般原則提交給四國會議，也得到了同樣的結果。美國的立場再次成為辯論的焦點，我們的盟友竭力想推動我們去作出更大的努力。所謂「更大的努力」在做起來的時候，同「更明確一些」的意思是一樣的。他們在會談中步步緊逼我們，沒完沒了地要求我們為了拯救談判而修改我們的立場，而我們著手進行這個談判本來據說是為了要減輕對我們的壓力的。
到三月底，我向總統遞交了一份關於兩國會談的臨時報告：
雖然我們到目前為止避免了因缺乏準備而可能產生的最糟糕的危險，但是整個談判的擔子仍然可能落到我們身上——提出各項實質性的建議和說服以色列……給公正解決下一個恰當的定義，就是使雙方都不高興的事情。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就必須得到蘇聯的幫助，使蘇聯分擔推行一個令人不快的解決辦法的責任。
我們已把我們同以色列的立場區別開來了；可是蘇聯卻沒有採取相應的行動，他們絲毫沒有把自己的立場同阿拉伯的立場區別開來。我再一次說明，在我們採取新的立場以前，我們必須制定出一致同意的美國立場：在最後解決的條件上；在取得這種解決的策略問題上；在如何安排兩國會談和四國會議這兩者的關係問題上；在如何使這兩個會談與雅林協調一致的問題上。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一致同意的美國立場，那麼整個工作勢必以紊亂而告終。
所有這一切程序上的活動，都不能使我們免除聽取各有關方面的意見的必要性——這樣一個進程，必然會使我們又一次更深入地面對現實。
中東來客
我們聽取意見的第一個人是善於雄辯的阿巴·埃班，他在三月中旬來到華盛頓同白宮和國務院進行會談。埃班任教育部長時，我在以色列的一個社交場合曾會見過他。這一次是我任職以來第一次同他接觸。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像他那樣精通英語的人，句子汩汩而來，結構流暢而又複雜，既是對聽者智力的考驗，又使聽者為他的才華驚倒。他說話像散文一樣平穩流暢，沒有高峰起伏，像山間一股潺潺清泉。打斷他的話幾乎是難以想像的，因為人們知道，只有在看來相對粗俗的習語中，人們才不得不從中打斷。沒有一個美國人或者英國人說起話來能使我這樣痛感到英語對於我來說畢竟是後來學得的語言。
埃班的雄辯——對於不得不同他談判的人來說可真是不幸——是同他頭等的智力和對外交職業的精通結合在一起的。他胸有成竹，他明白自己的目的，他的格言是，凡是同以色列的觀點不是百分之百地相符的東西都是不客觀的。他百分之百地照這個格言辦事。即使最合意的立場——譬如說百分之九十合意——也被他歎之為「侵害」、「削弱」或「不堅定」。埃班在耶路撒冷的那些較為實事求是的同事，究竟是不是像我那樣欣賞他的雄辯，我也不一定說得上。他的總理看來有時把他撇在一邊，使用比較非正規的渠道。但是從道義上來說，我並不是很有理由來反對繞開外交部部長的做法。
埃班極力反對舉行任何四國會議或兩國會談，理由是這兩種場合都會對以色列不利。埃班所強調的一個要求，是他明知阿拉伯方面最不可能同意的，即堅持直接談判，阿拉伯在聯合的和平條約上簽字。他說，由於阿拉伯人一向特別尊重書面的諾言，所以一定要有經過他們簽字的和平條約。我說，我承認我對阿拉伯的歷史讀得不多，但是我並不認為，他們對自己已經簽了字的條約的尊重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但是埃班對我這個說法卻不以為然。
埃班十分機靈，他不肯浪費時間同我辯論歷史。他在三月十三日同國務卿羅傑斯有過一次長時間的會晤，會上國務卿給他看了總的原則的文件，但遭到了他的拒絕，他要求不要把這個文件提出來。埃班強烈反對我們在邊界問題上的提法。以為以色列所堅持的立場只能由各有關方面來進行談判，下這樣一個判斷看來為時過早。埃班唯恐我們對一般原則文件的其他部分變得太自信，因此他也拒絕由大國來提供保證的想法。他說，把中東的任何事件都擴大為「全球性的」問題，這樣會使這個地區成為另一個柏林。埃及並不想要以色列所需要的那種和平。他確信蘇聯人來到埃及已使納賽爾更加不可能採取有伸縮性的態度。但約旦，相對地說來，不是那樣無節制，而且不為蘇聯所左右，所以同約旦談判則比較有希望。
說到底，埃班並不認為保持現狀有什麼難以忍受的地方。以色列在很大的程度上不願意美國起積極的作用，而主張讓雅林去幹好了。以色列說起來是願意談判的，但是對於全面解決的前景是深深地感到悲觀的。這就是說，照我們確定的方針辦理，我們就一定會同以色列發生重大的衝突。
接著而來的便是阿拉伯客人，他們並不更好說話。
前總統艾森豪威爾於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納賽爾派了他的外交顧問馬哈茂德·法齊作為埃及的代表參加葬禮。法齊前來追悼一個與埃及並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的領袖，這是一種特別尊敬和禮貌的表示。法齊是一個有教養的紳士，又是一個專業人員，他有受過教育的埃及人那種迎合人的風度，他有見多了人類弱點的人的那種消沉的神情。由於我認為埃及是依附蘇聯的國家，因此我沒有利用這個機會同他建立比較密切的個人接觸。從我後來的經驗看來，我對這個做法感到很後悔。
法齊是在埃美兩國之間的關係江河日下將近十五年之久以後來到美國的。在這轉換期間，納賽爾給當選的總統寫了一封便信，信中列舉了他對美國的不滿，但暗示他將在適當的情況下恢復關係。斯克蘭頓州長在十二月初訪問開羅時，納賽爾也是唱這個調子。埃及想要恢復關係，但是希望美國的中東政策轉好一些，這樣就可以有個理由。在整個一九六九年初期，納賽爾反覆地要求美國做出一個姿態來打破堅冰。他的主意之一便是不把F-4鬼怪式噴氣飛機賣給以色列。這是以色列不會高興的。雖然，在我看來，納賽爾未免過分地以為同我們恢復外交關係是給了我們恩典。但是我在三月間給尼克松的報告中說，我們已經採取了某些納賽爾提議我們採取的步驟（我們所以採取這些步驟，原因是不同的）。我們已經進行了積極的外交活動；我們提出了一般原則；羅傑斯向參院外交委員會說明了我們在邊界問題上將要採取的立場。華盛頓與開羅可能和解的基礎看來是打下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同法齊舉行了兩次會晤，為他在四月十一日會見尼克松做好準備。但是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埃及沒有授權給法齊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他要把我們的反應報告給開羅，只有取得了某些具體的進展，關係才能恢復。他的話是什麼意思，並沒有明確說出來。他說，埃及所以切望取得進展，部分原因是蘇聯極力催促它和解。蘇聯似乎懂得，除此以外，他們是無法幫助他們的阿拉伯朋友的。如果事情陷於僵持狀態，那麼蘇聯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一定會變得更糟。
