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訪問歐洲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從華盛頓附近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動身，這是他當總統後第一次出國訪問。那天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天下著雨。人們花了半個小時，從市內趕來給他送行，不停的毛毛細雨浸濕了他們的衣服。內閣成員都在場，還有來自國會過道兩側的國會領袖們。一群攝影記者在鐵欄杆後面擠來擠去，想選一個好地方。
那時還是蜜月時期，那是尼克松有生以來第一次得到了群眾的廣泛同情和支持。他對此非常高興，就像一個穿過了荒涼沙漠的人到達了一個綠洲一樣。他很精明，不會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矛盾：與他的整個政治生活記錄相反，人們稱讚他具有和解的品質。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今天的稱讚，明天就可以變成誹謗。但是現在，他卻陶醉於一種很不習慣的讚譽之中。
尼克松和站在機場停機坪上的知名人士簡短地、不自然地開了幾句玩笑，然後就大踏步走向麥克風去發表他的告別講話。這篇講話是典型的尼克松講話。其中關於外交政策的部分是微妙的、謙虛的。他到歐洲去是為了徵求朋友們的意見。這意思是說「真正地」徵求意見，因為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我們不僅是尋求他們的支持，而且還要聽取他們的意見」——這是對他的前任政府執政時期聯盟關係惡化的攻擊，他在競選運動中就抨擊過這一點。但是，他的講話的其餘部分，有著他經常用來給人家的熱情和善意潑冷水的那種奇怪的低調。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發愁，在歐洲可能發生反對他的示威，這種場面如果放映在電視屏幕上，可能削弱他在國內的地位。尼克松認為，他可以通過把話說在前面的辦法，以減輕一個不利事件的刺痛。如果他說清楚他會遇到困難，那麼在困難發生時，損失就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得以減輕。有時，他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更經常的情況是，預言會遇到麻煩或者反對，如果事實證明是預言錯了，那麼只會使他顯得勤於防守；如果證明是對了，則又會使他顯得自找禍患。他這次動身出訪就屬於這種情況。他的簡短講話，有一半以上是談遇到與他作對的示威者的可能性；他說這些人無關緊要，因為他們只代表群眾中很小一部分。他們不會把他嚇得不去謀求和平。這篇講話的另一部分帶有挑釁味道，而且很奇怪地有懈可擊，它並不是一篇經過周密計劃的啟發性的講話，但是它確切地反映了這位在以後五年半的動亂時間裡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不可小看的人的複雜心理。
我沒有聽到他把這篇演說講完，因為先遣人員把我和其他的隨行人員匆匆忙忙弄上了「空軍一號」總統座機。每一次總統出訪時，都是這樣做的。這種做法有兩個理由，它的設計者要在總統一上飛機、機艙門一關上，飛機就立即起飛。更重要的是，他們決心要做到，在尼克松為了讓記者攝影而站在舷梯上向群眾揮手告別時，鏡頭上除了總統以外，別無他人。
在這次出訪期間，這一切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都是由約翰·埃利希曼和先遣人員干的——把他們叫作先遣人員，是因為在總統要訪問的每一站，他們這少數幾個人要在總統到達前幾天就先到達，以便安排好總統的每一項活動。埃利希曼在一九六八年的競選中，是尼克松的主要先遣人員。他是在一九六二年參加尼克松的班子的，當時成功的前景還很渺茫，只有具備一種勇於犧牲自己的獻身精神才能支持他們的堂吉訶德式的努力。
在尼克松身旁工作，如果不裝出一副剛毅的樣子，是不能得到重用的：開始時，作為權宜之計而擺出這麼一副神態，到了後來，久而久之就可能變成一種生活方式。對於埃利希曼，我並不認為他是一個天生剛毅的人；他的稟性實際上是很溫和的。他有一個十分可愛的家庭，他很愛他們。他本來是最想制訂一個向前看的國內計劃的——而且最後，他也被賦與了這個任務。但是他有野心。他首先要人家承認他是白宮的重要人物。正因為這一點並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他為了追求這個目標，可能表現得非常盛氣凌人，有時甚至會使人不愉快。他尊敬我，他羨慕我，因為他認為——這一點從他的觀點來看並不錯——我佔有了權力和榮譽的精華部分，而他還得繼續忍受由尼克松的老班底和華盛頓權勢集團之間的互不信任而產生的社會對他們的排斥。他抓住了幾個機會來找我的麻煩，常常採用一種對洩露情況進行調查、旨在表明我的工作人員不可靠的方式。但是，他時常也幫助我，鼓勵我。在大部分時間裡，我們的關係是誠摯的。如果換一個環境，他可能對他的國家作出偉大的貢獻。在尼克松的白宮中，他正好趕上了毀於硬漢子熱和那種腐蝕性的、四面楚歌的心理狀態——帶來白宮所最害怕的噩夢的一個因素。埃利希曼是鮑勃·霍爾德曼的朋友和競爭對手。隨著埃利希曼在白宮活動的實質方面逐漸得勢，而霍爾德曼對這一方面又是明顯地不感興趣。他們兩人的關係改善了。但是在這次出訪中，他們的關係又相當緊張起來，因為霍爾德曼決心要把先遣人員完全置於他的控制之下。他做到了這一點。在這次出訪中，埃利希曼是最後一次擔任先遣人員，以後，這個責任就由霍爾德曼的副手德懷特·查平接管過去。
埃利希曼忙得不可開交，因為總統出訪，從後勤上說是一個重大的任務。幾年來，我對這方面的瞭解少得可憐，以致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到北京作秘密訪問時，周恩來問我尼克松一行會有多少人，我猜想大約五十人。這說明我的無知，引起了霍爾德曼的恩賜般的憐憫。單單是總統保鏢就得超過這個數目。然後還有總統的隨身人員、秘書和管行李的人，一組一組的電訊工作者，因為無論總統走到哪裡，他和他的工作人員必須能夠通過電傳或者電話，立即同世界上任何地方取得聯繫。而且，只要總統出訪，他就不能不帶許多助手和各部門的代表，對這些人來說，只要跟隨總統出訪，就是一個為人所稱羨的地位象徵，即使他們並不參加什麼會議，而且幾乎很少或者是完全看不到總統。還有隨行的新聞記者也常常有三百多人。總的算起來，一個典型的總統出訪班子，大概是在六百人到八百人之間。
要在一個日程緊迫的訪問中，有條不紊地安排這一大幫隨行人員的活動，可不是一件小事。單單是報界人員，就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他們必須報道總統的到達和離開。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記者乘坐的飛機，通常是在「空軍一號」之後起飛（這樣他們就能夠採訪離開時的消息），然後在飛行中要超過總統座機，先行著陸（這樣他們才能夠採訪總統到達時的消息）。此外，還有四個到六個的少數報界代表乘坐「空軍一號」。記者必須出席所有的重要場合，但同時又得讓他們有機會寫消息，發消息。
被弄得有點暈頭轉向的正式成員，處在這場奇妙的事業的核心。每個人被發給一個小冊子，上面記載著每一項活動和每一個行動，時間規定得幾乎一分不差，此外還畫了一些圖表，說明在舉行儀式時什麼人要站在什麼地方，小冊子上還記載了住宿、參加會議以及其他重要事項。奴隸般的服從是唯一可靠的辦法，雖然這樣做對一個人的力量，有時對他的神經健全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當我擔任總統助理時，我的權力雖大，但在禮賓規格上地位是不高的。我的座次遠遠排在下席；我花了很多時間計算我和總統本人之間的距離，以及我在總統的轎車開動前走到我的轎車的可能性。在馬德里皇宮寬敞的宴會廳舉行的盛大宴會上，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雅致的西班牙貴婦對我說：「我非常想知道像你這樣一個有地位的人現在正在想什麼。」我回答說：「坦白告訴你，我怕趕不上我的車隊，這簡直愁得要發瘋了。」聽了我這句話，她一定會感到奇怪，美國的高級決策人情緒是否穩定。
這次歐洲之行使我第一次接觸到總統出行的禮儀，也領教了先遣人員的滑稽可笑：他們都是一些整潔漂亮、能幹精明、訓練有素的人，是霍爾德曼得意地從一些廣告公司和低級主管人員中挑選出來的。有些是全日工作的正式先遣人員；有些是志願當先遣人員的，他們主要在私營企業中供職。這些人缺乏理想，學無專長，然而他們卻用埋頭苦幹來彌補不足。後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樣一些缺少根基的人，對未來也沒有承擔什麼義務，他們忙的主要是陞官發財。當他們的事業處境不利的時候，就沉不住氣了。因此，在水門事件期間，就出現了每一個小頭目為了搶救生筏保全自己，不惜把他們的親兄弟推下水去的令人噁心的場面。
但是在一九六九年，離水門事件還遙遠得很的時候，這個先遣班子，由於在競選運動中的磨煉，正是鋒芒畢露達到了自信的頂峰。他們被灌輸這樣一種思想：他們唯一的義務就是對總統的義務。在競選中，每到一個新站，就把頭一站的主人拋在後面，所以，考慮這些可有可無的陌生人的情緒，並不屬於他們所要遵循的行為準則。他們唯一的責任是：保證尼克松一切順利，保證不讓他面臨他非常憎恨的意外情況。他們應當給他安排較長的休息時間——新聞公報中稱之為「工作人員時間」，尼克松需要利用這個時間來集中精力，準備重要的面對面的會談。最重要的是，先遣人員認為他們有責任保證，當尼克松在人們眼前出現時，總要給人以最好的印象。他們在這方面有時做到了荒唐的地步。一九七二年到渥太華進行國事訪問時，一位先遣人員認為，皮埃爾·特魯多辦公室裡的黃褐色傢俱在電視上不會使尼克松上鏡，因此自作主張，要用藍色罩布的沙發，來重新裝飾加拿大總理的私人辦公室。特魯多的一位僚屬起先還不信真有此事，後來氣得連話都說不清楚，在最後一分鐘，阻止了他這樣做。
這次出訪歐洲是這些先遣人員第一次接觸外交界的事情。他們解決問題的做法就像是安排競選人員路過德莫恩時的政治停留。他們根本不重視我們的駐外大使，其中有許多人他們是不信任的，把他們看作是下了台的民主黨的留用人員。他們對作為我們東道主的主權國家政府也只給以極有限的重視。有一次，埃利希曼設法為唐寧街十號的一次宴會擬定客人名單，我們駐倫敦大使戴維·布魯斯，這位閱歷豐富的傑出外交家，根本不管你是什麼新上任的政府，打電報回來說：「我方授意英國首相應邀何人參加首相府宴會，其荒謬的確不言自明。」其他到巴黎的先遣人員，為準備總統宴請戴高樂察看美國大使的官邸，又引起了一場緊張。他們發現了幾張約翰·肯尼迪總統的照片，後來徵得了上級的特許，才讓薩金特·施賴弗大使——他是肯尼迪總統的同胞姊妹尤妮絲的丈夫——把他的妻舅的照片保留在看得見的地方。但是，除了這些偶爾的愚蠢小事之外，這些先遣人員的後勤工作做得很好——在七天裡跑了七站，沒有發生任何障礙，而且每件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條，計劃周密。
尼克松總統一上了「空軍一號」，就埋頭去閱讀他那些範圍廣泛、內容詳細的匯報文件。演說稿當然是早就起草好了的。無論用的是什麼理由，當總統的總是沒有時間起草自己的演說稿的。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演說都出之於同一個來源：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在我的監督下準備一個詳細提綱，尼克松看過，也許還得作一點修改，然後就交給一個演說起草人撰寫。當他要發表一篇重要演說時，他可能親自作大量的改寫，特別是在開頭和結尾，任何政治上的含意他都尤其當心。如果他認為我會同意他在修辭上的改動，我就可能看到最後文本，否則我就看不到。在像我們進行的這樣一次動作迅速的國外旅行中，不會有時間對演說稿作較大的刪改，演說起草人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了。
選擇誰來起草演說稿，總是決定了演說的調子，而且往往也決定了一篇總統演說的實質。一般人都以為，演說起草人是被動的工具，他們溫順地把總統的政策思想巧妙地寫成優美的文字，但是情況正好相反，絕大多數演說起草人，自己就是一些失意的首長，他們想利用他們的特有地位，來表達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們清楚地知道，總統的一句話，可能被官僚機構當作一個憲章來使用，所以企圖壟斷起草演說的最後過程，把他們的努力說成是為了維護總統的靈魂而進行鬥爭。無論我們是在為什麼進行鬥爭，當我們看到演說起草人所作的改動時，在我的工作人員和起草人之間，有時候的確發生過相當激烈的爭吵。
