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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妮亞（如庫斯勒也對西莉亞建議過）可能給奧威爾買過一套禮服並讓他穿得精神一些。但對他想過的那種生活不感興趣。難以想像她會穿著膠鞋在田間幹活，她也永遠無法忍受朱拉島的偏遠和艱苦生活。她缺乏母性本能，並非照料理查德的適當人選，理查德讓她想到坎奴伯利廣場那裡的「捲心菜及沒洗的尿布味」。如果奧威爾活下來，理查德本來會上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公學，結果卻大不相同。患病時的愛琳對奧威爾那位非常冷漠和嚴厲的妹妹不放心，曾告訴亨利·戴金如果她死了，幾乎誰都可以當理查德的媽，「只要不是阿芙利爾」。然而，這個男孩還是由阿芙利爾和比爾·鄧恩在蘇格蘭（不在朱拉島）撫養大，阿芙利爾和鄧恩在奧威爾死後的1951年2月結婚。一貫長於使用機械的理查德上了一所農學院，成了一名農場主，後來推銷馬西-弗格森牌農業機械。儘管幼時命運多舛，但他長大後心態良好，婚姻幸福，育有兩子，在索妮亞死後繼承了其財產。阿芙利爾死於1978年，終年70歲，她外甥女簡·戴金和比爾·鄧恩年齡更接近得多，他們兩人共同生活，直到鄧恩去世。
索妮亞對理查德不感興趣，他也不是個智力發達的孩子。她每週給阿芙利爾3鎊作為理查德的補貼，那在親戚中造成了很深的積怨。如格溫·奧肖內西的女兒曾寫道：「我媽被指定為裡克的監護人，她覺得奧威爾的部分財產應該花在裡克的教育和撫養上……家裡人覺得索妮亞是看到有利可圖才結婚的……阿芙利爾告訴過我索妮亞不願為裡克支付生活費，對他也漠不關心。」[1]
奧威爾死後，索妮亞再次努力過想與梅洛—龐蒂舊情復燃，也有過別的幾個戀人。1954年到1956年，她為出版人喬治·威登菲爾德當過編輯，後者回憶了她性格中的許多矛盾之處：
索妮亞是個紅臉膛，髮色偏紅的漂亮金髮女郎，生活中的樂趣很多，慷慨成癖。她易於衝動，表態很快。她的文學抱負和對非常放蕩不羈的文化人的偏愛與她身上一種傲慢的特點並存，後者是殖民地出身背景的遺留，是她努力摒棄的。她對自己的私生活守口如瓶。在我們共事的那段日子裡，她跟《生活》雜誌一位著名攝影記者約翰·菲利浦有過一段戀情……幾年後，在關於我們過去的一次親切談話中，索妮亞突然披露她跟（以色列將軍）伊加爾·阿隆有過一段短暫戀情。1958年，神經質的40歲的索妮亞與邁克爾·皮特—裡弗斯結婚，再次令她的朋友們震驚。皮特—裡弗斯終生是個同性戀者，也是個百萬富翁，此前不久，他還因為在一起盡人皆知的性醜聞中的角色被判坐牢。索妮亞相信自己能改變其性習慣並重建其聲譽。但在新婚之夜，他把她關在臥室外面，然後帶著男友去度假了。這場婚姻於幾個月後結束，索妮亞受到了很深的傷害。[2]
康諾利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所寫的一部未完成的小說《快樂的死亡》中，通過描述索妮亞和彼得·沃森（他是《地平線》雜誌的資助者）的密切友誼，說明了她的性態度和第二次婚姻。索妮亞真心愛著邁克爾·皮特—裡弗斯，因為「作為一個同性戀者，他不會喚起她的性矛盾感，她不會因為他想得到她或者別的女人而怨恨他。在性戰爭中，他可以說是個天使……他站在她這邊」。雷納·赫彭斯托爾直白地說索妮亞「對性有種病態的恐懼」，但「在她兩次有名無實的婚姻中收穫都很大」。
索妮亞覺得有責任維護奧威爾的名聲，對他的興趣比他活著時還要大。她把大量小冊子藏品捐給了大英博物館，1960年又在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建立了奧威爾檔案庫，然而能接觸的僅限於少數幾個幸運兒，他們得到了索妮亞的允許可以研究奧威爾的文件。她未保存奧威爾寫給她的信，而是將其燒掉。1968年，她和伊恩·安格斯共同編輯出版了奧威爾的《隨筆、新聞文章及書信集》（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並加上了一篇有意具有誤導性的前言。她想讓傳記作家不抱希望而假稱：「他未留下任何有關個人的文件；他的信中未掩蓋什麼或特別揭示什麼……可供寫他生平的材料很少——除了『為心理詮釋所用』——他自己也未曾寫過。」她也聲稱：「目前這幾卷已是盡可能收集到的全部……有了他的小說和這些書，就組成了他的權威文集。」事實上，她所編的4卷本只有2041頁，而彼得·戴維森（Peter Davison）所編的具有真正權威性的《全集》（Complete Works，其中前9卷包括奧威爾主要出過的書）20卷內容超過8500頁。[3]
跟奧威爾的朋友打交道時，索妮亞也可能表現得極為傲慢。1962年時，斯蒂文·朗西曼把奧威爾十幾歲時所寫的一封信投到了斯蒂芬·斯彭德所編的《相遇》雜誌（Encounter），裡面提到他在康沃爾郡睡得很難受。因為這封信顯示他並非真的喜歡窮困潦倒，她就認為它有損他的傳奇形象，拒絕發表這封信。赫彭斯托爾是英國廣播公司的一位製作人，他說：「作為奧威爾版權控制者，她是個濫用權力的遺孀……她同意製作關於奧威爾的一個節目……條件是我不參與。」
儘管奧威爾（像艾略特和奧登一樣）要求別人不要為他寫傳記，索妮亞還是意識到他的傳記終究會面世，就盡量控制此事。多年中，她邀請過奧威爾的幾位朋友——庫斯勒、馬格裡奇、西蒙斯、邁克爾·梅耶和德懷特·麥克唐納——撰寫，但她又會接著改變主意，收回邀請或拒絕允許他們引用奧威爾的文字。她也接觸過理查德·艾爾曼和約翰·韋恩[4]，韋恩後來還聽說美國學者約翰·奧爾德裡奇「將做這件事」。