當然，法齊所說的最後這一點，在我看來正好為美國提供了戰略上的可乘之機。如果中東問題的解決長期拖延下去，蘇聯在埃及的地位勢必要惡化，那麼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接受蘇聯或埃及第一次提出的建議，特別是蘇聯在埃及保持著巨大的力量，而且在埃及的外交唯莫斯科的馬首是瞻的情況下，法齊所提出的條件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人樂觀。埃及拒絕同以色列簽訂一項共同的文件；埃及只對安理會（蘇聯在那裡有否決權）負有義務；埃及不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在接到通知後六個月就可以撤走。持這樣一種態度是絕不能使以色列像埃及所要求的那樣完全撤出佔領區的。
法齊四月十一日溫文爾雅地要尼克松相信，埃及迫切希望減少軍事開支，把自己的資源用於國內建設。他沒有要求美國施加壓力迫使以色列做違反它自己利益的事情。他要求的是一視同仁地對待埃及。至於恢復外交關係，他說時機還不成熟。
我至今也還搞不明白，納賽爾為什麼要這樣做。他有好幾個月發來緊急信號，示意要恢復兩國關係，他還把以和事佬知名的法齊派來華盛頓。法齊表現得很能幹，但是在這個關鍵性的問題上，他所得到的指示使他沒有鬆動的餘地，這顯然使他感到沮喪。我一直弄不清楚，納賽爾怎麼能以為尼克松可以不顧及國內的反對、以色列的拒絕和蘇聯的超然態度，來支持他這樣一個國家的最大限度的目標，而這個國家拒絕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它的外交政策從根本上說仍然是不友好的。納賽爾實際上是竭力想用訛詐來同我們打交道，可是又沒有本錢來威脅我們。到這一年將近年終時，我們政府依照納賽爾先前宣稱可以接受的方針提出了關於埃及和約旦邊界的具體計劃，但納賽爾既不接受我們的計劃，也不恢復關係。他以自己的激進做法而自鳴得意。他認為，這種做法是實現他的泛阿拉伯野心所必需，因此他認為，他不得不在中東和第三世界長期同我們分庭抗禮，即使危及我們向他靠攏的意願也在所不惜。
我確信，要是納賽爾的態度比較靈活一些，美國在尼克松當政的早期會更加有力地推動和平的進程。妨礙美國起更積極作用的主要障礙是納賽爾的反美外交政策和蘇聯在開羅的支配作用。法齊沒有權力來使我們相信這不是埃及政策的既定方針。相反，法齊按照納賽爾給他的指示，以他的全部魅力不動聲色地堅持要得到埃及所想得到的一切，而自己卻不付出任何代價：要美國支持他們反對以色列，讓蘇聯支持他們反對美國，接受激進運動在整個第三世界起領導作用。外交政策是不能這樣辦事的。納賽爾通過他的言談表達了他的雄心，可是他又直覺地意識到埃及實現這種雄心的能力有限，他不能在這兩者之間作一抉擇。他直到死去也沒有作這樣一個抉擇，只有他的偉大的繼任人安瓦爾·薩達特才能收拾這一殘局。
法齊使命的失敗，影響了另一位阿拉伯來客——能幹的約旦國王侯賽因。他從來不曾拿他同美國的友誼來做交易。侯賽因是我所見過的最有吸引力的政治領袖人物之一。這位小個子國王——我國官員這樣親熱地稱呼他——堅定不移地維護阿拉伯事業，即使在他的阿拉伯兄弟並沒有回報他的忠誠時也是如此。當我對他有了相當的瞭解後，我可以從他更加顯出他那傳奇式的禮貌和客氣中衡量出他對不講情理或官場俗套是多麼厭惡——碰到這種情況，他會擺出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並不斷使用「閣下」這種尊稱。甚至當我只不過是一名總統助理時，他這樣一位世襲君主也會對我以「閣下」相稱。
他待人客氣，對婦女十分慇勤。有一次，他駕駛直升機讓我妻子南希和我作了一次只有樹梢那樣高的飛行，這真叫人提心吊膽。南希想請他飛高一點，天真地說，她可不知道直升機竟能飛得這樣低。國王對她說，還可以飛得更低，於是他就把飛機飛得簡直就像貼在甲板上一樣。要是他利用這樣的機會的話，他只要同意把飛機飛高一些，就能使我同意他的任何政治要求。
侯賽因既不失他的尊嚴又有勇氣把他作為一個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和美國的朋友的身份協調起來。他是處在阿拉伯激進主義漩渦中的一位親西方的君主，可是他既保持了他的獨立，又保持了中東地區那些對王朝原則並不欣賞的統治者對他的尊敬。他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仰賴美國的援助，但是他卻頂住了我們不靈活的、有時是使人傷面子的程序，從來沒有失去他的鎮定或耐心，但是他也從不卑躬屈膝求人恩賜。他是願意討論同以色列講和的第一個阿拉伯領袖，並同耶路撒冷保持著接觸，儘管這種接觸並沒有結果。可惜，侯賽因討價還價地位的力量同他溫和節制的態度不相稱，他所能做的選擇和他的善意也不相稱。因此在他的能力範圍內，他既不能採取獨立的行動，也不能進行訛詐，而這些恰恰是中東政治的實質。一九六九年，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敢死隊在他的國家裡形成了一個國中之國，但是這也沒有使他離開溫和的方針；過了幾個月後（我們將在第十五章中看到），他勇敢而毅然決然地處置了他們對他的權威的挑戰。
侯賽因在四月八日同尼克松會晤時也代表了納賽爾講話，他強調他們這兩個領導人都承認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願意同以色列簽訂任何文件，但和平條約則除外。侯賽因承認需要對邊界作某些細小的調整。如果以色列把加沙交給約旦管轄，西岸的調整可以是相當不小的。（今天回頭來看，可惜當時沒有進一步探索是否有可能達成約旦與以色列的單獨安排，其中包括將加沙與西岸的領土作交換。）侯賽因說，納賽爾和他都願意考慮設立非軍事區以及蘇伊士運河和蒂朗海峽的自由通航問題。阿拉伯極端派的壓力是「切望」同美國恢復關係，但是，前面已經說過，這些話所起的和解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法齊同我的會談以及他在三天後同尼克松的令人失望的會晤所破壞。
外交活動：不斷更新的建議
中東各有關方面的僵持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四國會議和兩國會談中來。照我們的談判對手來看，一個似乎很明顯的解決方案就是把我們拋進一場強制實現和平的爭吵中去。四月十四日，多勃雷寧對我說，兩國會談需要有比較具體一些的建議，特別是在邊界問題上。蘇聯人和阿拉伯人想的是要我們把「細微的調整」和「征服的壓力」這些含糊不清的提法說得具體些，這就是說，要毫不含糊地堅持以色列撤出佔領區必須是完全的。多勃雷寧向我保證，蘇聯是真心切望幫助促成問題的解決，他建議我們來嘗試提出一項美蘇聯合建議，如果美國在這些原則上都表明比較具體的立場，蘇聯就可以勸阿拉伯人接受。由於多勃雷寧實際上是要求我們接受阿拉伯人的計劃，因此他打算「勸說接受」的究竟是什麼就弄不清楚了。在我看來，他似乎是想在阿拉伯世界撈取名聲，把實際上是我們強加於以色列的和平歸功於蘇聯。在四國會議中，我們也受到同樣的壓力。親自前來參加艾森豪威爾總統追悼會的戴高樂三月三十一日對尼克松說，四國應當設法在解決問題的條件上取得共同的協議。然而我從我們在紐約舉行的會議中瞭解到，對於這些條件應當是什麼，會議參加者各有各的打算，而這些打算都是以色列所不能接受的。在每個會談的場合，都要求我們強行實現這樣一種和平，這種和平我們根本不需要通過任何會談。這恰恰就是我早已料到了的結局。