尼克松的演說起草班子，是一些具有非常的才能的各種各樣的人組成的；每個人的專長細到這樣的程度，他要撥什麼樣的弦，就有什麼樣的起草人。在這次出訪中，我們大家合作得很好。主要的演說起草人是比爾·薩菲爾。他時而妙趣橫生、機動靈活，對公職方面的關係驚人地敏感，有時能寫出一個句子來，用聰明的字首押韻法，來模糊句子的含義。雖然他的文風是如此獨特，以致尼克松在想表現他自己的文才的場合很少使用他，但是薩菲爾是最不可能把他自己的實際思想塞到演說中去的演說起草人。雷·普賴斯是演說起草人中資格最老的。他聰明、四平八穩、傾向於自由派。當尼克松要想表達崇高的、多少有點帶哲學味道的超黨派精神時，就用上他了。帕特裡克·布坎南是一個住在白宮的保守派，他深恐有一些人會誘使尼克松偏離他天生的右翼傾向，他相信有一幫知識分子，正在攪混總統哲學的質樸的本質，不願承認這個事實，即以不同的臉孔對待不同的人是我們的八面玲瓏的首長的本性。他很少被叫來寫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演說——我記得的只有柬埔寨演說是他寫的。
除了一大文件夾的演說稿之外，尼克松還要看我的工作人員和國務院為他寫的成本大套的匯報，其中包括一份總的概念性文件。這份文件是解釋我們的目標，為了達到這些目標的戰略以及這些目標與我們的總的外交政策的關係。此外，還有在每個國家的談話要點，其中討論可能會提出的問題，還有關於他要會見的領袖的傳記材料。為了尊重總統的癖好，談話要點設法把每一次會見盡可能變成一次按計劃進行的會見。它們分成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是領導人可能提出來的，以及建議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同時還提醒要避免哪些敏感的問題。
我對於為尼克松作這些準備工作的重要性已經有一些經驗了。與任何生人的會見都使尼克松充滿了莫名其妙的緊張。他害怕突然發生的意外問題，某一個不是意料中的話題，或者是他沒有準備應付的論點，而這種論點一經提出，就可能使他顯得不像他的自我形象所要求的那樣掌握著形勢。因此，他堅持要有這樣一些匯報文件，極其詳盡地設想談話的可能進程。但是，因為尼克松不願意承認他需要指導，因此他給自己規定了一條非同尋常的紀律，要把這些備忘錄的內容都記下來。並且為了表示他記得多麼清楚，同時也是為了耍一些他自己非常得意的小花樣，他就像滑冰一樣，敢於滑到人家告訴他去不得的地方的邊緣。有時，他表演一些驚險的鏡頭，他的顧問們在心裡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他卻決不會從懸巖上掉下去。
在「空軍一號」赴歐途中，總統除了要諳記這些逐點分析外，還忙著讀一篇關於戴高樂的長文。這篇文章是參照我寫的一本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聯盟的書《同床異夢》[1]改寫的。我卻懷著焦急的心情期待著我們未來的幾天日子。自然，我正在回到我出生的大陸去，但是，我對這次出訪感興趣的真正原因是地緣政治現實和有著類似的歷史、社會準則和體制的國家之間的歷史聯繫。
後來，我們對機場歡迎那一套感到厭倦了，但是，「空軍一號」在黑夜到達布魯塞爾時的動人情景，無論怎麼描寫也不算誇大。機艙門一打開，我們就沐浴在電視攝像的弧光燈中。一條紅色的地毯伸展在儀仗隊面前。文雅而敏銳的比利時國王博杜安站在舷梯旁邊歡迎總統。在一篇簡短的到達聲明中，總統宣稱，他進行這次訪問是重新來開始尋求和平。他引用了他生平崇拜的偉人之一伍德羅·威爾遜的話。當時在場的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比利時的要人——從技術上說，訪問布魯塞爾是為了訪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但是，比利時方面要來安排這天晚上的活動，所以，汽車把我們送到了市中心的巍峨的皇宮。博杜安國王說了幾句客套話之後就告退了，剩下總統和比利時首相加斯東·伊斯更斯、外交大臣皮埃爾·阿麥爾、國務卿羅傑斯和我。比利時方面對我的在場感到迷惑不解，他們的禮賓條例沒有接待總統助理的規定。我的出席還打亂了外交官心目中十分重視的人數上的精確對等。因為他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來擺脫我，所以，他們在自己方面又加上了首相辦公室的一個成員。
我們所訪問的所有領導人都把建立和尼克松的密切的個人關係——也許更重要的是，讓人看到是在這樣做——當作是他們的主要目的。比利時的部長們也不例外。在那時或以後，無論尼克松在美國可能引起怎樣的憎惡，然而在歐洲，同美國總統的友誼被認為是一筆政治上的資產。而且，當尼克松還沒有當總統時，會見過他的人對他的看法是好的，特別是他對世界問題的知識。這種對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能力的尊敬，在他任職期間與日俱增了。
伊斯更斯是一個略微瘦小的、長得方方正正的人。他強調比利時重視歐洲團結。比利時希望結束阻撓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英法爭端。伊斯更斯顯然對法德共同主持歐洲事務的可能性感到不安，他說，英國參加共同市場會改善均衡，會制約過分的民族主義。他沒有說明，比利時除了表示善意外，還有什麼辦法來促進這個過程的發展。他的希望似乎是，有人——也許是美國——會想辦法實現大家所嚮往的結果。比利時領袖們關心的第二件事，是國際關係的緩和。像大多數歐洲領導人一樣，他們也認為尼克松有冷戰戰士的聲譽，對他很不放心。他們顯然認為，他需要力陳一下緩和緊張局勢的好處。他對我們說，蘇聯由於人民希望得到消費品並且害怕中國，是需要緩和的。比利時方面還斷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有強大的防禦力量，是緩和的先決條件。但是，他們也表明，要歐洲增加防務努力幾乎是不可能的。本質上，他們是要求美國繼續大量駐軍歐洲。他們還機智地暗示了越南戰爭給歐洲各國政府帶來的國內問題。
這種正式的交換意見是尼克松的拿手戲。他安靜地解釋了他要實現一個和平新時代的決心；他同意和平，但只能建立在西方實力的基礎上。他強調他對大西洋團結的誠意，和他決心在作出重大倡議以前，先向我們的盟國徵求意見。
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向北大西洋理事會——聯盟常任大使的會議——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他提出了聯盟在未來二十年中必須集中精力對付的一些問題。他說：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鑒於來自蘇聯的威脅而成立的。今天，這一威脅的性質又如何呢？
在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時候，歐洲各國的經濟仍然帶有戰爭的創傷。現在，各國的經濟正在欣欣向榮。這一點，應該如何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之間的改變了的關係上反映出來？
我們都在設法解決有關現代化環境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我們的先進技術所帶來的副產品，例如空氣和水的污染問題和城市擁擠問題。我們如果齊心協力，就能大大促進對這些問題的掌握。我們能夠通過什麼方式進行最好的合作來促其實現？
尼克松聲明，美國決心進行適當的準備之後，同蘇聯就廣範圍的問題舉行談判。但是他的基本目的還是要給聯盟賦與新的活力。他說：
把歐洲和美國聯在一起的紐帶，並不是出於對危險的考慮，隨著恐懼程度的變化而時松時緊的。
把我們兩個大陸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是共同的自由傳統，對進步的共同願望以及對和平的共同熱望。
本著這種更富有建設性的精神，讓我們用新的眼光來看待新的形勢，並且通過這樣做，給全世界樹立榜樣。
如果說參加會議的理事會代表，都像觸電一樣作出了迅速的反應，那未免失於誇大。他們只是一些大使在會晤一個國家元首，他們還不習慣於在這樣的場合進行深入的辯論，他們也沒有被授權這樣做。何況，總統還要訪問其他四國的首都。一位大使如果想搶在他的首長之前發言，那他就未免太輕率了。所以，大使們的一致反應是，對總統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作的許諾表示滿意。大家都避免給人一種印象，好像他們的國家，可能願意擴大它們的防務努力。然而，他們一致強調美軍留駐歐洲的必要性。只有法國大使提醒說，緩和與防務可能是有矛盾的；他提醒總統，不要鼓勵哪怕只是美蘇共同主持世界事務的印象。
對布魯塞爾的訪問，顯示了一九六九年歐美關係中各種問題的一個剖面。歐洲的前途未定。對共同防務的態度也十分奇特，歐洲各國自己不願更多出力，又害怕美國撤退。歐洲領導人敦促我們與東方緩和關係，但是，我們不安地感覺到，他們的主要動機是，解除歐洲作出困難的決定的負擔。越南事件也叫歐洲各國政府為難：國內的壓力不能不管，但是，為了自身的安全，又害怕美國丟臉或打敗仗，凡是會促成這種局面的事情，它們都不會去做。顯然，我們的一切看法和計劃都將受到考驗；在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隨著哲學逐漸讓位於政治，我們是如何看待大西洋關係以及它的不安定和不團結現象的。
西方聯盟的毛病
在六十年代後期，大西洋聯盟步伐混亂，由於這種情況發生在一個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時期之後，因此更加令人感到痛苦。美國主動提出了馬歇爾計劃；美國的資源促成了歐洲的經濟復興；美國的軍事力量保障了歐洲的安全。明智的歐洲領袖，像讓·莫內、羅伯特·舒曼、阿爾塞得·德·加斯帕裡、康拉德·阿登納和保羅-亨利·斯巴克都贊成在歐美夥伴關係的範疇內，實現歐洲一體化這個想法。在這段時期，美國的對歐政策，是有見識和一貫的，這種政策，有時對這些歐洲偉人有所鼓勵，在更多情況下，是跟在他們後面走。戰後歷屆美國政府，都支持以超國家聯邦機構為基礎的歐洲政治統一的思想。大家認為，只有一個聯邦的歐洲，才能杜絕歐洲戰爭，提供一支對付蘇聯的有效的對等力量，把德國永遠和西方聯繫在一起，構成美國的一個平等夥伴，並且和我們一起分擔領導世界的責任和義務。
我在一九六八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美國在歐洲駐軍二十年，已經減少了對蘇聯進攻和美國撤離的恐懼心理，一個新的、更強大的歐洲，一定會同一九四九年的歐洲表現不同：「美國不能指望把歐洲戰後力量耗盡的偶然情況，變成國際關係的一種永久類型。歐洲的經濟恢復，不可避免地導致恢復到更傳統性的政治壓力。」[2]
同樣，在《同床異夢》一書中，我寫道：「一個統一的歐洲對世界事務大概會堅持一種特別的歐洲的觀點——這就是歐洲將挑戰美國在大西洋政策方面的霸權的另一種說法。這很可能是為了歐洲的統一值得付出的代價，但是美國政策的弱點就是不願承認要付出代價。」[3]
到了一九六八年，我們的大西洋關係基礎的改變，引起了明顯的失望和焦慮情緒。約翰遜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沃爾特·羅斯托在離職的時候，把歐洲政策列為他感到失望的事情之一。[4]約翰遜白宮的一位哈佛教授弗朗西斯·巴托爾坦白宣稱，關於大西洋政治一體化的早期概念，已經失去了它們的力量：「為了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中心構想一個也不會實現。」[5]在歐洲，在有威望的倫敦戰略研究所多年來任所長的阿拉斯泰爾·巴肯在一九六八年寫道，在歐洲事務的潮汐中，現在正處於平潮時期：
冷戰所帶來的發達世界各國間的明確的關係、特別是兩大聯盟各自內部的和衷共濟感，已經變得模糊了；關於大西洋世界國家有著天然的共同利害關係的設想，已經不那麼強烈，東歐和蘇聯之間的利害一致感，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人們對西歐內部的經濟聯合自然會導致政治聯合的信念，產生了懷疑；歐洲國家間分裂的傳統根源、民族主義和在戰後相當一個時期已經銷聲匿跡了的對政府日益增長的不信任，又重新抬頭了。[6]
