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瞭解我的家族史，在這方面我無知透頂。”希特勒在“狼穴”元首總部中發表過無數段的獨白，1942年8月，他在一段獨白中承認，“我是完全沒有家庭觀念和家族意識的人，我對那個沒興趣。我屬於我的人民。”這位獨裁者有理由對自己的家族歷史不感興趣，因為其中存在著一些黑點，從希特勒20年代早期從政開始就引起過傳聞和猜疑，後來又讓歷史學家頗傷腦筋。截至現在，我們尚未弄清楚與希特勒出身有關的全部問題。
希特勒的家族史要追溯到瓦爾德費爾特爾（Waldviertel），它是下奧地利北部、臨近波西米亞地區的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1837年6月17日，在德勒斯海姆附近的斯托納斯村，未婚的農家女子瑪格德·瑪利亞·安娜·席克爾格魯貝（Magd Maria Anna Schicklgruber）生下了一個兒子，取名阿洛伊斯。未婚生子倒不算什麼——在當地這類事情很尋常，可是生孩子時她已經42歲了，在那個時代已經算年紀挺大的女人了。5年後她和來自史比塔爾的磨坊工人、50歲的約翰·格奧爾格·西德勒（Johann Georg Hiedler）結婚。這對夫妻似乎生活貧苦，因為在瑪利亞·安娜1847年離世之前，她的私生子被約翰·格奧爾格的弟弟約翰·內普姆克（Johann Nepomuk） 領養了。約翰·內普姆克居住在史比塔爾，是個富裕的農民。養父——他把自己的姓胡因特勒（Hüttler）寫成西德勒（Hiedler）——對阿洛伊斯視同己出，阿洛伊斯在備受呵護的環境中與西德勒家的三個女兒一起長大，先讀了國民小學，後來又在維也納學習制鞋手藝。
相對於同樣家庭出身和教育程度的年輕人來說，阿洛伊斯·席克爾格魯貝在事業上取得了不同凡響的成功。1855年將近19歲時，他決定放棄學習手藝，轉而成為奧地利帝國的稅務公務員。他接連得到提升，被視作勤奮和有責任感的楷模，1875年被提拔為布勞瑙的海關官員，一般來說只有高級中學畢業生才有資格獲得這個職位。一年之後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1876年6月初，約翰·內普姆克在三個證人的陪同下出現在公證人約瑟夫·潘科（Josef Penker）離史比塔爾不遠的小城維特拉的辦公室裡，他向公證人解釋說，阿洛伊斯·席克爾格魯貝是他19年前去世的哥哥約翰·格奧爾格·西德勒的親生兒子。在公證人起草並有三個證人簽字的記錄中，西德勒的姓氏由希特勒取代，那個時代人們對姓氏的拼寫並不是很講究。次日，德勒斯海姆教區牧師根據呈送上來的文件更改了教堂記事簿中的登記條目，在始終空著的阿洛伊斯父親的欄目中填入格奧爾格·希特勒，劃去席克爾格魯貝這一姓氏，用“婚生子”代替了“非婚生子”。
關於遲來的認子和更改姓氏有諸多猜測。如果約翰·格奧爾格·西德勒如第三帝國的官方說辭所言果真是阿洛伊斯的父親，在1842年與瑪利亞·安娜結婚之後沒有立即認回兒子？為什麼他反而讓弟弟約翰·內普姆克撫養孩子？是否如某些歷史學家猜測的，約翰·內普姆克本人才是親生父親？證據是改姓的意願明顯來自內普姆克，而非阿洛伊斯本人。可為什麼他自己不承認是親生父親，卻把多年前去世的兄長推出來？他是否想掩蓋一起秘密的家庭醜聞呢？或者他想讓自己為之驕傲的養子從此擺脫私生子的污點？可是認子的時間太晚了，似乎又說不通，在此之前私生子的污點並沒有影響阿洛伊斯的仕途。有些證據表明，這個精明的老農民不想讓自己的遺產被國家染指。因為阿洛伊斯是主要繼承人，如果官方承認他是約翰·內普姆克的侄子，他在繼承遺產時可以少交一點遺產稅。
不管怎麼說，總之有一點可以確定，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到底是誰不清楚。有人調侃說，這位日後的獨裁者要求每個德國人出示雅利安出身證明，可從嚴格意義上說，他自己也沒有出身證明，即使“元首”的官方家譜試圖給世人相反的印象。“令人奇怪的是”，1932年3月12日，希特勒與興登堡競爭德國總統的第一輪選舉的前一天，《巴伐利亞信使報》撰文說，“能言善辯的阿道夫·希特勒對他的祖先和家族姓氏的歷史始終保持緘默。”不久之前，《維也納星期天和星期一報》用聳人聽聞的大字標題披露，希特勒的父親原本姓席克爾格魯貝，為了繼承遺產才更改姓氏。
