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
1920年初，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他前往突尼斯辦事，問我是否願意陪他一起去。我立即表示同意。我們在3月出發，先到阿爾及爾。又沿海岸東行，抵達突尼斯市，再南行到蘇薩；在蘇薩，我朋友和我分手去辦他的事去了。
我終於到了我夢寐以求的地方，一個非歐洲國家：這裡不說歐洲語言，佔上風的不是基督教觀念，居住著截然不同的種族，一種不同的歷史傳統和哲學在芸芸眾生臉上打上了印記。我常常從外部觀察一番歐洲人，觀察一番被一種幾乎是陌生的環境反映到他身上的他的形象。的確，我不懂阿拉伯語，深感遺憾；但是，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我在觀察本地人及其行為時就更加集中注意力。我在一家阿拉伯咖啡館常常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聆聽我隻字不懂的種種談話。不過，我仔細觀察本地人的手勢，尤其是他們的表情；我觀察他們和歐洲人說話時手勢的細微變化，因而學會了用或多或少有別於以往的眼光看待事物，並且瞭解了離開自己原有環境之後的白種人。
歐洲人目睹的東方人的文靜和冷漠，我覺得是一種面具，在這幅面具的後面，我感覺到了某種我所不能解釋的不安，某種躁動。奇怪的是，我一踏上摩爾人的這塊土地，就發覺有一種我自己無處索解的印象困擾著我：我一直想著，這兒的土地有股怪味。這是一股血腥氣味，似乎這兒的泥土裡都浸透了鮮血。這片狹長的土地，我驀地想到，已經承受過三種文明的衝擊：迦太基文明、羅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技術時代對伊斯蘭教徒會發生什麼作用，還要拭目以待。
離開蘇薩以後，我南下到了斯法克斯，又從那兒進入撒哈拉大沙漠，前往綠洲城市托澤爾。城市坐落在一片低矮的高地，在一片高原的邊緣；高原腳下，稍帶鹼性的溫泉泉水大量湧出，通過成千條小水渠灌溉了綠洲。高聳入雲的椰棗樹在頭上形成綠陰的拱頂，下面生長的桃樹、杏樹和無花果樹十分繁茂，果樹下是一片碧綠茂密的紫花苜蓿。幾隻翠鳥像珍珠似的在萬綠叢中飛來飛去。在較為清涼的綠陰中，穿著白色衣服的人影徘徊徜徉，其中有很多熱戀的伴侶，緊緊地互相擁抱，顯然那是同性戀友情。我覺得驟然間回到了古典希臘時期：在古希臘，這種傾向構成了男人社會和以這種社會為基礎的城邦國家的黏結劑。顯然，在這裡，男人只和男人說話，女人只和女人說話。能見到的女人很少，都像修女一樣，戴著厚重的面紗。我見過幾個不戴面紗的女人。翻譯告訴我說，她們是妓女。大街上，一眼望去都是清一色的男人和兒童。
我的翻譯證實了我的印象，即：同性戀普遍存在，被視為理所當然。他還立即向我求歡。這個單純的人一定沒有注意到，一股思想像閃電一樣掠過我的腦際，突然澄清了我的觀點。我覺得自己被突然拋回到許多世紀以前天真爛漫得多的少年世界，那些少年們憑借他們一星半點的《古蘭經》知識，正在逐漸脫離他們自古以來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那種朦朧意識的原有狀況，開始意識到他們的自我存在，以面對來自北方的威脅而保衛自己。
我正沉湎於對這種靜止的、古老的存在遐想之際，突然想到加速了的歐洲時間的象徵物——我的懷表。無疑，這是陰沉沉地懸掛在這些毫無戒備的靈魂頭上的一團黑雲。驟然間，我覺得他們全像是狩獵的對象：這些野獸野鳥看不見獵人，但是隱隱約約地感到不安，嗅到了獵人的氣息，而“獵人”就是時間這個上帝，他把依然最近似於永恆的延續的時間擊成碎片，成為日、小時、分、秒。
從托澤爾，我依次來到了奈夫塔沙漠。清早，日出後不久，我和翻譯就已上路。我們的坐騎是腿腳靈活的高大騾子，走得很快。走近綠洲時，一個身著白衣的人迎面走來。他神態傲慢，昂首而過，不向我們致意；他騎的黑騾子配的挽具箍著銀條，佈滿銀釘。他儀態高雅，給人印象頗深。這個人肯定沒有懷表，更不用說手錶；顯然，他不自覺地保持著一貫的風采。他沒有歐洲人那種抹不掉的幾分傻氣。的確，歐洲人都深信自己已經不是很久以前的自我，但是又不知道已經變成了什麼人。他的表不斷地告訴他，從“中世紀”以來，時間及其同義語“進步”已經暗暗地爬到他身上來，而且，毫無疑義，也從他身上擷取了一些因素。他不斷地輕裝旅行，速度穩步加快，走向形體不明的目標。他以自己幻影般的節節勝利，如輪船、鐵路、飛機和火箭來補償重量感的喪失與相應的不完備感，而這一切產品卻剝奪了他的延續感，把他推進了速度和爆發性加速度的一種現實中去。
我們越深入撒哈拉沙漠，我覺得時間變得越慢，甚至有倒退之虞。冉冉升起、熠熠閃爍的熱浪更大大地加重了我的夢幻境界。我們走到第一批棕櫚樹下，來到綠洲上的民居時，我覺得這裡的一切都和原來的一模一樣，和它向來的樣式一模一樣。
翌日清晨，旅店門外各種陌生的喧鬧聲把我吵醒。店前有個大而寬闊的廣場，昨天晚上還十分空蕩，但是現在卻擠滿了人、駱駝、騾子和毛驢。駱駝呻吟著，高低快慢音調不一，表述著它們長期的怨懟，而驢子則野聲野氣長吼不已，與之競賽。人人都十分興奮，到處走動，粗聲大氣、指手畫腳地呼喊。他們樣子野蠻，卻又相當機警。翻譯解釋說，那天是一個大節日，正在慶祝。幾個沙漠部落昨天夜裡來到，要為聖人干兩天農活。聖人是窮人的救濟官，在綠洲裡擁有許多田地。人們到這兒來準備開闢一塊新地，並相應地挖出水渠。
在廣場另一端，突然揚起一團灰塵，一面綠旗展開，鼓聲齊鳴。幾百個面目凶悍、提著籃子和又短又寬的鋤頭的人列隊而行，隊首是一個姿態莊重的白鬍子老人。他顯示出無法模仿的自然的尊嚴，似乎已是百歲高齡。這就是聖人，坐騎是一匹白騾。男人們打著小鼓圍著他跳舞。這是充滿野性的興奮、粗獷的吼叫、瀰漫著塵土和熱氣的場面。大隊人馬狂熱而威嚴地擁擠著走過，開入綠洲，儼然如奔赴戰場。
我尾隨著大隊，謹慎地保持了一段距離，翻譯沒有鼓勵我離他們更近一些。我們來到了“工作”地段。在這裡，興奮的氣氛有增無減；人們正在打鼓，野蠻地呼喊，工地像一個遭到攪擾的螞蟻窩；一切都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男人們踏著鼓點搬那裝滿泥土的筐子；另一批人以狂癲的速度掘地，挖溝壘堰。穿過這興奮狂亂的喧囂場面，聖人騎著白騾緩步走過，顯然是在賜予教導，連連作出已入老境的人那尊嚴、緩和、疲憊的手勢。他所到之處，那匆忙、呼叫和節奏就立即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上，聖人的安然閒適的形象自然顯得極為突出。到了傍晚，人群顯然已經精疲力竭，很快倒在駱駝身邊，立即進入夢鄉。夜裡，在狗群每晚必舉行的浩大合唱之後，一切才完全歸於沉寂。晨光熹微之時，報號人呼喊起來（他那聲音總是深深地刺激著我），人們去做早禱。
這個場面對我不乏啟示意義：這些人擺脫了他們的情感，經受了感召，將其存在置入某種情緒之中。他們的意識指導他們在空間的方位，傳導來自外界的印象，而意識本身也受到了內部衝動和情感的刺激。但是，意識並不指向思考，自我幾乎是沒有自主權的。歐洲人的這類景況與此區別不大。但是，我們，歸根結底，是更為複雜一些的。無論如何，歐洲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志和明確的意向。我們所缺乏的是生活的強度。
我無意陷入這種原始氣氛的魔力之中，但是在精神上依然受到了感染。在外部則表現為腸炎，病幾天就已治好，藥物是本地的大米湯和甘汞。
我心裡充塞了很多問題，最後又回到了突尼斯市。我們登船前往馬賽的前夜，我做了一個夢，我覺得這個夢總結了全部這些感受。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一直習慣於同時生活在兩種境界之中，一個是意識境界，這個境界力求理解，但是達不到目的；另一個是潛意識境界，這個境界要求表達某種事物，但是其表述卻不比夢幻更好。
我夢見我到了一個阿拉伯城市，就像在大部分這種城市中一樣，城裡有一個城堡。城市建築在一個廣闊的平原上，周圍有城牆。城牆形狀為方形，有四個城門。
城中的這個城堡周圍環繞著一道很寬的護城河（實際上，在阿拉伯國家情況並非如此）。我站在通往馬蹄形大門的水上木橋前面，門已敞開。我也很想看看城堡的內部，便邁步走上橋面。大約走了一半，有一位漂亮的黑皮膚阿拉伯青年男子向我迎面走來，頗有王公氣派。我知道，這位披著白色連帽斗篷的青年是這城堡中的王子。一走到我面前，他就攻擊我，要把我打倒。我們格鬥起來，在扭打中，我們撞壞了扶手，扶手散開，我倆都掉在護城河水裡。他竭力把我的頭按下水去要淹死我。不行，我想，這太過分了。於是我把他的頭按到了水下。我雖然這樣做，可是心裡卻極為喜歡他；但是，我不想讓他把我殺死。我也無意殺死他，我只想讓他昏過去，不再扭打。
此時夢境驟變。他和我坐在城堡中心的一大間八角拱頂房子中間。房間是白色的，十分樸素、典雅。沿著淺色大理石牆擺著低矮的長沙發椅，我面前地板上放著一本打開的書，奶白羊皮紙上寫著書法華麗的黑色字母。不是阿拉伯字母，我看倒像是西土耳其斯坦的維吾爾文；我曾見過吐魯番摩尼教經文殘片，所以熟悉。我不懂內容，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的書”，是我寫的。剛才和我扭打過的青年王子坐在我右面地板上。我對他說，既然我打敗了他，他就必須讀這本書。但是他拒不接受。我用胳膊摟住他的肩膀，以一種慈父般的善意和耐心迫使他讀這本書。我明白，這是絕對必要的，最後他屈服了。
在這個夢中，阿拉伯青年是那個騎騾從旁走過不打招呼的傲慢阿拉伯人的替身。作為城堡的居民，他是自性的化身，或者，自性的報信人或者使者。因為他從中走出的城堡是一個完美的曼荼羅：一個有四個大門、城牆為正方形的城堡。他要殺死我的企圖是雅各與天使搏鬥主旨的回聲；用《聖經》的語言說，他像是上帝的天使，神的使者，因為他不認識人，所以要把人殺死。
實際上，天使的居留地應該在我身上。但是，他只懂得天使的真理，而對於人則一無所知。所以，他初見我時是我的敵人，但是，我沒有讓步，反抗了他。在夢的後半部，我是城堡的主人，他坐在我的腳下，不得不讀書學習，以理解我的思想，或者，學習理解人。
顯然，我同阿拉伯文化的接觸給我留下了極為強烈的印象。這些比我們更接近生活的人不善反思，他們的情感特徵向我們身上的歷史積澱發生了啟發性的影響，這些積澱我們剛剛克服，並留在身後，或者我們認為我們業已克服。這很像童年的天堂，我們想像我們是從那種天堂裡走出的，但是，這個天堂，稍一戳刺，就會把新的挫折傾瀉在我們身上。確實，我們對進步的崇拜迫使我們逃避過去越猛烈，就越有危險把對於未來的更為幼稚的夢幻強加於我們。
