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我對科學的愛好日漸增高，我卻不時地返回到我所愛讀的哲學方面的書來。我該選擇一種職業的問題已迫在眉睫。我急不可耐地盼望中學時代的結束，然後我便可以上大學了，並學習——當然是自然科學了。這時，我便會掌握某種實際的知識。但我一旦給自己作出這種許諾，心裡的懷疑也就接踵而至了。我不是更喜歡歷史和哲學嗎？還有就是，我不是對埃及和巴比倫的一切都很感興趣並極想成為一名考古學家嗎？但是除了巴塞爾之外，要到別的什麼地方去上大學我可就沒錢了，而在巴塞爾，教這門課的可沒有老師啊。於是這一計劃便很快化為烏有了。好長一段時間，我下不了決心，於是便不斷地把作出決定的時間往後拖了。我父親心裡十分焦急，有一次，他說：“這孩子對可以設想的一切都感興趣，但卻不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麼。”我只好承認說他說得很對。隨著大學入學考試時間日近，我們便只好決定報考哪種專業了，我草率地報了學科，但我的同學卻摸不清我的底，不知道我到底肯定地要學自然科學呢還是人文科學。
這一顯然是突然作出的決定也有其背景。幾個星期以前，就在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在競爭擁有作決定的權力之時，我做了兩個夢。在第一個夢裡，我夢見自己處身於沿著萊茵河面生長的一大片陰暗的樹林裡。我走到一座小山丘上的一個墳堆前，接著便動手挖掘起來。過了一會兒，使我吃驚的是，我竟挖到了一些史前動物的遺骨。這使我興奮不已，但同時我又知道：我一定得瞭解大自然，瞭解我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瞭解我們周圍的各種東西。
接著我又做了第二個夢。這次我又夢見自己處身在一座樹林裡；樹林裡溪流縱橫交錯，在最幽暗的地方，我看到了一個圓形的水塘，水塘四周叢生著茂密的灌木叢。半身淹沒在水裡的是一種最古怪和最奇妙的生物：一隻圓鼓鼓的動物，身上閃爍著乳白色的光澤，它由無數的小細胞，或者說是由形狀猶如觸手的各種器官所構成。這是一隻巨型深海放射目動物，身粗大約三英尺。這一威嚴的生物竟躺在那兒，躺在這不為人知的地方，躺在這清澈的深水中，誰也不來打擾它，這在我看來實在是妙不可言。它在我身上激起了一種強烈的求知慾，結果我醒來後心還在怦怦地跳著。這兩個夢對我作出喜歡科學的決定起了壓倒一切的作用，同時也消除了我的所有疑慮。
我心裡清楚了，我是生活在一個人必須掙得其生活資料的時代和世界裡。而要這樣，一個人就得成為這樣那樣的人，而我所有的同學全都痛感有此必要並且不作他想，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覺得自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點古怪。何以我就不能下定決心並使自己埋頭於某一確定的事情中呢？甚至連我那德文老師認為學習努力而且自覺、可作我的楷模的那位死摳硬背地學習的傢伙某某，也早已決定要學神學了。我明白了，我必須定下心來，好好把這件事想通想透。比如說，我要是學動物學，那我將來就只能當個中學教師，或最多也不過是在動物園裡當個僱員就是了。在這方面是沒有前途的，甚至在你要求不高的情形下也是一樣——當然了，比起來我更樂於在動物園工作而不願度那當中學老師的粉筆生涯。
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下，我突然靈機一動：我何不去學醫呢？奇怪的是，這一點以前我卻連想也沒有想到過，儘管我那聽別人談過很多的曾祖父曾經是個醫生。也許正是由於這一緣故，對於這種職業我以前便有一種抵制感。“一切均可，但切不要步人之後”便是我的座右銘。但現在我卻告訴自己說，學醫至少是與科學性的科目結緣的。在這方面，我便可以干我所願意幹的了。此外，醫學這個範圍包容很廣，因而以後要專某個方面，也總是機會很多。我肯定地選擇了科學，而惟一剩下的問題便是：如何去辦呢？我得掙得自己的生活費用，而我既然沒有錢，我便無法到國外上大學，因而也就無法獲得有可能使我有機會從事科學性生涯的那種訓練了。我充其量最多只能成為科學方面的一個半瓶醋而已。既然我又有一種個性，使我的許多同學和說話算數的人（就是老師們）不喜歡我，我也就沒有希望找到一個會支持我的追求的資助者了。因此，在我最終選定了醫學時，我的心情卻是不那麼痛快的，總覺得它不是步入生活的一件好事並能有遠大前程。不管怎麼說，既然我已作出了這不可逆轉的決定，現在我總可以如釋重負地大大鬆口氣了。
然後，那痛苦的問題便顯現出來了：從哪裡弄到這筆錢呢？我父親只能籌集一部分。他向巴塞爾大學替我申請定期生活津貼費，這使我覺得很丟臉，但卻居然被批准了。我之所以覺得丟臉，主要原因不是說我們家的貧困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是因為我向來私下裡相信，所有“上層”的人，所有說話能“算數”的人；對我都抱有成見。我從來不指望從他們那裡獲得這種好處。我顯然是由於我父親的名聲而得到了照顧，因為他是個仁慈而又胸懷坦蕩的人。然而我覺得自己跟他卻是完全不同的人。實際上，我對自己抱有兩種不同的觀念。從第一人格的眼裡來看，我覺得自己是個落落寡合、天分中等卻又心比天高的年輕人，具有一種不受約束的氣質且態度曖昧，一會兒天真熱情，一會兒又孩子氣地易於失望，在其本質的最深處是個隱士和蒙昧主義者。另一方面，第二人格把第一人格看作是一種困難的和吃力不討好的道德任務，是一門必須以某種方式通過的課程，這一課程由於下述五花八門的過失如一段時間的懶惰、洩氣、沮喪，對沒有人認為有價值的想法和事情卻有不適當的熱情、輕信別人的友誼，見識有限、易抱偏見、愚蠢（在數學上！）、對別人缺乏瞭解、在哲學問題上看法不明確且又混亂、既不是個誠實的基督徒又不是別的什麼人等等而變得複雜起來。第二人格是根本沒有什麼明確的性格的；他是一種永存的生命，出生了、在活著、死了，集一切於一體，一種無所不包的生活幻覺。關於他自己雖然無情地清楚，他卻無法通過第一人格那濃厚的，陰暗的媒介來表達自己，儘管他渴望這樣做。在第二人格處於支配地位時，第一人格便被包含在他裡面而被湮沒了，這就恰如反過來，第一人格把第二人格看作是一個內裡一片黑暗的區域一樣。第二人格覺得，關於他的任何可以想像的表達，均像擲到世界的邊緣上空的一塊石頭，最後只能毫無聲息地掉進那無窮的黑暗之中。不過在他（第二人格）身上，光明處於統治地位，其情形恰如一處王宮的那些寬敞的大廳，其高大的窗子全都朝著灑滿了金色陽光的風景洞開著一樣。在這裡是意義和歷史的連續性，它們與第一人格生活中的不連貫的偶然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後者與其環境並沒有真實的接觸點。另一方面，第二人格覺得自己暗中與《浮士德》所體現的中世紀相一致，與一種過去的遺產相一致，這一遺產顯然使歌德內心深處激動不已。因此，對於歌德來說，第二人格也是一種真實——這，因此對我來說便是一種極大的安慰。我現在震驚地認識到，《浮士德》對我來說所含有的意義，要遠勝於我那可愛的聖約翰的《福音書》29 了。在《浮士德》裡有某種可直接作用到我的感情上的東西。聖約翰所說的基督在我看來顯得古怪，但更古怪的還是其他幾本福音書中所說的那位救世主。另一方面，《浮士德》是第二人格的活生生的等同物，而且我相信，浮士德就是歌德給其時代所作出的回答。這種頓悟不但對我很有安慰作用，它還給予我一種更大的內心安定感及一種我屬於人類社會的感覺。我不再是孤立的了，也不再只是一個怪人，一個殘忍的大自然的嘲弄對象。我的教父和權威是偉大的歌德本人。
