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應看作榮格就弗洛伊德所寫過的許多文章的補充。這些文章的最重要者已收入《弗洛伊德與心理分析》。另外參見《性格與人格》（1932）第48－55頁的《在其歷史背景中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巴塞爾主日新聞報》（1939年10月1日）中的《悼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文。
我成了一個心理療法學家，踏上了探索自己的智力發展的道路。我十分天真地開始從外部和臨床角度上觀察精神病患者並因而發現了帶有顯著特色的心理過程。儘管絲毫不明白它們的內容，我還是把這些事情記錄了下來並加以分類；這些事情人們認為已進行過充分分析與評價，因而便被認為是“病理學上的”而置之不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興趣日趨集中於我體驗到了有某種我可以理解的東西的病例裡，也就是妄想狂症、狂郁性精神病及心理發生性精神障礙。我自開始執精神治療業後，便研讀了布魯厄、弗洛伊德及皮埃爾·雅內的著作，這些著作給了我極大的啟迪與教益。但最重要的是，我發現弗洛伊德對夢進行分析與闡釋的技巧在精神分裂症的各種表達形式方面使人大開眼界。早在1900年，我便讀了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54。那時候，這本書我讀過後便放到了一邊，因為我仍然無法把握它。在我二十五歲之時，我仍然缺乏足以欣賞弗洛伊德的理論的經歷。直到後來我才有了這種經歷。1903年，我再次撿起《夢的解析》讀了起來，才發現它與我自己的想法殊途同歸。主要使我產生了興趣的是把受壓抑機制的概念應用到夢的方面，而這一概念則是從精神病人的心理導源出來的。這對於我是很重要的，因為在我們進行的詞語聯想測驗中經常遇到壓抑性機制。病人對某些激發性詞語所作出的反應，要麼根本不作出聯想性回答，要麼其反應時間來得不合適地慢。後來才發現，這種障礙每次發生，就在於所使用的激發性詞語觸到了一種心理上的創傷或矛盾衝突。在大多數情況下，病人對此並未意識到。當被問及這種障礙的原因時，他便往往以十分做作的方式來進行回答。我所讀的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向我表明，在這個地方，壓抑機制在起著作用，而我所觀察到的事實也與他的理論相一致。這樣，我便得以證實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論點了。
54 在他所寫的弗洛伊德的訃告（1939）裡，榮格稱這一作品是“劃時代的”和“也許是有史以來的最大膽之作，旨在把握作用於顯然堅實的經驗性基礎的潛意識心靈的種種不解之謎。對於那時我們這些年輕的精神病醫生來說，此書是……使人頓開茅塞的啟迪之源，而對我們那些年紀較大的同事來說，它卻是供人揶揄的對象。”——原注
但在受壓抑的內容方面，情形可就有所不同了。在這方面我無法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認為壓抑的原因是一種性方面的損傷。然而，根據我的實踐，我熟悉許多精神病方面的病例，在這些病例裡，性的問題只起到一種次要的作用，其他因素卻佔了突出的地位——比如說，社會適應性問題、生活中悲慘的事件所造成的壓迫感、聲譽的考慮等就佔有重要地位。後來，我把這些病例向弗洛伊德作了闡明，但他卻認為是性方面的原因而非這些因素才是起因。這使我覺得很不滿意。
最初，使弗洛伊德在我的生活中佔有一個適當的位置對我來說並非易事，也難於對他採取一種正確的態度。在我逐漸熟悉他的著作的時候，我正就我的學術生涯進行規劃並正要動手寫一篇論文以求得大學給我晉級。但弗洛伊德在當時的學術界卻無疑是個不受歡迎的人，因而與他發生任何的聯繫在學術界都只會有害而無益。“要人們”最多只是暗地裡提及他，在各種代表大會上，人們只是在過道的地方討論他，而在會議室裡人們卻三緘其口。因此，當我發現我的聯想測驗竟與弗洛伊德的理論一致時，我是根本不感到有什麼可高興的。
有一次，當我處身實驗室並再次咀嚼起這些問題時，魔鬼向我耳語道，把我的實驗結果和所得出的結論加以發表，但卻避免提及弗洛伊德，那將是合適的。因為說到底，早在我搞懂他的著作之前，我便已得出我的實驗結果了。但這時我又聽到了我的第二人格說話的聲音：“要是假作不知道弗洛伊德而幹這樣一種事情，那不過是一種詭計而已。你可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謊言之上啊！”聽到了這樣一句話，這個問題便解決了。從那時候起，我便變成了弗洛伊德的公開支持者並為他進行鬥爭。
在慕尼黑舉行的一次代表大會上，我第一次站出來為弗洛伊德進行辯護，因為一個與會者的發言論及到強迫觀念性精神病，但卻故意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聯繫這一事件，我為《慕尼黑醫學週報》寫了一篇文章55 ，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論作了評述，這一文章對於瞭解強迫觀念性精神病起了很大作用。因為這一文章，有兩個德國教授寫信警告我說，要是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邊並繼續為他辯護，便會使我的學術生涯處於危險之中。我覆信說道：“要是弗洛伊德所說的是真理，我就會站到他一邊。要是學術必須基於限制探索及取消真理這個前提，對於這種學術我將棄如敝屣。”我繼續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進行辯護。但基於我自己的發現，我仍然無法認為一切精神病均由性壓抑或性損害所造成。在某些病例中確是這樣，但在其他病例中卻不是。儘管這樣，弗洛伊德卻在調查研究方面開闢了一條新徑，而對此震驚的人反對他的一片叫嚷當時在我看來實在覺得荒唐56。
