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被診出艾滋病，與此同時，我懷上了第二個孩子。那是1986年9月末，樹上掛著沉甸甸的洋梨。我有了類似流感的症狀，但我富於直覺的亞美尼亞醫生說我並沒有病，那只是妊娠的早期反應。「你要夢想成真了。」他對我說。而後，我驚異地坐在廚房裡，覺得該是給羅伯特打電話的時候了。
弗雷德和我為後來的《生命的夢想》專輯忙碌了起來，他建議請羅伯特來拍我，用作唱片的封面。我有段時間沒見過他，也沒跟他通過話了。我坐下來梳理心情，思量著我該怎麼打這個電話。這時電話鈴響了，我心裡想的全是羅伯特，那一瞬間我覺得電話可能就是他打來的。不過來電的是我的朋友兼法律顧問艾娜·邁巴赫。她說她帶來了壞消息，我立刻就感覺到是跟羅伯特有關。他患上了艾滋病並發性肺炎，住進了醫院。我呆若木雞，本能地把手撫在肚子上，哭了起來。
我小心藏好的每一分恐懼，都如同明亮的帆突然燃燒起來般倏然成真。當年我對羅伯特化為塵埃的不祥預感，也冷酷而清晰地再度襲來。我從另一種角度看出了他急於獲得成就的原因：他就像一位注定夭折的年輕法老。
我狂躁地讓自己忙於各種小事，想著要說什麼，什麼時候說，不是把電話打到他家裡說一起工作，而是要打去醫院找他。為了恢復鎮定，我決定先給薩姆·瓦格斯塔夫打個電話。我跟薩姆儘管已經有些年沒通過話了，卻彷彿不曾分別過，他聽到我的聲音還是很高興。我問起羅伯特的健康狀況。「他病得很重，可憐的寶貝，」薩姆說，「不過他不如我慘。」這又是一個晴空霹靂，尤其是薩姆雖然比我們都大，卻一直是最生氣勃勃、最不受肉體折磨影響的那一個。他以典型的薩姆風格，說他發現疾病正在以「最令人煩躁的」方式無情地對他展開全面攻擊。
薩姆也同在受罪的事實令我心碎，然而聽到他的聲音還是給了我打第二個電話的勇氣。羅伯特拿起電話的時候，聲音聽起來很虛弱，但在聽到是我之後又有了精神。儘管已經過去了那麼久，我們還是像從前一樣，你一言我一語地搶著說起來。「我會打敗這玩意的。」他對我說。我全心相信。
「很快我就去看你。」我答應他。
「今天你讓我好開心，帕蒂。」他說著掛上了電話。我能聽到他這麼說。我現在仍能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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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剛一好轉到能出院，我們就計劃見面了。弗雷德帶上了他的幾把吉他，我們帶著兒子傑克遜，從底特律駕車來到紐約，住進了五月花酒店，羅伯特來迎接我們。他穿著他的長皮大衣，臉儘管有點紅，但看上去帥極了。他拉過我的長辮子，叫我波卡洪塔斯[1]。我們之間如此強烈的能量，似乎已令整個房間化為了煙霧，訴說著一種獨屬於我們的熾熱情感。
我跟羅伯特去看薩姆，他住在聖文森特醫院的艾滋病病房。堅強亢奮、週身發熱的薩姆，幾近無助地躺在那裡，遊走於意識有無之間。他在忍受癌症的折磨，週身遍佈著瘡口。羅伯特去拉他的手，薩姆把手抽了回去。「別傻了。」羅伯特責備著他，溫柔地將他的手握住。我給薩姆唱了我和弗雷德寫給兒子的歌。
我跟羅伯特走去他的新閣樓。他已經不住在邦德街了，搬到了第二十三街，一棟裝飾派藝術建築裡的一間寬敞的工作室，離切爾西只有兩個街區。他樂觀地肯定他能挺過去，對他的作品、他的成功和他的財產都心滿意足。「我幹得不賴，是不是？」他驕傲地說。我打量著這間屋子：一尊象牙基督像，一個白色大理石的熟睡丘比特，斯蒂克利[2]扶手椅和陳列櫃，稀有的古斯塔夫斯伯格[3]系列花瓶。他的書桌，對我而言是他財產中的王冠。是吉奧·龐蒂[4]設計的，用亞麻色的胡桃木樹瘤精製而成，懸臂式的桌面，斑馬紋的隔層，被他裝備得就像一個擺著小護身符和自來水筆的祭壇。
