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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傳記作家，對個人的採訪經常讓我困惑而非明晰。的確，收集事實已經夠麻煩的了，而真相更難以把握。我與之談話的人可能年事已高、身體不好或記憶不濟。他們有時「記得」寫出來或說過的東西，而不是真正發生過的事，或者說一些他們以為我想聽的東西。他們甚至可能對我撒謊，以使自己的形象更好。研究奧威爾生平時，我遇到了文學傳記寫作中的一種新困難：意識形態導致的盲目。
去英國收集資料時，我手裡有兩個名字，弗蘭克·弗蘭克福和薩姆·萊瑟，他們都在西班牙內戰中與佛朗哥的軍隊打過仗。弗蘭克福跟奧威爾一起在無政府主義的馬統工黨部隊待過，現年85歲，已經同意跟我見面；但對萊瑟我一無所知，也不知他是否在世。跟他們交談後，我意識到這兩位在兩條前線——巴塞羅那和馬德里——戰鬥過的人，實際上關係密切。萊瑟改變了弗蘭克福的生活，弗蘭克福在過去的60年中一直在尋找萊瑟。
我知道弗蘭克福在奧威爾的生命中扮演過一個聲名狼藉的角色。1937年，弗蘭克福因為企圖出售從博物館或教堂偷來的油畫而被捕。在一個英國中間人幫助下被釋放後，英國的《工人日報》在1937年9月14日發表了一篇關於他的報道，在這篇文章中，弗蘭克福指責馬統工黨，特別是其指揮官喬治·柯普秘密協助阿拉貢前線的法西斯軍，並蓄意反叛巴塞羅那的共產黨盟友。
為增加可信度，《工人日報》聲稱這篇報道首先刊登在西班牙報紙上，然後又引用了弗蘭克福的指控：「每天夜裡11點，哨兵都會聽到一輛馬車的卡嗒聲，我們從車上的燈光可以看出它穿越了我們的左側陣地與法西斯軍防線之間的地帶。我們接到命令決不許向馬車上的燈光射擊……在韋斯卡附近……有天晚上，我們看到指揮官柯普從法西斯軍防線那邊回來。」兩天後，為增加這篇報道的真實性，《工人日報》又刊登了弗蘭克福的更正。他此時說他不能肯定「那輛馬車是否真的穿越了防線，也不曾親眼看到柯普從法西斯防線那邊回來」。
在由喬治·索裡亞所寫的一本用意惡毒的書《托洛茨基主義為佛朗哥所利用：馬統工黨活動的事實及文件》中，再次重複了弗蘭克福關於馬統工黨在阿拉貢前線和法西斯軍串通的指控。此書出版於1938年，出版者是共產黨出版社勞倫斯和威沙特。弗蘭克福的指責對以前的同志造成很大傷害，如柯普，他曾被逮捕、關押和拷打，就像奧威爾一樣，他也被追捕，並有被處決的危險。
奧威爾發表在9月24日英國《新領袖》上的文章對弗蘭克福的指控做了有力的反駁，這篇文章也有英國代表團14位成員的簽名。奧威爾總結道：「很明顯，所有這些荒唐的話……由巴塞羅那的記者捏造是弗蘭克福所說的，而他選擇確認那些話來保住小命，因為那時被人知道與馬統工黨有聯繫極其危險。」左派政治家芬納·布羅克韋後來證實了這段話，在其自傳《在左派內部》（1942）中，布羅克韋寫道「那個孩子」（弗蘭克福當時的實際年齡為24歲）回到倫敦後，他去了與馬統工黨有聯繫的獨立工黨的辦公室跟約翰·麥克奈爾——他已和奧威爾一起從巴塞羅那逃出——說了一些話：「他崩潰了，並乞求原諒。他在巴塞羅那被關押過，別人給了他一些文件讓他簽，以此作為釋放他的條件。」
但44年後的1979年12月，弗蘭克福向奧威爾的傳記作者重複了以前的指控。伯納德·克裡克寫道：
