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一九六九年：旅程開始 第八章 越南問題的苦惱

我現在一提筆寫到越南的往事，還免不了有一種痛苦和憂傷的感情。

當我們就任的時候，五十多萬美國人正在一萬英里之外作戰。根據我們前任制訂的計劃，他們的人數還在增加。我們發現並沒有任何撤出的計劃。已經死了三萬一千人。不論當初我們作戰是抱著什麼目的，到一九六九年，我們在國外的信譽，我們所承擔的義務的可靠性，和我們的國內團結一樣，都受到了地球上離北美最遠的這個國家所進行的鬥爭的危害。當初我們是公開捲進這場戰爭的，並且得到了國會、美國公眾和新聞界的一致同意[1]。但是到了一九六九年，我國已被抗議和苦惱分裂了，這種抗議和苦惱有時帶有一種狂暴的和醜惡的性質。一個民主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崇尚禮讓的風氣敗壞了。任何一個政府如果得不到最起碼的信任，就不可能進行治理。然而，我們所能有的抉擇都十分嚴酷，而國內爭吵又日益劇烈，因此這種信任就銷蝕殆盡了。

心理學家或社會學家們有一天也許解釋得出來那個遙遠的單色調的綠野青山連接著藍色大海的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千年來，這塊地方吸引著一些外國人，他們到那裡去追求榮耀而得到的卻是挫折，他們相信在它的稻田和密林裡總會建立起某種原則來，他們去到那裡而結果卻只有在幻滅中退出來。是什麼東西在它的人民中激發出如此奔放的英雄主義和偏執狂，致使一連串外來人到那裡去尋找揭開某種秘密的線索而隨後卻被極端的固執行為驅趕出來？這種固執行為不僅使外國人的努力遭到挫敗，而且危害到外國人自己的內部平衡。

我們的前任曾經天真地捲了進去，他們深信這場殘酷的內戰意味著某種國際局勢的風口浪尖。他們在四年的鬥爭中都未能制定出一項取勝的戰略，而且現在就我們所知，這樣一項戰略也是無法實現的。他們作了不少的事情使美國以其力量和信譽作出重大的承諾，卻沒有進行足夠的工作來使戰爭結束。在約翰遜執政的最後一年，共產黨人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全國範圍的攻勢。今天研究這一問題的人員無人懷疑這個攻勢遭到了重大失敗。但是戰鬥的規模和犧牲的慘重卻使它成了一場心理上的勝利。在春節攻勢的影響下，我們首先是減少然後又終止了我們對北越的轟炸，交換條件只是使談判開始，而我們毫不容情的對手又立即使之陷入僵局。對於這一場我們不會取勝但似乎也無法終止的戰爭，公眾的支持正在日益減弱。

而且在我們國內，反對勢力有了增長。它的組成是多種多樣的：有些是真心實意的和平主義者，他們痛恨他們的國家參與千萬里以外的殺戮；有些是看不出任何可取結局的務實主義者；有些是希望結束美國在海外的戰爭行動的孤立主義者；有些是理想主義者，他們認為我們的價值觀念同第一次在國內由電視實況轉播所反映的戰爭恐怖是完全不相容的。這幾派人士還受到一小批人的鼓動，他們運用辱罵和暴力行動這樣一些衝擊手法，來表達六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暴怒情緒，表達他們對美國，對它的「制度」及其「邪惡」的憎恨。所有這些派別聯合起來，形成了一九六八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的令人痛苦的混亂現象，造成了大學校園裡的暴亂行動，並使得曾經支持美國在戰後對外政策上採取偉大的主動行動的領導人們思想混亂和士氣沮喪。

理查德·尼克松接管的是這樣一個沸騰的局面。如果需要一個人來採取一種通情達理的行動同反對黨的負責人士取得和解，那他在所有可供選擇的人選中間大概是最不適合的一位了。他看到自己不管怎樣都是那些要讓他毀滅的自由派陰謀打擊的目標，因此他怎麼也不能不把越南戰爭引起的動盪看作是長期來對他的政治存在所進行的攻擊的繼續。儘管他對真心實意的抗議者的苦惱所抱有的同情比這些人所瞭解的要多，然而他卻從來不曾鼓起自信或以精神上的豁達大度來向他們伸出手來。他接受了他們的論點，即我們面臨著一場你死我活的國內鬥爭，而在事件發展的過程中他卻促進和加深了這場鬥爭的激烈程度。

為了保持公正，我們必須承認他得到的幫助極少。畢竟，像休伯特·漢弗萊這樣一個一生都在尋求和解的人，他在競選總統活動中所受到的對待也並沒有好多少。在尼克松就任以後，那些當初使我們捲入越南的人們先是轉向中立，接著就採取反對立場，把這場尼克松繼承下來的戰爭的責任強加在他的身上，並且以尋求解決辦法為名對他進行攻擊，而這些解決辦法卻是他們在過去有機會這樣做的時候既沒有主張過更沒有實行過的。

尼克松政府上台時決心停止我們在越南的參戰。但是它不久就在現實面前碰了壁，這種現實情況也曾經折磨過它的前任。差不多有一代人的時間，自由國家人民的安全與進步有賴於對美國的信任。對於一項涉及到兩屆政府、五個盟國和三萬一千名戰死者的事業，我們不能只是一走了之，就像換一下電視機的頻道那樣簡單。許多人要求我們「倣傚戴高樂」，但是他們忽略了即使是戴高樂也花費了四年的時間，才使他的國家從阿爾及利亞解脫出來，因為他也一樣認為，重要的是使法國擺脫它的艱苦境遇而同時又保證內部團結和國際形象不受損害。他讓法國從阿爾及利亞解脫出來，這是作為執行政策的行動，而不是作為一場崩潰的結果，他的舉動反映著一項國家的決策，而不是一次大敗退。

對美國來說，使越南戰爭取得這樣一種結局甚至是更為重要的。作為民主聯盟的領導者，我們必須記住有一大批國家和千百萬人民把他們的安全寄托在我們與同盟國並肩作戰的信念上，實際上是寄托在我們對自己的信心上。任何一個嚴肅的政策制定者都不能讓他自己屈服於那種流行的做法——把「威望」、「榮譽」或「信用」一概貶為虛假的東西。我過去認為，現在也還認為，一個大國僅僅為了使自己從艱苦的境遇中得到喘息的機會而不惜聽任一個小國遭受暴政的統治，那是極不道德的，而且對我們要使國際關係最終形成一種更為和平的新格局的努力也是具有破壞作用的。如果北大西洋聯盟各國政府對美國力量的持久性產生懷疑，我們就不可能使這個聯盟重新具有新的活力。如果我們在一場大戰中屈膝投降，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就無法推動蘇聯朝著必須互相克制的方向前進。如果我們一蹶不振，表明我們對亞洲安全不起作用，從而失去了我們作為一種抗衡力量的價值，我們也許就不能打開同中國的關係。我們中東外交的成功要看我們是否能使我們的盟友相信我們是可以信賴的，並讓他們的對手們確信我們決不接受軍事壓力或訛詐的威脅。很明顯，美國人民想要結束這場戰爭，但是每一次民意測驗，而且事實上尼克松的當選（以及支持華萊士的投票）也同樣表明，他們認為他們國家的目標是高尚的，他們不願意讓美國遭受屈辱。新政府不得不考慮反戰者的關切，但同時也必須考慮這樣一些家庭所遭受的極大痛苦，他們的兒子為國家經受苦難並捐軀沙場，他們不願意讓政府——在發生這些事情以後——作出的決定使他們的兒子們的犧牲變得毫無價值。

對我來說，關於美國的榮譽和美國的責任的這些原則並不是空洞的詞句。我是強烈地感受到它們的。我是在希特勒圖謀在巴伐利亞首府慕尼黑髮動啤酒店政變六個月以前，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的費爾特鎮的。當我九歲的時候，希特勒上了台。費爾特是紐倫堡的緊鄰，二者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有聯繫，就像布魯克林同紐約那樣。紐倫堡當時是舉世聞名的，因為它得到納粹的大力支持，那裡經常舉行大規模的納粹黨集會，它所通過的種族歧視法律也是臭名昭著的。直到我移居美國之前，我的家庭和我自己忍受著變本加厲的排斥和歧視。我的父親失去了他畢生從事的一項教育工作，我父母的朋友們的孩子躲著他們，不願意同他們見面。我被迫去一所種族隔離的學校上學。每一次到大街上走路都會成為一種冒險行為，因為與我同年齡的德國人可以任意毆打猶太兒童，而不受警察的任何干涉。

在這一段時期裡，美國對我來說簡直具有奇妙的特徵。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它是一個美麗的夢，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寬容忍讓是那裡的天然本色，個人自由是沒有任何疑問的。即使後來我瞭解到美國也有許許多多的問題，我還是永遠不能忘記，在那殘酷的可恥的年代裡，對於受迫害的犧牲者，對於我的家庭和我自己，美國曾經是多麼大的鼓舞。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走在紐約大街上時的一陣激動。我看到一群孩子，就馬上走到馬路的另一邊，以避免挨打，然後我想起來我是在什麼地方。

因此，我總是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來對待美國所意味著的一切，而當地出生的公民大概把這一切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我不同意那種自我憎恨的態度，把每一個缺陷都當作一種借口，來詆毀一項可貴的社會實驗，而這種實驗對世界其他地方所具有的重要性曾經構成我生活意義的一部分。我極其高興能有機會來報答這樣一個社會，我認識到這個社會的缺點，但對之也有一種不同的觀察，我認為這些缺點並不能模糊它的偉大、它的理想主義、它的博愛仁慈以及它所體現的人類的希望。

因此國內辯論越南問題的吵嚷使我深為痛苦。我不同意造成印度支那僵局的許多決定，然而我覺得我被任命擔任高級職務，就有責任來幫助結束這場戰爭，其方式應當同美國的自尊心相稱，並且符合對一切善良的男女都有重大利害關係的美國的力量和目的。在我看來，重要的是：美國不能受到屈辱，不能被搞垮，而是在這樣的方式下離開越南，使得即使是抗議者以後也會認識到，這表明了美國是出於尊嚴和自尊心而作出的選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後來有人指責我犯了「歷史悲觀主義」的錯誤，而事實上我恰恰認為，越南問題的結局關係到我們的自信和對未來的信心。

我相信我移居入籍的國家在道義方面的重要作用。在自由國家中只有美國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來保證世界的安全，反對暴虐的勢力。只有美國既有力量也有正氣來鼓舞那些為其特性、進步和尊嚴而鬥爭的其他國家人民。三十年代，當民主國家面對最嚴重的危險的時候，美國躍躍欲試地等待著去援救歐洲。現在，如果我們放棄我們在國際上肩負的責任或者聽任自我憎恨的心理支配自己，那就沒有任何人來援救美國。

與我的大多數的同時代的人不同的是，對於現代社會結構的脆弱性，我是曾經體驗過的。我已經看到，使社會的一切維繫力量解體和破壞所有基本的價值標準，其可能結果就是過激主義、絕望和殘暴。一國人民切不可喪失對自己的信心；那些沉溺於社會的缺陷或者以這些缺陷為借口而縱容虛無主義氾濫的人們，最後通常是取消所有的社會和道義的節制；他們無情地攻擊一切信念的結果是使苦難大大增加。

我永遠也不能使自己認為越南戰爭是一種極其罪惡的陰謀，在有些人士當中，這是當時流行的一種看法。在我看來，我們之所以參戰，並不是由於一種尚武好鬥的心理，而是由於一種天真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想要糾正世界上的一切弊端，並且相信美國的善意就將使它的活動取得成效。我曾經作為一個教授去越南參觀。我在那裡看到的並不是醜惡的美國人（雖然，像一切戰爭一樣，那裡也存在這樣的人），而是一些有獻身精神的年輕人，儘管國內存在分歧，他們卻每天都在面對著死亡；在我的記憶中，許多有理想的美國人在無法忍受的條件下努力工作，使那個國家嚇壞了的、不知所措的人民得到治理、健康和發展。我認為，由於他們的犧牲，美國應當感到有負於他們，而不應當只是對那些大聲疾呼抗議這場戰爭的人抱有這種情意。有些批評這場戰爭的人認為越南是一出道德戲劇，在這場戲劇中，壞人在閉幕之前必須受到懲罰，任何試圖在結局中爭取挽回一些自尊的努力，將使錯誤加重。我卻認為它是一場真正的悲劇。痛苦並不是什麼人所專有的。

我認為我的任務是幫助我移居入籍的國家癒合它的創傷，保全它的信念，從而使它重新獻身於等待它去完成的偉大的建設任務。

我陷入的困境

我自己是在難以察覺的情況下逐步地接觸越南戰爭的，而這種接觸使我日益清醒起來；這同那種導致我國政府參加這場冒險行動的簡單推理過程是類似的，這場冒險的最後代價證明遠遠超過了任何可以想見的收穫。我也逐漸感到幻想破滅。

六十年代初期，我是不大注意越南的。歐洲、戰略和軍備控制是我在學術方面專門研究的問題。要說我有什麼觀點的話，我同意那種認為越南戰爭是北越試圖用武力接管南越所導致的傳統論點。這是我現在繼續相信的論點。在六十年代初期，我不曾想到會有派出美國戰鬥部隊的可能性。正如第六章所闡明的那樣，約翰遜政府認為越南的侵略行動是北京策劃的。曾把第一批一萬六千名美國軍事顧問派到越南去的肯尼迪政府，也被游擊戰爭的奇怪現象迷惑住了，儘管它對尼基塔·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一月發表的支持「民族解放戰爭」的講話中的鼓動性已開始有所領會。

在肯尼迪政府把一萬六千名顧問派到越南的時候，我記得我曾問過當時的國務院政策制定室主任沃爾特·羅斯托，法國過去派了幾十萬人都失敗了，是什麼使他認為，我們派去這麼一點人就會取得成功呢？羅斯托以寥寥數語就回答了我的問題，這是被問得發煩的官員為了應付本該少管閒事的高級非職業專家所慣用的手法。他就像教一個文盲認字母似的對我說，法國人不懂得游擊戰；他們缺乏美國軍隊的機動能力。我並沒有深究下去，因為我那時對越南並沒有多大的興趣。

直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才對政府的一項政策採取強烈的反對態度，而且那是政府當時得到廣泛支持的一項政策。令我震驚的是，美國在推翻南越的吳庭艷總統從而導致他被暗殺這件事上顯然起了直接作用。這一愚蠢的行動使我們走上了一條無法預見的道路，同時我們卻在破壞這條道路的政治基礎。在繼之發生的清洗中，那個國家幾乎全部的民政機構都垮台了。讓別人看到我們合謀推翻一個友好政府，必然會使東南亞其他盟國的信心動搖。我不相信那些把我們引向了這樣一種賭博的種種主觀的設想。反對吳庭艷的人，包括駐西貢的記者團中的許多人都說，非得把吳庭艷推翻不可，因為在吳庭艷當政的情況下，絕對不可能以充分的精力或得到人民的支持來進行這場對付共產黨人的戰爭。人們指責他的兄弟企圖同共產黨人達成妥協——這在七年之後恰恰又成了同樣一批提出批評的人士的正統觀點，他們現在由於吳庭艷的繼承人阮文紹拒絕這種觀點而想要推翻他。但是既然這場戰爭關係到南越非共產黨政府的合法性，那麼為了打贏這場戰爭又要去推翻它，這實在是一種很古怪的做法。在軍事上預計會取得的勝利不可能比喪失政治威信更重要。對於曾由我們扶植起來的政府，我們要在道義上承擔深重得多的義務。我們現在知道河內也得出了同樣結論。雖然它曾積極地支持游擊戰，但是在吳庭艷倒台之前，他們並沒有派正規軍隊去。在肯尼迪總統遇刺時，我已開始沿著這一思路撰寫一篇文章，預言越南局勢將會大大惡化。後來我想，那時候再寫下去就未免太不得體了。

在一九六四年，我鼓勵洛克菲勒州長在預選中就越南問題發表強烈意見。無論是他還是我當時都不曾對什麼是一項適當的戰略有過明確的見解，無論是他還是我都不曾預見到要派遣美國戰鬥部隊。不過，到了一九六五年，我也屬於緘默的大多數，他們都贊同約翰遜政府投入美國作戰部隊以頂住河內當時已經十分明顯的直接捲入的行動。

一九六五年八月初，當時擔任駐西貢大使的亨利·卡伯特·洛奇（我的一個老朋友）要求我作為他的顧問去訪問越南，這時我就不再是一個旁觀者了。我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和十一月第一次周遊了越南兩個星期，後來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又待了大約十天；第三次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停留了幾天，最後這次旅行是應艾夫裡爾·哈里曼之請而去的。洛奇讓我隨自己的心意去深入地瞭解我所選擇的任何問題，讓我使用大使館的各種設施和條件。

我很快就認識到，我們已經捲入了一場我們既不知道如何取勝、也不知道如何結束的戰爭。敵人在老撾和柬埔寨的庇護所使我們達不到戰爭的典型目的——摧毀敵人的軍事力量。我們在北越進行的轟炸，猛烈到足以把世界輿論動員起來反對我們，但又是極為半心半意的，而且是逐步進行的，以致不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我們的對手就得以控制雙方軍事行動的步調和雙方傷亡的水平。而美國的傷亡人數在美國輿論中是要成為一種中心因素的。

我深信，在一場內戰中，軍事的「勝利」是毫無意義的，除非這種勝利會帶來在我們最終撤出後還可以保持下去的政治局面。只有當河內認識到，戰爭持續得越久，他們就要面對不斷地喪失自己對當地居民的政治影響的局面，談判才可能舉行。這是一個十分艱巨的任務。對在熟悉的土地上作戰的北越人和越共來說，只需要堅持下去，保持足夠強大的力量，以便在美國對戰爭感到厭倦之後控制那裡的人民。而我們的任務卻複雜得多了：我們不得不去打這場戰爭，同時還要加強南越人的力量，使他們在沒有我們的情況下存在下去。換句話說，使我們自己不再是不可缺少的。游擊隊不敗就是勝利，這是游擊戰的一條重要原則；而正規軍只能勝利否則就算是失敗。我們是對一個難以捉摸的敵人進行一場軍事戰，我們的敵人卻是對固定不動的居民開展一場政治戰。從一開始我就懷疑我們制訂計劃的人員是否領會到了這一點。一九六五年十月在前往越南途中，我曾在我們駐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停留。在聽完關於越南的第一次正式的情況介紹之後，我在日記本上寫道：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向我說明，即使根據我們對越南戰爭所作的最有利的估計，這場戰爭將怎樣結束……我認為我們甚至還沒開始解決這樣一個心理上的根本問題。在我看來，越共和北越人必然在自言自語地說，雖然（由於美國的干預）他們今年取勝的希望落空了，但存在一種可能性，甚至很大的可能性，那就是如果他們能夠把戰爭拖得足夠長的話，就將使我們精疲力盡。一個人怎樣使一國人民同意，他準備在遠離國土一萬英里的地方無限期地待下去，以對付那些在本國國土上作戰的對手？……如果我們在我們的太平洋行動中失敗的話，那不是由於技術上的差錯，而是因為我們難以在一種局勢中使政治和軍事的目的一致起來，我國極其龐雜的軍事機構並不是為應付這樣的局勢而設計的。

在我看來，作為我國軍事行動主要目標的北越部隊，起著鬥牛士的披肩斗篷的作用：他們誘使我們的部隊陷入在政治上無關緊要的地區，而越共的基層組織則在人口眾多的農村破壞南越政府。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當我參觀了越南一個省份之後，我在日記上寫道：

這裡顯然在進行著兩種互不相關的戰爭：（一）在關於部隊安全的統計數字中反映出來的戰爭；（二）影響到居民的戰爭。這兩種標準並非一碼事。對軍隊說來，如果車隊能夠通行，這條公路就是暢通的；對村民說來，如果他不用交稅就可以通過，這條公路才是暢通的。對軍隊說來，如果能夠把部隊駐紮在一個村子裡，這個村子就是安全的；而對居民說來，一個村子在受到保護，不只是不會遭到有組織的越共部隊的襲擊而且也不會遭到越共恐怖主義分子的侵害時，它才是安全的。

由於沒有勝利的標準，自欺欺人之談代替了分析判斷。一九六五年十月我去參觀永隆省時，曾問該省省長他這一省內已平定的地區佔多大的百分比，他自豪地對我說佔百分之八十。一九六六年七月我第二次訪問越南期間，特地訪問了同樣幾個省份，以便對發生的變化作出估計。在永隆，還是那位省長對我說，自從我上次訪問以來已經取得了巨大進展。我問他，現在平定的地區佔多大百分比，他驕傲地對我說，百分之七十！

我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日寫給亨利·卡伯特·洛奇的一封信裡概述了我第一次訪問的印象：

籠罩在一切之上的是一個社會學或也許是哲學的問題：越南人作為一個獨特民族的意識是強烈的，但是國家觀念卻很淡薄。因此我們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當社會由於內部分裂而分崩離析，並且正處於內戰的戰火之中的時候，如何建立一個國家。所有的新生國家都有著實現政治統一的問題；但沒有一個像越南這樣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而面臨著如此巨大的困難。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在我第二次訪問越南之後，我又給洛奇寫了一封信：「出於坦率我不得不說，我在各省沒有看到任何重大變化……」美國官員試圖判斷農村的安全情況無異於試圖為不可捉摸的東西確定份量。也許是由於我們駐在各省的顧問經驗不足（他們任職的期限很短，到他們熟悉職務的時候就不得不離開了），我們所作的努力是缺乏政治眼光的。舉例說，有些被列為平定的地區，可能是由於越共覺得，不去干擾那裡的農業而使它成為自己的糧源是有好處的，因為他們定期地徵收農業稅。我又提出了幾條建議：大使館應當設法對保安情況作出比較明確的估計，地方政府應當得到加強，並且應當堅決確定輕重緩急的順序。另外，我們迫切需要制定一項政府經常宣稱它是熱切希望進行的談判的策略。因為談判也許是我們的麻煩的開始而不是終結。

而我曾經有過一些同北越人打交道的有限的經驗。

一九六七年七月到十月之間，我應約翰遜政府的請求，充當了促使談判開始的中間人。我通過我認識的兩位法國知識界人士傳遞信息，其中一人曾經在四十年代幫助過胡志明，當胡在巴黎同法國人談判時提供他的房子接待過胡。我受權敦促我的朋友訪問河內，以便提出一些美國停止轟炸的妥協條件，作為談判的前奏。他們去河內並會見了胡志明，在好幾個月期間，我不時前往巴黎，傳達或接受北越人的信息。這種努力終於失敗，儘管它是朝著一年以後產生停止轟炸和開始和平談判的協議方面邁出的一步。

在這種談判終於開始以後，我在一九六八年底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我的估計[2]。這篇文章是在我被任命為國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以前寫成的，但是發表卻在任命以後。我闡述了我的基本結論：

⊙我們的軍事戰略不能帶來勝利；

⊙我們的軍事行動必須與明確規定的談判目標一致起來；

⊙南越政府只有實施一項能夠團結非共產黨的南越人的政治綱領，才能繼續存在下去；

⊙美國必須把越來越多的進行戰爭的責任轉給南越人；而且

⊙如果在談判中「河內表明是毫不妥協的，而戰爭繼續進行下去的話，我們應該爭取單方面地盡可能多地實現我們的目標」。

⊙我們應當把停火之類的軍事問題當作我們談判的重點，而把政治權力的分配問題留給越南各政黨去解決。

在某種程度上，我同意對立雙方的政界人士所提出的批評。約翰遜政府由於處理戰爭的做法，已經放棄了取得一次常規的軍事勝利的任何希望，它規定了我們派出武裝部隊的最高限額，並且接受了一項停止轟炸的要求，要求得到一個光榮的結局決定於我們是否有能力提供一種政治上的刺激力量來促使河內實行妥協，而除非我們能夠把我們在地面上的軍事陣地轉變為一種持久的政治結構，否則我們就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的談判立場必須取得國內公眾的長期支持，以便向河內表明它如果使我們糾纏在曠日持久的談判中他們將得不到任何好處。使這一切安排妥帖，而同時實現脫身，對於任何一個新政府，這都是一個艱巨的任務。

到了一九六九年一月，我雖然對這場戰爭已經感到深為不安，但是在若干方面同許多批評者的意見還是不同的。我不贊成無條件地撤退。到一九六九年，五十萬以上的美國部隊，七萬名盟國部隊，以及三萬一千名戰死在那裡的人員，已經解決了這樣一個爭論的問題：這場戰爭的結局對我們和依靠我們的人們到底重要還是不重要的問題。我也不同意許多批評這次戰爭的人的態度，他們似乎認為和平首先要看我們是否有誠意。河內的那些倔強的人曾經在鬥爭中度過他們的一生，這些人認為妥協不屬於道德的範疇。他們受到越南歷史——一部同中國人、法國人、日本人，現在同我們打仗的歷史——中的英雄傳奇力量的驅使，曾經利用對勝利的夢想來支持他們無可懷疑的英雄主義；他們只是在精心計算和出於必要的基礎上才會接受妥協。通過談判取得的和平將是對雙方所冒的風險進行深思熟慮而產生的結果，而不是一陣感情衝動產生的結果。這一見解使我永遠無法同許多抗議者站在一起——即使我同意他們的分析，認為這場戰爭正在大量消耗我們的國力因而必須加以了結。

我們所發現的情況

我們的許多批評家，包括政府內部許多促使我們在越南參戰的人士，所取得的一項可疑的成就就是，把關於越南問題的辯論的重點放在尼克松政府的所作所為上，就好像是尼克松使我們捲入越南似的。最好不要忘記，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尼克松就任的那一天，五十萬以上的美國軍隊已經駐在越南；實際上，軍隊人數還在繼續增加，越來越接近上屆政府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所規定的五十四萬九千五百人的最高限額。（部隊實力的實際最高峰是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大約五十四萬三千人。）我們在越南的作戰費用一九六九財政年度達到三百億美元[3]。美國傷亡人數在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平均是每週二百人陣亡；一九六八年總共有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二名美國人在作戰中死亡。到一月二十日為止，從一九六一年以來在越南的作戰行動中死亡的美國人的累計總數達到三萬一千人；南越人的傷亡接近九萬人。

戰鬥似乎已陷於僵持狀態。我們決定性地打敗了一九六八年越南的春節攻勢；但是這次攻勢對那些支持這場戰爭的美國公眾所造成的震動導致了停止轟炸並使要求我們撤退的壓力大大增長。我們南越盟友的正規部隊有八十二萬六千人，比一年以前的人數（七十四萬三千人）大大增加了。他們的裝備也強得多了。但是他們的任務是驚人的：要守衛一條六百英里長的渺無人跡的邊境，同時要保障那裡居民的安全。雖然越共幹部在春節攻勢中已被大批消滅，但是北越正規軍大部隊穩住了局勢。現在幾乎所有的戰鬥都是由北越主力部隊進行的——同「人民戰爭」的神話正好相反。

南越在政治上看起來比前四年中任何時候都更加穩定。出生在北越的阮文紹一九六七年當選為總統，他的政府容納了更多的像陳文香總理這樣的南方人和受人尊敬的民族主義者。但是我們駐西貢使館估計，共產黨基層組織在百分之八十的村莊中仍然存在。據估計，總人口中的百分之六十五和農村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一都處在共產黨的某種影響之下，哪怕只是向共產黨繳納他們所生產的大米和其他的產品稅。換句話說，自從我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上一次訪問以後，農村的局勢並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敵人的策略是製造最大限度的不安全感，同時又不謀求佔領任何可能會成為美國進攻目標從而導致一場激烈戰鬥的領土。相反，北越人在南越所有地區發動零星的攻擊。主力部隊進攻美國部隊使之遭受傷亡，游擊隊作戰則是為了破壞撫慰活動；他們一直在竭力加強共產黨的基層政治組織，以便最終實現接管。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克賴頓·（「阿貝」）·艾布拉姆斯將軍接替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擔任美軍在越南的總司令。艾布拉姆斯曾經是喬治·巴頓將軍領導下的一位坦克兵司令，他曾率領過在比爾熱戰役中解放了被圍困在巴斯托尼的坦克營。艾布拉姆斯改變了美國的戰略。他放棄攻打共產黨主力部隊的大規模攻勢行動，而集中力量保護當地居民。美國軍隊圍繞主要城市部署了縱深防禦。他把兩師美軍從越南北部調出，重新部署在人口稠密的南部。這是約翰遜總統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實行停止轟炸在軍事上取得的一項好處，因為從那時起，北越人同意不侵犯非軍事區，也不向主要城市不分青紅皂白地發動進攻。

停止轟炸主要是由於兩個原因。反對越南戰爭的人集中攻擊轟炸，部分是由於它的代價巨大，部分是因為這是一種美國可以單方面予以停止的行動（不像其他方面的戰鬥），部分也是由於河內曾經巧妙地暗示停止轟炸會帶來迅速的談判，而談判又會產生一項迅速的解決辦法。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這一天，約翰遜總統宣佈他退出總統競選，同時宣佈停止對北緯二十度以北地區的轟炸。這樣，美國同越南民主共和國[4]就在巴黎開始了談判，但是它僅限於如何開始會談的程序性問題。十一月一日約翰遜總統同意完全停炸，雖然對北越通過老撾的補給走廊（所謂的胡志明小道）的轟炸以及偵察飛行仍在繼續。達成的一項「諒解」就是「不得對大城市實行不分青紅皂白的進攻」（諸如西貢、峴港、順化等地）；不得從非軍事區、越過非軍事區和在該區之內發射大炮、火箭炮或迫擊炮；不得從非軍事區、越過非軍事區和在該區之內調動軍隊；不得「以威脅另一方的方式」在非軍事區附近集結或調動軍隊。河內從來沒有明確表示同意這些規定，而是「不聲不響地照辦」，同時還加上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在給約翰遜總統的信中提出的保證，這封信說：「對越南方面所持立場的懷疑是沒有根據的。」美國主要談判代表艾夫裡爾·哈里曼十一月四日在巴黎對北越人說，對大城市不加區別的進攻「會造成一種不利於進行認真的會談從而無法維持停止（轟炸）的局勢」。