圖1: 母親克拉拉·希特勒（1860—1907年），婚前姓普策爾，1885年左右
有傳聞說，希特勒可能有猶太血統，可是並沒有得到證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有此類傳聞，後來又似乎得到了可信的證據：漢斯·弗蘭克（Hans Frank），希特勒派往被佔領國波蘭的總督，1946年在紐倫堡被處決前撰寫的回憶錄中聲稱，希特勒的親生父親是格拉茨城猶太商人弗蘭肯貝格爾（Frankenberger），瑪利亞·安娜·席克爾格魯貝曾經在他家做過女傭。但進一步的調查表明，那個時期不管在格拉茨還是整個施泰爾馬克地區都沒有一個姓弗蘭肯貝格爾的猶太家庭。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希特勒把猶太祖父的猜測當真或者感覺受到了威脅。
如果不是對希特勒後來的事業發達有積極的影響，我們大可以把1876年的改名事件僅僅看作一個奇怪的插曲。“這是‘老先生’做得最讓他稱心滿意的事情。”希特勒青年時期的朋友奧古斯特·庫比澤克（August Kubizek）回憶說，“因為他覺得‘席克爾格魯貝’這個姓太粗俗、太土氣，寫起來又麻煩又不實用，而‘西德勒’又太無趣和軟弱。‘希特勒’好聽又令人印象深刻。”事實上我們的確懷疑，一個姓席克爾格魯貝的人是否還能給德國人“政界救世主”的印象。“席克爾格魯貝萬歲！”的口號只會讓人覺得好笑。
圖2: 父親阿洛伊斯·希特勒（曾經姓席克爾格魯貝）（1837—1903年），身穿海關官員制服，1880年左右
阿洛伊斯·希特勒（Alois Hitler），以後他一直叫這個名字，對外表現得像個廉潔的官員。一個布勞瑙的同事把他形容成毫不通融的、死板執行公務的人，平時深居簡出、少有交遊。他在照片中儀表堂堂，身穿制服，紐扣擦得珵亮，腰佩閃亮的軍刀。可是他的私生活並不太安分。由於內心躁動，他從來不在一個地方久居，總是不斷搬家。這個貌似老實的男人在感情方面也不太可靠。用當時的世俗觀念和他所在社會階層的標準來衡量，他算是一個放浪不羈的男人。他結過三次婚。1873年，他在36歲時與比自己年長14歲的官員女兒安娜·格拉瑟爾（Anna Glasl）締結第一次婚姻，7年之後離異，因為這位海關官員與19歲的酒吧女招待弗蘭西斯卡（芳妮）·馬策爾貝格爾（Franziska Matzelberger）墜入愛河，在只有3000人口的小城布勞瑙，這種事情顯然無法避人耳目。1883年5月，第一位妻子去世一個月後，阿洛伊斯·希特勒與比自己年輕24歲的情人結婚，此前兩年，他們已經生下了一個私生子，並以父親阿洛伊斯的名字命名。結婚兩周後，她又生下了第二個孩子，女兒安格拉。
可惜好景不長。同一年弗蘭西斯卡·希特勒罹患當時常見的肺結核病。就在她纏綿病榻之際，阿洛伊斯又和克拉拉·普策爾（Klara Pölzl）有了關係，克拉拉曾經在希特勒家幫過傭，現在又幫忙教育兩個孩子阿洛伊斯和安格拉。克拉拉·普策爾，1860年出生在史比塔爾，比阿洛伊斯足足小了23歲。她出身於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名叫約翰·巴普提斯特·普策爾（Johann Baptist Pölzl），母親約翰娜（Johanna）正是阿洛伊斯·席克爾格魯貝的養父約翰·內普姆克·胡因特勒的女兒。也就是說，按照1876年的《姻親關係釋義》，阿洛伊斯·希特勒和克拉拉·普策爾是表甥舅關係（如果內普姆克是阿洛伊斯的親生父親，他們之間的親戚關係會更近一些）。1884年8月，當年僅23歲的芳妮去世時，克拉拉·普策爾已懷上了阿洛伊斯的骨血，因此他們決定，不等喪期結束就舉行婚禮。但是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當地牧師以雙方親緣關係太近為由拒不同意他們的婚事。為此阿洛伊斯·希特勒向林茨的主教公署提交了豁免申請，經過一番周折之後，他如願以償了。1885年1月7日這一對愛侶終於完婚了。
克拉拉·希特勒接連生了三個孩子，1885年生下古斯塔夫，1886年生下伊達，1887年生下奧托。三個孩子都夭折了，即使在兒童死亡率很高的時代也屬罕見的事情。1889年4月20日18:30左右，她在他們全家寄居的薩爾茨貝格郊區219號波瑪爾旅店的二樓生下了第四個孩子。孩子在復活節星期一受洗，取名阿道夫。這一年孩子的母親28歲，他的父親51歲。