到最後，彼得·斯坦斯奇（Peter Stansky）和威廉·亞伯拉罕斯（William Abrahams）在未得到索妮亞（她也拒絕允許他們引用奧威爾的文字）同意的情況下繼續寫作。1972年和1979年，他們出版了兩部奧威爾傳記，涵蓋了奧威爾到1938年的那段人生。為了報復，單是憑著伯納德·克裡克（Bernard Click）發表在《新政治家》雜誌上對一本評論集所做的短書評，索妮亞一時衝動地邀請伯納德·克裡克寫作奧威爾傳記。克裡克的書完成後，她批評它寫得過於政治化、枯燥和缺乏同情心，並企圖阻止其出版，但他有份不可撤銷的合同在手，他所寫的傳記在索妮亞1980年去世前不久出版。1991年，邁克爾·謝爾登中肯地批評克裡克所寫的傳記集中了大量的事實，但有意不去努力理解奧威爾的內心生活，謝爾登還推出了一本好一些的傳記，由奧威爾財產管理人授權。[5]
索妮亞·布勞內爾·布萊爾·皮特—裡弗斯總稱自己為索妮亞·奧威爾。當奧威爾的版稅收入滾滾而來時，她憑此在藝術界成為一個女王般的人物。畫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傳記作者曾寫道，靠著足夠的金錢和作為奧威爾遺孀在社會上的威望，「索妮亞不受約束地將她相當大的幹勁集中於她最擅長的：與她欽敬的作家結交並幫助他們，而且不辭辛苦地舉辦餐會以讓他們聚到一起，她烹製充足的食物，葡萄酒敞開供應，就在她那座舒適的住宅內……在南肯辛頓區。」就像索妮亞對奧威爾產生了不正常的情感那樣，她也和年老的小說家喬·阿克利（Joe Ackerley）、艾維·康普頓—伯耐特（Ivy Compton-Burnett）和吉恩·裡斯（Jean Rhys）結下友誼，曾慷慨幫助過他們，並在他們臨終時都曾陪伴在側。
但被同性戀者和老邁女士所吸引的索妮亞在性或思想上都未能得到拯救。曾經「快樂、像個酒吧服務員般善飲」的她到最後失去了容顏和金錢，並成了個紅臉膛酒鬼。到生命晚期，她變成了一個醉言醉語、暴躁易怒和不顧身份大發其火的人。彼得·斯坦斯奇跟她在帕西街白塔餐館共進午餐時，她醉醺醺地說：「乾脆我們一不做，二不休，再喝一杯吧。」簡妮塔·帕拉德責怪她喝酒喝得太厲害時，她惱火地說：「難道你不覺得我全知道嗎？」[6]她知道她在自毀，但就是控制不了，她曾告訴戴維·普蘭特：「我又那樣做了。我上演了我的那一幕，作為喬治·奧威爾遺孀的那一幕。我難道不厲害嗎？我很醉。他們以為我是個傻瓜嗎？」怨憤並且極不開心的她曾向簡妮塔承認道：「我每天都會哭著醒來。」斯蒂芬·斯彭德相信她的內疚感和消沉源自那場奇特的臨終前婚姻，他說：「她讓自己飽受關於跟他結婚是圖財的指責……她埋怨自己，覺得自己做了件錯事。」[7]
索妮亞當然慷慨得起。傳記作家邁克爾·霍爾羅伊德（Michael Holroyd）1982年時曾估計奧威爾的財產每年帶來10萬英鎊左右的收益。但到她去世時，30年的版稅不見了。用作何途，花於何處？伯納德·克裡克——可以理解的是他對索妮亞懷有怨氣，因為她曾多次刁難於他——指出她「未將巨額財產用於慈善目的，她所過的豪華生活跟奧威爾的性格太格格不入……她揮霍那筆財產，試圖建立一個文學沙龍和維持幾個食客，那種行為對她決定發揚光大的那個名字幾乎全無旌表作用」。索妮亞的忠實朋友對其看法更寬容一些。安妮·鄧恩認為作為那筆財產的監護人「變得比她想像的複雜得多，面對法律問題、會計問題，她沒有能力處理，而且這點後來也證明是無法克服的」。
會計——以前也是奧威爾的會計——從她那裡騙走了大量錢財，並建議她移居國外躲稅，她在那裡生活得十分痛苦。小說家瑪格麗特·德拉布爾（Magaret Drabble）曾解釋道：「索妮亞去了巴黎生活，以為可以靠她那日益減少和管理不善的資金愉快而且低費用地生活，但那被證明是個很糟糕的決定：她寫信給在英國的朋友抱怨過著流放生活。她根本不該走，這時又無錢回來。金錢和身體方面都變得糟糕。她抽煙抽得太厲害，法國人不友好，她住在一個很糟糕的地方……（她）結果住到了盧森堡公園旁邊一處條件很差的地下室公寓裡，衰老病弱」——獨身一人，沒有丈夫或子女，未老先衰，酗酒，無親無故，也完全破產，弗朗西斯·培根支付了她的醫療費賬單。她向哈里林—希爾會計公司提起訴訟，經過4年訴訟，以庭外和解告終。一周後的1980年12月，她死於腦瘤，終年62歲。[8]
2
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出版奧威爾作品所賺的利潤是該社出版其他名家作品加起來所賺的兩倍——這些名家包括卡夫卡、紀德、托馬斯·曼、斯維沃、穆齊爾、施瓦茨—巴特、卡爾維諾、川端康成、科萊特和三島由紀夫[9]等，而他在世界範圍內的銷量和影響比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其他嚴肅作家都要大。奧威爾作為道德楷模對政治及文學的影響無可估量，但可以說明他的影響範圍。奧山康治曾對他在日本的重要地位介紹道：「喬治·奧威爾首次被介紹到日本是在冷戰高潮時的1949年，由盟國佔領軍總部介紹，此舉與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相符合。他們的意圖是明顯的，即警告人們提防可怕的共產主義影響……因為奧威爾是第一個被介紹進來的。在日本至今已發表1200本（篇）用日語寫的關於奧威爾的書和文章。」另外有學者強調了他在東歐的政治影響。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模仿奧威爾和格林厄姆·格林式語言，稱前東德秘密警察總部的檔案處為「佔據前恐懼部的真理部」。教皇約翰·保羅1977年在克拉科夫[10]當主教時，允許在教堂進行一場被當局所禁的關於「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及當代波蘭」的講座。1984年——當奧威爾的作品在全世界被頌揚時——波蘭團結工會秘密發行了奧威爾郵票、非法日曆和被禁的《動物農場》及《一九八四》，並且放映了以此兩本小說改編的電影。蘇聯於1991年垮台後，關於奧威爾對極權主義國家具有洞察力的理解，俄羅斯哲學家格裡高利·波莫蘭茨重複了切斯瓦夫·米沃什於1953年說過的話：「人們在首次讀到《一九八四》時，發現在伊頓公學和殖民地緬甸接受教育的奧威爾比任何人更瞭解我們這個社會的靈魂或無靈魂的特點。」[11]