事實證明，認真的會談並不像河內讓我們相信的那樣很快就開始。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曾經敘述過的那樣，圍繞談判桌的形狀問題進行了歷時三個月的爭論，這實際上是一場關於河內在越南南方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陣線——的地位問題的爭執。這場程序性的爭論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日，即我們上任的前四天，才宣告終止。到尼克松就職的那一天，還沒有舉行過一次實質性的談判會議。

新的班子接任以後，我們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形勢作出可靠的估計。我們想要制定一項前後一致的戰略的願望遇到了事實不足的困難，而我們打算修改既定做法的嘗試又遭到了因循守舊哲學所造成的惰性的反對。在一月二十一日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簡短地討論了越南問題，接著在一月二十五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又比較詳盡地討論了這個問題。但是這個班子太新，而職業官員們的士氣又太消沉。官員們的匯報並沒有為新總統提供他所急於得到的富於遠見卓識的主意，甚至軍方也是一樣。多年以來，軍方一直抱怨他們受到文職領導人的鉗制，但是當尼克松要他們提出新的戰略時，他們所能想到的只是恢復對越南北方的轟炸。這時候尼克松所發出的唯一的新指示是停止同西貢當局經常不斷的爭吵；他不打算破壞南越的政治結構而實現河內的願望。

我們迫切希望獲得情報，這就是新政府發出的第一項調查研究指令的原由。標題為《越南局勢》的《國家安全調查備忘錄第一號》要求各部門和各機構回答一個龐大的長達六頁而且單倍行距打印的問題單子，其中包括二十八個主要問題和五十個次要問題。要求每個機構分別回答問題，以便突出不同的意見，使我們得以準確地掌握有爭論的問題和不同的觀點。《國家安全調查備忘錄第一號》要求對發生的事件作出解釋（例如，「為什麼越南民主共和國要派人到巴黎去？」「為什麼北越軍隊去年夏天和秋天離開了南越？」），這個備忘錄要瞭解影響談判的政治因素，敵方的軍事能力，南越的能力，農村地區安全的進展情況，西貢的政治情景，以及美國的軍事戰略和行動。在每種情況下我們都提出這樣一些問題：「證據是什麼？」或「我們掌握的情報夠不夠充分？」

不幸，所提出的種種問題有時候恰好證實了引起我們提問的那些令人困惑的情況，而不是促使它們得到解決。對《國家安全調查備忘錄第一號》所提問題的回答在二月間一一到達，我的工作人員把答案加以概括和分析，寫成一份四十四頁的文件，在三月十四日發給國家安全委員會審查小組成員傳閱。[5]或許並不令人驚奇的是，這份概要發現官方機構意見不一致，而發生分歧的方面同全國其他地方的情況是非常相似的。有一派思想比較樂觀，其中包括埃爾斯沃思·邦克（我國駐西貢的大使），三軍參謀長艾布拉姆斯將軍和約翰·麥凱恩上將（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這一派相信北越人由於軍事上虛弱而同意在巴黎舉行和平談判；相信撫慰活動的成果是真實的，並且認為「應當堅持下去」，而且「形勢是對我們有利的」。對立的一方反映了五角大樓文職人員和中央情報局的觀點，在較小的程度上還反映了國務院的觀點，這種觀點承認南越的能力有所提高，但是認為「這主要是造成了一種相持不下的僵局」。這種觀點認為，戰況平息的成果是「誇大了的和不牢靠的」，「在政治上」沒有取得「切實的進展」，敵方無論是在巴黎還是在戰場上都不是出於軟弱而採取行動的，它還認為，「一項妥協的解決辦法對越南來說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這兩派在下述問題上的意見是一致的：大多數軍事行動是越共和北越人發動的，而這一點決定了雙方傷亡的人數；敵方沒有改變它的目標；河內奉行「一條基本上不受莫斯科和北京支配的行動路線」。然而，對於諸如敵人兵力的大小和部署，柬埔寨，特別是作為一條補給線的西哈努克港的重要性這一類基本事實，情報部門內部卻存在著令人不安的巨大分歧意見。這些答案清楚地說明政府各部門在事實方面看法是不一致的，更不用說對於政策有什麼一致意見了。

在我們能夠解決我們的內部辯論——或者甚至是能夠進行這場辯論——之前，河內比我們的分析搶先了一步，於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南越發動了全國性的攻勢。

北越的進攻和對柬埔寨的轟炸

一九六八年同北越人達成的停炸的諒解包括這樣一種「期望」：不襲擊主要城市或越過非軍事區。但是，當我們就任時，敵人的滲透活動日益增加，這強烈表明一次新的攻勢正在醞釀中。

我們所找到的應付這種可能性的唯一辦法就是恢復對北方的轟炸。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防部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在美國廣播公司和電視廣播網的《問題與回答》節目中宣佈：「如果他們在某個時候向我們表明，他們不是採取認真的態度而且不守信義的話，我毫不懷疑總統將不得不重新按照原先的概念行事，那就是對敵人施加壓力，包括必要時進行轟炸。」艾夫裡爾·哈里曼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四日在一次白宮匯報會上發表了同樣觀點。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惠勒將軍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對尼克松說，在越南，一切可能做的事情都在做，「除了轟炸越南北方以外」，他這樣講只不過是遵循一向實行的理論而已。

然而在新政府裡，沒有一個人不是一想到恢復對北越的轟炸就滿心厭惡。我們那時正嘗到一個新總統就職之後的蜜月時期的甜頭；在這以前，尼克松還從來沒有得到過新聞輿論界的贊同。我們知道，重新轟炸會在國內激起軒然大波，即使這是由於北越背棄導致停炸的雙方諒解而直接引起的，也是一樣。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願意出現這種情況。而且首先是，在新總統上任的第一個月內，我們還沒有放棄這樣一種希望：圍繞一項體面地解決越南戰爭的計劃使全國團結起來。

不幸的是，除了轟炸北越以外，要找到其他辦法是很難的。一月三十日，我在五角大樓會見萊爾德和惠勒，一起研究一旦敵人在南越發動攻勢我們可以採取什麼對策。惠勒反覆說明，美國在南越的軍隊已全部投入戰鬥；唯一有效的反擊就是在非軍事區採取行動或者是重新轟炸北越。萊爾德對後一個建議提出異議，強調說停炸已促使公眾產生了希望，認為戰爭正逐漸趨於結束。我也並不贊成這個建議，因為我非常希望給談判一個機會。二月一日那一天，尼克松給我一個便條，上面寫著：「幾乎所有的新聞報道都說『我們預料共產黨將在南越採取一次主動行動』。我不喜歡看到這種說法。我認為要是有什麼主動行動，那應該是來自我們方面，而不是來自他們。」但是我要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建議，卻得到了現在已為人們所熟悉的回答：列舉對北越目標進行的各種不同等級的空中和海上攻擊；梅爾文·萊爾德和我本人對這些建議表現了同樣典型的不願意接受的態度。

後來想到要去轟炸越南在柬埔寨的庇護地區，其理由與人們設想的恰恰相反；並不是要擴大戰爭，而是要避免轟炸北越，同時又能挫折敵人的無緣無故的進攻的銳氣，這種進攻每週都要使四百名美國人犧牲生命。

主張修正我們行動路線的人們有時集中攻擊尼克松政府，硬說它攻擊了一個「和平」國家的「中立」地位。這種指責忽略了下面的情況：這個問題所涉及的領土在任何實際意義上都已不再是柬埔寨的土地。四年以來，多達四個師的北越軍隊一直在從沿南越邊境的一連串基地地區出發到柬埔寨土地上進行活動。一九七八年，據已經勝利的柬埔寨共產黨人估計，一九六九到一九七年間，在柬埔寨東北部不請自來的北越軍隊達到三十萬人，這遠遠超過了我們的估計。[6]柬埔寨官員從他們自己的土地上被排擠出去，這些土地上已差不多沒有柬埔寨居民[7]。它們是完全由北越人控制的。北越軍隊從這些領土上發動進攻，打進南越，製造傷亡，破壞政府統治，然後又退到一個形式上中立的國家的保護之下。那種認為美國破壞了一個和平國家的中立地位的說法，只能是蓄意偏袒一方，而決不是明辨是非，因為當時在柬埔寨的鼓勵下我們為了自衛而予以零星轟炸的領土，是柬埔寨多年來未曾行使過管轄權、人煙稀少或根本無人居住的地區，這些地區是被侵犯柬埔寨中立、並憑借這些庇護所每週殺害數以百計的美國人和南越人的敵人所佔領的。

第一個建議來自惠勒將軍。當萊爾德在一月三十日表示懷疑重新轟炸北越在政治上是否站得住腳的時候，惠勒提出，作為一個替代方案，建議襲擊北越在柬埔寨邊境一方非法建立的基地網。二月九日，艾布拉姆斯將軍從西貢打電報給惠勒將軍說，最近一名逃兵提供的情報和空中攝影偵察表明，負責南越全境的共產黨總部就設在緊靠柬埔寨邊境的那一邊。（當時我作為一個新手，這些看起來很肯定的證據給了我深刻的印象，如果是後來的話，就不會這樣了。後來，金邊的共產黨領導人在八年以後也證實那個逃兵所提供的那方面的情報是正確的。）艾布拉姆斯要求授權用 B-52 轟炸機從空中襲擊那個總部。邦克大使在另一份通過國務院渠道發來的電報中表示贊同這個意見。

這些建議得到了積極的支持。當選總統在政府交接階段的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曾寫給我一封便信說：「在你對越南問題進行研究時，我需要一份報告，確切說明敵人在柬埔寨有什麼兵力以及我們正在採取什麼行動來摧毀在那裡集結的力量。我想當我們就任時議事日程上的第一批事項之一大概應該是：非常明確地改變對柬埔寨的政策。」古德帕斯特將軍起草了一份由我來簽字的報告，提供了沿柬埔寨邊界的北越基地地區的詳細情況。他報告說：「我們在南越的野戰司令部確信進入柬埔寨的絕大部分補給品是由西哈努克城運進的……我們對此所採取的行動是非常有限的……野戰司令部多次請求授權進入柬埔寨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和追擊襲擊我們以後又撤退回去的軍隊。所有這些請求都遭到拒絕或者仍在審議中而尚未採取行動。」

在《國家安全調查備忘錄第一號》的調查中，關於西哈努克城的重要性是有爭議的問題之一。在西貢的美國軍事指揮部確信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之間，大約有一萬噸武器通過西哈努克城運進了柬埔寨，但是中央情報局和國務院對此提出異議。根據他們的意見，由穿過老撾的胡志明小道運進的補給品不僅可以滿足南越所有共產黨軍隊的外部需要，而且綽綽有餘。在分析家們的這個辯論中具有利害關係的問題自然是，柬埔寨的庇護所是不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目標，使我們必須加以打擊；這裡正像常常發生的那樣，情報估計往往是跟在有關機構的政策觀點的後面，而不是走在前面。那些贊成打擊庇護所的人們強調西哈努克城的重要作用；而那些反對這樣做的人卻貶低它的重要性。（在一九七年四月美國和南越部隊開進這些庇護所的時候，存放在共產黨儲藏室裡的文件表明，通過柬埔寨運進的補給品遠遠超過了甚至軍方最高的估計數字。）

但是對於是通過西哈努克城還是沿胡志明小道運進作戰物資的問題不論有什麼爭議，人們對於柬埔寨境內的北越基地對美國和南越部隊的威脅卻沒有任何爭論。二月十八日，我和萊爾德、國防部副部長帕卡德、惠勒將軍和萊爾德的軍事助理羅伯特·E·珀斯利上校一起聽取了來自西貢的一個兩人小組的匯報。我向總統報告，艾布拉姆斯將軍深信在目標區以內並沒有任何柬埔寨平民居住。儘管如此，我建議不要無緣無故地轟炸那些庇護所。我提出，我們應當給談判一個機會，並謀求保持公眾對我們政策的支持。我們可以到三月底重新檢查一下局勢——這是政府機構的一種典型的拖延手法，以緩和一下那些意見被否定的人們的苦惱。尼克松在二月二十二日批准了這個建議，這正是他動身開始他的歐洲之行的前一天。

就在尼克松決定推遲對那些庇護所採取行動的這一天，北越人使一項本來是模糊的應變計劃變成了對付一場危機的必要行動。河內在新政府就任之前就做了好幾個星期的準備，在完成這些準備之後，就發動了一次全國規模的進攻。在進攻的第一周裡作戰死亡的美國人有四百五十三人，第二周有三百三十六人，第三周有三百五十一人；南越人的傷亡還要大得多，平均每週達五百人。這是一次特別厚顏無恥的行動。在巴黎由亨利·卡伯特·洛奇率領的我們的新代表團還沒有舉行過一次實質性的談判會議；新政府還來不及制定它的政策。無論是巧合還是預謀，這場攻勢是在總統預定作一次國外旅行的前一天開始的，這樣既使我們無法作出反應，又使新總統受到屈辱。尼克松曾經在過渡時期同北越人有過聯繫（正如我們將在下面看到的），強調他決心在保證有關各方的自尊和榮譽的基礎上解決這場戰爭，儘管這樣，這場進攻還是發生了。河內甚至不肯考驗一下所表白的這種意圖，它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加緊殺戮美國人。我在給總統的一份報告裡說明，北越人曾經「能夠給美國和南越軍隊造成相對高的傷亡率，而又不暴露它的主力部隊」。

尼克松在橢圓形辦公室聽取了一次關於敵人這次攻勢的軍事匯報，他的周圍擺滿了一堆堆由我的工作人員和國務院人員編寫的關於他即將訪問的每一個國家的活頁情況簡報。（尼克松後來主要在禮節性的場合才利用橢圓形辦公室；通常他寧願在行政辦公大樓裡他的非正式辦公室工作。）尼克松正在閱讀那些簡報，他一邊設法把它們記在腦子裡，一邊大發牢騷，抱怨他不得不花那麼大力氣。他在聽完匯報以後情緒激昂。依照他的全部直覺，就是要對河內的無恥行動作出激烈的反應。幾年來，他一直指責他的前任在對共產黨行動作出反應方面軟弱無力。但是他也非常希望他作為總統的第一次國外旅行取得成功。美國的報復可能在歐洲激起騷亂；消極忍受又可能鼓勵我們的敵手。他並沒有能立即解決這個進退兩難的問題。攻勢開始那一天，白宮的唯一反應是我給蘇聯大使多勃雷寧打了個電話。我說，總統要莫斯科理解，如果北越的攻勢繼續下去，我們就會進行報復。

但是第二天，二月二十三日，在由華盛頓飛往布魯塞爾的途中，尼克鬆下了決心；他突然下令轟炸柬埔寨的庇護所。在我看來，像這樣重大的決策，如果不同有關的官員商量，或者不制訂一項應付各種後果的詳細計劃，是不能簡單地從「空軍一號」飛機上用電報傳達給華盛頓和西貢的。因此，我向尼克松建議把最後的「執行」命令推遲四十八小時，並急電當時擔任我的軍事助理的亞歷山大·黑格上校，帶上一位五角大樓的專家，到布魯塞爾同我會面。我想要再檢查一下軍事行動的準備工作，並制訂一個外交上的計劃。

黑格，霍爾德曼（代表尼克松，因為他不來參加就會引起別人注意），五角大樓的計劃官和我，二月二十四日早晨在停在布魯塞爾機場的「空軍一號」上會晤，這正好是總統在北大西洋公約總部發表講話之前。尼克松使用的這架飛機內部是按照約翰遜指示的規格裝修起來的。在總統特艙的後面是一個會議區，這裡有一隻特大的椅子同一個腰子形的桌子裝配在一起；椅子和桌子上都裝有按鈕，使它們能自行活動起來。那把椅子能變換各種姿勢；那張桌子則利用液壓可以上下移動。如果有人按錯了電鈕，桌子就會徐徐下沉，把他釘在椅子裡動彈不得；如果椅子同時卻在上升，那情況就會變得危急起來。我們就是在這種令人生畏的環境裡制定了轟炸敵人庇護所的指導原則：轟炸將限於距離前線五英里之內的範圍；我們將不宣佈這種攻擊，但如柬埔寨提出抗議，我們將予以承認並願賠償任何平民遭受的損失。我們在剩下的短暫時間裡，制定出一個軍事和外交的日程表以及向報界介紹情況的指導意見。黑格和五角大樓的那位專家立即動身去華盛頓向萊爾德匯報。尼克松晚些時候在倫敦用隱諱的方式向羅傑斯談了他的想法，但沒有提供細節。

這一天還沒有過去，萊爾德就從華盛頓打電報來提出他的保留意見。他認為要對轟炸保守秘密是不可能的，報界很難對付，而且不能保證取得公眾的支持。他要求暫緩採取行動，等對方挑釁的情況更明朗時再說。這典型地表明了普遍存在的那種猶疑不決的情緒，生怕驚醒公眾抗議這只沉睡的野獸。我們全都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考慮雙方的諒解是否已被破壞這一法律問題，而不是集中考慮每週都有四百名美國人死亡，而河內正是要利用這一點在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制訂出行動方針之前來摧毀我們的意志。回顧這些情況，真是令人吃驚。現在看來甚至令人更加驚愕的是，在這整個期間，沒有認真考慮過重新轟炸北越；停炸原來是為了加快求得一項解決辦法，本身卻正在變成一種目的。

雖然我不一定認同萊爾德的推理，但卻同意他關於轟炸柬埔寨問題的結論。我想，如果我們對河內如此卑鄙的行動不作出反應的話，那就會使我們對談判所抱有的希望注定落空；那只能被河內看作是表明尼克松在國內壓力下束手無策的一種跡象；北越就像他們曾經成功地擊敗約翰遜那樣，力圖擊敗尼克松，在這時候，這種情況很可能促使他們進一步提出軍事挑戰。但是時機問題使我感到煩惱。正當總統在歐洲旅行的時候發動一次新的軍事行動，我認為這是不明智的，他可能會遇到敵意的示威，而且又不能同他自己的政府人員聚會並使他們團結在他的周圍。我也不喜歡看到這樣一種前景：越南問題成為我們在歐洲為報界舉行的所有情況介紹會上的主題或者私下裡試圖向盟國政府進行解釋，這些政府並不總是急於把他們私下支持我們在越南的行動的態度同在公開場合表示與我們的行動無關的態度協調一致起來。我把這些都對總統說了。第二天，當我們在波恩的時候，尼克松取消了這個計劃。

所謂小型春節攻勢暴露了我們國內地位的不穩。敵人的攻勢一定已經策劃了好幾個月。攻勢是在我們剛剛上任四個星期時發動的，那時敵人還來不及瞭解我們的意圖，因為我們自己都不知道我們的意圖是什麼。可是，《紐約時報》在三月九日卻責怪新政府擅自耗費了一個月時間來研究在這場牽涉到五十多萬遠征軍的戰爭中有什麼可供選擇的辦法，因而得罪了河內：「不幸的事實是，當洛奇大使等待白宮批准提出新的和平建議或同意進行私下會談（只有在這種會談中才可能得到真正的進展）的時候，巴黎談判已經陷於僵持狀態。在尼克松政府進行它的軍事和外交研究的時期，一切都陷於停頓了。」不久在國會中也就一再發出這樣的論調。

總統在公開場合採取了克制的態度，而私下裡卻恨得咬牙切齒。在三月四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說：

我們並沒有倉促行事，不過不應當把我們表現出的耐心和克制的態度看作軟弱的標誌。我們決不容忍繼續違反一項達成的諒解。但是不僅如此，當我們真心實意地試圖在巴黎的會議桌上謀求和平的時候，我們決不容忍造成我方人員更大傷亡的進攻。這種進攻如果繼續下去，將對之作出適當的反應。

三月四日，我把萊爾德的一份備忘錄轉交給總統，我對之未予置評，這份備忘錄反對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的襲擊北越的建議。萊爾德決不是一個「鴿派」；在正常情況下，他的直覺本來會使他站在好戰的一邊。但是他又是一個研究公眾和國會情緒的有心人。他是一個很好地斟酌各種意見的政治家，他因此知道那種對和平設置障礙的人很可能丟掉自己的政治前途；他是不打算作這樣的犧牲的。因此，他極為小心翼翼地在兩者之間行進：一邊是他的信念，這種信念主張作出一些軍事反應；另一邊則是他的政治直覺，這種直覺要求採取克制態度。他過去是反對轟炸北越的，可是他強烈支持襲擊柬埔寨庇護所。（他表示不同意的唯一一點在於他考慮到了對公眾宣傳的政策；他認為要對轟炸保密是不可能的，這是基於實際的而不是道義上的理由。）總統從同樣的邏輯出發，下令在三月九日轟炸柬埔寨庇護所。三月七日，羅傑斯由於巴黎出現私下會談的希望而提出反對意見。

尼克松第二次收回成命。尼克松每次登上國會山又走下來，他的憤怒和急躁都在增長。像萊爾德一樣，他一直說他並不想打擊北越，但是他想要「有所行動」。三月十四日，有人在記者招待會上問尼克松，他的忍耐是不是正在漸漸消失，他回答說：

我從今天上午看到的報紙報道中不能得到安慰，這些報道說，上周我們的傷亡從四百人下降到三百人。那仍然是太高太高了。我們究竟應當作出什麼反應，這必須根據這種反應對巴黎談判所起的作用來決定。我將僅僅像早些時候那樣作出反應……我們已經發出了警告，我將不再提出警告。如果我們斷定傷亡人數高於我們所能容忍的，就將採取行動。

第二天，北越人向西貢發射了五枚火箭炮——這是進一步升級和對已達成的諒解的進一步破壞。敵人在三月的頭兩個星期對南越主要城市發動了三十二次攻擊。在火箭炮彈打到西貢的那天下午三點三十五分，我接到總統的電話，他下令立即出動 B-52 襲擊柬埔寨庇護所。總統在經受一個月以來的挫折之後，用壓倒的語氣說：「只有在事情已不能回頭的時候才通知國務院……這個命令是不可上訴的。」（「不可上訴的」是尼克松愛用的一個詞兒，這個詞在瞭解他的人們說來，就意味著局勢相當捉摸不定；當然，這往往增加而不是減少了上訴的可能性。）

我對總統說，不應當在不讓他的高級顧問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的情況下作出這樣的決定，哪怕只是為了在萬一引起公眾大嘩的時候可以保護他自己。這樣做並不會浪費時間。因為反正得訂出詳細的方案不可，而且對總統指示的準備工作也需要至少二十四小時。因此預定第二天在橢圓形辦公室召開會議。我於是先找萊爾德商量，他堅決支持總統的這一決定。為這次會議作準備，我給總統寫了一個備忘錄，列舉了贊成和反對的論點。我們所擔的風險，包括從柬埔寨提出正式抗議並認真地加以對抗到蘇聯作出強烈反應，以及北越採取明確的報復行動——雖然很難設想，北越除了已經在幹的事情外還能採取什麼進一步的行動。最後的風險是國內的批評高漲，掀起新的反戰示威活動。我建議讓我們駐巴黎的代表在轟炸當天要求舉行一次秘密會議，以強調說明我們更願尋求談判解決的辦法。我還要求總統向他的同事們著重指出，建議採取的轟炸行動並不是沒有先例的。我開的清單所沒有預見到的是（我們大家在考慮時誰也沒有預見到）事實上發生的情形：河內、金邊、莫斯科或北京都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參加三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橢圓形辦公室會議的是羅傑斯、萊爾德、惠勒和我。尼克松作為總統第一次面臨著在一場國際危機中必須作出具體決定的局面；這大概也是他第一次面臨著他的同事們對一項他決心採取的行動的反對。他用日後成了典型的尼克松做法的策略應付了這種狀況。一方面，他已做出決定，並且不會改變；說實話，他在會議召開二十四小時之前就指示我向國防部發出了通令；另一方面，他又覺得有必要裝模作樣，好像這決定還有商量的餘地。結果是費了幾小時的時間來進行令他非常厭煩的辯論，並使他更加傾向於排除那些固執己見不肯順從的人參加進一步的討論。

橢圓形辦公室會議是按照可以預見到的情況進行的。萊爾德和惠勒堅決支持發動攻擊。羅傑斯反對，其理由不是基於對外政策而是國內的原因。他並沒有提出柬埔寨的中立地位；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既然柬埔寨不願意或不能夠捍衛它的中立地位，我們就有權對抗北越公然破壞柬埔寨中立的行為[8]。羅傑斯擔心的是，恰恰在情況逐漸平息下來的時候我們會在國會遭到反覆責難。在幾小時的討論期間，尼克松允許自己被萊爾德和惠勒說服去做那他已下令要做的事。我事先已在備忘錄中提出了我的想法，就沒有再說話。最後，羅傑斯終於同意讓 B-52 打擊估計包含共產黨總部的基地地區。這些討論是很有啟發意義的：北越無端發動了一個月的攻勢，致使一千多名美國人死亡，經過數星期的痛苦討論，美國僅僅對一個距柬埔寨邊境三英里範圍內北越人佔領了四年以上的地區，發動一次報復性的襲擊。而這就會被當做一個肆無忌憚的「非法行為」的實例在民間廣為流傳。

會後，參謀長聯席會議想要在這次襲擊中增添一些行動——轟炸侵犯非軍事區的北越軍隊集中中心。萊爾德和我一致認為，使羅傑斯站在我們一邊是更為重要的，這一建議就未被採納。

三月十八日， B-52 轟炸了離柬埔寨三英里的北越三五三號基地地區。為了這次襲擊，五角大樓查遍了它的龐大無比的代號彙編，決定用「早餐」這一代號——既無意義又不典雅。當空襲擊中了彈藥庫或油庫時，總會引起一些繼發性爆炸。它們可以提供說明轟炸成功的幾乎無可置疑的證據。據進行三月十八日「早餐」轟炸的機上人員初步估計，在目標地區總共發生了七十三起繼發性爆炸，其強度最高時為典型繼發性爆炸的通常強度的五倍。

本來打算對三五三號基地地區只進行一次空襲。但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下令再進行一次打擊，部分是因為無論河內還是金邊對第一次襲擊都未作出什麼反應，部分是因為效果超過了我們的期望，但最主要的是由於在遙遠的朝鮮發生的一個事件。尼克松曾經打算轟炸朝鮮，以此作為對朝鮮擊落一架非武裝的美國偵察機一事的反應（尼克松曾嚴厲批評約翰遜，因為他未能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對朝鮮獲電子偵察船「普埃布羅號」作出反應）。主要是由於羅傑斯和萊爾德的強烈反對，他才沒有這樣做。但是尼克松一向的脾氣是，每當他要採取重大反應的本能受到壓抑的時候，他總得找到另一個地方來顯示他的勇氣。他最害怕的莫過於被人視為軟弱；而且他在對外政策方面也有充分的理由不讓河內認為他是無能為力的。

尼克松在五月間下令轟炸柬埔寨其他一系列無人居住且位於距邊境五英里之內的基地地區。襲擊三五號基地地區的行動代號是「餐後點心」，襲擊三五一號基地地區的代號是「快餐」；七四號基地地區的代號是「晚飯」，六九號基地地區的代號是「午餐」；三五二號基地地區的代號是「晚餐」。基於一種認為凡是值得去做的事情就值得大做特做的理論，整個一系列行動的代號就定為「菜單」。從一九六九年四月到八月初，襲擊一直是斷斷續續的；每一次都得到白宮的特別批准。後來被授權定期進行轟炸。這張地圖標出了距邊境數英里的狹長基地地區，從而駁斥了那種所謂美國「大規模轟炸柬埔寨」的指責，正是這種指責促使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十二名成員在一九七四年建議提出彈劾，其根據是像眾議員羅伯特·德裡南所想像的那樣[9]，尼克松向國會隱瞞了「這一比美國全部歷史上任何一位總統在任何一次戰爭中的行動更令人震驚和難以置信的行動」。然而，不論是柬埔寨還是北越都從未聲稱有柬埔寨人或平民受到傷亡。在這幾次空襲時投下的炸彈噸數，常常被人作為說明政府野蠻暴行的實例而引用，這些統計數字為了適合它們的計算者們的方便而不提上述突出的事實，也未指出轟炸僅限於沿邊境一帶只有數英里寬的一條狹長地帶。這次行動持續到一九七年五月為止，那以後就開始公開發動空襲來支持美國和南越攻擊北越基地的地面行動。

「菜單襲擊」的定期報告都送交總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他在一份報告上批道：「繼續干。」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和一九七年二月，他要求對這些行動的效果作出估計。每一次萊爾德都報告說，艾布拉姆斯將軍和邦克大使深信（正如他曾報告過的那樣），「『菜單行動』是整個戰爭中最有效的行動之一」。艾布拉姆斯將軍認為「菜單行動」起了破壞敵人後勤，使敵人幾次攻勢失敗並減輕敵人對整個西貢地區的威脅的作用。萊爾德贊同參謀長聯席會議和艾布拉姆斯將軍的論點，那就是「菜單襲擊」「一直是有效的，並且在風險不是太大的情況下繼續有效」。