弗蘭克福否認他崩潰或乞求原諒過；他說他從未簽過任何東西，只是接受了《工人日報》薩姆·萊瑟的一次採訪，他也對採訪做了潤色，並堅持其說法，即當時存在著友好往來，偶爾也穿越陣線（那貌似可信），但他「不肯定」他是否認為這種活動中涉及過槍支而不是水果和蔬菜，而且「還有一些事情有待解釋」。（當我問他是否因為《工人日報》捏造了他的話而對該報不滿時，弗蘭克福先生回答道：「政治上很合理，我是個現實主義者。」）又過了4年後的1983年12月，在接受劇場電視台句句緊逼的提問時，弗蘭克福先生侷促不安，臉上擠出不自然的笑容。他此時否認他指控過並堅持說：「我不記得……我想我沒說過那些……那不是真的，我不會說過那些話。」當被問及刊出這種報道是否合適時，他以令人驚訝的玩世不恭的態度回答道：「在打這樣一場仗時，採用某些策略是合理的。」他根本未對這些話被稱做出自他口有反感，而是說：「我覺得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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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見弗蘭克福前，我帶著碰運氣的想法撥了萊瑟原來的電話號碼。如今83歲的他接了電話，聲音生硬，帶著挑釁。我提到我在寫一本關於奧威爾的書時，他變得敵意很重，問道：「你他媽幹嗎打電話給我？」我說我聽說他參加過西班牙內戰，他大聲說他是個共產黨員，在國際縱隊中打過仗而且受過傷，他對奧威爾和馬統工黨都抱有極深的敵意。
我問到其經歷時，他先是發了一通脾氣，然後平靜了一些，變得友好了一點。他的全部職業生涯都在《工人日報》當記者。因為其兄長也在那家報社，他就把自己姓的字母倒了順序，以「薩姆·拉塞爾」（Sam Russel）署名。當我說他兄長肯定是大萊瑟，而他是小萊瑟[1]時，他笑了起來，我們就打破了僵局。
萊瑟仍重複著舊的謊言——他可能在一輩子職業撒謊後也相信了——萊瑟聲稱馬統工黨在前線後方巴塞羅那發動革命，向共產黨背後捅刀子。他仍堅持說馬統工黨的黨員開著前線急需的救護車在巴塞羅那兜風。他說馬統工黨有大量醫藥供應，而國際縱隊一無所有，他受傷後不得不用牛車把他撤下來。我耐心聽著這些憤怒的指控，聽著經年的怨憤，不想加以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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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過去的60年中，弗蘭克福在採訪中講過那麼多互相矛盾的話，1998年我跟他聯繫時，他仍然很想再談談。我意識到我是在跟一個耳朵不靈，很可能頭腦也糊塗的老人打交道。我在電話中跟他太太約了時間，可是他接著又打電話過來要我的地址，以便寄給我如何去他位於薩默塞特郡韋爾斯家裡的說明。但我從未收到過說明（他家確實難尋），因為他在電話中聽不清我的話。我到得比約好的時間晚，已經是中午，肚子還餓著。弗蘭克福太太給了我一塊三明治，還給我倒了一杯西班牙產葡萄酒。所以我吃三明治，喝酒，提問題，做筆記，看他給我的文件，並抄下所有能抄下的，忙得不亦樂乎——全同時進行。
儘管弗蘭克福外表上看精力充沛、體格健壯，但頭髮已白的他難以聽清我提的問題，而且其回憶顯然經過了潤飾。在談了自己的經歷和解釋為何去西班牙後，他聲稱（像阿拉貢前線的大多數英國志願者一樣）奧威爾被射穿喉嚨時，他就站在旁邊，並在他跌倒時扶住了他。弗蘭克福堅持說就在被擊中前，奧威爾「正告訴我們他在一間巴黎妓院的工作經歷」——這不大可能，因為他是在一間餐館工作過。
弗蘭克福痛快地承認他不喜歡奧威爾，因為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1937）中，「他攻擊了英國工人階級」，他就是在西班牙讀的那本書。弗蘭克福也不喜歡奧威爾在英國代表團中以領袖自居，不喜歡奧威爾的自信，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他惱火是斯塔福德·考特曼（馬統工黨中另外一個英國人），而不是他被邀請去西班牙錄製劇場電視台的節目。他似乎未意識到由於他在巴塞羅那事件中的角色，他不可能收到這種邀請。
