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一家在農場的生活費是34塊8毛錢，其中伙食費佔了24塊錢，剩下的錢要應付每個月的一些額外開支。一家三口靠這點錢勉強過生活，雖然日子艱辛，但是相互攙扶，彼此照應，褚時健心裡總有些盼頭。他希望這樣的生活不要持續太久，他希望能夠帶著妻女過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三年困難時期造成的影響久久沒有散去，紅光農場繼續面臨著缺糧少食的問題。褚時健光靠著打獵，也不是長久之計。放眼望去，整個農場都沉浸在饑不果腹的狀態中，每個人都無精打采的，卻又無力改變現狀。
就在這時，上天給了褚時健一個改變的機會。
當時，上級部門得知褚時健曾經征過糧，很有這方面的經驗，於是就委派給他一個任務：負責解決紅光農場的伙食問題，也就是說讓他搞一搞副業。
那時候，搞副業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農場一千多號人都需要吃飯，再不解決就要餓死人了，所以只能想辦法多抓一點錢，解決糧食短缺的燃眉之急。
搞副業對褚時健來說，是他最為擅長的一項工作了。在小時候，他就跟著父親釀過酒，還制過糖，懂得這方面的門道，也很有經驗。所以他很痛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他知道走這條路不光能改善他們一家的生活狀況，也能救活農場的一千多口人。
1961年7月，褚時健摘掉了右派的帽子。由於他工作得力，踏實肯幹，所以在1963年的時候，他接到了來自上級的命令——去新平縣的曼蚌糖廠工作。這一次，不是讓他接受「改造」了，而是去當糖廠的副廠長。
這一次，褚時健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
這個糖廠的制糖技術十分糟糕，一直採用傳統的工藝，和幾千年前的糖沒什麼兩樣，一斤糖至少需要5斤的燃料，成本投入巨大。為了湊夠這些燃料，嘎灑江邊的樹林子幾乎被砍光了，即使是這種野蠻性的生產，造出來的糖還是低品質，結果糖廠連年虧損，一共損失掉了十多萬塊錢。
褚時健來到糖廠之後，對這個經營現狀十分震驚，也非常不滿意，所以他趕緊著手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廠子裡缺少人手，他就親自操刀上陣，一個人管理一條灶；原料不合格，他就動員當地人種植甘蔗，用甘蔗渣搾糖；技術上存在問題，褚時健就將原來4噸的鍋爐改造成10噸，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褚時健用盡各種辦法，在努力挽救著這個瀕臨破產的廠子。
有一次，廠裡的鍋爐出了問題，卻偏偏趕在了搾糖的旺季，一天不工作就等於往外面扔錢，所以廠裡的工人都很著急。後來，一個老鍋爐工看了之後說，這台鍋爐已經嚴重老化，最好的辦法就是重新購買一台。
可是，錢從哪兒來呢？一個小小的糖廠本來就底子薄，再購買一台新鍋爐，就等於增加了成本，讓利潤進一步被攤薄了。所以對於老師傅提的建議，褚時健不能接受。他認為，鍋爐跟衣服一樣，哪兒破了就在哪兒修一修，總會有解決的辦法。老鍋爐工說，要是修的話他們這些人的技術也不行，必須要到新平縣甚至玉溪市裡找更專業的人來才行。
褚時健對這個提議也不能接受，一個鍋爐送到外面去修，同樣要耗費不小的運輸成本，往返期間也會耽誤生產。最後，褚時健親自出馬，圍著鍋爐轉了幾圈，最後拿過一把螺絲鉗子，打開了爐門。由於鍋爐剛熄火不久，所以門一開就竄出了一股濃煙，熏得褚時健連連咳嗽。等到濃煙散去之後，他居然不管不顧地貓腰鑽了進去。
褚時健的這個動作，把老鍋爐工嚇壞了，他連連叫著：「你不要命了？趕緊出來！」他的擔心是有道理的，雖然鍋爐從外表來看已經基本冷卻，但是裡面的溫度依舊很高，一個人在沒有防護措施的情況下貿然進入，是很危險的。
事實的確如此，褚時健剛一鑽進鍋爐，就感覺像闖入了一個燃燒的油鍋裡似的，渾身上下被燥熱包裹著，有一種被烤焦的感覺。還不到一分鐘的工夫，褚時健的頭髮上就竄出了絲絲白煙，衣服上也飛濺著火星，他實在待不下去了，就趕緊退了出來。老鍋爐工見狀，趕忙拎過一桶水，劈頭蓋臉地澆在褚時健的身上。
讓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渾身還掛著水珠的褚時健，居然拿著鉗子敲了敲鍋爐說：「試試看！」大家都愣住了，好半天才緩過神來，當他們開啟鍋爐之後，發現它居然能繼續運轉了！就是這麼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褚時健居然讓一個差點被「判了死刑」鍋爐起死回生了。
誰也不知道褚時健在鍋爐裡究竟做了些什麼，不過從那之後，大家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紛紛稱讚他是一個神人。
在褚時健的攻堅克難之下，糖廠的生產成本得到了有效的降低，每斤糖的生產燃料從原來的5斤銳減到8兩！而且，糖的質量也發生了改觀：用甘蔗渣製出來的糖，品質比過去強了不知有多少倍。