我們最初準備在答覆柬埔寨或北越的反應時承認進行了「早餐襲擊」。我們是堅信它們會作出反應的。例如，中央情報局在二月二十日和三月六日的備忘錄中預言，河內「肯定」或「幾乎肯定」會試圖從指責美國擴大衝突中撈到宣傳上的好處。但國防部懷疑能不能對這些襲擊保守秘密；我本人則在這個問題上持一種不可知論的觀點。我在三月八日同尼克松談話時說：「帕卡德和我都認為，如果我們這樣干了，而緘口不言又與事無補的話，我們就不得不宣佈我們所做的事情。」總統表示同意我們的意見。為了應付柬埔寨可能提出的抗議，我們擬定了一份正式承認的聲明，其中表示願意賠償損失並要求進行國際視察。

起先我們保持緘默，為的是避免迫使北越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蘇聯人和中國人公開作出他們可能並不急於想作的反應。美國自願發表的聲明勢必將迫使河內不得不公開作出回答，也許是採取軍事報復行動或中斷和談。這樣一來，西哈努克就得在如同走鋼絲一樣地極力保持中立的時刻公開採取傾向河內的立場。這也可能促使蘇聯和中國在我們認真實行三角外交的同時作出反應。

但是河內並沒有抗議。事實上它駐巴黎的代表在我們提出要求後七十二小時之內就接受了洛奇表示要在三月二十二日舉行秘密會議的建議。而且西哈努克也並沒有表示反對，他把這些轟炸看做與他無關的事情，因為它們都發生在完全由北越人佔領著，對柬埔寨人不產生影響的地區內。因此，這是他無法控制甚至是無法知道的事情。

其實，我們同柬埔寨的關係在整個轟炸時期顯著地得到了改善。西哈努克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巧妙而精彩地保持平衡的手段，十年來一直使人驚奇。一位世襲的親王，諾羅敦·西哈努克，卻能在人民當中得到似乎使他不可能受到攻擊的廣大支持。他曾使他的國家獨立，並且造成了一種好像國家少不了他的氣氛。他曾經力圖使國家保持中立。在一九六二年老撾問題取得解決以後，他曾斷定，他所憎恨的共產黨人將會在印度支那得勢。他默許北越人在他的國土上建立基地以適應這一現實，並在一九六五年找了個借口同我們斷絕外交關係。然而他同共產黨人的合作是很勉強的：紅色高棉（柬共）得到河內的鼓勵，早在美國在柬埔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他們就開始了游擊活動。西哈努克缺席判處共產黨領袖死刑。由於所有這些原因，我強烈支持羅傑斯一九六九年二月向總統提出的一項建議：為了改善關係而接近西哈努克[10]。西哈努克熱切地接受了我們的表示。我們駐金邊的大使館重新開放，為首的是一位代辦。

西哈努克對轟炸不置一詞應當是並不出人意料的。早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十日，還是上屆政府任職期間，他就對總統特使切斯特·鮑爾斯說：

我們並不希望越南人待在柬埔寨……如果你們解決了我們這一問題，我們將感到非常高興。我們不反對在無人居住的地區窮追猛打。你們將會把我們從越共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對我來說，只有柬埔寨是重要的。我要你們迫使越共離開柬埔寨。在無人居住的地區，在沒有柬埔寨人的地區內，對這類事情我將假裝看不見。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在轟炸開始了將近兩個月之後，西哈努克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他只是證實進行了轟炸，但斷然否認有平民喪失生命，實際上等於請我們繼續轟炸：

我沒有對轟炸越共兵營一事提出抗議，因為我沒有聽到轟炸的消息。我不瞭解情況，因為在柬埔寨的某些地區沒有柬埔寨人居住。

柬埔寨只是對摧毀柬埔寨人的財產危害柬埔寨人生命的行動提出抗議。我只能這樣講，只要我不瞭解情況，我就不能提抗議。但是，如果柬埔寨人的生命財產受到損害，我就要抗議。

這裡是關於B-52幾次轟炸情況的第一份報告。可是我根本沒有聽到有關這一方面的任何消息，因為我們沒有損失一幢房屋，一個同胞，沒有損失，沒有任何損失。沒有人在彈火中受到傷害，沒有人，沒有柬埔寨人受到傷害。

先生們，這就是我要告訴你們的。如果有一頭水牛或是柬埔寨人喪命，我就會立即接到報告。但是這是美國人和越共-越盟之間的事情，沒有柬埔寨的人證。沒有柬埔寨的人證，叫我怎麼提抗議？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要著重指出這一點——我會允許任何一方的侵略行動。請注意這一點。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電訊報道說西哈努克對參議員曼斯菲爾德講了同樣的話[11]：

對他的國家的轟炸僅僅打擊了越共而沒有危害到柬埔寨的村莊或人民，因此柬埔寨並沒有就此提出抗議。他宣稱，他收到的關於美國轟炸柬埔寨無人居住地區的消息，大部分是來自美國報紙和雜誌的報道。他強烈要求避免發生危及到柬埔寨人生命的事件。

一九六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也就是在轟炸北越人在柬埔寨境內的庇護所四個半月之後，西哈努克熱情地邀請尼克松總統訪問柬埔寨，以突出表明美柬關係的改善。直到西哈努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以前，這種關係一直都在改善。

沒有人懷疑襲擊那些用來殺戮美國和友好部隊的基地地區的合法性。柬埔寨的一切權威都被攆出了這些地區，而在這些地區內，據西哈努克本人說，柬埔寨連一頭牛也沒有被殺害。我們認為，把柬埔寨鼓勵我們去做而北越人又予以接受的事情公佈於世，並沒有什麼意義。要保密的理由是避免使這一問題發展成一場國際危機，否則幾乎肯定會使我們的外交活動和軍事努力複雜化。四年前，佔領了柬埔寨領土的北越人就已經把戰火擴大到柬埔寨境內。從二月二十二日以來，北越人違反一九六八年達成的諒解而襲擊城市，就已使這場戰爭在越南境內升級了。北越人把所有的柬埔寨人趕出基地地區，以便更加有效地殺死美國人（一星期達四百人之多），轟炸這些基地地區，是一種最起碼的、同國際法完全相容的防禦性措施。這一定會得到美國公眾的支持。所以要保密是因為公開宣佈這一行動對柬埔寨政府就是一種不必要的打擊，他們可能因此而不得不要求我們停止這一行動；這還可能促使北越人進行報復（如果我們宣佈我們在做這樣的事情，他們怎麼能不有所反應呢？）。北越人保持緘默是因為他們並不急於宣揚自己在柬埔寨土地上的非法存在。我們的轟炸挽救了美國人和南越人的生命。

新聞界把情況洩露出去，其來源卻是美國人，這就是尼克松和我難以容忍的原因。關於 B-52 或其他飛機空襲柬埔寨境內的庇護所的消息刊載在《紐約時報》（三月二十六日，四月二十七日）和《華盛頓郵報》（四月二十七日）上；威廉·比徹寫的一條詳細的報道刊登在五月九日的《紐約時報》上面；另一條刊登在五月十六日的《華爾街日報》上面；一條廣為流傳的合眾國際社消息五月十八日刊載在《華盛頓郵報》上；《新聞週刊》在六月二日報道了這個消息。

總統和我都認為，新聞界洩露軍事秘密是無端地使美國人的生命受到危害，這種看法促使總統同司法部長和聯邦調查局長商討如何採取補救措施。埃德加·胡佛建議採用電話竊聽的手段，他指出，前任歷屆政府都曾為了這個目的（以及其他一些理由遠非如此充分的目的）而廣泛使用過這種手段。司法部長肯定了這種手段的合法性。尼克松下令按三類情況採取這種措施：安全檔案裡載有不良情況的官員；有機會接觸已經洩露的機密情報的官員；根據前兩項原則在調查過程中提到的可能有嫌疑的人。依照這些標準，聯邦調查局給十三名官員和四個新聞記者安裝了十七個電話竊聽器，其中有的僅僅持續了幾個星期，有的則長達幾個月（我的辦公室對所有這些情況並不都是知道的）。同惡意的傳說相反，高級官員並不花時間來熱心地閱讀個人談話的長篇記錄。他們收到的是聯邦調查局人員認為具有有關敏感的軍事或外交政策問題的談話的簡單摘要（通常大約一頁）。引起聯邦調查局懷疑的標準一般要比白宮的低得多。一九七一年五月，尼克松停止向我的辦公室送交這類報告；而後只把它們送給霍爾德曼，他一直接到這些報告。

我將在另一卷中論述國家安全竊聽的道德問題以及尼克松政府總的政治作風。在這裡我只想說明，這種做法在這種情況下是合法的而又為大家所認可的，我完全沒有理由去質疑，所以才同意這樣做，何況照人們對我們所說的，那些前任政府是以更大的魄力和更少的保障措施來採取這一行動的。這樣做的動機（我亦明確地抱有這種動機）就是，防止（從未被發現的）個人危害美國和南越人的生命，這些人洩露交託給他們的軍事情報，以破壞經過虔誠的考慮才決定下來的、我們認為從法律和國家利益的觀點看都是合理的政策。我現在相信，從那以後，對國家安全竊聽採取更為嚴格的保護措施，這甚至更為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但這絲毫沒有改變我的這一看法：這些人是不道德的，他們辜負了對他們的信任，試圖破壞國家的政策並且不惜犧牲美國人的生命。

同時，我現在認為，我們那時沒有以更為坦率的態度對待國會的領袖們是做錯了。誠然，尼克松總統和我曾於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在橢圓形辦公室向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和撥款委員會主席參議員理查德·魯塞爾作了情況介紹。也向參議院少數黨領袖埃弗雷特·德克森作了通報。在眾議院，我們也曾向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眾議員門德爾·裡弗斯和這個委員會中的少數黨高級成員萊斯利·阿倫茲及少數黨領袖傑拉爾德·福特作了情況介紹。萊爾德還向兩院的軍事委員會和撥款委員會的重要成員介紹了情況。沒有人提出應該與整個國會磋商的問題。但在當時向國會匯報機密的軍事行動已被認為是理應採取的做法。同國會進行磋商的標準從那以後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無疑是一種向好的方向發展的變化[12]。

那種認為轟炸把北越人趕出了庇護所因而使戰爭蔓延到柬埔寨內地的說法也是違背事實的。如果北越軍隊離開庇護所，那他們是回頭向越南境內移動，而不是深入柬埔寨——直到一年以後西哈努克出乎意料地被推翻為止，情況都是這樣。此後，北越軍隊開始蓄意地佔據柬埔寨的城鎮和軍事陣地，以便孤立金邊和顛覆西哈努克的繼承者，我將在以後的一章裡對此加以敘述[13]。由於北越新的侵略行動而擴大了的戰爭雖然是摧毀性的和悲慘的，卻並不是秘密進行的。這場戰爭我們的公眾完全瞭解，國會就此進行過辯論，報界又作了廣泛的報道。那時我們的空中行動是根據嚴格的作戰規則進行的，這些行動受到我們駐金邊大使的監督，並輔之以空中攝影的檢查，目的是在最大可能的程度上避開柬埔寨平民居住的地區。這種「秘密」轟炸涉及的是完全由北越人佔領的小塊的人煙稀少的土地。把政府描繪成好戰的、嗜血的、陰謀策劃進行欺騙的樣子，其實只是對一些苦惱萬分的人們的實際情況的諷刺，這些人既害怕在戰場上投降，又害怕戰鬥更暴烈的升級，他們在轟炸北越和逆來順受地接受一次無恥的血腥進攻的凌辱這二者之間盡量選擇一條他們所認為的中間道路。打擊敵人在柬埔寨的庇護所是不得已而採取的行動，當我們面對一場每週殺害四百名美國人的無端進行的攻勢，這是作為一種最後的手段，作為一種最低限度的反應而採取的行動。我們襲擊了沒有平民居住的軍事基地，而且最多只到距邊界五英里的地方。如果在外交上有人提出了抗議，我們倒是願意承認這些轟炸行動並申述其理由。事實上沒有人提出抗議；柬埔寨沒有提出反對，北越沒有提出反對，蘇聯人、中國人也沒有。因此，秘密地干變成了這樣一種手段，它既對敵人保持了壓力，又不使柬埔寨的微妙地位複雜化，不使總的國際緊張局勢加劇，也不致促使人們拋開一切行為的界限。

為和平解決展開的外交活動

越南經驗中有許多莫名其妙的地方，其中的一個實例就是公眾辯論的升級是何等地迅速。反戰的批評家們要求政府採納他們所提出的一些談判條件，他們鼓吹作出某些具體的讓步，並且認為這些讓步是贏得和平所必不可少的——直到政府接受這些建議為止，但是到那時候，他們又斥責說這些讓步是不夠的了。「鴿派」的方案是不斷變化的。（河內對鴿派的妥協建議通常是不感興趣的；它利用這些建議來破壞我們國內對政府的支持，但幾乎從不根據這些建議來進行談判；但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以後再來論述。）

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鴿派在一九六八年總統競選中的立場。尼克松政府（或者說，至少是我）曾經抱著很大的希望，想使全國團結起來，因為我們準備在尋求談判的過程中採納鴿派在一九六八年的許多意見。後來證明這只是天真的幻想。

舉例來說，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在一九六八年初曾經提出一項謀求「體面的談判解決辦法」的建議，這項建議同我們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

⊙停止轟炸北越；

⊙對「大」部隊或補給品集結實行國際監督（由聯合國、國際管制委員會，或另一個國際組織來執行）；

⊙減少美國的「搜索與摧毀」的任務，轉為保衛人口稠密的地區；

⊙舉行包括衝突的所有各方，特別是民族解放陣線在內的談判；

⊙舉行有國際保證的自由選舉，使南越人能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

⊙同我們的對手取得諒解，在談判過程中任何一方都不得大幅度地增加滲透或增援的速度[14]。

在羅伯特·肯尼迪被刺以後，三位主要的民主黨反戰人士——喬治·麥戈文、尤金·麥卡錫和愛德華·肯尼迪——在一九六八年民主黨大會上聯合起來，支持下列綱領：

⊙無條件停止對北越的一切轟炸；

⊙為實現美國和北越部隊分階段、共同撤出南越而進行談判；

⊙鼓勵南越「同民族解放陣線談判取得政治和解」，以促使在南越「建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以及

⊙減少美國在南越的攻勢行動，「從而使我們能夠早日撤出大批的軍隊」。

這項建議在民主黨大會上被認為是鴿派氣味太重，因而遭到失敗。

民主黨多數派的綱領是具有鷹派色彩的，它要求：同時撤退一切外來的軍隊，包括北越的軍隊；「當停炸行動不會危及我們在前線的部隊時」實行停止轟炸；以及在國際監督下舉行自由選舉。共和黨的綱領（我在制定的過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5]明確反對「不惜任何代價的和平」或「遮遮掩掩的投降」。但是它保證實行「一項將提出一個對所有各方都是公正和公平的解決辦法的積極綱領」。它批評民主黨人沒有拿出任何和平方案，同時保證一個共和黨的政府一定會「真誠地和積極地進行和平談判」。它還保證「使戰爭逐步去美國化」，全力支持我國軍人，採取集中力量保障居民安全和加強南越人力量的戰略。

到一九六九年八月，我們已經表示接受或單方面實行一九六八年民主黨鴿派綱領（這些曾在芝加哥大會上被擊敗）中的所有條件。我們已經超出了共和黨綱領中所作的承諾，這樣做是期望由於我們顯示出靈活性而促使河內採取溫和立場，同時在國內促進團結。我們在這兩方面的期望中都犯了幼稚的錯誤。河內想要取得的是勝利，而不是妥協。它拒絕討價還價的態度被美國許多批評政府的人當作是沒有改變餘地的。同時，有許多剛剛退休的前任政府的官員，他們曾在使我們捲入越南戰爭的行動中起過作用，而且在他們自己的檔案記錄中從未有過任何和平建議；這些人並不感到上述的任何一種情況使他們有所顧忌，他們還是放手用他們自己的建議來增加公眾對政府的壓力。（國防部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曾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宣稱：「我要再說一遍，當前沒有任何真正減少我們在越南的部隊人數的計劃。」但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在離職不到六個月的時候要求新政府宣佈完全撤出美國軍隊。）當時唯一尚未註銷的美國談判建議就是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所謂馬尼拉方案，這項建議規定「在另一方把部隊撤退到北方，停止滲透，從而使暴力行動的水平降低的時候，盟國部隊……將在密切磋商之後撤退。上述條件實現後，這些部隊將盡快撤退並且不遲於六個月時間」。南越政府提出，根據「一項全國和解計劃，對那些誤入歧途或受到脅迫而與越共共命運的越南人敞開大門」。美國談判代表艾夫裡爾·哈里曼和賽勒斯·萬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在巴黎的私下會談中向北越人表明，馬尼拉方案實際上意味著共同撤退，雙方同時開始，但有一個條件：一部分美國軍隊將在全部北越人離開以後繼續駐留六個月。

在政府交接階段中，我曾就談判可能採取的策略問題徵求過哈里曼和萬斯的個人意見。他們的意見同約翰遜政府的官方立場並沒有多大不同。

艾夫裡爾·哈里曼正在完成他卓越的事業中最後一次常規外交任務。我是在他在早期的肯尼迪政府中擔任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時候第一次遇見他的。這位頭髮灰白、經驗豐富的老外交家以非凡的堅定意志在他的崗位上執行任務，要是一些品格較差的人物就會瞧不起這個崗位，認為這是降職使用。他是屬於那樣的一代人，他們把公職看作一項為國效勞的機會，而不是謀求個人晉陞的時機。他在四十多歲時（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進入政府部門，從此他就沒有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用來從事任何其他的活動。哈里曼的貴族氣派是同一種力圖實現明確信念的強大決心結合在一起的。他裝出一副怪僻的樣子，並且利用他有點耳聾的毛病，從中得到了很大的好處。他在參加會議期間坐在那裡裝著什麼也聽不見，除非是一些言語引起了他的興趣，這時候，他就可能講出要麼是摧毀性的要麼是激勵人心的話，這要看他是不是喜歡他所聽到的東西。他一向是舉止懶洋洋的，可是卻也可能突然爆發出一大串犀利的言詞，因此人們給他起了一個「鱷魚」的綽號，不是沒有原因的。

他的獻身精神，巨大的精力，他的經驗和智慧，沒有人不為之感動。哈里曼是曾經同二次大戰中的偉大領導人物丘吉爾、羅斯福和斯大林親自打過交道的最後一個還在從事活動的政治家。他的持久性部分是由於他性格頑強，但是在更深的意義上來說，這種頑強的性格卻反映著一種朝氣蓬勃和充滿活力的聰明才智。除非他確信其具有重大意義，否則他從不接受任何任務；他往往把所接受的使命變成一次個人的進軍運動。如果說他未能獲得以他的才能無疑理應獲得的最高職位，那一部分是由於他的剛強的個性在比他差的人中間引起了不安全感，一部分是由於他往往成為他當時所執行的任務的熱情代言人，因而有時候考慮得不夠周全。

在越南衝突的早期階段，哈里曼就確信要取得軍事解決是不可能的，這部分是由於他認為那些為取得勝利而必須採取的行動會引起中國人的干涉。從此以後，他變成一個不屈不撓地鼓吹談判的人。他是官僚政治內部的一個不留情面的鬥士，他毫不退縮地利用他的魅力和他的財富造成的聲望來形成一個社會關係的網絡，藉以推進他的事業。而且他在利用新聞界方面是很有手腕的。

當我在政府交接階段看到他時，他是我國的一位閱歷豐富的公務人員，那時他就要離開巴黎會談（這些會談正開始轉向談判實質問題），而我即將第一次擔任公職。隨著年月的消逝，我們中間也發生過意見不合。這些意見不合並沒有影響我對他的欽佩和愛戴，或他對我始終保持的彬彬有禮和樂於幫助的態度。尼克松總統對「東部勢力集團」抱有深刻的猜疑情緒，而哈里曼自己的黨派色彩又妨礙我所參加的政府正式起用哈里曼，我對此一直感到遺憾，雖然如此，在我任職的年代中，我經常在私人基礎上同他晤談，這使我受益非淺。

一九六九年一月七日，哈里曼提出了一份未獲約翰遜政府「通過」的備忘錄，其中規定了他認為我們應當謀求的目標，包括：應當要求全部北越人員離開南越，不僅是正規軍和幹部，甚至越共游擊隊中的北越替換人員都要離開。如果談判進行順利，他準備建議使軍事行動降級。但是他著重重申了馬尼拉方案：「若干（美國）部隊可能必須留駐越南相當一段時間，直到我們確信全部北越人撤出為止。」在政治方面，哈里曼同樣堅定不移，這裡指的是對西貢的態度。他贊成「雙軌」談判的辦法（我曾在一九六九年一月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中建議過），即軍事問題由美國同河內進行談判，而政治問題則留待越南各方討論。他還尖刻地說，美國並沒有「保持現政府的義務」。哈里曼的副手賽勒斯·萬斯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給我的備忘錄裡贊成採取同樣的態度。

這樣，不久以後積極參加了反戰辯論的我們兩位高級談判代表，在離任時都曾強調過下述各點：共同撤退的重要性；把協議的美國軍隊的撤退推遲六個月以考驗北越人是否遵守協議；舉行自由選舉並且把政治問題交給越南各方自己去談判。兩人都確信一支美國留守部隊必須不規定限期地留駐。他們兩人沒有一個要求甚至暗示要美國單方面撤退，建立聯合政府，或無條件停火，但是不到一年這些條件卻成了越南辯論中的主要話題，而他們兩人為此是出過力的。

爭論的另一方是河內。出於天真也由於剛剛獲得權力而感到興奮，我甚至在尼克松還只是總統當選人的時候就鼓勵他抓緊時間來證明他的良好意願。我勸他通過我的朋友瓊·聖特尼（前法國駐河內總代表，當時在私人商界任職）來開闢一條通往河內的私人渠道。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們向北越人發出一封信，強調我們準備隨時舉行認真的談判：

一、尼克松政府準備著手舉行認真的會談。

二、這些會談將以有關各方的自尊和榮譽感為基礎。

三、尼克松政府準備謀求一個體面的解決辦法，但決不降格以求。

四、假如河內要首先討論最終目標的話，尼克松政府將樂於這樣做。

五、如果河內願意在一月二十日以前通報他們的一些總的意見，對這些意見將本著建設性的態度並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予以研究。

北越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答覆中對榮譽或自尊問題並不怎麼關切。它蠻橫地陳述了兩項基本要求：全部美國軍隊完全撤出和撤換河內所說的「阮文紹-阮高其-陳文香集團」，這是河內稱呼那些按說要同他們談判的西貢領導人時特別愛用的說法。河內只是重複民族解放陣線（越共）中央委員會在約翰遜宣佈停炸兩天之後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日所表明的正式立場。停止轟炸遠沒有像許多人所期望的那樣激發對方作出響應的思想，反而鼓勵了河內在政治領域中提出了最高要求，首先就是要推翻我們所支持的政府。

尼克松政府就這樣第一次遇到了北越人的令人惱火的外交作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哪兩個國家，像越南和美國這樣被命運注定了無法互相瞭解。一方面，越南的歷史和共產黨思想意識加在一起，產生了幾乎是病態的猜疑心理和極端強烈的自以為公正的思想。這種狀況又和法國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笛卡兒哲學的邏輯摻雜在一起，這就使得越南在為自己的主張辯護時採取了一種使人怒不可遏的教條主義的手法。越南的每一項建議都被當作唯一的合乎邏輯的真理提出來，而且每一項要求都用命令語氣來陳述（美國「必須」如何如何）。到一九七一年，我們對於這一點的適應性已達到了這種地步，以至於北越人用「應當」這個詞來代替「必須」時，我們就以為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另一方面，美國人相信誠意的功效和妥協的重要性——這些品德大概正是忠實的列寧主義者所蔑視的，他們把自己看作是這樣一些事物的不屈不撓的代言人：必然到來的未來、絕對真理和優異的道德觀念。

在他們整個歷史中，北越人的生死存亡曾經依靠使用狡猾的手段來擺佈物質上比他們強大的外國人；他們幾乎是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表現出軟弱的樣子，而且在他們看來承認有妥協可能就是同意對方觀點有某些正確的地方，這本身就是一種不能接受的讓步。因此，越南的傳達意見方式是間接的，而且根據美國的標準來看，是迂迴曲折的和令人迷惑的。美國變得偉大是由於它吸收了不同文化和信仰的男女，因而我們形成了一種寬容忍讓的道德觀念；我們在不可彌合的分歧方面沒有多少經驗，我們解決衝突的方式是在對立的立場之間，尋求一種解決辦法。但是對越南人來說，這意味著我們對於我們所提出的東西態度不是嚴肅認真的，並且意味著我們認為他們是無足輕重的。他們打了四十年的仗不是為了實現妥協。越南人傳達信息的方法是難以理解的，是故意要保持盡可能多的選擇，並且破壞我們在國內的地位。我們的做法則是講求實際的，致力於尋求某種調和那些無法調和的因素的方案，而這在河內看來，不是一種應予抵制的詭計，就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弱點。

但是根本問題比這還要深刻得多。北越人認為他們自己是在進行一場生死鬥爭；他們並不把談判當作一件同鬥爭無關的事情；談判是鬥爭的另一形式。對他們來說，巴黎會談並不是求得解決的一種方法，而是政治鬥爭的手段。它是一種武器，用來從心理上使我們精疲力竭，使我們同南越盟友分裂；他們利用它來隱隱約約地暗示，某些解決辦法似乎由於我們政府的愚蠢或頑固不化而告吹，從而分裂我們的公眾輿論。北越人感到擔心，唯恐我們利用談判的事實來取得公眾的支持；他們不願妥協，因為任何獲得「進展」的現象都可以加強我們的持久力量。他們寧願進行秘密會談，因為這使他們有機會來偵察形勢而毋需為出現進展而付出代價。當他們解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動機是要在美國國內產生最大限度的影響。停炸剛好是在一九六八年的選舉之前實現的，以便使兩黨的總統候選人都保證加以實行；談判桌的形狀問題剛好是在（新政府）就職前解決的，以防止新政府由於就職伊始就獲得「成功」而加強了自己的地位。在整個戰爭期間北越人對來訪者，特別是那些反對美國政府的人們，表現出十分通情達理的樣子，使我們由於這種情況而遭到嘲笑。對待這些來賓彬彬有禮，對他們發出一大堆巧妙的有迷惑力的暗示性言詞，這些言詞可以作各種各樣的解釋，但其中沒有一項是像訪問者想像的那樣清楚、肯定，因而是可信賴的和有意義的。當我們在認真的討論中來檢驗這些話的時候，它們就全都煙消雲散了。

北越為爭取停止轟炸而發起的外交攻勢取得了成功，這更使他們堅信談判是心理戰的一種形式。他們曾經出動大批軍隊，無緣無故地侵入南越、老撾和柬埔寨；他們公然破壞我們曾作為一方參加簽訂的一九六二年關於老撾的《日內瓦協定》。然而當美國要維護協定和保障盟國人民的自由時，河內卻要求停止轟炸，作為同意進入會議室的代價，而它的要求居然得到了實現。

從談判的觀點來看，我們最好的策略應當是制定一個非常寬宏大量的建議，然後堅持這個建議不作進一步的讓步，直到對方願意採取互惠行動。但是我們卻由於保持堅定立場而受到國內和官僚政治的壓力，這就更加促使河內堅持它毫不妥協的態度。另一種辦法就是，我們可以作出一兩個降級和撤退之類的和解姿態，來顯示我們的誠意，但隨後就決不再做更多的事情，而等待河內作出某種讓步。這種辦法也由於我們國內的形勢而排除了。河內利用每一步朝向降級或撤退的行動來證明它的事業的正確性，接著就譴責這種行動是不夠的。所謂「夠」，其定義就是要滿足河內提出的最高條件。我們實際上是把我們的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同我們自己進行談判。

巴黎談判很快就形成一種固定的程式，在會議室內，北越人的行動就像一個嚴厲的教師訓斥一個不聽話的學生；對這個學生的評分要看他對試題如何回答，而試題的擬訂他無權參與，評分的標準又完全由教師來掌握。在會議室之外，北越人造成了一種印象，彷彿談判就像一篇偵探小說。他們提出一些模糊不清的線索，其答案必須由我們來加以猜測；如果我們猜不中這個謎語，戰爭就要繼續進行下去，我們則被指責為「錯過了一次機會」。我們的許多批評者就上了這種手法的當。在我們的公眾辯論中，這種手法很少受到質疑，幾乎沒有什麼人質問河內為什麼不提出清楚明白的建議，他們為什麼要用如此隱晦和曲曲折折的手法來談判。當然，當河內最終準備解決問題時（一九七二年十月間），情況證明，他們是進行真正談判的能手，他們擬訂具體方案的本領不亞於過去把事情弄得撲朔迷離的本領，他們也是迫不及待的，其急切的程度同他們以往總是拖拖拉拉的程度也不相上下。

處在反戰壓力的鐵錘和河內的鐵砧之間，新政府內部各方面的領導人在他們所持的態度和所抱的期望方面產生了重大分歧，這是不足為奇的。花費了大半年的時光，才制定出一項確定的談判策略。總統是持最強烈懷疑態度的。他不相信在軍事形勢根本改變以前談判會有任何結果。他認為河內只有在它沒有其他選擇時才會接受妥協。總的說來，他贊成最大限度地施加壓力的政策；在取得一些軍事上的進展之前他是不那麼急於談判的。