29 《聖經·新約》的“四福音書”之一，其餘三者為《馬泰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我做了一個夢，這個夢既嚇壞了我也鼓舞了我。夢中我身處某個不知名的地方，時值黑夜，而我則頂著強勁的大風緩慢而痛苦地前行。濃霧到處飄飛。我把兩隻手作成杯狀來護一盞小燈，而這燈似乎隨時都有可能熄滅。一切均取決於能否保住這盞小燈使之不滅了。突然之間，我覺得背後有個東西正向我走近。我回過頭去，看見一個碩大無朋的黑色人影正跟在我後面。但與此同時，儘管我嚇壞了，卻還清醒地意識到，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危險，我還一定得保住我這盞小燈，以便度過這個狂風之夜。我醒過來後，便立刻意識到這個人影就是“布洛肯峰30 的鬼魂”，亦即我自己的影子在我帶著的這盞小燈的燈光照射下投放在飛漩的濃霧上而形成的。我還知道，這盞小燈就是我的意識，我所擁有的惟一一盞燈。我自己的理解力是我所擁有的惟一財富，而且還是最大的財富。相比起來，與黑暗的威力相比，這盞燈雖然顯得無窮的小和脆弱，但它卻仍然是一盞燈，我的惟一的燈。
30 薩克森地區哈茲山脈的最高峰。登山者常可看到自己的影子，因光學原因被放大後投射在對面山峰頂部的雲霧上。
這個夢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啟示。現在我才知道，第一人格就是那提燈者，而第二人格則像一個影子那樣跟隨著他。我的任務是護住那燈並不要回過頭去瞧那永存的生命力，後者顯然是一個為一種不同的光所照耀的、一個禁止人們涉足的王國。我必須迎著風暴前進，而後者則盡力要把我推回到無窮黑暗的一個世界裡，一個人在那裡，除了背景中各種事物的表面之外是什麼也意識不到的。在第一人格的角色裡，我必須前進——我得學習、掙錢、負各種責任、受各種拖累，糊塗不清、犯各種錯誤、忍辱負重、經歷各種失敗等等。把我向後推的風暴是時間，它不停地流向過去並不停地緊跟在我們後面。它發出一種巨大的吸力，貪婪地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吸進其身體裡；只有吃力地前進，我們才能逃脫其魔掌，而且還是暫時的。過去是可怕地真實並且是存在著的，誰要是不能以滿意的答案來保住自己的性命，它就把誰攫在手裡。
我的世界觀又一次發生了九十度角的轉動；我清楚地認識到，我的道路無法改變地通向外部世界，進入到具有三維特徵的有限區域和黑暗之中。在我看來，亞當一定曾經以這種方式離開過伊甸樂園；伊甸樂園對他來說已變成了一個幽靈般的使人恐懼的東西，而他得滿頭大汗地耕種滿是石頭的土地這種活計也就成了一種輕鬆的活兒了。
31 《聖經·舊約》載，亞當和夏娃因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園，亞當從此只有滿頭大汗地耕種滿是荊棘和石頭的土地才能餬口。
我自問道：“這樣一個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直到那時我還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樣的夢是直接由上帝送來的。但現在我卻吸收了大量的認識論的觀點，因而便使我懷疑起來了。例如，人們可以說，我的頓悟是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才慢慢成熟起來，然後才突然以夢的形式破殼而出的。說實在的，它就是那麼發生的。但是這種解釋卻只是一種描述就是了。真正的問題在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過程和為什麼它以意識的形式破殼而出。我並沒有故意地幹過任何事情來加速任何的這樣一種發展；相反，我的同情心卻在另一個方面。因此，在這些景象之後一定有某種東西在起作用，是某種理智在起作用，至少是某種在理智上勝過我的東西在起作用。在意識之光的照耀下，內心王國之光便以一個碩大無朋的影子顯現出來了，這一非同尋常的想法確實不是某種我會自發地想到的東西。現在，完全是突然之間，我明白了許多以前對我來說是無法解釋的事情——特別是以前每當我間接提到使人會想起內心王國的任何事情時，人們臉上便會掠過顯得尷尬和疏遠的冰冷陰影的神情。
很清楚，我一定得把第二人格丟到腦後去。但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該向我自己否認他或宣佈說他是無效的。這只會等於是自殘手足，此外還只會使我失去解釋這些夢的起源的可能性。因為無疑在我心中，第二人格與夢的製造是有某種關係的，而我也可以很容易就認為他具有必要的更高的理智了。但我卻覺得自己日漸與第一人格同一了，而且這種狀態反過來證明只是遠更富有理解力的第二人格的一部分就是了；由於這一原因，我又覺得自己與他又不再是同一的了。他確實是一個幽靈，一個精靈，能夠與黑暗世界對抗而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我在做此夢前尚不知道的某種東西，而且甚至就在此時——回想起來我確信這個——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了它而已，儘管我絕不懷疑在情感一上我是認識它的。
不管怎樣，我和第二人格之間卻產生了分裂，結果，“我”被指派給了第一人格，並在相同的程度上與第二人格分隔了開來，後者因而可以說便獲得了一種獨立的人格。我並不把這與任何一種肯定的個性的想法聯繫起來，而這種個性乃是一個幽靈所可能有的；由於我是在鄉下長大的，這種可能性在我看來本不應顯得奇怪才是。在鄉下，人們按照情況的不同，是相信這樣的事物的，即是但同時又不是的事物。有關這個精靈的惟一明確的特徵是其具有歷史性的特性，即他在時間上有延展性，或更確切地說，他是沒有時間性的。當然，我並不用這樣多的話來告訴自己這一點，對其在空間的存在也沒有形成任何觀念。在我那第一人格的存在的背景裡，他起著一種要素的作用，從來不是明確地限定了的然而又是確定地存在著的。
小孩子對於大人所說的話所作出的反應，遠比不上對在周圍環境下摸不著猜不透的事物所作出的反應更甚。小孩是潛意識地使自己適應於它們的，而這便在他身上產生了具有補償的種種相關性。甚至在我最幼小的兒童時期便逐漸擁有的特定的“宗教”觀念，便是一種自發性的產物，只可以認為是我對我父母的環境及對時代精神所作出的反應。我父親後來只好屈從對宗教的各種懷疑自然便只得經歷一個很長的醞釀時期。自己的世界及大體整個世界發生的這樣一種劇變，便會把其影響向前推進；這種影響的時間越長，我父親那意識著的頭腦便會愈加拚命地反抗其威力。我父親所具有的預感使他處於一種坐立不安的狀態，爾後這種種不安又傳到了我身上，這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我從來沒有這種印象，認為這些影響是從我母親方面發散出來的，因為她是以某種方式扎根於深深的，不可見的土地上的，而這在我看來，絕不是出於她對基督教信仰的堅信。對於我來說，它是以某種方式與動物、樹木、山脈、草地及流水聯繫在一起的，所有這一切，與她那信仰基督教的外表及她通常對信仰加以維護的做法形成了最奇妙的對比。這一背景與我自己的態度很好地對應了起來，因而沒有造成我有什麼不適感；相反，它反而給予了我一種安全感，使我自信這就是使我可以在其上站穩腳跟的堅實地面。我從來不覺得這一基礎是十分“異教徒式的”。我母親的“第二人格”在這種衝突中給予了我最強有力的支持，這一衝突那時已在父親的傳統與我那潛意識因而一直受到激勵而創造的奇異的、補償性的產物之間展開。
