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望遠鏡來觀察自己的心靈。
看似亂糟糟的一團，
他卻說看到的是一個美麗的宇宙：
他給意識增添上的是
宇宙內的不為人知的宇宙。
柯勒律治：《筆記本》
醞釀寫這本書，是1956年夏於阿斯科納舉行埃蘭諾斯會議期間。出版商庫爾特·沃爾夫在此地與來自蘇黎世的友人談話時，說他想讓紐約的萬神殿出版社出版一本卡爾·古斯塔夫·榮格的傳記。喬蘭德·雅各比博士這位榮格的副手之一，便建議由我執筆做此工作。
我們大家心裡都很清楚，這一工作絕非易事。榮格討厭把私生活公諸於世是人所共知的。確實也是這樣，只是經過了長時間的懷疑與猶豫之後，他才頷首同意。一旦這樣做了，他便作出安排，每週騰出一整個下午來與我一起工作。考慮到他正常工作安排得很緊，而他又很容易疲勞——甚至這時他已年過八旬——這樣的時間安排，已經算是夠多的了。
我們在1957年春開始工作。按照原來的設想，這本書不是作為“傳記”來寫，而是採用“自傳”的形式，榮格則以講述者的身份出現。這一計劃決定了此書的形式，而我最初的工作則只是提問並記下榮格的回答。開始時，他顯得有點顧忌，幸虧很快他就對這工作熱心起來了。他越來越有興趣地講起了他自己、他的成長、他的夢及他的思想。
到這年年末，榮格對我倆的合作所取的肯定態度導致了有決定意義的一步。經過一段時間的內心動盪之後，有關他童年時代那些久已隱沒在內心深處的各種形象浮現到他腦海的上面來了。他覺察到了它們與他在晚年時所寫的著作裡的各種思想有密切的聯繫，但此時卻仍然無法清晰地把握住它們。一天早晨，他通知我說，他想直接把他童年時代的各種回憶寫下來。到了這時，他已經告訴我許多他童年時的各種事情，但是整個故事卻還存在著不少的互相不連接性。
這一決定既出人意外又使人高興，因為我知道，寫作對榮格來說是多麼費力了。由於他已年邁，對於這種事他是絕對不幹的，除非他感到這是內心加到他身上的“責任”。這就表明，這本“自傳”寫的是榮格本人的內心生活是合適的。
這一新情況發生不久之後，我記下了榮格這樣一句話：“我的每一本書總是我命中注定所要做的事。對於寫作過程，總是有某種難以預料的事，而我也無法為自己制訂出預先已確定好的進程來。因此，這本‘自傳’現在所走的方向，是跟我開始時所設想的有很大不同。寫下我早年時的一系列回憶對我來說已成了一種必要。要是一天不去這樣做，我週身便立刻感到不舒服。而只要我一著手去寫，這種種不舒服便煙消雲散了，同時我頭腦也覺得清晰之極。”
1958年4月，榮格寫下了有關他童年時代、中學時代和大學時代的三章。最初這三章總名為“我一生中最早年的事件”。這幾章結束於1900年完成醫科學業。
然而，這並不是榮格對此書所作出的惟一直接貢獻。1959年1月，他住在波林根他那鄉居，每天上午都用來閱讀我們這本書的一些選出的章節，此書此時已初具規模了。他把“論死後的生活”這一章退回時，他對我說道：“這觸及到了我內心的某種東西了。我心中已經有數，我一定要寫出來。”於是，便有了“後期思想”這一章，在這一章裡，他表明了他最深切的而且可能是最深遠的種種想法。
就在1959年這同一年的夏季，也是在波林根，榮格寫出了在肯尼亞及烏干達旅行這一章。有關村社印第安人這部分，則取自一份未完成且未發表的手稿，這一手稿論述的是有關原始人心理的一般性問題的。
為了寫好“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正視潛意識”這兩章，我收入了榮格於1925年所作的一次報告的一些章節；榮格在那次報告首次談到了他的內心發展的情形。
“精神病治療活動”一章是基於榮格1956年與蘇黎世伯戈爾茨利精神病院的幾位年輕助理醫師之間的談話而寫成的。當時，他有一位孫子在此醫院當精神病醫生。談話是在榮格位於庫斯納希特的家進行的。
榮格通讀了此書的手稿並表示了同意。有些章節他偶爾作點修改或補充些新材料。我則利用我們談話的錄音來給他所寫的那幾章作些補充，有時則把他不夠流暢和詳盡的地方加以擴充，有重複時則給予了刪削。這本書愈向前寫，我倆所寫的就融合得愈加密切。