站在另一個極端的是羅傑斯。他過去的經驗是在國內方面；他對外交政策並沒有確定不移的看法。他的首要目標就是避免引起國內的爭吵並避免被人指責為態度僵硬。國務院的許多人和一些主要大報以及國會裡帶有更多鴿派色彩的人物持有同樣看法，這種看法一部分是出於信念，一部分是由於害怕。實際的結果是，我們被國務院的建議所淹沒，這些建議的主要特點是它們包含著另一方曾經模糊地暗示過它可能會接受的那些因素。（稍後我們就將看到，這在後來幾乎無例外地證明是幻想。）羅傑斯往往把這些計劃提出來，並且表示他並不贊成它們，可是除非我們準備至少是在巴黎討論它們，我們就無法對付公眾的壓力。當然，這些建議的任何一項一旦列入討論的議程，我們就已經承認它們的合法性，而且很快我們面臨的選擇就只能是要作多大讓步的問題。

萊爾德的觀點更複雜一些。他對談判的效用和對軍事上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同樣地持懷疑態度；而且他在政治上是精明的。他主要關心的是在我們喪失太多的國內支持以前使美國從越南脫身。但是他希望做到這一點而又不招致南越人的垮台。因此他就全力鼓吹使戰爭越南化的方針。總的說來，他支持在談判中採取強硬方針，同時要以盡可能迅速的步調撤出軍隊。他使自己確信越南化將會起作用，這成了他最優先考慮的事情。

我對談判是抱著很大希望的。也許，像後來事情所證明的，這種希望並不是那麼有根有據的。我甚至於認為一年之內能夠取得一個過得去的結果。談判的大部分動力來自我這一方面。正如我將在下面加以說明的那樣，我對越南化是有懷疑的，我也不認為我們還有贏得勝利的時間——這種機會如果曾經有過的話，也早已為我們的前任所喪失了。但是，要使外交手腕獲得成功，我們必須善於使用我們在談判中所擁有的資本。我們需要這樣一種策略，它使得河內認為，繼續這場戰爭還不如尋求一項解決辦法那麼具有吸引力。我贊成雙軌道的談判策略，這是哈里曼和萬斯在政府交接時期提交的備忘錄中所極力主張的，也是我曾經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文章中扼要陳述過的。尼克松總的說來贊成這個辦法。

但是問題並沒有按照這個樣子提出來。相反，有好幾個月，我們就沿襲下來的體現在馬尼拉方案中的共同撤退政策展開了爭論。在那些遙遠的日子裡，還在辯論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撤退究竟是應該在北越人完成他們自己的撤退以後才進行呢，還是與他們的撤退同時進行。這種辯論是荒唐可笑的，因為首先，河內根本不打算撤出他們自己的軍隊，其次，誰都知道我們打算在幾個月之內開始單方面的撤退。我們爭吵了幾個月的第二個問題是，在共同撤退之後，應該留下多大一支留守部隊。所有政府機構都認為，必須留下相當數量的留守部隊，大概是十萬名的支持部隊。（哈里曼和萬斯在他們的交接備忘錄裡已經接受這種意見。）國防部主張還要留下作戰人員。不久以後，事態的發展和公眾的激情使這個爭論也完全失去了意義。

辯論的第三個中心是關於使戰場上的戰鬥降級的問題。我們在巴黎的談判代表團預料（後來事情證明，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河內會提出這個問題，並且竭力主張我們非回答不可。國務院和我們在巴黎的班子主張我們提出討論減少B-52的襲擊，減少美國的攻勢行動以及減少使用大炮來進行阻擊的問題。我們駐西貢的指揮官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強烈反對這樣做，他們堅持認為這種措施會把軍事上的主動權拱手送給敵人，並且使他們可以在人口稠密地區重新集結力量。這在後來也證明是一場不切實際的爭論，因為河內對於軍事行動降級問題從來沒有表現過絲毫的興趣，即使我們單方面地採取這種行動時也是一樣。北越人更感興趣的是贏得戰鬥，而不是停止戰鬥。

河內是執拗而頑固的，對比之下，我們具有的是那種富於想像力的官僚政治所固有的勁頭，在這一階段，它還沒有受到任何談判策略的約束。不論是哪一屆政府，也不管爭執的是什麼問題，美國談判代表總是希望取得成功。他們使華盛頓淹沒在試圖打開僵局的各種各樣的建議裡；他們不厭其煩地想出種種採取主動行動的倡議。他們往往給另一方的建議添上他們自己的壓力，這在開始時還不大容易察覺。他們非常重視妥協的意願，或者至少看上去是願意妥協的樣子；他們是處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因此，一旦遇到僵持局面，他們就變得煩躁不安起來。由於華盛頓的決定多半是通過對立意見的互相交鋒以後作出的，這些談判人員在要求作出廣泛的讓步時感到很放心，他們滿有把握地知道，其他一些持反對意見的政府機構在表示反對時也和他們一樣，只是代表一方面的意見。總統只能在互相競爭的壓力集團之間謀求妥協，而不是真正去制訂一項策略計劃。而且，如果他不願意具體地控制這整個過程，他就要冒這樣的風險，就是持對立意見的各個官僚機構會自行其是。

巴黎談判的情況也是這樣。二月份和三月初，我們經常受到我們巴黎代表團的壓力，要求以各色各樣的妥協方案為基礎來建議同北越人進行私下會談。第一次實質性的私下會談終於在三月二十二日舉行，但是它帶來的並不是真正的談判，而是北越要求無條件撤退全部美國軍隊和解散阮文紹-阮高其-陳文香政府[16]。

政府各部門的反應並不是就此對局勢進行徹底估計，而是極力提出看來簡直沒完沒了的妥協主張。

羅傑斯第一個偏離原定方針。在三月八日同蘇聯大使多勃雷寧的一次談話中，羅傑斯單方面地取消了把軍事和政治問題分開處理的雙軌道辦法。羅傑斯告訴多勃雷寧我們願意同時就政治和軍事問題進行會談。同總統的決定——在西貢遭到炮擊的情況下不舉行私下會談——相反，羅傑斯建議立即同河內進行私下會談。同以往的原則相反，他暗示私下會談將把西貢和民族解放陣線都包括在內。羅傑斯甚至不要求以停止進攻居民中心作為一個條件。無怪乎多勃雷寧在回答時表示他相信他所聽到的意味著我方立場有了重大轉變。

我感到非常失望。在我看來，羅傑斯白白拋棄了我方立場中的基本內容而沒有得到對方絲毫的報答；他只是為了報上有一天刊出大字標題——設想會談終於舉行——而浪費我們的資本。尼克松來得賢明一些。公眾心目中的尼克松是個帝王式的總統，他向戰戰兢兢的下屬大聲咆哮，發號施令，其實沒有比這個更歪曲事實的了。尼克松最不喜歡直接下命令，特別是對那些可能不同意他的人。他很少懲戒任何人；他從來不願意壓服一個內閣成員。當他碰到有人不服從的情況時，他設法完成他的目標而不讓那個不服從命令的人知道。這種做法可能會使他達到目的，但對保持紀律性和內部的一致性卻沒有什麼好處。它多半會向外界人士暴露出一種使他們可能會加以利用的不團結現象。天長日久就造成了一個四分五裂的政府，其中的幾乎每一個成員在受到壓力的時候都是自己顧自己。尼克松由此產生的孤立感以及他的班子缺乏內部一致性的狀況，就成了水門事件的根源之一。這也就是尼克松對羅傑斯的失言事件的反應中所反映出來的情況。他並沒有對他的國務卿重申他的策略，或者召集顧問們開會，來堅持他所採取的態度，而是讓我在三月十一日去會見多勃雷寧，告訴他蘇聯關於美國立場有所改變的印象是「為時過早的」。我在三月十四日委婉地向羅傑斯解釋說，總統的基本考慮是，我們同河內先在雙邊基礎上開始私下會談，然後再把會談擴大到把西貢和民族解放陣線包括在內。羅傑斯只是回答說，他「非常急切地」想讓會談開始。

萊爾德接著在軍事方面採取了一個單方面的步驟。尼克松在舉行過有關軍事行動降級問題的多次會議之後，於四月一日發佈一項指示，禁止超越共同撤退的範圍而提出任何有關軍事行動降級的建議。就在這一天，五角大樓公開宣佈，由於預算方面的考慮，從六月三十日起，我方將把B-52出擊任務減少百分之十。在我提出抱怨時，萊爾德輕鬆地解釋說，在六月三十日之後他無法為保持高的出擊率支付費用，而且，事實上他保持這種高出擊率的時間比他的前任計劃的時間已長了三個月。總統和我，事先誰都沒聽說有過這麼一項計劃，也沒聽說國防部宣佈過這麼一項計劃。

我對B-52出擊多少次數才算恰當並無定見，但是我要節省使用我們不多的一點談判本錢。如果我們要使行動降級，那應當是談判的一部分內容，最糟糕不過的就是由於預算的壓力而單方面地這樣做。因為總統不願意擺出同他的國防部部長針鋒相對的架勢，我就同萊爾德談妥了一項相當含糊其詞的對報界的聲明：「美國的政策是，外來軍隊必須分階段地共同撤退，才能使軍事行動減少。將在定期審查的基礎上使預算計劃數字符合這一政策。」

但是損害已經造成了。一個新聞記者對我說，他認為減少B-52出擊次數是對河內和西貢發出的信號，因為「你決不會出於預算原因而做這樣的事情」。他說，河內只會把它理解為朝著我方軍隊撤出的方向採取的一項行動，而西貢也只會理解為對它的一項警告，表明美國承擔的義務是有明確限度的。他在這兩方面的判斷都是正確的，只不過他以為我們這樣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策劃，對我們說來，這實在是過獎了。最後，我們把非做不可的事情裝成自願做出的事情。洛奇大使奉命在巴黎和談中發表公開講話時陳述美國削減B-52出擊次數的事實。總統在他十一月三日的講話中也提到減少出擊的問題。不管是在當時還是以後，河內的不動感情的領導人們對這些讓步從不領情。他們決不酬謝已經到手的禮物。

我們的政策常常冒著兩頭落空的風險。對河內，我們由於一系列得不到報答的讓步而有使我們拋棄自己立場的危險。在國內，我們越是要安撫批評者，就越是使那些願意支持一個爭取勝利的策略的人們感到灰心喪氣，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要為體面的撤退這樣的難以捉摸的目的繼續作出犧牲。而且我們也得不到另外一些人的讚許，他們想要把這場戰爭當作道德上的教訓，來說明美國本身所具有的缺點，即使我們的行動已經超過了他們所支持的計劃，僅僅九個月以前他們曾為之舉行示威活動。

萬斯的使命

由於以上所有這些原因，我斷定時間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應當找到一些辦法來使事情到達決定性階段。我力圖使蘇聯參加到一個複雜的外交活動中來，並推薦賽勒斯·萬斯作為執行這項任務的理想人選。

我是在萬斯擔任約翰遜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的時候見過他的。他的舉止從容不迫，說話語調溫和，為人正直可敬，他給我的印象是集中體現了紐約大公司律師的特點：謹慎細緻地執行他的任務，向他的委託人提供明智的咨詢意見。在他穩重而克制的舉止後面，我覺得我看出了一種激情的特質，這種特質同他所交往的人士中間現在廣泛持有的進步觀點是協調一致的。在巴黎代表團中，他和他的團長哈里曼一樣，熱切地致力於通過談判來尋求解決辦法。我被任命為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以後，推薦萬斯擔任副國務卿，這是當時國務院的第二把交椅。羅傑斯表示同意，我們兩人在他的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家裡同萬斯見了面。萬斯對任職問題未置可否，但也沒有馬上拒絕這個建議。最後我再次會見萬斯，向他說明當選總統非常希望他為新政府服務，而且運用他的經驗使國家得益又是何等重要。萬斯以前的上級羅伯特·麥克納馬拉也勸說他接受建議。萬斯當時還是拒絕了，他解釋說，將近八年，他曾不間斷地在政府中工作，現在他需要恢復不擔任公職的生活。後來萬斯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九日卸下巴黎和談的美國代表團副團長的職務時，尼克松向他發出一份熱情的感謝電。我欽佩萬斯的分析才能和判斷力；作為個人來說，我是非常喜歡他的。

就他的才能而言，我所設想的使命對他簡直是最合適不過了。這次使命就是要謀求蘇聯的贊助，來迅速解決越南戰爭。

在我同多勃雷寧的所有談話中，我都強調指出，美蘇關係的根本改善首先必須以蘇聯在解決越南戰爭方面給予合作為條件。多勃雷寧總是避而不答，聲稱蘇聯對河內的影響是極為有限的。作為報復，我們對蘇聯感興趣的所有談判——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中東以及擴大經濟關係的談判——都採取拖延的態度。但是我們從未對蘇聯提出過關於越南的全面建議。

我在三月十八日會晤萬斯，想瞭解一下原則上他是否願意接受一項前往莫斯科的使命。所建議的這項使命需要把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談判同越南問題的全面解決聯繫起來。萬斯將被派往莫斯科去開始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討論，他在這次旅行中，還將秘密會見北越的一位高級代表。萬斯將受權在上述兩方面取得迅速進展，同時使兩件事串連起來。（我沒有告訴萬斯的是，如果他的使命失敗，我就要向尼克松建議在軍事上同河內攤牌。）第二天，萬斯提出了幾個明智的問題：怎樣使在莫斯科舉行的兩項談判互相聯繫起來；怎麼能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這兩項任務；如何把他關於越南的會談向負責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的小組人員保密？

四月三日，我向總統正式提議派萬斯執行這項使命。我指出在巴黎會談進程中反映出來的它本身所具有的進退兩難的性質。我們必須使美國公眾相信我們是殷切希望解決戰爭的，同時又要使河內相信我們並不是急切到這種地步，以致它可以滿不在乎地在拖延時間方面超過我們。我們必須施加足夠的軍事壓力，以防止河內把談判變成另一次板門店；但行動上又不要過於刺激，以免促使河內把戰爭進行到底。我們的政府必須受充分的紀律約束，保證用同樣的口徑發言。同西貢保持密切的關係，使河內不能期望利用談判來瓦解南越政府的士氣。我們有沒有能力實現這些條件，我是懷疑的。我認為預算的壓力和迫在眉睫的撤退勢將使我們的軍事行動減少，而沒有使對方採取相應行動的任何希望。巴黎代表團缺乏紀律性；我們內部的分歧使我們不大可能提出一項前後一致的政策，或防止我們在兩種極端不同的主張之間搖擺不定。我們越來越可能把氣撒到西貢身上。早日取得解決是符合我們利益的，因為我覺得我所論述過的所有那些傾向，會導致一種局勢，到時候，我們現在的最低綱領就會顯得比一年以後我們的最高綱領還要強硬。但是如果沒有一點壓力，河內是一動也不會動的。因此，蘇聯的參加可能是關係重大的。

由於這一切理由，我建議由我來同多勃雷寧接觸，向他提出警告說，美蘇關係處於十字路口。我要說，總統準備在廣泛範圍內使美蘇關係取得進展。但是越南戰爭成了一個重大障礙。為了打開這個僵局，尼克松準備派遣一個由賽勒斯·萬斯率領的高級代表團到莫斯科去，以便在限制戰略武器的原則方面立即達成協議。在莫斯科期間，萬斯也將受權會見一位來自北越的談判代表，就印度支那的軍事和政治解決方案同他達成協議。（由於羅傑斯已經放棄了雙軌道的作法，我認為最好是制訂一個能維持西貢生存的政治方案。）在軍事方面，我們將建議實行停火和共同撤退。在政治方面，我們將提出保證，如果民族解放陣線放棄使用暴力，它可以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而不用害怕受到鎮壓。與此同時，還要就五年之內南越保持分立和獨立達成協議，五年之後，將就統一問題進行談判。總統將劃出六周的時間，使這項努力獲得成功。如果萬斯的使命獲得積極成果，總統還將考慮「甚至更高一級的其他會晤」（那就是說，可能舉行一次最高級會談）。

我對總統說，並且建議向多勃雷寧暗示，除非總統準備在這次使命失敗時採取「強硬的升級步驟」，否則不應批准這一行動方針。

在我提交尼克松的備忘錄中所提出的和平條件，遠遠超過了我們政府中曾經討論過的任何東西，或者大部分鴿派人物在這方面所提出的主張。例如，它超過了八個月前民主黨大會上被擊敗的鴿派方案中的條件。它包括了停火——當時五角大樓是激烈反對這一點的。它接受全部撤退（不留任何留守部隊），而且同意民族解放陣線可以在西貢的政治生活中起一定作用。當時，我們對河內還是太缺乏瞭解，因而不理解它的領導人所關心的是取得勝利，而不是停火；是實現政治控制，而不是在自由選舉中起一定作用。

四月五日上午，當我在比斯坎灣同總統談話時，他對他稱之為「萬斯計劃」的做法能否收效，表示懷疑。但是他同意我們必須採取一次外交行動。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為了把事情引入決定性階段，我向總統提交一份備忘錄，重申我建議在預定四月十四日同多勃雷寧的會晤中採用的各點意見。尼克松批准了這個建議，他在文件的邊上親筆作了一些批注，他把限期延長到兩個月（而不是六周），同時在對蘇聯人提出經濟合作的前景時比我的草案更直截了當。

我採用了一種後來我常常使用的辦法，我讓多勃雷寧自己看這些談話要點，連同總統的簽名和他親筆修改的地方。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既避免引起誤解，又證實我是代表總統說話的。多勃雷寧記了大量筆記，不時停下來要求我作一些解釋。等他全部看完了以後，他問我，我們是不是把越南問題的解決當作在中東、經濟關係和戰略武器等問題上取得進展的條件。我回答說，我們是準備繼續會談的，但是如果越南問題不成為障礙，會談就會進展得更迅速。此外，如果找不到解決辦法，我們可能採取一些會造成「複雜局勢」的步驟。

多勃雷寧滔滔不絕地強調說明，不管越南發生什麼情況，莫斯科願意同我們繼續談判下去。他推測中國正企圖在美蘇之間製造衝突。他說，越南戰爭升級僅僅符合中國的利益。我說情況如果是這樣，蘇聯同我們就有共同的義務來避免使事情複雜化。多勃雷寧告別時說，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

然而，我們卻從來沒有接到莫斯科的任何答覆——既沒有拒絕，也沒有邀請，甚至連一個承認收到建議的拖延應付的表示都沒有。六月間，多勃雷寧在一次談話中順便提到，我們的建議已經轉到河內，但是沒有得到那裡的贊同。八個月以後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我第二次從多勃雷寧那裡聽到他談起關於萬斯使命的建議，那是在探討全球局勢的過程中，他對我說，莫斯科曾經試圖對萬斯的使命有所幫助。但是河內拒絕談判，除非美國事先同意南越成立聯合政府。克里姆林宮寧願保持沉默，而不願提出一個否定的答覆。我冷冷地回答說，至少應當作出某種承認收到建議的表示。

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莫斯科究竟是否把建議轉給了河內，是否在接到否定的答覆後作出了既不想承認自己無能為力又不願冒遭到美國某種報復的風險的決定。莫斯科也有可能根本沒有轉達我們的建議，因為能夠得到的好處太不具體，而談判如果失敗的話，蘇聯捲入其中所冒的風險卻太大。我傾向於前一種看法。鑒於河內狂熱地堅持它的獨立立場，並善於使自己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間左右逢源，那應使莫斯科成為一次決定性談判的地點所冒的風險就太大了。北京可能反對；因為莫斯科可能利用這個機會順應我們的策略行事，而在印度支那作出讓步來加強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對莫斯科來說，它不可能過於熱切地在它的國土上主持這樣一場談判，其有關各方可能要它對談判的結果承擔責任，而它自己又不可能對談判發揮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在一九七一年再次嘗試採取同樣的做法，這一次提出由我來擔任談判代表。可能由於同樣原因，我們又一次碰了釘子。就在既無外交壓力，又無軍事壓力的情況下，越南談判重新吃力地進行下去。

回到疲於奔命的單調工作

五月八日在巴黎談判的第十六次全體會議上，共產黨人大吹大擂地提出了一個包括十點內容的和平方案。這個用那時已成慣例的最後通牒式的文體來提出的十點方案列舉了美國為結束戰爭所「必須」做的事情。它要求美國完全的、無條件的和單方面的撤退，取消南越政府，並由美國賠償戰爭損失。它建議由一個包括南越所有「主張和平、獨立和中立的各社會階層和各種政治傾向的人士」組成的聯合政府來取代南越政府。

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聽起來並不是不合理的，許多容易上當的美國人認為它只不過是要求讓共產黨人參加西貢政府。但是一旦我們開始探索它的含意，我們就發現共產黨人給他們自己保留了解釋誰是主張「和平、獨立和中立……」的人的權利。十點方案真正起作用的要點是，我們通過完全和無條件的撤退把南越政府置於死地，並使那裡的居民士氣消沉，在這以後，我們接著就會同共產黨人串通起來，迫使剩下來的非共產黨人士參加這樣一個結構，這個結構將包含民族解放陣線和共產黨人單獨確定為可以接受的任何集團。而這個新的聯合政府又只是臨時性的；南越的最後的政治結構要由聯合政府同河內軍隊所支持的民族解放陣線談判解決。這就是共產黨人對於「公正的」政治解決所下的定義[17]。用不著說，當共產黨人接管西貢以後，並沒有成立任何聯合政府；事實上，連民族解放陣線都被排除在外，不讓它分享任何權力。現在越南南方的所有重要職位都由北越人擔任。

這一建議就其內容而言是片面的，語氣是傲慢的。但是單是共產黨已提出一項和平方案這個事實，就造成了來自國會、新聞界和公眾的不要錯過這個「機會」的壓力。如果我們不想招致兩面夾攻，就顯然需要制定我們自己的明確立場。四月下旬，我曾建議總統發表一篇提出美國和平方案的講話。四月二十五日，我要求總統注意春水說的一句話：「如果尼克松政府有一個和平計劃，像它使人相信的那樣，那為什麼不把這個計劃公之於眾呢？」

但是總統遲疑不決。他想再等一會兒，等待莫斯科對萬斯之行的答覆。他自己的國務卿的態度使他不安，這也妨礙他採取行動。他深信，如果國務院看到一篇講話的講稿，就會捅出去，或者提出一大堆同他的戰略不相容的補充意見，而他如果予以拒絕，就會被看作是一個強硬路線派的人物。像往常一樣，尼克松找到了一個有效的、但又是帶有欺騙性的解決辦法。他等到五月十二日羅傑斯動身前往東南亞訪問以後，就在當天命令我督促有關人員在四十八小時內作好一篇總統講話的準備工作。

五月十四日那天，尼克松在全國電視上第一次詳細地闡明他的越南政策的依據、已經採取的步驟以及一項新的具體的談判建議。他回顧了他執政頭四個月的行動：敵人攻勢的鋒芒受挫，我們同西貢政府關係改善，南越部隊得到加強，最重要的是，制定出了一種明確的談判立場。

他提出了一項八點計劃，這使美國在談判立場方面遠遠超過了約翰遜政府。具體說來，他放棄了馬尼拉方案（即河內在我們之前六個月撤退），而主張採取同時撤退的辦法。然而，北越人的撤退可以是（通過「非正式的諒解」而實現的）事實上的撤退，而不一定是由河內公開予以承認的撤退[18]。美國同意讓民族解放陣線參加南越的政治生活；南越保證在國際監督下舉行自由選舉並接受選舉的結果。總統表示願意提出撤退的確切時間表，他還提議在國際監督下實行停火。簡言之，五月十四日的講話提供了一切機會來試探進行公平的政治競爭的可能性。它唯一沒有滿足的是共產黨人的必要條件：美國軍隊無條件撤退，在美國默許下建立一個受共產黨控制的政府。

起先，北越談判代表春水作出了比較溫和的反應，使人滿懷希望。他微妙地指出在民族解放陣線的十點和總統五月十四日講話的八點之間存在著「一致點」。但是在正式談判中，他死硬地拒絕討論它們。不久，談判會議又回復到北越毫無結果地重複其標準立場的狀態。僵局在繼續下去。

我們為了打破僵局而作的努力也在繼續下去。

撤退的開始

在五月十四日講話扼要說明我們進行談判的妥協條件之後，我們就轉而採取單方面的撤軍行動。我們繼承了（用本世紀外交政策中一個不太恰當的詞來說）使這場戰爭「去美國化」這樣一項籠統的義務。約翰遜政府開始設法加強南越軍隊的力量，但是沒有撤軍的計劃。正如國防部部長克拉克·克利福德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所說的那樣：「戰鬥的局面是，我們在增加而不是減少我們的部隊。」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克利福德在記者招待會上重申沒有制訂任何撤軍的計劃。我們天真地以為，撤出美軍就可能幫助我們贏得公眾的支持，而且這樣一來，留下來的部隊以及我們加強了的駐守力量就能促使河內認真地進行談判。同時，如果我們充分加強南越人的力量，那麼我們的撤退還可能在沒有同河內達成協議的情況下逐步結束我們的捲入。

由於以上這兩點理由，尼克松贊成撤軍。他在三月十四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列舉了我們撤退的三條依據：南越人在沒有美軍的情況下保衛自己的能力；巴黎會談的進展情況；敵人活動的規模。尼克松最初幾個月的戰略實際上就是，試圖盡最大可能地削弱敵人，加速西貢部隊的現代化，然後開始撤退。他以為這將是在宣傳上高明的一著。

惠勒將軍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曾說過，他認為阮文紹總統大概會同意稍許削減美國軍隊，因為這將在國內幫尼克松的忙，並且樹立一個具有自信心的南越的形象。羅傑斯認為，我們撤出五萬軍隊就能在國內爭取到無限的時間。萊爾德和尼克松不發表意見。阮文紹二月六日公開表示他相信到一九六九年相當數量的美軍就可以離開越南了。當時作為艾布拉姆斯將軍的副手的古德帕斯特將軍三月二十八日參加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並在會上報告說，南越人已經作了切實的改進；他說，我們實際上已經接近於使戰爭「去美國化」，但是還沒有達到「決定關頭」。這時萊爾德開腔道：「我同意，但不同意你的『去美國化』這個提法。我們需要的是『越南化』，把重點放在正確的問題上。」這句話打動了總統。他說：「梅爾，這話有見識。」「越南化」一詞就這樣產生了。

四月十日，我發出了一則指示，要求各部門和各機構制訂出使戰爭越南化的計劃。尼克松斷定在他發表了五月十四日講話之後不久，時機就會成熟。他一方面想要在沒有羅傑斯干預的情況下發表他的五月十四日聲明，另一方面又試圖以先發制人的方式著手進行撤軍而不讓萊爾德講話。

安排在六月八日舉行一次同南越總統阮文紹的會談以取得他的支持。會談地點定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島，選定這個地點是由於人們擔心，如果阮文紹訪問美國會引起騷亂。夏威夷被否定了，因為林登·約翰遜曾在那裡同越南領導人舉行過一次會談。總統與一個三萬多美國人已經為之喪生的國家的領導人會晤，卻不得不在太平洋中間的一個無人居住的島嶼上舉行，這一事實像征性地表明越南戰爭已使我們的社會陷入了泥潭。

在前往中途島的途中，尼克松六月七日下午在檀香山俯瞰太平洋的卡哈拉·希爾頓旅館的會議室裡同羅傑斯、萊爾德、惠勒將軍、洛奇大使和我本人舉行了一次會議。邦克大使、艾布拉姆斯以及麥凱恩海軍上將也在場。這次會議是就撤退的戰略作出最後的決定。軍方顯然是帶著沉重的心情來商議這個問題的。他們在內心深處知道，這同他們曾經為之戰鬥的目標是完全相反的。不管怎麼說，這將使勝利成為泡影，甚至要得到一個體面的結局也成了問題。撤退的進程很可能是不可改變的。從此以後，我們將在我們的戰鬥力下降和南越部隊增強之間展開一場競賽，這場競賽的結果往最好裡說也是前途未卜的。

同一種神話相反，軍方即使是在私下裡也是很少反對他們的總司令的。他們只要能想得出並不充分的但是言之成理的理由，也就會克服疑慮情緒而支持總統的決定。作為一個戰地指揮官典型的艾布拉姆斯將軍，雖然明顯地是滿心不樂意，卻同意了撤出二萬五千名戰鬥部隊，看到他這個樣子是令人很不好受的。他當時就知道，他注定要擔負起一種後衛的責任，他的指揮部的任務是要越來越多地採取後勤性質的重新部署的行動，而不是在戰鬥中取得勝利。在我們的部隊不斷減少的時候，他不可能取得我們在滿員時都不曾取得的勝利。現在，要看怎麼樣向阮文紹總統兜售這個主意了。