圖3：童年時代的希特勒，1891年
關於阿道夫·希特勒的童年生活缺乏真實可信的史料。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奮鬥》第一章中描述的家庭生活不過是精心炮製的半真半假的東西，這個1923年在蘭茨貝格監獄坐牢的叛亂者想借此粉飾自己，讓自己登上大德意志新帝國的“元首”之位顯得令人信服。能夠揭露希特勒真實的童年和青年生活的私人文件在1933年被希特勒沒收，並且在1945年4月，他在總理府地下室裡自殺的幾天前，讓副官尤里烏斯·紹布（Julius Schaub）銷毀了。所以大多數相關資料都是第二手的同時代的人的記錄和回憶，後來被編輯成文。以嚴格的眼光看，我們使用那些資料時務必要當心，因為它們受到了撰寫者對阿道夫·希特勒日後生活道路已有先入為主瞭解的影響。
“今天看來，命運讓我有幸生長在因河（Inn）畔的布勞瑙城（Braunau）”，希特勒在《我的奮鬥》的開篇中寫道，“這座小城恰好處於兩個德意志國家的交界處，它賦予我們年輕人一個終生奮鬥的使命——矢志不渝地實現兩個國家的統一。”實際上布勞瑙城在希特勒的童年時代中並不佔重要的地位。1892年，已經晉陞為海關高級官員的父親被調往德國邊境一側的帕紹城。在帕紹生活的幾年對希特勒的德語發音有影響，他終生保持著下巴伐利亞口音，這也是20年代早期他在慕尼黑啤酒館的煽動宣傳能取得效果的部分原因。
希特勒試圖給世人一種他童年家境貧困的印象。可事實並非如此。阿洛伊斯·希特勒作為海關高級官員的年工資收入是2600克朗，相當於當時中小學校長的工資。1895年，他58歲時退休，退休工資是2200克朗，並不比從前少多少。希特勒家屬於富裕的中產階級。除了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之外，家庭成員還包括阿洛伊斯第二次婚姻帶來的兩個孩子阿洛伊斯和安格拉，以及阿道夫和他的弟弟，1894年出生的埃德蒙（1900年感染麻疹去世），還有1896年出生的妹妹保拉。克拉拉的妹妹約翰娜·普策爾（Johanna Pölzl）也住在他們家，承擔了很多家務，“漢妮姨媽”沒有結過婚，她是個駝背，顯然有輕微的弱智。
阿洛伊斯在家中是個嚴厲易怒的父親，要求孩子對他絕對的尊敬和服從，一旦孩子們做不到他就棍棒相加。大兒子阿洛伊斯受不了父親的火爆脾氣（因此他14歲離開了家），比他小7歲的阿道夫後來也經常挨打。“他每天都要挨一頓結結實實的打。”妹妹保拉在1946年的一次審訊中說，也許她說得誇張了。因為這位海關官員壓根很少關心兒子的教育。他寧可把工作之外的時間用於養蜂的業餘愛好上，或者去酒館，幾杯啤酒下肚之後和熟人神侃天下大勢。後來希特勒說，他的父親過度沉湎於杯中物，有一次他必須把在酒館中喝得酩酊大醉的父親弄回家，可這種說法未可全信。 希特勒試圖把父親描繪成一個陰暗的形象，藉以襯托母親的光明形象。納粹柏林黨區領導人約瑟夫·戈培爾在1932年8月他和元首的談話記錄中寫道：“希特勒和我經歷過相似的青少年時期。在家中父親是暴君，母親是善良與慈愛的源泉。”
克拉拉·希特勒是個安靜、謙遜和順從的婦女，毫無怨言地忍受著丈夫的專制，面對丈夫的怒火，她盡可能保護孩子。三個孩子的夭折令她十分痛苦，因此她更加無微不至地呵護著第四個孩子阿道夫。他是她寵溺的愛子，有時前妻的兩個孩子阿洛伊斯和安格拉感覺受到了冷落。“他從早到晚備受溺愛。”小阿洛伊斯之子威廉·帕特裡克在紐約發表文章時說，“異母的兄姐們只能聽著母親對阿道夫沒完沒了的讚美”。
對於年幼的希特勒來說，母親的關愛補償了父親一貫的過分嚴厲。“他談起母親時永遠飽含深情。”奧古斯特·庫比澤克說。後來的人生歲月裡，希特勒的胸前總是揣著一張母親克拉拉的照片。希特勒臥室裡保存的少量私人物品中有一張母親的油畫肖像。