另一方面，童年的一種特性是，由於天真和非意識，它能比少年勾勒出更為完整的自性的形象，純粹個性中完整的人的形象。因此，一個兒童或者原始人的眼光會在成年人、文明人心中喚起某種憧憬，這種憧憬與人格的某些未得滿足的慾望和需求有聯繫，而這些慾望和需求，為了已被接受的人格面具，已被從完整的形象中刪除了出去。
在前往非洲旅行，去尋找歐洲人環境之外的精神觀察站過程中，我潛意識地想要找到在身為歐洲人的影響和壓力下我那一部分已經變得不可見的人格。這一部分人格與我的自性處在潛意識的對立之中，我的確是企圖將其壓制下去的。為了遵從它的特性，它要把我變得潛意識（把我強行按下水去）以便殺死我；但是，我的目的是通過自知力，使它變得有意識，這樣我們就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暫訂條約。阿拉伯人黝黑的臉色標誌著他是一個“陰影”，但不是個人的陰影，而是種族的陰影，與我的人格面具沒有聯繫，而是與我的人格整體，亦即自性，有聯繫。作為城堡的主人，他必須被看作是自性的一種陰影。大半是理性主義的歐洲人發現許多人性的東西自己都很生疏，他以此自豪，卻不知道，這種理性是以犧牲他的活力為代價獲取的，而他的人格的原始部分卻因此被貶低成為一種或多或少的地下存在。
這個夢揭示出我與北非的接觸是如何影響了我的。首先，危險就是，我的歐洲人意識會遭受到潛意識精神的出其不意的襲擊。從意識上說，我一點兒也沒有注意到這種情況；相反，我不由自主地覺得優越，因為我時時刻刻想到了我那歐洲人的特質。這是不可避免的：我的歐洲人身份，令我對與我本身氣質如此不同的人們有某種觀感，而且把我與他們完全區分開來。但是我對於自己身上這些潛意識力量的存在毫無準備，這些力量是堅定地站在這些陌生人方面的，因而造成一種強烈的衝突。我做的夢就以一蓄意謀殺的象徵表現出了這個衝突。
這種干擾的真正性質，直到幾年之後我在熱帶非洲逗留時才理解。事實上，這是“骨子裡變黑”的一種跡象，這種精神危險威脅著在非洲的、斷了根的歐洲人，其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認識。“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拯救辦法”，在這類情況下，荷爾德林的這些話常常縈繞腦際。這種拯救就是我們在警告性夢的幫助之下把潛意識欲求提高到意識的能力。這些夢表明，我們身上有某種東西，它不僅不消極地屈從於潛意識的影響，而且相反，它還衝向前去迎接這種影響，與陰影認同。正如對於童年的一般回憶可能突然以一種十分活躍的情緒控制住意識一樣（我們覺得被全然推送到了原有的情景之中），這種看起來陌生而且完全不同的阿拉伯環境，喚醒了我們對顯然已經完全忘卻、卻又十分明了的史前過去的原型意向的回憶。我們應時時記起被文明的成長掩蓋的生命潛力，但是這種潛力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如果我們想要天真地重溫它，那就無異于歸返於野蠻時代。因此，我們寧願忘記它。但是，如果它又以某種衝突的形式復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就必須將其儲存在我們的意識之中，並且相互測驗這兩種可能性，即：我們現在的生活和我們已經遺忘的生活。因為，凡是顯然已經喪失的東西，若無充分的理由，是不會復現的。在活的精神結構中，一切都不會以單純的機械方式發生，每種現象都要適應整體的組織，與整體有關。也就是說，它是完全有目的的、有意義的。但是，意識沒有整體觀，一般不能理解這種意義。因此，我們暫時只能滿足於注意到這種現象，並且希望將來的、或者進一步的研究會揭示出與自性陰影這種衝突的意義。無論如何，當時我一點兒也不理解這種原型意象感受的性質，對於歷史上類似情況所知更少。不過，雖然當時我沒有把握這個夢的全部意義，它卻一直徘徊在我的記憶之中，同時我一直期待下一個機會，極欲重訪非洲。這個願望五年之後才得以實現。
美國：村社印第安人（未發表手稿片斷）
為了使用批評槓桿，我們總是需要一個外部的支點，在心理學裡尤其如此，因為資料的性質決定，在心理學中我們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比在任何其他學科中都多。例如，如果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從外界觀察我們的民族，我們如何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民族特點呢？從外部觀察意指從另外一個民族的觀點來進行觀察。為此，我們必須獲取關於外國集體精神的充分的知識，在這一習得過程中，我們會遇到構成民族偏見和民族特質的種種矛盾。凡是我們惱怒於他人的一切，都會促使我們瞭解自己。我瞭解英國，因為我是瑞士人，對英國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適。我瞭解歐洲，瞭解我們最重大的問題，只因我是歐洲人，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適。通過我和許多美國人的交往，通過我在美國的逗留、在美國的旅行，我獲得了對歐洲人性格的許多深入瞭解；我一直認為，對於一個歐洲人來說，最有用的，莫過於一度從摩天樓頂上遠眺歐洲。我第一次從撒哈拉沙漠觀察歐洲場景，周圍是一種文明，這種文明與我們的關係和羅馬古代對現代的關係多少是一樣的；當時我漸漸意識到，甚至在美國，我仍然受到白種人文化意識的感染並囿於其中。於是我產生了一種願望，通過細緻觀察一種水平更低的文化來進一步進行歷史比較。
我第二次在美國旅行期間，和一群美國朋友訪問了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即築城村社。“城市”一語用在此處自然太大。實際上，他們建築的都僅僅是小村莊而已；但是，他們層層疊起的擁擠房屋，正如他們的語言和整個習俗一樣，含有“城市”這個詞的含義。在那裡，我第一次有幸和一個非歐洲人，也就是說和非白人談話。他是印第安人村社的首領，年齡在40～50歲之間。他的名字是奧奇維艾·
比昂諾（意為“山湖”）。我和他談話比和一個歐洲人談話還順利。當然，他沉湎於他的世界之中，正如一個歐洲人沉湎於自己的世界中一樣；但是，歐洲人的世界是一個什麼世界啊！在和歐洲人的談話中，經常會遇到沙洲，即早已熟悉、卻並不理解的事物；而和這個印第安人談話時，船隻卻自由地駛向深沉而陌生的海域中去。同時，我們不知道哪種情況樂趣更多：發現新海岸，還是發現通向幾乎被忘記的古老知識的新途徑。
比昂諾說：“你看，白人個個看著都那麼凶狠。他們的嘴唇薄，鼻子尖，滿臉皺紋，奇形怪狀。他們的眼睛直瞪瞪的，沒完沒了地尋找。他們在尋找什麼呢？白人們時時刻刻要新東西；他們總是有事要幹，從不安靜。我們不明白他們需要什麼。我們不理解他們。我們認為他們都是瘋子。”
我問他為什麼認為白人都是瘋子。
“他們說他們是用腦袋想事情的。”他回答道。
“那是自然的。你用什麼想事情呢？”我覺得奇怪，問他。
“我們用這個。”他指著心臟說。
我立即思索起來，思索了很長時間。有生以來，我覺得有人第一次為我勾畫出了真正的白人的肖像。似乎到現在為止，我所見到的都僅僅是感傷的、經過美化的彩色圖片。這個印第安人擊中了我們的弱點，揭示了我們全都視而不見的真實。我覺得在我體內有某種莫名卻又深刻地熟悉的東西，像無形的迷霧一樣徐徐升起。從這團迷霧當中，一個一個的形象湧現出來：先是殺入高盧城鎮的羅馬軍團，還有尤利烏斯·愷撒、西皮奧·阿弗利卡努斯和邦貝的線條分明的形象。在北海、在白尼羅河河岸，我都看見了羅馬的雄鷹。接著，我看到了奧古斯丁把基督教的信條挑在矛尖上傳送給不列顛人，和查理大帝強迫異教徒皈依的極其宏偉之舉；其次是十字軍燒殺劫掠的大隊人馬。我猛然醒悟，看到了關於十字軍古老浪漫故事的空洞無物。接踵而來是哥倫布、科爾特斯和其他的征服者，他們帶著火、刀劍、折磨手段和基督教義，甚至來到這些享受安寧、夢想著太陽神，即其天父的遙遠村社裡來。我也看到太平洋島嶼上的人被燒酒、梅毒和猩紅熱虐殺，這些病疫卻都隱藏在傳教士們強迫他們穿用的衣服之中。
夠了。我們依據我們的觀點大談特談的開發殖民地啦、向異教傳教啦、傳播文明啦，等等，還有另一副面目，這就是以凶殘目光搜尋遠處獵獲物的食肉猛禽的面目，只配江洋大盜和攔路搶劫好漢們享有的面目。裝飾我們武器外衣的全部雄鷹和猛獸形象，在我看來，都是我們真正本性的最佳心理代表。
比昂諾向我談的其他事情深深扎入我的記憶之中。這些事情，在我看來，與我們會晤的特殊氣氛配合默契，如果略去不提，這篇敘事就欠完整。我們談話地點在主樓五層屋頂上。談話頻頻中斷，這時可以在其他各層屋頂上望見其他印第安人的形體，他們裹著羊毛毯，靜觀每日昇入萬里晴空的太陽。我們周圍是一座座用土坯蓋的低矮方形房屋，有奇特的梯子連接地面與屋頂，或者從屋頂到更高層房屋的屋頂（從前危險更多，所以入口多開在屋頂）。我們眼前是直達地平線的起伏的陶斯高原(約海拔7000英尺)，地平線上有幾座錐形山峰（古代火山），高度超過1.2萬英尺。我們身後有一條清澈明亮的小河潺潺流過房屋，對岸有一個紅土坯房屋的村社，房屋層層疊起，通往居民點中心，頗為奇異，預示了中心為摩天樓的美國大城市的佈局景觀。沿江逆流而上行走約半小時處，拔起一座巨大而孤立的山，但沒有名字。相傳山頂出現雲霧之日，人們就在那個方向消失，去完成神秘的儀禮。
村社的印第安人都極為沉默寡言，在涉及他們的宗教時，更是守口如瓶。他們的方針是對自己的宗教儀禮保守秘密，而且秘密受到了嚴格保護，所以，我覺得直接提問的嘗試毫無希望。在此之前，我還沒有遇到過如此的秘密氣氛；文明民族的各種宗教的種種情況，現在都可得悉，其聖禮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但是，在這裡，到處呈現出全部教友所熟悉的一派秘密氣氛，白人無法得知一二。這一奇異情景令我稍微領略了古希臘埃留西斯的氣氛，那座古城的秘密只為本國所知，從未外傳。我理解了鮑桑尼亞斯或者希羅多德的感覺，他寫道：“我沒有獲准道出那個神的名稱。”我認為這不是神秘化，而是一種重大的秘密，洩露了它就可能導致一個社區或者個人的毀滅。保住這個秘密，村社印第安人就能保持自豪感和抗拒統治一切的白人的力量。這種秘密給印第安人帶來了團結和統一，我相信，作為獨特的社團，只要他們的秘密不被褻瀆，村社就將會存在下去。