很多左派作家因為奧威爾抨擊了社會主義知識分子而一直未能原諒他。他死後，新保守主義者把他拉為自己的一員，稱讚他向全世界警告了極權主義的危險。在最近一份介紹冷戰的書中，《一九八四》被形容為居保守立場反對共產主義的「規範文本」，是「關於冷戰的具有想像力的關鍵宣言」，稱讚奧威爾「創造了……政治譴責作品的十足詩意寫作方式」。另外有篇論述文章提到（儘管奧威爾否認過）這部小說無疑「對政治保守派有利」。最荒誕的是，「約翰·伯奇協會[12]以前常賣這本書，它在首都華盛頓的總部辦公室電話一度以1984結尾」。似乎是不讓約翰·伯奇協會的狂熱之舉動美傳，一些「左傾」市議會通過決議，用奧威爾的名字命名學校和廣場，以此向他致敬。倫敦的艾辛頓區有一所喬治·奧威爾學校，巴塞羅那蘭布拉大道的盡頭有處名為喬治·奧威爾的廣場，在原來的法爾考旅館附近。
奧威爾對電影少有好感，但電影將其觀點帶給了萬千民眾。根據《動物農場》拍成了兩部電影（分別在1955和1999年），根據《一九八四》也拍了兩部（分別在1954和1984年，第二部特別恐怖）。在《保持葉蘭繁茂》的啟發下，拍出了新穎、流暢而且非常感人的《一場甜美的戰爭》（A Merry War，1998）。肯·洛奇（Ken Loach）的《土地和自由》（Land and Freedom，1995）是不嚴格地根據《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拍成，它描寫了西班牙內戰中一個持理想主義的英國共產黨員，以及當他被背叛時的慘痛醒悟。奧威爾在他關於西班牙那本書（1938年出版）中關於孤立主義和綏靖主義提出了強烈警告——我們全「在睡著的英國中酣眠，我有時擔心我們永遠不會醒來，直到被炸彈的轟響驚醒」——被亨佛萊·鮑嘉在經久不衰的《卡薩布蘭卡》（1942）中有效地精煉，而那部電影是迄今所拍的具有宣傳性質的電影中最佳者。1941年12月，就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前，鮑嘉宣稱美國人必須警惕起來，準備打仗：「我肯定紐約的人在沉睡，我肯定全美國的人都在沉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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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威爾的語言一直極具影響，他筆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意象——特別是《一九八四》中的——已經出現在幾首好詩中。羅伯特·弗羅斯特[14]不加修飾、不蔓不枝的詩歌中用了奧威爾悖論式的短語「自由即奴役」來支持他自己的懷疑主義，而在《不當國王有多難》（How Hard It Is to Keep from Being King）中，他警告我們（就像奧威爾曾做的）要反抗強人領袖的奴役。
西爾維婭·普拉斯[15]採用了奧布蘭關於未來的殘酷意象——「一隻皮靴踩在一張人臉上——永永遠遠」——並在《給特德的歌》（Ode for Ted）、《養蜂人之女》（The Beekeeper's Daughter）、《博克海濱》（Berck-Plage）（這首詩中的黑色皮靴是殘忍的）和《爸爸》（Daddy）使用，以代表一個女性受害者所受到的來自男性的壓迫。所有女性都崇拜法西斯分子，普拉斯寫道：
皮靴踩在臉上，殘忍的 像你一樣殘忍之人那殘忍的心
而在《來自一九八四年的新聞》（News From Nineteen Eight-Four）中，達納·喬伊阿[16]對《一九八四》中急速播報的新聞公告（為了掩蓋極權主義政權下饑饉、處決和持久的戰爭）做了一番奧登式諷刺性改寫：
碼頭上的火得到控制 疑犯在深夜搜捕中落網 敵人在東方發動進攻 已以巨大代價擊退。但士氣 在高級志願者中高漲 昨晚以處決工會中不同政見者 開始工人節春季咖啡配額提高至二十克 逮捕在部裡繼續進行。[17]
奧威爾死後不久，他對20世紀50年代以「文學運動」（The Movement）著名的一批英國年輕作家產生了最持久的影響。研究他們的歷史學家布萊克·莫裡森間接提到菲利浦·拉金的某一個重要用語，點明了這些作家眼中最重要的性格和觀念：「《上來透口氣》（1939）中的保靈是『文學運動』小說中持清靜無為主義主人公的前輩……奧威爾對清靜無為主義的擁護，他對左派幻想破滅，他決定做到『沒那麼上當』，他對極權主義日益加重的擔心：這些對塑造『文學運動』派的政治觀點都起了關鍵作用……關於『得體』和『常識』的奧威爾式觀點主宰了戰後政策目標。」詩人湯姆·岡恩（Thom Gunn）認為奧威爾表達觀點的方式跟他要說的話同樣重要：「50年代時，他對我意義極大。比較起來，我更喜歡作為隨筆家和社會記錄者的他，甚於作為一個小說家的他……我特別以他為散文寫作的榜樣所欽佩。1958年後，我在伯克利大學教大一學生寫作課時，把《向加泰羅尼亞致敬》講了很多遍。他知道怎樣證明他的信仰，而且展示如何通過經驗來證明——也許這是僅次於擁有信仰第二重要的。」[18]