在國內，國會兩院的多數發表了一項公開聲明，支持以色列的立場，舉行直接談判，締結契約性的和平，不要過早地逼迫以色列撤出佔領區。像在越南問題上一樣，我們應當結束同我們自己的談判。
不出所料，一九六九年三月和四月的談判越是沒有結果，地面上的對抗就越緊張起來，暴力行動在升級。吳丹四月二十二日發出警告說，沿蘇伊士運河存在著「實際上的真正的戰爭狀態」；開羅發言人宣佈，一九六七年那個戰線上的停火業已無效。以色列對從約旦出擊的敢死隊進行報復，衝突事件逐漸增多；黎巴嫩宣佈緊急狀態，企圖停止敢死隊從黎巴嫩國土上襲擊以色列，但是沒有用處。當時被稱為「消耗戰」的戰爭真的是在進行了。
換句話說，美國採取新的主動行動之後兩個月，我們或多或少又回到了起點上。我們又一次證明了我們早已估計到的事情：安全和公認的邊界的含義、撤退的時間和程度、承認的性質以及談判的進程。在這些問題上，有關各方的觀點是大不相同的。
再進行一次政策研究顯然是必要的。
二月份為查明舉行談判是否可行而開始的探索，到五月份卻變成了這樣一個問題，似乎美國有義務提出越來越具體的新建議來挽救談判。但是無法迴避的事實是，雙方提出的建議都是對方完全不能接受的。想要通過巧妙的程序來使有關方面放棄它們在二十個年頭中用三次戰爭來堅持和維護的立場是不可能的。他們之間的巨大鴻溝只有用十分含糊的、同安理會二四二號決議一樣難以捉摸的措辭才能加以彌合。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我們來說至關緊要的問題就不是要提出什麼樣的一般建議，而是我們是否準備堅持——必要時通過施加壓力——我們的建議得到實施。在我們回答這個問題——這就是說，在擬定建議時，就得對以色列施加壓力——以前，談判就必然會這樣或那樣地陷入僵局。如果我們堅持我們的含糊立場，四國會議和兩國會談就無法進行，這樣罪責便落在美國身上。如果我們說得具體些，我們就會同以色列發生爭吵，而且也得不到阿拉伯人的友誼，相反，得到好處的主要是蘇聯和受蘇聯庇護的人。如果我們出於國內政策或外交政策的考慮，不願對以色列施加壓力，談判就會重新陷於停頓。我認為，在有關各方面的立場還大相逕庭時，在蘇聯支持阿拉伯的立場而我們還未能取得調解人地位時，就企圖獲得全面解決，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
羅傑斯說，提出一個具體的計劃會改善我們的處境，即使計劃遭到拒絕。照他說，不試探一下埃及人、蘇聯人和以色列人的觀點，就無法知道問題是不是有可能得到解決。因此，國務院提出了一份詳細的埃及和以色列和平解決草案，並提請總統批准。這項和平解決草案的基礎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前的邊界線。至於約旦和以色列的和平協議草案，打算不久就緊接著提出。
我向總統表示了我的強烈保留態度。我預料這樣的做法會使我們同兩個方面都搞崩。以色列肯定不會接受那個邊界線；而阿拉伯人，從納賽爾目前那種心理狀態來看，他並不打算對和平作出必要的承諾，因此這不會改善我們同阿拉伯人的關係，相反卻會加強蘇聯人的地位。首先蘇聯人和受他們庇護的人，可以由於迫使我們走了這麼遠而獲得聲譽。其次他們還可以指責我們走得不夠遠，說我們沒有按照我們曾經答應的條件解決以色列問題。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的會議上，當著總統的面辯論了這些問題。總統一方面受到我上呈的備忘錄的警告，另一方面又受到官僚機構的壓力，因此他避免作出決定。他的做法是後來要我同西斯科一起修改國務院的建議，以消除我預料會發生的危險。這個文件經修改後，在五月五日得到總統的批准。修改的地方大部分是做做樣子的。人們知道，總統不打算在中東問題上斷然否決他的國務卿，因此我的影響是微弱的。在新的文本中，第一，美國不會提出一個一下子解決埃及-以色列衝突的全面計劃；而是在西斯科和多勃雷寧的連續會談中，把文本中的條款零零碎碎地提出來。第二，美國起初在推動以色列完全撤出西奈問題上沒有表過態；在邊界問題上的提法依舊含糊不清，「並不一定排除」撤到戰爭前的界線。這些修改只能夠推遲——不能夠制止——國務院勢不可擋地向前挺進；最後的立場一經總統批准，那就一定會以某種方式提出來。
由於約·西斯科不喜歡消閒自在的談判，因此情況就更加是這樣的了。經過修改的戰略一旦得到總統批准，他就開始了同多勃雷寧的第二輪會談。他沒有浪費時間，他從五月六日開始，到六月九日就結束了。西斯科輕快地把美國在重大問題上的立場放了出去。事情很快就變得很清楚，蘇聯不準備接受美國的立場，他們總是要得寸進尺。譬如說，我們堅持到某個階段舉行阿拉伯-以色列直接談判，而多勃雷寧卻把這一點放在次要的地位。在邊界問題上，我們認為「埃及和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之間的前國際邊界不一定排除在外」，蘇聯則要求不加變動地全部撤退到戰爭前的界線。我們主張在整個西奈實行非軍事化，蘇聯卻不是這樣主張。我們堅持蒂朗海峽和蘇伊士運河等國際水道自由通航，而蘇聯則以一八八八年的《君士坦丁堡公約》——這項公約應用於目前的情況下含義是曖昧不明的——來維護自己的立場。在難民問題上意見也有分歧。六月十一日，多勃雷寧向我抱怨會談又陷入了新的僵局。他惋惜西斯科不夠明確，特別在邊界問題上的提法是——按照多勃雷寧用的字眼——「抽像的」（這至少向我表明約·西斯科並沒有越出給他的指示）。
在這整個期間，儘管多勃雷寧站在阿拉伯一邊攻擊我們的方案，但以色列以它無可比擬的方式明白表示了它對美國新的主動行動的不快在不斷增長。五月十三日，拉賓大使詢問我們新的美蘇對話的目的何在，他表示特別擔心我們可能在邊界問題上讓步。他還批評了其他的條款。以色列仍然主張同阿拉伯人舉行直接談判。果爾達·梅厄總理向尼克松總統發出了一封感情激動的信，再次表示她擔心美國在主要問題上事先確定結局會危害談判。為了不讓局勢變得不可收拾，拉賓建議邀請梅厄夫人早日來華盛頓，但是我們當時還沒有作好馬上面談的準備。後來，我從總統那裡得到請梅厄夫人秋天來訪問的邀請。