回顧起來，我現在可以看出，我童年時的發展，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已預示了我未來的事件並為我在適應父親在宗教信仰上的崩潰及為有關這個世界的破壞性的新發現的這種種情形掃清了道路——今天我們大家都明白的新發現並不是經過一兩天就形成了的，而是事先就已長時間地在發生影響。儘管我們人類擁有我們自己的個人生活，然而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其歲月以世紀作單位來計算的一種集體精神的代表者、犧牲者和促進者，我們很可能終生都在認為，我們向來是憑本能行事的，並且可能永遠不會發現，在大多數情形下，我們不過是世界戲劇舞台上的跑龍套的角色而已，儘管我們並不知道，但是卻存在著種種因素，使我們的生活不由自已地受其影響，而要是這些因素不為我們所覺察，其影響的程度也就更甚了。因此，我們的生命至少有一部分是生活在好幾個世紀裡的——這個一部分，只供我自己利用並給它起了個名字叫“第二人格”。它不是一種個人的玩物，這種情形可以由西方的宗教所證實。這種宗教明確地把它自己施加到這個內在的人的身上，並在為時兩千年的時間裡一直認真地竭力使他認識帶有其個人的先入之見的我們的表面意識，“無須到外面去找，真理就潛藏在這個內在的人的身上。”
在1892－1894年間，我與父親進行過一些相當熱烈的討論。他曾在戈廷根學習過東方語言並就阿拉伯版的《所羅門之歌》32 寫了其學位論文。隨著最後一次考試的結束，給他帶來榮耀的日子也就結束了。此後，他在語言上的才華便給湮沒了。作為一個鄉村牧師，他落進了一種感傷的理想主義裡，落進了對他大學時期的黃金時代的回憶裡並繼續用他當大學生時的長柄煙斗抽煙，他還發現他的婚姻並非如他先前所想像的那麼美滿。他做了許多的好事——實在太多了——而結果則往往是使人生氣的。父母倆都極力過著虔誠的生活，但結果倆人之間互相反目的情形卻實在太經常了。這些困難，雖很可以理解，但後來卻粉碎了我父親的信仰。
32 《所羅門之歌》，即《聖經·舊約》裡的“雅歌”。
那時候，他的煩躁易怒和不滿日有所增，而他的狀況使我對他很是關心。我母親避開一切可能刺激他的事並拒絕與他進行爭吵。儘管我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但我往往卻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脾氣。在他大發脾氣時我便順從地不發一語，而在他顯得比較和氣時，有時我便設法找些話與他交談，希望得悉點他內心的想法及他對自己的瞭解情形。在我看來，很清楚，某種甚為特別的事情正折磨著他，而我懷疑此事乃是與他的信仰有關。從他無意中作出的一些暗示裡，我可以肯定地說，他是在忍受著由於對宗教產生了種種懷疑而帶來的痛苦。這在我看來，肯定就是他是否已獲得了那種必要的體驗的那種情形。從我設法與之進行的討論裡我看出了，實際上，某種那樣的東西卻是缺乏了，因為我所提出的一切問題，他都給以同樣的、聽膩了的、毫無生氣和合乎神學規範的回答，或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膀，而這便在我身上產生了一種矛盾的心情。我不明白他為什麼不在吵架時抓住這些機會並跟其景況妥協。我明白，我那些批判性的問題很傷他的心，但儘管這樣，我卻不想進行一次建設性的談話，因為在我看來，他竟沒有過對上帝的體驗這一所有一切體驗中最顯著的體驗，實在幾乎令人難以設想。我對認識論知道不少，因而便認識到，這樣一種知識是無法加以證明的；而且我還同樣清楚，這實在也跟夕陽西下之美或黑夜的恐怖那樣，是無需加以證明的一樣。毫無疑問，我曾笨拙地設法向他傳達這些明顯的真理，滿懷希望地幫助他承受起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他身上的這一災難。他是得與某個人爭吵的，於是他便與他家裡的人和他自己吵起來了。他何以不與上帝這位一切造物的陰沉的創造者進行爭吵呢，因為只有他才應為世上的各種痛和苦難負責啊？上帝肯定會以答案的方式而讓他做一下那種奇妙的、無限深刻的夢；儘管我沒有向他請求，上帝卻讓我做過這種夢並讓這種夢來決定了我的命運。我並不知道其原因，它只是這樣就是了。對呀，他甚至讓我瞥了一眼他自己的本形。這是一個重大的秘密，我是不敢也無法向我父親揭示這一點的。要是他能理解有關上帝的直接體驗，我本可能向他揭示這一點的。但在我與他的交談中，我卻從來沒有走出這麼遠，甚至從不走近到會遇到這個問題的範圍，因為我總是以一種非心理學的和理智的方式來處理它並盡一切可能來避開會引起感情衝動的各個方面。這種方法每一次都像對著公牛的一塊紅布那樣，導致了我所無法理解的種種惱人的反應。我實在無法理解，一種完全合理的爭辯，怎麼竟引起了這種感情上的抵制行為的。
這些毫無結果的討論觸怒了父親和我，最後我們便放棄了這些討論，各自背負起自己所特有的自卑感來。神學使父親和我互相疏遠了起來。儘管我覺得並不孤獨，我卻感到再次遭受到了一次重大的失敗。我模模糊糊地預感到，他正無法逃避地屈從於他的命運了。他孤獨，沒有一個朋友可以與之交談。至少我知道，在我們的熟人中是無法找到一個我可以加以信任讓他來說這種能有所幫助的話。有一次，我聽見他在祈禱。他拚命鬥爭著要保有自己的信仰。我心裡震動起來但同時又極為氣憤，因為我看出了，他是多麼不可救藥地陷入了教會及其神學思想裡而不能自拔了。它們堵塞了他本可直接接近上帝的一切通路，可是然後又不守信用地拋棄了他。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我較早那次體驗的最深刻的含意了：上帝本人已拒絕為神學及建立在神學之上的教會負任何責任。另一方面，上帝又寬恕了這種神學，就像他寬恕過許多別的什麼一樣。設想人應為這種種發展負責，這在我看來實在荒唐。說到底，人究竟是什麼呢？“他們就跟小狗一樣，生下來就又聾又瞎，”我想道，“並像仁帝所有的造物那樣，只擁有最模糊的一點光，這點光絕不足以照明他們在其中摸索前進的那一片黑暗。”我同樣地確信的是，我所認識的神學家們沒有一個人曾親眼見到過“那照亮了這片黑暗的光明”，因為如果他們確實看到了，他們就不可能去教一種“神學的宗教”了；而這種宗教在我看來是有很大的不足的，因為它與此毫無關係而是要不抱什麼希望地相信它。這就是我父親以前極力英勇地這樣做了的，但結果卻碰了壁。他甚至無法保護自己不受精神病醫生的那種可笑的物質主義的侵犯。這也像神學一樣是某種人們得加以相信的東西，但只是在相反的意義上就是了。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確信的是，這二者均缺少了認識論方面的批判及體驗。
我父親顯然受到這種印象的左右，即精神病醫生已在人腦中發現了某種東西，這種東西證明了，在精神本應該所在的地方，有的卻只是物質，而“精神的”東西卻什麼也沒有。所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他預感到，要是我學醫，我應以上天的名義起誓絕不要成為一個物質主義者。這種警告對我來說意味著，我應該什麼也不相信，因為我知道，物質主義者相信的是他們的定義，就跟神學者相信他們的定義一樣；我還知道，我那可憐的父親簡直就是跳出油鍋又入火坑。我認識到，他這一著名的信仰曾惡毒地捉弄過他，不但捉弄過他，而且還捉弄過我所認識的大多數有教養的嚴肅的那些人。信仰的最大罪過，在我看來，就在於它排斥經驗。神學家怎麼竟會知道，上帝有意地安排了某些事物同時又“許可”別的某些事物存在的呢，而且精神病學家又怎麼知道物也被賦予了人的心靈的種種特性的呢？我要是屈服於物質主義，那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但我父親卻肯定不可能這樣。顯然，有人低聲就“聯想”說了點什麼，因為我發現，他正在閱讀伯恩海姆譯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關聯想的那本書33 。這是一個嶄新的和重要的開端，因為以前我從未看見，父親除了小說及偶爾讀讀遊記之類的書外，是別的什麼都不看的。一切“有吸引力的”和有趣的書都屬禁忌之列。但是閱讀精神病學方面的書根本不能使他稍稍愉快起來。他的沮喪情緒變得越來越經常了和越來越劇烈了，他自疑有病的情形也是如此。一連好幾年，他一直在抱怨有各種各樣的腸胃病症狀，然而給他看病的那位醫生卻一直未能確切地檢查出他身上出了什麼毛病。現在，他又抱怨說“腹部有結石”的感覺。好長一段時間，我們對此並不加以認真對待，但後來那醫生卻也懷疑起來了。這大約是在1895年的夏末左右。