按照心理分析的理論，人生最初的幾年對人格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幾個歷史學家，尤其心理歷史學家，能夠抵禦從少年希特勒身上發現惡魔苗子的誘惑。因此有人把這個孩子受到父親的暴力對待看作他成為獨裁者後實行屠殺政策的根源。但傳記作者們務請當心，不必過度解讀希特勒的童年經歷。在那個年代體罰被視作正常的教育手段，獨斷專行的父親和作為補償的慈愛的母親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中產階級家庭裡是一種常見的組合。無論如何，據我們所知，童年時代的希特勒是個相當正常的孩子，沒有確鑿證據表明他有任何導致發展成劊子手的不正常人格。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那也是母親過分的寵愛和呵護，而非缺少愛。母親的溺愛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造成少年希特勒過於自負的個性和剛愎自用的性格傾向，同時又有些好逸惡勞，這些性格特徵在學生時代就有明顯的體現。
1895年阿洛伊斯退休之後，在拉姆巴赫附近的費捨爾哈姆鎮哈費爾德地區，購買了一處農莊。1895年5月，6歲的希特勒在費捨爾哈姆的鄉村小學入讀一年級。“讀一年級的時候，我經常旁聽二年級的課，後來又旁聽了三年級和四年級的課。”1897年父親賣掉田莊，在拉姆巴赫租了一處房子，8歲的希特勒進了國民小學，此外還在本篤會修道院的唱詩班男童學校待了很短的一段時間。1898年秋天，希特勒家再次搬家，這次他們搬到林茨附近的累翁丁村。阿洛伊斯買了一幢鄰近墓地的房子。後來“兼併”奧地利之後，它成了一個朝聖的場所。“它很小很簡陋”。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在1938年3月造訪這幢房子時評價說：“我被領入一個房間——他曾經的王國 ……一位天才在這裡成長，在我心中它頓時顯得偉大而莊嚴。”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學生，毫不費力地學會了累翁丁國民小學的各門功課，拿回家的成績門門優秀。“學校課程簡單得可笑，我有了更多的休息時間，有更多的時間在陽光下遊戲，而不是關在房間裡。”他在《我的奮鬥》中如此描述那段輕鬆的時光。他和村子裡的孩子們玩打仗遊戲，他很樂於扮演指揮官。“我們玩布爾戰爭的遊戲（譯者註：布爾戰爭是英國人和布爾人之間為了爭奪南非殖民地而展開的戰爭，第一次布爾戰爭發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爾戰爭發生在1899年至1902年）。”累翁丁小學的一個同桌回憶說：“我們累翁丁村的孩子在希特勒指揮下扮演布爾人，下加姆貝格村的孩子們扮演英國人。我們經常玩得熱火朝天，戰役結束之後，我們的統帥阿道夫回家後的場面同樣勁爆，因為他出門去買煙草，卻讓想抽煙的父親在家久候。”
圖4：10歲的希特勒（最後一排中間）和班級同學的集體照，累翁丁村1899年
晚上他像同齡的孩子一樣沉迷於卡爾·麥 （譯者註：Karl May，1842—1912年，德國著名探險小說作家）的探險小說，“在燭光下讀書或者拿著放大鏡在月光下讀書。”1942年2月他在“狼穴”談到少年時期時說。即使在戰局艱難時，希特勒也經常閱讀卡爾·麥的小說，並且把他筆下的“夥伴溫尼托”推崇為連隊指揮官的典範。
在累翁丁小學，希特勒把自己看作孩子王。1899年拍攝的班級集體照也印證了這一印象：10歲的希特勒站在照片最上一排的中間，正好是一個突出的位置，看上去有些自命不凡，“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我們看到，這個孩子沒有一點自我懷疑的表現。
1900年9月進入林茨的實科中學之後，陽光燦爛的童年時代突然結束了。轉學對這個11歲的孩子來說意味著每天必須步行一個小時上學和回家。他不再是公認的孩子王，在林茨城裡小孩的眼中，他只不過是眾多鄉下孩子中的普通一員。希特勒顯然很難融入管理得更加嚴格的學校集體生活。原本他毫不費力就能取得好成績，現在他的成績卻逐漸退步了。第一學年（1900—1901年），他由於數學和自然史不及格而留級。之後接連兩個學年，他升級都很費勁。他的班主任埃德蒙·胡摩爾博士（Dr. Eduard Huemer）在1924年回憶起那個“蒼白消瘦的男孩”時說，他“無疑是有天分的”，但是不夠“用功”，憑著“無可置疑的資質”，他“原本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績”。 “他在老師們面前表現得執拗倔強、我行我素、剛愎自用、暴躁易怒，對訓誡和規勸表現出幾乎不加掩飾的憎惡態度。”