在外交爭論過程中，不時地發生新的戰事。在五、六、七這三個月中，中東天天發生爆發事件：敢死隊從約旦出襲；在埃及和敘利亞前線發生空戰。梅厄夫人擔保以色列的報復會是迅速而嚴厲的，「七倍」地報償阿拉伯對以色列的襲擊。五月間，納賽爾對《時代》雜誌發表談話說，問題的解決是可能的，如果以色列同意完全撤出佔領區以及讓巴勒斯坦人可以選擇回來的話——這兩項條件都是以色列已經拒絕了的。他在這次談話中還說，他接受了以色列的「現實」，但是他又命令開羅報刊從關於這次談話的報道中刪去這一句話，這就表明了他的矛盾心理。後來，在七月二十三日的一次重要演講中，納賽爾似乎又反過來了；他這次宣稱，埃及在對以色列的戰爭中正進入「解放階段」，並譴責美國和英國支持以色列。與此同時，在六月十三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結束了對開羅的訪問，公報保證蘇聯充分支持埃及「消除侵略後果」的鬥爭。
六月十七日，蘇聯終於給了我們一份反建議。蘇聯的答覆有一些積極因素：它談到了要為締結一項有約束力的協議而努力，也談到了承認以色列。但是，在我們最關心的重大問題上，它並沒有表現出什麼伸縮性：沒有提直接談判；最後邊界必須嚴格按照一九六七年線；自由通航問題說得很含糊；在最後和平的定義中沒有提到任何控制游擊隊的義務；拒絕寫進這樣一條建議：以色列應對返回到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擁有某種控制權。
可是羅傑斯卻認定，蘇聯的答覆表現了足夠的「前進」，值得美國再提出一項建議。由於多勃雷寧已回國磋商，羅傑斯在六月三十日建議派西斯科去莫斯科提出某些新的主張。具體來說，羅傑斯想要授權西斯科去莫斯科見機行事，如果蘇聯在和平、安全和直接談判這些問題上願意幫忙的話，就拿出退讓方案，打出我們的「王牌」——明確地接受戰前的邊界。
我覺得，這種想法，說得客氣一些，也是不成熟的。在我看來，蘇聯的答覆並沒有表明他們作了有意義的讓步。從根本上說，蘇聯竭力想用狡猾的含糊其辭的手法，而實質上是毫不退讓的方案來騙取我們接受其全部阿拉伯計劃。蘇聯的答覆並沒有表現出他們願意配合我們對以色列的催逼，也對阿拉伯人施加同樣的壓力。這個答覆的一個根本的目的看來是要向依附蘇聯的阿拉伯人顯示：少了蘇聯就什麼事也辦不成。如果我們同意這樣做，就一定會同以色列搞崩。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有力量來阻止羅傑斯的主動行動。我向總統建議，只要我們在邊界問題上不作出新的讓步，他可以同意西斯科去莫斯科。我勸總統說：「在現在這個階段，我不想授權給他以任何方式使我們按照退讓方案承擔義務。這樣會使我們在以色列前面走得太遠，並且毫無報償地放棄我們的立場。我認為，應當由俄羅斯人——而不是由我們——來安下釣餌。」我主張採取的策略是：堅持要蘇聯向它的阿拉伯朋友付出一筆相當於我們向以色列付出的代價。這種做法既可以保證談判進行得比較公平一些，也可以使蘇聯同埃及的關係趨於緊張。尼克松同意了我的意見。西斯科得到批准去莫斯科，但是不提出我們在邊界問題上的任何新立場。
西斯科從七月十四日到十七日訪問了莫斯科。他進行的會談就是把以前兩個月交換過的意見重複了一遍。等到他回來時，他也對蘇聯的意圖和是否有靈活性產生了懷疑。他向總統報告說：他沒有看到有任何證據能說明蘇聯打算在和平和直接談判這些重大問題上向納賽爾施壓；他們把納賽爾看作他們在中東問題上的主要工具；他們不想使納賽爾的政治地位和他們對納賽爾的影響冒什麼風險，因此不願催促納賽爾實現和平，除非是按照納賽爾自己的條件。既然不壓納賽爾，他們的策略看來就是穩坐不動，一點一點地侵蝕我們的立場，一直到我們願意把他們的條件強加於以色列。西斯科的結論是：我們也應該穩坐不動。我覺得他的這個結論很對。
西斯科這趟莫斯科之行使得採取主動行動的勁頭停止了整整兩個月。雖然白宮和國務院此刻很罕見地一致同意什麼事也不幹，但是外交活動仍然可望在秋天恢復。外國顯貴們，包括中東爭端的各個有關方面，前來參加聯合國大會，這將提供一種推動力，並提供了再作一次嘗試的機會。
又一個主動行動
從八月份起，各條戰線都重新爆發了戰鬥，其中蘇伊士運河沿岸的戰鬥特別危險，因此更加需要再來嘗試一次。一個精神錯亂的澳大利亞人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縱火的事件也沒有使戰事平靜下來。果不出所料，阿拉伯人說這是以色列干的。納賽爾和沙特阿拉伯的費薩爾國王號召進行聖戰，解放耶路撒冷。恐怖分子綁架了環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開往大馬士革的班機，以色列乘客被扣在大馬士革好幾個星期。以色列工黨著眼於秋季的大選，它宣告：不論和平條件如何，都要保持一部分被佔領的領土。
局勢如此暗淡，需要再一次重新考慮政策問題。和通常的情況一樣，國務院力陳採取主動行動的必要性，我則敦促應在事前擬訂好具體的策略。葛羅米柯前來出席聯合國大會。羅傑斯和我國駐聯合國大使查爾斯·約斯特要求尼克松允許我們提出贊同一九六七年的邊界，但以作出令人滿意的安全安排為條件。西斯科則採取比較謹慎的態度。
這些壓力說明了被我奉為有關美國外交決策的一個基本格言：一旦有了一個退讓方案——不論怎樣附有條件——它總是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提出來，首先是通過私下的評論和從報刊透露出來，最後作為一個正式立場提出。一個總統如果批准退讓方案而又指望他可以不面對這種方案帶來的後果，他是準會失望的。這個方案的存在本身就使人們不會那樣頑強地去堅持維護原來得到批准的方案。如果官僚們的特權和個人的私心同這種底牌方案和它的成功希望聯繫在一起，那麼這種堅持原方案的勁頭就消失得更快了。
因此，那種老一套的辯論如今又再一次展開了，這一次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九月十一日的會議上展開的。國務院的代表們說，我們如果不提出退讓方案，就不可能取得進展（這樣的論據發展到一定程度，最後會使我們在每一個問題上接受蘇聯的立場）。我懷疑這樣一個建議是否明智，因為這項建議肯定會遭到以色列拒絕，而且因為它附有已經遭到拒絕的和平條件，甚至使埃及也不會接受。這樣，到下一輪談判的時候，由於我們已經公開採取了這樣的方針，我們一定會受到壓力，要我們更進一步軟化我們的立場，然後再拿來強加於以色列。
我們又回到了我們在二月間開始的戰略爭論。主張進一步退讓的人說，時間對於我們不利；僵持局面拖得越長，我們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就越糟。我強調說，事情恰恰會同他們所說的相反。繼續保持僵局，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這樣可以說服埃及面對現實，使它相信受蘇聯庇護和奉行激進外交政策會妨礙談判取得進展，只有美國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這樣可以把蘇聯的無能為力暴露出來，到一定的時候，還可迫使阿拉伯人，特別是埃及人，從根本上重新改變他們的外交政策。羅傑斯把兩國會談看成是使蘇聯來幫助我們擺脫我們在中東困境的手段。我認為，面臨困境的是蘇聯，因為除非得到我們的合作，或者通過一場他們的附庸肯定會吃敗仗的戰爭，否則他們就沒有辦法達到他們的目的。如果我們鎮靜自若，他們遲早要付出代價來取得我們的幫助，不是在中東，就是在別的什麼地方付出代價。羅傑斯擔心美國可能在四國會議中陷於孤立。我認為，這是四國會議這種方式必然會造成的局面，再聰明的辦法也避免不了。