在一定程度上，本書的產生確定了其內容。談話或自然的講述不可避免會是隨便自流的，這一特色貫穿於這整本的“自傳”中。書中的各章均是迅速掃射的燈光，只是稍縱即逝地照亮了榮格生活與工作的一些外在性事件。作為補償，這些事件映照出了他的理智世界及對其說來精神乃是一種深刻的實在的人的體驗。我常常要求榮格就某些外在性發生的事件提供一些特定的資料，但結果往往徒勞。只有他生活體驗裡的精神性本質才保留在他的記憶裡，而光是這個便頂得上費一番唇舌的工夫了。
比行文組織形式上的困難遠為重要的是這樣一些更大的、比較個人性的麻煩，對此榮格在一封信裡曾提到過他大學時的一位朋友。在1957年下半年對某一要求——寫下他青年時代的回憶——的覆信中，他寫道：
“……您說得很對。人老了時，便會回顧，既從內也從外來回憶起青年時代。以前有一次，大約是三十年前吧，我的學生們要我講述一下，我是如何終於形成有關潛意識的觀念的。對於這一請求，我便作了一次專門性講座。在最後這幾年期間，各地都有人向我建議，說我應該寫點自傳性的東西。我卻一直無法認為我應該做這種事。我所知道的自傳實在太多了，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滿紙徹頭徹尾的謊言，我也深知要做自我描寫是不可能的，因而便不想冒險這樣一試。”
最近，當您要我提供一些自傳性材料並在我回答這些問題的期間時，我發現了隱藏心底的一些客觀性問題，這些問題看來得進行更仔細的剖析。因此，我便把此事權衡了一下並得出這樣的結論：我應該抽出一段足夠長的時間來避開其他一些必須做的事，回想一下我一生中最初的一些事情，並客觀地把這些事認真考慮考慮。這一工作被證明十分困難而棘手，因此為了進行下去，我便只好答應自己說，寫好的東西在我有生之年決不拿去發表。為了使自己必須釋然並內心平靜，這樣的許諾對我來說是根本性的。事情變得明白了，在我腦海裡依然栩栩如生的一切記憶，都與那些在我心靈中引起過不安與激情的情感性體驗有關——這幾乎便是作客觀敘述的最佳條件了！您的信就在我實際上已決心一頭扎進去時‘自然地’來到了我手裡的。”
“命中注定——這種情形對於我總是這樣——我一生中的所有‘外在性’方面，竟全都是偶然性的。只有內在的才最終證明具有實質性及決定性價值。結果，外在性事件的一切記憶便日漸湮沒，而且也許這些‘外在性’的體驗還不知怎的就根本不具有那樣的本質性；而要是真的具有，那就只因它們與我內心發展的某些階段巧合的結果。我一生中極大一部分這些‘外在性’事件已從我腦海裡消失得一乾二淨了——在我看來其根本理由就在於我使出全副精力來對付它們的緣故。然而，下面這些事情是構成一本明智的傳記的材料：一個人所遇見過的各種人，各種旅行、冒險、糾葛、命運的種種不幸等等。但除了有幾個例外之外，所有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卻變成了幻象，它們是我所幾乎無法回憶起來的，心裡也沒有重新追憶的願望，因為它們已經不再能激起我的想像了。”
“另一方面，我對‘內心’體驗的回憶卻變得越來越生動和豐富多彩。這就產生了對之加以描述的問題，我對此自覺有點難以勝任，至少在目前是這樣。由於這些原因，很抱歉，我無法滿足您的要求，我也對自己無力這樣做而深感抱歉……”
這封信深刻地表明了榮格的態度。儘管他已經決心“投身進去”，但信中卻以拒絕結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同意與拒絕之間的衝突在他身上從未完全結束。他總是保留著一絲懷疑，總是想躲開他未來的讀者們。他並不認為這種回憶是一種科學的工作，甚至還認為這不是他本人所寫的書。相反，他老是在講到和寫到它時說，這是“阿尼拉·傑菲的工程”，他對此只是作出了貢獻就是了。在他的特別要求下，這本書將不列入他的“著作全集”之中。在提到他遇見過的人如知名人士、親密朋友和親戚時，榮格就總是言語不多。“我曾經與我那時代的許多名人交談過，都是些科學界與政界的大人物，還與探險家、藝術家、作家、王公貴戚和金融鉅子們交談過；但說句心裡話，我只好說只有幾次這樣的會面對我來說才是有意義的。