令我感到奇異的是這位印第安人談到他的宗教觀念時感情發生的變化。在日常生活中，他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近於宿命論者泰然自若的自我節制和尊嚴。但是，他一談及關係到他的秘密的事物，他就陷入掩蓋不住的令人驚奇的情緒，這個事實十分有助於滿足我的好奇心。我已經說過，直接提問一無所獲。因此，在我想要瞭解本質事實的時候，我就發表一點試探性的評論，同時觀察他的伴隨著那些我所十分熟悉的動作而來的表情。如果我偶然提及什麼緊要事物，他就保持沉默，或者作出模稜兩可的回答，卻又全然顯示出深沉的激動，淚水頻頻充滿眼眶。他們的宗教觀念對他們來說不是理論（這的確必定是十分奇異的理論，竟促使一個男人流淚），而是事實，像相應的外部現實一樣重要而激動人心。
我和比昂諾坐在屋頂上，赤熱的太陽越升越高。他指著太陽說：“那不是我們的父親在走動嗎？還能有別的話可說嗎？怎麼可能還有另外一個神呢？沒有太陽就什麼也沒有。”他的興奮心情顯然可感，而且越來越強烈；他費盡力氣尋找詞句，最後驚歎道：“單獨的一個人在山裡能做什麼呢？沒有太陽人連火也生不起來。”
我問他是不是想過，太陽可能是看不見的神造的一個火球。我的問題沒有引起驚奇感，更不用說憤怒了。顯然，問題並沒有觸動他，他甚至也不認為我的問題愚蠢。他的反應冷漠。我頓時覺得我碰到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牆。他惟一的回答是：“太陽是神，誰都明白。”
雖然人人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太陽的巨大印象，但是，看到這些賢明而尊嚴的人在談到太陽時竟受到威勢強大的激情左右，對我來說真是一種新奇而十分動人的經歷。
又有一次，我站在河畔，仰望巍然屹立在這片高地上的幾乎高6000英尺的山嶺。我悠然想到，這是美洲大陸的屋脊，人們在這兒生活，面對著太陽，就像這些裹著毛毯站在村社最高屋頂上仰望太陽默然沉思的印第安人一樣。忽然，一個深沉的聲音，因為激情受到抑制而顫抖，從我身後對著我的左耳說：“你不認為一切生命都是從這座山上來的嗎？”一個年長的印第安人，穿著鹿皮鞋走到我身邊，輕盈無聲，向我提出這個天知道多麼不著邊際的問題。我遠望一眼從山上飛流而下的河水，看到了造成這一結論的外部形象。顯然，全部生命都來自這座山峰，因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生命。這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的問題中，我感覺到與“大山”一語有聯繫的一種正在湧起的情感，於是想到了關於在山上舉行秘密儀式的故事。我回答道：“誰都明白你的話是真理。”
遺憾的是，談話很快就被打斷，我沒有能夠進一步深探水和山的象徵意義。
我注意到，村社印第安人雖然不願意談論他們的宗教，卻隨時隨地都激烈地談論他們和美國人的關係。山湖說：“美國人為什麼不讓我們自己安寧呢？他們為什麼要禁止我們跳舞？我們要把我們的青年人從學校裡接回來送到基瓦（儀禮場地）去把我們的宗教教給他們，美國人為什麼要製造困難？我們一點兒也沒有傷害美國人呀！”沉默許久之後，他繼續說：“美國人想要消滅我們的宗教。為什麼他們不讓我們安寧？我們做的事，不僅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美國人的。是啊，是為了全世界。人人都能從中得到好處的。”
從他的興奮情緒中我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是他們宗教中某種極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問他：“那麼，你認為你們宗教所做的事情會造福於全世界了？”他極活躍地回答說：“當然，如果我們不這樣做，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呢？”於是，他莊重地指了指太陽。
我預感到我們在這裡已經接近極為微妙的話題，即這個部落的秘密。他說：“說到底，我們是居住在世界屋脊上的民族，我們是太陽父親的兒子，憑著我們的宗教，我們每天幫助父親走過天空。我們這樣做，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而且是為了整個世界。如果我們停止我們的宗教儀式，不出十年，太陽就不再升起。到那時候，就是茫茫黑夜了。”
此刻我頓時明白了每個印第安人的“尊嚴”，及其安然鎮靜神態的依據。這一切都來源於他的太陽之子的身份。他的生命具有宇宙意義，因為他協助天父及一切生命的保護者每日昇降。如果我們把自己的種種自我辯白、我們的理性所規定的生命的意義與此相比較，那麼，我們就只能見出我們的貧乏。出自純粹的嫉恨，對於印第安人的天真，我們只能報以微笑，不得不以我們的乖巧來裝扮自己；否則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是多麼貧乏，多麼襤褸。知識沒有使我們豐富起來；知識使我們越來越脫離神話世界，而我們原來憑之出生的權利是很熟悉這個世界的。
如果我們暫時放棄歐洲理性主義，置身於這個孤寂高原山間清新空氣之中（高原一側延展深入寬廣的大陸草原，另一側則通向太平洋），如果我們也把對於世界的翔實知識置於一旁，取代看來廣闊無垠的地平線和對地平線之外的一切一無所知的境界，我們就能夠透徹理解村社印第安人的觀點。“一切生命來源於這座大山”，對於印第安人來說無疑是千真萬確的，他也同樣確信，他生活在無邊無際的世界最靠近上帝的屋脊之上。他較之其他的人最先聽到神祇的聲音，他的儀禮會最先及於遙遠的太陽。山巒的神性，耶和華在西奈的顯靈，尼采在恩加庭所得到的靈感，這一切都是說同樣的一種語言的。儀禮竟能夠神奇地影響太陽這樣的觀念，在我們看來固然荒謬，但是，如果進一步審視一番，就不僅不是不合理性的，而且，對於我們，比最初設想的要熟悉得多。我們的基督教，像其他宗教一樣，也摻合了這一觀念，即：特殊的行動，或者某種行動能夠影響上帝，例如某種儀式、祈禱，或者神所喜歡的美德。
人類的儀禮，是對於上帝施予人的行為的答覆和反應；不僅如此，答覆和反應還可能旨在“淨化”，是一種奇幻的強制形式。人類覺得自己有能力對上帝無所不在的強大影響作出回答，能夠作出某種重要事情回報上帝，這一切會引發出自豪感，因為這種行動把人類個人提高到了某種形而上因素的尊嚴程度。“上帝和我們”，即使這僅僅是一種潛意識的含義，這種等同做法也是村社印第安人令人羨慕的安然靜謐的底蘊。這樣的人的的確確是適得其所的。
肯尼亞和烏干達
一切皆出自造物主之手。
——盧梭
我參觀倫敦溫勃利展覽會的時候（1925年），那裡對於英國統治下各部落的出色介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我決定不久以後到熱帶非洲去旅行一次。
當年秋天，我和兩個朋友，一個是英國人，一個是美國人，啟程前往蒙巴薩。我們乘的是沃爾曼輪船公司的一艘蒸汽輪船，同行的有許多前往非洲各殖民地崗位的英國青年。從船上的氣氛判斷，這些旅客不是去度假，而是去闖天下。自然，船上是一派輕鬆歡快，但是有種嚴肅的低調也很顯然。事實上，甚至在我返航之前，我就聽說了這些旅伴的命運。在後來的兩個月之內，幾個人在熱帶死去了。他們死於熱帶瘧疾、細菌性痢疾和肺炎。死者之中，有一位青年還曾坐在我對面同桌進餐。另外一個是艾克利博士，以中非大猩猩保護委員會奠基人身份而聞名，這次旅行之前不久我還在紐約會見過他。
在我的記憶裡，蒙巴薩是一個悶熱的地方，住著歐洲人、印度人和黑人，周圍是棕櫚樹和芒果樹密林。景色極為優美，是一個天然港灣，城市上方高聳著一座葡萄牙風格的城堡。我們在蒙巴薩逗留了兩天，傍晚乘窄軌火車前往內地的內羅畢，很快就沉浸在熱帶的夜晚之中。
在海岸平原上，我們經過了許多黑人村莊，人們圍著小火堆閒談。不久以後，火車開始爬坡。居民點已經沒有，夜變成漆黑一團。氣候逐漸涼爽，我隨即入睡。旭日東昇，白晝到來之際，我醒了。火車裹在一團紅色塵埃之中，正在繞著一個陡峭的紅色懸崖轉彎。在我們上方一塊峻峭岩石上，一個細高的黑褐色人一動不動地站著，倚著一根長矛，俯瞰著火車。他的身旁高高聳立著燭台形的仙人掌。
這一景象迷住了我，畫面儘管全然陌生，超出我的經驗範圍，但是，另一方面，卻帶來了一種極為強烈的似曾相識情感。我覺得我已經感受過了這一瞬間，我從來都是理解這個同我只有時間距離的世界的。似乎此刻我正在返回我青年時代的土地，似乎我早就認識這個黑膚色的人，而他等待我已有5000年之久。
在荒莽的非洲旅行全程中，這一奇異體驗的感覺一直伴隨著我。對於這種自古以來人所共知現象的認識，我能記起的還有僅僅一例。這就是我同我以前的上司，歐根·勃羅伊勒教授一起首次觀察到了一種心理玄學現象。在此之前我曾想像，如果我見到這種奇幻現象我會瞠目結舌的。但是，這一現象一出現，我卻不感奇怪；我覺得這完全合乎情理，視其為理所當然，因為我對它早已熟悉。
我不能斷言，見到這個孤獨黑膚獵人之時我的哪根心弦被撥動了。我只知道，千萬年來，他的世界也一直是我的世界。
我感到有些茫然，於中午抵達內羅畢；該城海拔6000英尺。這裡光線明亮耀眼，使我想起人們每逢從恩加廷谷地冬日的霧靄中走出時滿目所見的那種強烈陽光。我感到驚奇的是，火車站上聚集的一群“工人”所戴的舊式灰色或白色滑雪帽我在恩加廷也見別人戴過，或者自己也戴過。這種帽子人人喜愛，因為上翹的帽邊可以折下，像帽舌一樣，在阿爾卑斯山中可以擋住寒風，在這裡可以遮擋熾熱。
我們常常從內羅畢乘一輛福特牌小車到阿泰平原去，那是一大片野生動物保護地。站在一座低矮小山上，這片寬廣熱帶草原氣勢磅礡的景象盡收眼底。在地平線邊緣上，我們遠遠望見了大群大群的動物：小羚羊、大羚羊、角馬、斑馬、疣豬，等等。獸群一面吃草，一面點頭，向前移動，像一條緩緩流動的河流一樣。除了一隻猛禽的憂鬱鳴叫聲之外，幾乎沒有任何聲音。這是永恆初始的寂靜，世界是一向如此的，處於這種非存在的狀態之中；在此之前，沒有人出現並得知這是一個世界。我離開了夥伴向前走，直到看不見他們為止，在這裡我品味了完全孑然一身的感受。我站在那裡，我是悟覺到這是一個世界的第一個人，但是這第一人在當時並不明白是他首先真正地創造了它。
在這裡，意識的宇宙意義對我來說變得極為清晰明確。煉丹術士們說：“凡自然未能使之完美者，藝術使之完美。”人類、我，以一種不可見的創造活動提供給世界一種客觀存在，因而把完美的印記打在世界上。我們通常把這一行為僅僅歸結於造物主，卻沒有考慮到，這樣一來，就無異於把生命看作是一架設計精良的機器，它隨著人類的精神毫無意義地向前發展，同時遵從著預知、先定的法則。在這樣一種毫無意趣的鐘錶般的設想中，沒有人的世界和上帝的戲劇，沒有走向“新岸”的“新的一天”，而只有枯燥乏味的計算程序。我想起了我那位村社老朋友。他認為他的村社存在的理由一直在幫助他們的父親太陽每天走過天空。我曾經羨慕過他，因為那種信仰有充分的意義，但我也一直尋覓我們自己的神話，可卻毫無希望。現在我明白了這是什麼，而且理解得更為深刻：為了完成創造，人是必不可少的；人本身就是世界的第二個創造者，只有人才把客觀的存在提供給世界；如果沒有這種客觀的存在，世界就不會被聽到、被看見，只是在寂靜中吃、生殖、死亡、點頭，達億萬年，在非存在的最深沉的黑夜之中繼續下去，直至尚不可知的終結。人類意識創造了客觀存在和意義，人類在偉大的存在過程中發現了自己不可缺少的地位。