國家安全委員會九月十一日會議之前，總統找約翰·米切爾來商談，要他就總統面前幾種可能的做法以及在國內政治上會起什麼影響向總統提供意見。米切爾外表生硬，抽著煙斗，後來命運不佳，但卻是一個深思熟慮和機靈的人。尼克松很尊重他的政治判斷。他扮演著一個超然的旁觀者和總統利益保護者的角色，有許多次證明他是很有眼力的。米切爾這次要尼克松提防他面前的國內輿論的壓力——同以色列不可避免的爭吵，沒有實現和平的希望。
這就使尼克松對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次會議很有準備，他在會上很不客氣地詢問羅傑斯和西斯科。他問道：「你們這些老兄跟以色列人談過話嗎？」他們認為以色列對我們接受一九六七年的邊界會有什麼反應？羅傑斯和西斯科肯定地對總統說，以色列人對全面方案會高興的，因為那裡面將包括以色列人自己的關於和平定義的因素。我對此表示懷疑，我指出，如果我想得對，而我們又不打算向以色列施加壓力，我們就會在阿拉伯人面前丟人，讓他們不僅指責我們用心不良，而且還顯得無能。總統決定在梅厄夫人來訪以前在談判中只限於「探索」。同時，他命令著手研究同埃及以及同約旦和敘利亞謀求解決的條件。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也許不能真的當作是擬訂選擇方案的辦法，但是利用這個會議來找一個借口推遲作出決定卻非常方便。
米切爾後來告訴我，總統對於如何著手進行並沒有定見。尼克松在幾個星期之後對我說，他同意我的意見，最好把具體的建議推遲一下，看看蘇聯人和埃及人之間會發生怎樣的緊張狀態：「他們（莫斯科）可以舉行首腦會談，可以進行貿易，但是如果他們得到了中東，我可就要倒霉了。」因此，羅傑斯和西斯科奉命在同葛羅米柯會談時，不提出任何新的東西。
果爾達·梅厄
果爾達·梅厄在九月二十五日到達華盛頓，這是她擔任以色列總理後第一次來美國。她是一個脾氣古怪的人。她在帝俄虐待猶太人的時候，在俄國度過了她的童年，在荒涼困苦的巴勒斯坦作為拓荒者度過了她的青年時代。這種經歷教育了她，使她懂得，只有審慎小心才有機會生存下來，只有敢於鬥爭才能獲得成功。她那飽經風霜的臉孔，是活生生的見證，說明了一個看透了人類非人道行為的民族的命運。她那警惕的眼睛清楚地表現出，她不想讓她所領導的人民束手無策地聽任同樣的命運來宰割。但是，她渴望能看到她的人民能實現他們的和平夢想。她偶爾表現出來的嘲諷的表情，遮蓋不住她的那股同情心，把每一個以色列士兵的死亡都看作是她的家庭裡喪失了一個成員。她是自己祖國的一個締造者。以色列為之戰鬥的每一寸土地，在她的心目中都是她的人民生存下來的象徵。她要頑強地保衛每一寸土地，不讓敵人侵佔。要她放棄這一寸土地，就必須得到實在的安全保證。她有一個富於洞察力的頭腦，樸實而又帶惡作劇的幽默感。不為花言巧語所迷惑，也不對談判策略中那些細膩微妙的地方特別感興趣。她能夠一下就抓住問題的要害。對於虛誇自負她用的是反唇相譏，她以她的人品和機敏的心理來控制同人家談話的進程。她對我像是一個慈祥的姑母對待她特別疼愛的侄兒那樣，因此，哪怕只是承認有可能存在意見分歧也會使我像是對家庭長者不敬，造成情感上的傷痛。這種情況通常是可以估計得到的。我的妻子常愛說，她所見到過的最有戲劇性的場面就是果爾達·梅厄和我意見不一的時候。梅厄夫人對待羅傑斯國務卿的態度是，好像他那些報告中的觀點都不可能是真的；她相信，只要羅傑斯有機會來說明他的立場，那些由於電報和報告中難免的疏漏而造成的誤會就會煙消雲散，那時她就會表示原諒。至於尼克松，梅厄夫人稱讚他是猶太人的老朋友，對於我們這些比較熟知尼克松在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的矛盾心理的人來說，這簡直是令人吃驚的新聞。但是這給了尼克松一種值得保持的聲譽。尼克松為以色列做了很多好事，如果不是出於愛慕之情，就是出於他這個人身上特有的那種對於國家利益的冷靜考慮。
她同尼克松談話的論點很簡單：美國不應當讓別人來規定條件而讓納賽爾規避締結和平的責任；必須使蘇聯知道美國是決不會聽任以色列被人摧毀的；阿拉伯人必須明白以色列不是弱者。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和平。
然而尼克松所以能發跡並不是因為他聽了一些籠統的原則就信以為真。當他正在為國務院硬要強行推行他們那一套做法而煩躁時，他一點也不相信，只要我們堅定，和平就會自動地到來。主要是出於國內的考慮，他還不打算對以色列施加壓力，他向果爾達·梅厄保證援助以色列對付蘇聯的進攻，這一點並沒有困難。他贊成以色列強大，因為他不希望美國有朝一日不得不替以色列打仗——梅厄夫人的觀點也正是這樣。尼克松認為，納賽爾只有在占壓倒優勢的實力面前才會變得溫和一些。
但是擺在尼克松面前的還有他的國務卿的政策建議，因此他很難許下諾言，說美國決不提出新的和平條件。他踏步不前，給人的印象是，他比他的官僚機構更同情以色列的憂慮——這一點確也屬實——並且提出一個「以硬貨換軟貨」的辦法。這就是說，他答應以色列提出的供應武器的要求，如果以色列給我們在談判中有某種自由的話。他有力地表示他可以保證，美國所要求的這種自由決不會很大。
不能說梅厄夫人同意這個做法，說得準確一些，她是默認了一個只有等到將來才看得清楚會有什麼含義的提法。她保留了將來在必要的時候再進行戰鬥的權利，她會選擇某個地位比總統低的當權人物作為她的對手。後來的事實證明，她不久就得到了進行戰鬥的機會。總統提出的「以硬貨換軟貨」的辦法被洩露給報界了——意思是說，從此以後，軍火援助要取決於以色列在談判中的彈性。梅厄夫人冒火了，她抗議的矛頭直指（也許指得對）國務院（國務院得到了一份總統與梅厄夫人談話的摘要）。
官場裡一場嚴重的戰鬥隱然出現。九月二十七日，多勃雷寧來拜訪我，向我提出了蘇聯每過一段時間就提出一次的建議，即美蘇兩國採取一個共同的立場，這一次是以向聯合國特別代表雅林提供一個指導方針的形式出現的。我拒絕了這個建議，我的理由是：只要蘇聯在越南問題上不起好作用，要在別的地方採取聯合行動就「有困難」。蘇聯人顯然指望由我們來出力，而他們卻可以搭順風車，在這種情況下，我不打算同蘇聯搞聯合行動。但是碰了我的釘子只不過是使多勃雷寧又回到其他渠道。他在九十月間，繼續同西斯科舉行了頻繁的會談。西斯科和多勃雷寧揀起訪問莫斯科時的線索，仔細地探討了解決埃及和以色列爭端方案中的各項條款。到十月十四日，西斯科報告說，在程序問題上（例如舉行二十年前拉爾夫·本奇在羅得島上進行的那種間接會談）取得了足夠的進展，下一個星期就可以進而討論邊界問題了。