我們的這些相遇就像公海上的船隻相遇時的情形那樣，互相揚旗表示致敬就是了。還有，通常的情形是，這些人有些事要請教我，而這種事是我所無權加以洩露的。因此我便再也記不起他們了，不論這些人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些多麼重要的人也一樣。我們的晤面沒有什麼緊要，這些人於是很快被忘掉了，也沒有產生什麼深刻的結果。但在這些關係中，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或像遠古時的記憶那樣留在了我心頭的，我卻又無法去談，因為它們不但屬於我最深刻的生活，而且還屬於別人。我無權為公眾一把推開那永遠鎖著的一道道門。”
然而，外在性事件的不足卻由於榮格詳述他的內心體驗及豐富的思想而得到了很好的補救；正如他本人所說的，這一切乃是他的傳記裡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成分。就其對宗教的看法來說，這確是最最重要的，因為這本書包含了榮格對宗教的論述。
榮格是通過好幾條不同的途徑而導致他得面對好些宗教性問題的。其中便有他童年時的各種幻覺，它們導致他得面對宗教體驗的現實性，而且這些幻覺他一直終生保留著。只要是與精神及精神的各種表現這兩方面的內容有關的一切，他都抱有一種無法抑制的好奇心——求知慾，這在他的科學研究中是典型性的。此外，最後但並不是無關緊要的是，他有著作為醫生的良心。榮格認為自己主要是一個醫生，一個精神病醫生。他深知，病人的宗教態度在精神病治療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觀察結果與他發現精神自發地生發出帶有宗教內容的種種形象——也就是說“本質上是宗教”的形象——不謀而合。他還洞察到，大量的精神病症產生自對精神的這一根本性特徵的忽視，這種情形在一個人的下半生時更是這樣。
榮格有關宗教的觀念在很多方面與傳統的基督教有所不同——特別是在他回答有關惡的各種問題及他那關於上帝的觀念上，他並不認為上帝是至善或仁慈的。從教條主義的基督教的觀點來看，榮格顯然是個“不受歡迎的人”。儘管他具有世界性聲譽，這種指責卻由於有人對其著作持反對態度而被強加到了他身上。這使他感到痛心，而在這本書的這裡那裡，他都表達出了他對一位審查者的失望；有人覺得，榮格對於宗教的各種觀念並沒有很好地加以瞭解。榮格不止一次地嚴肅地說：“要是在中世紀，他們是會把我當作異教徒而處以火刑的！”只是在他過世之後，越來越多的神學家們才開始說，榮格無可爭議地是我們這一世紀在宗教史方面的一位傑出人物。
榮格明確地宣佈他忠於基督教，而他最重要的著作便是探討基督徒的宗教問題。他從心理學的觀點來觀察這些問題，旨在使它和神學的觀點之間建立起一種聯繫。但在這樣做時，他強調的是理解和反思的必要，這跟基督教所要求的盲目信仰是相反的。他認為這種必要性是理所當然的，是生活的根本特徵之一。“我發現，我所有的思想都像九大行星繞日旋轉那樣圍繞著上帝而轉動並不可抗拒地受到他的吸引。要是我竟對這一力量作出反抗，我會覺得這將是我最嚴重的罪。”他在1952年給一位年輕教士的信中就是這樣寫的。
在他大量的著作中，這本書是惟一記述榮格談到上帝及對上帝的個人性體驗的一本書。當他寫到他年輕時反對教會的事時，他曾經說道：“那時候，我認識到，上帝——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是一種最直接的體驗。”在其科學著作中，榮格極少談到上帝，在那裡，他十分痛苦地使用“人類精神裡的上帝形象”這個術語。這是並不矛盾的。在某種情況裡，他的語言是主觀的，是基於內心體驗的，在另一種情況裡，卻又是科學研究式的客觀語言。在第一種情況裡，他是以個人的身份說話的，其思想受激烈而有力的感情、直覺及一種長期而非同尋常的豐富的生活體驗所影響；在第二種情況裡，他是以科學家的身份說話的，有意地把自己限制於可以通過例證而證實和支持的方面。作為科學家，榮格是個經驗主義者。當榮格在這本書裡談及他的宗教體驗時，他是假定他的讀者是願意深入到他的觀點裡去的。他那些主觀性的表述只有對於有相似體驗的人來說才是可以接受的——或用另一種方式來說，只對在其精神裡上帝的形象帶有著同樣的或相似的特徵的那些人才是可以接受的。