大西洋聯盟的結構上的改變，來源於安全的需要，這種需要曾經給了第一個推動力，使聯盟得以成立。成立大西洋聯盟，就是為了提供共同的防禦；聯盟的軍事戰略的基礎是，美國揚言不惜進行全面的核戰爭來保衛歐洲。在五十年代，甚至在官方的戰略還是用以美國為基地的部隊進行大規模報復的時候，美國就派了地面和空軍部隊到歐洲去。就我們的歐洲盟國而言，美國從一開始就應該參戰，不能有任何選擇自由。面臨著發生現代化戰爭的風險，歐洲人認為，我們經常重申美國的堅定性，如果不是天真的話，至少也是不夠的。曾經被盟國拋棄——或者自己曾經拋棄盟國——的歐洲國家太多了，以至於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議上老生常談的冠冕堂皇的保證已不能使人完全放心了。直截了當地說，就是要把我們的軍隊作為人質。
情況既然是這樣，我們的盟國從來沒有一種推動力來促使它們對真正的區域性防務能力作出貢獻。當然，我們的歐洲盟國是作了它們自己的防務努力的，以免國會抱怨說全部負擔都由我們承擔。但是歐洲的這種努力從根本上說是充滿了矛盾。盟國的軍事力量，起一個絆腳繩的作用嫌太大了，但要作為抵抗蘇聯的全面進攻，卻又嫌太小了，它只是一個偶然的力量組合。訓練和裝備得最好的部隊是美國部隊。他們在南部守衛著最美麗的風景區——主要是因為在一九四五年停戰的時候，他們碰巧是那裡的駐軍。不幸的是，傳統的入侵路線是在德國北部平原上，那裡是由一些後勤支援最差的西德和英國部隊負責駐守。各部隊所用的武器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各國武器的大雜燴。裝備和使用裝備的判斷標準都沒有規範化。在六十年代後期——我怕今天的情況仍然如此——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力量在一次衝突的初期階段足以進行抵抗，可是它沒有能力結束這場衝突。但是這也許恰好是我們的盟國所需要的；這樣就正好可以保證美國最後用戰略核武器來作為回應。
為使歐洲防務結構合理化，因此每隔一段時間就要進行一次努力，這樣勢必會遇到各種抵抗。美國要加強局部防禦的任何倡議，都會使人們懷疑我們是否想借此來減輕我們的核保證。至少，我們有些盟國會擔心，只要有別的辦法，我們就根本不會來保衛它們，或者至少是在地面戰鬥失利的時候放棄戰鬥。歐洲人一方面害怕核戰爭對他們人口稠密的大陸的摧毀力，同時又害怕我們越來越不願使用核武器的明顯傾向。他們要使蘇聯相信，如果蘇聯發動進攻，美國就會動用核武器。然而，如果這種恐嚇不靈，他們也並不急於要我們在他們的土地上把我們的威脅付諸實施。他們內心的希望是——這一點他們從來沒有敢明確說過——歐洲保衛戰將是一場越過歐洲頭上的洲際核戰爭；為了保衛他們自己的國家，要美國來冒核毀滅的危險，而他們自己卻得以倖免。
各方面的真正考慮都沒有明說。歐洲人不敢把他們的擔心說清楚，唯恐這些擔心會變成弄假成真的預言。美國光明正大地宣佈了不言自明的誠意，但是它不承認，戰略平衡已經變化到了超過言辭所能修補的程度。戰後大部分時間，蘇聯實際上處於無力防禦美國第一次打擊的狀態，它也不能夠以發動進攻來大大改善它的處境，因為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就得冒我們還擊的危險，而這一點是他們所不能幹的。所以，我們的戰略力量是防止蘇聯從地面發動任何大規模進攻的有效威懾力量。在六十年代初期——儘管我們當初滿腦子想的都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導彈差距」——我們的報復力量比他們的仍然要大很多，如果蘇聯發動任何局部的軍事冒險，那就是極端莽撞。但是，從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在古巴導彈危機以後，蘇聯就開始迅速增加他們的戰略武器，其速度之快，肯定會把美國在一場核武器交火——不管它是怎樣開始的——中的傷亡增加到數千萬。當我們在一九六九年上任時，對在蘇聯進行第二次打擊情況下，我們的傷亡的估計是，受到直接影響的有五千多萬（不包括以後因輻射引起的死亡）。
如果假裝說這樣的前景不會影響美國隨時準備動用核武器的狀態，那就是逃避自己的責任。蘇聯核力量的增長，肯定會一年又一年地使我們的全面、自動的核反擊威懾作用為之失色。
如果無視這種新的局勢在歐洲所引起的深刻憂慮，那也是同樣地不負責任。美國在六十年代，努力設法維持自己作為聯盟核武器的唯一保管人的地位，這一點表現在我們反對英國和法國發展核武器計劃上。一些歐洲領導人公開認為，美國的這一做法，是企圖獨攬對於什麼是整個聯盟的根本利益的解釋權。抱這種看法、但是沒有明說的歐洲領導人比這些人還要多得多。更走極端的是，美國想壟斷核武器的主要決定權的企圖，還能夠被說成是為了保證我們可以進行選擇——不管我們的當前意圖是什麼——把我們的防務和我們盟國的防務「分開」。這對歐洲人來說是一場噩夢，現在仍然如此。戴高樂一九六九年退休後，他在同安德烈·馬爾羅的一次談話中，以最赤裸裸的方式表達了這種憂慮。他說：「儘管美國是強大的，但我不相信它有一個長遠的政策。它的願望是遺棄歐洲，有那麼一天，它會實現這個願望。你定會看到這一天。」[7]
在六十年代，美國在純軍事分析方面一般是正確的：我們的盟國基本上是採取鴕鳥政策。它們不願意正視改變了的戰略關係，也不願增加他們的防務努力。遇到什麼事情，實際上主要是無法阻擋的技術變革所帶來的結果，但它們卻毫不猶豫地說成是由於美國有複雜的、有時是不正當的意圖。同時，美國又遲遲不肯承認這個問題是政治性的，還是心理上的。人們可以期望，在早期的均勢狀態下，核超級大國會設法使核環境比較可以預料、可以駕馭。但是，即使這種做法在別人看來勢必也像是兩家共管天下的開端：它顯然會對我們作出打一場核戰爭——歐洲人把這看成是他們安全的基礎——的決定起抑製作用。我們的盟國抱怨缺乏足夠的協商，但是充分的協商也不會平息它們的憂慮。一旦美國和蘇聯都擁有了不可摧毀的、能夠給對方以難以接受的損失的報復力量，聯盟的團結就要取決於是否能夠保證美歐對切身利益有一致的看法，而且蘇聯也認為美歐有一致的看法。
所以，關於戰略的辯論只是冰山一角。更深的問題在於，幾個世紀以來，歐洲都是世界的盟主，而現在世界事務的重心向別處轉移了。要在國際上起重大作用的國家一定認為，它們的決定是舉足輕重的。從十八世紀中葉以來，戰爭與和平、進步或者停滯都取決於歐洲列強的決定。其他大陸上的衝突，如果不是它們出兵干涉，往往也是受到它們策動的。經濟上的進步要靠歐洲的資本和歐洲的技術。第一次世界大戰——其起因是愚蠢無聊的，其結果是毫無意義的——引起了一場大災難，其規模與戰爭起因極不相稱。一九一四年，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生中的百分之九十，都作為下級軍官，死於大戰。一個世紀來，歐洲人洋洋自得，以為取得了不斷的進步，隨後，又遭受了這樣突然、這樣巨大的苦難，歐洲的自信發生了動搖，它的經濟基礎受到了侵蝕。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非殖民化時期完成了這一過程，進一步縮小了它的視野，加深了它的無能為力。歐洲各國政府突然認識到，它們的安全和繁榮取決於遠方作出的決定：它們從主角變成了配角。因此，歐洲在一九四五年之後，面臨著精神上的危機，而它那仍然可觀的物質資源已經無法挽救。美國和歐洲之間的真正緊張氣氛，是圍繞著這樣一個問題：歐洲在世界上已經不再掌握最後決定權，但它要在這個世界上有它的地位，起它的作用。
美國在六十年代的答覆是很簡單的。我們說，美國和歐洲的利益是一致的：美國不可能在外交上或者戰略上故意危害它的盟國的切身利益。我們認為，盟國合作的真正障礙是歐美實力上的差距。隨著盟國的力量的加強，歐洲會擔負起全球性的責任。而要達到這一點須要靠建立在超國家基礎上的一體化來實現。主張歐洲統一的美國人，有時比他們的歐洲同事更熱衷於歐洲統一。少數深思熟慮的歐洲人，卻懷疑事情是否就是這樣簡單。他們懷疑，「分擔責任」這個專門術語，是否會解決地位問題，或者國家目標問題。他們覺得，歐洲需要它自己的政治目標，而不僅僅是一個聯盟中指派的一個技術任務。
有些人認為，如果歐洲實行了聯邦式的一體化，它就會更願意承擔世界性的責任。在我看來，他們所遵循的歷史概念是太機械了。歐洲沒有起世界性的作用的原因，與其說是力量衰弱，不如說是視野縮小。在我看來，一些國家分擔責任，並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有能力這樣做。美國在它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裡是有力量的，但是並不想起世界性的作用；相反，許多歐洲國家甚至在它們的力量開始衰退以後，還繼續保持著海外義務。在整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一部分時間裡，維持著最大的殖民帝國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弱的成員國之一——葡萄牙。要盟國分擔責任要有兩個條件：歐洲必須要形成它自己的國際關係觀念；必須使歐洲相信，我們不可能、也不會單獨擔負重任。在六十年代後期，哪一個條件也沒有實現。歐洲人成天想的是國內問題。即使當他們設法要美國保證不從歐洲撤退的時候，他們也不是通過與我們分工來達到這個目的，而是重複搞我們這一套，建立他們自己的戰略武器。歐洲需要明確制訂它自己的政策，然後才能承擔更大的負擔或責任。
我是贊成歐洲統一的，但是，我不知道這種統一應該採取什麼形式，究竟應該是民族國家組成的邦聯，還是一個超國家的聯邦。我希望歐洲在國際上起較大的作用，但是，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就是這種作用應當來自一個不一定總是和我們意見一致的獨立的歐洲。在總統選舉前不久，關於我們對歐洲的關係，我曾經這樣寫道：
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在同一個時候、在世界每一個地方都採取明智的行動。一個更加多元化的世界——特別是在與朋友的關係上——是非常符合我們的長期利益的。政治上的多極化，雖然難以習慣，但卻是出現一個創造性新時期的先決條件。一個平衡力量，對我們會有好處，儘管承認這一點可能是痛苦的。它能懲戒我們偶爾發生的粗率行動，並且還能給我們提供歷史眼光，從而限制我們追求抽像的、「最後的」解決辦法的癖好。[8]
對自由人民的生命力的考驗是，他們將如何解決很多年來關於自由的懸而未決的難題：如何使多樣化和統一、獨立和合作以及自由和安全彼此協調起來。
倫敦和「特殊關係」
從布魯塞爾，尼克松飛到了倫敦。他所受到的自然、熱情的歡迎掩蓋了剛剛發生的一場大風暴：英國和法國之間關於歐洲前途的激烈爭吵，這場爭吵預示著我們面臨的問題。
爭吵是在戴高樂總統和英國駐巴黎大使克裡斯托弗·索姆斯的私人談話中開始的。索姆斯是溫斯頓·丘吉爾的女婿，他並不是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偉大，要不就是在宏偉的事業面前趑趄不前了。他們的爭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歐洲以及整個聯盟內部的辯論。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戴高樂總統和索姆斯大使在愛麗捨宮（總統的住所和辦公室）閒談歐洲的前途；二月十四日，他們又會見了，討論的是同一個問題。其後，英國告訴了它們的其他盟國，包括我們在內，戴高樂將軍是用相當挑釁性的、而且多少有點新奇的措辭，來敘述他關於歐洲前途的概念。
為了建立一個能夠對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問題作出決定的、真正獨立的歐洲，戴高樂說，首先歐洲必須從「美國設計和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限制下把自己解放出來。一個成功的歐洲政治組織，必須依賴最重要的歐洲大國：法國、英國、德國和意大利之間的協作。而在這種協作關係中的中心因素，勢必會是英法諒解與合作。其次，在這個過程中，共同市場的結構必須改變，而且戴高樂無論怎樣，都對共同市場的前途沒有什麼信心。相反，他可以設想用某種廣泛的自由貿易區，特別是農產品自由貿易區來取而代之。第三，因為英法關係是這個計劃的基石，戴高樂將軍準備同英國就經濟、貨幣、政治和財政問題舉行私下的雙邊會談。他說，他歡迎英國對舉行這種會談採取主動。