進入青春期的希特勒從一個活潑開朗的孩子變成了內向陰鬱的少年，與社會越來越疏離。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將他在學校的表現描述成一種反抗行為，這種反抗首先並非針對老師，而是針對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想讓他效仿自己成為公務員，希特勒對此異常反感。“我不想成為公務員，永遠不會……當我想到被束縛在一間辦公室裡，無法自由支配時間，終其一生沒完沒了地填寫著表格，我的心裡感到非常難受。”
我們有理由對他的說法表示懷疑。假如希特勒的父親真想把兒子培養成公務員，父親大可以送他去讀高級中學，而不是送到培養技術和商業人才的實科中學。很明顯，少年希特勒顯示出來的繪畫天分促使父親做出了這個決定。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說：他在12歲時已下定決心做一個藝術家，他不想當個公務員，他的父親激烈地反對。“當個畫家？不行！只要我活著，永遠都別想！”這件事很可能是虛構的。
但可以肯定，父子之間的矛盾在這一時期激化了。阿洛伊斯注意到，長大的孩子逐漸不服管束，表現得越來越叛逆。最讓他惱火的不是父子倆在職業選擇上的意見分歧，而是阿道夫·希特勒明顯表示出不想再繼續讀書的念頭。阿洛伊斯，這個來自瓦爾德費爾特爾地區的私生子，經過艱苦奮鬥才出人頭地，他巴望著在更加優越的條件下長大的兒子能通過勤奮和頑強來鞏固甚至提升業已獲得的社會地位，攀升到他本人由於出身和教育的限制無法達到的社會階層。因此當希特勒出人意料地表現出懶惰和不馴時，望子成龍的父親怒到了極點。
未等父子倆的矛盾到達白熱化，發生了一個意外：1903年1月3日清晨，65歲的阿洛伊斯在累翁丁村的魏辛格酒館飲酒時猝死。“我們全家人都陷入悲痛中。”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寫道。家庭暴君的猝死反而讓他的妻子為孩子們鬆了口氣。家裡生計不成問題：克拉拉領到了寡婦津貼，足夠她過寬裕的日子。這個暑假的大部分時間，她帶著兩個孩子阿道夫和保拉住在維特拉的二姐特雷西婭家裡。特雷西婭的孩子們回憶說，少年時代的希特勒有時和他們一起玩，但更多時候他喜歡一人獨處，描圖作畫或者閱讀他帶來的書籍。
圖5：照片局部，雙臂抱胸的男孩
他的學習成績沒有什麼進步。1903—1904學年，他通過補考升級，但是學校提出一個條件，他必須轉校。阿道夫·希特勒的母親讓他轉學到80公里之外斯泰爾城的一所實科中學，把他安置在養父母的家裡。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和母親長期分離，他非常想家。成為帝國總理之後，他還曾經傷感地說：“當母親把他送到斯泰爾城時，他是何等想家和傷心。”一位老師回憶起那個“中等個子、面色蒼白的學生，由於第一次在陌生人中生活而表現出羞怯和沮喪。”他在這座上奧地利的城市裡居住的時間並不長。1905年秋天，由於學習成績依舊不如人意，他通過裝病的方式說服母親讓他退學。從此希特勒心中對學校和老師留下了根深蒂固的恨意。“我討厭老師。少數的幾個好老師反證了我的理論。”林茨實科中學的歷史教師利奧波德·珀施博士（Dr. Leopold Poetsch）屬於希特勒心目中少數的幾個好老師之一，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頌揚博士用出色的口才吸引並且深深打動了學生們。
當希特勒輟學回家時，克拉拉·希特勒已經賣掉了累翁丁村的房子，1905年6月在林茨的洪堡街31號租了一處住宅。異母姐姐安格拉不久前嫁給官員萊奧·勞巴爾（Leo Raubal），家裡只剩下四口人：母親，兒子阿道夫，女兒保拉，還有“漢妮姨媽”。有時來自累翁丁村的寄宿生韋爾海姆·哈格米勒（Wilhelm Hagmüller）也來家裡吃午飯。
1900年前後，上奧地利州的首府約有60000人口，很多市民像希特勒家一樣來自於周邊的農村。由於它位於多瑙河右岸，地理位置優越，這座城市發展成鐵路交通樞紐。在世紀之交的林茨城，新建成的火車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連接維也納和慕尼黑的快車在這裡停靠。在這座鄉土氣濃厚的州府，文化生活有聲有色。當希特勒住在林茨城的時期，音樂學院院長奧格斯特·格勒裡希（August Göllerich）被譽為李斯特、瓦格納和布魯克納作品的出色詮釋者，他編製了一份內容豐富的歌劇院表演劇目單。