沿著正在建築中的烏干達鐵路，我們乘火車來到它臨時的終端，第64站。工人們卸下了我們的裝備。我坐在一個裝雜物的大箱子上，裡面裝的是各種食品，每一種都夠一個工人頭頂搬運一次的：我點燃煙斗，默想著我們似乎已經到了地球上有人居住地帶的邊緣，從這兒，只有羊腸小道延伸下去，穿過整個大陸。片刻之後，一位年長的英國人，顯然是一位牧主，來和我談話，他坐下，也掏出了煙斗。他問我們到哪兒去，我大致介紹了我們各不相同的目的地之後，他又問：“你們是第一次到非洲來吧？我在這兒已經住了50年了。”
“是第一次，”我告訴他，“至少是非洲的這一地區。”
“那麼，我給你一點忠告好嗎？先生，你知道，這個地方不是人的地方，這是上帝的地方。如果出了什麼事，你就坐下來，不必驚慌。”於是他站起來，再沒有說一句話，就消失在我們周圍擁擠忙亂的黑人人群之中。
他的話我聽著有些意義，我竭力想像他說這話的心理狀態。顯然，這些話表現出了他的經驗本質：在這裡，人不是主宰，不可思議的設想才是。
我還沒來得及理出頭緒，兩輛大卡車就要出發了。我們一組人連行李擠上去，足足有八個人，我們盡可能坐得穩些。以後幾個小時，車一直顛簸，我不可能再思考。下一個居民點比我預想的要遠得多：卡卡梅加，專區特派員駐地，也是非洲步兵守備小隊司令部所在地，有一所醫院，還有——說也奇怪——一座很小的精神病院。傍晚將至，而夜卻已經突然到來。驀地，一場熱帶暴風來臨，雷電大作，大團烏雲頃刻化為傾盆大雨，把我們澆得從頭到腳濕透；每條小河也頓時變成洶湧的激流。
午夜之後半小時，天已轉晴，我們到了卡卡梅加。我們全都精疲力竭，區特派員在客廳裡用威士忌熱情接待了我們。爐子裡升起活潑可愛的火苗。優雅的客廳中間有一張大桌子，擺著英國雜誌。這個地方真是和蘇塞克斯鄉間房屋一樣。我疲憊不堪，全然不知自己是從現實轉入夢境，還是從夢境轉入了現實。後來，我們還得搭起帳篷，這是第一次。幸而沒有丟失什麼東西。
翌日清晨，我醒來覺得有些發燒，是輕度喉炎，只好臥床一天。因為這一病情，我認識了所謂的“腦膜炎鳥”，倒也值得紀念；這種奇特的小鳥能夠正確地唱出一個音階，但是漏掉最後一個音符，又從頭唱起。一個人臥床聽這歌聲，神經真的被攪得要崩潰了。
香蕉園裡另外一種鳥兒的鳴囀由兩種最甜美、最優雅的笛聲組成，結尾卻伴隨了第三個難聽的討厭的音符。“凡自然未能使之完美者……”。不過，“鍾鳥”的歌聲依然顯示出一種純粹的美。它鳴叫的時候，似乎有一陣鐘聲沿地平線飄蕩。
第二天，在專區特派員協助下，我們集合了一隊搬運工人，外加3名土著士兵作護衛。前往艾爾貢山的旅行開始了，地平線上1.4萬英尺高的火山口壁很快映入了眼簾。大車通過較為乾燥的、長著傘形阿拉伯橡膠樹的草原。整個地區全密密麻麻佈滿了6～10英尺高的小圓土丘，那是舊的白蟻窩。
沿路有供旅客用的休息室——圓形草頂塗泥小屋，都敞開著，空無一物。夜晚，則在入口處掛燈，以防生人闖入。我們的廚師沒有燈，可是，作為補償，他一個人分得一間很小的草屋，對此他很滿意。可是，隨即又證明，這對他幾乎是致命的。前一天·他在草屋前面宰了我們用五個烏干達先令買的一頭羊，為我們的晚餐烹製了極為美味的燉羊肉。晚飯之後，我們正圍著火坐著吸煙，忽然聽到遠處傳來奇怪的聲音。聲音越來越近。側耳聽去，一會兒像是熊吼，一會兒像是狗吠；接著，聲音又變得尖厲，像是尖叫，又像歇斯底里的笑聲。我第一個印象是：這好像是巴納姆與貝利劇院的滑稽演出。可是，緊接著，場面變得咄咄逼人了：我們被一大群鬣狗團團包圍住，鬣狗顯然嗅到了羊血氣味。它們上演了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音樂會，在火光照耀下，在高高的茅草叢中，它們的眼睛閃閃發亮。
雖然我們對鬣狗天性的知識相當翔實，據說它不會對人發動攻擊，但是我們依然覺得不安全。突然，休息室屋後傳來一陣令人膽寒的人的尖叫聲。我們抄起武器（一支9毫米曼利契步槍和一支霰彈槍），對著草叢中間閃亮處連連射擊幾次。我們剛放完槍，廚師就驚恐萬狀地衝到我們中間，語焉不詳地說，一隻鬣狗竄進他的屋子，幾乎把他咬死。宿營地一片混亂喧鬧。這陣喧鬧，看樣子鎮住了鬣狗，它們汪汪著退了場。搬運工們哈哈大笑好長一陣，後半夜很平靜，再沒有出現麻煩。第二天清晨，地方長官帶著兩隻雞和一籃子雞蛋來送禮。他懇請我們再逗留一天打野狗。他說，前一天，野狗把一個睡覺的老人拖走吃了。非洲真是一個神秘之地！
天亮時候，工人駐地又響起了哄堂大笑聲，原來他們在表演昨晚的鬧劇。一個人扮演正在睡覺的廚師，一個士兵扮演爬行的鬣狗，湊近廚師，想要咬他。這個活鬧劇不知演出了多少次，觀眾都十分欣賞，笑聲不絕。
從此以後，廚師得了個諢名：“肥狗”。我們三個白人也早已有了“商標”。我的朋友，那位英國人得名“紅脖子”——在土人眼裡，英國人都長著紅脖子。美國人穿一身漂亮服裝，外號是“花衣裳”。因為我當時已經有灰白頭髮（當時我50歲），我就是“老頭兒”了，都說我已經100歲。在那些地方，上歲數的人很少見，我幾乎沒見過白頭髮的人。“老頭兒”是尊稱，這麼稱呼我，還因為我的身份是“布吉舒心理學考察隊”隊長，這是倫敦外事處強加的有名無實的稱號。的確，我們訪問過布吉舒人，但是，在艾爾貢人當中逗留的時間更長些。
最明顯的是，黑人都表現出他們最善判斷他人的性格。他們洞察一切的辦法之一在於模仿才能。他們能夠模仿人們的表達方式，標誌各種意圖和目的的手勢、步態，而且入木三分，令人歎為觀止。我還發覺他們對別人情感性質的理解也十分令人驚異。我常常抽出時間和他們閒談，他們非常喜歡談天。就這樣，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們這種半官方式的旅行好處很多，因為這樣容易僱用搬運工，我們還獲得了士兵護送隊。護送隊絕對不是多餘的，因為我們要穿過不是白人管轄的地區。一個班長和兩名士兵陪伴我們徒步旅行，前往艾爾貢山。
地形是向上的緩坡。第三紀熔岩斷層標誌漸漸增多。我們穿過大片大片茂密的叢林，那裡長著高大的鳳凰木，開著火焰般的紅花。碩大的甲殼蟲和色彩斑斕的更大的蝴蝶在林間空地和叢林邊緣上翩翩起舞。我們深入灌木林的時候，好奇心大的猴子撥動著樹枝。這是一個天堂般的世界。不過，我們走過的大部分道路都是平坦的紫紅色土壤的熱帶草原。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是在蜿蜒曲折、急轉彎多的土路上前進。我們的行程路線把我們導入南迪地區，穿過南迪森林——這是一片面積可觀的叢林。我們平安到達艾爾貢山腳下的休息室；幾天以來，這座大山在我們的上方變得越來越高。在這裡，只能沿著狹窄的小路向上攀登。我們受到了地方長官的迎接，他是土著大夫的兒子。他的坐騎是一匹小馬——這是我們在這裡所見過的惟一一匹馬。他告訴我們，他的部落屬於馬塞人，但是單獨地生活在艾爾貢山坡上。
烏干達總督給我們的一封信早已送到這兒來，請我們保護一位取道蘇丹返回埃及的英國女士。知道她會是位意氣相投的旅伴，更不用說，總督對我們表示了無微不至的關懷，我們自然要承擔一定的義務。
我提出這一細節，是想指出某種原型對我們的行動產生影響的細微方式。我們是三個男人，這純粹是偶然的機遇。我曾請求過我另一個朋友和我們同行，那樣就有了第四個人。但是情況不允許他接受我的請求。此事足以形成一個潛意識的、或者命定的群體，即三位一體的原型意象，需要第四個來補充完備，這一情況我們在這一原型意象的歷史中一再見到。
既然機會不請自來，我自然欣然接受；我歡迎這位女士參加我們三個男人的小組。她吃苦耐勞，膽大心細，對於我們男人小組來說，證明是一個有用的平衡因素。小組裡的一個人患了熱帶瘧疾，情況嚴重，我們都很感激她運用了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充當護士的經驗。
攀登了幾個小時以後，我們來到一塊寬闊的林中空地，空地由一條明澈清涼的小溪一分為二，溪上還有一個約十英尺高的瀑布。瀑布下面的水池變成了我們的澡堂。我們的宿營地約在三百碼以外，在一個平緩、乾燥的山坡上，復有傘形橡膠樹綠陰。附近，步行約十五分鐘左右，有一個土人村莊，有幾間茅屋和用一道荊棘籬笆圍起來的小院。這個小村向我們提供了運水工：一個婦女和她的兩個半大女兒，她們都全身赤裸，只配有貝殼製成的寬帶。巧克力色褐色皮膚，十分漂亮，身材苗條，動作從容不迫，頗有貴族氣派。每天早晨，她們從小溪走來，傾聽她們腳鐲鈴鈴作響，頗為悅耳；接著又見她們走出金黃色高茅草，為平衡頭上頂著的水罐而拽曳的步態，也很悅目。她們裝飾著腳鐲、銅手鐲和銅項圈，小圓管形的銅製或木製耳環。下唇都用骨片或鐵釘穿孔。她們彬彬有禮，每逢見到我們總是羞怯而迷人地微笑。
只有一事我要簡述一下，我沒有和本地婦女說過話，雖然有人預料我會這樣做。這兒和南歐一樣，男人和男人說話，女人和女人說話。不然就意味著談情說愛了。如果哪個白人樂於此道，就不僅有損名譽，而且要冒“背黑鍋”的危險。我觀察到幾例，頗有訓誡意義。我常常聽到本地人評論一個白人：“他是壞人。”問他原因，回答總是：“他跟我們的女人睡覺。”
在艾爾貢人當中，男人們忙於餵養家畜和狩獵，女人們的工作則在香蕉園和白薯、高粱以及玉米地裡。在一家人所住的圓形茅屋中，兒童、山羊和雞也同住。她們的尊嚴和天性表現於她們在維持生計方面的作用；她們在經營管理中積極合作。婦女平等權利的概念是這種合作失去意義的時代的產物。原始社會是由一種潛意識的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調節的，兩種態度都得到了恰當的器重。如果發生紊亂，必須通過一種意識行為來調節，那麼，這種潛意識秩序也就遭到破壞。
回憶一位向我介紹艾爾貢人家庭關係的重要人物，是件愉快的事。他是一個極為英俊的青年，名叫吉勃羅亞特，是部落酋長的兒子，文雅出眾，我顯然贏得了他的信任。當然，他高興地接受了我的雪茄，但他並不貪婪，不像其他人什麼禮物都要。他時常來看望我，禮儀周全，向我講述種種趣事。我覺得他有個什麼念頭，有某種他難於出口的請求。我們結識相當長時間之後，他開口請我去他家作客，此舉令我驚奇，我知道他還沒有結婚，雙親已經故去。他家指的是他姐姐的家，她是她丈夫的第二個妻子，有四個小孩。吉勃羅亞特很想讓我去訪問她一次，讓她有機會見我一面。顯然，在他的生活中，她扮演了母親的角色。我同意了，因為我希望通過這種交際方式能夠稍稍深入瞭解本地人的家庭生活。