我對這種「進展」是抱懷疑態度的。我認為蘇聯人是在利用中東問題，同他們利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一樣，使尼克松重新考慮他所宣佈的越南問題上的十一月一日「限期」（見第八章）。我的憂慮並沒有因為多勃雷寧和總統十月二十日的會晤而減輕。多勃雷寧念了一份備忘錄，把中東僵局的全部責任推給了華盛頓。尼克松的回答很尖銳，他指出，蘇聯在以色列撤退問題上毫無鬆動，蘇聯沒有表示他們準備要求埃及作出任何犧牲，而這個受蘇聯庇護的國家打輸了戰爭，喪失了領土，沒有資格提要求。
尼克松把多勃雷寧壓下去了，可是西斯科這時卻在設法得到允許讓他把我們的底牌方案告訴多勃雷寧，即接受一九六七年的邊界，但必須有安全保證。西斯科想在十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會談中向前推進。我同總統討論了這個問題，總統同意，在十一月一日越南問題上的限期來到以前，美國不採取任何主動行動。尼克松事實上是下了一道明確的命令，在他十一月三日發表越南問題重要講話以前，不得同蘇聯再有任何接觸。西斯科表示不同意，因為羅傑斯已經答應了葛羅米柯：西斯科將在十月二十八日與多勃雷寧會晤。（這個理由並不是不能更改的，因為西斯科總可以拖一拖。）但是尼克松的心神都放在越南問題上了，他在準備十一月三日的講話，在處理暫停轟炸問題，他比平常更沒有心緒同他的國務卿爭鬥。他勉強退讓了。非常能說明尼克松的特點的是，他又耍了一個兩面手法，他要求約翰·米切爾和倫納德·加門特——總統顧問和猶太人事務顧問——使美國猶太人領袖知道他對國務院的這種外交是有懷疑的。尼克松明確地向他們示意，他一定會竭力使他批准進行的這個主動行動得不到任何結果。
我們就是處在這樣一種不正常的狀態中：尼克松贊成我的策略，可是卻在照著羅傑斯的辦法做。尼克松在中東政策上相對地照羅傑斯的辦，這中間的緣故我已經在這一章開頭的時候就說過了。尼克松非常明白，這樣的外交活動不會有什麼結果。每當事情看來要搞崩的時候，他通常就照我的意見停止談判。說到底，非常可笑的是：這樣造成的冷一陣熱一陣的政策，先採取主動然後又使之中斷的政策，實際上做起來正好達到我內心想要收到的效果：使我們處於談判中的樞紐地位，顯示出蘇聯沒有能力取得進展。
只要蘇聯的無能還沒有顯露出來，美國採取積極的政策就不會有什麼收穫。尼克松有時也禁不住想要強制解決問題。一九六九年後期，我在一份備忘錄中告訴他，由於以色列的態度很強硬，侯賽因國王對和平的前景很悲觀，尼克松明確地批示說：「我開始在想，我們得考慮單方面採取有力的措施來挽救以色列，不讓它自己毀滅自己。」但進一步考慮後，他作罷了，因為在一九六九年，我們採取這樣一種方針，得益者將會是蘇聯和公然吵吵嚷嚷與我們為敵的蘇聯的附庸。
十月二十八日，西斯科終於向多勃雷寧提出了國務院一直巴不得要提出來的底牌方案——表示美國贊成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國際邊界線。這個方案中，包括這樣一些和平與安全安排的條款，國務院沒有明確的證據就冒險地斷定這一方案足以吸引以色列接受撤退，並使蘇聯認為值得對埃及施壓力。但這兩個希望後來都落了空。
與國務院的估計相反，蘇聯對我們這個建議的反應是不明確的；同納賽爾過去使我們相信的情況也相反，接受戰前的邊界並沒有改善我們同他的關係。不僅如此，納賽爾在十一月六日向他的國民議會發表了一篇激烈的講話，宣稱他將用「火與血」而不是用政治上「不徹底的方案」來收復被佔領土。他指責美國站在以色列一邊進行軍事參與。納賽爾這一通話非常極端，國務院採取了一個少有的行動，發表聲明進行反駁，認為納賽爾這種態度使和平受到「挫折」。沒有多久，埃及外交部部長馬哈茂德·裡亞德說，我們的和平計劃（包括那個計劃中在邊界問題上的新方針）比以前的建議「甚至更壞」。以色列的態度更在意料之中。在和平定義上的讓步，本來預想可以得到以色列的默認，但卻被他們扔在一邊。以色列以最強硬的外交辭令，對我們在邊界問題上提出的具體方案表示抗議。美國支持以色列的人表示震驚。戰事再次升級，特別是在蘇伊士運河一帶。一九六九年九月利比亞政變推翻了君主制，卡扎菲上了台，引起了人們對這個地區政治前途的擔心（使我們喪失了我們在那裡的基本特權）。黎巴嫩在瓦解。我們舉行了緊急會議來討論一旦發生公開內戰的應急計劃。在我們的朋友當中，中東溫和領袖——侯賽因國王、摩洛哥的哈桑國王、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親王、伊朗的國王和黎巴嫩人——直接或者通過使節告訴我們，他們對這個地區越來越激進的趨勢感到絕望。
羅傑斯計劃
但是，鼓吹美國應當起積極作用的人卻像一個連連賭輸的賭徒一樣，一味地要增加賭注。他們不管雙方都明確表示了他們的立場，仍然堅持說，按照我們所選定的道路，還是有可能取得妥協的。他們還相信，只要改善和平條款的內容，就可以換得以色列在邊界問題上的伸縮餘地。因此，到了十一月下旬，國務院正式向總統建議恢復四國會議。他們建議，我們的埃及計劃實質上仍保持原來的那些原則，但附上一份關於約旦問題的姊妹文件。他們說，我們對朋友不能比對敵人還不如，無論如何，約翰遜總統實際上曾經答應約旦對一九六七年的邊界做微小的修正，以使約旦接受二四二號決議。他們認為，這可以使我們在世界的心目中顯得不偏不倚，而且即使目前的談判失敗，還可以使以後的談判有一個起點。他們沒有說明，我們是要打動什麼「世界」的心目，也沒有說明，這樣一個幾乎可以肯定不會收到任何效果的建議能夠得到什麼長遠的好處。誰也沒有說明一下，為什麼這個文件的命運會比埃及文件的命運好一些，以及接二連三地遭人拒絕究竟是為了什麼。
在把國務院的這項建議轉給總統的時候，我那種老話已經說得厭煩了，不過我還是再一次表示，所有這一切嘗試肯定是白費力氣的。我們想像不出有任何辦法能把兩方面的分歧彌合起來：「一個方案如果不對以色列施加巨大的壓力，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它的結果十之八九是使雙方對立。它也許會引起戰爭。」我擔心以色列在失望之餘可能會發動先發制人的襲擊，也可能阿拉伯國家看到我們的建議行不通會轉而訴諸戰爭。美國的主動行動每失敗一次都會正中蘇聯人的下懷，加強激進派的地位。
尼克松決定在十二月十日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考慮我們的方針。在這期間不再提出什麼建議。但是羅傑斯國務卿定於十二月九日發表演說，公開全面地闡述我國的中東政策。這個日子選擇得很古怪，因為發表演說的日期，正好在預定要就這個問題作出決定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的前一天。羅傑斯要總統放心，他不會講什麼新的東西。羅傑斯和西斯科說，這個演說決不會損害總統在十二月十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作出的決定。他們的這番話居然行通了。（這是玩弄權術來制服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種手法，在這以後，在任何其他問題上，這種手法再也沒有得逞過。）