中途島會談不可能再找到一個更加超現實的背景。在短短七個小時中，這個不超過兩平方英里的珊瑚島遭到五百多名總統隨從人員——官員、安全保衛人員、通信聯絡員、新聞記者和一些自認為不可缺少的其他人員的入侵。機場的飛機庫是新油漆過的；總統同阮文紹會見的指揮官辦公室換了一套新傢俱，而且房間也粉刷過了，這使這位海軍軍官成為中途島會談的一位毫不含糊的受惠者。迎送貴賓的汽車和籌備國宴的供應都是空運來的。所有這一切，都沒有逃過這個島上的信天翁的細小而明亮的眼睛，它們世世代代受到內政部的保護，因而變得傲然不可一世。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一個人發覺這個沉寂的小島與這些奇怪的大鳥之間的神秘聯繫。它們威嚴地向高空飛去，但在起飛的時候卻像笨重的飛機一樣，要在跑道上滑行很長一段路。在它們唯一願意居住的中途島上，它們倨傲地蹲在道路中間，引起交通阻塞而洋洋得意。它們滿心歡喜地知道，無論誰要是出於人的本能而禁不住猛踢它們一腳的話，那就一定會受到內政部的嚴厲懲罰。

阮文紹的地位還不如這些信天翁更令人艷羨。幾天來一直流傳這樣的消息（我們政府中有些人對這種流傳並沒有採取不予鼓勵的態度），那就是尼克松總統將宣佈開始撤出美國軍隊，而且是有意以此作為對阮文紹的警告，要他整頓好自己的國家。批評他的人說這句話，一般的意思即使不是成立聯合政府，也是要求早日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這些批評者很少說清楚，在一個被三十萬敵對的軍隊和游擊隊橫加蹂躪的國家，如何能夠保證民主自由。他們指望阮文紹在幾個月之內而且是在內戰的戰火中實現東南亞其他任何領導人在數十年的和平時期內都未能實現的事情。人們既要求他打贏一場戰爭，使自己的防禦結構適應一支龐大的美國軍事力量撤出的狀況；又要他在這個整個一代人都沒有享有過和平、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民主的國家裡建立民主的體制。他作為一個民族主義領袖的合法性能否提高，卻要看他在一個大國的壓力下是否實行了改革，而這個大國過去卻曾與人合謀推翻了他的前任，從而使國家失去了它的文職政府。

當阮文紹輕快地走下他包租的泛美公司的飛機的時候，那個景像是令人心酸的。現在已有三萬六千名美國人為他的國家喪命，可是卻不允許他踏上他的強大的盟國的國土。我為他感到難過。他成為美國國內壓力的中心，這不是他的過錯，他畢竟是數百萬不願遭受北越軍隊統治的南越人的代表。他來自一個文化與我們不同並按照不同的價值觀念管理的國家。但是所有的越南人都有一種天生的尊嚴，這可能是由他們美麗國家的殘酷和血腥的歷史造成的。越南人並沒有「接受他們的命運」，就像西方神話所說的亞洲人總是逆來順受那樣。他們幾個世紀來一直在進行戰鬥，為了決定他們國家的命運而同外來人戰鬥，也在他們彼此之間進行戰鬥。他們有時候會變得難以相處，甚至令人憎惡，但即使如此，他們還是堂而皇之地拒絕向敵人或盟友低頭，而且繼續使自己存在下來。

這時候舉行了兩次會議。決定性的一次會議是在粉刷一新的指揮官寓所中舉行的。會議的參加者有尼克松、我、阮文紹和他的私人助理。在軍事俱樂部還舉行了一次專家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問題，由兩位外長擔任主席。（這種做法幾乎成了尼克松同所有外國領導人會談時所遵循的格局。）阮文紹的行動並不像一個乞求者。他的舉止表明他是有自信心的；他沒有要求恩惠。我們曾經擔心，撤軍的計劃會引起尷尬的場面。阮文紹卻搶先一步，自己提出了這一建議。我們提議在總統一級同河內進行私人接觸。阮文紹表示同意，只是要讓他知道所有政治討論的情況。因為與東海岸有五小時的時差，使得新聞記者發消息的時間很緊，兩位總統在討論一個半小時以後走出指揮官的寓所，尼克松總統就宣佈了撤出第一批美軍的計劃。

尼克松興高采烈。他認為這個宣佈是一個政治上的勝利。他以為這將會給他爭取到必要的時間來制定我們的戰略方案。他的顧問包括我在內，都同意他的觀點。但我們在兩個方面講來是錯誤的。我們已經越過了一條注定要倒霉的分界線。撤軍使那些仍有子弟在冒險作戰的家庭更加情緒沮喪，而且撤軍並沒有緩和批評者的火力，他們當中的大多數認為，既然他們的壓力已使政府作出撤軍的初步決定，因而施加更大的壓力就可能加速這一過程。如果加快撤退引起垮台的話，他們是滿不在乎的，而且有些人還會感到非常高興。

當年六月，六個月前還聲稱美國沒有撤軍計劃的前國防部部長克利福德，在《外交季刊》上寫了一篇文章，鄭重其事地敦促在一九六九年底以前單方面撤軍十萬人，在一九七年底以前撤出全部戰鬥部隊，僅僅留下後勤和空軍人員[19]。尼克松總統在辯論中從來是不讓步的，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激烈地反駁說，他希望對克利福德的時間表作出修正。雖然人們費勁地努力「闡釋」總統這句話，但是損害已經造成；我們堅持要求共同撤軍的主張到那時幾乎已經失去了任何真實性。我們單方面撤軍的決心在國內外尤其是在越南被認為已是無可改變的了。當國防部開始根據預期的裁減兵員的計劃制定預算的時候，靈活性的最後一點痕跡也不復存在。從此以後，如果中斷撤軍，就會造成財政虧損，從而影響新武器的採購。

另一方面，北越人感興趣的不是象徵性的意義而是實際的作用。他們冷靜地分析了撤軍的問題，權衡了對美國的利弊：一方面，撤軍增強了美國堅持下去的能力而使我們得到了心理上的好處，然而美軍人數的減少就意味著我們戰鬥力的下降。河內一個勁地要求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做到最大限度地撤軍。我們的撤退越是自動，其作為討價還價的武器的作用就越小；隨著我們的撤軍步伐的加快，我們要求共同撤軍的主張就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了。我們越迅速地撤退，南越垮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對於我們這種沒有得到對方任何響應的撤退，北越人還不斷地抱怨說，這不過是「點點滴滴的」，或者說我們對自己的最終意圖也並不是「很清楚的」；他們從來沒有背離他們的立場，我們單方面的步驟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義務。他們在一年之內就要求我們無條件地規定一個撤軍的期限。

這些現實在我們考慮國內問題時佔了支配地位。萊爾德在一九六九年已為撤軍準備了五套可供選擇的計劃。最低的指標規定撤出五萬部隊，最高的規定撤出十萬。在這兩者之間，撤軍的人數和撤退的軍種是各不相同的。羅傑斯支持撤軍八萬五千人。萊爾德意識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張，正式表示支持最小的數字（五萬人），但是在私下裡他表明如果他的意見被否決，那他是不會在意的。從比較長期的考慮出發，萊爾德提出的時間表從十八個月到四十二個月不等，留守美軍最高數字（在河內撤退前留下來的部隊）約為二十六萬人至三十萬零六千人。萊爾德六月二日在寫給總統的備忘錄中提出了一個「切實可行的」撤軍時間表，規定時間為四十二個月（使撤軍延續到一九七一年底），留守部隊為二十六萬人。他警告說，在北越不採取相應行動的情況下，更為迅速的撤軍將使綏靖計劃遭到嚴重挫敗，使盟國軍事能力大大下降，並且可能造成南越的垮台。

在政府內部，兩種趨向迅速發展起來。既然實現越南化計劃（除了尼克松以外）要歸功於五角大樓，國務院只有在政治上加倍作出努力，才能分享結束戰爭的光榮。於是人們接二連三地向不幸的阮文紹發電報，要他加快政治和經濟改革進程。其實他已在土地租佃方面實行了徹底的改革。可是我們的敵人卻竭力使阮文紹相當廣泛的改革看上去不像是出於他的實力和日益增長的自信，倒像是迫於美國的壓力，這可能削弱了他的地位。阮文紹七月十一日[20]表示願意舉行自由選舉，共產黨人可以參加選舉，並接受包括共產黨在內的越南聯合選舉委員會及一批國際觀察員的監督。國務卿羅傑斯在七月二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就洩露了某些細節，阮文紹一怒之下決定推遲向我們提交他的新計劃草案。

等待總統和他的高級顧問七月七日在總統遊艇「紅杉號」會議中商討的就是這些問題。參加會議的有羅傑斯、萊爾德、司法部長米切爾、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羅伯特·庫什曼和我。那次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是，戰鬥明顯地暫時緩和一事意味著什麼。這究竟是由於河內精疲力竭，還是由於他們的一項新的談判策略？還是由於河內試圖通過默契而實行逐步降級？一個表明當時知識界思想混亂的典型事實是，在軍事行動緩和使傷亡人數及國內壓力減小而感到如釋重負的情況下，竟然沒有一個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暫時的緩和是否並不一定說明我們的戰略是成功的而且應該就此繼續下去。相反，人們一致認為，我們應當放慢軍事行動作為回報。當時決定對發給艾布拉姆斯將軍的戰地命令作出根本性的變動。向東南亞美軍頒發的現行的「任務聲明」裡曾經提出雄心勃勃的意圖，就是「擊敗」敵人並「迫使」他們撤回北越——這是從約翰遜政府手中承襲下來的。新的任務聲明（八月十五日生效）的重點是，向南越人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以加強他們的兵力，支持綏靖行動，並減少敵人補給品的運輸供應。事實是，總統在最後一刻忽然改變主意，撤回了新的指示。但是萊爾德已經發出去了，因此這些新的指示就生了效。我不知命令改變（很快就洩露出去了）究竟有沒有起什麼實際作用。既然我們已經決心撤退，因此，不論我們意圖如何，這些新指示都反映了我們並沒有多大力量。

七月三十日那天，尼克松在他周遊世界的訪問中出人意料地在西貢作了逗留。他是違反了總統保鏢的意見到那裡去的，由於安全的原因直到最後一刻才宣佈。尼克松乘坐一架直升機從機場急忙飛向總統府，這架直升機似乎是直上雲霄衝到可能遭遇到的狙擊火力射程之外，然後像一塊石頭那樣栽到阮文紹辦公室外的林木之間。我根本不知道駕駛員是否曾多次試驗過這種飛行，也不知道同遭受炮火狙擊相比，這種飛行的風險有多大。尼克松對阮文紹說，為了繼續取得美國公眾的支持，繼續撤退是必要的。他還爭辯說，重要的是，應使減少兵力的行動看起來是按照一個妥善安排的時間表進行的，並且是我們主動採取的。顯然，我們已走上了這樣一條道路：如果可能，通過談判撤出越南；如果需要，就通過單方面撤退來實現這一點。

同春水秘密會晤

在六月份，我通過我的老朋友瓊·聖特尼，前法國駐河內總代表，主動提出再作一次談判的嘗試。聖特尼的妻子克勞德曾經是一九五三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學主辦的國際問題研究班上的學生，那個班是專為年輕有為的外國領袖人物開辦的。她是一位作家兼歷史學家，既聰明又漂亮。她和聖特尼結婚以後，我常常到他們在裡沃利路的俯瞰杜伊勒裡花園的寓所去看望他們。聖特尼風度優雅又極富才華，他在美國同河內沒有任何接觸的那幾年，曾使我第一次深入瞭解越南人的心理狀態。他花了許多時間向我追述他在河內的經驗並且告訴我他對我們捲入越南的行動所作的估計。像許多曾在印度支那工作過的法國人一樣，他認為我們的事業是毫無希望的——當然這並非不帶一點民族主義色彩：在法國失敗了的地方美國怎麼能夠自以為會成功呢？同他的許多同胞不同的是，他瞭解體面地撤軍對美國以及其他自由人民的重要性。我不懷疑他將會把我們的接觸情況向他的政府匯報。這只是次要的，因為瞭解這一情況將使法國得到不只是單方面的好處；這既可以滿足好奇心，又不影響政策。我相信聖特尼對於自己所答應做的事情是講信譽的，並且是可以信賴的。他也得到了北越人的信任。對於一個中間人來說，不能期待比這更多的了。

因此，在六月二十四日我向總統建議，邀請聖特尼到美國來探索採取新的主動行動的可能性。我對總統說：「我對局勢的理解是，鑒於河內目前的心理狀態，新的主動行動大概不會產生多大影響。然而我認為，為了能夠記錄在案，並且由於巴黎談判未能取得真正的進展，我們應當再作一次表示。」聖特尼七月十五日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了總統。由於誰也不知道他到了美國，只好由我來充任譯員。但我的法語會話不大在行，肯定無助於任何人確切地瞭解談話的意思。聖特尼表示，他願意代表我們訪問河內並帶個信去。不然的話，他建議黎德壽同我舉行會談，黎德壽是北越政治局的一個重要成員，不時前往巴黎參加同哈里曼的會談。

我們選擇了頭一個辦法。當下起草了尼克松給胡志明的一封私人信件。我們要求聖特尼親自交給河內。這封信強調說明我們致力於謀求和平的決心；表示願意在討論我們的計劃的同時討論河內的計劃。信的最後寫道：

在會議桌上朝著早日解決這場悲慘的戰爭前進的時刻已經到來。你將發現，我們在把幸福帶給勇敢的越南人民的共同努力中是樂於盡力並且不抱成見的。讓歷史記錄下來：我們雙方在這一決定性的時刻都在面向和平而不是衝突和戰爭[21]。

但是北越人不為所動；他們甚至不給聖特尼入境簽證。這封信交給了河內駐巴黎的代表梅文蒲。我們下了決心要取得突破，因此要求聖特尼為我安排一次同北越談判代表的會見。

七月底，我陪同總統作了一次環球旅行。從「阿波羅11號」在大海中濺落的時候開始，我們先後訪問了東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在總統乘飛機回國的時候，我同總統一行分手，前往巴黎和布魯塞爾。我的秘密會見預訂於八月四日在聖特尼的寓所舉行。黎德壽當時已經離開巴黎，同我對話的人將是河內參加和談的全體會議的全權代表春水。我後來才知道，這樣一來，會議管保是除了重複過去大量發表過的老一套言論以外，不會有任何其他東西。春水不是決策人，只是一個執行人。他代表外交部而不是共產黨，河內派他來只是在公開會議上宣讀官方的主張。春水身材瘦小，一副菩薩面孔，思想敏銳，即使是在發表最令人氣憤的言論的時候也永遠是面帶微笑。他是沒有進行談判的權威的。他的職責就是進行心理戰。當河內想要認真談判的時候，它駐巴黎代表團的「特別顧問」黎德壽就會從北越來到巴黎。這個人，也可以說，只有在最荒唐的想像裡才是靈活的。但是，他至少是有權威的，而且最後結束談判的也是他。

我去巴黎的借口是向蓬皮杜總統和沙邦-戴爾馬總理介紹尼克松總統環球旅行的情況。八月四日下午接近傍晚的時候，我假裝說出去觀光，同我的私人助理安東尼·萊克以及我國駐巴黎武官弗農·沃爾特斯將軍離開了美國大使館，前往不遠的裡沃利路上的公寓。當時，新聞記者們沒有採訪我，因此用不著大費周折就可以到達那裡。沃爾特斯將軍在場，是因為他很有充當譯員的才能，而且是尼克松總統和我所充分信任的。（後來就全由他以絕對的準確無誤、遠見卓識和小心謹慎的態度安排我最初幾次巴黎談判之行以及在那裡同中國人的幾次接觸。）沃爾特斯可以流利地說九國語言。他口譯的本領是罕見的；他富有演藝才能，不僅能夠表現出講話人的言詞，而且能夠表現出他的語調和態度。他的戲劇天賦使得翻譯縱使有什麼差錯的話，也只是講得比原話動聽，不過講話人還是不易保持鎮定，因為沃爾特斯記憶力非常強，不肯作筆記。同春水的會談持續了三個半小時，這部分是因為需要進行兩重翻譯。我用英語講話，由沃爾特斯譯成法語，春水的譯員再把它譯成越南語。在春水講話的時候，他的譯員則把他的發言從越南語譯成英語。

我曾經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這次會見。這將是我作為主要人員參加的第一次談判。這將是我第一次會見難以捉摸的北越人，我曾代表約翰遜總統在整整一個夏天設法同他們舉行這種會談而未能成功。我仍然半信半疑地以為，如果我們能使他們相信我們是誠心誠意的，就會取得迅速的進展。我的同事們和我在預定時間半小時之前到達聖特尼的公寓。聖特尼把我們帶到他的起居室並指點給我們點心和飲料都擺在什麼地方。他的寓所裡陳設了他在越南任職期間收集到的一些珍貴的古玩。他冷冷地說：「我希望如果你們意見不合的話，不會彼此扔這些罈罈罐罐。」然後就告辭了。

春水和梅文蒲準時到達。我們面對面地坐在沙發上。美國人員背對著裡沃利路，讓越南人面對著杜伊勒裡花園。像後來我參加的所有的會談一樣，他們表現出尊嚴和不聲不響的自信，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裡坐著的是一批以暴力行動和游擊戰爭為職業的人士；他們只是偶爾才同外界接觸，而且是由他們從事的許多種鬥爭的需要來決定的。但是他們在同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的代表會談的時候，卻表現得不動聲色和訓練有素，而且有無限的耐心。只有一次，由於一九七二年春季攻勢最初的勝利而變得態度傲慢，除此以外，他們始終是彬彬有禮的，他們從未顯示出過分的熱心；從不讓自己顯得慌亂不知所措。他們是進行政治戰的專家，決心只按自己的步調行動，不為別人的魅力所迷惑，也不為急躁情緒所驅使。他們把美國的讓步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來接受，而不承認自己有什麼以溫和行動相回報的義務。他們認為妥協就是自認孱弱。只有他們自己對河內的自身利益所作的估計才能打動他們。他們不允許有任何自我懷疑；他們永遠不會承認（哪怕是對他們自己），他們由於我們的論點而有所搖擺，甚至受到影響。他們的目的是掌握南越的全部權力，或者至少取得這樣的結果：使他們的對手士氣敗壞到在下一回合鬥爭中會很容易地被消滅的地步。只是在他們一九七二年復活節攻勢失敗使他們完全精疲力盡之後，他們才改變一心謀求勝利的計劃。

雙方略事寒暄，主要是談到我在一九六七年幾次想要同梅文蒲會面而未能成功的嘗試，然後我就轉入正題，說明這次會見的目的。我對越南人民的勇氣和苦難表示了尊敬。美國真誠地希望謀求一項無損於雙方自尊心的解決辦法。可是事實是，從停止轟炸時開始舉行的談判到十一月一日就將達一年之久了。在這段時期內，美國已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沒有得到回報的姿態：我們已經停止派遣增援部隊；我們已經宣佈單方面撤退二萬五千人，而且還答應繼續撤軍。我們已經表示願意接受在國際監督下舉行的可以有民族解放陣線參加的自由選舉結果。以上種種一直沒有得到任何響應。我說，我來到巴黎，就是為了在盡可能高的級別和以非常認真的態度建議，由我們雙方作出巨大努力以在談判歷時一年之前也就是說在十一月一日之前解決這場衝突。我們準備討論民族解放陣線的十點方案，但是我們不能接受如同銘刻在石頭上的、沒有商量餘地的十誡那樣的建議。長遠說來，我們不能容忍在每一次會議上都受到這樣的待遇，就像小學生考試那樣，考查我們對河內的正式立場瞭解到了什麼程度。

我建議加緊談判並努力尋求民族解放陣線的十點方案與尼克松五月十四日的八點計劃之間的共同立場。具體地說，美國準備毫無例外地撤出它的全部部隊，作為共同撤軍計劃的一部分。我們準備接受任何自由的政治進程的結果。我們瞭解到，不能期望任何一方在會議桌上放棄它不曾在戰場上同意放棄的東西；我相信公正的進程必須符合政治和軍事力量之間現有的平衡。由於我們不要求共產黨方面的軍隊解散，因此，也不應當要求我們解散非共產黨的政治派系。成功的談判要求每方都承認，不可能乘其不備擊敗自己的對手。我代表總統提議，打開一條特殊的聯繫渠道。如果談判證明是認真的，總統準備調整軍事行動以便達成一項協議。但是，如果到十一月一日還沒有進展，美國必將採取後果嚴重的措施[22]。

春水不動聲色地聆聽，絲毫沒有顯示出他聽到美國的立場有什麼變化的樣子。事實上我是提出了美國到那時為止的一項最全面的和平方案。我表示願意撤出美國的全部軍隊而沒有對餘下多少部隊作任何規定。我這樣做就是提出了美國政府內部所主張採取的最富於鴿派色彩的立場，我已經提出了使軍事行動降級的建議。春水按照北越人的習慣，提出了幾個要我加以澄清的問題，然後就發表了長篇獨白。他首先追述了越南許多世紀來爭取獨立的鬥爭的光榮史。這是我在以後四年中又聽了不知多少遍的故事。它成了一種儀式，就像飯前的禱告一樣，只不過時間要長得多。越南人擊敗了所有的外國人這段英雄史詩使人印象深刻，甚至是動人的，雖然在多年的不斷重複之後，這篇冗長的經文已經成為對我的自制力的一種磨煉。大約四十五分鐘以後，他轉入了實質性的話題，他否認十點方案是像我所說的那樣的十誡；然而卻是「解決戰爭的唯一合理的現實的基礎」——這二者之間的差別是我不夠深奧的西方氣質的思想所無法領會的。

據春水說，存在兩個問題，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軍事解決的辦法就是美國以及北越人所說的「衛星國家」的部隊（盟國的軍隊）完全撤出越南。他說，美國在這一問題上是說得非常不準確的——意思是說，我們沒有提出美軍無條件撤離的時間表。政治解決的辦法則要求阮文紹、阮高其和陳文香（我們盟國的總統、副總統和總理）下台並建立一個由共產黨臨時革命政府[23]及西貢政府的下餘人員（只要他們主張「和平、獨立和中立」）組成的聯合政府。春水說，這兩個問題——軍事問題和政治問題——是有聯繫的；另一個問題不解決，這一個問題也解決不了。換句話說，即使美國單方面撤退也不會使戰爭結束或使我們的戰俘獲釋。

因此，河內繼續堅持要求美國在南越建立一個新政府——在新政府之內的非共產黨一方由於美軍的撤退和攆走了它的領導而虛弱無力和元氣大傷的條件下建立這個政府。如果美國繼續厚著臉皮撤退而並沒有實現這樣一種政治大變動，那麼戰爭就會繼續下去，而我們的俘虜將會留在那裡。許多年來，我們的立場換了一個又一個，從共同撤軍變成單方面撤退，從餘下一部分軍隊到完全撤出。但是河內從未作絲毫讓步。在我們實現河內顯然不再相信自己可以達到的目的——推翻我們的盟國——之前，我們既不可能享有和平，也不可能接回我們的俘虜。

我們不打算為共產黨人做那些他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這在我們看來是會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把美國的國際地位抵押出去的一種屈辱。我們拒絕推翻一個盟國政府，這件事一直是使每次談判都陷入僵局的一個單獨的和關鍵性的問題，直到一九七二年十月八日河內撤回這個要求為止。

那天春水和我重新申述了雙方既定的立場，只是態度和緩了一些，不再是那麼爭吵不休，此外便無甚成就。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同意每一方都可以自由地同對方接觸，並且同意應該舉行另一次會議。春水表示河內不喜歡來自其他國家的中間人，而且要求我們指定一名美國人通過這一渠道來接受或傳遞信件。我指定了沃爾特斯將軍。我們向西貢的邦克大使發出了一份簡報，以便報告阮文紹總統，阮總統曾在中途島會談中授權進行這種秘密會晤，而且從一開始我們就一直充分地向他提供關於我所進行的秘密談判的匯報。在洛奇大使不在巴黎的時候，由我向他的副手菲利普·哈比卜作簡要介紹。

這條新建立的渠道到一九六九年就沒有再利用了。兩天以後的八月六日，共產黨對金蘭灣發動進攻。對這場進攻，人們勉強能用這樣的理由來解釋，就是它必定是在同春水會晤很早以前就已經策劃好了。然而，到八月十一日，共產黨軍隊進攻了整個南越境內的一百多個城鎮和基地，終止了為期八周的戰鬥間歇。即使對事情作最寬厚的解釋，也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河內不相信外交上的姿態、談判、善意和互惠互利。

又一次重新評估

尼克松對北越新的進攻的反應是，在八月二十三日從聖克利門蒂西部白宮（尼克松住所）宣佈他在返回華盛頓以前將暫不考慮下一次撤軍的問題。在巴黎的北越人的反應是異乎尋常地遲緩而且看起來舉棋不定。我們明顯地推遲單方面撤軍已使河內躊躇起來——這是一個表明它對美國軍力的重視的跡象，也提示我們，假如國內局勢容許我們顯示更為堅定的態度的話，就可能出現什麼情況。但是國內局勢並非如此。雖然尼克松的決定完全符合他在三月間宣佈隨後又經常重申的撤軍三準則（敵人的活動，巴黎談判的進展和南越部隊的改進）中的兩項，這個決定還是在國會和輿論界引起了憤怒的反應。

八月二十五日，胡志明答覆了尼克松總統七月十五日的信件。（實際上，覆信是在八月三十日收到的，也就是胡去世的前三天。）胡志明的信對尼克鬆開頭的稱呼「親愛的總統」毫無響應，以專橫的方式重申了北越的公開立場：

我們越南人民熱愛和平，熱愛保證獨立和真正自由的真正的和平。為了保衛他們的國家和神聖的民族權利，他們決心戰鬥到底，不怕犧牲和困難。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和南越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的十點方案中所提出的全面解決辦法，為解決越南問題提供了合乎邏輯的與合理的基礎。它已經贏得世界各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你在來信中表達了為謀求公正和平而採取行動的願望。為此，美國必須停止這場侵略戰爭並從南越撤出它的部隊，尊重南越人民和越南民族在不受外國影響的情況下處理自己事務的權利。這才是解決越南問題的正確態度……

不論胡志明作出這一答覆的原因何在——不論它是基於真正的還是虛假的義憤——它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只有勝利才能使河內滿足。它指望美國在神經上疲憊不堪；它不容許談判顯露出取得「進展」的樣子，因為那樣的話就可能使我們得以把公眾輿論團結在一起。我方非常自然的回答本應是停止撤退兵員回國，但是到了那個時候，撤軍本身的勢頭已經越來越強大了。我們總是事先宣佈在一個特定時期中要削減的兵員的數目，而當每段時期即將告終之時，部分來自公眾，部分來自官僚制度內部的壓力就不可避免地不斷增大。八月二十三日對河內的好戰態度的回擊是尼克松最後一次試圖停止撤退軍隊。

九月十二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舉行了另一次會議來討論下一次的減少兵力問題。當時沒有再進行任何辯論。九月十六日，總統宣佈他的決定：到十二月十五日，軍隊的最高限額再減少四萬零五百人。對批准的最高限額的削減總數迄今已達六萬五千五百人。這個數字比羅傑斯年初為使公眾相信我們是認真要結束戰爭的而認為必須削減的人數還多一萬五千人。在九月十六日的宣佈以後，我們的撤退就變成不可遏止的了。此後總統再也不放過每一階段撤退時期終了的時機來宣佈下一次新增加的削減數字。河內差不多就要在沒有採取任何互惠行動的情況下實現它的第二個目標了：停止轟炸現在正把我們引向單方面的撤軍。我們已經走出了很長一大段路：我們接受了全部撤軍，我們已開始單方面撤出越南，我們已使我們的軍事行動降級——我們採取了所有這一切而沒有得到對方的絲毫反應。

我對我們的方針政策感到憂慮不安。在九月十二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研究越南問題的會議上，我在討論中發言不多，但在會議快結束的時候我大聲說：「我們需要一個結束戰爭的計劃，而不只是撤退軍隊。這才是人民所關心的。」在此兩天前，我向總統遞交了一份個人的備忘錄，表達我深切的憂慮，並對越南化的種種設想提出了疑問。撤軍對美國的公眾會變得像「鹹花生米」一樣，撤得越多，人們就越盼望多撤，最後導致他們也許要求在一年之內就單方面全部撤出，而事實上情況的確如此。我說明我們的軍事戰略無法迅速奏效以抵擋輿論的削弱作用，我預言（而且不幸而言中）河內大概會等到我們完成了大規模撤退之後再發動一次全面進攻。總之，我認為我們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在本書中全文刊載了我在九月十日提出的這份備忘錄[24]。

第二天我接著又提出第二份備忘錄，扼要說明了我所設想的可供選擇的政策，並且再次警告，一種完全依靠戰爭越南化的戰略是行不通的。這份備忘錄的一部分也刊載在本書註釋中[25]。

我主張採取的方針就是曾經作為擬議中的萬斯使命的核心的方針：提出我們所能提出的最廣泛的、條件最寬大的建議，只是排除推翻一個盟國政府這一條，但保證政治上的自由競爭。如果這些建議遭到拒絕，我們就停止撤退部隊，並通過對北越港口佈雷，或許還轟炸它同中國的鐵路聯繫來封鎖北越。目標是迅速通過談判取得妥協解決。在策劃萬斯出訪使命的時候，已經制訂了一項實現和平的詳細建議，在九月和十月間，我召集了一批我所信賴的工作人員在白宮戰情室研究局勢所涉及的軍事方面的問題。我告訴我的工作人員們，我們目前的戰略是設法在下列二者之間找出一條伸縮餘地很小的路線：為使河內相信我們的決心而避免撤退得太快；為滿足美國公眾的要求又避免撤退得太慢。假使總統對這項政策失去信心而他又不準備屈服的話，他有什麼辦法迫使戰爭迅速結束呢？我要求制訂一個軍事計劃，目的是要給敵方的軍事能力以最大限度的衝擊；我還要求對外交上造成的影響作出估計，並預先擬定最後談判的方案。