羅伯特·康奎斯特是另外一位「文學運動」派詩人，後來（憑《大清洗》及其他幾本書）成為主要的批蘇歷史作家，他稱奧威爾——「因為他忠於事實，而不是忠於意識形態」——是「對當代詩歌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之一」。在向奧威爾致敬的詩中，康奎斯特形容他難免犯錯，然而是：
一個有道德的天才。尋求真理 有時成為我們不以為然的蠢行， 就像達爾文向植物奏巴松管； 他亦有過失，但並不自稱天使。[19]
菲利浦·拉金從文學圈退隱到外地的哈爾[20]（就像奧威爾去了朱拉島那樣），他也抗議過英國鄉村的消失，並把關於失敗的主題提升到高超藝術的層次。
《保持葉蘭繁茂》中的戈登·科姆斯托克激烈反對虛偽及使用術語，影響了約翰·韋恩的第一部小說《每況愈下》（1953）中的主人公查爾斯·拉姆利，以及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第一部小說《幸運的吉姆》（Lucky Jim，1954）中的吉姆·狄克遜。就像艾米斯早期這部虛構作品是從《上來透口氣》得到啟發，《反死聯盟》（The Anti-Death League，1966）寫的也是《一九八四》那種殘酷氛圍。在《社會主義與知識分子》（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1957）中，艾米斯讚揚了奧威爾的真誠和不含糊其辭：「在對戰後知識分子圈具有吸引力的所有作家中，他是最吸引人的一個，遠過於其他人……沒有別的哪位當代作家擁有那種氣質，即熱誠相信他要說的，也堅定不移地盡可能說得有力而且簡單明瞭。」在此前一年所寫的一篇評論中，艾米斯肯定了奧威爾的影響無遠弗屆，不限於政治：「奧威爾是那種你永遠無法真正擺脫的作家……似乎無可避免受到其影響，以至於對任何一個知識分子而言，如果他們能擬出一個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名單，不管他們的年齡（在合理範圍內）如何，不管他們另外還喜歡誰，而且——頭一眼看上去更是難以理解——不管他們的政治派別如何，很可能都會把他放在前兩名或前三名。」
戈登·科姆斯托克也是「憤怒青年」（the Angry Young Men，20世紀50年代另外一個重要文學團體）的原型。《獅子與獨角獸》（1941）中《英格蘭，你的英格蘭》一節啟發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寫出引起轟動的劇本《憤怒的回顧》（Look Back in Anger，1957），他在其中用了很多奧威爾的性格、觀點和措辭，出場人物包括一個心懷不滿的左派知識分子、一個在西班牙內戰中打過仗的父親和一個極其頑固保守的前軍人。主人公吉姆·波特也強烈譴責了英國的階級制度、公學和政府的愚蠢。他也對愛德華時代的英格蘭有懷舊的感情，然而意識到他的理想化回憶是不真實的。就像奧威爾曾在《我為何寫作》中寫道：「只要我活著，我就會繼續……熱愛大自然，繼續欣賞那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以及星星點點的無用信息。」所以奧斯本在《喬治·狄龍的墓誌銘》（Epitaph for George Dillon，1958）中關於那個患了肺結核的主人公（名字也是來自奧威爾）寫道：「他從不讓自己有一天心境平和。他熱愛這個世界上的具體事物，身體卻讓他有心無力。」[21]
許多當代作家都讚揚過奧威爾並解釋了其作品為何重要。「憤怒青年」的一員艾倫·西利托（Alan Silitoe）特別欽佩奧威爾的道德品質：「我覺得在我看來，正直一詞確實在他的品格列表上高居前列，因為它閃耀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除了《牧師的女兒》和《上來透口氣》，「我都給滿分。他展示了正直——你可以稱之為真誠——再加上令人讀著愉快、意義明晰的英語，就能產生某種難以駁倒的結果」。小說家、評論家戴維·洛奇回憶道：「我還是個年輕的大學教師時，閱讀了奧威爾戰前所寫的小說，並意識到他對50年代英國『憤怒青年』那代人有重要影響，而這些人又影響了我早期寫小說的努力方向。但是我想我仍然欽佩他是個隨筆家和紀錄性作家，因為他具有『講述事實』特點（當然部分說來也是修辭上的成就）。」[22]
除了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的劇本，另外還有雷·布拉德伯雷（Ray Bradbury）和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小說，都在較大程度上受到奧威爾關於未來凶險幻象的影響。布拉德伯雷的《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53）採用了奧威爾關於通過摧毀文化進行政治壓迫的主題，他筆下的主人公蒙太格就像溫斯頓銷毀事實記錄一樣，受雇於從事銷毀書本。這本小說描述了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群體，他們記住偉大的文學作品，目的是將「人類遺產」傳遞下去。