書桌上方是一個金銀兩色的三聯畫屏，裡面是他1973年為《維特》封面拍的我的肖像。他選的是我表情最純的那張，顛倒了負片，做了一個鏡像，中央加了一塊紫羅蘭色的嵌板。紫羅蘭一直是我們的顏色，那條波斯項鏈的顏色。
「是啊，」我說，「你幹得不賴。」
接下來的幾星期，羅伯特為我拍了幾次照。在最後的某次拍攝中，我穿了我最喜歡的黑裙子。他遞給我一隻釘在玻璃頭大頭針上的藍色大閃蝶。他抓起一台彩色寶麗來，在斑斕閃耀的藍蝴蝶映襯下，一切都化為了黑白，一種不滅的象徵。
像以前一樣，羅伯特興奮地給我看他的新作。畫布上大幅的鉑金印相，彩色染料轉印[5]的百合花。攝影作品《托馬斯和達瓦娜》畫面中，一個裸體黑人男子和一個裙側飾有白色雲紋緞帶的女子相擁而舞。我們站在一幅剛送來的作品前，畫框是他自己設計的：模特托馬斯在一個黑色圓環裡，以奧運選手的姿態彎拗著身軀，底下是豹紋的背板。「天才吧？」他說。那種熟悉的語調，那種我們之間特定的交流，讓我心跳加速。「嗯，天才。」
當我在密歇根州重新開始日常生活時，我發現自己渴望著羅伯特的存在，我懷念我們兩個了。我通常避之不及的電話，成為我們的生命線，我們總打電話，儘管有時電話裡聽到的多是羅伯特日益頻繁的咳嗽聲。他在我生日那天訴說了對薩姆的擔憂。
元旦那天我給薩姆打去電話。他剛輸完血，聽起來非常自信。他說感覺自己勝利在望了。收藏家就是收藏家，他想重返他和羅伯特去過的日本，那裡還有一套他夢寐以求的裝在天藍色漆盒裡的茶具。他要我把那首歌謠再給他唱一遍，我滿足了他。
就在要說再見之際，薩姆又說了一則「聲名狼藉的小故事」作為贈禮。他知道我對大雕塑家情有獨鍾，他說：「佩吉·古根海姆曾經告訴我，跟布朗庫西做愛的時候，你絕對、絕對不能碰他的鬍子。」
「我記住了，」我應道，「等我在天堂裡碰上他吧。」
一月十四日，我接到羅伯特打來的發狂的電話。薩姆，他頑強的愛人和贊助人，去世了。他們的感情挨過了種種痛苦的轉變，還有他人的刻薄和嫉妒，卻無法遏止噩運的降臨。失去薩姆讓羅伯特心慌意亂，那是他生命中的安全堡壘。
薩姆的死也給羅伯特康復的希望投下了陰影。為了安慰他，由我作詞、弗雷德作曲寫下了《交集之路》，一首有點蘇非派風格的紀念薩姆的歌。羅伯特很喜歡這首歌，我卻也知道，有一天我會尋找同樣的詞語來鼓舞自己。那曾交集過的，終將再度交集。
情人節這天我們回到了紐約。羅伯特有時會發燒，也正復發胃病，不過他還是那麼好動。
接下來的幾天，我大部分時間都和弗雷德在「熱曲工廠」[6]裡錄音。隨著我的妊娠日益明顯，我們的日程開始緊張，唱歌也變得困難起來。我正在棚裡錄音，羅伯特痛苦不堪地打來電話，告訴我安迪·沃霍爾死了。
「他不應該死的。」他哭喊著，有點絕望，有點任性，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但我能聽到另一些想法在彼此間無聲地交流。
你也不應該死。
我也不應該死。
我們什麼也沒有說，不情願地掛了電話。
當我經過一處鐵門緊閉的教堂墓地時，天正在下雪。我發現自己正在和著走路的節奏祈禱。我加快了腳步。那是個美麗的夜晚。一直輕輕柔柔的雪，此刻也下大了。我裹緊了大衣。我懷孕五個月了，寶貝在我身體裡動著。
錄音棚裡溫暖而明亮。理查德·索爾，我鍾愛的鋼琴家，起身幫我去倒咖啡。音樂家們集結而來，這是小孩出生之前我們在紐約的最後一晚，弗雷德說了幾句關於沃霍爾去世的事，我們錄了《天地上下》。錄到中間時，在腦海中，我捉住了一隻號手天鵝[7]，那只我童年的天鵝。
我悄悄走進外面的夜色。雪已經停了，整個城市看上去似乎都在紀念安迪，籠罩在一層未經打擾的白雪之下——白閃閃的，就像沃霍爾的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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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洛杉磯重逢了。羅伯特去探望他的弟弟愛德華，他決定封面就在洛杉磯拍，那時候我和弗雷德正在跟聯合製作人吉米·約文[8]一起為完成專輯而努力。