於是羅傑斯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晚向成人教育骨幹會議發表了他的演說。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顯赫的團體，逼迫著要由高級人士就中東問題發表一個聲明，可是我一直沒有注意到他們的這個要求。這篇演說以「羅傑斯計劃」而出了名。羅傑斯強調我國的政策是不偏不倚的，雙方都必須作出讓步。他把西斯科和約斯特在兩國會談和四國會議中提出的我國的方案提了出來。羅傑斯堅持說，和平的條件和義務必須在自由通航和主權這些問題上的具體條文中加以規定；有關各方必須在雅林大使的幫助下作出可靠的安全安排。但是受到所有各方面注意的是他在領土問題上的提法：
我們認為，公認的政治邊界必須建立，並得到有關各方的同意，但是對過去存在的界線做任何修改都不應反映出征服的壓力，而應當僅限於為共同安全所需要的非實質性的變動。我們不支持擴張主義。我們認為，軍隊必須按決議的規定撤退。我們支持以色列的安全，我們也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安全。
把這些原則應用於埃及-以色列協議，羅傑斯接著提出了以色列武裝力量撤到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國際邊界的建議。
幾個小時後，人人都向這篇演說開火了。正因為在這篇演說中包含了已經為雙方所拒絕的因素，因此它勢必受到各方面的抨擊。阿拉伯報界，主要是埃及的，把這篇演說看作是美國的一個花招，向阿拉伯人擺出美國不偏不倚的樣子，損害蘇聯同埃及的關係。蘇聯人先是發表了一個很和解的聲明，說羅傑斯的演說「早就該發表了」，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是否願意逼迫以色列撤退。後來，《真理報》為了同埃及的反應合拍，指責這篇演說是美國想要把自己偏袒以色列的態度掩蓋起來。演說發表後的第二天，以色列內閣拒絕了外界要把邊界確定下來的一切嘗試；梅厄總理說羅傑斯是在「說教」，大國不能代替他人締造和平。美國猶太人各大組織主席會議表示「嚴重憂慮」；國會議員也參加提意見了。埃班再次被派來華盛頓同美國官員會談。
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在這樣一種愜意的氣氛下在十二月十日開會討論國務院的一項建議：提出一個可以與埃及計劃相仿的約旦計劃。一切跡象都說明了這一計劃肯定會失敗，但是什麼東西使國務院著了迷一定要幹下去呢，這只能讓官場心理學的專家去研究。也許在官僚們把威信押在一種政策上之後，他們就寧可看著它失敗，也不願意放棄它。我多多少少不誠懇地對羅傑斯說，他這篇演說很起作用，看來美國用不著再有什麼作為了。我應當懂得，這樣的調皮話，是不會使他們長時間撒手不再去幹他們硬要幹的事的。國務院向總統提出建議：在四國會議中，正式把具體的以色列-約旦和平計劃提出來（這本來據說是只作為「指導方針」的），以使美國的方案「更加完善」。
到這時，辯論已經定型了。那些要求提出具體建議的人認為，這樣可以改善我們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我的看法是：如果我們不打算強制實行我們的建議，光是把建議提出來，最多只能使我們贏得兩三個星期的時間，這段時間一過去，我們又不得不再拿出一點什麼東西來，或者是讓談判搞崩。主張我們的建議要具體化的人認為，這樣可以使蘇聯變得溫和。我卻相信，美國一個勁兒不停地讓步，只會使蘇聯更加禁不住想要充當阿拉伯激進派的律師。主張奉行積極政策的人以為我們的方案越來越慷慨大度就可以把那些激進的政權爭取到我們這邊來。我卻認為，那些激進的政權是爭取不過來的；如果我們堅持以他們改變方針作為美國認真參與其事的先決條件，倒比較可能使他們變得溫和一些。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對於僵持局面繼續下去會加強蘇聯的地位這樣一個我們外交活動的根本前提，我提出了異議。在我看來，事情恰恰相反，僵持局面持續的時間越久，事情就看得越加清楚，蘇聯拿不出阿拉伯人想要得到的東西來。隨著時間的消逝，蘇聯的阿拉伯附從一定會認定，同蘇聯友好並不是實現他們目的的關鍵所在。只要我們堅持得住，遲早會使激進的阿拉伯人不得不重新估計他們的政策。
這就是我的策略，從一九六九年起，這逐漸地成了我們的政策。（這是踩過了國務院各種各樣和平計劃的屍體才實現的，這些和平計劃不是被我扼殺的，扼殺它們的是中東地區各有關方面的強烈情感。）到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這個策略便開始見效。
國家安全委員會十二月十日會議的結局在某種意義上與這次討論的主要目的是背道而馳的。尼克松不願否決國務卿的意見，但又不想面對同以色列攤牌的後果，於是就決定把關於約旦的建議進行下去，同時使白宮盡可能同這項建議保持遠距離。尼克松這一次還是希望把意料之中的批評引向國務院，同時卻得到從提出這個計劃本身可以得到的任何外交上的好處。因此，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授權在四國會議上提出這項關於約旦的文件。與此同時，尼克松下令通過萊恩·加門特私下向梅厄夫人作出保證：我們不會走得更遠，我們不會使勁去推行我們的建議。
官僚們在執行他們所不同意的指示時素來是拖拖拉拉的，可是一旦實行他們所高興而又唯恐會發生變化的命令，那股辦事敏捷伶俐的勁頭真是了不得。關於約旦的計劃得到批准後不出二十四小時，約斯特大使就在十二月十八日把它提出去了。
儘管尼克松作了保證，以色列人對羅傑斯的演說、恢復四國會議和關於約旦的文件發動了公開的和私下的攻擊。梅厄夫人召開了內閣特別會議來討論美國-以色列的關係。一個以色列官方人士對萊恩·加門特說，梅厄夫人「極為失望」和「傷心」，認為這種局面是「醜聞」和「災禍」。埃班外交部部長公開指責美國在把關於約旦文件提出來以前沒有讓以色列知道它的細節，儘管他在十二月十六日會見過羅傑斯。國務院官員反駁說，羅傑斯一般地向埃班描述過這個計劃。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個美國猶太人領袖代表團會見了羅傑斯，表示了他們的關切。以色列內閣發表了一項聲明，斷然拒絕了美國建議；梅厄夫人據說認為這項建議是對阿拉伯人危險的「安撫」。
為了平息以色列人的憂慮，西斯科建議由我們來說明，尼克松政府的立場與前一屆政府的立場沒有什麼不同——這就突出地表現了我國政治中一個令人臉上無光的事實：一個新上台的政府除非是出了麻煩，否則從來不願意表示它同過去的政府的連續性。西斯科還建議就以色列提出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要求早日作出肯定的決定。尼克松批准了。這就形成了一種循環：我們每採取一個以色列不贊同的談判步驟，就要同時把對以色列的援助計劃加緊一步，而我們同以色列的意見並沒有真正地一致起來。