55 文章的英譯題目為“弗洛伊德的有關癔病的理論：答阿查芬堡”，收入《弗洛伊德與心理分析》一書。——原注
56 1906年，榮格給弗洛伊德寄去了《診斷性聯想研究》後，兩人之間的通訊隨之開始並保持到1913年。1907年，榮格給弗洛伊德寄去其《早發性癡呆心理學》一書——原注
我在《早發性癡呆心理學》中所表達的看法沒有得到多少人的贊同。實際上，我的同事還對我加以嘲諷。但通過這本書，我卻得以逐漸認識弗洛伊德。他邀請我去探訪他，而我們於1907年終於在維也納進行第一次見面。我們是在下午一點鐘時見面的，然後實際上便一口氣進行了十三個小時的交談。弗洛伊德是我所遇見過的第一個確實重要的人；在我那時的經歷中，沒有任何別的一個人可以與他相比。他的態度中根本沒有一點兒淺薄的東西。我發現他極為聰明、機敏和卓爾不群。然而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卻一直有點不明確；我無法清楚地把他的印象寫出來。
他所談到的有關性的理論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話卻無法消除我的猶豫與懷疑。我有好幾次盡力把我的保留性意見提了出來，但每次他都把我的看法歸因於我缺乏經驗。弗洛伊德是對的，在這個時期，我確實還未擁有足夠的經驗以支持我的反對性意見。我可以理解，無論從個人方面還是在哲學方面，他那有關性的理論對他來說是極為重要的。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我無法確定對性加以這樣的強調與他主觀的偏見的聯繫究竟到了何種程度，它基之於有據可查的經驗又到底到了何種程度。
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對精神的態度在我看來卻是大可懷疑的。無論在一個人身上或在一件藝術品上，只要顯現出靈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義上），他便對之加以懷疑，並拐彎抹角地認為這是受壓抑性慾的表現。任何無法直接從性慾方面來加以闡釋的，他便轉而認為是“精神性性慾”。我表示不同意，這種假設，要是按其邏輯推論下去，便會導致作出文化寂滅的判斷。文化因而便顯得只是一種鬧劇，只是受壓抑的性慾的病態的結果。“對呀，”他表示同意說，“情形就是這樣，而這正是一種厄運，對此我們無力與之抗爭。”我對此根本不想加以同意，或就此罷休，但是我仍然感到無法與他爭個水落石出。
在這第一次會面裡，出現了某種別的對我有意義的東西。這與只是在我們的友誼結束後我才能想出來並對之理解的事情有關。弗洛伊德已在情感上非同小可地深陷進了他那有關性的理論去了，這是不會有錯的。當他提到它時，他的聲調便變得急迫起來，甚至幾乎達到焦急的程度，而他那正常的批判性和懷疑性的一切跡象也就隨之不見了。這時他臉上便會現出一種奇怪的、深受感動的表情，這到底是什麼原因我可就無從知道了。我有一種強烈的直覺，覺得性慾對於他來說已變成了一種神秘之物。三年後（1910年）我們再次在維也納進行的一次談話證實了這一點。
我仍然能夠生動地回想起弗洛伊德是怎麼跟我說的：“親愛的榮格，請您答應我永遠不放棄性慾的理論。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們得使它成為一種教條，一座不可動搖的堡壘。”他感情激動地跟我說這番話，語氣就跟一位父親的口氣那樣：“親愛的孩子，請答應我這一件事，每個星期天您一定上教堂去。”我有點吃驚，禁不住問他道：“一個堡壘——防衛的是什麼呢？”對此他回答道：“防的是爛泥沼的黑潮。”說到這裡，他猶豫了一會兒，然後補了句“關於神秘主義的”。首先使我感到震驚的是“堡壘”和“教條”這兩個字眼兒；因為教條，也就是說，一種不准批駁就加以相信的東西，其設立的目的只是為了一勞永逸地壓制各種懷疑。但這卻與科學的判斷再也沒有任何關係，而只與個人的衝動有關係。
這就是插進了我們的友誼的心臟裡的東西。我知道自己絕不可能接受這樣一種態度。弗洛伊德所說的“神秘主義”的含義，實際上是哲學與宗教，其中包括當代正在興起的靈學，在精神方面所已瞭解的一切。對我來說，性慾的理論實在玄得很，也就是說，也像許多其他推測性的觀點那樣是一種未加證明的假設。正如我所知道的，一種科學真理可以是一種假設，在一個時期內存在是可以的，但卻不應當作神物而永遠加以保留。
儘管我當時對此並不是清楚地理解了，但我卻在弗洛伊德身上觀察到了潛意識的宗教因素的大量湧現。很明顯，他是要我幫助他建立起一道防衛這些威脅性的潛意識的內容的堤壩。
這次談話留給我的印象使我更加思想混亂，直到此時我仍不認為性慾是人們所必須遵奉的一種靠不住而又會使人陷入危境之中的觀念。顯然，性慾對弗洛伊德來說，其含義要多於對於其他人。對他來說，這是某種要以宗教般的虔誠來對之加以觀察的東西。面對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來說一個人就只好三緘其口了。我支支吾吾地好幾次想說說話，但卻欲言又止，不久，我們的談話便結束了。