英國人告訴我們，他們已經答覆戴高樂說，英國仍然希望參加共同市場，並且希望很快就可以重開談判。雖然英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美國的關係以及是否宜於在歐洲成立一個四國指導機構等問題上的看法和戴高樂的觀點大不相同，但英國仍然認為將軍的建議是很有意義的。英國願意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但是必須達成一個諒解，即討論情況要完全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夥伴們知道。關於這一點，索姆斯在同戴高樂第二次會見時告訴他說，英國首相威爾遜於二月十三日、十四日在波恩會見德國總理基辛格時，感到有義務向他通報這件事。英國也把戴高樂-索姆斯會談的要點告訴了我們、比利時以及其他盟國；消息就像野火一樣傳遍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二月十七日和十八日，法國駐歐洲各國首都的大使想弄清楚，關於戴高樂-索姆斯的談話究竟傳出去了多少，他們還設法保證，戴高樂將軍無意拆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他們說，戴高樂只是告訴索姆斯，共同市場如果擴大，就勢必會改變它的性質，因此它以後的方向就需要仔細研究。
到了二月二十一日，關於誰對誰說了什麼的爭吵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英國、法國兩方面都感到有必要把它們各自關於這兩次談話的說法向報界公佈。在英國，倫敦《泰晤士報》的一位瞭解背景情況的作家把他們早些時候弄到的私下敘述向我們作了很仔細的對比。巴黎《費加羅報》在一篇授意的報道中回答說，戴高樂只是概述了他對一個獨立的歐洲的看法，這樣一個歐洲可以實現，「而不會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概念有任何影響」。此外，《費加羅報》還對索姆斯大使進行人身攻擊，說他拿戴高樂的講話，在歐洲散佈一個「聳人聽聞的說法」，這「令人懷疑索姆斯先生是否可信」。緊接著，法國外交部部長米歇爾·德勃雷也公開宣佈，將軍只是想瞭解一下英國是否對關於「歐洲政治和經濟前景的」探索性會談感興趣。
就像參加過一場戰鬥的老戰士一樣，他們通過回憶來保持其激動的感情和正義感，美國所有從前同戴高樂發生過爭論的人都一擁而來參加這一場大混戰。政府內外人士，向新政府提出的建議像雪片似的飛來，他們建議政府抓住機會，重申我們對一個聯邦歐洲的義務，拒絕戴高樂提出的——幸好還不是向我們提出的——關於由歐洲大國成立特別指導機構的建議。他們要求新政府拾起前任丟下的長矛，再次與這個歐洲教條風車搏鬥，將那場由於選舉而中斷了的、同法國的激烈辯論再繼續下去。
我們決心不這樣做。我們認為，歐洲的組織是歐洲人自己決定的事情。美國曾在這種關於原則的爭吵上喪失了太多自己的威信。二月二十二日，在我們動身去歐洲的前一天，我給尼克松送去了關於這件事的簡短備忘錄，在結尾部分，我是這樣寫的：
我相信戴高樂在向索姆斯談他對歐洲前途的看法時，用的基本上是英國人原來匯報的措辭。無論如何，希望有一個獨立於美國的「控制」，並由歐洲幾個大國協作領導的歐洲，是完全符合戴高樂公開發表過的看法的。還有一點也可以說明問題：戴高樂認識到，這樣一種協作必須建立在英法一致的基礎上，雖然要以英國脫離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作為前提。
人們會逼你發表意見。
我建議你可這樣表態：
1.肯定我們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義務；
2.肯定我們對歐洲統一、包括英國參加共同市場的傳統支持；但是
3.說清楚我們不願捲入歐洲內部關於走向統一的形式、方法、什麼時候和採取什麼步驟的辯論。
尼克松在他的私下會談中仔細地、巧妙地遵循這一方針；我在這次歐洲之行以前和以後的背景匯報中時常重複這一點。二月二十一日，記者問到我對索姆斯-戴高樂爭端的看法，我對他們說：「我們關心的是美國與歐洲的關係，而不是歐洲的內部安排。」我們利用索姆斯-戴高樂爭端來表明我們重視的是大西洋關係，而制訂歐洲的內部安排是歐洲人自己的事，應該留給他們自己去解決。從長遠來說，這種態度是最有助於英國參加共同市場的。
尼克松是在星期一晚上從布魯塞爾到達倫敦的，當時正下著雨。哈羅德·威爾遜首相和外交大臣邁克爾·斯圖爾特在希思羅機場歡迎我們。歡迎儀式是低調的，因為尼克松害怕人們指責他在越南戰爭還在激烈進行的時候耽於遊樂，因此要求把禮賓限制在最低限度。這是一種令人痛苦的犧牲，因為他是很愛好儀式的，特別是在英國，他們已經把低調的盛舉發展成為一門藝術了。此外，英國的國事禮賓工作者還會處處使自信心不強的人感到，他們自己的功績配得上享受這樣的榮譽。
哈羅德·威爾遜在歡迎尼克松時的神氣，表現出一片婆心，頗像一個舊式家庭的長者。這個家庭過去顯赫一時，現在依然叫人肅然起敬，記得這家人的智慧、尊嚴和威力，也就是這個家庭向來出名的原因。威爾遜給戴高樂一個突然的打擊，宣佈拒絕他對外交事務的「內向態度」，表示支持尼克松提出的「更寬廣的世界概念」，並且把二者作一對比。但是，威爾遜的更重要的主題是在整個西歐已經變成老生常談的論點：聯盟需要從安全轉向「合作與和平」這樣的積極目的。在六十年代後期，北大西洋聯盟的目的不再是防務了——特別是在公開講話中是這樣；它存在的主要理由變成了緩和緊張局勢。尼克松是決不會讓自己在別人的一些唱高調的話語面前相形見絀的。他用這樣一句話作為回答：「我今天站在這裡說話，我相信在我們的時代就能實現持久和平。」在一九七二年的總統競選中，他對這句話拚命加以宣揚，其結果引起了對於緩和的過分期望。尼克松的心情是輕鬆愉快的。他直截了當地談到在我們政府內部就有很大爭論的所謂英美特殊關係問題，並用最肯定的措辭兩次明確提到了它。
這一點，使得國務院內以及政府外面的許多支持歐洲一體化的人感到非常苦惱。這些主張——幾乎是狂熱的主張——歐洲統一的人迫切希望結束與我們的最老盟友的這種「特殊關係」，認為這可以促成英國參加共同市場，對英國有利。他們感到，必須停止英國在與我們關係中的任何特殊地位，免得由於這種地位而妨礙英國在歐洲起他們所想起的作用。他們主張形式上平等對待，不受傳統或者是民族利益概念的影響，認為這是實現他們的宏偉計劃的最好保證。
我懷疑這種主張是否適宜，即使是適宜的，也是不切合實際的。因為同英國的特殊關係特別不受抽像理論的影響。它也不是靠正式安排產生的；它部分來自對於英國在戰時所作的英勇努力的回憶；它反映了兩國兄弟人民的共同語言和文化。在相當程度上，它也是由於英國在物質力量削弱了以後，還以極大的律己精神保存了它在政治上的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英國力量已被削弱、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的時候，它馬上就感到哀傷，認為過去的事已一去不復返了。英國領導人轉而堅持不懈地與我們搞好「特殊關係」。這實際上是一種協商形式，這種協商，實際上是如此親密，以致在心理上說還不可能忽視英國的看法。英國領導人還形成了一種定期會晤的習慣，以致美國自發地採取任何行動，都會顯得是違反了俱樂部的規則。最重要的是，他們卓越而有效地利用他們豐富的智慧和可以信賴的行動，以致歷屆美國領導人認為，在作出重大決定前，先徵求英國的意見是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的。這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關係，因為它並不是根據什麼法律上的規定；沒有文件把它在形式上固定下來；歷屆英國政府就是把這種關係繼續下去，好像不可能設想採用其他辦法一樣。英國的影響是大的，就是因為它從不堅持要發揮巨大影響；「特殊關係」說明了無形的東西的價值。
英美關係的一個特點是，在很大程度上，外交上的微妙克服了實質上的分歧。關於歐洲一體化問題，英國領導人的看法，實際上更接近戴高樂的看法，而不是更接近我們的看法；一個一體化的、超國家的歐洲，在英國就像在法國一樣遭到詛咒。英國和法國觀點的主要不同點是：英國領導人一般來說在——關於歐洲一體化和大西洋團結的——理論上向我們讓步，同時設法通過與我們的最密切接觸來計劃它的實施。而戴高樂則往往讓我們面對既成事實和理論上的挑戰。英國是把和解變成了一個武器，使得無視它的意見在道義上是難以設想的。
我認為，我們政府內部對英美特殊關係的攻擊是無關緊要和形式主義的。中斷我們的特殊關係——就算是可以做到的話——會使英國喪失自信，而我們也不會得到什麼好處。在二月二十一日動身出訪歐洲以前的背景匯報會上，我指出：
我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是，我們一點也沒有因為朋友太多而受到損害，以至於要給那些覺得對我們懷有特別友情的人潑冷水。我是這樣想，處理與英國的特殊關係的辦法應該是，把其他國家提高到同樣的地位，而不是向英國潑冷水，讓它同美國不要保持那樣熱的關係。
尼克松接受了我提出的關於不要捲入索姆斯-戴高樂爭端的意見；只要爭論是局限於不刻薄的、在理論上的官僚主義背後誹謗，他對這場爭論也沒有什麼興趣。他相信「特殊關係」，他在到達聲明中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正好符合接待我們的人的做法。每一個安排都是低調的、私人性質的，而且是巧妙地使人喜歡的。英國人作了非常大的努力，使我們感到舒服而又不顯得礙事，隨時可以找到他們來交換意見，而又不要求美國方面以任何具體的行動作為酬答。他們把我們從機場接到首相的鄉間住所契克斯，這個別墅是舒服的，但並不華麗，裡面的歷史陳跡正好足以使人想起英國昔日的光榮。但是，就像它的主人一樣，它給人的教益和影響是微妙的和間接的。第一次會談就在那裡的宴會上進行。那是一個人數不多的私人性質的集會，參加的只有尼克松和威爾遜、羅傑斯和斯圖爾特、英國內閣秘書伯克·特倫德爵士和我。
當我們最初見到他的時候，哈羅德·威爾遜有一個狡猾的政客的名聲，人們說他有洞察一切的智慧，但卻缺乏最終的可靠品質。我國前任政府中有些人認為，他太接近工黨的左翼；他們認為，這一點加上他的虛榮心，使他非常容易受到蘇聯諂媚的影響。他也被指責為不惜利用我們在越南的困境來支撐他自己在國內的地位。根據我和威爾遜接觸的經驗，這些批評證明都不正確。的確，任何工黨領袖都必須考慮黨內左翼的意見。他也不是第一位把自己打扮為與東方媾和的特別吹鼓手的英國首相——畢竟還有哈羅德·麥克米倫，由於他在柏林危機的高潮時刻出現在莫斯科、戴著俄式羊羔皮帽、宣傳和解，而得到了「超級麥克」的綽號。根據我的經驗，威爾遜是美國的誠摯朋友。他感情上的聯繫，像大多數英國人一樣，都是在大洋彼岸，而不是在海峽對岸，即英國人意味深長地稱之為「歐洲」的那個地區。他在美國度過了很長的時間。他真正相信英美夥伴關係。他邀請尼克松參加一次內閣會議——這是給予一個外國人的前所未有的榮譽——並不是一個戲劇性的行動。至於威爾遜可靠與否，我無法判斷他在國內問題上的行為，但在與美國的關係上，我總是發現他是一個說話算數的人。他代表著英國政治中的一個奇怪的現象：他那一代工黨領袖比許多保守黨領袖在感情上更接近美國。保守黨人似乎對把物質上的優勢輸給了美國感到痛心，他們認為，特別是在蘇伊士危機中，我們出賣了他們。
威爾遜雖然是在牛津受的教育，並在那裡教了幾年經濟學，但他對抽像的思想幾乎沒有任何興趣。他醉心於操縱政治力量；他喜歡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長遠的目標只會引起他極草率的關心。他認為計劃沒有什麼意思，因為他有充分的信心，他的那許多本領能夠保證他渡過任何難關。威爾遜有驚人的記憶力，能夠說出他多年前讀過的一句話在書頁上的確切位置。他很喜歡表現他的這種技巧，而且在尋找這種機會方面也表現出幾乎同樣的技巧。他對人是相當冷淡的，雖然——像尼克松一樣——有點令人同情地渴望得到別人的讚許，特別是他所尊敬的人的讚許。這一類人，通常包括掌權的人或者學術界人士；他特別珍視同美國總統的密切關係。他一上來就向尼克松建議，互相以教名相稱。尼克松一愣，瞪了他一眼，才打消了他這個想法。但是，這件事並沒有改變威爾遜對美國的友好態度。我個人是喜歡他的。他從來沒有拆過我們的台。
他的同事，外交大臣邁克爾·斯圖爾特屬於一種不同的性格。斯圖爾特是善意的，有點好賣弄學問，喜歡發表長篇的道德演說，可以使尼克松心煩意亂。他曾當過中學教員——這一點可以看出來——後來又當上了教育大臣，然後就是外交大臣。像許多在一生中比較晚的時候才擔負國際責任的人一樣，他也好像是把外交工作當成是宣佈一些理論上的警句。然而，斯圖爾特從其信念來說，是致力於讓英美結成緊密關係的。儘管他對越南戰爭也有許多懷疑，在牛津學生會的一次辯論會上，他比一些曾經作出決定把我們的軍隊派往越南的美國人更有力地、更巧妙地為我們在越南的立場進行辯護；他從未向外人表示過他的疑慮。他是一個正派、紮實的人，不是有才華或者有遠見，但他具有剛毅的品質，因此，對英國的輝煌業績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參加宴會的第三位高級英國官員是內閣秘書伯克·特倫德爵士（改封為勳爵）。他雖默默無聞但又深具影響力，一位儘管政府改變但他的職位不變的高級文官。他整理內閣會議記錄，監督常任文官機構，並且根據數十年積累的經驗，提出無私的意見。現任內閣秘書特別有效地發揮了這一職位本身所包含的影響。伯克·特倫德是一個瘦弱、學者似的人，有著閃亮的眼睛，顯示智慧和謹慎的風度。當討論進行到接近他知道曾經使以前的粗率冒險者沉船的淺灘時，他以看起來並不唐突的方式把討論引導開去。他很巧妙地使他所效勞的內閣大臣顯得比他們本人原有的能力還更大些。他是一個豁達的人。他的博學和忠言也為我們的「特殊關係」帶來好處。