在安東尼·伯吉斯的《馬來亞三部曲》（The Malayan Trilogy，1956—1959）中，「阿邦」是個蛻化、有權勢的馬來人，其稱號字面意思是「兄」，他「讀過喬治·奧威爾的書，想到精心盜用大洋國領導人的稱號。有段時間，他得意地考慮過在馬來的達哈加到處張貼宣傳畫，畫上有他——一個傳奇人物——的碩大頭像」，下面印著「老大哥在看著你」。伯吉斯的《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1962）思考了奧威爾關於權力渴求的主題，探討了罪惡本身的問題。跟《一九八四》一樣，這個諷刺性寓言作品的背景放在英國不遠的將來，在一個工人國度裡，一群少年犯在夜間自由來去，政治有利代替了法規和道德規則。敘述者是一個反社會的違法者，像奧威爾筆下的奧布蘭一樣，以皮靴蹬踩人臉為樂事。伯吉斯的《1985》（1978）把我們帶到未來的英國，在那裡，有組織的工會主宰個人意願，工人英語是新官方語言，街頭惡棍滔滔不絕地講著黑話，阿拉伯人擁有的阿爾多爾塞斯特歡迎改信伊斯蘭教的人，而工人的象徵比爾從無數貼於牆上的宣傳畫上注視著。
生於捷克的湯姆·斯托帕德利用奧威爾式主題寫了兩部劇本。《職業邪者》（Professional Foul，1978）抨擊了知識分子，因為他們虛偽並與禁錮行為合流。《每個好孩子都該受寵》（Every Good Boy Deserves Favour，1978）的故事背景是蘇聯一間精神病院，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在那裡被懲罰，同時還有一個管絃樂隊伴奏。這齣戲劇的中心寓意表達了社會「同聲同氣」與持不同政見者代表的不和諧音符之間的衝突。斯托帕德筆下的主人公就像溫斯頓·史密斯，牢牢守著對與錯、真相與謊言之間的區別，儘管那些醫生們濫用話語，並企圖用藥物使他迷失方向。奧威爾那種文件式真實加個人正直的混合文體引人入勝，也打動了斯托帕德：「我對讀到被一顆子彈擊中的感覺所吸引（《向加泰羅尼亞致敬》）——比《永別了，武器》（我知道那不是一顆子彈）更有技術性。那本關於『回到過去』的小說（《上來透口氣》）引起了我的共鳴。很久以後，我類似這樣去尋找我關於英國最初的記憶，得到的是類似結果。但總而言之，奧威爾提出了一種真誠——關於知識分子式真誠的標準。」[23]
在《巴黎倫敦落魄記》中（據湯姆·沃爾夫[24]所言），「奧威爾進行那種體驗的目的是寫它……作為一個記者」。《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則展示好的報道不僅描寫較大的政治和軍事問題，也捕捉那個地方的精神。這兩本書影響了參與式新聞寫作的概念及方法，受到奧威爾影響的，包括從瑪麗·麥卡錫、諾曼·梅勒、杜魯曼·卡波蒂到瓊·迪迪昂、喬治·普林布頓[25]和湯姆·沃爾夫等人。梅勒也讚賞《保持葉蘭繁茂》的人道主義一面：「說來有趣的是，我覺得這本書對我有好處，是它給了我更多慈愛和憐憫之心，單是靠我自己天生的可能沒那麼多。讀奧威爾總有利於培養那些感情。」他也喜歡《政治和英語》中列出的文體原則：「多年來我對他極為欽佩，他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我認為凡是用英語寫作的人，讀他的隨筆都能學會寫得好一點。甚至他那些關於寫好文章的格言及指導都說得十分恰當。」[26]
保羅·泰魯[27]曾寫道，他60年代在非洲時——當時他作為一個小說家剛起步：「奧威爾是我學習的榜樣。我想維迪亞（奈保爾）之所以貶低他，是想讓他自己在我的生活中顯得更重要。」然而後來，奈保爾讚揚過奧威爾有勇氣脫離傳統形式和寫作主題，脫離自己關於社會階層、精英教育和殖民主義的「所有最早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奈保爾稱他為「英國歷史上最富想像力的人，（因為）他是向著新方向行進」。
安格斯·威爾遜讚賞奧威爾在《通往威岡碼頭之路》中揭露了英格蘭北部工業城鎮的貧困：「奧威爾對當時的失業者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左派和右派都講的謊言和所發生之事的關心絕無虛假，對像我這樣的人來說，那可以說是一道指引方向的光芒。所以我想奧威爾是我心目中最敬佩的人之一。」[28]多麗絲·萊辛[29]稱讚了他的政治洞察力：「在我們左派眼裡，《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引起的反應讓我們第一次對那些同志們所能表現出的深度仇恨有了印象。我要說批判奧威爾運動的卑鄙促使我們排斥共產黨。然後《動物農場》出來了，批判更卑鄙、更不公正、更多誹謗……《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是傑作。」約翰·勒卡雷[30]評論說奧威爾的生活與作品融為一個高尚的理想：「奧威爾曾經是，現在仍對我意義重大……《緬甸歲月》仍是關於殖民主義墮落性的一個以小見大的精彩作品。奧威爾對艱苦生活的執著給我們都上了一課。我在伊頓公學教過書。我總覺得有意思的是布萊爾（即奧威爾）用了很大努力與那個地方斷絕關係，而沒上過伊頓的伊夫林·沃卻用了類似的努力裝作上過。奧威爾對貪慾、術語和『唯我』社會的憎恨在他那個時代及現在都同樣需要——也許現在更需要。他一直是我嚮往達到的目標——在寫得清晰、表達憤怒和進行對像十分明確的諷刺等方面。」所有這些作家都在奧威爾身上發現了令他們欽佩的不同方面，而且也發現了經歷、風格與這個人之間的統一性。
儘管奧威爾產生了巨大影響，但他從來不是某一運動中的一分子，也從未開創一個流派。他始終是個獨來獨往、與眾不同的作家，其聲譽和精神高度除來自其作品，還來自其以身作則。卡萊爾關於塞繆爾·約翰遜的貧窮、疾病、勇氣和執著的描寫用在奧威爾身上也恰當不過：