我既迷惑不解而又尷尬狼狽。我覺得，我已經有機會一瞥那個未知的新王國，那裡的各種新思想紛紛向我湧來。有一件事很清楚：以往一直對其不敬神性大加利用的弗洛伊德，現在卻創造了一種教條；或更確切地說，他失去了一個好妒忌的上帝，在本該是上帝的地方他卻代之以另一個咄咄逼人的形象，即性的形象。比起原先的形象來，這個形象也同樣固執、苛刻、盛氣凌人、險惡和道德上自相矛盾。正像精神上更強大的人被冠之以“神聖的”或“惡魔的”這樣的形容詞一樣，“性本能”便取代了一個躲藏著的或隱蔽了起來的神的作用。對於弗洛伊德來說，這樣一種轉換的好處顯然在於使他能夠把這一精神上的新原則看作在科學上是無懈可擊的及可消除一切宗教性色彩。然而，在根底處，這種神秘性，亦即兩種在合理性上無法互相比較的對立物——耶和華和性慾——的心理特質，卻依然是相同的。改變了的只是名稱而已，當然了，隨著這種改變，觀點也隨之改變了：那失去的神現在得在下界而不是在天上去尋求了。但是，極而言之，對於一會兒叫這個名字，一會兒又叫另一個名字的更強大的力來說，這又能有什麼差別呢？要是心理學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有具體的物體，那其中一個便會被另一個所毀滅和取代。但在實際上，也就是說在心理體驗上，卻絲毫沒有什麼是較不緊迫的、較不焦慮的、較不強迫性的等等。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即如何去擺脫或克服我們的焦慮、昧心、內疚、衝動、潛意識和本能性。我們要是無法從光明的、理想主義式的方面來作到這一點，那我們從黑暗的、生物學方面來尋求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也許希望更大。
像火突然熊熊燃燒起來一樣，這些想法在我腦海裡猛地一閃而過。過了一些時候，當我回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時，它們便顯現出了其意義。最主要是，他的性格中被一種特色吸引住了：他的痛苦。在我們第一次見面它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卻一直無法加以解釋，直到我把它與他對待性慾的態度聯繫起來看時才恍然大悟。對於弗洛伊德來說，儘管性慾無疑是一種神秘之物，但他所用的術語和理論卻似乎只是把它看作一種生物學上的功能。他只是談及它時才帶有感情色彩，這時才會顯示出在他內心深處激盪並迴響著的種種深刻的成分。從根本上說，或至少在我看來是如此，他想要教導人們說，從內心處看，性慾包括了靈性並有著一種本質性的意義。但是他那具體主義化的術語卻過於狹隘，因而無法表達這種觀念。他給我的印象是，從本質上說，他所幹的是有悖他自己的目標和他本人的；因而畢竟沒有什麼比得上自己是自己的最大敵人的更大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種“誹謗的黑潮”的威脅——他盡力想屈從於這種黑潮但卻又做不到，這在他要比別人更甚。
弗洛伊德從不反躬自問何以他會不由自主地不停地談論性，何以他對這種觀念如此著迷。他一直未能認識到，他那“單調的闡釋”所表達的是一種對自身的逃避，或逃避他身上大概可以叫做神秘性的那另一個方面。只要他拒絕承認有這一方面，他就絕不可能跟自己妥協。他對於潛意識內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是盲目的，而且不知道從潛意識中產生的一切是有其頂端和底部，有內也有外的。在我們談及其外時——而這正是弗洛伊德所幹的——我們所考慮的實則只是一個整體的一半而已，結果便造成從潛意識中產生了一種反作用。
對於弗洛伊德的這種片面性，我們是無計可施的。也許他本人的某種內心體驗會使他睜開眼而明白過來；不過這時候他的智力便會把任何這樣的體驗歸之於“純性慾”或“心理性性慾”。他始終未能掙脫成為他所能認識到的那一個方面的犧牲品的境地，由於這種原因，我是把他看成一個悲劇性人物的；他是個偉人，此外又是一個被其惡魔所擺佈的人。
在維也納進行過第二次交談之後，我還瞭解了阿爾弗列·阿德勒的權力假說，我對這一假說直到目前還很少加以注意。像很多當兒子的人一樣，阿德勒所幹的，不是從其“父親”的言，而是從其行，來加以倣傚。轉瞬之間，愛（厄洛斯57 ）和權力像鉛那樣沉重地壓在了我心上。弗洛伊德親自告訴過我說，他從未讀過尼采的著作；可以說，現在我卻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看作是向理智的歷史的一種巧妙的靠攏，是對尼采的權力原則的神化的補充。這個問題顯然得改寫為“弗洛伊德對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對阿德勒”了。因此，我覺得，這遠非是在精神病理學範疇內的一場國內之爭了。我突然恍然大悟，覺得厄洛斯和權力驅動力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有似同一個父親的兩個意見相左的兒子，或像一個單一的促動性精神力量的兩種產物，這一精神力量用相對抗的形式以經驗性的方式來表現自己，一如正負電子那樣，其中厄洛斯為被動的一方，權力驅動力則為主動的一方，或反過來。厄洛斯對權力驅動力有很大要求，而後者對前者亦然。沒有了另一個，哪裡還能有那一種驅動力呢？一方面，人屈從於驅動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圖駕馭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體如何屈從於這種驅動力，而阿德勒則表明了人又如何利用這種驅動力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客體之上。尼采由於無法支配自己的命運，便只好給自己創造一個“超人”。我的結論是，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的權力的影響，因而他實際上便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種教條的地步——像宗教的守護神那樣的永恆精靈。“查拉圖斯特拉”58 是一種福音的宣佈者，這已根本不是什麼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這裡也企圖超過教會並把一種理論神聖化。可以肯定的是，他這樣干時並不怎麼大吹大擂；相反，他倒懷疑我想成為一個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災難性的要求，但同時卻又把它放棄掉。人們對於神秘的東西，其行為往往就是這樣，而且有道理這樣做，因為它們一方面是真實的，另一方面卻又是不真實的。神秘的體驗可以與崇高和卑微同時並存。弗洛伊德要是對性慾是神秘的這種心理真實——既有神性又有邪惡性——稍為多加考慮，他就不會始終被束縛在生物學觀念的範疇了。而尼采要是較為牢固地站在人類的生存基礎上，他也就不會因理智的過火而走上極端了。