弗蘭克福然後描述了他的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其同伴「坦克佬」，此人一戰中參加過坦克部隊。西班牙警察看到弗蘭克福在看一本英語書，懷疑他是個間諜，就攔住盤問他。他們發現了偷來的藝術品，就將他逮捕並關進監獄。一個英國人薩姆·萊瑟營救他出獄，並建議他盡快離開西班牙。但他不知道萊瑟是否在《工人日報》上發表過報道，也不知道萊瑟在哪裡——很長時間以來，他一直想找到他。當我說我剛跟萊瑟通了電話並有他的住址和電話號碼時，弗蘭克福很驚訝。然後我們談到那個微妙的問題。儘管弗蘭克福仍是個共產黨員，但他現在承認「馬統工黨沒做錯」，而且「在政治計謀和政治鬥爭中被錯誤對待了」。他顯然感到悔恨並急於洗清自己的名聲，儘管說話結結巴巴，仍給我看了布羅克韋那本書中某一頁的複印件，承認他在倫敦確實崩潰過並乞求原諒。《工人日報》「歪曲和改變了我所說的意思」，他大聲說道。他可憐地然而又非常令人同情地辯解道：「什麼也不要怨我，我從來不是有意讓他們那樣寫的！」為鄭重起見，我問他在1937年所做的指控是真的還是假的。「只用說『是』還是『不是』。」我說。茫然、逃避但又很想讓我滿意的他想了很長時間，最後他說他不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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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倫敦後又給萊瑟打電話。這次他友好了一點，但更警惕。他說他負傷從國際縱隊退役後，當上了英國共產黨的代表，是英語廣播（即宣傳）的主任，也是《工人日報》在巴塞羅那的通訊記者。我提到弗蘭克福的名字時，萊瑟說他可能在海克內（倫敦東區的一個工人階層居住區）認識他，是在他們去西班牙之前。但他不記得是否曾把弗蘭克福營救出獄，並說如果他確實那樣做了，他肯定不會忘記自己做過這件好事。我提到《工人日報》的報道時，他問道：「上面有署名嗎？」我說沒有，他就聲稱不記得寫了那篇報道。接著他又說：「也許那是真的。」
那麼真相究竟如何？弗蘭克福說是萊瑟把他營救出獄，而他當然也能做到這點。弗蘭克福的被捕使共產黨乘機對馬統工黨抹黑，並有助於為他們消滅馬統工黨的行為辯護。萊瑟作為《工人日報》駐巴塞羅那的通訊記者，肯定寫了那篇撒謊的報道。他似乎既是弗蘭克福的恩人，又是出賣他的人。
弗蘭克福的那些被奧威爾反駁的指控肯定是虛假的。布羅克韋所說的弗蘭克福痛悔一事（麥克奈爾是目擊者）令人信服。那麼弗蘭克福為何「不肯改口」，並向克裡克重複了謊言——就像很久以前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樣——並在他實際上是個幻想破滅的幻想者時，卻聲稱自己是個憤世嫉俗的理想主義者？是因為頑固、自尊、虛張聲勢還是怨憤？
他窘迫地在電視節目上收回他說過的話，再加上我採訪時他充滿內疚的辯解，似乎全由良心不安引起。他是個受害者。我對弗蘭克福和萊瑟的採訪揭示了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紛爭一直延續到了90年代。
[1] 作者在此玩了個文字遊戲，萊瑟（Lesser）的字面意思是「少一些」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