33 指《聯想及其治療作用》（萊比錫與維也納，1888年版）。——原注
那年春，我已進入巴塞爾大學開始學習。我一生中所感到厭煩的惟一的那段時間——我在高中上學的那些日子終於結束了，而通向“文科大學”與學術自由的金色大門正為我洞開著。現在，我可以聽到有關大自然的真理了，至少可以聽到有關大自然的最根本的一些方面的真理了。我將會學到有關人的解剖和生理學方面現已為人所知的一切，並掌握有關各種疾病的知識。除了這一切之外，我還被批准加入了我父親以前所屬的一個佩戴彩色徽記的兄弟會。在我還在大學一年級時，他趕來參加了兄弟會的一次遠足，這次遠足的地點是馬克格拉芬縣屬下的一個種葡萄釀酒的村子，他在那裡還發表了一篇異想天開的演說。令我快慰的是，他大學時代的那種快樂精神在他的演說裡再次表現了出來。我一剎那間認識到了，在他畢業之時，他的生活停止不前了，一首大學生歌曲的歌詞便同時迴響在我的耳際：
他們垂頭喪氣地邁步
走回到市儈的國土，
啊呀呀，我的老天，
往昔的情形已發生了巨變！
這些話重重地擊中了我的心靈。從前，他在大學一年級時也是個充滿熱情的學生，情形就跟我現在一樣；世界向他打開過大門，就跟它現在對我那樣；知識的無窮財寶擺在了他的面前，就跟現在擺在了我面前一樣。後來，一切對他來說卻枯萎了，變得充滿了辛酸，這種情形怎麼竟發生了呢？我找不到答案，或者說找到的答案太多了。那個夏夜喝過葡萄酒後他所發表的那篇演說是一次最後的機會，使他得以跳出回憶，而像他本應是的那樣度過了一段時光。此後不久，他的健康情況惡化起來了。到了1895年秋末，他臥床不起了，1896年初便去世了。
上完課後我回了趟家，問及了他當時的情況。“唉，還是老樣子。他身體很虛弱。”母親說道。他低聲向她說了點什麼，她把這向我作了轉述，然後使用眼色向我示意，提醒我他已處於神志昏迷狀態了：“他想知道你是否通過了國家級考試。”我明白我必須撒次謊。“通過了，考得還挺好。”他如釋重負地歎了口氣，接著便閉上了眼睛。稍後，我又進屋去看了他一次。他獨自一人，母親在隔壁房間收拾著什麼。他的喉嚨發出咯咯的響聲。我知道他已處於臨死前的痛苦中。我在他床邊站著，被這種情境迷住了。以前我還從沒看見過人死去。突然之間，他停止了呼吸。我等著，等著，等著他下一次的呼吸，可是卻再也沒有出現。於是，我想起了我母親，便跑進了另一個房間，看見她坐在窗前打毛線。“他已在彌留之際啦。”我說道。她跟著我來到床邊，看見他已經死掉了。她彷彿覺得十分奇妙似的說道：“這一切過去得多快啊。”
隨後的幾天是一片憂傷和痛苦，沒有多少留存在我的記憶中。有一次，母親用她的“第二”聲音跟我，或者說跟她周圍的空氣說道：“他為您及時地死去了。”這句話的意思似乎是說：“你們並不互相理解，而他可能已經變成了妨礙您的東西啦。”這種看法在我看來是符合我母親的第二人格的。
“為您”這個字眼兒給了我可怕的沉重的一擊，我感到往昔的日子的一小部分已經一去不復返地永遠結束了。但同時，男子漢和自由的一小部分則開始在我身上覺醒。我父親去世後，我便搬進了他的房間並取代了他在家裡的地位。比如說，我得每星期把家用開支的錢親手交給我母親，原因是她不會計劃家庭經濟開銷和不會理財。
在他去世六個星期後，我父親對於我便顯得像是一個夢。他會突然之間站在我面前，說他就要度假回來了。他的健康已得到很好的恢復，現在正在回家。我覺得，由於搬進了他的房間，他可能會討厭我的。可是一點兒也不是這樣！雖然如此，我仍覺得於心有愧，原因是我想像他已經死掉了。兩天之後，我又做了這樣的一個夢。我父親恢復了健康並且正在回家，於是我便再次責備我自己，因為我認為他已經死掉了。以後，我便不斷地自問道：“我父親在夢中回轉家來，而且他的樣子又顯得那樣逼真，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一次無法忘卻的體驗，而這便迫使我第一次思考起死後的生活的事來。
隨著我父親的去世，關於我繼續在大學讀書的困難問題便出來了。我母親的一些親戚認為，我該在商行裡謀個小職員的工作，以便盡可能快地掙錢養家。我母親最年幼的弟弟提議資助她一把，因為她的錢財幾乎不足以養活她自己。我父親這邊的一位叔父則同意資助我。在我讀完大學時，我欠了他三千法郎。其餘部分我則是靠當助教和幫助一位年老的姑媽轉賣她收集的那一小部分古董而掙得的。我以高價一件件地把它們賣掉，從中便可抽取相當不錯的一個百分比的錢數。
我絕對忘不了這段窮困的時間，一個人這時便懂得了珍惜價錢便宜的東西。我仍然記得有過這麼一次：有人把一盒雪茄當禮物送給了我，我喜歡得不得了。這盒雪茄我足足抽了一整年，因為我只准許自己在每逢星期天時才抽一根。
我的大學生活在我來說是一段美妙的時光，一切均充滿了理智的活力，它還是一個交朋結友的時候。在兄弟會的幾次會議裡，我就神學和心理學方面作了幾次講演。我們還進行過許多熱烈的討論，但並不總是醫學方面的問題。我們就叔本華和康德進行爭論，我們還懂得西塞羅34文體的優美的一切，我們還對神學和哲學有興趣。
34 西塞羅（公元前106－43）：古羅馬政治家、雄辯家和著作家。
在大學期間，在有關宗教問題上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在家時，我獲得了一次很好的機會，與以前曾是我父親地區的主教的一位神學家談過一次話。他不但以胃口非凡而著稱——這我是望塵莫及的——而且還博學異常。從他那裡，我學到了許多有關教會神父和教規歷史方面的東西。他還給我大略地講了些有關新教35神學方面的一些新知識。裡敕爾36 的神學在當時十分流行。這種神學的歷史循環論使我很感氣憤，特別是那用鐵路火車來作出的比較37 。在兄弟會裡我與之進行過多次討論的神學系的學生們，對於基督的一生所給予歷史的影響的這一理論似乎全都覺得很滿意。但這種看法在我看來卻不但顯得愚蠢，而且還沒有絲毫的生氣。我也無法贊同這種傾向，即把基督推到前台並使他在上帝與人的戲劇中充當決定性人物的角色的做法。在我看來，這是絕對違背基督本人的這一觀點：產生了他的聖靈，會在他死後取代他在人世間的地位。
35 新教：指德國路德進行“宗教改革”而脫離羅馬天主教的基督教。
36 裡敕爾（1822－1889）：德國基督教信義宗神學家。
37 阿爾布列希·裡敕爾把基督的到來比作一列火車的車軌。火車頭從後面提供推動力，這一推動力便傳遍整列火車，於是最前面的車廂便開始移動。以同樣的方式，基督所給予的推動也便向下傳給以後的各個世紀。——原注
在我看來，聖靈是無法想像的上帝的化身。聖靈的活動不但是崇高莊嚴的，而且還帶有那種奇異及甚至是令人懷疑的特色，而這種特色又是雅克威38 的行為所特有的；對於雅克威，我是天真地把他等同於上帝的基督形象，這是我在接受堅信禮時他們所教導我的（這時我仍然不知道，嚴格地說來，魔鬼也是與基督教同時產生的）。我主耶穌對我來說無疑是一個人，因而便是一個也會產生錯謬的人物，要不就是聖靈的喉舌而已。這種甚為不正統的看法，是跟神學上的看法相距甚遠的，自然便使人覺得完全不可理解了。我對此所感到的失望便逐漸導致我產生一種無可奈何的麻木不仁，此外還證實了我的看法：在宗教問題上，只有體驗才是重要的。
38 雅克威（或耶和華），是上帝的一種別稱。
在大學一年級期間，我發現，科學雖然打開了通向大量知識的大門，但在提供真正的頓悟方面卻少得可憐。而這種頓悟，總的來說是有著特有的性質的，我從哲學著作的閱讀中懂得，心靈的存在是造成這種情境的原因。沒有心靈，便不會有知識，也不會有頓悟。然而關於心靈，卻不見有隻字提及。它到處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而甚至當有人提及它時——例如，C. G. 卡魯斯就是這樣——卻顯出對它沒有真正的瞭解而只有哲學式的沉思冥想，而這實在是太容易作出這種那種的冥想了。對於這種言論，我實在無法理解。