57 希臘神話中的愛神。
58 查拉圖斯特拉是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中的人物。
什麼地方有神秘的體驗使精神處於猛烈震盪，那裡就會有支撐一個人的重量的繩子可能斷掉的危險。這種情況要是發生，有人會掉進絕對肯定的狀態，同樣也會有人落入絕對否定的狀態。超脫（擺脫對立物）是東方人在這方面的解決辦法，這我並沒有忘記。心靈的指針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間搖擺，而不是在正確與錯誤之間擺動。神秘之物之所以危險就在於它把人引向極端，因而一種適度的真理便被看作就是真理，而一個次要的錯誤便等同於致命的大錯。一切均會流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卻是欺騙，而昨天的虛假的推論卻可能是明天的啟示物。在心理學方面事情更是這樣，在這方面，說真的，我們仍然知之甚少。我們仍然遠不理解下面這種情況到底意味著什麼：除非意識已稍微或極短暫地意識到了它，否則什麼都是不存在的。
我與弗洛伊德的談話向我表明，他擔心他對性的頓悟這一神秘之光會被“泥沼的黑潮”所弄滅。因此一種神話性的情境便產生了：光明和黑暗之間展開了鬥爭。這解釋了其神秘性，還解釋了弗洛伊德何以立刻借助其教條，以此作為一種宗教性的辯護手段。我的另一著作《裡比多的變化與象徵》論述了英雄人物為爭取自由而鬥爭，弗洛伊德對此所作出的反應是古怪的，這促使我進一步對這一原型性的題材及其神話學方面的背景進行研究。一方面受其教條對性的闡釋，另一方面受其權力驅動力的影響，那幾年便導致我對象徵論進行了考慮。研究一下精神的極性和動力學便有了必要。我還開始了對延續好幾十年的“神秘論泥沼的黑潮”的研究——也就是說，我竭力想弄明白作為我們當代心理學基礎的意識方面的和潛意識方面的種種歷史性假設。
我很想聽聽弗洛伊德談論一下他對未卜先知和一般性靈學的看法。我於1909年到維也納拜訪他時，便問他對這些事情有何看法。由於他具有實利主義者式的偏見，他對這一大堆問題進行了詰難，認為是胡說八道，而且還是以如此淺薄的實證主義方式來詰難，因而我好不容易才把溜到嘴邊進行尖銳反駁的話嚥了回去。直到好幾年之後，他才認識到靈學的嚴肅性並承認“神秘”現象的真實性。
在弗洛伊德這樣說著話時，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我的橫膈膜這時彷彿變成了鐵做的並正在變得赤熱，成了一個紅光閃閃的拱頂。就在這時，書架突然發出了十分響亮的砰的一聲，而這書架就在我們身邊，結果我倆被嚇得跳了起來，擔心這東西兜頭倒下來壓在我們身上。我對弗洛伊德說道：“瞧，這就是一個所謂的催化性客觀現象的例子。”
“哈，”他叫道，“這可是胡說。”
“並非胡說，”我答道，“您錯了，教授先生。為了證明我的看法，我現在敢預言，過一會兒還會有另一聲砰的一響呢！”果不出其然，我的話音剛落，書櫃便發出一聲同樣響亮的聲音。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什麼使我敢這樣確信不疑。但我毫不懷疑地知道，這砰的一聲是會再響一次的。弗洛伊德吃驚得目瞪口呆地瞧著我。我不知道他心裡是怎麼想的，或他的眼色意味著什麼。不管怎樣，這件事造成了他對我的不信任，而我則覺得我幹了一件反對他的事情。自此之後，我便絕不與他就此事進行討論。
1909年對於我們的關係證明是有決定意義的。這年我被邀請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就聯想測驗開設講座。與此無關的是，弗洛伊德也接到了邀請，於是我們便決定一起前往。我們在布來梅會合，弗倫茲也在這裡加入到我們中間來。在布來梅，後來人們大加議論的弗洛伊德暈倒的事件發生了。我對“泥煤沼屍體”的興趣間接地造成了這事的發生。我知道，在德國北部的某些地區，有時會發現這種所謂泥煤沼死屍。這些屍體是史前人類的屍體，他們要麼是在沼澤裡淹死的，要麼便是被埋葬在那裡的。這些屍體所泡浸的泥煤水含有腐殖酸，這種酸腐蝕屍體中的骨質，同時卻把皮膚染成棕色，因而皮膚和頭髮便得到完好的保存。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自然木乃伊化的過程，在這過程期間，由於泥煤重量的壓力，這些屍體被壓扁了。在荷爾斯泰因、丹麥和瑞典，這種屍體的殘餘被泥煤採挖者所掘到。
我們在布來梅時，我在報上讀到了有關這種泥煤沼屍體的報道，我便想起了它們，但由於有點搞不清楚，便把它們混同於該市鉛棺裡的木乃伊了。我的這種興趣使弗洛伊德感到很不愉快。“何以您對這些屍體竟如此關心呢？”他好幾次問我道。他對這一整件事感到非同小可地惱火，並在我們正一起進餐時就這件事交談交談著便突然暈了過去。過後，他對我說，他確信，就這些屍體所進行的一切交談，含有我盼他早日死掉的成分。這樣進行闡釋實在使我吃驚非小。對他這樣強烈的想像我實在震驚——竟然這樣強烈，顯然便難怪竟使他暈倒了。