在契克斯的晚宴就像是一個家宴一樣。討論在嵌板的宴會廳開始，在有名的長廊喝白蘭地時還在繼續進行。討論範圍是環顧世界前景。在未來幾年中要決定他們的國家的前途的人們在那裡互掂對方的斤兩，大體說來，他們對討論結果是感到滿意的。
後來，尼克松把我叫到他在克拉裡奇斯飯店的套間去回顧一下這一天的事情。這一天的活動從布魯塞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會開始，在英國首相的家裡結束。尼克松硬說契克斯有幾百年的歷史。我實在不忍告訴他，契克斯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起目前的作用。尼克松看起來精神煥發；他喜歡古老的儀式。他上台不久，對於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都感到非常新奇。乘坐「空軍一號」在外國的領土上著陸，受到一位國王、後來又是一位首相的歡迎，檢閱儀仗隊，訪問契克斯——所有這些都是他年青時的美夢的頂點，是身居要職的理想，對於來自加利福尼亞一個小城鎮的一個多少有點憤懣的窮青年來說，這一切都似乎是不可能達到的。這一切使得尼克松表現了一種近乎自發的歡欣。自從我認識這個靦腆、捉摸不定的人以來，很少看到他這樣情不自禁地快活過。雖然這一天的討論沒有解決什麼重大問題，尼克松還是喜歡既不會發生對抗局面又不糾纏細節的哲學性的對話。尼克松拚命希望聽到人家說他幹得多麼好。就像他後來在其他許多場合所做的一樣，一再要我複述他在這一天的各項活動中所起的突出作用。那時他已經上床，就像在神經緊張時偶爾發生的情況一樣，他開始說不清楚話了，或者是費了極大的勁才把話說清楚。給他鼓氣是容易的。這一天，雖然沒有遇到什麼棘手的挑戰，他的行為舉止都表現了他的尊嚴和才幹。
第二天，在唐寧街十號（首相的官邸和辦公的地方）的內閣會議室，雙方有更多的人參加討論頭天晚上談過的問題。主要的話題是，英國決定重新申請參加共同市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前途以及東西方關係的發展方向。英國大臣們說，他們要想成為歐洲的一員，與其說是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不如說是為了他們想促使其實現一個更外向的歐洲的政治上的利益。尼克松同意這個觀點，但是他強調說，如果美國對戴高樂採取敵對的態度，就不可能促成這一點。他要設法改善美國同法國的關係，雖然這不會改變戴高樂的基本觀點，但卻有可能使他更容易接受實際上的妥協。英國大臣們則說，這正好也是他們的看法——好像索姆斯-戴高樂的爭議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討論又一次揭示了大西洋聯盟內部的矛盾心理。每個人都同意尼克松的估計：蘇聯在縮小核差距，我們在國會的壓力面前應該有所作為，以保存我們正在開始的新的核計劃。但是，沒有人願意得出明顯的結論：歐洲的防務也必須得到加強。威爾遜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需要一個新的戰略思想；他懷疑會有哪一個歐洲國家準備答應大大增加其防務開支，因為它們害怕，如果這樣做，美國就會削減它的義務。威爾遜留給我們去設想一個不以建立新的部隊而體現出來的新戰略思想究竟有什麼意義。
邁克爾·斯圖爾特說的話後來變成了標準的歐洲論點。我們和蘇聯的談判，特別是關於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是必要的。年輕一代再也不會把大西洋聯盟僅僅當作一個防禦工具來給予支持。他們認為，這個聯盟也是一個爭取緩和的工具，這一點，對維護西方的團結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他的話是對的，但是，他說的這些話，也揭示了我們的歐洲盟國的深刻矛盾的心情。在緊張氣氛加劇的時刻，它們害怕美國強硬；在緊張氣氛緩和的時候，它們又害怕美蘇兩家共管世界。它們要求我們堅定，然後它們又從中斡旋來打破由於我們堅定而引起的僵局。它們堅持要我們在採取任何行動之前先和它們商量，但是，它們又要有自由和自主權，不受任何限制地去推行它們自己的緩和外交。如果它們認為我們阻撓緩和，我們就會失去我們的西歐盟國的支持，它們就會加緊與東方的接觸，不要有任何協調好的戰略；它們的力量太弱，不足以抵抗同時來自國內和蘇聯兩方面的壓力。我們發現我們自己處於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果我們要保持聯盟的團結，我們就必須在東西方關係中起領導作用，並且給東西方接觸規定幾條基本原則。但是，如果我們的步調太快，或者是引起了沒有根據的希望，我們就會破壞我們關於軍事力量的主張，而軍事力量畢竟是我們賴以和蘇聯打交道的唯一可靠基礎。這個問題是參加唐寧街會談的人們在將來都離職後還會長期存在的問題。
我們在白金漢宮與伊麗莎白女王共進了午餐。我認為，人們一成不變地把她說成是索然寡味的人是不對的。她很精靈機智，她對國際事務的知識以及她對有關人物的深刻瞭解，給我印象很深。下午，總統對美國大使館人員講話，還會見了一些英國主編和知識界人士。
晚上的事情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顯示了尼克松這個人身上鮮為人知的一個方面。在一九六八年春天，哈羅德·威爾遜犯了一個非常大的判斷性的錯誤，他估計民主黨會在選舉中取勝，因而任命休伯特·漢弗萊的老朋友、約翰·弗裡曼為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這可能成為一個近乎災難性的決定。弗裡曼屬於工黨左翼，曾經當過勞工大臣。他在政府向人民索取保健費問題上曾與政府發生爭吵而辭職。其後，他又當過電視記者，當過左翼《新政治家》週刊的主編以及英國駐印度高級專員而頗負聲譽。在當《新政治家》主編時，弗裡曼曾為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亞州競選失敗而慶賀，他祝賀美國人除掉了「一個毫無原則、只願意為了迪克·尼克松的事業不惜犧牲任何東西」的人。弗裡曼被任命七個月後，尼克松競選總統獲勝了。威爾遜對他這個彆扭的任命毫無辦法。威爾遜拒絕更換大使，這是他的優點，但尼克松大發脾氣。從尼克松政府開始工作之日起，他就發誓不和弗裡曼打任何交道。艾森豪威爾將軍也支持他。艾森豪威爾一月份當我在場的時候對尼克松說，弗裡曼的任命不僅是對尼克松個人的侮辱，而且是對美國總統的侮辱。但是，要美國宣佈一位英國大使為不受歡迎的人，這是難以設想的事，所以除了在弗裡曼的大使任期內盡量給他製造困難和彆扭外，尼克松似乎也別無他法。毫無疑問，尼克松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我們的先遣人員要求威爾遜從在唐寧街十號為總統舉行的宴會客人名單上除掉弗裡曼的名字，但遭到威爾遜勇敢的拒絕，我們大家都懷著惶恐的心情去赴晚宴。
但是，尼克松是可以出奇制勝的。在宴會快結束時，他起立祝酒。尼克松看著坐在桌子正對面的弗裡曼說：「有些人說，現在有了一個新的尼克松。他們想知道是否有一個新的弗裡曼。我倒願意把那些都看作是過去了的事情。畢竟他是新的外交官，我是新的政治家，我們都想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爭取世界和平。」
這番話產生了驚人的影響。威爾遜說這個祝酒辭是他在唐寧街十號聽到的最優美的祝酒辭。他在他的菜單上給尼克松寫了一個條子：「你不能保證一生下來就是一位勳爵。但是，生來就是一位君子卻是可能的，你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通常沉著冷靜的弗裡曼，這時都感動得快流下淚來。這樣後來就產生了一個證明是驚人成功的駐華盛頓使團。約翰·弗裡曼是我曾打過交道最起作用的大使之一。其中的原因不是很簡單的。他的作風彆扭。弗裡曼絕不阿諛奉承；他在社交場合只會見他所尊敬的人；他沒有做什麼努力去把英國大使館變成一個時髦的沙龍。當他要傳達一個信息時，他總是一開頭就正式聲明，他是奉命說話的。但是，弗裡曼也準備超出他奉命要說的話的範圍，發表他個人的意見。因為他有超人的智慧和完全的正直的品德，這一點以後很快就成為可貴的了。他有一個很精明的地緣政治頭腦，並且，正如後來事實所證明的，他相當同意我們的對外關係哲學。我對弗裡曼的判斷非常尊重，所以遇到他職責範圍以外的事情，我也時常徵求他的意見；有一兩次，我還讓他看總統演說的初稿，利用他作為一個主編的才能。他完全有權把他的一切談話向他的首相匯報，幾乎可以肯定他似乎是這樣做了。但是，密切和相互信任的「特殊關係」就是為了進行這種親切的合作。
從尼克松方面來說，他逐漸變得先是信任、後來就是喜歡弗裡曼了。在尼克松第一任期間，弗裡曼是唯一被邀請到白宮參加私人社交活動的大使。他也變成了我的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在我們兩人的公職結束後，這種友誼仍然存在。我認為他的友誼是我任職期間的最大收穫之一。
我們的倫敦之行，就這樣以滿載特別的友誼而告結束。這次訪問暴露的矛盾心理比解決的要多，但是，正像原來所計劃的，它為以後兩國間的有成效的合作打下了基礎。
波恩、柏林和德國這個謎
我們的下一站是波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局勢更加複雜。德國的政治是處於選舉前的動盪狀態，而且我們到達時，正是柏林危機剛剛開始的時候。西德總統這個主要是禮儀性的人物，是由聯邦議院，或者是各州代表（州代表）特別會議選舉產生。以前的總統選舉，都是在西柏林的老國會大廈舉行的，這是為了強調，波恩要求承認它是代表合法的德意志國家的連續性的。蘇聯人和他們的東德夥伴，以前對這一含蓄的挑戰是不過問的，但到了一九六九年，他們感到有足夠的力量來使它成為一個問題，於是他們抗議在柏林舉行的選舉會議，理由是西柏林在法律上並不是聯邦共和國的一部分。他們又開始騷擾前往西柏林的通道了，這是一九六二年以來不曾有過的事。
這種情況肯定會引起波恩深刻的不安。大家都在談論柏林的不利地位。關於美國新政府會如何反應也沒有把握。一種不安心情在蔓延開來，這種不安，部分是由於德國所處的前沿地位；部分來源是由於同我們以前的兩屆政府的政策爭論。波恩不同意麥克納馬拉強調的非核區域性防務，擔心這樣做會招來蘇聯的侵略。波恩還認為，《防止核擴散條約》是在核子方面歧視它的一個明顯例子。波恩討厭美國對它施加壓力，要它支付駐德美軍的費用。德國的兩位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和路德維希·艾哈德——都是因為同美國政府、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發生爭論而加速下台的。
這一切都反映了這個看來十分強大的新德國的動搖不定的心理狀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戰敗、背著過去的納粹的污名、作為一個被肢解的和分裂的國家，西德是一個在尋找政治目的的經濟實體。在波恩，沒有英國那種由於數百年不間斷的政治演進和帝國榮耀而產生的自信。波恩本身被選為新的首都也只是因為戰後第一任總理的個人方便（阿登納就住在波恩附近的一個小城鎮裡），並不體現以前的政府傳統。波恩本身就是德國戰後復興不穩定的象徵。聯邦共和國就像一棵頭重根淺的大樹，猛然一陣大風就可以把它吹倒。
它的地位的脆弱反映在它的領導人感到不安全的心理上。阿登納是一位真正的偉人，他認為他的主要職責是恢復德國的可靠的聲譽。他堅決拒絕了多次的誘惑，不去利用德國的機會在東西方之間耍手腕從中漁利。他頂住了國內反對派的指責，說他的親西方路線威脅了德國統一的前景。他蔑視有時來自東方的籠絡行徑。他所追求的是使聯邦共和國扎根於歐洲，歐洲扎根於大西洋聯盟，這樣，曾經給德國帶來災難的民族主義就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傳染到他的人民身上。