這項計劃定名為「鴨子吊鉤」，為什麼起這個名字我現在已完全記不起來了。哈爾·索南費爾特和約翰·霍爾德裡奇就蘇聯和中國對一次重大的戰爭升級行動可能作出的反應寫了一篇分析報告。他們還作出了關於法律和外交方面的估計。羅傑·莫裡斯、托尼·萊克[26]和彼得·羅德曼為總統起草了一份講話稿（其中的一些部分後來在十一月三日講話中採用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擬訂了一項向北越港口佈雷和在定期四天的空襲中摧毀二十九個重要軍事和經濟目標的計劃。這項計劃還預先規定進行四十八小時到七十二小時的定期空襲，如果河內繼續不肯進行認真談判的話。預定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即達成停炸諒解的一週年的日子，這項諒解曾經向我們保證進行「迅速而富於成果的」談判。

我們的計劃工作是以一種雜亂無章的方式進行的。當總的前景逐漸顯現的時候，我斷定迅速的和「決定性的」軍事行動看來是無法實現的，而且我們政府內部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足以採取這樣一個大膽的冒險方針。十月十七日，我建議總統，在他能對本年餘下時間中北越的滲透速度作出估計以前，暫不考慮採取這一方針[27]。我對使戰爭越南化的辦法繼續抱懷疑態度，這反映出既要對付北越軍隊又要對付國內批評者這樣一種無法解決的進退兩難的局面，這些批評者中間有很大一部分激烈反對採取前後一致的戰略。十月三十日，我寫給總統另一份備忘錄，對我們政策所依據的那些假設再次提出我的懷疑：

我們已經看到，有許多關於越南的方案在大吹大擂地宣佈之後相繼歸於失敗，因此，我認為我應該概要地向你提出我對於構成越南化的基礎的那些假設所懷有的疑問。如果要相信這一方針是可行的，我們就必須對若干因素作出有利的假設，並且必須相信河內也願意接受這些假設。

美國方面對於使越南化成功的估計——以及河內方面使他們的戰略成功的估計——取決於我們各自對以下各點作出的判斷：

——對於我們以任何形式繼續作戰，美國公眾反對的步調。（過去的經驗表明，越南化將不會使反對的步調大大放慢下來。）

——美國政府在執行這一政策時維持它自己的紀律的能力。（隨著公眾壓力增長，你可能面對政府內部的日益混亂，同時向報界洩露情況的事情也會增多，等等。）

——南越政府和武裝部隊在物質上和心理上頂替美國撤出的軍隊的實際能力。（這方面缺乏確鑿的證據；不過這件事本身以及過去的經驗都說明，樂觀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

——河內目前的損失——指的是軍事幹部、政治基礎等方面的損失——對它今後作戰能力有多大影響。（在這方面，證據也不是明確的。關於取得進展的報告涉及的大半是美國部隊在治安方面的進展，而不是敵人政治實力遭到長期的削弱。）

——越南國民政府有多大能力從它目前的綏靖行動取得的進展中獲得扎扎實實的政治上的好處。（有關進展的報告多半也是屬於在美國掩護下維持治安方面的進展。）

因此，我們關於越南化的政策是建立在一系列有利的假設上，這些假設可能是不正確的，雖然根據當前的一些分析，沒有人能夠提出肯定的意見。

這時候，我的備忘錄已越來越帶有狂熱空想色彩了。事實上，真正能代替越南化的唯一辦法就是立即撤軍或者是使戰爭升級，後者正是精心策劃的萬斯計劃以及「鴨子吊鉤」計劃中的一部分。一九六九年，在美國國內的主流中即使是那些最激烈的批評者也並不主張立即撤退。那將是一種公然的背叛，促使我們的盟友垮台，不讓它有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的任何機會。它會動搖亞洲，特別是日本對美國的信心；而在整個時期中，歐洲沒有任何一個領導人敦促我們無條件地放棄我們所繼承下來的這場戰爭。我懷疑如果做出這樣一種丟臉的事情，我們打開同中國的關係這件事還會不會取得成功。中國慢慢地向我們靠近，畢竟是為了尋找一股對付邊界上日益增長的蘇聯威脅的抗衡力量。要即刻撤出五十萬軍隊，即使從後勤工作的角度來看也是不可能的；五角大樓估計至少需要十二個月到十八個月的時間，才能把過去在四年時間裡調往越南的兵員撤出來。這些軍隊將不得不在我們的崩潰肯定會引起的分崩離析和驚惶失措的狀態下撤出來；將近一百萬人的南越軍隊很可能會回過頭來反對一個對他們如此背信棄義的盟友。而且，這樣一種做法幾乎不會得到公眾的任何支持；每一次民意測驗都表明，單方面的撤退遭到壓倒多數的反對。公眾像政府的計劃制訂者一樣具有矛盾心理：他們既希望我們從越南脫身，又不希望遭受失敗。首先，河內早已一再表明，即使我們單方面撤退，戰爭也不可能結束——我們的戰俘也不可能獲釋。他們一直對我們說，在我們退出的時候，我們還必須使我們的盟友不再掌權，而且要建立一個共產黨人占統治地位的聯合政府。

從一九七年起，雖然不是從那一年年初開始，我們的批評者們就要求我們宣佈一個撤退的最後期限。但是這樣做，要麼就是變相的越南化，要麼就等於是投降。如果這個期限是隨意確定的——就是說，為時太短——一切都會瓦解，這是一種招致崩潰的方案。如果按照我們的越南化計劃來看，這個期限是可行的話，那麼唯一的區別就在於它是公開宣佈的。問題涉及一種作法上的判斷，就是作這樣的宣佈，究竟是有利於、還是有礙於我們從戰爭中解脫出來。無論如何，我們的判斷是，公開宣佈撤退的最後期限，會消除促使河內談判的最後一點動力；它就會乾脆等著把我們拖垮。而且我們如何向美國家庭解釋呢？既然全部撤退的時間表已經確定，為什麼還要讓他們的兒子冒犧牲生命的危險？記住這一點是重要的：包括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內的最有責任感的批評者們，當初只是要求到一九七年底撤出作戰部隊，而留下一大批留守部隊。我們自己定出的時間表同這種主張所提出的時間表整整差了四個月的時間。

人們經常要求我們接受的另一個論點是，我們應當不再讓西貢對我們的談判立場擁有「否決權」；用比較籠統的話說，這是批駁南越政府對我們的所謂的約束性。否認在其國家領土上駐有我們軍隊的政府對我們的政策有一定的影響，那是荒謬的。這個政府的自信心、合法性和存在下去的可能性，畢竟是引起這場戰爭的關鍵問題之一；如果我們施加超出它所能忍受的限度的壓力來使它垮台，我們實際上就是按照河內的條件來解決問題。但是我們對西貢的影響遠遠超過他們對我們的影響。毫無疑問，作為對我們施加壓力的反應，西貢政府作了特別的努力來擴大它的基礎，並且同意同共產黨進行政治上的競賽。他們頒布了一項重大的土地改革計劃，成立了一個共產黨在其中可以派有代表的選舉委員會。西貢的政治生活是多方面的和激烈動盪的，其程度比美國批評者們所願意承認的要大；而且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比北越的那種冷酷無情的極權主義統治要優越不知多少倍。事實上，如果推翻西貢政權，就有由這種極權主義統治取而代之的危險。

南越政府的國內安全問題並不是為實行獨裁統治而提出的站不住腳的托辭，而是一種現實，這就是城市裡的有組織的恐怖活動和農村地區幾乎每天都發生的暗殺和綁架事件[28]。南越軍事指揮官鬧獨立性，他們在政治上都是有權勢的，而且有一種軍閥主義的傾向，這對阮文紹個人的權威尚且是一個挑戰，對立憲政府的威脅就更不用說了。但是，在這方面，美國政府也要負一部分責任，因為正是一九六三年推翻吳庭艷的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文職政府的大規模清洗，使繼任的各屆政府依賴軍界到這種地步。一個具有長期自由傳統的發達國家的政治實踐，顯然無法充分運用於一個為內戰所嚴重破壞的不發達國家；在我國的內戰時期，林肯總統也沒有運用這些政治實踐。過分經常地攻擊阮文紹，不是支持進行具體的改革，而是為我們放棄責任製造借口。

事實是，代替乾脆撤出或撤除西貢政府的唯一辦法，就是使戰爭升級或使戰爭越南化。我們最後否定了軍事上的辦法，因為我們認為，我們無法在為取得勝利所需要的那樣長的時間內一直得到公眾的支持；因為戰爭的結果如何很難預料，而且因為即使取得成功，西貢仍然未必能立即接手戰爭。說實在話，我從來只是半心半意地研究軍事解決的辦法，這主要是因為我和政府的全體成員不僅想要結束戰爭，而且迫切希望以最不引起震動的方式來結束它。政府同它的一些溫和的批評者的不同之處，不在於基本宗旨方面，而在於做法上的細微差別。我們的方針是要撤退，我們的願望是保持靈活性，因此我們拒絕公開定出一個最後期限，其原因是我們始終希望，河內會在某個時刻願意進行談判，並且願意付出一些代價來使我們加速撤退。

無法安撫的鴿派人物

公眾有一種對政策上的細微差別根本不予重視的氣氛。因為這場戰爭已使超越爭論問題之上的各種力量活躍起來，並且使人們感情用事，越出了辯論的實質。

新政府舉行就職儀式一周以前的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二日，《華盛頓郵報》傑出的外交記者查默斯·羅伯茨以其善於洞察的眼光，概述了尼克松的困難處境：

估計國家和國會將給新總統六個月的時間，去尋找體面地退出越南戰爭的道路。但是，六個月時間或公眾情緒可能同意的任何有限的延長，大概都將是不夠的……

尼克松總統必然要繼續按照約翰遜的方針行事，這與其說是由於他自己發表過的言論，不如說是由於全國的情緒……

競選運動已經很清楚地表明，絕大多數美國人要求從越南脫身，但是這種脫身又不能成為對迄今已達三萬一千多名的美國犧牲者的諷刺。

這兩種態度結合起來，就使尼克松先生在時間和實質問題上都受了限制……

情況正是這樣。隨著一九六九年歲月的流逝，我們遇到的是公眾的抗議和示威，以及輿論界和國會中接二連三提出的要在談判中作出單方面讓步的要求。他們的一個共同主題是：和平的障礙不是河內，而是他們本國政府沒有充分地致力於爭取和平。

後代的人們可能難以想像越南戰爭在國內引起的動亂。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紐約的反戰婦女銷毀了徵兵的檔案材料。七月六日，「婦女為和平而鬥爭」組織的成員乘飛機到多倫多大學去會見越共三名女代表。兩個城鎮的市長向總統請願，要求停止把他們的青年派往越南。七月十五日，示威群眾向路易斯堡發動一次模擬的入侵。在五角大樓前每週都舉行示威，示威時還有把鮮血灑在台階上這一類美妙的舉動。八月十四日，檀香山一個基地的十二名青年士兵到一家教堂去尋求庇護，以此來表示他們「深深反對美國軍事制度所具有的一切非正義現象」。一個叫作「支持越南和平的企業行政人員」的團體在八月二十八日來到白宮，通知政府「蜜月已經過去」。當尼克松八月間在西海岸的時候，人們在他的位於聖克利門蒂的寓所前面一再舉行示威。九月三日，一批超過二百二十五人的心理學家在白宮外面舉行抗議越南戰爭的示威，他們說這個戰爭是「我們時代的瘋狂行為」。抗議者在公眾集會上宣讀戰爭死亡者的名單，並且把名單塞進「國會記錄」裡。（這種做法後來成了約翰遜和肯尼迪政府某些前閣員的拿手好戲，他們本來滿可以對他們的繼任者做得更漂亮一點，而不是影射這些人對人員的犧牲和死亡漠不關心。）抗議運動的領導人們在八月間宣佈要從十月十五日起舉行一系列的每月一次示威活動來對政府施加壓力——這就是所謂的「暫停正常活動」。新聞傳播媒介顯著地並且一般是以讚許的態度報道了所有這些活動。抗議的人們中間幾乎沒有什麼人呼籲河內表現出哪怕是一點點靈活性，或者願意承認（哪怕只是當作一種設想）他們本國政府也許是有誠意的，這種人即使有，也是極少數。

當暑期即將結束，學生們回到大學，國會休會完畢的時候，抗議的步調更快了。人們硬說胡志明九月三日去世的消息為結束巴黎談判僵局提供了新的機會。人們叫嚷，我們應該提出停火建議，以表示對這位曾經使我們異常狼狽的領袖的敬意；人們並且希望這樣一個停火接著就會成為永久性的，彷彿河內會聽任人家使它不知不覺地接受它始終反對的一種安排似的。事實上，我們在河內舉行胡志明葬禮的那一天實行了停火，當然，我們的對手並沒有加以延長。當夏季快要過去的時候，查默斯·羅伯茨在九月五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寫了一篇很有見地的分析文章。他預料反戰情緒還只是剛剛開始變得激烈起來：

（在聖克利門蒂逗留）使尼克松先生得以不必解釋他正在試圖為越南戰爭做些什麼事情。國會會期未到，大學生們依然在海濱遊樂……注意力還沒有集中在反戰者的身上。

但是所有這一切肯定很快就要改變了。尼克松下星期二就要回到白宮，到那時候，即使國會裡最後一個懶散議員也將回到城裡。幾天之內……學生們也將回到大學校園……

胡志明逝世一事正激起要求尼克松採取新的主動行動的呼聲。胡志明派駐巴黎的人員春水星期二似乎是在暗示，美國大批撤軍也許可能會使巴黎談判擺脫僵局。

這兩種情況大概將為美國的鴿派提供有利機會……漫長的夏季已經過去，美國輿論中新的勢力將開始行動起來。總統要想取得公眾的支持，很快就得發表更多的意見，大概還得採取更多的行動……

後來證明羅伯茨的預測簡直是準確無比。九月三日，緬因州參議員埃德蒙·馬斯基指責尼克松總統結束戰爭的計劃「太含糊不清」；他還質問尼克松實際上究竟是要通過談判謀求解決，還是要謀求軍事上的勝利。（「勝利」已變成一個有特定含意的名詞。）九月五日，參議員約翰·謝爾曼·庫珀和蓋洛德·納爾遜提議總統應利用胡志明逝世的「機會」來主動提出結束戰爭的新建議；他們沒有告訴我們這個機會是怎樣形成的和包含些什麼內容。九月六日，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提出同樣的建議。九月十八日，就是總統宣佈再撤退四萬零五百名軍隊的消息兩天以後，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攻擊總統的越南政策，並且把西貢政府說成是達成解決辦法的主要障礙。賽勒斯·萬斯在九月二十一日對記者的談話中要求「就地停火」，建議採取「由各分散據點構成聯邦或邦聯的豹斑式政治解決辦法」。[29]（雖然我們在此以前作為萬斯計劃的一部分曾經向多勃雷寧建議實行停火，而河內表示對此毫無興趣。）九月二十五日，紐約州眾議員阿拉德·洛溫斯坦宣佈一項計劃，要動員公眾的支持來發動另一次「打倒約翰遜」式的運動，這一次打倒的對象是尼克松。同一天，紐約州參議員查爾斯·古德爾宣稱他將在參議院提出一項決議案，要求在一九七年底以前把美國軍隊全部撤出越南。

當預定十月十五日舉行的「暫停正常活動」日益臨近的時候，國會兩黨的批評者叫得越來越響了。十月二日，參議員曼斯菲爾德要求總統建議就地停火。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同一天宣佈他支持古德爾的建議。參議員查爾斯·珀西在十月三日要求政府停止盟軍的攻勢行動，只要敵方不乘機利用這種局勢——這是過去開始討論停炸問題時所提出的同一個方案。在九月二十四日到十月十五日之間，國會裡提出了十一項反戰決議案。其中包括：參議員古德爾提出的在一九七年十二月以前停止向美國作戰部隊提供經費的決議案；參議員馬克·哈特菲爾德和弗蘭克·丘奇要求制定立即從越南撤出全部美軍的時間表的法案；參議員雅各布·賈維茨和克萊本·佩爾要求在一九七年底以前撤出作戰部隊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還要求撤銷一九六四年的《東京灣決議案》，約翰遜總統曾經根據後一議案第一次向越南派出作戰部隊。知名人士的公開聲明也不斷增加。十月九日，耶魯大學校長金曼·布魯斯特要求無條件撤出越南。十月十日，七十九位私立學院和大學的校長聯名寫信給尼克松總統，強烈要求制訂一個明確的撤退時間表。十月十三日，全國都市同盟的惠特尼·揚發表一項措辭強烈的聲明，聲稱這場戰爭造成「道義和精神上的枯竭」，並且認為它使國內的種族間的緊張關係加劇。十月十四日，北越總理範文同對我國的公眾辯論火上加油，他向美國反戰抗議人士發表一封沒有先例的公開信，對「暫停正常活動」這一行動表示敬意，他讚揚他們的「鬥爭」「崇高地體現了美國人民……越南人民和美國進步人士反對美國侵略的合理的和迫切的要求，這一鬥爭必將獲得徹底勝利」。

十月十五日，全國各地都舉行了「暫停正常活動」日示威活動。兩萬人中午在紐約金融區舉行集會，前約翰遜總統助理和新聞秘書比爾·莫耶斯向群眾發表講話，要求尼克松總統對公眾的反戰情緒作出反應。三萬人在紐黑文草地集會。五萬人在可以看得到白宮的華盛頓紀念碑廣場上集合。在紀念碑前舉行示威以前，數千人手執蠟燭遊行全城。在華盛頓大學，本傑明·斯波克博士對參加一次龐大集會的群眾發表講話說，尼克松總統由於「他的品格上的局限性」而沒有能力結束戰爭。波士頓示威的規模看來是全國最大的，那裡有十萬人集合在公共廣場上。千千萬萬的人擠滿了附近的大街。包括參議員喬治·麥戈文在內的演講人對龐大的人群發表講話的時候，一架飛機在天空上畫出了象徵和平的符號。每當一位演講人發言結束時，人群就齊聲叫喊：「現在就要和平，現在就要和平！」所有這些示威活動的共同特點就是人們確信美國政府是實現和平的障礙；認為政府需要的不是一項實現體面的和平（這已經成為人們自鳴得意地加以嘲笑的概念）的方案，而是需要給它一頓教訓，讓它明白戰爭是不得人心的。

《時代》週刊和《新聞週刊》都用好幾頁篇幅和生動的圖片來報道各大城市和大學校園內舉行的這些示威活動。《時代》週刊以下面這段話解釋了「暫停正常活動」日向尼克松總統傳達的信息：

「暫停正常活動」日實際上向理查德·尼克松發出的信息是什麼？許多參加者要求美國軍隊立即和全部地撤出越南。然而「暫停正常活動」日決不意味著要求總統採取這樣的解決辦法，雖然這種做法顯然已得到人們新的重視與歡迎。這個「暫停正常活動」日的確明白無誤地向尼克松發出一個信號，告訴他必須為結束戰爭做更多的事情，並且要做得更快些。除非取得進展的步調加快，否則他就很難在兩三年的時間內繼續取得國內的支持，而這兩三年時間正是他認為為完成下列任務所必需的，這就是設法使美國體面地撤出越南，並以一種保障美國在全世界的利益和影響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點。

事隔十年再來觀察，看到一個國家在一場艱苦戰爭的期間使自己陷於四分五裂的景象，還是令人不禁黯然神傷。到十月份，政府宣佈撤退五萬名以上的部隊，把B-52出擊次數減少百分之二十，把戰術性空中活動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同時改變對艾布拉姆斯將軍的戰地命令，這種改變等於是決定停止一切攻勢行動。上屆政府向越南派出了五十五萬名部隊，除了聲稱我們將在北越人撤離之後的六個月撤出以外，沒有提出過任何供談判用的建議，而且曾經強烈暗示它將堅持在撤軍後保留大批的留守部隊。然而，人們對這樣一個新總統——他曾經主動提出在達成協議後十二個月內全部撤軍、舉行有民族解放陣線參加的自由選舉、並成立民族解放陣線派有代表的混合選舉委員會而且首先提出停火問題——卻大加折磨、誹謗而不感到於心有愧。

公眾的不滿深刻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對公眾負有什麼責任。如果一位領導人對什麼是符合國家利益的信念恰好同公眾的情緒一致，他可算是幸運的。但是在他的這些看法與公眾不同的時候，他負有什麼義務呢？對於民主制度有一種淺薄的看法，根據這種看法就會使領導人處於被動狀態，讓他只不過是表達他所瞭解的公眾意見。但是這樣一種做法就使那些主持公眾事務的人們不具備公眾有權期望他們具備的品質。領導人不是負責進行民意測驗，而是要對他們的行動的後果負責。他們要對一切災難承擔責任，即使在作出引起這種災禍的決策時曾經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協定》曾經使張伯倫深得人心，而使丘吉爾淪為一個危言聳聽的搗亂者；十八個月以後，張伯倫就完蛋了，因為《慕尼黑協定》已經信譽掃地。涉及越南戰爭，問題甚至更加複雜。不論是對還是錯——我現在仍然深信我們的看法是對的——我們當時認為，屈膝投降或等於是屈膝投降的行動會導致一個美國信譽趨於瓦解的時期，而這樣一個時期只會加速地使世界更加不穩定。反對派叫得很響，有時很激烈，它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一大批少數派組成的，它的確在新聞傳播媒介中佔有統治地位，並且充分利用這一傳播媒介。但在我們看來，他們是錯誤的。我們不能放棄我們的信念，由於美國人民的大多數看來是同意我們的看法的，我們就更不能這樣做。在一九六九年舉行的蓋洛普民意測驗中，支持總統處理戰爭的作法的人從來不曾低於百分之四十四（那時反戰的佔百分之二十六）。到十月份大規模公眾示威進入高潮時，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支持總統，而反戰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如果我們要在談判中取得進展，就必須使河內相信有一些條件是不能降低的，超過一定限度我們決不讓步。我們需要某種計劃使我們能夠通過它來爭取公眾的支持。但是年復一年，我們作出的每一個讓步只是使公眾要求作出更多的讓步。在新聞界和國會的反對之下，從來無法採取任何可以使我們堅持下去的堅定的立場。

實際上對河內的批評是根本不存在的。出現僵局即使不是歸咎於我國政府懷有惡意，往往也歸咎於美國方面目光短淺。人們把結束戰爭這件事說成事實上是我們方面能夠掌握的事情，而我們卻由於心理上的乖戾而故意避免這樣做。於是造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在我們和一種解決戰爭的辦法之間存在著某種奇妙的讓步，而這種讓步卻遭到了阻撓，這首先是由於美國方面的僵硬態度，如果不是由於更實際的道德上的缺點的話。人們從既傷害人又引起誤解的角度來說明問題：誰支持戰爭，誰反對戰爭，誰喜歡轟炸，誰反對轟炸。一個突出的例外是《華盛頓郵報》，尼克松認為這家報紙是一貫持敵視態度的。但是同這種看法相反，它事實上是滿懷同情的。十月十二日它發表社論說：

不幸的是，這已經晚了——三四年以前，無論在政府內部還是政府之外都不曾有任何活動分子來組織這種關於越南的「暫停正常活動」日。星期三的示威事件使人難以接受的倒不在於人們組織了這場示威，問題將發生在如何解釋它並以一種實際的和有意義的方式來把這股洶湧的抗議浪潮應用到現實中去……

即使是那些感到極端痛苦的人們的祈禱、抗議和說教，也不能向總統提供什麼有益的或具體的意見：高聲叫喊要停止戰爭，不論是多麼誠心誠意，也不成其為一項戰略計劃……

無論是從總統的所作所為，還是從對他的最大利益作出的合理估計來看，都幾乎不可能認為他不算是（要求結束戰爭的）很可能佔多數的這一派中的一個老牌成員。

但是輿論界總的調子可以從重讀《紐約時報》的社論專欄中顯示出來。一九六九年十月間，我要求我的一位工作人員彼得·羅德曼去查一查《紐約時報》的社論立場的演變。我並不想單單挑出《紐約時報》來進行招人忌恨的比較，這家報紙是批評者中間比較有見地的，它認為它是在提出合理的妥協建議，而不是僅僅要求我們屈膝投降。然而它的建議的調子對說明我們所面臨的情況卻是很有啟發性的。

在一九六九年，當對方看上去願意和解的時候，《紐約時報》經常要求美國作出讓步，它解釋說，這是為了抓住和平的機會[30]。但是當對方加緊進行戰爭的時候，它還是要求作出讓步，在這種情況下，是因為共產黨加緊軍事行動一事表明，依靠我們的軍事努力，永遠也不可能帶來和平。[31]這種不顧河內的反應如何而再三要求美國作出讓步的呼籲的做法，使《紐約時報》提出了一系列不斷升級的建議。一九六八年這家報紙鼓吹美國和北越雙方共同撤退，但是不久這種主張就變為建議美國實行象徵性撤退來首先推進這個過程，接著又要求不管河內反應如何我們都要撤退，然後又施加壓力，要求為美國部隊的完全撤退規定一個確定的、不附帶條件的時間表。[32]談到美國撤軍的規模，《紐約時報》起初要求美國只是「倡議」或「開始」削減部隊人數；五月間的一篇社論談到預期美國削減五萬到十萬人的數字時，認為這是「相當多的」。尼克松六月間在中途島宣佈撤軍計劃時，這家報紙最初表示歡迎，說它是「走向脫身的一步」；但是到了九月份，它又抱怨撤退六萬人是「不夠大膽的」，是「象徵性的」，而且「意義不大」或「不夠充分」。[33]

在政治領域內，出現了同樣的不斷升級的建議。一九六九年五月，《紐約時報》要求建立一個「聯合選舉委員會」來監督南越的自由選舉。但是過了不到四周——這是在西貢表示願意建立這樣一個聯合委員會的一個月以前——它的立場又變了，變成要談判一項「關於南越未來政府……的協議」，也就是說，談判建立「臨時的聯合政府」[34]。關於軍事戰術，《紐約時報》在一九六九年四月開始要求減少搜索與摧毀的軍事行動。七月二十五日，它在新聞欄裡報道說這種減少即將實現。不到兩周，《紐約時報》又要求就地停火。[35]即使這樣還被認為是不夠的。尼克松在一九七年十月七日提出了這個建議，河內立即加以拒絕。《紐約時報》還是繼續提出它的批評意見。

這種不斷升級的讓步要求，每一次都是當作謀求和平的最主要條件，當作促使談判開始的唯一辦法提出來的。[36]一旦作出讓步，它會在短時間內受到歡迎，並且的確也要求河內作出響應。[37]但是如果河內對這些建議不予理會，結果不是要求美國採取堅定立場，而是要求美國作更多的讓步，[38]理由是談判沒有取得進展全是美國[39]或西貢[40]的過錯。到這時早先作出的讓步的重要性就被貶低了，[41]要不然就硬說河內實際上已經作出了響應，[42]或者硬說美國已經使自己的立場變得強硬起來了。[43]這些不斷要求美國作出新讓步的呼籲是經常用這樣一種論據來解釋的，那就是美國負有特別的義務，不但要向另一方證明它抱有誠意，而且要放棄追求軍事上的勝利。[44]然而卻沒有人發現對方負有這樣的義務。社論表達的意見一再改變的這種情況，並不只限於《紐約時報》一家。相反，這是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我們的批評家們即使建議得到採納，也很少會長時間地感到滿足。

國會也出現同樣的狀況。例如，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對總統五月十四日的講話的反應是說，儘管尼克松本來可以更直截了當些，但是他不想「責備總統，說他沒有走得更遠」。但是到了六月二十二日——儘管在這段時期內美國宣佈單方面撤軍二萬五千人——這位參議員竟說他感到失望，他要重新舉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關於越南問題的聽證會。[45]參議員邁克·曼斯菲爾德以同樣腔調談到五月十四日的講話，他說，這篇講話給他「很深的印象」，並且表示「看起來還有許多互相作出讓步的餘地……」。兩周以後，他卻攻擊起政府來，因為政府的軍事戰略使他看不出「有使戰爭結束的跡象」。[46]

反戰派的領袖人物們不講禮貌，不講情理，他們無情地折磨那些被他們認為是應受譴責的人。麻省理工學院不再聘請沃爾特·羅斯托擔任教授，他曾在政府中擔任了八年最高級的職務，這顯然降低了他在那座莊嚴的學府中任教的資格。威廉·邦迪被任命擔任《外交季刊》主編一事引起了一片抗議的吼聲。迪安·臘斯克在國務卿崗位上無私地、幹練地和忠心耿耿地任職八年，離任後卻好幾個月都找不到一個職位，後來還是他的母校佐治亞大學任命他擔任教授並派給他一個兼職秘書。休伯特·漢弗萊這樣一位溫文爾雅和善可親的人，在擔任公職期間竟被折磨到這樣的地步，以致事隔多年他一提起來還激動得落淚。而且儘管時間過了十年，這種深仇大恨也沒能緩和下去。一九七九年紐約大學的二十四位教授抗議任命麥喬治·邦迪為教授，理由是他曾參與一場「滅絕種族」的戰爭。就在同一個月內，芝加哥大學三分之一的教職人員以同樣理由對學校當局向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授獎提出抗議，他們無視印度支那在共產黨勝利後所發生的而他們這些人曾經力圖加以阻止的真正的種族滅絕行為。他們從來不承認，十年以前這些嚴肅認真的人可能是在追求儘管也許是錯誤的但卻是體面的目標。這些鴿子們已被證明是一種特別惡毒的鳥。