“女主人正在恭候，”——我們來到的時候，她走出來致意，十分自然大方。她是一個好看的中年婦女，就是說，大約有三十歲。除了必不可少的貝殼寬帶之外，她還戴著手鐲和腳鐲，大長耳垂上掛著一些銅製裝飾品，胸前配有某種小動物毛皮。她把四個小孩關在房裡，小孩透過門縫張望，發出興奮的咯咯笑聲。在我的請求之下，她把他們放了出來，但是頗費了些時間他們才大著膽子走出。她的風度和她弟弟一樣優雅，她弟弟因此舉成功而滿臉喜悅。
我們沒有坐下，因為除了滿是塵土的泥地之外，無處可坐，地上淨是雞屎和羊糞蛋兒。談話不超出客廳裡半家庭式的日常話題，不外是家庭、小孩、房子、菜園。大太太的家產和她接壤，有六個孩子。這位“大姐”的院子離她這兒有八十碼。大約在兩個婦女茅屋的中間，有一個三角形的頂端，是她們的丈夫的茅屋所在地，在這間茅屋後面約五十碼處，有一小間茅屋為大太太長子佔用。兩個女人各有各的田地。我的女主人顯然為她自己的一塊地感到驕傲。
我感覺到，她那儀態中顯示的信心和泰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她對自己的完整的認同，她的個人世界是由孩子、房屋、小家畜、土地組成，外加最後的、但不是最小的一項，即她那並非不引人注目的體態。她只是偶爾地提到丈夫。看來他是有時候在這兒，有時候不在這兒。目前，他正在某個不知道的地方逗留。我的女主人顯然毫無問題是堅定性的化身，是丈夫的依憑。看來，問題不在於他在或者不在那裡，而在於她是否能夠保持她的完整，為趕著畜群跋山涉水的丈夫提供一個地磁中心。這些“淳樸的”靈魂心中的活動是非意識的，因此是不知的，我們只能從“先進的”歐洲分辨法的比較證明中這樣推斷。
我懷疑，白人婦女的日益男性化是否與其自然完整性（土地、孩子、家畜、自己的房屋、火爐）的消失有關，對於白人婦女的日益貧困化這是否是一種補償；男人的女性化是否是進一步的後果。制度越合理，性別的差異就越模糊。同性戀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是巨大的。這部分地是母親情結的後果，部分地是一種目的性現象（防止人口增殖）。
我的同伴和我都十分有幸接觸了非洲世界，及其難以置信的美和同樣難以置信的苦難。我的營地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插曲之一。我享受過仍然是一片原始土地的“神性和平”。我從來沒有如此清晰地看到過“人和其他動物”（希羅多德）。在我和一切魔鬼之母的歐洲之間，橫亙著幾千英里。在這裡，各種魔鬼對我可謂鞭長莫及，這裡沒有電報，沒有電話鈴聲，沒有信件，沒有來客。我的精神力量得到了解放，自由自在地歸返到了原始的寬闊天地。
每天早晨，我們很容易和本地人閒談，他們整天蹲在我們營地上觀看我們做事，興趣長久不衰。我的工人領隊易卜拉欣教導了我談天的儀式。所有的男人（女人從不走近）都必須席地而坐。易卜拉欣為我找到部落酋長的四腿紅木小凳讓我坐。然後我開始發言，提出談天程序。本地人都能說一種還算過得去的洋涇濱斯瓦希利語；我也努力說這種語言，充分利用了一本小字典。這本小書是他們不斷讚美的對象。我的詞彙量有限，說話非得簡單不可。談話常常像是一種有意思的猜謎遊戲，因此，這樣的閒談大受歡迎。閒談很少多於一個或者一個半小時，因為人們露出倦意，做出戲劇性的手勢說：“唉，我們累壞囉。”
我當然對本地人的夢很感興趣，但是，起初，我無法讓他們把夢講給我聽。我送給他們都很想得到的小禮物，如雪茄、火柴、圖釘，等等，但還無濟於事。我不能充分解釋他們為什麼羞於講述夢中所見。我猜想是因為恐懼和不信任。眾所周知，黑人怕照相。他們擔心給他們照相的人要奪走他們的靈魂，可能也同樣害怕別人如果知道他們的夢就會加害於他們。不過，這一點並不適用於我們的工人，他們都有一本釋夢書，旅途中每天都要翻閱。如果對書上的解釋有懷疑，他們就要向我求教。他們稱我是“知書人”，因為我有《古蘭經》的知識。他們認定，我是一個隱蔽的伊斯蘭教徒。
有一次，我們和本地的一位老醫生談話。他穿著一件藍色猴皮做的華麗斗篷，貴重而值得炫耀。我問起他的夢，他頓時淚水滿眶，回答說：“古時候，醫生們都做夢，知道會不會發生戰爭或者瘟疫，是不是要下雨，應該把牲口群往哪兒趕。”他的祖父也做過夢。可是，自從白人來到非洲，他說，誰也不再做夢了。不再需要夢了，因為英國人知道一切！
他的回答向我表明，醫生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啟發本地人的神聖聲音已經不再需要，因為“英國人知道得更多”。在過去，醫生曾經和眾神或者命運的力量洽談，並給人以忠告。醫生曾發揮過巨大影響，正像古希臘阿波羅神廟女祭司的話具有最高的權威一樣。現在，醫生的權威已被專區特派員的權威取代。生命的價值現在完全屬於這個世界，而且，在我看來，在黑人意識到自然力量的重要性之前，這僅僅是一個時間和黑人種族活力的問題。
這位醫生絕不是一個凜然不可侵犯的人，而僅僅是一個有些膽小怕事的老人而已。對於一個已遭破壞的、過時的、無法復原的世界日益加劇的解體局面來說，他是一個活的見證。
在許多場合下，我把談話引向神功，特別是儀式和禮節。在這方面，我只得到了一個見證。在村裡一條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座空茅屋前，我看見了一塊方圓幾碼的地方掃得很清潔。其中心放著一個貝殼帶子、耳環、各種陶片和一把掘地木棍。我們能夠打聽到的全部解釋是：一個女人曾在這間茅屋裡死去。關於殯葬卻隻字未提。
在閒談中，人們以相當強調的語氣告訴我，他們西邊的鄰村人是“壞人”。如果那兒有人死了，下一個村子就得到通知；晚上，遺體被放在兩個村子中界點上。鄰村把各種各樣的禮品送到同一個地點，到了早晨，遺體就不知去向。言下之意是另一個村子的人吞食了死者。他們說，這種事在艾爾貢人中間是不會發生的。事實上，他們的死者遺體是放置在灌木叢中的，讓鬣狗在夜間去處置。我們的確沒有發現過埋葬死人的任何跡象。
但是，我聽說，人死了以後，遺體要放在茅屋中間地面上。醫生繞著遺體走動，把碗中的奶潑在地面上，口中唸唸有詞：“阿伊克·
阿迪斯塔，阿迪斯塔·阿伊克！”
我從早些時候的一次記憶猶新的談話中理解了這些詞的意義。那次閒談結束時，一位老人突然說：“早晨，太陽一升起，我們就走出茅屋，把唾沫吐在兩隻手裡，對著太陽舉起雙手。”我請他表演，並且準確解釋這種儀式。他們把雙手放在嘴的前面，啐上唾液，或用力吹氣，然後把手掌向上對著太陽。我問這是什麼意思，他們為什麼往手裡吹氣或吐唾液。他們說：“我們一直是這麼做的。”雖然沒有得到解釋，但我已明白：他們的確僅僅知道他們這樣做了，而不理會做了什麼。他們自己看不到這種行為的意義。但是，我們也遵從我們所不理解的禮式，比如為聖誕樹點蠟燭，藏起復活節彩蛋，等等。
老人又說，這是一切民族的真正宗教，全部凱維倫多人、全部布干達人、登山遠望目光所及和無限遙遠地方的全部民族，都崇拜“阿迪斯塔”，亦即初升的太陽。只有此刻，太陽才是上帝。紫紅色西邊天上初升的金色彎月也是上帝。只有此刻才是，其他時刻都不是。
顯然，艾爾貢人儀式的意義是：在太陽初升時刻向太陽神頂禮膜拜。獻禮如果是唾沫，那是因為在本地人眼裡唾沫是一種含有人的魔力、癒合傷口的力量、奇幻和生命力的物質。如果是吹氣的話，那是因為它是“羅勃”，即阿拉伯語的“盧赫”，希伯萊語的“盧阿赫”，希臘語的“普紐馬”，意義均為風和靈魂。因此，這個動作的意思是：我向上帝獻出我活的心靈。這裡不用言語的、表演出來的祈禱，用文字譯出大意或許是：“上帝啊，我把靈魂寄托在你的手中。”
除了“阿迪斯塔”之外，我們還聽說，艾爾貢人也崇敬阿伊克，即居住在地上的神靈，一種魔鬼。他是恐懼製造者，是潛伏著等待夜間行路人的冷風。老人以口哨吹出北歐災神洛基的旋律，生動表現出阿伊克在高而神秘的灌木草叢中爬行的狀貌。
總之，人們認為，造物主把一切創造得都很好，很美。他本身則超越了善和惡。他是美的，他所創造的一切也是美的。
我問：“但是那些咬死你們家畜的兇惡野獸呢？”他們說：“獅子好，美。”“你們那些可怕的疾病呢？”他們說：“你躺在太陽光裡，那就好。”
這種樂觀主義給我的印象很深。但是，我很快發現，在下午六點鐘，這種樂觀主義驟然消失，從日落時起，就是一個不同的世界了，那是阿伊克的世界，即惡、危險和恐懼的世界。樂觀主義哲學讓位於對鬼魂的恐懼和旨在保護自己不受惡的禍害的離奇儀式。黎明時分，樂觀主義復又歸返，沒有什麼內在的矛盾。
在尼羅河發源地，我發現了奧西裡斯神兩個侍者霍盧斯和塞特這種埃及古代觀念的提示物，這是一種令人深為激動的感受。顯然，這是非洲的一種原始經驗，它隨著尼羅河的聖水而湧向地中海海岸區域；這就是阿迪斯塔，即初升的太陽，和霍盧斯一樣的光明原理；是阿伊克，即恐懼的散佈者——黑暗的原理。在為死者所做的簡單祭禮中，醫生的話和他潑灑的奶把對立的兩者結合了起來；他同時對這兩種原理作出祭獻，這兩種原理從其開始統治之時起，就具有同等的效力和意義，這是夜與晝的統治，各自延續12小時。但是，重要的是時刻，隨著熱帶地區晝夜典型的突發性，每當旭日第一道光芒像箭一樣射出，夜就轉化成為充滿生命的光明。
這一緯度的日出現象，每天都再次令我驚奇不已。日出的壯觀不在於太陽從地平線上噴薄而出，而在於升起後的景象。我養成了搬出營地小凳，在黎明之前坐在傘形阿拉伯橡膠樹下的習慣。在我面前，在一條小山谷谷底，有一條深綠色、幾乎是黑綠色的叢林條帶，而山谷對面高地的邊緣則巍然高聳其上。最初，明暗對比極為強烈。其後，物體顯出輪廓，沐浴在亮光之中，旋即，整個山谷似乎充滿了明亮耀眼的光芒。而上部的地平線則變成一片雪白，銀光閃爍。越益強烈的光線似乎滲入了物體的結構，物體的光輝從內部煥發出來，直至最後閃耀出光輝，像一塊一塊的彩色玻璃一樣。一切都變成了火焰般的水晶體。鍾鳥的歡歌從地平線上響起。在這樣的時刻，我覺得我置身於寺廟殿堂之中。這是一天之中最神聖的一小時。我觀賞這一盛景，或者，飽嘗這種永恆的迷醉，無限快慰。
在我的觀察地點，有一個陡峭的巖壁住著大狒狒。每天清晨，它們都幾乎紋絲不動地靜坐在巖壁邊緣上，面對著太陽，而一整天的其餘時間，則在森林中漫遊、喧鬧、尖叫，喋喋不休。像我一樣，它們似乎也正在等待日出。它們令我回憶起埃及阿布·辛貝爾神廟中做出頂禮姿勢的大狒狒。他們說的都是一件事實：從遠古時代起，人就對這位黑暗中發出萬丈光芒來拯救世界的大神禮拜。
在那時候，我明白了，從天地初創時候起心靈裡就一直懷有對光明的欲求和一種走出原始黑暗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浩大的夜晚來臨，一切都顯出了深深沮喪的情調，每一個心靈都被一種對光明的不可言狀的渴望所攫獲。這種緊張的感覺可以在原始人的眼睛裡見出，也可以在動物的眼睛裡見出。動物的眼睛裡有一種悲哀，我們無法得知這種悲哀是與動物的靈魂有聯繫，還是出自那種仍然是潛意識的存在向我們說話的深刻的信息。這種悲哀也反映了非洲的情緒，對其種種孤寂的感受。這種原始性的黑暗是一種母性的神秘。清晨太陽的誕生對本地人之所以具有如此深遠意義，原因也就在此。光明到來的那一瞬間就是上帝。那一瞬間帶來了補償和慰藉。說太陽是上帝，就等於模糊並且忘記了那一瞬間的原型經驗。“靈魂在外徘徊的夜現在已經過去，我們很高興。”本地人會這樣說，但是這已經是一種理性的概括了。實際上，與自然界黑夜完全不同的一種黑暗仍在大地上遊蕩。這種精神的原始黑夜，今天和億萬年來一直是一樣的。對光明的渴望就是對意識的渴望。