在第二學期末，我卻又有了新的發現，這一發現將產生重大的結果。在我一位同學的父親的藏書室裡，我無意中找到了一本論述精神性現象的小書，出版日期為70年代。這本書敘述了唯靈論的起源，其作者是一個神學家。我最初的懷疑很快消失了，因為我忽然明白了，書中所述的，總的說來，大都是自童年時代以來我在鄉下所再三再四地聽到的那些同樣的故事。毫無疑問，其材料是可信的。但是這些故事是否具有物質的真實性，對這一重大的問題所作出的回答卻不能令我滿意。雖然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各個時代，這些同樣的故事卻在全世界各個地方再三再四地有所報道過。這其中必然有某種原因，而且這種原因不可能就是到處都具有同樣的宗教觀念這一顯著的緣故，因為很顯然情況並不是這樣。相反，它是必須與人的心靈的客觀行為相聯繫的。但就這個主要問題——心靈的客觀性——而言，除了哲學家們所說的東西之外，我卻絕對找不出什麼東西來。
唯靈論者的觀點，在我看來是古怪的和值得懷疑的，然而就客觀心靈現象而言，它們卻是我所見到的首批記錄。諸如像左爾納和克魯克斯等人的名字便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於是我實際上便讀完了那時我所能到手的全部這方面的書籍。很自然，我也把這些事情給我的朋友們談起過，使我吃驚的是他們的反應既有嘲弄或表示不信的，也有急忙起而抗辯的。我奇怪的是他們竟會態度肯定地斷言說，像鬼魂和轉動桌子這一類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因而也就是騙人的，而在另一方面，他們這樣作時又顯然表明他們是採取不說有也不說無的守勢態度的。我自己也不敢肯定這些報道的絕對可靠性，但是說到底，何以就不應該有鬼魂呢？我們怎麼竟會知道某種事是“不可能的”呢？而且，最重要的是，這種急急忙忙地表明態度又是什麼意思呢？對我自己來說，我覺得這種種可能性是極為有趣和極為吸引人的。它們給我的生活增添了又一個新天地；世界具有了深度和背景。比如說，夢有可能與鬼魂有點什麼關係嗎？康德的《一個看見鬼魂的人的夢》的出版真是十分及時，而且我還很快就發現了卡爾·杜普雷爾這個人，他的著作從哲學上和心理學上對這些觀點進行了評價。我還挖掘到了埃斯肯梅耶、巴薩旺、吉斯提奴斯、克爾納和格雷斯的著作，還讀了斯威登堡39的七卷著作。
39 克爾納（1786－1862）：德國詩人和唯靈論者；格雷斯（1773－1848）：德國作家；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學家和神秘主義者。餘者不詳。
我母親的第二人格全心全意地對我的熱情表示同情，但我所認識的其他所有人卻顯然使我感到洩氣。在這以前，我只是撞到了傳統觀點所築成的厚牆而已，但現在，我卻撞在了人們的偏見及完全不承認有異乎尋常的可能事物的看法所築成的銅牆鐵壁。甚至在我最親密的朋友中我也遇到了這種情形。對他們來說，所有這一切要比我專注於神學還要更加糟糕。我有這樣的感覺，覺得我已經向前走到了世界的邊緣，對我來說具有極大興趣的，對別人來說卻覺得空虛無聊，甚至還使人見了就覺得可怕。
怕什麼呢？為此我找不到任何解釋。不管怎樣，認為有可能有越出了空間、時間和因果關係的有限範疇的事件的這一看法，是沒有什麼荒唐乖謬和驚世駭俗的啊。動物能夠事前就預感到暴風雨和地震，這是人所共知的。確有預見到某些人死亡的夢，確有在人死的一刻停止了走動的鐘，確有在危急時刻破碎了的鏡子。所有這些事情在我童年的世界裡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到了現在，我卻顯然成了是曾經聽到過這種事的惟一一個人。我以十分認真的態度自問道，我跌跌撞撞地走了進去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很明白無誤的是，城市的世界對於鄉村的世界，對於山脈、樹林和河流的世界，對於動物和“上帝的思想”（植物和各種晶體）的現實世界，是一無所知的。我覺得這樣一種解釋使人覺得舒服。不管怎樣，這種解釋支持了我的自尊心，因為我認識到，儘管它是個學識的寶庫，城市的世界在精神方面卻是十分有限的。這種頓悟證明是很有害的，因為它誘使我落進了不時地自覺優越、批評不當和盛氣凌人的陷阱之中，弄得我令人討厭——這可真是自作自受。而這終於又使我重新產生了舊日的各種懷疑、自卑感和情緒抑鬱——而這種可恨的情形我是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要加以衝破的。我不再願意站在這個世界之外，享受那種我是個怪人這種令人難堪的聲譽的。
我開始時的引論性課學完之後，我便變成瞭解剖學方面的低級助理教員，隨後的一個學期，示範老師讓我負責講授組織學課——對此我極感滿意，這是不用說的了。我自己主要對進化理論和比較解剖學有興趣，我還因此熟悉了新生機論。而使我最著迷的是最廣義的形態學方面的觀點。它是與生理學正相反的學科。後者由於要進行活體解剖，所以我對這個科目很為反感，而活體解剖的目的，則不過是為了進行示範而已。熱血動物跟我相似而並非只是有理智的動機，這種感覺我一直無法排除掉。因此，只要我能夠，我就把示範課去掉。我認為，我們是得用動物進行實驗的，但是，進行這種實驗的解剖示範在我看來卻是可怕的、野蠻的，而最主要是沒有必要的。只要根據描述，我便足以想像出解剖示範整個過程的情景。我對動物的熱愛並非來自叔本華哲學裡那種佛教式的裝點門面，而是基於一種原始的意向態度更深厚的基礎之上的——基於潛意識地與動物等同的基礎上。當然了，當時，對於這一重要的心理學上的事實，我是完全一無所知的。我對生理學是如此反感，因而這一科目的考試成績便相對地差，幸而總算還混了個及格。
隨後的兩個學期是有關臨床的學習，這使我忙得不亦樂乎，幾乎沒有什麼空閒的時間可供我涉獵與此無關的其他方面了。只有在星期天，我才有時間研究康德。我還刻苦地研讀了愛德華·馮·哈特曼的著作。有一段時間，尼采也列入了我的計劃，然而我卻遲遲沒有開始閱讀其作品，原因是我覺得自己還未作好充分的準備。那時候，他受到人們的廣泛討論，但大都貶多於褒，討論者多是據說是有能耐的哲學方面的學者們；從這些褒貶中我可以推想出他在高層人士們中引起了多麼大的敵意了。當然，這些人中的最高權威是雅各布·布爾克哈特了，他那各式各樣的對尼采的批評性評論到處可見。此外，我們大學還有些與尼采本人有些過從的人，此時便到處散佈有關他的各種各樣並非恭維的瑣事閒言。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人對於尼采的著作連一個字也沒有讀過，因而便只好就他的外表性的怪癖大作文章，如擺紳士的架子，他彈鋼琴的架子、他文體的誇張——這些怪癖使當時巴塞爾市有身份的人士們很覺礙眼。使我推遲了閱讀尼采著作的當然不是這些事情——相反，它們倒起了最強烈的推動作用。我之所以推遲了，是因為我暗地裡害怕，我也許也會像他那樣，至少是在那種“秘密”方面會像他那樣，結果導致與周圍的人和環境隔絕。也許是——有誰會知道呢？——他曾有過內心的種種體驗和種種頓悟，而不幸的是他又企圖對此談論談論，結果卻發現沒有人能理解他。很明顯，他是或至少被人認為是個怪物，是個大自然的嘲弄對像；而這，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想成為這樣的。我擔心，我可能會被迫承認，我也是另一個這樣的怪人。當然了，他是個教授，寫出了大本大本的厚書，並因此而獲得了難以想像的榮譽。但是，他也像我那樣，是個牧師的兒子。但不同的是，他出生在國土遼闊的德國，國土一直遠伸至海邊，而我卻只不過是個瑞士人，出身自位於邊境的小村子的一個安分守己的牧師家庭而已。他講的是優雅的高地德語，懂拉丁文和希臘文，可能還懂法文、意大利文及西班牙文，而我有把握地運用自如的惟一語言卻只有瓦格斯－巴塞爾方言。他，擁有所有這些堪屬可引以為榮的東西，即使被人當作是某種怪人也沒有什麼關係，但我卻絕不能讓人發現我在多大程度上也像他一樣啊。