儘管榮格在寫作這本“自傳”時積極而且態度肯定，但很長時間以來，他對其出版的前景卻一直抱有高度的批評性和否定性態度——這當然是很可以理解的。他十分害怕公眾所作出的反應，其一是因為他直率地袒露了他的宗教體驗和觀點，其二是因為他那《答約伯書》一文引起的敵對性仍然使他記憶猶新，而一般世人的不理解和誤會則實在令人太痛苦了。“我一直終生守護著這一材料並絕不想把它公之於世；因為一旦它受到抨擊，我就會甚至比起在其他書的情況下所受到的影響更甚。我不知道我是否能離這個世界遠遠的，好使批評的箭頭不再射到我身上，好使我能夠經受得住敵對的反應。由於一個人說了些人們並不懂得的事情而使人陷進了不理解和孤立實在把我折磨得夠慘了。要是《答約伯書》遇到了如此這般的不理解，那我這本‘回憶錄’肯定會遇到更不幸的命運。這本‘自傳’是我一生的記載，是從我據我的科學研究中所獲得的知識來觀察的。這二者是一回事，因此這本書對那些不懂得或不理解我的科學觀點的人們提出了很高要求。我的一生在某種意義上是我所寫的一切的結晶而不是相反。我存在的方式及我寫作的方式是一個整體。我的所有觀念及我所有的努力就是我本人的寫照。因此，這本‘自傳’只是‘我’這個字上的一‘點’就是了。”
在本書逐漸具形的那幾年期間，榮格身上也正在經歷著客觀變化的過程。隨著他一章章的寫就，他就距自己愈遠，到了最後，他終於能夠如隔岸觀火那樣地來觀察自己及他的生活與工作的意義了。“要是我問我一生的價值何在，那我只能把自己拿來與過去的世紀進行量度，然後我就一定會說，對，它是有某種意義的。但是拿今天的觀念去量度，它卻什麼意義也沒有。”讀者自會看到，這些話所表達出的非人格性即歷史的連續性之感會隨著這本書的進展而日益強烈地顯示出來。
起名“著述”這一章，簡單地概述了榮格最重要的著作的產生過程，它自然便顯得有點雜亂。這實在沒有辦法，因為他的所有著作差不多有二十卷之多呢！此外，榮格從來並不感到有提供一份他的觀點的概括單的必要——無論是在談話中還是在寫作中他都是這樣。要是請他這樣做時，他便會以他那典型的十分嚴厲的方式答道：“這種東西完全為我所力不能及。我看不到發表一份我的論文概要有何意義，在這種概要裡，我很難詳細討論問題。我將得略去所有的證據並依靠一種分門別類性的說明，而這絕不會使我的結果更易於為人們所理解。有蹄動物特有的反當活動的確是更合乎我胃口的事情，因為這包含著把已經咀嚼了一遍的東西再反芻一次的機會……”
因此，讀者應把這一章看作是一種回顧性的梗概，是為了響應一種特別的情形而寫的，而不應期望它是無所不包的。
我附於書末的術語詮釋是應出版者的要求而寫的，我希望它對不熟悉榮格著作及其所使用的術語的讀者會有所幫助。少量的定義我是從《心理學詞典》摘引的。只要有可能，我便從榮格的著作引用原文來闡釋榮格心理學的各種概念，並以同樣的方式來補充上述詞典定義的不足之處。然而，這種引文應該只作提示性暗示來加以看待。榮格是不斷地以新的及不同的方式來定義他的概念的，因為他感到，作出終極性定義是不可能的。他認為明智的做法是讓總是附於精神現實的各種無法解釋的要素像謎或神秘的東西那樣原封不動地保留著為好。
在這一振奮而又困難的工作中，我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在此書緩慢的進展期間他們一直表現出興趣不減，並通過提些激勵性的建議和批評而促進了此書的進程。對於所有這些人，我表示衷心的感謝。這裡，我只提一下洛加諾的海倫與庫爾特·沃爾夫，他們提議寫這本書並使這一想法結出了碩果；庫斯納希特、蘇黎世的馬裡安娜與沃爾特·尼胡斯和榮格，他們在此書的整個寫作期間通過言與行給予了我幫助；還有巴爾馬·德·馬洛卡和R. F. C. 哈爾，他們以極大的耐心給我提過建議與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