在另一次與此相似的事情中，弗洛伊德再次在我面前暈了過去。這次發生於1912年在慕尼黑所舉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會期間。會上有人把談話轉到了阿曼諾菲斯四世（依克納頓）方面去了。談話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由於阿曼諾菲斯對其父親抱一種否定的態度，因而便毀掉了他父親所豎立的石柱上象形文字花框，而在他創立一神教的偉大行為的背後則隱隱約約有一種仇父情結在遊蕩。這種看法激怒了我，於是我便企圖說明，阿曼諾菲斯是個有著深刻宗教信仰的人和富有創造性的人，他的所作所為是不能通過他反對他父親的行為來加以解釋的。相反，我說道，他一直尊敬地保留著對其父親的紀念，而他所熱衷的破壞只是針對阿曼這個神的名字的，什麼地方有這個名字，他就把它銷毀掉在那兒；他還鑿去了他父親阿曼霍特普石柱上象形文字花框上的“阿曼”兩個字。此外，其他法老也有用他們自己的名字來取代紀念碑和雕像上他們真正的或神話性祖先的名字的，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既然是這同一個神的化身，便有權去這樣做。但是我指出，他們既沒有開創一種新風格，也沒有開創一種新宗教。
就在這個時候，弗洛伊德暈了過去，軟綿綿地從椅子上滑落了下來。大家手足無措地把他團團圍了起來。我把他扶起來背進了隔壁的房間，把他安放在一把沙發上。就在我背著他的時候，他的知覺恢復了一半，而我則永遠忘不了他投向我的眼神。在他渾身沒有一點兒力氣時，他瞧著我，彷彿我是他父親似的。造成他暈過去的不管是什麼原因——當時的氣氛十分緊張——但這兩次暈倒的共同原因卻顯然是父殺子的幻覺所造成的。
那時候，弗洛伊德經常作出種種暗示，表示他把我看作是他的繼承者。這些暗示使我下不了台，因為我知道，我是絕對不會恰如其分地，就是說像他所希望應該的那樣，堅持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所作出的批評仍未成功到使他覺得有什麼份量的地步，而我對他又十分尊敬，因而便不想強迫他最終認真地對待我自己的看法。在我腦海裡，實際上我對於當某個黨派的領袖毫無興趣，也不想使思想背上這個包袱。第一，這種事情不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犧牲我的思想的獨立性；第三，這樣的榮耀是很不為我所歡迎的，因為這只會使我偏離開我的真正目的。我關心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個人威望的問題。
1909年始於布來梅的美國之行持續了七個星期。我倆每天都聚在一起並對互相的夢進行分析。那時候，我做了好些重要的夢，但弗洛伊德卻根本無法加以解釋。我並不認為這對他是什麼丟臉的事，因為有時候也會有最好的分析者也無法揭破一個夢的謎底的情形。這是一種凡人皆會有的失敗，而我也絕不想因此便停止我們對夢的分析。相反，這種分析對我意義重大，而且我發現我們的關係極為寶貴。我把弗洛伊德看作是自己的長輩，更成熟也更歷練的一個人，在這方面我是以晚輩自居的。但然後便發生了某件事，這件事對於這整個的關係，確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弗洛伊德做了一個夢——這個夢所包含的問題，我認為公之於眾是不合適的。我盡我的最大能力加以了闡釋，不過我補了一句說，要是他能給我提供有關他私人生活方面的一些補充性細節，我還可以作出更多的解釋。聽了我這句話後，弗洛伊德的反應是古怪地瞧了我一眼——十分懷疑的一眼。然後，他便說道：“這我可不想拿我的權威性來冒險！”這時刻，他便完全失掉其權威性了。這句話深深地烙進了我的腦海裡，隨之而來的，我們的關係的結束便已可預見了。弗洛伊德已把權威性置於真理之上了。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弗洛伊德要麼能夠闡釋我那時所做的不連貫的夢，要麼便根本不能夠。這是些含有集體性內容的夢，帶有大量象徵性材料。有一個夢對我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它第一次把我引導到“集體潛意識”的觀念上來，並因而形成了我後來那本書《裡比多的變化與象徵》的一種序曲。
這個夢是這樣的。我處身在一所我所不認識的兩層樓的屋子裡。它是“我的家”。我發現自己走到了二樓上，這裡有點像個客廳，配備有洛可可風格的好些做工精緻的老式傢俱。牆上懸掛著一些古老的珍貴名畫。我奇怪這竟會是我的家，於是便想道：“真不錯。”但我然後便想起來了，我並不知道一樓到底是什麼樣子。於是我便沿著樓梯走到了一樓。在這裡，一切東西顯得更加古老，我於是便認識到，房子的這一部分一定可以追溯到15或16世紀。這裡的陳設是中世紀式的，地板是紅磚鋪就的。這裡到處相當陰暗。我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房間，心裡想道：“唔，我實在得探究一下這整座屋子。”我走到一道厚重的門前，用力打開了它。在門那邊，我發現了一道向下通到地下室的石砌梯級。我再次走下去，結果發現自己處身於一個有拱頂的美麗的房間之內，而這房間則顯得極為古老。在仔細察看四壁時，我發現在普通的大石塊上砌有一層層的磚，而且在灰漿裡也有磚頭的碎塊。我一看到這個，我便知道這牆壁可以追溯到羅馬時代。至此我的興趣便高漲起來了。我更仔細地觀察起地板來。它是用石片鋪成的，在這些石片之一內我發現有一個環。我拉動這個環，石片便抬了起來，我再次看到了一道窄窄的石級通往地下更深處。我順著這些石級走了下去，最後便走進了一個從岩石裡鑿成的低矮的洞穴。石洞的地面上蓋有一層厚厚的灰土，灰土中散佈著些骨頭和陶片，像是一種原始文化的遺物似的。我找到了兩個人的頭蓋骨，顯然屬於年代久遠的和快要裂成碎塊了。這時，我便醒了。
在這個夢中主要使弗洛伊德感興趣的是那兩個頭蓋骨。他翻來覆去繞回到這方面並慫恿我去找出與此有關的一種願望。對這兩個頭蓋骨我是怎麼想的？是誰的頭蓋骨？當然了，我十分清楚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掩蔽在夢中的秘而不露的死亡願望。“他到底想從我這裡搞出點什麼呢？”我心裡想道。我對誰抱有死亡願望呢？我對任何這樣的闡釋極為反感。這個夢到底可能意味著什麼，我也有點隱約的預見。但那時我並不相信自己的判斷，而想聽聽弗洛伊德的看法，想向他學習。因此，我對他的意圖作了屈服，說道：“我的妻子和妻妹——”不管怎樣，我是得提提其死值得我祝願的某個人的名字啊！