儘管心裡有這種種擔心顧慮，我還是感到了好奇心的驅使，最後便決心讀讀他的著作。《不合時宜的思想》是我閱讀的第一本書。我被其熱情弄得心醉神怡，不久後我便讀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就跟歌德的《浮士德》一樣，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次重大的體驗。《查拉圖斯特拉》便是尼采的《浮士德》，他的第二人格，而我的第二人格現在便對應於查拉圖斯特拉了——儘管這有著把一個鼴鼠掘起的土堆比作布朗山40 之嫌。而查拉圖斯特拉——對此可以說絕不必懷疑——是病態的。我的第二人格也是病態的嗎？這種可能性使我十分驚恐，我也好長一段時間拒絕承認這一點，但這個想法在不合時宜的時刻卻再三再四地湧上我的腦際，使我冒出一身冷汗，因此到了最後，我便只好進行自我反省了。尼采只是在晚年才發現了他的第二人格，這時他已年過中年，而我卻自童年時代起便認識我的第二人格了。尼采曾幼稚地和不謹慎地談到過這個阿爾希頓（arrheton），這個無以取名的東西，彷彿它是很合適的。但我很快就注意到，這只會引起麻煩。在他還是個年輕人，對自己的前途將會怎樣還不必顧及時，他來到巴塞爾大學當教授，實在是太有見地了。他是如此聰明，本該及時注意到有些事出了毛病才對。我覺得，那就是他那病態的誤解，即他毫不擔心地和毫不懷疑地在一個人們對這種事情一無所知和毫不理解的世界裡卻把第二人格放出來亂跑。他被一種幼稚的希望所促動，想找到能夠分享其狂喜及能把握其“對一切價值觀念進行重新評價”的思想的人們。然而他卻只找到了有教養的市儈們——使他悲喜交集的是，他本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像他們中的其餘人那樣，在他冒冒失失地一頭撞進那不可言喻的神秘裡並想向愚鈍的和為上帝所拋棄了的大眾對這種神秘進行讚美時，他卻對自己一無所知。這就是他之所以語言誇誇其談、譬喻堆砌重疊、讚美詩式的歡樂情調的原因所在——全都是妄圖引起已把其靈魂賣掉以換取一大堆互不連貫的事實的廣大人們的注意。結果他——他宣稱自己是走鋼絲表演者——便落進了超出了他自己的想像的深淵。他並不認識，自己在這個世界的回頭路並且像一個著了魔的人似的，成了一個人們只能極為小心謹慎地加以對待的人。在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我只聽說有兩個人是公開地宣稱自己是尼采的追隨者的，這兩個人都是同性戀者，其中一個以自殺告終，另一個則像個被人誤解的天才，成了一個廢物，我其餘的朋友並沒有被《查拉圖斯特拉》的現象驚得目瞪口呆，而只是對其大受歡迎無動於衷而已。
40 布朗山：阿爾卑斯山脈的最高峰。
就像《浮士德》為我打開了一道門那樣，《查拉圖斯特拉》則砰地給我關上了一道門，而且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關著。我覺得自己就像那個老農夫一樣，發現自己的兩頭牛顯然是中了邪術，把它們的頭套在了同一個籠頭裡。“這樣的事是怎麼發生的呢？”他的小兒子問道。“孩子呀，這樣的事人們是不會加以談論的。”他的父親回答說。
我認識到，一個人除非跟人們談些他們所知道的事，否則便只能是對牛彈琴。幼稚的人並不意識到，與其友人談論些後者所不懂的事是一種什麼樣的侮辱。只有當前者是個作家、記者或詩人時，他們才會原諒這種毫不客氣的行為。我逐漸明白了，一種新思想，或甚至只是舊思想的一種異乎尋常的一個方面，只有依靠事實才能與別人溝通。事實是站得住腳並且不會被掃到一邊去的；某個人或遲或早總會遇到它們並認識到他所發現的是什麼。我認識到，我談話，原因就在於我缺少某種更好的東西，認識到我應該是在提供事實，但這些事實卻是我所完全缺乏的。在我手中，什麼具體的東西也沒有。以往很多時候，我發覺自己常常憑經驗行事。我開始責怪哲學家們當經驗正缺乏時卻喋喋不休，而當他們本應用事實進行回答時卻把嘴閉了起來。在這方面，他們全都似乎跟淺薄的神學家們沒什麼兩樣。我感到，在這個或那個時候，我已穿越過了一個滿是金剛石的山谷，但是我卻無法使任何人相信——在我更仔細地觀察它們時甚至連我自己也說服不了——說我所帶回來的樣品並非只是些石塊而已。
這是1898年，此時我已開始比較認真地考慮起當一個醫生的生涯了。我很快得出結論，覺得自己必須學有所長。這種選擇看來在於外科和內科之間。我傾向於選擇前者，原因是我受過解剖學的專門訓練，此外我還很喜愛病理學，而要是我擁有足夠的資金，便很有可能使外科成為我的職業了。向來，為了上學而使自己債台高築，一直使我痛苦不堪。我知道，期末考試之後，我便得盡早地開始掙錢養活自己了。我設想過在某個縣級醫院當助理醫師的生涯，在那種地方比起在一個診所來，更有希望謀得一個有薪金的職位。此外，在一個診所的職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取決於其負責人的支持或其個人的利害關係。由於我人緣有問題，與別人又落落寡合——這種體味我實在太多了——因此我不敢設想會好運臨頭，於是便只好滿足於在一所地方醫院謀個職位這種並不過高的前景了。其餘的便取決於努力工作，取決於我的本事和申請了。
然而，在暑假期間，卻發生了某件注定要對我產生深刻影響的事。一天，我正坐在我房間裡學習功課。隔壁房間的門洞開著，我母親就坐在裡面織毛線。那房間是我家的飯廳，裡面就擺著那張胡桃木圓餐桌。這張桌子原是我祖母的嫁妝，到這時已大約有七十年了。我母親坐在窗前，隔那桌子約有一碼之遠。我的妹妹上學去了，而女傭則在廚房裡。突然間，砰地響起了一聲有似手槍射擊的聲音。我一蹦跳了起來，快步衝進了傳出爆炸聲的那房間，只見我母親目瞪口呆地坐在她那扶手椅裡，毛線團從她手裡落到了地上。她結結巴巴地說道：“出、出、出了什麼事啦？就在我身邊！”然後她便盯著那桌子。順著她的目光，我看到發生的事情了。那桌子從邊緣到中心以外處裂開了一條縫，而且還不是沿著榫眼處裂開的；這裂縫直穿這硬硬的木材。我像遭了雷擊那樣呆了。這樣的事情怎麼竟會發生呢？風乾了有七十年的一張硬胡桃木桌子——怎麼竟在夏季的一天，在我們這裡氣候所特有的、濕度相對地高的時候，裂了縫呢？如果是在寒冷乾燥的冬天，它又擺在一個火爐旁邊，發生了這種情形倒還是可以想像的。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樣一種爆炸呢？“古怪的事肯定存在著。”我想道。我母親臉色陰沉地點點頭，“是啊，是啊，”她用她那第二人格的聲音說道，“這一定是意味著什麼。”雖然出於不得已，我卻印象極深，而由於找不到什麼話好說，我便生起自己的氣來。
大約兩個星期之後，我在傍晚六點鐘時回到家裡，結果發現我們全家——我母親、我那十四歲的妹妹及那女傭——全都處於一種十分激動的狀態。大約在一個小時之前，又發生了一聲震耳欲聾的響聲。這一回，卻不再是那已裂了縫的桌子了，響聲是從餐具櫃的方向傳來的，這東西是一件沉甸甸的傢俱，早在19世紀初就買來了。她們已經從上到下把它察看了一遍，但卻找不到有什麼裂縫的跡象。我立刻動手把這櫃子細細檢查了一遍，連其周圍的地方也細細檢查了，但也同樣毫無結果。然後，我便開始檢查起這櫃子的內壁來。在存放著麵包籃的碗櫃裡，我發現了一條麵包，在其旁邊放著的，則是一把切麵包的刀子。刀刃的大部分崩成了幾塊碎片，刀把躺到了四方形的麵包籃的一個角落裡，在其餘的三個角落裡，每個角落躺著一片刀刃。這刀子不久前剛使用過，是在四點鐘喝茶時用的，然後便被放到了一邊。過後便沒有人到餐具櫃裡取過東西。