演進中的戰略
雖然我們在不到九個月的時間裡，從討論總的原則演進到了提出具體的計劃，但是外交上並沒有取得進展。我們同埃及的關係也沒有改善。一個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我們同埃及沒有什麼直接的接觸，納賽爾當然會斷定，他等待的時間越長，我們提供的條件就會變得更好。只要美國每過幾個月就無償地採取一個新的行動，他就沒有必要在採取激進政策和蘇聯勾結以及在取得美國支持這兩者之間作出抉擇。我們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一步步地在朝著一個方向移動——從「征服的壓力」到「調整」，再到「非實質性的變動」。在有關和平的緊要問題上，不論阿拉伯激進派或者蘇聯方面都沒有作相應的變動。與此同時，蘇聯還沒有懂得，僵持局面保持下去，它所受到的損失最大；蘇聯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在納賽爾抨擊過後，它也跟著來一番抨擊。在等待了兩個月之後，十二月二十三日，蘇聯人終於對我們主要是支持一九六七年邊界的十月二十八日建議作出了答覆。他們拒絕了這項建議。多勃雷寧對我抱怨中東談判停滯不前，毫無結果。他說，莫斯科如今想使中東問題成為通過特種渠道來討論的問題之一，因為，顯然這種問題只有「在最高一級」才能真正解決。我對他說，我們對我們已經提出的方案沒有什麼可以補充。蘇聯人做事過頭，反倒救了我們，這種事情是常有的。四國會議和兩國會談都完了。尼克松到這個時候堅定地同意了我的看法：解決問題的時間還沒有成熟。但是他寧可等我們的主動行動自行冷卻，而不願發出明確的命令。
那年冬天，我在草擬總統第一次向國會作的外交政策報告時，試圖把他的觀點反映出來。為了降低公眾的期望，我在第一稿中寫了一句話，說阿拉伯-以色列衝突是「難以駕馭的」。國務院發出了一陣喧囂的抗議聲，他們說這樣暗淡的看法把他們出力做的工作全敗壞了。我不同他們正面爭吵，在最後定稿（發表於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中把這句話改得緩和一些說，阿拉伯-以色列的問題「有著嚴重的難以駕馭的因素」。這使中東問題專家氣平下來了。這句話文字上的笨拙，反映了在官僚之間要達成妥協可不容易。俗話說，駱駝就是委員會設計出來的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例子來說明這句俗話了。
但是，通過外交上的僵持局面，根本的問題就變得清楚了。有關各方正式採取的立場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阿拉伯國家，除約旦以外，顯然並不打算以同以色列建立正常關係來實現真正的和平，也不打算具體確定什麼才是安全。以色列不願歸還全部領土——即使接受它所提出的和平的定義，大概也不願以歸還全部領土來做回報。有關各方的立場之間的矛盾事實上是難以駕馭的。
納賽爾指望我們來把他從一九六七年的輕率行動所造成的後果中解脫出來。但是他不願放棄他扮演的阿拉伯激進民族主義倡導者的角色，這個角色使得他幾乎在一切國際問題上擺出粗魯的反美姿態。他也不準備放棄這樣一個幻想：把美國拉過來的最好辦法是通過蘇聯的訛詐。這使得他的絕大部分談判都是通過莫斯科來進行，而不肯直接同我們打交道。蘇聯人這方面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眼光，而是因為他們要保持激進民族主義的保衛者的資格，寸步不讓地為阿拉伯人的最高要求辯護。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為這樣一個不太可能的聯盟火中取栗。因此，一九六九年所有形形色色的談判計劃都沒有成功。
但是，通過這樣一番吵嚷，美國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也就逐漸顯出了它的內在力量。沒有我們，誰也實現不了和平。只有我們，而不是蘇聯，才能對以色列施加影響。以色列很強大，它不會屈服於阿拉伯的軍事壓力，而我們則能夠堵塞一切外交活動，直到阿拉伯人表現出他們願意對以色列的讓步作出相應的報償，如果我們保持堅定，不被嚇倒，我們所處的關鍵地位就會越來越明顯。尼克松採取支支吾吾的態度，他支持我的戰略，但又批准（後來又中止）國務院的策略。在這過程中，部分的是由於辦事有缺陷，我們開始實行我所讚許的方針。官場中的僵持局面倒是實現了我所主張的政策：實行一種得不到肯定結果的方針，經過一段時間後，一定至少可以誘使某些阿拉伯領導人回過頭來想一想，他們依靠蘇聯的軍火和作出激進姿態是不是能幫助他們達到目的。阿拉伯的頭頭一旦看清楚了——不管是什麼原因使他們看清的——從我們這裡勒索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就會逐漸明白，蘇聯向我們施加壓力和他們自己的頑固態度只會使事情停頓不前。我認為，他們到頭來還是不得不找我們。
總之，經過辯論和長期猶豫之後，一九六九年終於為以後扭轉中東的結盟打下了基礎。但是，完成這個扭轉卻花了很長的時間，經歷了一些危機和一場痛苦的戰爭。
[1] 尼克松曾經希望完成艾森豪威爾的訪日計劃而成為訪問日本的第一個美國總統。命運使他也失敗了。傑拉爾德·福特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訪問了東京，這本來是計劃好由尼克松來進行的。
[2] 見一九四七年九月安德烈·日丹諾夫在建立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上做的報告，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複印，題為《世界共產主義的戰略與策略》，向小組委員會提出的關於國家的與國際的運動的第五號報告，眾議院第六一九號文件，第一號補充文件，一九四八年第八十屆國會第二次會議，第二一一頁。日丹諾夫實質上是把中東看作從英國的勢力範圍向美國的勢力範圍過渡。
[3] 納賽爾指責美國在一九六七年的戰爭中，直接在軍事上參加到以色列一邊。約翰遜總統堅持要納賽爾撤銷這個指責，然後才能恢復外交關係。納賽爾通過報紙撤銷了，但是約翰遜堅持要納賽爾直接向美國作這個表示。
[4] 這個判斷後來證明是錯誤的，因為西岸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最難處理的問題。
[5] 見一九六九年二月十日《新聞週刊》所載阿諾德·德·博什格拉夫的納賽爾訪問記和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新聞週刊》所載他的埃什科爾訪問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