阿登納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在聯邦共和國成立十二年後，它的親西方方針在德國內部再也不成其為一個問題了。昨天還在要求德國在東西方之間恪守中立的反對派驟然改變了它的綱領，現在與政府競相保證忠於同西方的關係，甚至在軍事方面也是如此。由於命運的捉弄，在肯尼迪政府中主持政務的那些有才幹的年輕人，選擇了這個時機來要求這個人對東方更加靈活一些，就是這個人曾經如此重視堅定不移和忠實可靠，剛剛大顯身手，使得全國一致支持他的與大西洋保持密切關係的政策。這一做法造成了六十年代德國國內的動盪，而且把各黨派的作用顛倒過來。在十年前想喚起潛伏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反對阿登納的親西方方針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黨，現在卻批評政府危害與美國的聯繫。仍然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至今還一成不變地恪守五十年代的至理名言。他們幾乎是念念不忘其連續性，使得美國政府很不耐煩。這個美國政府急於在歷史上翻開新的一頁，相信它自己的宏偉計劃健全合理，並且整個說來同左派、或者至少是改良主義組織相處，比同建設了戰後歐洲的基督教民主黨保守派相處感到更合得來。
這樣，德國戰後政策固有的兩難局面就表面化了。在歐洲國家中，唯獨聯邦共和國有尚未實現的民族目標。這種實現重新統一的願望表現為拒絕與東德政權打交道，或者甚至拒絕與任何同東德政權打交道的政府保持外交關係。（這就是所謂的哈爾斯坦主義。）但是沒有別的歐洲政府支持德國的這一目標。對所有其他歐洲政府來說，一個統一的德國使人回想起過去德國稱霸的噩夢；它們同意克裡孟梭的一句饒有風趣的話：他是如此喜歡德國，所以他希望有兩個德國。而且，它們知道，德國的統一，如果能夠實現的話，也只能通過與蘇聯的大規模攤牌來實現。所以，在聯邦共和國宣佈的德國統一的目標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它所能採取的行動之間，勢必還有一個鴻溝。這一鴻溝使得蘇聯能夠在柏林問題上不時來一個對抗，以便對西德施加壓力，這種對抗至少部分地是用來使聯邦共和國默認現狀，並且迫使它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國不支持它的民族願望。
西德領導人暴露在一個分裂的歐洲的最前線，經常受到來自東方的壓力，意識到在西方殘留的對他們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而且因為民族目標未能實現而感到苦惱，他們把同美國的聯繫當作是他們防患於未然的措施。他們並不希望在世界事務中起作用。他們缺乏想在更寬的範圍上影響我們的政策的那種自信。他們的目標是比較有限的：弄清楚他們可以在防務上依賴我們，我們的政策不會驟然轉向東方，從而使德國在物質上或心理上暴露在外。
所以，我們的吵吵嚷嚷的政治過程傾向使西德感到不安。定期產生新的政府，大聲宣佈新的態度，或者廢棄從前的政策。這引起了一種恐懼心理：在未來的某一歷史時刻，美國脫離歐洲的可怕事情終會來到。
尼克松進行訪問以恢復波恩的信心和穩定是特別適時的，因為拋開柏林危機不談，德國的政治也正處於過渡階段。阿登納已經在一九六三年十月辭去總理職務，由當時大名鼎鼎的恢復德國經濟「奇跡」的建築師艾哈德繼任總理。但是，正如阿登納所預見到的，艾哈德在政治上沒有他在經濟上那樣的才幹。基督教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分裂了；一九六六年，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了新的所謂大聯合，由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任總理，維利·勃蘭特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
這對於在整個戰後時期處於統治地位的溫和保守派基督教民主黨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決定。社會民主黨處於有可能成為永久性的反對黨地位，但它本來已經奄奄一息。主要的原因是，有相當數量的選民認為，這個黨——儘管有著光榮的民主歷史——繼承了太多的激進傳統，以致不能委之以政府重任。由聰明的社會民主黨戰略家赫伯特·魏納設計的大聯合解決了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是否適於治理國家的問題；他們僅僅參加政府這一事實，就最後給他們增加了足夠的選票，使他們在一九六九年接近年底的時候競選獲勝。儘管組成大聯合時打錯算盤，這對於基督教民主黨人來說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對於德國的民主卻是一件大好事。它顯示了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是一個負責任的民主政黨；這就防止了在德國發生對其他許多歐洲國家來說已經成為地方病的政治生活激進化或兩極化。
但是，這一結局在當時還是即將來到的事。在波恩歡迎我們的政府，儘管美其名為大聯合，實際上是深深分裂的。它的領導人物過幾個月就要參加競選。他們在接待我們時所說的話，幾乎每一句都是處心積慮為了爭奪陣地。基辛格總理是一個有禮貌、嚴肅、不動感情的人[9]，他宣佈一件極小的事，也擺出一副極其深奧的神氣。在我們訪問時，他在政治上正處於困境，因為他當政一天，他的主要對手、正好也是他的副總理、維利·勃蘭特的聲望就增高一些。勃蘭特是一個身材高大、結實、儘管態度懇切、卻基本上是沉默寡言的人。他絲毫沒有給人以認為自己是總理的下級的印象。
英國政府在威懾力量、緩和、西方團結和東西方關係這樣一些問題上是心情矛盾的，但德國領導人，個人的看法比較清楚，而在他們之間卻有意見分歧。兩個人都贊成在柏林問題上要堅定，但是他們的一致意見也就僅此而已。基辛格贊成對東方採取強硬路線。勃蘭特卻正式強調互諒互讓，要講究微妙的分寸。然而，不需要很豐富的想像力就可以推斷，他準備硬著頭皮承認東德。基辛格珍視同法國的聯繫；勃蘭特準備強調讓英國參加共同市場。基辛格的看法更接近尼克松的；勃蘭特的看法更符合我們國務院的。因此，在波恩的會談表明，在秋季選舉前，德國的政策主要是靜觀以待變。
西德之行以遊覽柏林宣告結束。大批大批的人群出來歡迎總統的車隊。但是，尼克松心裡卻感到很不安，擔心歡迎他的人數會比不上一九六三年歡迎肯尼迪時那樣多。只是在我們一再向他保證不會發生比不上那次熱烈的情況之後，他才放下心來。（我注意到，車隊經過的路線是S形，讓群眾可以很容易地從一條街跑到另一條街。人們告訴我，在肯尼迪訪問時，用的也是這個辦法。）
尼克松想避開另外一次柏林危機，因此願意拿上任不久的總統的威望明白無誤地壓在柏林問題上。此舉見於他在西門子工廠發表的雄辯演說。他說：「我前面的四任總統都堅持柏林一定要保持自由這個原則。我也在此時此地告訴各位，我也同樣堅持這個原則。我說這句話並不是虛張聲勢，也不是窮兵黷武。我只是陳述國際生活中的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
羅馬插曲
出訪下一站是意大利。從柏林的井井有條、循規蹈矩，一下到了熱情洋溢、亂七八糟的羅馬機場，變化是太大了。國務卿羅傑斯竟被簇擁著去檢閱儀仗隊，還是一位嚇得目瞪口呆的先遣人員驚魂稍定，才把總統換了上去。在鬧了這個笑話之後，一切都是順利進行的，只是隨時都有可能再出亂子。
這是我在任期內第一次訪問意大利，以後曾多次訪問該國。我一向喜歡這個國家的非常美麗的國土和特別富於人情味的人民。但是，每一次訪問都證實，意大利遵循著有別於其他西歐國家的政治規律和對於國家的作用的概念。也許意大利人太文明了，太浸透了個人價值的思想，不肯讓自己完全受制於政治目標，這些政治目標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裡，推動著其他歐洲國家的對立和野心。毫無疑問，意大利的國內問題佔據著最高領導人的大部分注意力，外交政策只是處於次要地位。而羅馬這個首都與其說是民族覺悟的中心，不如說是歷史傳統的中心。它亦曾是一個古老帝國的政府中心。在其後的一千五百年期間，它又是羅馬教皇的首都——實際上，現在作為意大利總統府的奎裡納爾宮在一八七一年以前曾經是教皇的夏宮。和其他歐洲國家首都不同，羅馬不是推動意大利統一的動力；而是在這個國家已經形成十年後加上去的。意大利政府搬到了教皇的城市，教皇制度仍然是羅馬的中心制度。
無論是什麼原因，我對意大利的每一次訪問都使我感到，我們一到達機場，就是完成了訪問的主要目的。這象徵著美國重視意大利；美國是在徵求意大利的意見，這是有照片可證明的。我們這樣做的時候，意大利部長們表現得非常聰明，從不自命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可能對事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我在任職期間，意大利總理換來換去，主要人物是馬裡亞諾·魯莫爾和阿爾多·莫羅兩個人，短期偶然也由埃米利奧·科隆博擔任。不擔任總理的那位領袖總是做外長。魯莫爾充滿友情和善意，誠心要使別人高興。他顯然是黨的管理人。一遇到了劍拔弩張、需要降溫的時候，他就出來，向天主教民主黨的各個派系表示善意。科隆博是知識分子，溫文而有思想，更多的是一位專家，而不是一位領袖。遇到了派系僵持、需要一位看守總理的時候，他就上升為最高職位，在新的調整談妥以前，他不會使天平傾向任何一方。莫羅顯然是最有力量的人物，他知識豐富、沉默寡言、出名的智力過人，關於這一點，我只有一個證據，就是他用的像拜占庭式建築那樣複雜的句子結構。不過，我對他有催眠的魔力；他和我會談時不止一次睡著了；我要是能叫他醒著，就算有本領了。莫羅顯然對國際大事不感興趣。他是黨的出色戰略家，巧妙非凡地推行內政的改轅易轍；他主持外交政策，是為了用作權力的基地，從來沒有當它是天職。意大利對領袖的選擇，顯然反映了國內的需要，特別是反映天主教民主黨內部的力量對比。
我所效勞的總統，從來沒有充分瞭解這一點，總幻想意大利總理掌握著行政大權，因此想和他們進行需要作出具體決定的討論。我所會見過的意大利總理，沒有一個鼓勵這種態度，他們認為，美國總統採取這種態度，不是生硬地想討好，就是出於無知。他們知道，他們所領導的是不穩定的聯合政府，他們有權主持內閣會議，卻無權發出具有約束力的命令。決定是通過包括許多非政府人士在內的一致意見作出的。在和總理或者外交部部長進行的討論中，國內政治總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在意大利外交部，有一些我所遇到過的最傑出、最有思想的外交家。然而，我們有時還是不能避免得出這樣的印象，和他們的外長討論國際事務，有令人感到厭煩的危險。
事實上，的確有種種理由為意大利在國內的困境擔憂。天主教民主黨戰後一直是執政黨。一個時髦的說法是，這個黨沒有解決意大利的根本問題，效率低是普遍的現象，貪污腐化也很猖獗。但是，這種說法只有一部分是正確的。意大利在經濟上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在過去十年中，它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是百分之五點五。但是，就像在其他各地一樣，發展的過程，引起了脫節現象，破壞了政治穩定。意大利南部的農民一直很窮，在道義上得到了傳統勢力和教會的支持。經濟的發展使南部的男男女女轉移到北部的工廠工作。在這一大規模的重新調整中，他們的主要精神支柱是共產黨，共產黨在火車站接待他們，在他們舉目無親的時候，維持他們的生活。如果說儘管有經濟上的迅速發展——而且是在違背各種時髦的理論的情況下取得的——共產黨的票數在意大利還能夠保持不變，那多半是因為很多人認為共產黨是他們的安全的保護者，因為羅馬的政府沒有建立人和人之間的聯繫，而這一點在意大利是決定性的。
美國沒完沒了地要從體制上來尋求解決問題，這樣使問題更加複雜化了。在戰後大部分時間裡，意大利是由天主教民主黨和一些左的和右的溫和黨派聯合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代表執政政黨的左翼；他們的突出特點是拒絕和共產黨合作。反對黨是共產黨，他們有左翼社會黨的支持。右面的是保皇黨和法西斯黨。一九六三年，美國決定支持所謂的向左翼開放，其目的是實現左翼社會黨和天主教民主黨的聯合，從而孤立共產黨。在美國相當大的壓力下，這一聯合，事實上是談判成功了。