我那時剛結婚不久，因此心裡十分清楚，我根本沒有這樣的願望。但我要是把我自己對這個夢的看法告訴弗洛伊德，要不引起誤解和激烈的反對，那是不可能的，我還犯不上和他爭吵，此外，我要是堅持自己的觀點，我也擔心會因此而失去他的友誼。另一方面，我很想知道他會將我的回答派何種用場，要是我說某種適合他理論的東西來騙騙他，他又將作出何種反應。於是我便對他撒了一次謊。
我很清楚，我的行為是無可指責的，只不過是隨機應變就是了！要讓他洞悉我的內心世界是不可能的，我們之間的這種差異實在太大了。事實上，弗洛伊德對我的回答似乎感到大為鬆了一口氣。從這件事上，我明白他在闡釋某些種類的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轉而便只好在其教條中尋求文飾的理由。我認識到，這該由我自己來找出這個夢的真正意義了。
對我來說，很明顯，屋子所代表的是一種精神的形象——也就是說，我那時的意識狀態及直至此時的潛意識的附加物。大廳代表的是意識，儘管其建築風格是古代的，它卻有有人居住的氣氛。
地板代表的是潛意識的第一層，我越深入，景象便變得越生疏和越黑暗。在那洞穴裡，我發現的是一種原始文化的殘存物，亦即我身上的原始人的那個世界，這個世界是意識所幾乎無法接近的和照亮的。人的原始性精神近乎動物靈魂的生命，恰如史前時代的洞穴在為人所佔有之前通常是由野獸所佔據的一樣。
在這期間，我慢慢認識到，弗洛伊德和我對於理智的態度，其差異是多麼深刻了。我是在19世紀末於巴塞爾那甚富歷史氣氛的環境中長大的，並因讀了些古代哲學家的著作而獲得了某些心理學史的知識。每當我想到夢及潛意識的內容時，我就總免不了要作點歷史性比較；在上大學時也一直在使用克魯格那本老哲學詞典。我對於18世紀和19世紀初期的作家特別熟悉。他們的世界便是形成我那二樓的大廳的氣氛的那個世界。通過對比，我產生了這樣的印象：弗洛伊德的知識史始自畢希納、莫勒斯霍特、杜波依斯、萊蒙德和達爾文。
這個夢指出，在我剛才所描寫的意識狀態有著更進一步的範疇之意：具有中世紀風格的無人居住的那長長的地板，還有那羅馬人的地下室及最後那史前的洞穴。它們意味著意識過去的各個時代及階段。
在做這個夢之前的好幾天，好些問題一直縈繞在我心頭。這些問題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是建立在什麼前提的基礎上的？它那幾乎是排他性的個人人格至上論與一般性的歷史假定有何關係？我的這個夢正在給我作出回答。它所指明的顯然是有關文化史的基礎的問題——一種意識的層次具有相繼性的歷史。我的夢因而便構成了人類精神的一種結構圖；它假定有某種完全非人化的本性潛藏在這一精神之下。正如英國人所說的，它“卡嗒”地響了一聲，於是這個夢便變成了我的指導性形象，這一形象在將來將得到證實，證實的程度則達到我一開始就無法加以懷疑的地步。
這就是我對先驗地潛藏在個人的精神之下的一種集體性的潛意識的最初一點模糊的想法。我最初把它看作是較早期的各種功能方式的跡象。後來，由於經驗的增加和基於更可靠的知識，我才認識到它們是各種本能的形式，也就是種種原型。
我一直無法同意弗洛伊德這樣的看法：夢是一個“表面”，夢的含義便隱藏在其後面——這種含義雖已為意識所知曉，但卻可以說卻被意識惡毒地扣留住了。對於我來說，夢是天性的一個部分，它根本不懷有欺騙人的意圖，而是盡其最大能力來表達某種東西。生命的這些形式也沒有欺騙我們的觀察力的願望，我們之所以可能欺騙我們自己，那是因為我們的眼睛患上了近視症的緣故。或許是我們聽錯了的緣故，因為我們的兩耳耳聾不輕——但卻不是我們的耳朵願意欺騙我們。早在我與弗洛伊德見面以前，我便認為潛意識及潛意識的直接闡述者——夢，均是自然的過程，任何武斷的說法，特別是詭計花招的存在，是不能歸咎於這樣的過程的。我不明白到底有什麼理由可以假定，意識的種種花招是可以推及於潛意識的這種自然過程的。恰恰相反，日常經驗告訴我，潛意識對於有意識的頭腦的種種傾向，向來是給以激烈的反對的。
有關這座屋子的夢對我產生了一種古怪的作用：它重新激起了我舊日對考古學的興趣。在我返回蘇黎世後，我便拿起一本有關巴比倫考古發掘品的書讀了起來，此外還讀了各種有關種種神話的著作。在這一閱讀過程中，我無意中發現了弗裡伊德裡希·克魯澤59 的《古代各民族的象徵主義與神話》——這使我大開了眼界！我像發了瘋似的讀了起來，並以極大的興趣費力地讀完了堆積如山的一大批神學的資料，然後又讀了諾斯替派60 的著作，最後卻掉進了一片混亂之中理不出個頭緒。我發現自己處在一片迷茫之中，一似我在醫院裡所經歷過的那次那樣，當時我極力想弄清楚精神病患者心理狀態的含義。我彷彿處身在一所想像中的瘋人院裡並著手像對待我的病人那樣處治和分析克魯澤著作中的所有馬人、林神和男女神。就在我這樣忙著的時候，我無意中發現了在古代神話和原始人的心理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而這便導致我深入地研究起後者來了。
59 克魯澤（1771－1858）：德意志古典學者。
60 諾斯替派：相信神秘直覺說的早期基督教。
在這些研究期間，我無意中看到了我完全不認識的一個年輕的美國人米勒小姐的幻想的報道。這一材料登載在《心理學檔案》（日內瓦版）上，作者是我所敬重和為人慈祥的我那朋友西奧多·弗勞內伊。這些幻想所具有的神話性特色立刻使我受到了深深的觸動。它們像催化劑那樣對我大量存貯了起來但仍然毫無條理的種種想法發生了作用。慢慢地，我的書《潛意識心理學》便從這些想法及我現已獲得的神話知識中形成了。
就在我寫著上述這本書時，我又做了一些別的夢，其夢境預示了我即將和弗洛伊德分道揚鑣。最重要的一個夢的夢境中出現了瑞士和奧地利交界處的一個山區的景象。夢中時近黃昏，我看見了一位穿著奧地利帝國海關官員制服的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他背有點駝，從我身邊走過時對我理也不理。他表情乖僻，心事重重，滿臉苦相。夢中還出現了其他人，其中有個人告訴我，說這個老人並不是活人，而是那死去多年的一位海關官員的鬼魂。“他是仍然不願死去的人之一”。這就是我那夢的第一部分。