第二天，我把這把壞了的刀子拿到鎮上一個最有名的刀具商那裡去。他用放大鏡仔細檢查了裂痕，然後便搖了搖頭。“這把刀子完全沒有什麼毛病。”他說道，“鋼是沒有問題的。一定是有人故意把它一片片地弄壞的。這是可以做得到的，比如說，可以把刀刃插進抽屜的裂隙裡，然後一次折掉一片。也可以用別的辦法，如從高處把它朝下落到石頭上。但是好鋼是不會炸裂的。一定是有人在跟您開玩笑吧。”我小心地把刀子的這些碎片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母親和我妹妹那時正好在那房間裡，這突然的轟響使她們嚇了一跳。我母親的第二人格含義深長地瞧著我，但我卻找不到什麼話好說。我完全感到莫名其妙，對於已發生的事作不出任何解釋，我只好承認，這件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桌子裂開縫和刀子破碎了，這是為什麼和怎麼發生的呢？假定說這是偶然發生的巧合，這樣說卻實在太過了。出於偶然的機會，萊茵河竟有一次倒流了，這在我看來也是極不可能的——而其他一切可能的解釋也被自動地劃掉了。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幾個星期以後，我聽說有幾個親戚在搞桌子轉動的事已有好些時候，他們還有一個降神者，一個十五歲半的年輕姑娘。這幾個人一直想讓我見見這個降神者，據說這個人能使人進入夢遊狀態並能招魂。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立刻便想到了在我們屋裡的那種古怪的現象，於是我便猜想，它們可能以某種方式與這位降神者有聯繫。於是，我便開始列席他們的降神會，這種降神會每星期六傍晚定期在我親戚家裡舉行。我們在溝通的形式和牆的四壁及桌子發出啪啪聲方面果然有了結果。不依賴於降神者，桌子會移動是令人起疑的，而且我很快發現，對這種實驗增加某些限制性的條件一般來說會有妨礙性效果。因此，我同意桌子是自動發出啪啪聲的，隨後便把注意力轉到傳遞信息的內容方面來。在我的博士論文裡，我列舉出了這些觀察的結果。經過大約兩年的實驗，我們全都對此變得相當厭煩了。我發現了這位降神者通過詭計來企圖使人產生異象，而這便使我從此不再參加這些實驗了——我後來對此甚覺後悔，因為我從這個例子中懂得了一個第二人格是怎樣形成的，懂得了它是怎樣進入一個小孩的意識裡並最後使後者結合進她本身裡。她是那些早熟的異人之一，由於肺結核病，她在二十六歲時便死掉了。在她二十四歲時，我又見過她一次，並獲得了她具有個性獨立並成熟這一永久性印象。在她死後，我聽她家裡的人說，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裡，她的個性一點兒一點兒地解體了，到了最後，她竟回復到一個兩歲的小孩的狀態，而她就是在這種狀況下去世的。
總而言之，這是一次重要的體驗，它把我較早期的所有哲學一掃而光並使我得以能夠獲得一種心理學上的觀點。對於人的心靈，我已發現了一些客觀的事實。然而這種體驗再次又是那種我無法言喻的體驗。可以把這整個故事對之加以講述的人我卻一個也找不到。我於是只得再次把這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擱到一邊去。直到過了兩年之後，我的專題論文才問世。
41 這篇論文的標題是“論所謂神秘現象的心理學和病理學：一種精神病學研究”（1902），載《精神病學研究》。——原注
在那醫務所裡，弗列德裡希·馮·穆勒取代了老伊瑪曼的位置。在穆勒身上，我發現了一個吸引住了我的很有才華的人。我看到了，一種深邃的理智是如何把握住了問題並提出了疑問的，而在這些疑問中，這個問題便等於解決了一半。在他那方面，他似乎在我身上看出了某種東西，因為到我實習將近結束時，他提議說，我作為他的助手，應該跟他一起到慕尼黑去，因為他已接受了到那裡的任職。這一邀請差點兒使我決心獻身於內科了。要不是與此同時還發生了一件事，一件消除了我對有關未來的職業的一切顧慮的事，我是會那樣做的。
儘管我一直在聽著精神病學和臨床的課，但當時那位講授精神病學課程的老師講的卻不是那麼使人感興趣和啟發思路，而當我回憶起精神病院的體驗對我父親的影響時，這就無法使我對精神病學抱有好感了。因此，在準備回家考試期間，精神病學的教科書我是到了最後才拿起來的。我並不希望從中獲得什麼，因此我仍然記得，當我打開克拉夫特·埃賓42所編著的教科書時，我便想到了：“好呀，現在讓我們看看，一個精神病學家為了自己到底有些什麼話好說吧。”專題講座和臨床示範只留給了我微乎其微的印象。在醫院裡所見到的病例我連一個也記不起來，我所有的是厭煩和噁心。
42 《精神病學教科書》，第四版，1890年。——原注
我開始讀序言，一心想看看一個精神病學家是如何概述其科目的，或到底是如何證實其存在的理由的。通過為我這種趾高氣揚的態度所作的辯護，我一定清楚地表明了，在那時候的醫療界，精神病學一般來說是十分被人看不起的。沒有人真正對此有所瞭解，也沒有把人當作一個整體來加以考慮並把人的各種病理變化包括進這一總體圖景裡的心理學。醫院院長及其病人被關閉在同一個醫院裡，而這個醫院又同等地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就像古時候的麻瘋病院與其病人，被隔離在城郊之處一樣。沒有人願意朝這個方向看上一眼。而其醫生們則也幾乎像門外漢一樣知之甚少，因而他們的感受也跟這些人一般無二。精神病是一種無望治癒的要命之病，這種看法也影響到了精神病學。精神病醫生在那時被看作是個怪人，而這，我不久後就獲得了親身的體驗。
一打開序言，映入我眼簾的是：“大概是由於這個科目的特殊及其發展尚不完全之故，精神病學方面的教科書便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一種主觀性的印記。”幾行之後，其作者把精神病患者稱作“人格之病”。我的心突然開始怦怦地跳了起來。我只好站起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變得十分激動，因為在一閃而過的啟示裡，對我來說已變得很清楚，精神病學才是我的惟一可能目標。只有在這裡，我的興趣的兩股激流才能匯流到一起，形成一條水流並衝出一道河床來。這裡是經驗性的天地，與生物學和精神性的事實存在著共性，這樣一個天地我一直在尋找著，可是卻一直沒找到。這裡終於有了一個天地，一個大自然和精神的衝撞變成了現實的天地。
當克拉夫特·埃賓講到精神病學教科書的“主觀性”時，我便開始作出激烈的反應了。這樣看來，我想道，這本教科書部分也是其作者的主觀表白。由於他那特有的偏見，由於他的存在所具有的總體性，因而他便站到其經驗的客觀性的背面並以其整個人格對這種“人格之病”作出反應。在醫院時，我從來沒有聽到我老師說起過這樣的事。儘管克拉夫特·埃賓的教科書與其他這類教科書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但這幾點暗示卻給精神病學投射下了一道可使人脫胎換骨之光，使我身不由己地便被它吸引住了。
決定作出了。當我告訴我那位內科方面的老師我的意願時，我在他臉上看到了驚異和失望的表情。我那個老創傷——覺得自己是個不受歡迎的人且與別人疏遠的感覺——又再次開始痛了起來。不過現在我明白這是為什麼了。沒有人，甚至連我本人，也從沒想到過我竟會對這一偏僻的小徑發生興趣。我的朋友們既感驚詫又想不通，認為我是個傻瓜，竟放棄了謀取醫學內科這一明智職業那令人羨慕的機會，放棄了這一如此誘人且唾手可得的機會而喜歡上這種精神病學上的胡說八道。
我明白，我顯然再次走進了一條誰也不能誰也不會跟著我走的死胡同。但是我懂得——而沒有什麼人或什麼事能使我偏離我的目的——我作出的決定是有道理的，而且這也是命裡注定的事。它就像兩條河流匯合到了一處而形成了一股急流，毫不留情地載著我流向遠方的目的地。我是一個“兩重性格合而為一”的人的這種自信的感覺，如同一個有魔力的巨浪承載著我一樣，使我順利地通過了考試，而且還考了個第一名。很有典型性的是，在奇跡之路上我一帆風順，但潛藏著的重大障礙卻使我在最拿手的科目上栽了跟頭，這科目就是病理解剖學。由於一種古怪的錯誤，在除了各種各樣的碎屑之外似乎只含有上皮細胞的顯微鏡的承物玻璃片上，我卻看漏了藏在一個角落裡的一些黴菌。在其他科目上，我甚至猜出了我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由於這個，我勝利地越過了好幾個危險的暗礁。但是報復卻來了：在我覺得最有把握的地方，卻由於最為莫名其妙的原因而翻了船。要不是由於這一點，在這次考試中我本可取得最高分的。