其結果，雖然是在十幾年以後才來到，但它完全和原來的意圖相反。隨著新聯合的實現，社會民主黨失去了它生存的主要理由——作為非共產黨左翼反對派的作用。每舉行一次選舉，它的力量就遭到削弱，它的地位也越來越無足輕重。贊成自由競爭的自由黨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作為社會黨參加政府的代價；自由黨在選舉中也是每況愈下。左翼社會黨人也沒有得到好處，因為他們在省裡還是和共產黨搞聯合，而在羅馬又和天主教民主黨人組成聯合政府。這樣一個黨，只會在自相矛盾中耗盡自己的力量，因為它不願意放棄這兩方面的聯盟，所以它既不能在省裡起防範共產黨的作用，又不能期望在羅馬改造天主教民主黨。
這樣一來，向左翼開放的政策不僅未能孤立共產黨，反而使他們變成了唯一重要的反對黨。由於摧毀了較小的民主黨派，這一試驗喪失了意大利政治制度的靈活性。從那以後，任何一次政府危機，都可能對共產黨有利。意大利日漸面臨這樣的局面：必須在僵硬到了不能動彈的地步的天主教民主黨和激進的反民主變革之間進行選擇。在六十年代後期，這一不祥的歷史性進程正好變得明顯了。部長們口頭上仍然公開表示反共，但是，選舉結果卻越來越與他們所說的相反。任何帶根本性的改變都不僅會威脅執政黨的統治，而且還會威脅到民主制度本身。
在尼克松到達羅馬時，正碰到大規模暴動，這是此行唯一有這種情況的首都。共產黨還沒有假意地公開表示要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合作（要等到他們掌握政權有望、這樣做在策略上對他們有利的時候，他們才會公開宣佈）。他們示威時的口號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滾出意大利，意大利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尼克松則重複他在別的國家提過的基本論點：保證和他們進行充分的協商，對蘇聯採取謹慎態度，他希望實現和平。這一切意大利領袖們都欣然贊同，但是卻彷彿是來自遙遠的星球的消息——很有趣，但基本上和他們主要關心的事無關。
會見是以多少有點偶然的方式進行的。朱塞佩·薩拉蓋特總統堅持要單獨接見尼克松，不要他的部長們參加，因為在他們面前，他害怕說出他對共產黨得勢的預感。在私下會談中，薩拉蓋特表現得乾脆、有思想，但是由於意大利總統並不參與政治過程這一憲法事實，他的影響就減弱了。薩拉蓋特在華麗的奎裡納爾宮為尼克松舉行了盛大的國宴。由於在這樣的宴會上不可能進行認真的交談，由於誰也不知道在那許多意大利領導人中，誰在以後一些年會起主要作用，尼克松就在宮內一個較小的房間裡，一個接著一個地接見了許多意大利領導人，而其餘的客人們卻在品嚐著白蘭地酒。這一程序給人的印象是萬花筒似的，而不能使人看清什麼問題。無論哪一個政黨，沒有一個領導人拿得出任何具體綱領，因為如果他能夠上台，他在台上的行動與其說是取決於他個人的信念，不如說是取決於當時當地的力量對比。
奇怪的是，意大利還沒有拋棄它在文藝復興時的傳統。它的政黨還像統治著意大利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的許多城邦那樣進行活動。天主教民主黨人是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的結合，以誘騙的方式扼殺溫和的變革，並且以馬基雅維利式的狡猾手段來對待他們的政敵；共產黨人是受到莫斯科支持的皮埃蒙特，就像過去皮埃蒙特受到法國鼓勵一樣；他們紀律性強，講道理，嚴峻。共和黨像摩德納那樣一個質樸的古希臘城邦一般，靠智慧的名聲過日子。只有社會黨人處境困難。他們渴望在全國和歐洲打下基礎，而這在意大利歷史上卻沒有什麼根基。
馬頓納別墅是一座俯瞰羅馬的、美麗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宮殿。在那裡，我們同意大利政府舉行了一次包括幾乎所有部長在內的大型正式會議，上述的許多傾向在那次會議上都顯示了出來。起先，尼克松和魯莫爾總理舉行私下會晤，這種會晤注定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因為魯莫爾在他的部長們不參加的情況下，不可能作出什麼決定，而在部長們都聚會一堂時，人數又嫌太多，不能在這樣一個全體會議上集中討論什麼問題，尼克松總是討厭這種會議，討厭它人數太多。意大利關心的是結束越南戰爭，以便剝奪共產黨的宣傳題材，鼓勵英國參加共同市場，削弱戴高樂的傾向，並且與東方和解，以使聯盟有一個目的。這些主張都是作為向一個可信賴的盟友提出的友好規勸，並沒有伴以任何具體的建議。在防務問題上，意大利部長們一言未發。
巨人戴高樂
尼克松長途旅行的最後一站是巴黎。在機場歡迎我們的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偉人戴高樂。他顯得十分權威。四周後，他將去華盛頓參加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葬禮。他出席了尼克松舉行的招待會，他壓倒一切，無論他站在哪裡，他都成為那裡注意的中心。其他的政府首腦和許多平常聲稱憎惡極權主義將軍們的參議員們都簇擁在他周圍，把他當作某種奇怪的人。人們感覺到，如果他走向一個窗口，重心就會改變，整個的房間就會傾斜，把人們拋到花園中去。
戴高樂已經成為民族國家和歐洲脫離美國而自治的發言人。高盧人的邏輯常常使得他把他的一些設想發展到極端，以致不必要地傷害了美國人。當我們就職時，互不信任已經使得平心靜氣的討論不可能進行。對我們的決策者來說，戴高樂已經成為被詛咒的人物。戴高樂對他們也有同樣的情緒。這是令人遺憾的，因為戴高樂已經提出了關於國際合作性質的重要問題。華盛頓夢想的結構是，給每一個夥伴分配總任務中的一部分，從而使單獨行動成為實際上不可能。戴高樂則堅持說，只有在每一個夥伴有真正的選擇自由的情況下，合作才會有效，因此，每一個盟國必須——至少在理論上應該如此——能夠自主地行動。華盛頓從縱橫交錯的共同的利益為出發點，依靠協商來解決不同的意見。在美國看來，在協商過程中，各國的影響同它對共同事業的貢獻成正比，有點像在合股公司中擁有的股票一樣。
歐洲大陸，創痕遍佈，證明人類的預見不一定正確。作為歐洲大陸的後代，戴高樂不接受這一套按照慣例的做法。他認為，歐洲的自信，不僅需要有協商的機會，而且還得取決於在分歧發展到不能解決的情況下是否可能有幾種選擇。所以，美國發言人強調夥伴關係，戴高樂則強調平衡。在戴高樂看來，健全的關係，與其說取決於個人的善意和合作的願望，不如說取決於壓力的均衡和對力量對比的瞭解。他說：「『受到本性限制的』人，『其慾望卻是無限的』。」「因此，世界上充滿了敵對的力量。當然，人類的智慧常常成功地制止了這些敵意演變為殺人的衝突。但是，競爭是生活的條件。今天我們的國家，正如兩千年來的情況一樣，面臨著物競天擇這一規律。」[10]戴高樂認為，政治家的藝術，就是瞭解歷史的趨勢。一個偉大的領袖可以是聰明的，但是首先，他必須是頭腦清醒和眼光清楚的。對戴高樂來說，偉大不僅僅是物質能力，而且是由於有精神目的而得到加強的力量。在他看來，競爭也不一定就會發展成為實際的衝突。奇怪的是，戴高樂認為，真正的夥伴關係，只可能從意志的較量中產生，因為只有這樣，各方才能保持它的自尊：「是的，國際生活，像一般的生活一樣，是一場鬥爭。我們的國家正在進行的鬥爭會帶來團結，而不是分裂；會帶來尊嚴，而不是屈辱；會帶來解放，而不是統治。因此，這場鬥爭是忠實於它的使命的，這個使命一向是、並且仍然是符合人性和遍於宇宙的。」[11]
本著這樣的哲學，戴高樂不可能接受美國認為民族國家已經過時的看法。問題倒不是像他的許多美國批評者所說的，在於他希望重新點燃歐洲傳統的民族之間的敵意。相反，他熱情地肯定歐洲統一的目標。但是，美國和歐洲支持「一體化」的人們堅持認為，歐洲的統一，需要把民族國家包括在一個聯邦性質的、超國家結構中，而戴高樂卻爭論說，歐洲的個性以及最後歐洲的統一，取決於傳統的歐洲各民族實體的生命力和自信心。戴高樂認為，國家是唯一合法的權力源泉，只有國家能夠負責地採取行動。「……的確，民族是一個屬於人和感情的因素，而歐洲卻可以建築在活動的、有權威的、負責任的因素的基礎上。什麼因素呢？當然是國家，因為，在這方面，只有國家才是有效、合法，並且能夠取得成就的。我已經說過，我還要再說一遍，在目前這個時代，除了由許多國家——當然還有各種神話、傳說和遊行示威——組成的歐洲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歐洲。」[12]他又說：「的確，國家當然是各不相同的，每一個國家有它自己的精神，它自己的歷史，它自己的語言，它自己的不幸、光榮和雄心；但是，這些國家是有權下命令、有權採取行動的唯一實體……」[13]
當戴高樂在一九六三年否決英國參加共同市場之後，華盛頓採取了一種幾乎是明顯的個人形式的憤怒。在他一九六六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體化司令部的時候，這種憤怒變成了復仇心理。我們在六十年代後期的對歐政策，很大一部分是為了要孤立和懲罰法國而作的徒勞無益的努力——其所以徒勞無益是因為有些歐洲人同意他的意見，另外一些人又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反對他。
如我所說的，我從未和別人一道譴責戴高樂將軍，事實上，我認為，我們六十年代的對歐政策，一般來說是判斷錯誤的。在我看來，我們對像法國這樣一個國家的心理上的問題，感覺非常遲鈍。法國這個國家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好不容易地保存了自己，在一九四年又受到屈辱，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和一九六二年幾次瀕於內戰的邊緣。戴高樂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恢復法國對它自己的信心。他在這一方面進行得是否成功，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看出來：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三年後，大家的抱怨是，法國奉行的外交政策比它的實際力量所允許的更強有力，更固執己見，而大多數觀察家曾經預料，那一場戰爭所引起的內部分裂會使法國在數十年內一蹶不振。
我深信，一個要想在國際上起作用的歐洲，即使偶爾固執己見，也比一個以追隨美國領導為名、實際上推卸責任、無所作為的歐洲對我們更為有利。戴高樂對超國家機構的態度，在我看來，也不值得大驚小怪。英國的看法和戴高樂的完全一樣；主要的不同只是，英國政治家的特點是，以更實際的理由、以不那麼教條的態度來表達他們的不同意見[14]。我們並不需要堅持搞一種結構來把我們的領導地位奉若神明，因為如果讓歐洲人去設計他們自己的結構，他們也很有可能得出結論，認為在有關大西洋地區安全的大多數問題上，他們的切身利益和我們的是並行不悖的。尼克松的看法同我一樣，只是沒有那麼濃的理論色彩而已。
在我們訪問巴黎之前和訪問期間，我們抓住每一個機會，強調我們要結束與法國的宿嫌的決心。二月二十八日，我在巴黎對報界舉行的背景匯報會上說：
總統認為，在美國和法國之間保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不和關係，是沒有好處的，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沒有好處的。在我們此行所到的每一個國家裡，人們都清楚地告訴我們，他們不願意處於在美國和法國之間只能選擇一個的地位……我想，如果我們和法國不是處於帶根本性的永久矛盾中，我們就讓每一個國家有可能按照問題的是非曲直作出它們的決定。
在愛麗捨宮舉行的豪華國宴上，尼克松表達了他個人對戴高樂的欽佩心情。他說，戴高樂的一生是「一首充滿勇氣的史詩，一首表現了世界上少有的領袖之才的史詩，這種領袖之才，已經使這個偉大的民族在各民族大家庭中佔據它應有的適當地位」。他說，戴高樂是這樣「一位領袖，他成了人中的巨人，因為他有勇氣，因為他有遠見，因為他有當今世界為了解決一些困難問題所需要的智慧」。戴高樂對這種熱情尊敬報之以禮，後來亦到美國大使館來參加尼克松的答謝宴會（這對戴高樂來說是少有的做法）。
尼克松和戴高樂舉行了三次長時間的會談。我只參加了一次，其餘兩次，我看了我們的翻譯老手弗農·沃爾特斯將軍所作的記錄。戴高樂運用生動的語言，是他的很大一部分權威賴以表達的工具。他精通歷史，好像歷史必然性都變成了可供這位遠見卓識的政治家差遣的女僕。在愛麗捨宮的第一次會談談的是東西方關係。戴高樂談到了中國人民，他說，一定不要讓他們「滿腔怒火、與世隔絕」。他呼籲停止越南戰爭，建議我們給我們的撤退規定一個時限，以換取政治上的諒解。他雖然大體上提出了目標，但是，沒有提供達到目標的辦法。他敦促強制性地解決中東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在四國會議上來解決。當尼克松提出同時舉行美蘇會談的想法時，他用一種冷漠的態度，清楚地表示他對此有極大的保留。戴高樂根本無意鼓勵美蘇共管世界事務。（這一點在關於中東問題的第十章還要進一步討論。）