這個偉大而悲傷的人，睿智地過著艱苦兼困惑的生活，過得出色，如一位極為英勇之士。在功利性寫作的無聊紛擾中，在對宗教及政治、人生理論及實踐的懷疑精神的無聊紛擾中，在其貧困中，在未受重視和鬱鬱寡歡中，以其抱病之軀，身穿破舊外套，使自己取得成功，似一個無畏之士……如所有無畏之士所需，他亦有自己的指路明星。他的目光集中於那顆星，決不改變奮鬥方向。[31]奧威爾在一個人心浮動、信仰不再的時代寫作，為社會正義鬥爭過，並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擁有個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質。他已和約翰遜、布萊克和勞倫斯一樣，在英國代有人出的先知先覺的道德主義者行列中佔了一席之地。
[1] 索妮亞·奧威爾所言，見邁克爾·謝爾登《諾言之友》第160頁；對亨利·戴金的採訪；凱瑟琳·蒙丘爾1999年3月17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2] 喬治·威登菲爾德，《想著我的好友》（Remembering My Good Friends，紐約，1994），第240頁；對理查德·布萊爾、西莉亞·佩吉·古德曼、娜塔莎·斯彭德和簡妮塔·帕拉德（關於索妮亞和皮特－裡弗斯）的採訪。——原注
[3] 謝爾登，《諾言之友》，第77頁；赫彭斯托爾，《日記》，第263頁；索妮亞·奧威爾，喬治·奧威爾的4卷本《隨筆、新聞文章及書信集》序言，第一卷第16、19、16—17頁。
我對索妮亞和戴維森所編版本的評論可參考我所著的《喬治·奧威爾：關鍵遺產》第373—381頁；另見我寫的《一個不加掩飾的聲音》（A Voice That Naked Goes，刊於2001年1—3月號《倫敦雜誌》）。——原注
[4] 理查德·艾爾曼（Richard Ellmann，1918—1987），英國評論家、傳記作家，著有《喬伊斯傳》《王爾德傳》等；約翰·韋恩（John Wain，1925—1994），英國作家、評論家，著有《每況愈下》《新詩行》等。
[5] 對斯蒂文·朗西曼的採訪；赫彭斯托爾，《日記》，第263頁；約翰·韋恩1970年10月21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
奧威爾作品的出版人湯姆·羅森塔爾覺得跟索妮亞打交道極難，她「有次重版奧威爾某本書時，因為護封上廣告文句中的一個詞大發雷霆，要求將兩萬冊書銷毀」（《演出她的奧威爾孀婦一幕》，見1998年6月27日《每日電訊報》）。
1968年春天，我從所在的大學獲得一份資金去奧威爾檔案庫進行研究。我事先寫信給圖書館館長詢問是否可以閱讀未發表的書信和手稿並及時得到了他的允許。但當我那年夏天到達並書面立據說我並非在寫一部傳記時，卻被冷冷地告知未發表的資料不開放，我只能閱讀已發表過的（我已經讀過）。我試圖喚起他們的英國式公平感，卻被告知只有索妮亞·奧威爾才能授權我接觸那些資料，而她永遠不會那樣做。
關於我對幾本傳記的評論，參見《現代小說評論》第19卷（1973年夏）第203頁，《弗吉尼亞季刊評論》第58卷（1982年春）第353—359頁和1991年10月21日《波士頓環球報》A—16版。——原注
[6] 邁克爾·佩皮亞特（Michael Peppiatt），《弗朗西斯·培根：解開一個謎》（紐約，1996），第203頁；對邁克爾·梅耶的採訪；1998年9月16日在加利福尼亞希爾斯堡對彼得·斯坦斯奇的採訪；對簡妮塔·帕拉德的採訪。——原注
[7] 普蘭特，《難以對付的女人》，第97頁；斯蒂芬·斯彭德所言，見沃德姆斯《懷念奧威爾》第211頁。——原注
[8] 伯納德·克裡克，信件，《泰晤士報文學增刊》，1991年11月1日，第15版；安妮·鄧恩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瑪格麗特·德拉布爾，《安格斯·威爾遜傳》（1993年初版；倫敦，1996），第533、605頁；對理查德·布萊爾、西莉婭·佩吉·古德曼、娜塔莎·斯彭德和簡妮塔·帕拉德的採訪。——原注
[9] 伊塔洛·斯維沃（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說家，著有《塞諾的意識》《一生》等；羅伯特·穆齊爾（Musil，1880—1952），奧地利小說家，著有《沒有個性的人》《五個女人》等；安德烈·施瓦茨—巴特（1928—），法國小說家，著有《最後的正義者》《一個名叫孤獨的女人》等；科萊特（Colette，1873—1954），法國女小說家，著有《流浪的女人》《琪琪》等；三島由紀夫（Mishima，1925—1970），日本作家，著有《金閣寺》《潮騷》等，1970年煽動軍隊組織武裝政變失敗，切腹自殺。
[10] 波蘭南部的一個城市。
[11] 奧山康治，《奧威爾：適於每個時代的人》（Orwell：The Man for All Times，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社，1999），第9、10頁；蒂莫西·加什·艾頓，《檔案》（紐約，1997），第20頁；參看威廉·布萊爾《奧威爾與波蘭團結工會運動》——刊登於1996年1月號《波蘭—美國雜誌》第13頁）及彼得·斯坦斯奇《奧威爾年》——見《1984年文學傳記年鑒》（吉恩·羅斯編，底特律吉爾版，1985）第52—62頁；戴維·雷姆內克（David Remnick），《列寧墓》（Lenin's Tomb，紐約，1993），第122頁。——原注