結果，另一個候選人取得了跟我一樣的分數。他是個獨來獨往的傢伙，其個性我不甚了了且使人覺得很平庸。除了“行話”之外，我無法跟他談任何別的事情。對於每一件事，他都報之以令人莫測高深的微微一笑，這種微笑不禁使我想到了埃伊納島43 的希臘雕像。他有一種高人一等的神氣，然而在這種神氣之下，他卻往往顯得手足無措並且在任何情景下均很不相協調。這是否是一種愚蠢呢？但我卻從未能證明他是。有關他的惟一確實的事是，他給了我他有著幾乎是偏執狂式的野心的印象，這一野心使他除了純粹的事實外對任何事情均不感興趣。幾年之後，他成了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是想以之作為事情都有對應性的一個典型例子。我的第一本書是有關早發性癡呆（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的；在這種心理裡，我的人格及其傾向或“人差”便對應於這種“人格之病”。我向來認為，精神病學在最廣的意義上說，是一種病人的心靈與假定“正常”的醫生的心靈之間的對話，是病人的人格與施療治者的人格之間的一種妥協讓步，二者從原則上說都是同樣的主觀。我的目的在於表明，妄想和幻覺並非只是精神病所特有的症狀。而且還包含著人人均具有這種種症狀之意。
43 希臘所屬的一個海島。
期末考試完畢之後的那天晚上，我讓自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了上戲院看戲這一久已渴望的奢侈享樂。直到這個時候，我的經濟情況尚無法允許我進行任何這樣的鋪張浪費。但靠賣古董得來的錢現在尚餘點兒，這就使我不但得以有可能看了一次歌劇，甚至還得以到慕尼黑和斯圖加特遊覽了一趟。
比才44 的音樂陶醉了我，征服了我，使我在一望無際的大海的波濤上隨波起伏。而第二天，當火車載著我越過邊境而進入到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之時，《卡門》那優美的旋律仍縈繞我腦際。在慕尼黑，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古典藝術；這種藝術與比才的音樂合在一起，使我處身於一種春天般的、新婚之夜般的快樂氣氛之中，這種氣氛的深邃和含義，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有所領會。然而在外部世界裡，這卻是陰沉的七天，其時是1900年12月的1日至9日。
44 比才（1838－1875）：法國著名作曲家，著名歌劇《卡門》的作者。
在斯圖加特，我拜訪了姑媽弗勞·雷瑪·榮格，她的丈夫是個精神病學家，此次拜訪，未料卻是與她永訣的一次。她是我祖父與弗吉尼亞·德·拉索爾的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兒。她是個迷人的老太太，藍色的眼睛閃閃有光，生性活潑愉快。在我看來，她彷彿完全生活在一個充滿各種不可捉摸的幻想和拒絕消亡的各種往事的回憶的世界裡——生活在一種正在消亡和一去不復返的往事的最後一息中。這次拜訪是對我童年的懷念的永訣。
1900年12月10日，我在蘇黎世的伯戈爾茨利精神病院謀得了助理醫師的職位。我很高興能到蘇黎世工作，因為在這幾年的時間裡，巴塞爾對我來說已變得太氣悶和乏味了。對於巴塞爾人來說，除了他們這個市鎮之外，別的城鎮是不存在的，只有巴塞爾才是“開化的”，伯斯河的北岸，便是野蠻人的國土了。我的朋友們無法理解我離開此地的原因，猜想我一定很快就會回來。但他們完全猜錯了，因為在巴塞爾，不論什麼時候，我都被人認出是保爾·榮格牧師的兒子和卡爾·古斯塔夫·榮格教授的孫子。我是個知識分子並屬於一個確定的社交圈子。我對此很為反感，因為我不想也不願意讓自己歸入某一類人之中。巴塞爾知識界的氣氛在我看來是令人羨慕地具有世界性，但傳統的習慣勢力卻使我受不了。當我來到蘇黎世後，我立刻感覺出了這種差異。蘇黎世與世界的聯繫不是通過知識界，而是通過商業。然而在這裡，其氣氛卻是自由的，而我是一貫看重這一點的。在這裡，一個人即使不是出自書香門第，你也不會感到千百年的積垢的重壓。對於巴塞爾，我時至今日仍有一種淡淡的懷戀，儘管我知道它已不再是原先的那個樣子了。我至今仍然記得巴霍芬和伯克哈特在街上漫步的那些日子。仍然記得在大教堂後面那古老的牧師會會堂，仍然記得那橫跨萊茵河河面的那座古橋，仍然記得這橋是半木石結構的。
我要離開巴塞爾，這對我母親來說可就不好受了。但是我知道，我是無法幫助她解除這種痛苦的，而她則勇敢地承受住了。她與我妹妹住在一起，我妹妹是個清秀而病懨懨的人，在一切方面均與我有所不同。她彷彿生來就注定了一輩子得當老姑娘，而她確實也終身未嫁。但她培養起了一種非凡的個性，我對她的處世態度也很欽佩。她不得不經受一次據稱是沒有什麼妨害的手術，但卻不幸死在了手術台上。當我發現，她已事前把她的一切事情，甚至連最後的一個細節，都早已安排妥帖時，我實在深為感動。在心底裡，她對我來說一直是個陌生人，不過我卻很尊敬她。我是很愛動感情的，而她卻總是顯得鎮定自若，儘管在內心深處她是很敏感的。我可以想像出來，就像我祖父他那惟一的妹妹經歷過的那樣，她在婦女敬老院裡是怎樣打發她的時日的。
我在伯戈爾茨利精神病院的工作開始了，生活也便具有一種要求人必須專心致志的現實性——精神集中、頭腦清醒、認真負責等。它猶如進入了一座世俗的修道院，等於屈從於只相信大概可能有的，一般的、普通的、沒有意義的東西，放棄奇異的和有意義的一切，及把一切超塵絕俗的東西變成平庸無奇的凡品的誓言。從此之後，有的只是空空如也的表面，有的只是沒有連續下去的開端，有的只是沒有相關性的事件，有的只是範圍越縮越小的知識，有的只是據說是問題的失敗，有的只是令人沮喪的狹隘的遠景，有的只是日常事務那無邊無岸的沙漠。一連六個月，我把自己關禁在那猶似修道院的四壁之內，為的是要習慣這精神病院的生活及風氣；而為了使自己熟悉精神病患者的思想與心理，我便把五十卷的《精神病學概論》從頭開始一頁頁地讀了一遍。我想要弄清楚，人類的心靈在面對其本身的毀滅情境時是如何作出反應的，因為就我看來，精神病學清楚地表達了在精神病出現之時是如何支配那所謂的健康頭腦的那種生物學反應的。我的同事們在我看來，也跟病人那樣使我發生興趣。在隨後的幾年裡，我暗地裡編製了我那些瑞士同事在遺傳背景方面的統計數字，並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我這樣做一是為了想使自己獲得些教益，二是為了好理解精神病人的智力。
我一心一意撲在工作研究上，閉門謝客專心讀書，幾乎不用說便使我與我的同事們疏遠了起來。他們當然不會知道，精神病學對我是多麼奇妙，而我又是多麼急於想參透其玄機了。那時候，我在治療學方面的興趣尚未覺醒，但所謂正常性的病理變異卻迷住了我，因為它使我獲得了久已渴望的機會，得以更深入地洞察那具有總括性的心靈了。
那時候，這些便是我開始我那精神病學生涯時的狀況——我客觀的生活得以從中產生出來的主觀實驗。我既沒有超然於我自己並以真正客觀的方式來觀察自己命運的慾望，也沒有這種能力。我是樂於去犯或者編織一個本來應該如何如何的幻想，或寫一部為自己辯解的書這種人所熟知的自傳作品的錯誤的。總而言之，人是一個事件，它是無法自行判斷自己的，而是或好或壞，得由他人來作出這種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