用追憶的眼光看，希特勒去維也納之前在林茨度過的兩年時光“美好得如同夢境”。他像一個有良好教養的浪蕩子一樣生活。希特勒從未想過重返課堂。每天有大半光陰，他在房間裡素描、繪畫和閱讀，或者穿戴得整整齊齊出去散步，看上去像一個時髦的大學生，手裡揮動著鑲有精緻象牙手柄的黑手杖，走在林茨城從火車站通往多瑙大橋的大道上。晚上他喜歡去林茨的州歌劇院看歌劇，大約1905年8月底，他在劇院裡遇到了室內裝潢師和軟墊安裝工之子庫比澤克，後來兩個人成為朋友。
1953年秋季，庫比澤克在去世前３年發表了關於這位青少年時代朋友的回憶錄。他的回憶具有不同尋常的價值，因為它們是見證少年希特勒在林茨生活的唯一一份內容翔實的資料。但是讀者必須批判性地閱讀，因為它還有一個較短的舊版本，是庫比澤克1943年在希特勒秘書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的授意下為納粹檔案部門撰寫的，書中貫穿著對“元首”的讚美。庫比澤克在戰後出版的版本中補充了某些章節，也許書中存在這樣那樣的記憶差錯，但基本內容還是可信的。
只有庫比澤克描寫過少年希特勒的外表，因此我在此詳細引用原文，“希特勒中等個子，身材纖細，那時他就比他母親高一些了。他的體格並不強壯，而是高挑消瘦……他的鼻子勻稱而優美，並不顯得突出，略微後傾的額頭高而寬闊。我覺得很可惜，他那時就喜歡把頭髮盡可能擼到額前。在我一生中，從未看到誰的眼睛像我的朋友一樣支配著五官。他明亮的眼睛酷似母親，可是目光凝視之間更有一種穿透力……他說話時眼神不斷變化，讓人感到毛骨悚然。我覺得，他的眼神比他深沉洪亮的聲音更有內涵。希特勒確實是用眼睛說話。他第一次來我家做客，我把他引見給母親，晚上我母親臨睡前對我說‘你那位朋友有一雙怎樣的眼睛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我母親的話裡恐懼多於讚美。”後來希特勒的眼睛確實被看作最引人注目的面部特徵，對於某些人尤其是婦女有著神秘的影響力。
兩個朋友的性格氣質截然不同。“我是個安靜的、愛做夢的年輕人，善解人意、處世靈活，因此善於遷就別人。”庫比澤克形容自己，“希特勒性情激烈、個性強，盛怒之下會說出一些雖無惡意但欠考慮的話。”雖然希特勒比庫比澤克小了將近一歲，但明顯處於支配者的地位。他引領著兩人的話題，庫比澤克多數時間扮演耐心的聆聽者的角色。“他需要說話，也需要聽他說話的人。”以後讓身邊人頭疼的喜歡長篇大論獨白的習慣，此時在這個年輕的自我中心者身上已經有了明顯表現。
對音樂的熱愛是把兩個性情不同的朋友聯繫在一起的紐帶，他們尤其摯愛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的作品。“我對拜羅伊特的音樂大師懷著無窮無盡的青春激情。”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承認。許許多多成年人像這兩個年輕人一樣熱愛瓦格納，不僅在哈布斯堡帝國，在德意志帝國也同樣如此。“如果人們想理解我們的時代，他們必須體會和理解瓦格納的藝術……”托馬斯·曼在1907年寫道。希特勒閱讀了所有能拿到手的有關瓦格納生平的文字，當他和朋友在林茨散步時，他經常突然站住，背誦起音樂家某封信或者傳記的片段。他最喜歡的歌劇是（始終是）《羅恩格林》（Lohengrin ），洪堡街的寄宿生哈格米勒回憶，年輕的希特勒“在房間裡走來走去，詠唱著‘天鵝你飛走了’。”
庫比澤克在回憶錄中描述，希特勒看完歌劇《黎恩濟》（Rienzi ）後陷入到迷醉狀態，這部歌劇講述了中世紀晚期的羅馬護民官柯拉·第·黎恩濟（Cola di Rienzi）的故事，他將羅馬從貴族的暴政中解放出來，最後卻被民眾拋棄，死在燃燒的元老院廢墟中。希特勒久久沉默著，他將朋友領到弗萊堡，握住他的手，開始激情洋溢地說話：“他對我描繪著有關他的未來和民族未來的偉大而激情的畫卷……他談論著他被賦予的特殊使命。我幾乎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很多年之後我才領悟到，那個超脫塵寰星光燦爛的時刻對我朋友的意義。”1939年8月初，希特勒參加拜羅伊特的音樂節時回憶起弗萊堡的夜晚，他轉身對維妮弗蕾德·瓦格納（Winifred Wagner）說：“一切始於那個時刻。”