羅伯特臉色很差，準備在驕陽下一簇瀕死的棕櫚樹前拍我的肖像時，他的手一直在顫抖。他弄掉了測光表，愛德華蹲下身把它撿起來。羅伯特感覺不太好，但依然集中精神拍完了照片。信任、激情和我們共同感到的反諷，充斥著那一刻。他身攜死亡，我身懷生命。我知道，我們兩個都深知著這一點。
那是一張簡簡單單的照片。我的辮子辮得像弗裡達·卡洛，太陽照在我的眼睛裡。我正看著羅伯特，而他活著。
那晚更晚些時，羅伯特來看我和弗雷德錄製我們寫給兒子傑克遜的歌，也就是我給薩姆·瓦格斯塔夫唱過的那首歌。第二句歌詞裡有我向羅伯特的致意：小小藍星分享著光芒。他坐在控制室的沙發上。我一直記得那一天。三月十九日，我母親的生日。
理查德·索爾彈鋼琴。我面對著他。我們同期錄音。肚子裡孩子在動。理查德問弗雷德有什麼特殊指示。「把他們弄哭，理查德。」他只說了這個。我們第一遍錄得不夠完美，在第二遍裡，我們把第一次抓住的感覺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我唱完，理查德重複了一遍最後的和弦。我透過玻璃往控制室看。羅伯特已經在沙發上睡著了，弗雷德獨自站在那裡，落著淚。
……
1987年6月27日，我的女兒傑西·帕麗斯·史密斯在底特律降生了。天空中出現了兩道彩虹，我感覺充滿了信心。萬靈節[9]那天，為了完成已經延期了的專輯，我們再一次地把東西都裝上車，帶著兩個孩子來到了紐約。在漫漫長路上，我想著就要能見到羅伯特了，想像著他抱起我女兒的畫面。
羅伯特正在他的閣樓裡，用香檳、魚子醬和白色的蘭花慶祝他四十一歲的生日。那天上午在五月花酒店，我坐在書桌前為他寫下了《野樹葉》這首歌，但沒有給他。儘管我努力想為他寫一首不朽的歌詞，但一切終將難逃一死。
幾天後，羅伯特拍了我穿弗雷德的飛行員夾克的照片，作為我們計劃中的單曲《人民擁有力量》的封面。弗雷德看到這照片時說：「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所有他拍的你，看起來都像他。」
羅伯特特別想拍我們的全家福。我們抵達的那天下午，他穿戴得優雅而親切，卻因為一陣陣的反胃而離開房間。他始終那樣堅忍克己地蔑視著痛苦，而我只能無助地看著他。
他只拍了很少的照片，不過和每次一樣，這樣就足夠了。栩栩如生的肖像啊，傑克遜、弗雷德和我，還有我們四個的，然後，就在我們要走的時候，他叫住了我們。「等一下，讓我拍一張你跟傑西的。」
我抱著傑西，她探身去夠他，笑著。「帕蒂，」他說著按下了快門，「她太完美了。」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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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羅伯特似乎擁有了他想要的一切。一天下午我坐在他的閣樓裡，身邊滿是他迅速增長的成功的證明。完美的工作室、精美的私人物品，以及能實現他任何想法的財力。他現在是個大男人了，在他面前我仍然感覺像個丫頭。他給了我一段印度亞麻布、一本筆記本和一隻紙型烏鴉——他在我們久別期間收集的小玩意。我們試圖填補我倆不在一起的那段時光。「我給我的情人們放蒂姆·哈丁的歌，跟他們講起你。我為《地獄一季》拍攝的封面是獻給你的。」我也告訴他，他一直與我在一起，成為我的一部分，就像此時此刻。
最後的寶麗來照片，1988
這個永遠的保護者，他承諾，就像他曾經在我們第二十三街的窩裡時那樣，如果有需要，我們可以分享一個真正的家。「如果弗雷德出了什麼事，你別擔心。我會弄一棟聯排別墅，一棟沃霍爾住的那種褐石屋。你可以來和我一起住。我幫你養小孩。」
「弗雷德不會有事的。」我向他保證。他移開了目光。
「咱們從沒有過孩子。」他悲傷地說。