[12] 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成立於1958年，是一個保守反共的極右組織，約翰·伯奇（1918—1945）是美軍傳教人員，也是情報人員，1945年死於中國蘇州附近。
奧威爾——他與塞尚（1877年）為其資助人維克托·肖所畫的一幅肖像一樣，長著同樣豎起的頭髮，臉長而且蒼白，鼻子突出，眼神憂鬱，神情悲哀——除啟發別人寫出過一些諷刺作品和劇本外，也啟發過別人製作雕像和繪畫。在漢普斯特德區旁德街和南端街街角（他於1934—1935年在那裡的書店工作過）有一個銘牌，上面有他的一個粗糙的浮雕頭像。理查德·裡斯畫過他在巴恩希爾的臥室，沃伯格的妻子帕梅拉·德巴尤1940年夏為他畫過一張逼真的炭筆肖像畫。《喬治·奧威爾的世界》第159頁對頁有一張那個銘牌的照片；德巴尤的繪畫出現在沃伯格的《所有作家一律平等》第36頁對頁。在英國廣播公司電視台的喜劇連續劇《福梯塔》中關於廚房的一幕中，曾提到奧威爾在《巴黎倫敦落魄記》關於法國豪華餐館裡如何加工食物的令人噁心的描述。《私眼》（Private Eye）雜誌上的「虛偽者之角」專欄直接發展自奧威爾在《政治和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1946）中所舉的矯揉做作使用術語的例子；關於他，至少出現過3部劇本：羅伯特·霍曼（Robert Holman）的《鯨外》（Outside the Whale，1976）寫的是他當教師的那幾年，斯蒂文·洛（Steven Lowe）的《神聖的閒話》（Divine Gossip，1988）寫的是他在巴黎過的那段貧窮生活，邁克爾·麥克沃伊（Michael McEvoy）的《歐洲最後一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1998）——此為《一九八四》的原名——寫的是他在克蘭漢姆療養院的那段生活。——原注
[13] 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殘酷的和平》（The Cruel Peace，倫敦，1991），103—104；阿博特·格利森（Abbot Gleason），《極權主義：冷戰內史》（Totalitarianism：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紐約，1995），第84頁，此兩處都在約翰·紐辛格（John Newsinger）的《奧威爾的政治觀》（Orwell's Politics，倫敦，1999）122頁上得到引用；朱利葉斯·愛潑斯坦、菲利浦·愛潑斯坦和霍華德·科克，《卡薩布蘭卡》（理查德·阿諾貝爾，紐約，1974），第77頁。
[14] 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國詩人，著有《少年的意志》《林間空地》等。
[15] 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國女詩人、作家，著有《愛麗爾》《鍾形罩》等。
[16] 達納·喬伊阿（Dana Gioia，1950—），美國詩人、評論家，著有《冬天眾神》《中午的審問》等。
[17] 羅伯特·弗洛斯特，《詩集》（愛德華·康納利·萊塞姆編輯，紐約，1975），第460頁；西爾維婭·普拉斯，《詩全集》（特德·休斯編，紐約，1981），第223頁（也可參見第29、118、197頁）；達納·喬伊阿，《冬天眾神》（The Gods of Winter，聖保羅格裡沃夫版，1991），第29頁。
斯蒂維·史密斯和安東尼·鮑威爾都以奧威爾為原型塑造過人物；奧威爾的作品啟發了一些書名、影射作品、後殖民地和未來派小說、虛構傳記及歷史作品等。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dford）的《冷天裡的愛情》（Love in a Cold Climate，1949）書名來自《保持葉蘭繁茂》（4.115），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k）的《那本書與兄弟會》（The Book and the Brotherhood，1987）影射了《一九八四》中戈斯坦因的書和老大哥。索爾·貝婁在《塞姆斯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1970年初版，紐約富塞特1971年版）第42頁提到了奧威爾的評論，即英國的激進者能暢所欲言是因為他們「全在英國海軍的保護之下」。在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的《一個好人在非洲》（A Good Man in Africa，1981）中，奧威爾式主人公摩根·利非是奧威爾的《緬甸歲月》中約翰·弗洛裡的一個喜劇化翻版。摩根·利非體重超標、酗酒、鬱鬱寡歡，他在一個悶熱潮濕、缺乏人情和勢利的後殖民地社會中追求一個姑娘。
吉奧吉·達洛斯（Gyorgy Dalos）的《1985：歷史報告》（1985：A Hitorical Report，1982）也延續了《一九八四》這種作品類型。對奧威爾的文論極為欣賞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ret Artwood）承認「《動物莊園》對《一個待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1985）極為重要」（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98年10月27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她的這部小說以全球性僵化不前及影響在各方面都已程式化的情形為基礎，描寫了一個腐敗和閉關自守的極權主義國家。戴維·考特（David Caute）就共產主義寫過幾本重要的書，在他的《奧威爾醫生和布萊爾先生》（Dr. Orwell and Mr. Blair，1994）中，對奧威爾如何寫出《動物農場》進行了一番虛構。