我們很容易覺察到，這些描述的目的是將“黎恩濟”人生插曲標榜為偉大的政治覺醒。庫比澤克的心理投射和希特勒自我提升的需要彼此契合。去除神秘主義的傾向，“瓦格納激情”對於心志動搖不定的青年希特勒的意義在於：它讓他獲得了一種心醉神迷的自我意識昇華，讓他逃遁到夢想世界，在那裡他的未來由陰鬱變得明媚。希特勒不止一次宣稱，他看不上養家餬口的小市民職業，他注定成為一個藝術家。他的朋友自己也夢想成為一個音樂家，他欽佩希特勒追求理想的認真態度。希特勒不知疲倦地繪畫和素描，描繪想像中的林茨市的建設藍圖，包括建造宏偉的多瑙大橋和新的音樂廳。“我覺得就像來到一所建築師事務所。”庫比澤克形容造訪希特勒小屋時的感覺。至於他孜孜不倦地畫在紙上的建築設計能否變成現實，這位大膽的規劃師從來不加以考慮。他沉浸於夢想與現實之間的虛幻世界裡。
庫比澤克還詳細描述過16歲希特勒的春心萌動。1906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們在市中心散步時偶遇一位林茨城的金髮美人。她的名字叫斯特凡妮·伊薩克（Stefanie Isac），是一位官員的女兒，希特勒對她懷著深深的傾慕，後來又暗戀上了她，卻從來不敢當面示愛。美人也許從來沒有注意到暗戀者的存在。根據庫比澤克的解釋，那位少女對於希特勒來說是女性美的象徵，他害怕近距離接觸會破壞心中的理想形象。不論那段羅曼史是否與庫比澤克的描述完全相符，我們可以從中發現青年希特勒的又一個心理特徵：在內心彷徨時，他寧願讓自己的想像凌駕於清醒的現實。
1906年5月初，希特勒生平第一次來到維也納，在維也納住了兩個星期。大都市的風光，比如博物館、皇家歌劇院、議會大廈、市政廳和宏偉的環城大道，像《天方夜譚》中的魔法一樣迷住了他。他有兩個晚上去了歌劇院，觀看著名的皇家歌劇指揮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和舞台設計師阿爾弗雷德·羅勒（Alfred Roller）詮釋的歌劇《特裡斯坦》和《飄泊的荷蘭人》。他給庫比澤克寄去了四張明信片。它們是現存的最早的希特勒手跡。這個16歲少年的筆跡遒勁有力、意想不到的成熟，但在拼寫、語法和使用標點符號方面差強人意，某些地方已體現出他日後演講和文章的浮誇造作風格。比如描寫皇家歌劇院的第二張明信片：“宮殿內部並無突出之處。雄偉的外觀賦予建築一種藝術紀念碑式的莊嚴，而你在內部只感覺到對富麗堂皇的追求。只有當洪亮的聲波迴盪於空間、風的低語被駭人的聲浪吞沒時，你才會忘卻金碧輝煌錦天繡地的陳設而頓生崇高之感。”
初次來首都希特勒就被它吸引住了。“在他的腦海中，他彷彿已不再住在林茨城，而是生活在維也納。”但是母親突患重病影響到他的計劃。1907年1月，猶太家庭醫生愛德華·布洛赫博士（Dr. Eduard Bloch）診斷克拉拉·希特勒患上了乳腺癌。他將孩子們請到診所，給他們看了診斷書。34年之後，在美國流亡期間，他描述阿道夫·希特勒接受噩耗時的樣子：“他蒼白的長臉上露出驚慌失措的表情，眼中湧出淚水。他問：‘我的母親沒有機會了嗎？’” 1月18日，克拉拉·希特勒在林茨城“修女會”醫院動了一次大手術。2月5日出院之後，她的健康似乎有所好轉。當時他們住在洪堡街住宅三樓，她上下樓梯很費力，所以1907年5月中旬他們搬到了多瑙河對岸的烏爾法爾，在布呂特街3號的底樓租了一套光線明亮的小公寓。
1907年9月初，母親的病情看上去穩定了，阿道夫·希特勒再次啟程去維也納，這次是為了參加藝術學院的招生考試。共有112名考生參加了考試。第一輪考試，33名考生被淘汰，他通過了考試；在決定性的第二輪考試中，只有28名考生成功通過考試，他落選了。試卷評語裡說他“才華不足，參試畫作不合格”。希特勒懷著“能輕而易舉地通過考試”的信心來到維也納，因此落榜的打擊對他格外沉重，猶如晴天霹靂。藝術學院院長回答希特勒關於落榜的質詢時說，他的才能無疑不在藝術領域，而是在建築學領域。而學習建築專業，他缺少一個前提條件：高中畢業證書。“離開席勒廣場宏偉的漢森大廈後，我生平第一次對自己產生了懷疑。”世人一直在猜測，假如希特勒通過了藝術學院的招生考試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也許不僅他的人生，整個德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將改變走向。