我著手對這個夢進行分析。與“海關”相聯繫時，我立刻想到了“檢查”這個詞。對於“交界”，我則想到了一方面是意識和潛意識之間的交界，另一方面則是弗洛伊德的觀點和我的觀點之間的界限。邊境上極為嚴格的海關檢查在我看來是對分析的暗喻。在邊境海關，提包得打開以供檢查有無違禁品。在這種檢查的過程中，潛意識的假設便被揭示出來了。至於對那位年老的海關官員來說，他的工作顯然極少給他帶來快樂和滿意，因而他便對這個世界抱有一種尖酸刻薄的看法。對此我無法不認為與弗洛伊德相類似。
這個時候，弗洛伊德對我來說已失去其不少的權威性。不過他對我來說依然是個更優越的人，對於他我是得投射上父親的形象的，而在做這個夢時，我的這種形象投射仍然遠未失效。只要有這種投射發生，我們便無法是客觀的；我們便會一直處於一種判斷無法一致的狀態。一方面，我們有依賴性，而另一方面我們又有抵制性。在這個夢發生之時，我依然高度評價弗洛伊德，但與此同時我對他又持批評態度。這種不一致的態度是一種跡象，說明我仍未意識到這種局勢和未下任何決心。這是所有形象投射所共有的特色。這個夢促使我不得不弄清這種局勢了。
在弗洛伊德的個性影響下，我便盡可能地把我自己的判斷拋到一邊，把我的批評性看法也束之高閣。這可是與他合作的前提條件啊。我跟自己說道：“弗洛伊德可比你聰明和練達多了。在目前，你就只有聽從他並向他學習的份兒。”然後，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夢中竟把他看作是奧地利王國的一位性格乖僻的官員，一位雖已去世但其鬼魂仍在到處遊蕩的海關檢查員。這會是弗洛伊德暗示說我對他所抱有的想他死掉的願望嗎？但我卻發現自己身上沒有什麼地方不正常並抱有這種願望，因為我確實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地來獲得與弗洛伊德合作的機會。坦白地說，如果說有私心雜念的話，那便是想分享他那豐富的經驗而已。他的友誼對我關係重大，我實在沒有理由希望他死掉。但也有可能把這個夢看作是一種集體意識的反映，是我意識中高度評價他和欽佩他的一種補償或矯枉藥。因此，這個夢其實是建議我對弗洛伊德相反應取一種較富批評性的態度。雖然夢裡的最後一個句子在我看來暗示了弗洛伊德有可能變得不朽，但我對這個夢仍然明顯感到震驚。
這個夢並沒有到那海關官員的插曲的地方便結束了。過了一些時候，我又做了第二個夢，而且這個夢顯得更為重要。我夢見自己處身在一個意大利城市，時在正午左右，約在十二點到一點之間。灼人的陽光猛烈地照射在狹窄的街道上。這個城市依山而建，使我不禁想起巴塞爾的一個特別的地方科倫堡。窄窄的街道向下通到山谷區伯西格塔爾，這山谷橫貫這個城市，而街道有些部分則是一道道台階。夢中有一道台階向下通到巴弗塞普拉茨。這個城市就是巴塞爾，但也是一個意大利城市，有點兒像貝加莫市。時值夏季，烈日當空，萬物均暴曬在驕陽之下。一群人川流不息地向我湧來；我知道，商店正在關門，人們在路上行色匆匆，趕著回家吃飯。在這人流中間，一位騎士全身頂盔貫甲地走著。他從台階下方向上朝我走來。他頭戴那種叫做輕型鋼盔的頭盔，眼睛處有縫隙，身穿鎖子甲。鎖子甲上罩有一件法衣，法衣的前後面均織有一個大紅十字。
人們可以很容易想像得出我是怎麼想的：在一個現代城市正午的下班時刻，突然看見一個古代的十字軍向我走來。使我覺得特別古怪的是，那許多向四面八方走動的人們中好像沒有一個注意到他。沒有人掉過頭來瞧他或在後面盯著他。他彷彿是個隱身人，除我之外誰也看不見。我自己問自己道，這個鬼魂到底意味些什麼呢？然後彷彿有人回答我的問題似的——但卻又沒有人在場說話——說道：“不錯，這是一個準時出現的鬼魂。這個騎士總是在十二點和一點之間的時刻經過這裡，而且長期以來（我想是好幾個世紀了吧）一直這樣，大家也就習以為常了。”
這位騎士和那位海關官員是兩個對比鮮明的人物。海關官員是影影綽綽的，是個“仍然不能算是徹底死掉了的人”——一個正在消逝的鬼魂。另一方面，那位騎士卻是生氣勃勃和完全真實的。這個夢的第二部分極而言之是神秘的，而在邊界上的那個景象卻是平凡的，本身也並非是使人印象深刻的；我只是後來品味它時才忽有所感。
做過這兩個夢後的一段時間裡，對騎士這個神秘的人物我想得很多。但我只是對這個夢一直冥想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獲得了有關其含義的某種想法。甚至就在夢裡，我便已知道這個騎士屬於12世紀。這也就是煉金術開始出現的時期，也是尋找聖盃61的時期。我自從在十五歲時第一次讀到這些故事之後，聖盃的故事對我便有著最大的重要性。我多少知道點兒，在這些故事的後面仍然掩藏著一種巨大秘密。因此，這個夢召喚出來的聖盃騎士團及他們追索聖盃過程的那個世界對我來說便顯得是很自然的了——因為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說，這也就是我的天地，而這個天地與弗洛伊德的那個天地卻幾乎沒有任何關係。我的整個生命一直在尋找著某種仍然不得而知的東西，而這東西是可能會給生活的平庸賦予意義的。
61 聖盃：相傳是耶穌在最後的晚餐所用過的杯盤，也是歐洲十字軍東征的“原因”之一。
對我來說，這實在是一種很大的失望，因為喜歡探索的頭腦的一切努力成功地在心靈的深處所發現的顯然只不過是人所極為熟悉的和“極富人性的”種種局限性。我是在鄉下的農民中長大的，而我所無法從馬廄中學到的，我卻從拉伯雷式的智慧及我們那些農民的民間傳說的種種不受限制的幻想中發現了。亂倫和性反常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新發明，也無須要有什麼特別的解釋。它們與犯罪行為一起構成了陰暗面的一部分，並由於極為明白清楚地顯示給我看人的存在的種種醜惡和沒有意義而破壞了生活的意趣。蔬菜在糞堆上才會生長茂盛，這我向來是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毫不作假地說，在這樣的知識中我是發現不了什麼能給人以啟示的洞察力的。“只有那些城裡人，才會對大自然和人的骯髒一無所知。”我想道，心裡對這些醜惡的事情實在感到厭煩。