當時，雲南的所有糖廠都在虧損，而唯有褚時健的曼蚌糖廠每年能盈利30多萬元，其他的廠子100斤甘蔗能搾出9斤糖，褚時健能多搾出3斤。更聰明的是，他還能將別人搾過的廢料重新搾取一遍。雖然曼蚌糖廠的設備比較簡陋，但無論產量還是品質，都是省內數一數二的。
糖廠的經濟效益上去了，可是褚時健卻還是一個「戴罪之人」。雖然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褚時健的右派身份再次被人「揭發檢舉」出來，所以他還是要接受各種批鬥。不過，在曼蚌糖廠沒有人真的拿褚時健撒氣，每當上面有人來檢查的時候，褚時健會像個演員似的戴著帽子接受一下教育，等到檢查組走人了，又將帽子掛在牆上繼續工作。當時廠裡有兩個造反派打得很凶，誰也不讓著誰，卻對褚時健手下留情，原因就是他實在讓人恨不起來。
褚時健一家人都來到曼蚌之後不久，馬靜芬為他生了一個兒子——褚一斌。
按理說，褚時健有了兒子，應該沉浸在無盡的喜悅中，可是他沒有將心思放在妻兒身上，因為這時候正是糖廠最忙的時候，他實在無暇顧及到個人的私事。由於褚一斌是在昆明降生的，所以在他剛生下的第7天，褚時健就催著馬靜芬帶著孩子一起回家，有很多事情等著他處理。
那時，路況很糟糕，交通工具也落後且不方便，從昆明到新平一路都是高山和陡峭的山路，汽車開起來忽上忽下，總是處於劇烈的顛簸之中。還處於「貓月子」階段的馬靜芬走了三天之後，全身上下立即變得浮腫，讓她叫苦不迭。
當汽車開到嘎灑江邊的時候，由於當時還沒有搭橋，所以只能依靠輪渡運送汽車。沒想到，輪渡壞了，等待過江的汽車在岸邊排起了一字長蛇陣。
站在江岸邊觀察著動向的褚時健，實在是忍受不了這種漫長的等待。在足足等了三個多鐘頭之後，褚時健忽然說了一句：「要是再修不好，汽車過不去，我們就走著回去。」
要知道，當時從江邊走到曼蚌足足有十里路，這可不是一個剛生完孩子的女人能承受的。於是，馬靜芬哭了出來，她真的是忍受不了這種顛簸之苦了。褚時健一聽馬靜芬哭出聲來，原本就煩躁的心這會兒更按捺不住了，他喊道：「哭什麼哭？煩死人！」
在歷經千辛萬苦回到曼蚌之後，馬靜芬一下子病倒了，而褚時健也沒有時間照顧他，整天從早到晚粘在了廠子裡，往往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才回家，而回家之後唯一的事情就是躺下來睡覺。所以，當時照顧馬靜芬和褚一斌的反而是8歲的褚映群：做飯、燒水、洗尿布……全都落在了這個小女孩的身上。
馬靜芬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小的伺候大的，就寫信讓自己的媽媽過來。媽媽來了之後不久，鄰居的一個老太太忽然拽著馬靜芬的媽媽問，她女兒是不是之前結過一次婚。
馬靜芬的媽媽頓時愣住了：「沒有呀！」誰知那老太太又加了一句：「我看褚廠長一點也不疼映群，你的外孫女不是他的吧？」馬靜芬的媽媽很無奈，只好對老太太解釋道，褚時健就是那樣的一個人，即便是心裡很在乎也不會表現出來。
身為妻子的馬靜芬，更是瞭解褚時健的這種個性，她知道褚時健是一個粗線條的人，對女人很難有細心體貼的時候，她知道褚時健對人沒有問題，但是對妻子就顯得太粗心了。馬靜芬甚至覺得，這是因為褚時健是農村出來的，習慣於只管自己、自己的事自己做，而對別人的感受就不是那麼在意了。
馬靜芬一生為褚時健懷過五個孩子，然而每一次都有一段讓她傷心的故事。
有一次，馬靜芬意外流產了，褚時健沒有在她身邊陪著，是她自己走了30里路去了醫院，途中還趟過一條河。在住進醫院之後，馬靜芬接受了為期一個禮拜的治療，結果褚時健一次也沒有過來看她。當馬靜芬身體恢復之後，也是她自己走回來的。當時，一個比馬靜芬年紀大點的婦女對馬靜芬說：「馬老師，你膽子也太大了，如果大出血，你會死在路上。」
1979年9月，否極泰來。褚時健的勞改歲月，在中央的偉大決策之下結束了。
當時中央決定，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進行全面複查，把錯劃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錯誤結論改正過來，褚時健是那批幸運人士中的一員，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一天，一輛解放牌大卡車駛進了曼蚌糖廠，將褚時健一家都接走了。當時，糖廠的職工們齊聲痛哭，二百多人列著隊為褚時健送行，有人說：你們把老褚接走了，就是把我們的福氣也帶走了。
褚時健從糖廠離開時，除了幾包行李之外，什麼也沒有帶走，這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年過半百的人了。
從1958年到1979年，褚時健一共在大山裡待了足足20年。這20年，是褚時健精力最充沛的年華，他將14年的美好時光獻給了曼蚌糖廠。
離開嘎灑，等待褚時健的將是新的起跑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