1907年10月，希特勒回到林茨城，母親的病情嚴重惡化。作為兒子他盡心竭力地看護著病人。“阿道夫能從母親的眼神中瞭解她所有的願望，他用最溫柔的態度照顧著她。我從未看到他如此溫存體貼、富有愛心。”奧古斯特·庫比澤克驚奇地說——他的觀察與布洛赫博士的病情報告相符，布洛赫博士每天來家裡出診，減輕病人的痛苦。1907年12月21日夜間，年僅47歲的克拉克·希特勒撒手人寰。第二天清晨，布洛赫博士在死者床前看到她的兒子，“在我40年的行醫生涯中，從未看到哪個年輕人像年輕的阿道夫·希特勒一樣悲愴不幸。”布洛赫在1938年11月的記錄中回憶說。
繼維也納藝術學院落榜之後——希特勒向家裡人和朋友隱瞞了消息，母親的死對他是雪上加霜的沉重打擊。他失去了也許是唯一的讓他感受到愛的人。有人認為，猶太醫生做的手術導致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病態仇恨，這種說法沒有任何依據。12月23日為母親落葬的日子，18歲的希特勒還特意來到布洛赫的診所對他說：“我始終非常感謝大夫。”後來他也一直保持著對醫生的感激之情。1938年當他兼併奧地利、勝利進駐“故鄉”林茨城之後，他立刻打聽醫生的境況：“請您告訴我，好心的老布洛赫醫生還活著嗎？” 在林茨城中，希特勒從前的家庭醫生布洛赫是唯一一個被蓋世太保保護起來的猶太人。1940年底，布洛赫夫婦取道匈牙利流亡到美國。
1908年新年過後，希特勒再次來到在累翁丁村的父母墓地前。“阿道夫表現得很克制。”隨行的庫比澤克說，“我知道母親的死對他的打擊有多大……讓我感到驚異的是，此刻他居然能清楚而有條理地談論這件事。”現在林茨城沒有什麼能挽留他了。他堅定地著手搬到維也納。他和妹妹保拉在林茨城的州財政管理處申請到了孤兒津貼，每個月共50克朗，每人分到25克朗。父親分給他的遺產652克朗存在賬戶裡，到他24週歲時才能支取，但兄妹倆現在就可支配母親留下的2000克朗遺產。希特勒並沒有像他原先想像的那樣變得有錢，但這些錢足夠讓他在維也納生活一年而不必出去找工作。
2月4日，烏爾法爾地區布呂特街的女房東瑪格達萊娜·哈尼施（Magdalena Hanisch）去維也納拜訪女友約翰娜·莫特洛赫（Johanna Motloch），她請求女友帶話，讓著名的舞台設計師和工藝美術學校教授阿爾弗雷德·羅勒幫忙提攜阿道夫·希特勒:“他是個嚴肅勤奮的年輕人，今年19歲，比實際年齡更成熟和穩重，待人和藹、規規矩矩。”被請求幫忙的教授立刻回復說:“年輕的希特勒只需親自來一次，帶來自己的畫作，讓我看看他的水平如何。”幾天之後，哈尼施太太向她的女友描述希特勒得知消息後的反應，“他一字一句慢慢地讀著信，彷彿想把它背出來，帶著一種虔誠之情，臉上露出微笑，獨自默念著信的內容。”在沮喪的10月之行之後，似乎又有一扇通向藝術家生涯的門對他敞開了。在寫給約翰娜·莫特洛赫的信中，希特勒對“尊貴的夫人”費心創造他與舞台設計大師見面的機會表示最深摯的謝意。可奇怪的是，他在維也納並沒有利用和羅勒的關係。如果我們相信後來他自己的說法，當時羞怯阻止了他:“他在維也納時害羞到不敢去見大人物，就像他不敢在五個人面前發言。”
1908年2月12日，希特勒啟程去維也納，除了書之外，他的行囊中只有一些包括母親家書在內的家庭文件，1945年他讓人把它們全部燒燬。朋友庫比澤克送他到火車站，此前希特勒已經說服他隨後也搬到維也納，庫比澤克將在音樂學院學習音樂。起初妹妹保拉和“漢妮姨媽”還留守在烏爾法爾的家裡，後來漢妮姨媽回到瓦爾德費爾特爾的親戚家，12歲的保拉在異母姐姐安格拉·勞巴爾家中找到了庇護所。和去年10月一樣，希特勒依舊寄宿在瑪利亞希爾夫區施通佩爾巷29號後院未婚的女裁縫瑪利亞·察克瑞斯（Maria Zakreys）家裡，附近居民多半是底層百姓。2月18日，他在寄給庫比澤克的明信片上寫道：“我盼望著你到來的消息……整個維也納都在等待。快點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