至於蘇聯，戴高樂一方面堅持要有堅強的防禦，同時又提出關於緩和的必要性的廣泛歷史論點。他說，俄國還存在，共產主義還存在。共產黨人不再前進了，共產主義的危險還沒有過去，但是它已不再能夠征服世界了。時間太晚了，它做不到那一點了。動力已經沒有了。俄國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巨大的資源，自豪感和未必一定就是共產主義的雄心壯志。如果美國和歐洲削減它們的防務努力，蘇聯領袖會感到高興，但是他們也不大可能向西方進軍。如果他們那樣做，就會導致一場大戰，莫斯科知道，在一場大戰中，他們是不能取勝的。美國不能讓它征服歐洲，因為這也就意味著征服亞洲，並且把美國孤立在美洲大陸上。在一場戰爭中，莫斯科可能在一開頭取得勝利，但是美國最後會傾其全力，摧毀俄國。
戴高樂說，蘇聯領袖們的主要顧慮是中國。俄國人是考慮到他們預料會碰到的與北京的問題來看待同西方和美國的關係的。因此，他們小心慎重，再加上西方採取某些靈活態度，他們很可能選擇與西方和解的政策，以保證西方不會在他們背後同中國打交道。因此，他相信，他們是誠心希望緩和的。他認為，緩和還可以對西方有其他的好處。緩和意味著接觸、旅行、交換貨物和意見。東歐尚未湮滅的爭取自由和尊嚴的傾向，在緩和的氣氛中肯定還會發展。當人們看到自己處於戰爭邊緣的時候，總可以找到進行嚴密控制的借口，但是一俟緊張局勢得到緩和，這就不能維持下去。此外，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如果人們不要打仗，又不要拆掉柏林牆，除了什麼也不做以外，沒有別的辦法。而這一向是最糟糕的辦法。
因此，戴高樂贊成美國與蘇聯接觸，認為這就是實行他已經在執行的原則。但是，他提醒美國不要搞美蘇勾結。美國在和蘇聯達成協議時，應該有「同伴」；它應該避免「有些人」所謂的「雅爾塔思想」。總之，他主張緩和，但是不至於達到希望促進美蘇搞雙邊安排的程度。
一天以後，尼克松和戴高樂在凡爾賽的大特裡亞農宮會面了。戴高樂將軍滔滔不絕地談大西洋關係。他概述了他的歐洲概念：意大利，幾面是地中海環抱，阿爾卑斯山又把它和其他國家隔開；德國，是歐洲所有災禍的源泉，現在一分為二，受到雙方的監視；法國，一個有著出海口的大陸國家；英國，面對海洋，生來就是搞海外貿易的。這四個國家是歐洲真正有影響的國家，它們的語言、風俗、歷史、興趣，就像它們的地理位置一樣，各不相同。但這些國家，而不是某種抽像的一體化概念，是這樣一個並不是超越於它們之外的歐洲的政治現實。
戴高樂強調說，必須要讓蘇聯知道，一旦發生進攻，美國會和它的歐洲盟國站在一起。但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體化司令部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並不反對其他國家願意接受美國的保護。但是，對法國來說，一體化就等於是放棄它自己的防務。如果一場戰爭由一個一體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來打，那麼，法國人民就會覺得這是一場美國的、而不是法國的戰爭。這就意味著法國民族努力的終結，也就是法國民族政策的終結。像這樣士氣不振的法國，就會很快地退回到從前存在著三十個政黨的狀態。在戴高樂看來，法國鬧點獨立性，反而給聯盟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這些看法，同美國戰後的一些設想全然背道而馳。這是一個古老國家的想法。這個國家的熱忱多次遭到破滅後，現在變得容易懷疑了。它意識到，法國要被別人看重，首先要被自己看重。這位將軍一方面拒絕軍事力量一體化，同時卻贊成協調外交政策。我們過去的態度正好與此相反。尼克松政府是想在兩個方面都能夠協調。
在愛麗捨宮開的第三次會議是一次短會，談的是越南、中國和雙邊關係。關於越南，戴高樂總結了他對第一次會議的看法。關於中國的討論，我以後將在適當的章節中談到。關於雙邊問題，尼克松明智地認為，沒有辦法彌合聯盟中在理論上的爭端；因此，應該共同努力來進行共同關心的具體計劃。戴高樂同意這一點。
除了在歐洲問題上和他在陳述自己的見解時具有強大的說服力以外，戴高樂的看法和其他西歐領導人的看法並沒有多大的不同。他主張有強大的國防力量；這在一個談判的時代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他也沒有比他的同事做更大的努力來協調緩和和防務這兩個天然不可協調的東西：緩和越是搞得成功，防務就越是缺少動力。一個比較大的區別是，他的同事以國內的壓力作為奉行他們的東西方政策的理由；而戴高樂則說，他的主張是服務於一種歷史性的高瞻遠矚。
我同戴高樂的接觸，如果是在相當於我對他的歷史份量的認識的水平來進行，那就好了。不幸，情況並非如此。戴高樂將軍認為總統助理無非是一些工作人員，徵求他們的意見，只是為了使首長們能夠弄清某些技術上的問題；他沒有把他們當作獨立自主的實體看待。在愛麗捨宮的宴會快要結束、正在上酒時，一個助手告訴我說，將軍想見我。戴高樂一見到我沒講一句客套話，一上來就問：「你們為什麼不撤出越南？」
我回答說：「因為突然撤退可能給我們帶來信任問題。」
將軍問道，「在哪裡會產生這樣的問題？」我提到中東。
「多奇怪啊，」將軍回答說。他站在那裡比我足足高出一英尺。「在我看來，正好是在中東，你們的敵人有信任問題。」
第二天，我被叫去和兩位總統在午餐前共同喝開胃酒。尼克松以一種驚奇的想法問我如何看待戴高樂對歐洲問題的觀點。而我在這方面非常缺乏判斷，難以回答尼克松的話。戴高樂認為尼克松的這一要求令人吃驚，為了準備聽取我的鹵莽意見，他更加挺直了腰桿，因此顯得更高、更加氣勢逼人。我回答說：「我覺得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總統將用什麼方法來防止德國控制他剛才描繪的這樣一個歐洲。」戴高樂對我的粗率深感不快，他好像又長高了一英吋，他像阿爾卑斯山的雪峰對它腳下的一個小山丘一樣極其自然地居高臨下俯視著我。他只用了幾個字作為回答：「通過戰爭。」
為了要給我一個機會談談他認為一位教授所熟悉的範圍內的問題，戴高樂把話題轉向了歷史。他問我，在十九世紀的外交家中，哪一位給我印象最深？
我回答說：「俾斯麥。」
將軍問道：「為什麼？」
我說：「因為他在勝利後還表現節制。」如果我的話就此停住，那就好了。可惜，這一點我明明知道，但是不能控制自己，我繼續說，「他只失敗過一次，在一八七一年，他違背了自己的正確判斷，默認了參謀總部的意向，併吞阿爾薩斯和洛林。他總是說，他這一點做得太過分了，對德國不利。」
戴高樂到這裡不想再談下去了。他說：「我很高興，俾斯麥沒有能夠如願以償。那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在一九一八年奪回了失去的一切。」
我不相信我給這位偉大的法國領袖留下了一個久久不忘的印象。
巴黎這一站是尼克松的第一次歐洲之行的頂點。他從那裡又回到羅馬與教皇作短時間的會見，討論共產主義從哲學上吸引人的地方以及青年的動盪不安，然後啟程回國。
當我們回到安德魯斯機場時，尼克松有充分的理由對他的歐洲之行感到滿意。他對國會領袖們所作的匯報是實事求是的。他已經著手建立同歐洲領袖們互相信任的新關係。他已經取得了在這次訪問中在限度內可能取得的成就。他已經設法使美國擺脫歐洲內部的爭吵。在所有這些方面都取得了進展。他在某種程度上，緩和了歐洲對美蘇勾結、犧牲歐洲的恐懼；他警告人們不要為了緩和而搞緩和，這樣容易引起心安理得的危險。他強調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必須公平分擔義務，並且必須修改聯盟宗旨，使之適應於新的現實。已經朝著新的協商精神邁出了第一步。
很清楚，單憑一次訪問或者總統之間的交換意見，不可能克服聯盟內部的矛盾：既怕美蘇妥協，又想實現緩和；本能上既想有堅強的防禦力量，又想犧牲軍事來搞國內的計劃；既希望美國承擔永久的駐軍義務，對於不屬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管的美國戰略部隊來保衛歐洲又表示不放心。但是問題已經擺出來，我們將利用總統任期的其餘時間來尋求答案。
[1] 這本書的銷路平平，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問題的大部頭著作也只能期望這樣。這本書只有在一個城市裡異常暢銷。經過調查，我才發現，原來那個城市裡的主要書店把它放在婚姻指南那一排書架上了。
[2] 《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問題》，克米特·戈登所編《全國的議程》（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一九六八年），第五九五頁。
[3] 《同床異夢：重新估計大西洋聯盟》（紐約：麥格勞-希爾出版公司，一九六五年），第四頁。
[4] 見沃爾特·羅斯托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得克薩斯 A & M 大學的演說《美國力量的限度和責任》（《國務院公報》，第六卷，第一五四一冊，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日）。
[5] 見弗朗西斯·巴托的《聯盟的政治：美國和西歐》，戈登所編《全國的議程》，第三三九頁。
[6] 阿拉斯泰爾·巴肯著《歐洲的未來，歐洲的選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七頁。
[7] 見安德烈·馬爾羅著《砍倒的橡樹：與戴高樂的談話》（紐約：霍爾特，萊因哈特和溫斯頓出版公司，一九七一年），第三頁。
[8] 《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問題》，戈登所編《全國的議程》，第五九九頁。
[9] 基辛格的命運說明，一個人的政治生涯能夠有多麼偶然的轉變。在九月份的選舉中，基辛格得到的選票僅次於基督教民主黨歷來所得選票最多的一次。但是一個小小的新納粹黨參加競選——這在戰後是僅有的一次——並且通過德國選舉法的一個花招，搞掉了基辛格的一些席位，正好使他不能成為多數派。因此，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能夠組成聯合政府，基辛格的黨得席位最多，但反而成了反對黨。他的黨在他任職期間失去了政權，他也就越過了一條很細的分界線，不是作為傑出的政治家受到歡迎，而是作為被擊敗的領袖而受到責備。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基督教民主聯盟仍然處於在野地位。
[10] 戴高樂總統一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講話，見《戴高樂將軍的重要講話、聲明和記者招待會，從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紐約：法國大使館，新聞情報處，一九六四年），第七五頁。
[11] 戴高樂總統一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講話，見《戴高樂將軍的重要講話、聲明和記者招待會，從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紐約：法國大使館，新聞情報處，一九六四年），第七八頁。
[12]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的記者招待會，見《重要演說》，第一七六頁。
[13] 一九六年九月五日的記者招待會，見《重要演說》，第九二至九三頁。
[14] 英國的兩個黨都不贊成設立超國家機構。當哈羅德·麥克米倫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宣佈英國第一次申請參加共同市場的時候，他就向議會保證，他對「聯邦制度」不感興趣，說這是建築在把這種制度與美國聯邦式的結合相比的「完全錯誤的比擬」基礎上的。工黨領袖休·蓋茨克爾也反對英國參加，因為，儘管麥克米倫作出了保證，他還是擔心，英國如果淹沒在一個基督教民主黨的歐洲裡面，會失去奉行它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內政策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