奧威爾的作品也可能被誤用。克勞德·西蒙（Claude Simon）的《喬吉剋夫婦》（The Georgics，1981）——該書名間接用了奧威爾的名字——在其中他企圖將《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中的戰鬥描寫用於他的書中。西蒙重寫了奧威爾的文本，而未直接引用，而且不加分析和領悟地把大段材料進行改寫，他一方面批評奧威爾表現真實的企圖，另一方面令其寫作主題既做作又令人厭煩。——原注
[18] 布萊克·莫裡森，《「文學運動」：20世紀50年代英國詩歌與虛構作品》（The Movements：English Poetry and Fiction of the 1950s，1980年初版，倫敦，1986年），第94—95頁；湯姆·岡恩1998年10月19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19] 羅伯特·康奎斯特，《新詩行》（倫敦，1956）前言，第15頁；羅伯特·康奎斯特，《喬治·奧威爾》，《愛之歌劇中的詠歎調》（Arias From a Love Opera，倫敦，1968），第32頁。——原注
[20] 英格蘭東部的一個小海港。
[21] 金斯利·艾米斯，《社會主義與知識分子》（倫敦，1957），第8頁；金斯利·艾米斯，《通往第一空域之路》（Road to Airstrip One），《觀眾》雜誌，197期（1956年8月31日），第292頁；《全集》，18.319—320；約翰·奧斯本和安東尼·克賴頓（Antoney Creighton），《喬治·狄龍的墓誌銘》（紐約，1958），第87頁。——原注
[22] 艾倫·西裡托1998年10月1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戴維·洛奇1998年10月11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原注
[23] 安東尼·伯吉斯，《馬來亞三部曲》（1956—1959年初版；倫敦潘恩，1964），第247頁；湯姆·斯托帕德1998年12月14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我關於布拉德伯雷、伯吉斯和斯托帕德的討論是基於瓦萊麗·邁耶斯的《喬治·奧威爾》（倫敦，1991）第143—145頁。——原注
[24] 湯姆·沃爾夫（Tom Wolfe，1931—），美國作家，新新聞主義寫作風格的代表，著有《貨色對頭》《名利場大火》等。
[25] 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1912—1989），美國作家，著有《團伙》《吃人肉者與傳教士》等；諾曼·米勒（Norman Miller，1923—），美國作家，著有《裸者和死者》《美國夢》《劊子手之歌》等；杜魯曼·卡波蒂（Truman Capote，1924—1985），美國作家、劇作家，著有《冷血》《草豎琴》等；瓊·迪迪昂（Joan Didion，1934—），美國作家、記者，著有《民主》《邁阿密》等；喬治·普林布頓（George Plimpton，1927—2003），美國作家、評論家、名編輯，著有《焰火》《杜魯曼·卡波蒂》等。
[26] 湯姆·沃爾夫，《新新聞主義》（The New Jourlalism，紐約，1973），第45頁；諾曼·米勒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諾曼·米勒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劇場電視台節目《奧威爾在1984》。——原注
[27] 保羅·泰魯（Paul Theroux，1941—），美國小說家、遊記作家，著有《大洋洲的逍遙列島》《九龍》等。
[28] 保羅·泰魯1998年10月1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巴哈拉蒂·穆克哈吉與羅伯特·鮑耶斯，《與V.S.奈保爾一席談》，《雜錄》雜誌（Salmugundi），第54期（1981年秋），第11頁；安格斯·威爾遜所言，見奧威爾檔案庫所藏英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通往左派之路》。——原注
[29] 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1919—2013），英國小說家，著有《暴力的孩子們》《金色筆記》等。
[30] 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1931—），英國小說家，著有《辛格公司》《巴拿馬裁縫》等。
[31] 多麗絲·萊辛1998年10月1日致傑弗裡·邁耶斯的信；約翰·勒卡雷1998年9月27日致傑弗斯·邁耶斯的信；托馬斯·卡萊爾，《英雄與英雄崇拜》（1841年初版；倫敦人人版，1959），第411頁。——原注