我們在艾爾貢山的愉快逗留臨近尾聲。我們收起帳篷，心情沉重，默念著一定再來。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體驗這種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欣悅。在那以後，在卡卡梅加附近發現了黃金，採礦開始，毛毛運動在這些清白無辜而又友好的本地人中間興起，而我們也經受了從文明夢中的驟然覺醒。
我們沿著艾爾貢山南坡繼續徒步旅行。景色特點漸漸變了。平原的邊緣上聳立起蓋滿濃密熱帶森林的更高的山巒。居民的膚色更黑，身軀更笨重而高大，缺乏馬塞人的優雅丰姿。我們進入了布吉舒地區，在布南巴利的休息室裡逗留了一些時候。它的位置海拔很高，我們飽覽了寬廣的尼羅河谷地美景。從那裡，我們又到了姆巴拉，在姆巴拉乘兩輛福特牌汽車前往維多利亞湖畔的金賈。我們把行李裝上一列窄軌鐵路火車車廂，列車每兩個星期開往基奧加湖一次。我們登上一艘鍋爐燒木柴的蹼輪輪船，經過幾次事故以後，才到達馬辛迪港。到了那裡改乘一輛卡車到了馬辛迪市。該市坐落在一塊分開了基奧加湖和阿爾伯特尼安查的高地上。
在從阿爾伯特湖到蘇丹境內勒賈夫路上的一個村子裡，我們有一次令人興奮的經歷。地方長官，一個身材高大的青年，帶著隨從來看望我們。在我所見過的非洲人當中，他們的膚色最黑。這一夥人有點令人捉摸不定。尼木累人的首領給了我們三個本地人護兵，但是我察覺到，他們和我們的工人並不融洽。他們三個人一共才有三夾步槍子彈。因而，他們來，不過是政府的一種象徵性姿態而已。
首領提議，他在晚上跳舞，我欣然同意。我希望這場舞會顯示出他們的友好。到了晚上，我們都很睏倦，突然聽見鼓號齊鳴，旋即來了約六十個人，雄赳赳的全身披掛著閃閃發光的投槍、木棒和刀劍。跟在他們後面不遠，依次而來的有女人和兒童，母親們還背著嬰兒。顯然這是一次盛大的社交性集會。雖然酷暑難當，溫度在華氏93度（攝氏34度）左右徘徊，還是點起大堆篝火，婦女和兒童在火堆周圍圍成了一個圓圈。男人們在外圍又組成了一個圈；我以往就見過一群暴烈的大象這樣排列。面對這一人多勢眾的場面，我真不知道是高興好，還是擔心好。我環顧四周，尋找我們的工人和政府派的士兵——營地上卻沒有他們的蹤影！為表示友善，我把雪茄、火柴和別針分贈眾人。男人合唱隊開始唱歌，全是強勁有力的戰歌，倒也不算不和諧，同時開始搖擺雙腿。女人和兒童圍繞著火堆歡欣跳躍，男人們跳著舞向前進，揮動著武器，接著後退，然後伴隨著野性的歌唱、鼓聲和號角聲再趨步向前。
這是粗獷而富有刺激性的場面，沐浴在紅亮的火光和奇幻的月色之中。我的英國朋友和我也邁出步子，混雜在跳舞的人群中間。我揮舞起犀牛鞭，這是我僅有的武器，和他們一起跳起來。從他們紅光煥發的臉上，我看出他們是准許我們加入的。他們的熱情猛然倍增，男女老幼全都跺著腳，大唱大吼，汗如雨下。舞蹈和鼓聲的節奏漸漸加快起來。
在有這種音樂伴奏的舞蹈中，本地人很容易陷入名副其實的著魔狀態。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此。快到深夜11點鐘的時候，他們興奮得快要出格了，突然，整個局面變得十分奇特。跳舞的人們正在變成一群野人，我開始擔心該怎麼收場。我向首領做手勢，意指已到結束時刻，他和他的部落應該睡覺。但是他還要“再來一個”。
我記得，我的一個同鄉，薩拉辛的一位表哥，曾在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探險，在這類的舞蹈中曾經誤中投偏的長矛。所以，儘管首領請求延長，我還是把人招呼到一起，分發雪茄，並做出睡覺的手勢。接著，我發出威脅，揮舞犀牛鞭，但同時作出笑聲，又因為找不到更好的語言，使用瑞士德語衝他們大罵起來，說舞跳夠了，他們必須睡覺。我的憤怒在本地人看來顯然有幾分佯裝，但是看來卻發生了效用。人群又發出笑聲，蹦著跳著向四面八方散去，消失在黑夜之中。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還聽得見他們在遠處興高采烈的呼吼聲和擊鼓聲。寂靜終於來臨，我們也累得腰酸腿疼，立即入睡。
我們的徒步旅行在尼羅河畔的勒賈夫結束了。在這裡，我們把行李裝上一艘在勒賈夫停泊的蹼輪蒸汽輪船，水位太淺，停泊相當勉強。此時此刻，我強烈感受到了我所經歷的一切給我造成的精神負擔。千思萬緒在我腦海裡翻騰不已，我越來越清醒而痛苦地認識到，我消化新印象的能力已經快到了極限。要做的事，是重溫我的觀感和體驗，找出其內在的聯繫。凡是值得記錄的，我都作了記錄。
整個旅途中，我做的夢都頑固地遵循著忽略非洲的策略。這些夢單單展現了家鄉的情景；這樣看來，夢似乎旨在說明（姑且把這些潛意識過程人格化到這個程度），這次非洲之行不是真實的，而是症狀性、或者象徵性的行為。就連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也被嚴格地排除在我的夢之外。在整個探險過程中，我只夢見了一位黑人。他的面容我十分熟悉，但是我回憶了很長時間才能確定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他。最後終於想起來了，這是美國田納西州查塔努加的理髮師！一個美國黑人。我夢見他正拿著一把大得出奇的又熱又紅的燙髮火剪放在我頭上，要把我的頭髮理成短髮卷，也就是說，理成黑人頭髮。我甚至感到頭皮熱得發痛，結果給嚇醒了。
我認為這個夢是來自潛意識的警告，提醒我原始事物是一種危險。但那個時候，我明顯地接近於“踏上歸途”。我正患沙蠅熱，病症可能降低了我的精神抵禦能力。為了顯示黑人對我的威脅，我的潛意識引發了我對12年以前我在美國的黑人理髮師的回憶，以防備眼下的黑人。
我的夢景中這一番奇異行為正如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記錄的一種現象。戰場上的士兵夢見戰爭比夢見家園的場合少得多。軍隊精神病醫師認為有一條基本原理，即：如果士兵夢見太多的戰爭場面，就應該把他撤離前線，因為在那種情況下，他已不再具有反抗外界印象的心理機能。
與我捲入非洲的嚴酷環境情況相同，在我的夢境中，也成功地保存下來一條內部界限。夢境所及，全是我的私人問題。我從這一情況所能得出的結論是：我的歐洲人人格在任何環境下都必須保持完整。
令我驚奇的是，我漸漸猜測到，我這次非洲探險有一種秘密的目的，即逃避歐洲及其錯綜複雜的問題，甚至以留在非洲為代價；許多人在我之前是這麼辦的，而且，就在此刻，也有許多人正在這麼辦。這次旅行顯示出它本身很難算是對於原始心理的研究（“布吉舒心理考察隊”，縮寫是B. P. E. ，雜物箱上的黑色字母！），而是對於一個令人困惑問題的探討，即：在非洲的荒野之中，心理學家榮格會怎麼樣？雖然在知識方面我有研究歐洲人對原始條件的反應的意象，這個問題卻是我一向力求迴避的。我漸漸明確的是，這種研究與其說是一項客觀的科學項目，不如說是嚴格的個人性項目，任何深入研究的嘗試都觸動了我自己心理的每個可能存在的痛點。我曾不得不承認，促使我決定旅行的幾乎不是溫勃利展覽會，而是歐洲的氣氛對我來說太過沉重這一事實。
我就是在這種思緒中沿尼羅河順流而下，向北、向歐洲，向著未來奔赴的。航行到喀土穆結束，再往北就是埃及了。這樣，我就實現了我的願望和計劃：不是從西面，不是從歐洲和希臘方面，而是從南面，從尼羅河河源地接近又一文化地域。我對埃及文化中複雜的亞洲因素的興趣不如對含米特人對它的貢獻的興趣大。沿著尼羅河的地理流向，亦即時間的前進，我在這一點上有所發現。在這方面，我最重大的啟發是在艾爾貢人中間發現了霍盧斯原理。那整個的情節，其全部含義，在我於埃及南大門見到阿布·辛貝爾神廟的犬面狒狒雕像時，又驟然浮現腦際。
霍盧斯神話是關於神性光明新生的古老故事。這個神話必定是在人類文化，亦即意識，首次把人從史前時代的黑暗中解放出來之後開始世代相傳的。因而，從非洲的心臟向埃及的旅行，對於我來說，就變成了一種有關光明的誕生的戲劇。這一戲劇是和我、和我的心理密切相聯的。我理解了這一點，但又覺得沒有能力以文字詳細闡述。旅行之前，我不知道非洲會給我何種饋贈，但是令人滿意的回答、填充空白的經驗，就在這裡。對於我來說，這要比任何民族學的成果，任何武器、陶器或者獵獲物的收藏更有價值。我曾想要知道非洲會對我發生什麼影響，我如願以償。
印度
133 從印度返回之後，榮格在《亞洲》雜誌（紐約，1939年1月和2月號）上撰文兩篇：《印度的夢幻世界》和《印度能教給我們什麼》。兩文收入《轉變中的文明》。——原注
1938年，我的印度之行，並不是我自己計劃安排的。決定是在應印度的英國政府邀請參加加爾各答大學建校二十五週年紀念活動時作出的。
在那以前，我讀過有關印度哲學和宗教史的許多書籍，對東方智慧的價值深信不疑。但是，為了得出我自己的結論，我必須旅行，而我自己卻還像消毒瓶中的人體標本一樣。印度對我發生的作用，像一個夢一樣，因為我依然還在尋求自我，尋求對我自己來說是特有的真實。
當時我正忙於精細研究煉丹術哲學，這次旅行算得上是其中的一個插曲。我對此項研究極為熱衷，所以我攜帶了1602年版的《煉丹術大全》，其中包含了格拉爾都斯·多爾奈烏斯的重要著述。在旅途中，我從頭到尾研讀了這部著作。因此，屬於歐洲思想根基層次的這份材料，經常與我對歐洲以外思維方式和文化印象取得平衡。兩者都源於對潛意識的原本精神經驗，因而產生了同樣的、類似的，或至少是可比擬的頓悟。
印度讓我首次體驗到了一種生疏的、有高度差異的文化。統領我中部非洲之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因素，文化並沒占主導地位。至於北非，我在那裡曾有機會和一位有能力用語言表述他們文化的人談話。而在印度，我則有機會和印度思想的代表人物談話，並把印度思想方式和歐洲思想方式加以比較。我曾和邁索爾的馬哈拉賈的宗教師S.蘇勃拉馬尼雅·伊埃爾多次談話，我是他的客人；也和其他許多人說過，可惜沒有記住他們的姓名。另一方面，我竭力避免了一切的所謂“聖人”。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必須滿足自己的真實，不從他人那裡接受我自己不能獨立取得的東西。我如果嘗試向聖人學習，接受他們的真理，我便覺得那無異於盜竊。即使在歐洲，我也不能借用東方學說，我必須從我自身形成我的生命，從我的內在存在告知我的，或者自然帶給我的一切來形成我的生命。