對我來說，最令人心碎的莫過於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的命運了，他在一九六七年被約翰遜強迫辭去了國防部部長的職位，隨後擔任世界銀行行長。我是在肯尼迪總統任命他為五角大樓首腦以後不久第一次見到他的。他給我的印象是精明強幹、生氣勃勃和非常自信。我贊成他把我國的防務政策置於一個更注重分析的基礎之上。但是我認為他過分強調了國防計劃在數量方面的重要性。他忽視無形的心理和政治的因素，目的在於使計劃具有一種預測性，但這是一種不著邊際的空想，徒然使我們同盟國的關係緊張。他的熱心的年輕同事們把他們道義上的信念隱藏在一種看上去像是客觀的分析方法後面，這種分析方法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提出的問題時常預先就決定了答案，而且這些答案使我們的軍事技術長期停滯不前。

儘管有這些缺點，麥克納馬拉作為國防部部長，還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目標是以始終一貫的態度來處理防務政策，而這是早就應該實現的。即使我不同意他的某些結論，我仍然認為他提出了應該提出的問題。但是，麥克納馬拉雖然是一位卓越的國防部部長，在處理戰爭方面卻證明是一個不適當的人選。他所用的那些辦法總的說來對於他控制政府的一個難以駕馭的部門確有幫助，但對於領導一場戰爭卻並不那麼合適，因為這場戰爭的結局還取決於許許多多無形的政治和心理因素。他在同一個時間裡表現得既過分強硬又非常模稜兩可，既過於狹隘地把重點放在戰場的考慮上面，又太容易受某些感情氣氛的支配。但是最重要的是麥克納馬拉並不熱衷於自己的任務。他一心想要把我國極為雄厚的力量同高尚的目的聯繫起來，他無心進行一場沒完沒了的戰爭，他深深感到內疚，因為他曾默然同意那些使戰爭不可避免然而又得不到結果的決定。我在一九六五年第一次訪問越南回來的時候，他是約翰遜政府中來迎接我的最高級的官員。我發現，當時已經顯露出來的戰爭打不出確定結果的苗頭使他異常苦惱，他的懷疑和他的責任感，他對局勢的分析和他對職責的忠誠使他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他很清楚，如果他戲劇性地作出抗議的姿態，就能夠重新得到許多人的可貴友誼，但是他覺得，照直說出自己的意見是不對的，因為他自己對事情也負有一部分責任，而且他感到在政府內部比在政府以外能夠更有效地實現自己的信念。

在這個意義上，麥克納馬拉歸根結底是典型地反映了更大範圍的現實狀況。同樣的矛盾心理影響到那個政府進行越南戰爭的行動，造成了一種躊躇不決的狀況，時而猛打猛衝一陣，時而又耽於逃避現實的空想之中。麥克納馬拉一開始就強烈要求——不，是懇切地請求——要通過談判來實現和平，而不是硬要對方接受一種強加的和平。他總是隨時聽取那些為美國的挫敗感到痛心的人們的意見。在政府的議事過程中，他比那些通常受命謀求解決辦法的政府機構更積極和始終如一地支持探索外交主動行動的機會。一九六七年，政府曾試圖通過兩名法國中間人來談判停止轟炸，他是這次嘗試的主要推動者。他非常急切，因此每次我同北越人接觸之後回來，他總要打電話給我，他用了個讓人一下就能看穿的假名，以致特工人員只要偷聽上十秒鐘就不難發現是誰了。在這次努力失敗以後不久，約翰遜強迫他退出政府。約翰遜的理由是——倒也不是毫無道理——麥克納馬拉對戰爭的懷疑使他不可能有效地履行他的職責。恰恰在那個時候，公眾指責國防部部長為「戰爭販子」的叫喊正喧囂一時，他只要一公開露面，就會遭到最粗暴的圍攻。

麥克納馬拉辭職以後在行動中保持了他特有的尊嚴。從一九六九年起，他抓住每一次機會敦促我採取他所建議的一些行動方針，這些方針連那些誹謗他的人們也都會熱烈贊同的。儘管他在大學校園裡受到人身攻擊，並且在報紙雜誌的漫畫中被當作戰爭販子來加以醜化，但是他始終清楚地懂得制定政策的艱難以及他自己負有的責任，因此他不肯選擇他過去的一些同事們所採取的道路，由於一場並不是由本屆政府開始的戰爭而公開責罵政府從而開脫自己，改善他個人的處境。他默默地忍受著極大的痛苦，但從不流露出來。

在這樣的氣氛下，下面兩個方面之間的思想溝通就斷絕了。一方面是繼承了這場戰爭但根據任何合理的尺度來衡量都表明是在設法結束戰爭的一個政府；另一方面是那些過去曾認為總統職位和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對他們是利害攸關的人們。發生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那些曾在戰後時期保持了偉大首創精神的領導人的銳氣大傷。印度支那戰爭使人們十年來的失望情緒達到了頂點。這十年開始時曾公開號召人們恢復理想主義，但終了時卻到處是暗殺、種族衝突和社會動亂以及激進政治。我們進退維谷的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派的改良主義干預學說和學院派逐步升級的理論造成的。這些崇高的願望一旦破滅，人們就失去了自信心，而沒有自信心，各勢力集團的腳根就不穩。那些曾經在其啟發下制定對外政策的領導人，對學生們鬧事特別感到不安。這些中上層的青年男女——他們畢竟是這些領導人自己的兒女——所攻擊的不僅是政策，而且還有生活方式和迄今一直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價值觀念。現代精神病學的發展和富裕城郊的中上層階級時髦的激進言論，助長了青年的內疚感，從而使這些青年不再單純地信仰物質進步，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他們長輩的不安全感把正在成熟的青年人的不滿情緒，變成一種有組織的義憤和全國性的創傷。

此外還有另外一些與美國政治結構有關的原因。越南戰爭使約翰遜和漢弗萊在一九六八年倒台，這並不是因為整個國家已轉而反對這場戰爭（反映大多數人觀點的支持華萊士的選民和共和黨人要麼是贊成干涉，要麼就是保持沉默），而是由於這場戰爭使他們的權力基礎——民主黨陷於分裂。民主黨一旦退出白宮，他們就發現團結起來在越南問題上反對一個共和黨總統，不僅是很容易辦到而且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些雖然反對這場戰爭但還勉強支持約翰遜和漢弗萊的人們，現在不再受到對黨的忠誠的約束。在共和黨那邊，作為總統的尼克松得以同共和黨右翼就一項撤退計劃和一個難分勝負的戰爭結局達成諒解，如果是一個民主黨總統，就很可能為此而遭到保守派的攻擊。這樣，就沒有什麼保守派的抗衡力量來對抗越來越刺耳的抗議運動了。尼克松穩定了右翼的情緒，就使抗議運動從它們所受的約束下解脫出來，而美國政治的重心也就因此而決定性地移向反戰的一邊，即使公眾並沒有改變他們的基本觀點。

對尼克松新政府的基本挑戰同戴高樂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所遇到的很相似，這就是：把撤退作為一種政策，而不是崩潰造成的結果。這一點對美國來說甚至更為重要，世界上有如此眾多的國家有賴於美國的穩定。但是戴高樂就他所遭到的反對而言要比尼克松幸運，因為反對勢力是那些要求取得勝利和認為他讓步太多的人。這種情況使他在對付阿爾及利亞叛亂者時能有迴旋的餘地，那些叛亂者必然認為代替戴高樂的力量只會比他更糟。而反對我們的則是那些要求更快地撤退（即便不是要求我們承受失敗）的人們，這就破壞了我們討價還價的地位。我們的敵人只會從我們國內的瓦解中得到好處。這樣一來，即使每次民意測驗都表明美國公眾的大多數切望取得體面的解決並且堅決反對屈膝投降，尼克松曾經在許多場合高明地激發起這種公眾情緒，可是美國政治的勢頭是朝著單方面讓步的方向發展的。對尼克松政府來說，在我們制定一項自信的政策來實行有條不紊的脫身的同時，能夠使這些狂暴的勢力受到約束，這的確是不小的成就。在四年時間中保持主動，並取得一項妥協解決辦法和越南地面上力量的平衡，不管它多麼不穩定，實在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了不起的傑作。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我們遭遇到的這麼多艱難險阻有些本來是不應遇到的。全國公眾的騷動情緒觸到了尼克松最大的痛處。他已經主動扭轉了前任的方針，他已經撤出一些部隊並且使戰爭降級——所有這些步驟都是勢力集團敦促他採取的，對於這些勢力集團，他又羨慕又不信任。但他不但沒有得到讚揚，反而受到斥責，因為他沒有沿著這條路更快地前進，而責怪他的那些人過去甚至不敢在這條路上邁出第一步。並不需要花多大力氣就會得出這種看法：他面對的並不是政策上的分歧，而是自從阿爾傑·希斯案件以來一直串通一氣想要毀滅他的自由派。所有那些報界和勢力集團中的宿敵又一次聯合起來，為了一代人的復仇，這些人甚至會接受（就算他們不主動要求）他們國家軍事上的失敗。尼克松生性不能瞭解青年人特別是大學生們的激烈情緒。他靠自我奮鬥上了高等學院和法學院，因此他以為他們對於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應懷感激之情。他高估了名牌大學。當一九六九年春天哈佛大學爆發學生騷亂的時候，他對我說，這也可能是件好事，因為這所全國最好的大學無疑會對付好這種挑戰，從而可以給其他學校作出榜樣。我申述了我的看法，當時他看起來真的大為驚訝，我對他說，按照哈佛大學的做法，事隔三天之後，就沒有任何人會知道誰對誰幹了些什麼事情。這恰恰是後來發生的情況。回想自己的青年時代，他就只能在這些他認為是得天獨厚地享有特權的人們的狂暴行為中，看到那種敵視他個人的邪惡勢力故意對他們進行思想灌輸的結果。有些人覺得自己的前途是生活富裕而精神貧乏，因而產生一種形而上學的絕望心理，他對此不抱任何同情。他相信，如果他面對一場決定生死存亡的政治決戰，而不是一次外交政策辯論，他認為他就有理由使用他過去採用的並曾使他得有今天成就的那些辦法。在真正的國際問題上，尼克松對微小的意見差別都是敏感的，並且善於運用和解和妥協的手法。但在政治鬥爭中，他是一個有膽略的鬥士，他毫不遲疑地使用總統的權力，而他從來都認為——的確有許多證據——他的前任同樣也是這麼幹的。

但用這種辦法來對付我們全國公眾的極度痛苦是不適宜的。需要做搭橋的工作，而國家的行政首腦，唯一的全國選舉出來的官員，應當邁出第一步。然而，這一點尼克松卻硬是不知道怎樣做。他的地位太不鞏固，而且很奇怪，他是太容易受到攻擊了。事實上，通過接受反對者的和平方案，他在實際行動中表明了對他們的尊重，對此他卻從未找到過適當的話來加以說明。他們的計劃竟然是由一個二十年來他們所詛咒的人來實現，這樣一個諷刺大概正是使某些批評他的人大為惱火的原因。

毫無疑問，寬宏大量不是尼克松具有的品德，他從來不能把他的怨恨和感情上的癥結置之度外。但是他也從來沒有因為他的前任留給他的任務之艱巨而從他的批評者那裡得到任何同情，在雙方相互抱有的怨恨中間反映著一種固執己見：尼克松相信自由派合謀反對他，而批評者認為尼克松政府決心繼續這場戰爭是為了它自己。越是這樣想，成見就越深。雙方都錯了。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方都將了對方的軍，但同時卻降低了自己的身價。

我同意總統的越南政策，這個政策大部分是由我制定的。如果我有任何批評意見的話，那就是總統在需要作出痛苦的選擇的時候拖延了時間。但是我覺得美國的國內問題遠比這場在為越南和平條件而爭吵的名義下展開的爭奪政治權力的鬥爭要深刻得多。在一九七年的一次背景情況簡報中，我曾經指出：

如果你環顧世界，你必將得出結論，認為混亂的出現主要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由於人們所說的那些原因。柏林有學生鬧事，那裡的學生是參加（大學）管理的；巴黎有學生鬧事，那裡的學生不參加管理大學。牛津有學生鬧事，那裡實行的是導師制；羅馬也有學生鬧事，那裡是採取聽大課的做法。在這個國家也有學生鬧事，據說是由於越南戰爭、種族和貧民窟問題；而在荷蘭，也有學生鬧事，那個國家並沒有越南戰爭，沒有種族問題、貧民窟問題。換句話說，我們是在對付現代社會都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在越來越官僚主義化和技術化的國家裡，如何使一代人，年青一代人的生活具有意義。

由於這些原因，我對抗議者的態度與尼克松不同。他把他們當作必須戰勝的敵人，我把他們看作是同我有分歧的學生和同事，但是他們的理想卻是我們的未來所不可缺少的，我想要在自己同他們之間搭橋。抗議運動中那些並非激進派的人們的苦惱，我是理解的，就人性一面來說，我同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息息相通的。雖然我堅信他們的政策是十分錯誤的，他們固執地自以為公正的思想對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國內安定是極其危險的；但是，我試圖在政府和它的批評者之間保持認真的對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尼克松要求我對當時的總統法律顧問帕特·莫伊尼漢寫給他的一份備忘錄發表意見。這份備忘錄所描述的是哈佛大學對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場足球賽的情景。當哈佛大學樂隊進入球場時，介紹者學著阿格紐的腔調，重複他說過的一句罵人話：「這幫老朽的哈佛臭知識分子」；這時，聚集在球場上的畢業生——據帕特說，他們至少值一百億美元——大聲喝采，表示聲援。帕特警告說，雖然尼克松抵制那種街頭政治左右政策制定的做法是正確的，他卻不應該向青年們進行不必要的挑戰——因為這些青年對他們的父母具有重大的影響。尼克松在備忘錄的邊上寫下了他的意見，表明他懷疑他自己有本領贏得「哈佛派」的歡心；而且他相信他所獲得的政治和財政上的支持是來自美國南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亞州，這些地區的勢力對哈佛大學師生的鼓噪是毫不在意的。雖然如此，莫伊尼漢備忘錄中有一處提醒注意年輕人「簡直難以置信的嘲弄人的力量」，總統在這句話下面意味深長地劃了橫線。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回答中，我寫下了自己的一些意見。這裡摘引其中的主要內容如下：

他們是誰？

他們是一個非常混雜的集體——無論就其社會出身、政治觀點還是就其起支持作用或起危害作用的潛在力量來說，都是如此。在參加「暫停正常活動」日遊行的青年中間，有一些無疑是富裕階層的子女，因此，他們的政治觀點同他們的父母顯然是不同的。然而，許多人的父親曾經在四十年代後期就靠《美國軍人法案》的援助上了大學，並且曾經投票支持史蒂文森。許多遊行示威者無疑是從主要是民主黨人的城市居民階層中進入大學的第一代子弟。因此，如果托姆·威克代表他自己和他的同事們發言時聲稱，在大街上的「那些人是我們的子女」，那些人實際上也就是傳統上屬於民主黨的職業階層的子女……

他們為什麼遊行？

他們的動機也是各不相同的。廣義地說，大部分人都是我們富裕社會的受害者。他們有閒暇來自我憐憫，他們受到的教育使他們能夠把這種情緒發洩到批判現行「制度」方面，這是一種時髦的做法。可是，從心理根源來看，卻同上述情況可能是不相干的。思想混亂、憤懣情緒或福音主義，消耗了每一代青年的精力。帕特所說的那群人，就其政治覺悟和積極性的廣泛程度來說是相當突出的。這些人畢竟是來自歷史上人數最多的受過教育的青年。

由於他們有政治覺悟，許多人大反特反勢力集團，這不僅是由於青年人離經叛道的自然傾向，而且由於這也是當代學術界著作的鋒芒所向。現代美國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等把我們社會的弊端統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們應當這樣做）。我們的一些最優秀的現代文學作品中強有力的社會批評也是這樣。所有這一切必然要在一個有八百萬孩子上大學的國家的沃土上開花結果——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廣泛。

實際產生的結果是各式各樣的。

少數人在毫無理智的激進主義裡尋找安慰（他們歷來如此）。

但是我相信，全國各地的這些青年中間占壓倒多數的人在今後的政治歸屬問題上仍然保持著非常開放的態度。他們中許多人是聰明而富有思想的。他們決心要糾正一切邪惡現象，並且要發現自己的抱負和特長。他們熱切地希望參與一切活動，而且急不可耐地想要取得具體的成果。他們對每一種答案都懷有戒心，他們總是懷疑關於取得逐步的（現實的）進展的主張（不論是越南的和平，還是取消種族隔離）的背後，是不是掩蓋著某種違反目標的邪惡陰謀。

他們的政治影響

……他們變得勢力雄厚不可輕視，因為除了握有選票之外，他們還展開了規模宏大的政治活動，這對其他人以及他們的父母都必然會產生影響。我們在麥卡錫得勢的時代看到了大量的這樣的證明。

越南戰爭只不過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問題。這一問題解決了，另一個問題又將取而代之。因為他們反對的不單是某一個特定的問題而是反對現有體制的立場。

你能夠做什麼？

我同意莫伊尼漢的意見，就是正面攻擊這一集團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這並不是說，對這些氣勢洶洶的激進分子應當採取軟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不論是從心理的還是政治的角度來看，都需要堅定的領導……

有人提出強有力的論據，主張以避免發生衝突的辦法而使這樣一股潛在的勢力不起作用。這決不是非採取姑息的作法不可。但是它確實意味著讓人看到政府是認真對待這些青年當中的負責的多數的。對他們將採取這樣的態度：他們在論據的是非曲直方面可能是錯誤的，但是不懷疑他們是真正地、誠心實意地關心國事。

你能爭取到什麼東西嗎？

除了這種使青年人不起作用的辦法以外，還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就是，經過一段時間，把其中一部分青年人爭取到你這一邊來。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老的爭論，並不成為阻撓這一代美國青年前進的障礙。

你同其中許多人有一些共同的基本信念——新政的自由主義機構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整頓。你們還都關心一個問題——讓美國在全世界發揮一種更為平衡的和有節制的作用。你實際上正在國內外大刀闊斧地進行變革。這些變革正是這些青年人希望看到的。

大家同心協力地作出使人容易感受到的努力，使他們瞭解你的政府採取的這種新的作法，你就很可能從這些現在看來是無法挽回的人們當中爭取到一些改變了思想的人站到你一邊來。

不論尼克松事實上是否抱有那些我認為他抱有的全部觀點，也不論我是否像一個好大臣那樣，試圖讓他博得持有這種觀點的名聲，從而影響他的行動，反正我花了很多時間並作了很多努力來同這些反戰組織會談。霍爾德曼反對我會見這些組織，他認為，往最好裡說，這是浪費時間，往最壞裡說，似乎是在給這些堅決的反對派以道義上的支持。每次總統就越南問題發表講話，我都要向報界發表背景情況介紹，我在一九七年陪同總統在全國各地旅行，同一批批主編、發行人和廣播員談話。我的主題是始終如一的，那就是，戰爭的結束必須是一種政策行動而不是對示威的反應。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我同一批企業界領袖舉行的會議上，我爭論說：「屈服是不會終止示威活動的。如果大街上的對抗行動在這個問題上能夠得逞的話，那就很可能大大改變美國政治的作風。有些領袖正是在芝加哥為了早已得到滿足的要求而挑起騷亂的那幫人。真正的問題在於總統的權威，而不在於是哪一位總統。」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政府和批評它的人可以互相挫傷對方，但是他們這樣做的時候，誰也不能達到雙方所渴望達到的目的：早日通過談判終止越南戰爭。在整個這段期間，河內站在一邊，冷冷地看著美國如何同它自己而不是同它的對手進行談判。

摸索制定一項戰略

我們已開始走向撤出越南的道路，我們試圖在屈膝投降以及我們所繼承的、看起來是沒完沒了的僵局之間找出一條中間道路。我們是否能成功將取決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在面對公眾毫不留情的、急不可耐的抗議的同時，使一系列複雜的外交、軍事和政治行動彼此很好地配合起來。

尼克松想要以各種行動，首先是我們的談判姿態以及逐步降級的行動，使他在國內政局中處於優勢地位。九月十九日，尼克松和萊爾德（他本來已經要求國會批准實行抽籤徵兵的辦法）在白宮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宣佈，從越南撤退六萬人，使我們能夠取消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徵兵命令。十月份的徵兵計劃將延長到當年最後一個季度。國防部開始規定限於十九歲的青年入伍；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總統把准許抽籤徵兵的法案簽署為法律。

八月間為扣押在越南的美國戰俘發起一項宣傳運動，要求北越人遵守《日內瓦公約》和接受紅十字會視察。以後美國又在巴黎和談中以及一九六九年九月的國際紅十字會會議上發表強有力的聲明，四十位參議員於八月十三日簽署了一項譴責北越對美國戰俘的暴行的聲明；兩百名眾議員九月份簽署了一項類似的聲明。約翰遜政府擔心遭到報復，一直不願在這個問題上窮追猛打。尼克松政府的做法證明對於美國戰俘的待遇產生了有益的影響。最初，這個問題在國內使政府取得了人民的支持，雖然在以後幾年，由於戰俘問題成為要求單方面撤軍和解散南越政府的新的論據，人們卻利用它來反對我們。

但是，尼克松像他一向所做的那樣，試圖把所有的賭注都押上去，而且情況往往是這樣的：他一上來就玩弄一種看上去氣勢洶洶，實際上並沒有任何明確計劃的花招。簡單說來就是，他是在嚇唬人。我已經提到過，在他於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的幾個月裡同幾位外國領導人進行的多次會談中，尼克松給人造成的印象是：到十一月一日停止轟炸一週年就將是一個最後限期。他在環球旅行期間相當明顯地暗示，他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如果在十一月一日以前在巴黎還不曾取得什麼進展，他就要採取強硬的行動。就我所知，尼克松對於他所想像的行動只有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事先肯定沒有制訂什麼工作計劃；「鴨子吊鉤」計劃實際上是把一種早已作出的威脅變為行動。）在尼克松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同葉海亞·汗談起最後限期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才第一次聽到有這麼一回事。由於尼克松從來不讓國務院的人員列席他同外國領導人的會談（國務卿也很少參加），我國政府另外沒有一個人知道已經發出了一種威脅。

雖然尼克松不斷地提到最後限期，可是他同時又作出了一些往往會使他的威脅不起作用的行動，例如宣佈進一步撤軍之類。他在九月底私下裡對我說，他考慮在十月十五日之前採取「強硬行動」，以便看起來不像是由於「暫停正常活動」日的示威才採取的。我建議他不要這樣做，因為他在自己提出的最後限期之前就搶先採取行動，可能使我們的敵人莫名其妙。他從來不曾積極地實現他的威脅；這也許是他的一種辦法，使他自己或許還有歷史記錄相信，他是一個由於軟弱的同事拉後腿而未能實現自己意願的強硬的領導人。

九月二十七日，多勃雷寧來見我，要我想辦法在外交部部長葛羅米柯前來美國參加聯合國大會的時候，發出請他同總統會見的邀請。在我們談話的時候，尼克松按照事先的安排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並且要我轉告多勃雷寧，越南是美蘇關係中的重大問題，告訴他「火車已經離開車站，正沿軌道駛去」（這是尼克松喜歡講的一句話，舉例說，他曾在一九六八年俄勒岡預選之後為了鼓舞代表大會中動搖的代表們說過這句話）。我重複了尼克松的意見並且補充說，下一步要看河內的了。

尼克松在十月六日會見了羅傑斯，他命令在河內以某種方式作出反應之前，禁止在越南問題上採取新的外交主動行動；他第一次提到他的十一月一日的最後限期。羅傑斯認真地看待這一命令，因為他在十月八日對我說過，他深信總統在事實上將會在十一月一日採取某種行動，雖然他心中對於這一行動將會是一種什麼行動，顯然也不比我更清楚。我在十月八日建議尼克松，宣佈要在十一月一日左右向人民作出匯報。這將會帶來這樣的好處：使河內和莫斯科保持也許加強最後限期的意識，不管怎樣，這也許會促使北越作出出乎意料的讓步。白宮在十月十三日宣佈，總統將於十一月三日發表研究越南政策的重要講話。（所以要選定那一天是因為十一月二日是新澤西州州長選舉日，尼克松不希望在那一天引起大批反對共和黨候選人的抗議投票，那位候選人那一次成為新澤西州在十六年內的第一位共和黨州長。）這樣早就預先宣佈總統要發表講話，這是一個大膽的決定，因為這加強了人們感到捉摸不定的心理，而且促使人們施加壓力以改變他可能宣佈的任何決定。

尼克松在發表這次講話之前的一段時期內，力圖取得蘇聯的支持。他在十月二十日那天會見了多勃雷寧。後者經常回國述職，那次剛剛從莫斯科回來。尼克松指出，停止轟炸已有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很快取得進展，美國將不得不採用它自己的使戰爭結束的辦法。另一方面，如果蘇聯給予合作使戰爭體面地結束，我們就將「採取一些引人注目的行動」以改善美蘇關係。多勃雷寧沒有準備好提出任何關於北越的建議，但是他倒是提出了蘇聯的某種讓步。經過幾個月的對罵之後，我們在六月間向蘇聯人表明，我們準備好立即開始戰略武器會談。具有典型意義的是，雖然蘇聯人在好幾個月以來就表示熱衷於舉行會談，一旦我們下了決心要舉行會談，他們卻避免作出答覆。多勃雷寧在十月二十日通知我們，蘇聯準備好在十一月中旬開始會談。

這是精明的一著。克里姆林宮意識到我們的政府很多人熱切希望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它正確地作出判斷，認為尼克松不可能拒絕。在隨後產生的抱有希望的氣氛中，在越南採取任何升級的行動，看起來都會是有損於使緊張局勢大大緩和的前景的；因此，在幾天前由於「暫停正常活動」日的示威而突現出來的國內壓力之外還要加上這樣一種使白宮受到限制的因素。簡單說來，蘇聯人反過來對我們實行了把兩個問題聯繫起來的手法。他們的估計證明是正確的。儘管白宮努力想要拖延到十一月三日的講話之後才作出關於限制戰略武器會談的答覆，可是羅傑斯堅持要在十月二十五日宣佈我們接受蘇聯的建議。尼克松勉強同意了，因為他擔心，如果不這樣做，就要面對在一周的時間內有人走漏消息的危險。

尼克松向來有這麼一個習慣，如果他不情願以力壓服他的老朋友，那麼他就要把他對蘇聯人的威脅升級，以此作為他對老朋友讓步的補償。這一次他馬上對我說，我應當向多勃雷寧表示，總統在越南問題上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火氣。我發現，在尼克鬆手下工作，可以學到以不同的態度對待他發出的命令，再給他一個機會來考慮那些無法實行的或者是危險的命令。這次發出的命令就屬於後面一類。我知道尼克松不打算在十一月一日採取什麼行動。發出可怕的威脅，而後又不採取任何行動，就將降低我們的威信。所以我就等待一下，看尼克松是否重新提出這件事情。他沒有這樣做。

那時候尼克松把自己關在戴維營內撰寫和研究他的十一月三日的講話。講話的核心部分是由我的工作人員和我本人提供的，但是尼克松在他的黃色拍紙簿上（這種拍紙簿在白宮到處都是）寫下了講話的開頭和結尾，還在其他段落加上富於宣傳色彩的詞藻。這證明是尼克松的最強有力的公開表演之一。他拒絕全體內閣成員的建議，而劃出一條不能逾越的界限，而且不對抗議的人們作出讓步。我同意他的方針。他把問題提交給人民，從而為他所說的「體面的和平」爭得所需要的活動餘地。這篇講話產生了一種使人感到震驚的作用，因為它悍然違抗抗議者、北越人的意願，並且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宣佈我們的談判立場不作重大改變而且不撤軍。它呼籲美國「緘默的大多數」支持他們的總司令。作為一項總統的聲明，它第一次清楚地講明，在總統提到他有一項「結束戰爭的計劃」時，他的意思是什麼，那就是，採取戰爭越南化和舉行談判的雙軌策略。而且講話特地講明這樣一點：越南化提供體面地脫身的希望，而又不取決於對方是否採取合作的態度。

我曾經向總統建議，不要為當初派軍隊去越南的決定辯護，這是他從上屆總統那裡繼承下來的，他只要提出他使美國退出的策略。他不同意，並對我說，美國公眾不會同意為一場沒有合理的目的的戰爭作出犧牲，我現在認為他這樣講是明智的。此外，這篇講話儘管語氣強硬，卻表明我們的談判立場有一些微妙的變化。五月十四日的講話曾經建議，在一年之內把我國的「大部分」軍隊撤出來，留下留守部隊來監督協定的執行情況；十一月三日的講話表示，一旦達成共同撤退的協議，美軍在一年之內就全部撤出來，從而使我們公開表明的立場同我們私下向春水表示的立場一致起來。五月十四日的講話提到「在監督之下實行停火」，其中包括制訂局部安排和總的安排兩種可能性；十一月三日的講話只談到實行單方面「停火」。我在背景情況介紹中說明，我們的態度將是靈活的；我們願意談判停止敵對行動的局部安排或總的安排。可是，正如尼克松所宣佈的那樣，問題不是具體的細節而是關係到一項基本的原則：「河內甚至拒絕討論我們的建議。他們要求我們無條件地接受他們的條件，那就是，我們立即無條件地撤出全部美軍而且在我們撤離的時候推翻南越政府。」