「我們的作品就是我們的孩子。」
我記不得最後那幾個月裡事情發生的確切時間了。我停止了寫日記，也許是洩了氣。為了我們的工作和羅伯特，弗雷德和我駕車往返於底特律與紐約。他在恢復。他在創作。他又住院了。最終他的閣樓成了他的病房。
離別總是痛苦的。我總有種揮之不去的想法，要是我一直陪在他身邊，他就會活下來。我也在和與日俱增的無可奈何鬥爭著。我為此感到慚愧，因為羅伯特就像可以單憑個人意志便能治癒自己似的與病魔抗爭著。他什麼都試過了，從科學到巫毒教，除了祈禱之外的一切。若是祈禱，至少，我可以給他很多很多。我不斷地為他祈禱，一個人類孤注一擲的祈禱。不是為他的生命，沒人能奪走他的生命，而是祈求他能獲得忍人所不能忍的力量。
二月中旬，我們帶著急迫的心情飛到紐約。我自己去看望了羅伯特。一切似乎都那麼安靜。我意識到這是因為他不再沒命地咳嗽了。我在他的空輪椅旁徘徊。林·戴維斯[10]拍的一張冰山的照片，像一尊被大自然雕琢的軀幹般聳立著，佔據了牆面。他有一隻白貓、一條白蛇、一本白色立體聲音響的宣傳冊放在他設計的一張白桌子上。我注意到，他在一幅熟睡的丘比特外圍的黑色底上加了一個白色的四邊形。
除了他的護士以外沒有別人，她離開了，留下我們兩個。我站在他床邊，拉過他的手。我們就這樣待了很長時間，什麼話也沒說。突然間他抬起頭來：「帕蒂，是藝術俘虜了我們嗎？」
我把目光轉向別處，不願去想這個問題。「不知道，羅伯特，我不知道。」
也許是吧，但是誰也沒法後悔什麼。只有傻瓜或是聖人才後悔被藝術所擁有。羅伯特示意我扶他站起來，他的嗓音顫抖著。「帕蒂，」他說，「我要不行了，真的很疼。」
他看著我，目光裡充滿了愛和責備。我對他的愛救不了他，他對生活的愛救不了他。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他就要死了。他遭受著常人無法忍受的身體折磨。他用帶著深深歉意的眼神看著我，我再也不堪忍受，放聲大哭起來。他責備我哭個什麼呢，卻伸出胳膊抱住了我。我盡力想振作起來，但為時已晚。除了愛我什麼也給不了他。我扶他坐到沙發上。不幸中的萬幸是他沒有咳嗽，把頭枕在我肩上睡了過去。
陽光透過窗戶，灑在他的照片上，灑在這首關於我和羅伯特最後的相聚的詩歌上。羅伯特正在死去：創造著寂靜。我呢，注定活下來，仔細聆聽那需我終其一生去表達的寂靜。
親愛的羅伯特：
我躺在床上睡不著的時候，總會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樣躺著沒睡呢？你還在疼著或者感到孤獨嗎？你曾把我從最黑暗的那一段青春裡拉出來，與我分享那些造就著藝術家的神聖的秘密。我學著去看懂你，我寫過的每一句，畫過的每一筆，無不來自我們在一起的珍貴時光中我所得到的知識。你的作品，來自湧動之源，能夠追溯到你赤裸的青春之歌。你那時說起過握住上帝的手。要記得啊，經歷了所有的這一切，你其實一直都握著那隻手呢，緊緊地握著它，羅伯特，不要放開。
另一個下午，當你枕在我肩頭睡去，我，也睡著了。但在睡著之前，忽然有什麼讓我想看看身邊你所有的作品，同時也在腦海裡打量著這麼多年來你的作品，在你所有的作品中，你仍然是你最美的作品。最美的。
帕蒂
……
我會說他是一件令人窒息的披風，一片絲絨的花瓣。折磨他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形成，它像令人恐懼的邪靈般侵入了他，使他的心如此猛烈、如此沒有規律地跳動，他感覺皮膚在震顫，如同帶了一張艷俗的面具，煽情而令人窒息。
當他死去的時候我想我應該陪在他身邊，但我沒有。我一直關注著他離去的腳步，直到近十一點時我最後一次聽到了他，電話裡他竭力的喘息遮掩了他弟弟的聲音。不知為什麼，在我上樓去睡的時候，這聲音讓我感到了一種奇怪的幸福。他還活著，我這樣想著。他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