在印度，我主要關注的是惡的心理性質問題。這個問題構成了印度精神生活一部分的方式，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又以一種新的角度來看待它。在和一位有教養的中國人的談話中，我對這一事實的印象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加強，即：這些人善於在不“丟臉”的情況下把所謂的“惡”同化。在西方，我們做不到這一點。對於東方人來說，品德問題看來並不像對於我們那樣佔有首要地位。對於東方人來說，善與惡包含在自然之中，意義深遠，而且，在不同的程度上，就是同一事物。
我看到，印度的神性所包含的惡與善一樣多。基督徒追求善而屈服於惡；印度人覺得超脫了善與惡，並且力求通過沉思或瑜伽來實現這個境界。我的反駁見解是，如果承認這種態度，那麼，無論善還是惡，都不會具有真正的界線，而這就造成了某種淤滯。人們並不確實相信惡，也不真正相信善。因而，善與惡最多被視為我的善或者我的惡，被視為任何在我看來是善或者惡的事物；這一情況向我們提出的論據是既奇異又真實：印度的神性缺乏善惡觀，或者因為矛盾負擔太重而需要超脫，即脫離對立物，脫離萬事。
印度人的目標不是道德的完善，而是超脫的境界。他希望脫離自然。為此目的，他在沉思中尋求無形與空的境界。而另一方面，我則希望堅持活生生地觀察自然與精神形象的境界。我既不想脫離人，也不想脫離我自己和自然；因為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是最偉大的奇跡。自然，即精神與生命，在我看來就像是毫不隱蔽的神性；捨此我還有什麼欲求？對我來說，存在的最高意義就在於它的存在，而不在於它不存在或不復存在。
對於我來說，不存在不顧一切代價的超脫。我不能夠超脫我所不具備、我沒有做過或經驗過的一切。對我來說，真正的超脫實現之日，正是我做完我能完成的一切、我全心全意獻身某事、並且最大限度地參與某事之時。如果我半途而廢，實際上我就是肢解了我的精神的相應的部分。當然，如果我不能投入某種經驗，那大概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那樣一來，我就要被迫承認我缺乏能力，而且必須明白我很可能忽略了完成某種具有重大意義的事。這樣，由於我明確承認我能力不足，我就補償了缺乏積極行動的理由。
一個人如果沒有走過他的情慾的煉獄，就等於從來沒有戰勝這些情慾。因而，情慾就寓於近鄰，任何時候，一場大火都可能從中竄出，殃及這個人的房屋。任何時候，如果我們放任、棄置、忘記過多的東西，那麼，我們所忽略的這一切時時刻刻都可能更為猛烈地捲土重來。
在康納拉克（奧裡薩邦），我遇到了一位梵學學者，他彬彬有禮地提出要陪我去參觀一座神廟和大神系列。有一座塔，從塔基到塔頂全部佈滿了做工精細的淫猥雕刻。對於這個奇異特殊的事實我們談論了很久，他解釋說這是達到心靈淨化的一種手段。我表示反對，指了指一群青年農民，他們艷羨這些交合表演，停步不前，看得瞠目結舌。我說，這些青年男子此時此刻未必感受到什麼淨化，更可能的是腦子裡充塞了種種性慾聯想。他回答道：“但是，關鍵不在這裡。如果他們不完成他們的羯磨，又怎麼能夠受到淨化呢？這些明明白白的淫猥形象的目的正是喚醒人們認識自己的法，不然這些潛意識的小伙子們會把法忘記的。”
我認為，談論青年男人像非發情期的動物那樣忘記他們的性慾，是一個奇特的見解。可是，這位聖賢卻堅持認為青年男子像動物一樣是潛意識的，的確需要及時的告誡。他還說，為此目的，他們步入殿內以前，外面的裝飾就提醒他們想著法；如果他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法而完成了羯磨，他們就不能受到淨化。
我們進入神廟殿門時，我的同伴指著兩名“女引誘者”，那是兩個舞女的雕像，都顯示誘惑性的臀部曲線，微笑著迎接每一位來訪者。他說：“你看見這兩個舞女了吧？她們的含義也是一樣的。當然，這不適用於像你我這樣的人，因為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的意識，這類事是不在話下的。但是，對這些農民小伙子們，這是一種不可缺少的教育和告誡。”
我們離開大殿之後沿一條林伽小巷走時，他突然說：“你瞧見這些石頭了嗎？你明白它們的意義嗎？我要告訴你一個重大秘密。”我感到奇怪，因為我想，每個兒童都看得出來這些石雕的陰莖形象。但是他極為嚴肅地湊到我的耳根輕聲說：“這些石頭是男人的陰部。”我原以為他會告訴我這些石雕指的是濕婆。我驚愕地望著他，但是他只是傲然地點點頭，好像是說：“是啊，就是如此。就憑你們歐洲人那種無知，你是斷然想不出這個道理的。”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海因裡希
·齊默爾，他興致勃勃地驚叫：“我到底聽到了關於印度的真實情況，也算換個口味啦！”
我參觀佛講經的桑奇佛塔時候，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情緒波動；每當我遇到我還意識不到其意義的一件事、一個人或者一個思想時，這種波動就會湧現。這些佛塔建築在一座小石山上，走過一條鋪在綠草地中間的、令人喜愛的大石階的小路，就可以到達山的頂峰。佛塔都是陵墓或者聖器儲存所，半圓形，像兩個大碗倒扣疊落在一起，就像釋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經》中的描述那樣。英國人以最崇敬的精神完成了修復工作。這些建築物中最高大的一個有圍牆環繞，圍牆有四個精緻的門。走進一座門後向左拐，再踏上一條順時針方向的環佛塔的圓道，佛像就在四個方位基點處矗立。走完一圈之後，就進入方向一樣的更高的第二圈。展現眼前的平原遠景，佛塔本身，廟宇的廢墟，這片聖地的孤寂寧靜等等令我神迷。我離開了夥伴，沉湎在這個地方的主導氣氛之中。
片刻之後，我聽見有節奏的鑼聲由遠及近。一批日本朝聖者列隊上來，一個跟著一個，每個人都敲一面小鑼。他們奏出古老的“蓮花裡的珍珠，神啊！”禱詞的節奏，鑼點正好敲在“神啊！”一詞上。在佛塔外，他們低低鞠躬，然後入門。進門之後，又在佛像前鞠躬，伴隨著合唱般的聖歌。他們走完了兩周圓道，在每尊佛像面前唱出一曲頌歌。我注視著他們，我的神思和靈魂也和他們在一起，在沉默中不由得對他們深感謝意，他們的到來奇跡般地抒發了我那無以言表的情感。
我強烈的激動心情表明，對我來說，桑奇山是某種中心。佛教的一個新的側面在那裡向我展現出來。我捕捉到了作為自性現實的佛的生命，自性展現出來，希求有人格的生命。對於佛來說，自性是高於一切神的，自性是一個統一的世界，代表了人類經驗的整體和世界的本質。自性包含了固有存在方面及其可知性方面這二者，捨此世界就不存在。佛見到並且把握了人類意識的宇宙開闢性尊嚴；因此，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人熄滅了這種光明，世界就沉淪於無。叔本華的偉大成就在於他也承認了這一點，或者在於他能自己重新發現了這一點。
基督像佛一樣，也是自性的體現，不過含義完全不同。兩者都旨在征服現世：佛是出自理性的頓悟，而基督則是命裡早已注定的犧牲者。在基督教中，痛苦更多，而在佛教中，則所見所做的更多。兩種途徑都正確，但是印度人認為佛是更為完善的人。他是一種歷史性的人格，因此易於為人理解。而基督既是歷史的人，又是神，因此，理解起來就困難得多。究其根底，甚至對於他自己他都不是易解的，他只知道他必須犧牲自己，而且這一途徑是從內心施加於他的。他的犧牲像一種命運的行為一樣發生在他身上。佛則享盡天年，壽終而大行歸西，而基督作為基督進行的活動，則大約不多於一年。
後來，佛教和基督教一樣，經歷了變遷：佛變成了自性發展的形象，變成了人所效仿的楷模。他自己實際上也教導說，通過跳出輪迴，每個人都可以徹悟，可以變成佛。同樣，在基督教中，基督是一個榜樣，是每個基督教徒的完整人格，寓於他心中。但是，歷史的潮流導向傚法基督，個人並不選取自己的通向完整的道路，而只是力圖模仿基督所走的道路。在東方，同樣，歷史潮流導向對佛的虔誠模仿。佛應成為模仿的楷模一事本身就是對他的觀念的一種削弱，正如對基督的效仿是基督思想演變中命定的停滯先兆一樣。正如佛因為他的頓悟而比婆羅門諸神先進一樣，基督也對猶太人呼籲：“你們是神。”（《約翰福音》）但是，人們沒有能夠理解他的所指。所以，我們發現，所謂的基督教西方，不僅沒有創造一個新世界，反而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消滅我們所具有的世界的可能性134。
134 關於傚法基督問題，參見《心理學與煉丹術》第一部。
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貝納勒斯和加爾各答授予我三個名譽博士頭銜，三個城市代表了伊斯蘭教、印度教和英屬印度的醫學和科學界。這當然很好，但稍顯過分，我所需要的是休閒。我住醫院十天，因而得到了休閒：後來在加爾各答我患痢疾病倒。在有如洶湧大海般的印象之中，這是一個安然舒適的島嶼；我找到了一個可以立足之地，以靜觀萬事及其令人愕然的雜沓喧囂。
返回旅館之際，我的健康狀況尚屬勉強，我做了一個十分奇特的夢，記述如下。我和我的一大批蘇黎世友人和熟人來到一個不知名的海島，大概是在英格蘭南部外海上吧。島嶼很小，幾乎無人居住。島嶼狹窄，是約二十英里長的一小片土地，南北走向。島嶼南端沿岸上有一座中世紀城堡。我們這一組觀光者站在它的庭院中間。我們面前高高豎起一座堂皇的樓塔，透過大門可見石階梯。我們設法細看，只能望見石階上有一個圓柱廳室。廳室有微弱燭光照明。我明白了，這是聖盃城堡，而且當晚要舉行那“聖盃慶典”。這條消息顯得具有某種神秘性質，因為我們當中的一位酷似毛姆森的德國教授對此一無所知。我和他興致勃勃地談過話，對於他的學識和有光澤的智慧印象頗深。但是有一件事令我惶惑：他經常談論死亡的過去，並且旁徵博引地講述英國與聖盃故事及法國淵源的關係問題。顯然他沒有認識到這個傳說的意義及其活生生的體現，而我卻強烈地意識到了這兩個方面。還有，他似乎沒有認清我們的直接的現實環境，因為他那姿態好像是在教室裡對著學生講課。我想請他注意環境的特殊性，但純屬徒勞。他沒有看見階梯，或者廳室裡的喜慶光輝。
我環顧四周，有點束手無策，這才發現我正站在一座很高的城堡的牆旁邊。牆的下半部佈滿了裝飾的格子，不是普通木頭的，而是黑鐵的，還精巧地鑄成了葡萄籐，有葉子、捲鬚和葡萄串，十分逼真。在橫枝上，中間有六英尺空白，上面有很小的房屋，也是鐵製，像鳥籠一樣。突然，我看見葉子抖動起來；起初，像是老鼠的走動，但我立即又清晰見到一個鐵製有蹄的小精靈從一間小屋鑽進另一間。我很詫異，對教授說：“喂，你看那個，你……。”