對大自然一無所知的人當然便患有神經病，因為他們無法適應現實。他們像小孩子那樣太天真了，因而便有必要告訴他們生活中的種種實情，比如說，使他們明白，他們也是像別的其他人那樣的人。這樣的啟蒙當然治不好精神病人，他們只有從平庸這個泥沼中爬出來，才有可能重新恢復健康。但他們卻過於眷戀他們先前的受壓抑的狀態，甚至當理論能說服他們並向他們提供只不過是要他們放棄這種幼稚性的有合理的或“有道理的”命令時，要是分析無法使他們認識到某種不同的和更好的東西，他們又怎麼會跳出這種狀態呢？這正是他們所無法做得到的，而要是他們找不到立腳的地方，他們又怎麼會應該這樣呢？一種生活方式是不能簡單地加以放棄的，除非它可以改換成另一種。至於完全合理的生活方式，正如經驗所表明的，是不可能有的，特別當一個人從本質上說猶如精神病人那樣是不可理喻的時候。
現在，我終於認識到了何以弗洛伊德涉及個人的心理學對我產生了如此熾熱的吸引力了。我是急於知道有關他那“合情理的解決”的真諦，而且為了獲得這個答案我還準備好了作出重大的犧牲呢。現在，我覺得我仍在追尋著這一目標。弗洛伊德本人也有一種精神病，這病無疑是可診斷出來的並有著十分令人擔心的症狀，我在我們那次美國之行中便已發覺了。當然了，他曾教導過我說每個人都是有點兒精神病的，因此我們必須養成善於容忍。不過我卻根本並不以此為滿足，相反，我還想知道一個人怎樣才能避免不得精神病，很明顯，要是甚至連導師也無法對付自己的精神病，那麼無論弗洛伊德還是其門人均無法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實踐到底是意味著什麼。因此，當弗洛伊德宣佈他意圖把理論與方法結合起來並使之變成某種教條時，我便再也無法與他合作了；對於這種情形，我別無選擇而只能與之脫離關係。
在我寫著我那本有關裡比多的書並接近寫完“獻祭”這一章時，我便事先知道，這本書的出版問世必將使我失去與弗洛伊德的友誼。因為我計劃在這一章中寫進在裡比多的觀念上具有重大變革性的我自己對亂倫的看法，及其他許多我與弗洛伊德相左的看法。在我看來，只有在極罕有的情況下，亂倫才意味著個人的精神錯亂。通常說來，亂倫具有一種高度宗教性的外表。由於這種原因，亂倫的題材便在幾乎所有的宇宙起源說和神話中起著一種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弗洛伊德卻對其堅持進行就事論事的闡釋，而不能把握作為一種象徵的亂倫在精神方面的意義。我知道，他是絕對不可能接受我在這方面的任何看法的。
我和妻子談到了此事，並告訴了她我的擔心。她試圖消除我的疑慮，因為她覺得弗洛伊德會寬宏大量，不會提出什麼反對意見的，但他卻有可能接受我的觀點。我本人也相信他不會那樣幹。一連兩個月，我一直為這種內心衝突所苦，以至無法執筆寫作。我應該把自己的想法秘而不宣呢，還是冒一下失去如此重要一位朋友的危險呢？最後，我決心繼續寫下去——而這的確使我失去了弗洛伊德的友誼。
與弗洛伊德決裂之後，所有我的那些朋友和熟人一個個相繼離我而去。我的這本書被宣佈為一派胡言。我是個神秘主義者，於是事情就無法挽回了。只有裡克林與梅達受了我的影響。不過我早已預見到會受孤立，對我的所謂朋友們的反應也早就不抱什麼幻想。這是我事前就徹底考慮過了的。我早已知道，一切事情都得冒點風險，而且也得為自己的信念表明立場。我認識到，“獻祭”那一章意味著我得犧牲自己當祭品。由於洞察到了這個，我便又果斷地寫了下去，儘管我知道我的想法會不為世人所理解。
回想起來，我敢說只有我才注定了會繼續研究弗洛伊德所最感興趣的兩個問題：“古代遺跡”的問題與性慾問題。一種廣泛的錯誤在於把我想像成看不到性慾價值的人。其實相反，在我的心理學中，作為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種本質上的——但不是惟一的——表達，性慾起著重大的作用。但是我所主要關心的是越過其個人性的意義和生物學上的功能，去探究其精神性方面的內容及其神秘的含義，從而達到解釋弗洛伊德所如此醉心但又未能把握住的東西。我把這方面的想法寫進了《感情轉移心理學》一文和《神秘的聯繫》裡。作為神秘精神的表達，性慾具有頭等的重要性。這一精神就是“上帝的另一面”，即上帝形象的陰暗面。自從我一開始沉溺於煉金術的世界以來，神秘精神的疑問便一直在我身上縈繞不去。從根本上來說，這一興趣由於與弗洛伊德進行了最初的一次談話而又活躍了起來；當時我覺得他為性慾現象所深深打動，這使我實在不解。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大概包括他把精神病人加以嚴肅的對待，並深入他們怪僻的各別的心理之中。他有勇氣讓病例說話，而這樣做時他便得以深入其病人的真實心理之中。比如說，他用病人的眼光來看待周圍的世界，從而得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來理解精神病。在這方面，他確是不為偏見所左右，有勇氣並成功地糾正了大量偏見。他像《聖經·舊約》中的一位先知，動手推翻了虛假的神祇，撕去了掩蓋種種不誠實與虛偽的幕布，從而無情地揭露了當代精神的腐朽性。在面對這樣一種工作所引起的人們的冷落時他並不畏縮躊躇。他對我們文明的推動產生自他發現了一條通向潛意識的坦途。由於肯定了夢是有關潛意識的種種過程的最重要的信息之源的價值，他把一種看來不可挽回地已丟失了的工具重新交回到了人類的手裡。他從經驗上論證了潛意識的精神的存在，而這種精神直到那時候仍認為只是作為一種哲學上的假設才存在，特別是只存在於C. G. 卡魯斯和愛德華·馮·哈特曼的哲學之中。可以說，儘管現代人面對潛意識的觀念已超過了半個世紀，但是當代的文化意識仍未把潛意識的觀念及其所包含的全部意義吸收進其一般的哲學中。把精神生活有兩種極性的基本思想加以吸收消化仍然是未來的一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