尼克松列舉了為撤退美軍、減少空中活動並增加對南越的訓練所採取的各項行動。他著重指出，越南化計劃的設想是：「根據一個有條不紊地計劃好的時間表，把美國的地面作戰部隊統統撤出來，並由南越部隊來替換。」按照我的建議，尼克松在這次講話裡透露了他在就職以前同北越的秘密的信件往還，為推動談判而同蘇聯一再舉行的會談，七八月間同胡志明交換的秘密信件，信件的全文由白宮印發。他沒有透露我同春水舉行的秘密會晤。但是他坦白地說明，「除了就會談桌子的形狀達成協議以外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他說明根本的爭論問題如下：

幾個星期以前我在舊金山看到示威者手持寫著如下字樣的標語；「在越南是白費氣力，把我們的士兵調回國來。」

我們這個自由社會具有力量的一個原因就是任何一個美國人有權利得出這樣的結論並支持這種觀點。但是作為美國總統，如果我容許少數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來左右這個國家的政策，我就是不忠於我就職時的宣誓，他們這些人企圖用在大街上舉行示威的辦法強使國家接受他們的觀點。

將近二百年，這個國家的政策一直是根據《憲法》由國會和白宮裡那些被全體人民選出的領導人來決定的。如果大聲疾呼的少數人，不論他們多麼熱衷於他們的事業，竟然使他們的意見壓倒多數人的理智和意願，這個國家作為一個自由的社會就沒有什麼前途可言……

這篇講話引起的反應是極其強烈的。從它結束的那一分鐘開始，白宮的電話總機就由於祝賀的電話太多而應接不暇。各地拍來的成千上萬封表示支持的電報，很快地壓倒了籠統地提出批評的報紙社論和電視評論。毫無疑問，這種熱情有一部分是霍爾德曼手下的幹勁十足的人員激發起來的，他們曾要求全國各地的政治支持者拍來電報。但是即使是白宮處理公共關係的天才也沒有這樣大的本領使人拍來勢如潮湧的電報。尼克松無疑觸到了聽眾的痛處。民意測驗表明，支持他的人數大大增加。美國人民對這場戰爭可能是感到厭倦了；他們卻不願意被人擊敗。

尼克松是興高采烈的。他裝出對公眾的喝彩無動於衷的樣子，其實盡情地領受了他難得碰到的這種向他歡呼的時刻。他讓人把祝賀的電報堆在他的辦公桌上，電報數量之多使人無法利用橢圓形辦公室來工作，一連幾天他都不讓人把電報收走。

一旦人們清楚地看出公眾的心情，有組織的壓力就開始多少緩和下來，因此，自從一月份以來，政府第一次有一些活動餘地。

可是，光是依靠這一點，我們是無法拖垮並在計謀上勝過河內那幫難對付的、死心眼的領導人的。在一九六九年，即使作最寬厚的解釋，也不能說這些領導人進行了可以稱之為談判的努力。他們拒絕探討甚至拒絕討論任何妥協的建議，拒絕討論自由選舉或混合選舉委員會或停火。單方面撤退兵員和飛機並沒有改善氣氛；軍事行動降級並沒有加快談判進程。河內下決心要破壞我們國內的意志，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它就不能容許人們抱一絲希望或表現出取得進展的樣子。北越人是世界上最後一批虔誠的列寧主義者，他們是不打算與人分享權力的。

現在回顧一下促使我在四月份提出派萬斯出行的建議並在九十月份對越南化提出批評的理由，差不多肯定是正確的。時間對我們是不利的，零敲碎打地作出讓步，反而鼓勵對方採取堅決不讓步的態度，而不是妥協的態度。用分析的眼光看來，還不如提出可以設想的最寬厚的建議，如果遭到拒絕的話，就設法通過軍事力量迫使對方接受。不是這樣就不可能使蘇聯採取合作的態度，因為不發生危機，就沒有促使蘇聯採取具體行動的推動力。（在一九七二年終於發生一場危機時，我們曾迫使蘇聯進行某種合作。）假如我們曾經在一個引人注目的時刻，表示願意作出我們後來在三年戰爭期間終於作出的一切讓步，假如我們把後來在一九七年、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分別在柬埔寨、老撾和北越等地以不斷減少的兵力來進行的所有那些軍事行動總起來在一九七年初就一下子完成（即使沒有進行最後的轟炸襲擊），戰爭的時間很可能就會明顯縮短，雖然在相隔這樣久以後，現在很難說，在達成一項解決辦法之後，西貢是否會準備承擔單獨作戰的負擔。面對國內的騷亂和政府內部的分歧，我並沒有拚命堅持我的理論分析。我採取了隨大流的做法，考慮到種種情況，越南化是我們在國際、軍事和國內形勢下勢必採取的最好的混合計劃。

一旦走上了這條道路，就不能回頭了。我知道這條道路是漫長而痛苦的，我曾多次向總統扼要指出它包藏的危險，而且它最終可能失敗。我還認為，比起我們國內的批評者向我們提出的代替辦法，它還是略勝一籌。

結果那一年是在我們作出兩個估計之後結束的。戰爭的結果如何取決於我們所作的估計之一是否正確。總統在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向國會作的第一個對外政策報告，以驚人冷靜的詞句綜述我國對越南政策。一位總統的聲明很少是這樣坦率地承認自己抱有懷疑情緒並提出問題的：

在我們捲入越南期間，時常提出取得進展的說法，而且時常證明是過於樂觀了。不論我們多麼仔細地制訂我們的計劃，不論我們對這些計劃的進展抱有多大希望，我們意識到有兩個基本的事實：

——我們不能試圖欺騙敵人，他們知道實際的情況是什麼。

——我們也絕對不能欺騙我們自己。美國人民必須瞭解全部事實真相。我們可不能失去對我們的判斷和對我們的領導的信心。

報告承認存在尚未解決的問題，而且提出了可以衡量將來的進展的標準。我們承認，政府還不知道解決戰爭所引起的所有下列這些問題的最後答案——敵人的意圖，越南化的前景，越南人民的態度：

——敵人持久地進行軍事行動的能力如何？他們能夠成功地使我們取得的成果化為烏有嗎？

——盟軍能力實際上提高了多大程度？特別重要的是，越南人是否有了他們要繼續取得勝利所必不可少的領導、後勤能力、技術專門知識和瞭解他們自己人民需要的敏感？

——在面對盟軍繼續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敵人有什麼可供選擇的戰略？如果他們決定進行曠日持久的、軍事行動不太激烈的戰爭，他們是不是可以乾脆等待美國撤軍，然後重新加強努力，再度取得主動並擊敗南越軍隊？

——最重要的是，越南人民的態度如何？我們正是為了維護他們的自由選擇而作戰。他們同越共是真正地疏遠了嗎？還是說，他們對兩方都是採取淡漠的態度？對於綏靖計劃取得的成果將會保持下去的可能性，他們的態度意味著什麼？

這不是響亮地鼓吹國內對抗或呼籲取得軍事勝利；這是由於十年來的挫折而變得慎重的領導人的冷靜考慮和分析，他是嚴肅認真地使政策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而且願意接受合情合理的妥協解決。

由於河內的領導人決心要取得勝利，他們對一九六九年的看法同我們的看法相反；他們不認為結果是未可預卜的；他們也絕口不談妥協解決。河內的目的是獨攬政治大權。一九六九年底繳獲的一份共產黨軍政領導的重要政治文件，即北越共產黨南方總部的《南越中央局第九號決議》就說明了這一點。這是給戰區幹部的一個指示，指示認為，美國的讓步不是努力要想取得妥協而是遭到失敗的證據：

他們的「有限戰爭」的戰略已經破產。他們在戰略上陷入極其嚴重的危機之中，而且不得不一步步地使戰爭降級並採取使戰爭去美國化政策，首先是撤出兩萬五千名美軍，希望使自己脫離他們在我國國內進行的這場侵略戰爭……

在（一九六九年）春季戰役取得偉大勝利之後，我國軍民又在軍事、政治和外交領域內發動一場新的大規模攻勢：我們在巴黎會議中提出了十點和平解決方案，並著手召開選舉了臨時革命政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時發動了我們的夏季攻勢。因此，已經被我們一九六九年春季攻勢的強大攻擊所打敗的尼克松政府，又受到更多的沉重打擊。由於美國在戰場和會議桌上遭到新的失敗，尼克松受到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嚴厲攻擊，他們要求終止在越南的侵略戰爭……尼克松被迫提出八點計劃，在中途島安排同阮文紹的會談，並開始撤退二萬五千名軍隊，這一事實反映美帝國主義的頑固和詭詐。另一方面，它表明尼克松政府所陷入的危機和僵局正發展到新的高度。這是一個新的機會，要求我們在各個行動領域作出更大努力以便爭取偉大的勝利。

根據《南越中央局》的規定，一九六九年的戰略目標就是，殺死美軍使美國國內的緊張狀態加劇，削弱南越陸軍和綏靖努力，在這樣的基礎上迫使美國接受「走向統一越南的聯合政府」：

a.激烈襲擊美軍，使他們遭受極其沉重的損失，使他們在所有領域的困難加劇……

b.猛攻偽軍，消滅偽軍和政府的最頑固分子，使餘下的軍隊癱瘓和瓦解……

c.大力加強我們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把他們部署在日益強有力的戰略攻勢陣地上……

d.繼續摧毀和削弱各級的傀儡政府，特別是擊敗敵人的綏靖計劃；消滅傀儡政府的主要部分……加強臨時革命政府的作用。

e.在這種基礎上，粉碎美國人的侵略意志；強迫他們放棄在強有力的基礎上結束這場戰爭的意圖，在偽軍和政府還很軟弱不能把美國人的責任接管過來的時候迅速結束戰爭並撤退軍隊；迫使美國人接受政治解決，承認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南越以及一個致力於統一越南的全國的、民主的聯合政府。（強調是原文所標）

北越人是狂妄自大的；我們有責任證明他們是錯誤的。我本人懷著沉重的心情和相當不祥的預感執行我們的曖昧不明的複雜政策。但是沒有可以接受的代替辦法。我們有責任以一種最適宜於使它取得勝利的方式來貫徹執行這項政策，因為如果我們失敗，將不單是影響到我國的命運，其他國家的人民的前途也取決於他們對美國的信心。在河內改變它對自己的可能性的看法以前，我們將不得不繼續打下去，不論我們是多麼勉強。如果我們堅持我們的方針，河內到時候就可能要求暫停，即使不是要求和平。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自己非得避免發生分歧不可，因為人們將要求我們對一場災難負責，即使這場災難是由國內勢不可當的壓力造成的。在我們取得一種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念、我們的國際責任以及美國絕大多數人的信念的公正解決之前，繼續同一個難以和解的敵人鬥爭下去，我認為這是我們的痛苦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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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費爾利令人信服地證明了所有關鍵性的決定，甚至六十年代初期的決定，都是為公眾所知悉的，見他在《華盛頓月刊》（一九七三年五月號）發表的文章《在我們進入越南時我們知道我們是在幹什麼》。

[2] 《越南談判》，見《外交季刊》，第四十七卷第二期（一九六九年一月號），第二一一至二三四頁。

[3] 其中二百四十億美元是越南戰爭所花費的「額外費用」，這就是說，要是不曾發生這場戰爭，我們為維持我國武裝力量本來要花費的費用沒有計算在內。

[4] 越南民主共和國是北越的正式名稱。

[5] 喜愛秘密文件的人們可以在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的《華盛頓郵報》上讀到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整理的關於各政府機構對《國家安全調查備忘錄第一號》所提問題的答覆的概述。

[6] 見第十二章注⑪。

[7] 協助指出北越軍司令部所在地的共產黨叛逃者說，柬埔寨人不允許住在司令部地區內。艾布拉姆斯將軍二月份將此情況報告了總統，並保證射擊目標至少距離任何柬埔寨村莊一公里之遠。

[8] 一九七年《海牙公約》規定，一個中立國有義務不讓它的領土為一個交戰國所利用。如果這個中立國不願意或不能夠防止這一點，則另一個交戰國有權採取適當的對應行動。見一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國務院法律顧問約翰·史蒂文森對紐約市律師協會的講話，他在講話中解釋了有關一九七年四月三十日到六月三十日之間美國和南越部隊在柬埔寨的行動的我國在法律方面的立場（載於國務院公報第六十二卷，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七六五至七七頁）。

[9] 眾院司法委員會全體會議以二十六票對十二票表決通過，不提出這個建議的彈劾案。在美國國會眾議院文件——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日第九十三屆國會第二會期中提出的《研究彈劾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司法程序委員會的報告》中可以找到所引用的這些精彩的詞句和其他諸如此類的話。見第二九八頁（共和黨議員沃爾迪：「大規模轟炸中立的柬埔寨」）；第三八頁（共和黨議員德裡南：「比……任何一位總統……的行動更令人震驚……」等等）；還有第三七頁、三一二頁（共和黨議員德裡南：「大規模轟炸」、「在一個中立國家中進行的大規模轟炸」）；第三二八頁（共和黨議員霍爾茨曼及其他九名議員：「對一個中立國家的系統的轟炸」）。

[10] 非常有趣的是，在外交上對柬埔寨做出的這些表示遭到了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反對。他們擔心，這也許對轟炸柬埔寨境內的庇護所的可能性會有所影響。我接到了一項國防部的備忘錄，反對作出那種「意味著約束或妨礙我們擴大目前旨在保護我國在南越部隊的行動權力的外交行動」。這一備忘錄是由保羅·沃恩克簽署的，他當時是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部長。

[11] 參議員曼斯菲爾德並不知道「菜單計劃」，因此他毫無疑問地認為西哈努克講的是一些意外的轟炸。

[12] 五角大樓保持兩本賬的動機，遠不是像添油加醋的傳說所描繪的那樣邪惡。為了對第一次襲擊（最初打算只進行這一次）保密，五角大樓的指示沒有列入通常的報告。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要欺騙國會（那裡的重要領袖已經得到了通報），而是為了防止人們把這次襲擊照例向西貢新聞界透露出去。兩個月以後轟炸變得更經常了，但還機械地繼續這種做法。四年之後當國會的一些委員會要求提供資料時，五角大樓的新官員不瞭解有兩套報告的制度，無意中提供了從秘密的正規檔案中找出的資料。這是一種官僚機構的錯誤，而非有意安排的。

[13] 西哈努克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同我談話的時候，當著在場的人士的面否認我們的轟炸在促使北越人向西行動方面起了任何作用。他開心地說，我們的轟炸「並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印象」。見第十二章。

[14] 羅伯特·F·肯尼迪著《爭取一個新的世界》（班坦書店，一九六八年四月出版），特別是第二七至二一八頁。肯尼迪寫道：「現在撤退是不可能的」（第一八六頁），還有「通過談判獲得的解決辦法必須不意味著任何一方取得勝利……對任何一方來說，放棄它最低限度的條件都將是事實上的投降」（第一九六至一九七頁）。

[15] 見約翰·W·芬尼的文章《洛克菲勒的計謀使共和黨綱領帶上鴿派色彩》，載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的《紐約時報》。

[16] 第六章中已經提到，第一次私下會晤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北越談判代表春水在巴黎對洛奇作了一次毫無道理的、出人意料的激烈發言，他說，美國不要指望中蘇分歧來幫助我們解決越南戰爭，我應當說明，這一點倒是使我們注意到以前所不曾充分意識到的一些機會。

[17]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和黎德壽一起查閱一張西貢政界人士的名單，其中包括所有那些知名的反對派領袖，這些人可能由於符合主張「和平、獨立和中立」這樣一項考核標準而證明是可以接受的。結果卻沒有一個人符合這個必要的標準。

[18] 我在講話前的白宮背景情況介紹中解釋說：「我們不管他們是否承認他們在那裡駐有軍隊，只要他們保證讓軍隊離開那裡，我們就接受那種保證南越不再有任何北越軍隊的監督措施」。

[19] 克拉克·M·克利福德的文章《越南問題的重新評估》，載於《外交季刊》第四十七卷第四期（一九六九年七月號）。

[20] 疑為七月一日。——譯注

[21] 尼克松七月十五日給胡志明的信和胡志明的覆信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尼克松就越南問題發表演說時由白宮公佈的。

[22] 尼克松在他的環球旅行中向許多東道國政府並向來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的許多領導人發表過同樣的論點，他期望這些警告會傳給河內。它們的確是傳到河內去了。但到那時為止，還沒有制訂出當進展未能取得時就把這些威脅付諸實施的計劃。

[23] 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以後，「臨時革命政府」就成了民族解放陣線的正式名稱。

[24] 《致總統的備忘錄》，一九六九年九月十日送件人：亨利·A·基辛格題目：《我們在越南的方針》我對目前我國對越南的方針感到深切的不安。本備忘錄就是為了向你說明我感到不安的原因。它並不是探討可供選擇的其他行動方針，而是供你作為背景情況加以考慮。至於我的建議，你是知道的。儘管時間對我方和敵方都是不利的，但將更快地對我方的戰略變得不利。這種悲觀的論點，其根據是我對河內戰略的看法以及我認為我們國內的各種勢力很可能取得成功。一、美國的戰略實際上，我們是試圖通過密切相關的三個方面來解決越南問題：（1）美國國內，（2）越南，（3）通過外交活動。而要通過外交活動來實現我們的基本目標，我們就必須在其他兩個方面取得相當大的成功。a.美國在未來幾個月裡，公眾輿論要求你解決越南戰爭的壓力將要增長——而且我認為將大大增長。雖然民意測驗可能表明許許多多的美國人現在對政府處理這場戰爭的方式是滿意的，但是還顯然存在著使這種支持化為烏有的因素。十月份學生舉行示威的計劃是眾所周知的，而許多美國人雖然將反對學生的這些活動，可是他們也會因此而想到他們自己也是反對繼續這場戰爭的。正如下面所說的，我不相信「越南化」能大大減少要求結束戰爭的壓力，事實上，經過一段時期以後，它反而會增加這種壓力。輿論界的許多「溫和派」領袖，特別是報界和東部地區人士（即《生活》雜誌的那些人）持明顯的反對態度，這是特別具有重要意義的。如果重新發生公眾感到極為不安的狀況，其結果必然導致輿論的兩極分化。到那時你將處於某種同約翰遜總統相類似的地位，雖然在實質上是不同的。你將受到鷹派和鴿派的兩面夾攻。這些公眾壓力對美國政府所產生的影響將是使國內公眾和河內都已明顯看出的我國內部分裂的狀況更加突出出來。政府官員試圖安撫鷹派或鴿派的發言將會使河內感到迷惑不解，可是也將使它堅持它所採取的等著把我們拖垮的方針。b.越南在涉及越南方面必須考慮三個因素——（1）我們為「打贏這場戰爭」而通過軍事行動和綏靖措施所作出的努力，（2）「越南化」，（3）越南政府的政治立場。（1）我不相信按照目前的計劃我們能在兩年之內贏得這場戰爭，雖然我們在給敵人造成損害方面成敗如何仍是至關重要的。（2）「越南化」問題必須聯繫兩個方面來考慮，一是它容許我們把戰爭交給越南人來接手的前景如何，一是它對河內和美國輿論的影響如何。我對南越武裝部隊有無能力承擔比目前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計劃規定的更大的負擔不抱樂觀。不論如何，這些計劃還要求有三十個月的時間來把戰爭的負擔轉移給越南政府。我不相信我們能有這樣長的時間。除此以外，在我們沿著「越南化」的道路走下去的時候，它將碰到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撤退美國軍隊對美國公眾來說將會變得像鹹花生米一樣，撤回國的部隊越多，人們就越是要求多撤。這實際上會終於導致要求也許在一年之內就單方面撤出。——部隊撤出越多，河內就越是受到鼓勵，他們這些人決不會受我們的騙而相信南越人能夠接手這場戰爭。他們可以選擇在整個過程中襲擊越南政府的部隊來使我們為難，或者等待我們大批撤退以後再這樣做（大概在經過一個較大規模的滲透階段以後）。——所撤出的每一個美國士兵對我們在南越所作的努力，相對來說將變得更加重要，因為他在美國武裝力量中所佔的比重比他以前的同伴們要更大。（當然，我們不需要繼續撤退作戰部隊，我們在下幾批增加撤退的人員中可以著重撤出那些支援部隊。可是，遲早總有一天，我們必然要從根本上損害到我們在南越的行動。）——要維持留下來的那些人員的士氣將變得日益困難，更不用說維持士兵母親們的士氣了。——「越南化」在最後階段到來之前，不一定會減少美國的傷亡，因為我們的傷亡率與在南越的美軍總數可能並不相關。敵人要在每週殺死一百五十名美國士兵，只需要進攻一小部分我軍就可以做到。——「越南化」有賴於擴大越南政府的基礎，而阮文紹的新政府的基礎比原來的政府並沒有顯著地擴大（見下述）。擴大越南政府的最好辦法是造成西貢政府正在取勝或至少能長期存在的印象。戰爭的結局越是捉摸不定，「越南化」的前途就越是黯淡。（3）我們在越南政府問題上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局面：目前的越南政府不能在實現政治解決方面走得太遠，否則就必然要嚴重威脅到它本身的存在；但同時它的確未能採取足夠的行動來使這種政治解決成為可能。阮文紹未能「擴大」他的政府基礎，這個事實是令人不安的，但這不是因為他未能網羅西貢的形形色色的茶館政治家。其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這些政治家顯然不相信阮文紹和他的政府對掌握未來的權力能代表多大希望，而且也因為新政府對中立主義人士也沒有做多少搭橋的工作，這些人在未來的政治解決中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在非天主教的村莊中未能培植自己的政治實力也是他的一大失算。此外，由於美國部隊正在撤退，阮文紹越來越依賴南越軍方的政治支持。c.外交方面因此，越南局勢沒有多少希望能取得良好進展，使河內相信不得不在巴黎談判中作出真正的讓步。他們的不妥協態度也是因為估計到美國國內反對我們越南政策的潮流日益高漲。看來他們好像是準備拖垮我們。二、河內的戰略毫無疑問，敵人已經遭到盟國在南越的軍事行動的傷害，他們已不能在持久的基礎上在那裡保持主動。有關敵人主動出擊行動的統計資料以及武元甲最近的一些談話都表明河內已有意識地決定採取「持久戰」的戰略。這種戰略顯然包括出動小部隊採取「得分高的」短促出擊行動，重點在造成美國士兵的傷亡（特別是利用火箭炮和迫擊炮進攻）。這種活動方式看來清楚地表明了他們所採用的是一種代價低的戰略，目的在於給美國造成心理上而不是軍事上的失敗。我們對敵方滲透情況的估計也證明了對他們戰略的這種看法。根據情報估計，他們本可以派遣更多的人滲透進來，儘管國內困難在增長。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其唯一合理的原因是，不需要通過輸送渠道派進更多的兵員——至少在幾個月內是如此——來支持持久戰爭中的一種低代價戰略。看來他們決不可能是要向我們發出一個「信號」，表示願意實現事實上的共同撤退，雖然這一點也不可忽視。在這方面並沒有出現任何外交上的跡象——除了春水把臨時革命政府綱領中的第二點和第三點聯繫在一起以外——而且我認為他們對我們的信任還沒有達到使他們「撤退」軍隊的比例大於我們撤軍的比例的程度。河內採取這種拖垮我們的戰略是符合他們關於如何打一場革命戰爭的理論的，也是符合他們期待美國會出現日益增多的重大問題的願望的。三、結論簡言之，我認為我們無法在越南取得足夠的明顯的進展，使我們能在美國國內（以及美國政府內部）堅定不移地保持原有立場，而河內則已經採取一種他們能夠保持相當時間的戰略——除非出現某種類似中蘇爆發戰爭這樣的突變。因此，我越來越感到不安。

[25] 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給總統的備忘錄中特別說明：鑒於過去幾年中對越南局勢作了一系列過分樂觀的報道，我們實際上不可能使美國人民相信：對方正在給我們造成損害，因此，只有耐心從事，時間才能對我們有利。首先，我們對於同敵人相比自己的狀況究竟如何並不清楚——我們過去曾多次錯誤地理解了那些能說明情況的跡象。其次，即使我們斷定盟軍的軍事地位是鞏固的，我們也不懂得怎樣從政治上來理解它——而在南越的政治前景方面，情況更是岌岌可危的。第三，政府面對的是持極端懷疑態度和喜歡冷嘲熱諷的美國群眾——總統不願意顯得樂觀並且承認他自己在公眾中的信任差距，他這樣做是對的。最後，對我國的一大批吵吵嚷嚷的持不同政見者來說，盟國地位的強弱是無關緊要的——他們需要不惜任何代價結束越南戰爭。

[26] 莫裡斯和萊克後來據說是由於一九七年對柬埔寨的軍事行動而辭去他們的職務；但是在一九六九年秋天，他們對於我們當時正在考慮的強硬得多的做法並沒有表明在道義上有什麼顧慮。

[27] 這實際上是一種拖延的手段。「鴨子吊鉤」計劃包含的策略本來是同滲透速度沒有任何關係的，事實上，根據我的預測，只有在我們大大削減軍隊數量的時候，滲透才會加快。這個計劃本來應當主要是同談判進展情況聯繫起來。

[28] 暗殺和綁架的對象通常是西貢最優秀的而不是最惡劣的官員，包括教師在內，因為他們是西貢最得公眾支持的人。

[29] 《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30] 例如，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紐約時報》舉共產黨攻勢的緩和為例，認為這是尋求談判的機會。共產黨人對尼克松五月十四日講話的和解性的反應也被這家報紙在五月十八日舉出來作為美國應當開始撤退的理由。六月十日的一篇社論指出民族解放陣線十點綱領同尼克松綱領的接近之處，作為美國應該談判成立聯合政府的理由。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五日和三十一日的社論都指出戰鬥的暫時沉寂，以此作為理由，主張美國使軍事行動降級並建議停火。

[31]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的社論論證說，敵人的春季攻勢只是證明了美國要取得軍事上的勝利是不可能的，證明必須設法進行和平談判。七月二十八日的報上，把河內拖延巴黎會談的事實說成是美國應加速撤退的理由。敵人在八月十一日到十二日之間發動的進攻浪潮促使《紐約時報》在八月十六日竭力要求美國實行戰爭降級並提出停火建議。

[32] 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和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的社論（共同撤退）；一月三十日和三月二十一日社論（由美國主動倡議共同撤軍）；五月十八日社論（美國單方面撤軍）；五月三十一日社論（美國撤退的時間表）。

[33]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主動採取行動」）；三月二十一日（「開始」）；五月三十一日（五萬到十萬是「大量的」）；六月十日（「走向脫離接觸的步驟」）；九月十七日（「膽小的」，不「重要」的）；九月二十七日（不「充分」的）；十月二日（「象徵性的」）。

[34] 見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四日社論（聯合選舉委員會）；六月十日（臨時聯合政府）。

[35] 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削減搜索與摧毀的出擊行動）；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和十月十五日（號召停火）。

[36]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共同撤退軍隊）；一月三十日（撤退美國軍隊）；四月三日（減少搜索與摧毀的出擊任務；撤退美國軍隊）；五月十四日，五月十五日，六月十日（聯合選舉委員會）；五月十八日（撤退美國部隊）；八月五日，八月十六日，八月三十日（減少攻勢行動；就地停火）；九月七日（為胡志明葬禮實行停火）。

[37] 例如，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撤退美國部隊）。

[38]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一月三十日（停炸後的撤退部隊行動）；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在削減B-52的出擊以後，提出減少搜索與摧毀的出擊任務）；五月十五日（在五月十四日的演說以後，提出聯合選舉委員會）；五月十八日（在五月十四日演說以後，提出單方面撤退部隊）；六月十日（在六月間宣佈撤軍以後，提出臨時聯合政府）；八月五日，八月十六日，八月三十日（在六月份宣佈撤軍以後，提出停火，防禦性的地面戰術）；十月二日（在九月份的撤軍宣佈以後）。

[39] 例如，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繼續追求軍事勝利）；五月十七日（未能放慢攻勢行動；撤軍方面的延誤）；八月十六日（未能建議停火或實行降級）；八月二十五日（撤軍方面的延誤）；八月三十一日（繼續施加軍事壓力；對戰鬥的沉寂視若無睹；延誤撤軍）；十月二日（挑釁性的地面戰術；不顧胡志明葬禮期間的休戰，搞象徵性的撤退）。

[40] 例如，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監禁反對派人士；拖延土地改革）；五月十七日（監禁反對派人士）；八月二十五日（新總理的選擇）；九月十二日（在胡志明葬禮期間的休戰面前逡巡不前）。

[41] 例如，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全面停止轟炸）；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五月十七日（五月十四日演說）；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十月二日（撤退部隊，等等）。

[42] 例如，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共產黨進攻的緩和）；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民族解放陣線的十點）；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八日（對五月十四日演說的初步反應）；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三十一日（戰鬥沉寂）；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六日（滲透已「實際上停止」）。

[43] 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五月五日（加緊了盟軍的進攻）；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三十一日（戰鬥的暫告沉寂）。

[44] 例如，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削減搜索與摧毀的出擊行動）；五月五日、五月十七日（防禦性態勢，美國的撤退）；五月十八日（美國的撤退）；六月十日（臨時聯合政府）；九月五日（胡志明葬禮休戰）。

[45] 《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華盛頓郵報》，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46] 《紐約時報》，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五日、五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