就在此刻，景象中斷，夢境驟變。我們，還是原來一批人，但是少了教授，到了城堡之外，置身於一片沒有樹木的、光禿岩石景色之中。我知道還有事，因為聖盃還不在城堡中，當晚還要舉行慶典。據說聖盃在海島北端，藏在一座無人居住的小屋之中，那是那裡惟一的房子。我們之中有六人動身前往，徒步北上。
我們長途跋涉幾個小時之後，到了海島最狹窄的部分，我發現原來海島由一道海水一分為二。海峽最窄處，海水只有約一百碼寬。太陽已經落山，夜已降臨。我們疲憊不堪，就地宿營。這一地區荒無人跡，一片蕭瑟，極目遠望，沒有大樹，沒有灌木，只有草叢和岩石。沒有橋，也沒有船。天氣很冷，我的同伴都已連連入睡。我思索著怎麼辦，結論是我必須一個人游泳穿過海峽去取聖盃。我脫去了外衣。這時候我醒了。
這種本質上是歐洲人的夢境出現的當時，我還幾乎沒有擺脫強烈深廣的印度印象。大約十年前，我就已經發現，在英格蘭的許多地區，聖盃神話還是一種活生生的事實，儘管對於這個傳統故事已經積累了許多學術研究成果。在我理解這個詩意的神話和煉丹術對於這惟一真實、惟一妙方、惟一石頭的論述兩者之間的相符情況之後，這個事實給我的印象愈加真切。白晝所遺忘的神話黑夜繼續敘述，被意識貶低成平庸和可笑瑣屑之物的強大形象重又受到詩人的承認，又在預言中復活；因此，這些形體也能夠“變換形式”，受到善於思考的人的承認。過去的偉大形象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已經消亡；它們只是變換了名稱而已。“小而輕，力無窮”，隱身的卡比爾進入了新屋。
這個夢猛烈地掃除了我對印度的強烈印象，又把我推回到了長時間受到忽略的對西方的關注。而這種關注在以往表現為對於聖盃的求索和對哲人之石的探尋。我被從印度世界中拖出，並受到了提示：印度不是我的研究任務，而只是推動我達到我的目標的一部分途徑而已，但顯然是一條重要的途徑。這個夢似乎在問我：“你想要在印度做什麼？還是為了你自己、為了你的同伴尋求救世主吧，這是你的急需。你的狀況岌岌可危，你正面臨毀壞千百年來所建樹的一切的直接危險。”
錫蘭135 ，我旅行的最後一段，給我的印象不同於印度。它已經具有某種南海風情，有幾分像天堂，人們在此莫不流連忘返。科倫坡是一個忙碌的國際港口，每天五六點鐘之間，萬里無雲的天空總要驟然下一場傾盆大雨。我們很快離開該城，深入丘陵的內地。古老的皇城康堤裹在一層薄霧之中，低溫潮濕的氣候促使花草樹木生長繁茂。佛牙寺雖小，卻散發出一種特殊的魅力。我在寺中藏經室中逗留了相當長的時間，與僧人談話，觀瞻刻在銀葉上的佛經。
135 即斯里蘭卡。
在這裡，我目睹了一次難以忘懷的晚禱。青年男女把大堆大堆的茉莉花撒在祭壇前面，同時輕聲吟唱。我想他們是在向佛祈禱，但是陪同我的僧人解釋說，“不是，佛已經不在了，佛已圓寂，我們不能再對他祈禱。他們的唱詞是：‘今生像美麗的花一樣短暫。願提婆同我共享這一奉獻的福祉。”
儀式的引子是一小時的擊鼓，在印度寺廟中所說的侍候廳進行。鼓手有五位，方形大廳四角每角站立一位，第五位，一個青年男子，站在中間。他獨奏，是一個十分端莊的鼓手。他上身赤裸，深褐色的軀體閃閃發光，佩戴著紅花圈，穿著白色長裙，紮著白頭巾，雙臂上有閃光的鐲子。他邁步走向金佛，背著雙面鼓去“獻樂”。他以軀體和手臂的優美動作，獨自敲鼓，鼓音音調奇特，但在藝術上卻很完美。我觀看他的後背，他站在擺滿小油燈的門前。鼓聲是腹部和後腹的古老語言，腹部不是“祈禱”，而是促發思緒流露。因此不是對不存在的佛的崇拜，而是已被喚醒的人所完成的自我救度的許多行為之一。
初春季節，我踏上了回國的旅途，腦海裡各種印象過多過盛，不想下船去孟買觀光，而埋頭閱讀拉丁文版煉丹術著作。但是，印度並非沒有給我留下印記；印度所留下的路徑，從一種無限引向了另外一種無限。
拉文納和羅馬
甚至在1913年我第一次訪問拉文納的時候，加拉·普拉希達的陵墓在我看來就很有意義，非常引人入勝。20年後，第二次參觀時，我的感受依然如故。在加拉·普拉希達陵墓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一種奇異的情緒，內心又一次受到震動。我是和一位熟人去的，我仍然從陵墓直接進入了正教洗禮室。
在這裡，首先給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室內瀰漫的柔和的藍光；不過，我對此不覺得奇異。我不想說明光源何在，這種沒有明顯光源的奇幻光線沒有令我感到詫異。我之所以感覺驚奇，是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參觀時所見到的窗戶現在換成了四幅很大的彩色玻璃鑲嵌畫，極為優美，但是，看來我已完全忘記了這些畫。我發覺自己記憶力很不可靠，感到氣餒。南面窗上的鑲嵌畫表現了約旦河的洗禮式；北面窗上的第二幅，是以色列的孩子們渡過紅海。東面窗上的第三幅，在記憶中很快模糊了。很可能是納曼在約旦正被洗去麻風病；我的藏書中有一本梅裡安古版《聖經》，書中有一幅同一題材插畫，很像這幅鑲嵌畫。洗禮室西窗上的第四幅鑲嵌畫給人印象最深。我們是最後觀賞這一幅的，內容是基督向沉沒於波浪之中的彼得伸出一隻手。我們在畫前佇立至少20分鐘，討論洗禮的原有儀式，特別是它奇異的古老觀念：其起源與死亡的真正危險有關。這種習俗常與滅頂之災有聯繫，因而用以表示有關死與再生的原型意象觀念。洗禮原本是名副其實的水中沒頂，至少暗示出淹死的危險。
我對彼得落水鑲嵌畫的記憶最為真切，而且每個細節至今還歷歷在目：藍色的海水，片片的鑲嵌玻璃，彼得和基督嘴裡吐出的對話，當時，我曾試圖探索話的意義。離開洗禮廳之後，我立即去阿里納裡去買這些鑲嵌畫的照片，可是沒有找到。時間很緊，因為參觀短暫，我只好把採買一事推後。我想可以從蘇黎世訂購。
回家之後，我托一位去拉文納的熟人代購。他沒有能夠找到，因為他發現我所描述的鑲嵌畫並不存在。
在此期間，我在一次討論會上談論了洗禮的淵源概念，並藉機提到在正教洗禮所見到的鑲嵌畫136。 這些畫我至今記憶猶新。和我一起去過那裡的女士從來就不相信她“親眼見過的”東西竟不存在。
136 1932年坦特拉瑜伽討論會。
我們都知道，要確定兩個人是否、在什麼程度上同時見過同一事物是非常困難的。然而，在這件事上，我可以肯定說我和她都看到的主要輪廓至少是一樣的。
在拉文納的感受是我一生中最奇幻的經歷之一。幾乎無法索解。在關於加拉·普拉希達皇后（公元450年逝世）故事中的一個情節或許可以提供一些線索。有一次，在極惡劣的天氣中，她在嚴冬暴風雪中從拜占庭前往拉文納，她發誓，如果她能夠平安抵達，她就建造一座教堂，畫出海上的驚險。她沒有忘記誓言，在拉文納建造了聖喬萬尼教堂，並且用鑲嵌畫加以裝飾。在中世紀早期，聖喬萬尼教堂及其鑲嵌畫被大火燒燬；但是，在米蘭的安勃羅西安納教堂仍然可以看到表現加拉·普拉希達乘船的草圖。
從我第一次參觀起，我個人就一直受到加拉·普拉希達形象的感染，而且感歎她這樣一位有教養、有條不紊的婦女怎麼能夠在一個野蠻成性的王儲身邊生活。她的陵墓，在我看來，是一份最後的遺產，我從中能夠窺見她的人格。她的命運和她整個的存在，對我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從她的強勁性格看，她就是我的女性意向的恰當體現137。
137 榮格把這一幻景解釋為通過潛意識達到暫時性新創造，來源於他對原型意象起源的觀念。這一具體顯現的直接原因，在他看來，在於他的女性意向對加拉·普拉希達的投射。——原注
一個男人的女性意向具有強烈的歷史性。作為潛意識的人格化，它可返歸到史前史，並且體現出過去的內容。它向個人提供了他應該知道的關於史前史的那些因素。對於個人來說，女性意向就是過去存在過、至今仍然存在於他身上的全部生命。把自己與它相比，我總覺得我自己像一個沒有歷史的野蠻人一樣，像一個從無中跳躍而出的造物，既無過去，也無將來。
在我和女性意向的交流過程中，我的確已經與我所見到的在鑲嵌畫中表現出來的那些危險有過一次小接觸。我已經接近於滅頂之災。我遇到了彼得的境遇，他曾呼救，並且被耶穌拯救。法老大軍的命運也可能曾是我的命運。像彼得，也像納曼一樣，我沒有受到傷害，各種潛意識內容的整合為我的人格完備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個人把以往潛意識的內含與意識整合之時，他心中所發生的事是幾乎無法用語言描述的，只能體驗。這是一種無須討論的主觀境界；我們對我們自己、對我們自己的行為方式有一種特殊的感覺，這一事實不能夠懷疑，懷疑也沒有意義。同樣，我們對於他人也懷有一種特定的感覺，這也是一個不容懷疑的事實。就我們所知，能夠消除全部這些印象和見解之間差異的更高權威是不存在的。作為這種整合的結果的變化是否會發生，變化是什麼性質，仍然是一個主觀信仰的問題。所以，這個事實不能用科學辦法來檢驗，因此，在正規的世界中沒有地位。然而，這依然是一個在實際中非常重要、後果繁多的事實。無論如何，現實主義的心理治療醫生和對心理治療感興趣的心理學家都不能忽略這種事實。
我在拉文納洗禮所經歷過這番感受之後，確實理解了有些內在的事物看起來是外在的，而某些外在事物也可能是內在的。洗禮所的真正的圍牆，我的肉眼肯定已經看到，但是又被某種完全不同的形象所遮蔽，而這一形象是和沒有變化的洗禮聖水盆一樣完全真實的。但在那一瞬間，哪一個是真實的呢？
我的情況並非惟一隻有此類情形。但是，如果一個人遇到了這種情形，就不由自主地認真對待——比對待聽到或讀到的情況更認真。一般說來，對於這類的傳聞軼事，人們都馬上會想到與該神秘遭遇有不解之緣的形形色色的解釋。我所得出的結論是，在我們確立有關潛意識的任何理論之前，我們需要對潛意識經歷許多許多的感受。
我畢生旅行不多。我一直想前往羅馬，但是，我覺得我的確不配享有這座城市可能給予我的印象。龐培城就已經足夠，它的印象已經幾乎超過了我的接受能力。我是在通過1910～1912年的研究獲得對古典古代心理學的某些見地之後才前去龐培的。1912年，我乘船從熱那亞前往那不勒斯。船隻接近羅馬所在緯度時，我站在船欄旁。羅馬城就坐落在那裡，這是古代文化的傳播中心，包容在基督教世紀和西方中世紀的錯綜根基之中，如今依然煙光繚繞。古典古代世界的輝煌燦爛和殘酷無情依然存在。
我一向欽佩那些本來可以去比如巴黎或倫敦但卻去了羅馬的人。當然，羅馬和其他類似的古城可以從美學上領略一番，但是，如果那裡依然瀰漫的靈魂在你每走一步都要影響你至深的存在，如果一堵牆或者一根柱子的殘軀都以一種立即可以辨別的面目凝望著你，那就完全另當別論了。甚至在龐培，以往從未見到過的景象也會展現出來，出乎意料的事物也變得有意識，問題也會被提出，而這些問題卻是我所無能為力加以解決的。
在我的垂暮之年，1949年，我想要補上這一課，但是在買票時突然昏倒。此後，前往羅馬的種種計劃，便被一勞永逸地束之高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